关键词：强制执行；公证管辖；金融机构；债权文书
中图分类号：F61
文献标识码：A
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或者以其他形式运作资金时，对项目所涉债权文书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情形越来越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据此，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权人可以向公证机关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并据该《执行证书》跳过漫长的案件审理程序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实践中，各地法院对强制执行公证的态度不尽相同。然而，作为我国法制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债权人在严格按照相关法律办理强制执行公证事宜的前提下，可以尽量减少《执行证书》被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情况发生。本文就强制执行公证制度中的一些法律及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
1关于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范围及要件
1.1强制执行公证的核心是公证机关赋予具有给付内容的债权类文书强制执行的效力
关于可以进行强制执行公证的债权文书范围，我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中对于债权文书的范围进行了列举式界定，主要包括：一是借款合同、借用合同、无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赊欠货物的债权文书；二是各种借据、欠单；还款（物）协议；以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学费、赔（补）偿金为内容的协议；符合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条件的其他债权文书。
目前，金融机构绝大部分业务所涉债权文书均在上述规定范围之内，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可约定由债务人承担公证费用）可以做强制执行公证。如果项目进行之初未做强制执行公证，在项目进行中出现需要重新订立还款协议、需要债务人重新开具欠单等新的或者补充性的具有给付内容的文书时，依然可以进行此操作，以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2强制执行公证的债权文书中要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中对于债权文书的要件有比较明确的要求：第一，债权文书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第三，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如果关于强制执行公证的指导性文件对于债权文书有明确的要件要求，那么在实践中，不符合该要件的债权文书，比如债权文书中没有明确条款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可能会导致公证机构无法正常出具《执行文书》，或者即使公证机构出具了《执行证书》，法院在受理强制执行申请审查时（也可能债务人基于此提出异议）也可能会因此裁定不予强制执行。
综上所述，金融机构根据需要对债权文书进行强制执行公证的，应当在债权文书中增加条款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
1.3强制执行公证的债权文书应当包括担保类协议
关于主债权文书（主合同）是否在强制执行债权文书范围内比较容易界定。然而，对主债权进行担保的保证合同（限定于连带责任保证）、质押合同以及抵押能否直接进行强制执行公证在法学理论研究领域有不同看法。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倾向于将保证类合同纳入强制执行公证范围，如《江苏省公证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主债权文书给付义务上设有抵押、质押或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并经公证的，适用强制执行公证制度。如此操作不但方便全方位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也符合《合同法》、《担保法》等立法精神。
尽管如此，金融机构在业务操作中也应当严格按照对债权文书的要求严格规范担保类协议，并且尽量在法律方面设计周严，减小在运用强制执行公证制度时产生的风险。首先，我国《担保法》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据此，在制作担保合同（保证合同需为连带责任保证）时，可以在合同中增加特殊约定条款“非因甲方（债权方）原因导致主债权合同无效的，本担保合同继续有效，担保人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以此来增加担保合同时独立性，明确担保人为附条件的义务履行人。其次.在所有担保协议中增加条款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担保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最后，从合同的连贯性及严密性来看，可以在主债权协议（如债务重组协议）中增加担保方作为一方合同当事人，将担保情况明确在主债权协议中，并由担保方签字盖章。
2关于强制执行公证被法院裁定不予执行
2.1目前强制执行公证并未在法院范围内得到广泛支持，出现裁定不予执行的情况不在少数
对于债权人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当事人一旦选择强制执行公证，便失去先诉权，而只能进行强制执行申请，被执行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时方可进行诉讼。对于人民法院而言，强制执行公证剥夺了其对这部分案件审判的权力，减少了诉讼费用的收取。并且，法院有权决定是否依照《执行证书》进行强制执行，我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以及《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均规定，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将裁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和公证机关。
2.2债权文书内容及公证程序是否合法有效是法院确定公证债权文书是否“确有错误”的关键
法律对于何为“公证文书确有错误”并没有给出具体规定或解释，导致法院可以扩大化解释“公证文书确有错误”，从而对强制执行公证裁定不予强制执行。除此之外，有的法院对于强制执行公证的程序错误，比如不符合办理公证程序、公证机关在出具《强制执行证书》时没有告知债务人相关权利义务的，均作为做出不予执行裁定的理由。因此本文认为，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情况有：一是公证债权文书中的债权为非法债权.如借款合同中关于利息的约定超过法定上限等；二是公证债权文书不符合前文所述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债权文书的范围，如给付内容、给付期限不明确等；三是债权文书中未明确载明债务人（连带责任保证人及抵押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四是公证程序存在严重违法的情况。
基于此，除了按照强制执行公证制度相关规定来设计债权文书及关注程序外，金融机构在选择公证机关做强制执行公证后，应当在公证机关的协助下与未来执行法院进行充分沟通，主动向执行法院介绍债权文书的合法性及合理性，最大程度地争取执行法院的支持。
3关于公证管辖及强制执行公证的司法管辖
3.1应当选择适当的公证机构对债权文书进行强制执行申请公证
我国《公证法》第二十五条及《公证程序规则》第十三条均明确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办理公证.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公证机构的执业区域，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该公证机构设立或者变更审批时予以核定。
在选择公证机构时，不能只考虑公证费用，更要考虑公证管辖的问题。一般而言，同一地区的公证处与法院具有一定的协同性。考虑到公证处出具的《执行证书》被法院认可的程度，在选择公证处时，可以在申请人（债权人、债务人均可）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涉及到不动产的为不动产所在地）中选择与将来可能有执行管辖权的法院交流沟通较多、协同性良好的公证处。
3.2强制执行公证的管辖法院为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
债权文书中可以约定诉讼管辖，但该管辖为案件产生纠纷时审判阶段的管辖，并不一定是强制执行公证中的执行管辖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条规定“仲裁机构做出的国内仲裁裁决、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因此，债权人依据《执行证书》申请强制执行时，只能在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法院执行。
金融机构债权文书中一般将诉讼管辖约定在所在地法院，这一约定符合法律关于约定管辖的规定。在执行管辖的法院裁定不予执行、需要通过审判解决债权债务纠纷时，债权文书中的管辖约定依然有效，可以按照约定向金融机构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讼。司法实践中，执行法院可能会为争取自身利益（如争取诉讼费等）要求申请人在其法院提讼。此种情况下，债权人可以考虑是否在执行法院提讼请求，如果债权人认为可能在案件审理时无法与执行法院进行良好沟通而能够与债权文书中约定的管辖法院进行更有效沟通时，可以先期与执行法院保持良好交流，拿到不予执行裁定后，向债权文书中约定的管辖法院提讼。4最高人民法院对强制执行公证的态度
4.1最高人民法院对强制执行制度在个案中持支持态度
关于执行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标准从法律及法规层面上尚未细化，最高人民法院也未就此做出指导性的司法解释。然而，最高人民法院（2011）执复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对于强制执行制度从个案裁定的方式给予了支持。案例概况为：重庆市国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重庆市商业银行和平路支行对重庆德艺地产公司不良债权，并由重庆恒通房地产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债权文书中明确规定若重庆德艺房地产公司未能按期偿还本息，重庆恒通房地产公司无条件接受人民法院对其抵押物的强制执行。重庆市渝中公证处出具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力的公证。重庆市国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因德艺房地产公司未能按期偿还本息而申请公证机关出具《执行证书》，并据此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期间，被申请执行人因债权文书内容中利息过高，及其系被“诱迫”签订等提出异议，最终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德艺房地产公司的异议。
4.2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裁定等对下级人民法院具有实质性指导作用
上述案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例的裁定，在金融机构具体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案件中可以作为资料提供给执行法院，从而引导执行法院支持强制执行公证制度。
5关于使用强制执行公证制度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300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通知该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第61条又进一步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这些规定为执行第三人的到期债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也确立我国代位执行制度。
在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那么对于被执行人在第三人处的到期债权，可否执行，从民法理论上，债权属于财产权的一种，它具有可转让性和可代位清偿性，因而可作为执行标的。上述法律规定，对债权的执行方法，是基于债权的代位清偿的特点而采取的措施，要求执行中只转让被执行人收取债权的权利，而并不将债权本身转让。到期债权执行，不需要经过诉讼阶段法律文书的确认，而是在执行程序中行使代位执行。
代位执行是指在执行程序中，在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时，人民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对该第三人的财产予以执行，以实现债权的行为。代位执行的行使，它旨在通过扩大被执行主体的范围，使被执行人的可供执行财产范围扩大，也就是说增加申请执行人受偿的机会。代位执行权的行使，省去了许多诉讼环节，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同时也提高了申请执行人实现债权的效率，因而代位执行受到当事人的欢迎，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适用。
根据《意见》及《规定》代位执行权的行使要符合若干条件：
一、在执行程序中才能行使代位执行。这是代位执行适用的前提，在债权人没有以申请执行人身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程序之前，不能就第三人的到期债权提出代位执行申请。
二、被执行人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到期债务。这里指的不能清偿的债务，既包括全部不能清偿的债务，也包括部分不能清偿的债务，而不能片面理解全部债务或部分债务，否则就会导致错误执行，不能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到应有的实现。
三、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被执行人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也就是非本案当事人有到期享有的债权，这种债权是已到期的，而不是未到期或将要到期的，是否到期则应依照相关法律和证据认定，而这种审查和认定法院不主动行使，而是取决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和案外第三人的意志。当事人在执行阶段可随时行使代位执行权。
四、行使代位执行权的主体只能是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代位执行权的行使是基于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而不是由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否则法院就会剥夺申请执行人代位执行权的处分权。以被执行人来说，由于案外第三人拖欠其债务到期不能偿还，使其应对申请执行人履行的债务不能清偿或不能全部清偿，对此被执行人主动行使代位执行权，使其到期债权得到尽快实现，不但履行了对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也节省诉讼费用，其合法权益也得到保障。
五、第三人在接到履行通知后不表示异议或在规定的异议期限内不答复，法院则视为案外第三人与被执行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可裁定对其强制执行。对于第三人在规定的异议期限内提出异议的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第三人提出自己无履行能力或其与申请执行人无直接法律关系，则不属异议范围，对债务部分承认、部分异议的，可以对其承认的部分强制执行；另一种是第三人提出异议内容涉及与被执行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有效及债权数额的多少，这些则属于实体法的内容，需要通过诉讼程序，确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执行阶段法院不宜进行审查。
六、代位执行权的行使以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为限。在执行程序中法院的执行是为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也就是申请执行人应实现的债权，只要足够实现申请执行的债权，代位执行权就应停止。要防止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利用行使代位执行权实现自己的债权，借用法院执行，超越债权范围进行讨债。
适用代位执行，在实践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代位执行的客体不是有体物，也不是行为，而是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债务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即包括金钱债权也包括非金钱债权，即物的交付请求权。本文探讨的是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即金钱债权的情形。
二、代位执行第三人到期债权，不是被执行人的变更或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是以新的当事人承担原来被执行人的权利义务，原被执行人已不存在，不再是被执行人主体。追加被执行人是被追加的被执行人与原被执行人共同履行义务，但代位执行第三人到期债权，第三人并不与被执行人共同履行义务，而是单独以其所负债务作为清偿，第三人与申请执行人之间没有直接权利义务关系，它不是被执行人追加或变更的结果，而是申请执行人行使代位权的结果。
三、代位执行的法律依据，应以生效法律文书为依据，可作为代位执行依据的包括如下生效法律文书：（1）民事判决书、调解书；（2）具有财产执行内容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3）支付令；（4）仲裁裁决书和调解书；（5）具有给付内容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6）我国承认或同意的外国仲裁裁决书。
四、应当充分保障第三人异议的行使。这是任何被执行人主体在未经审判程序确认之前，都应当享有充分、有效的抗辩机会，否则就会导致执行上缺乏正确性。只有在保障第三人权益与维护生效法律文书严肃性的必要性之间权衡之后，才能确认判决效力的扩张性，避免第三人受不当扩张的侵害，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在决定对第三人强制执行之前，需给予第三人抗辩的权利和时间。对第三人异议的审查应采取形式审查，首先异议是否在指定期限内提出，超过指定期限应当视为无效。其次异议是否针对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而提出。而针对履行能力、履行方式、履行期限等方面提出应视为异议不成立。如果要求第三人就其异议提供相关事实证据，就把异议审查变成了实体审查，从而取代了审判职能，是与执行职责相悖。
五、对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应从两个方面理解。首先是从执行财产上，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或虽有偿付能力但因某种原因没有偿付条件，这包括全部不能偿付或部分不能偿付，也包括被执行人逃避债务下落不明。其次从执行程序上，在执行中被执行人的不能清偿，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中止条件，才能对第三人进行代位执行。
关键词: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法律适用
一、强制执行的执行依据
从收到的20位执行法官对该问题的调查问卷中笔者调查发现，实务中对于执行依据是公证债权文书还是执行证书存在不同的认识，认为执行依据是公证债权文书与认为执行依据是执行证书的执行法官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分别占35%和30%，还有35%的执行法官认为这类案件的执行依据应当是二者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持执行证书观点的人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联合通知》）第七条规定，债权人须凭原公证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才能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而实践中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仅规定了债务成立时的数额和履行期限等内容，无法确定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的债务情况，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难以依据；而公证机构通过审查债权人的申请，以签发执行证书的形式明确了执行标的，人民法院才有据执行。可见，执行依据只能是执行证书。
持公证债权文书观点的人认为，虽然《联合通知》提出“执行证书”在明确当事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履行合同事实和作为一种类似于一些国家或者地区的执行命令一样，作为对人民法院可以对该债权文书有权强制执行的
命令等方面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执行证书的地位与公证债权文书是永远不能相比的。因为一是从现行规定上看，《联合通知》本身并没有明确执行证书可以作为执行依据或者可以作为执行依据的一部分；而依据民诉法和公证法，执行应当依据的是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二是从法理上看，强制执行效力是源于公证债权文书本身，执行证书是依据公证债权文书产生的，并且在实践中要求公证机构在签发执行证书征求债务人意见不太可能，大多数执行证书是公证机关依债权人单方申请签发的，这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证文书。因此执行证书不能作为执行依据。
持二者兼备观点的人认为，《联合通知》属于有权解释，其第一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均明确了向法院申请执行的依据是原公证书及执行证书；另外，从立法本意来看，依公证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的执行实际是一种未经过诉讼程序的非诉执行，其严格程度低于仲裁裁决，作为法院要用国家强制力来强制债务人履行债务，是需要满足很多条件的。因此，公证书在申请执行前必须办理执行证书，以此进一步来征求债务人的意见，也就是将执行证书作为公证债权文书的必要补充是有道理的。
笔者认为公证书的强制执行效力并不完全等同与司法裁判文书，司法裁判文书所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现实的，非预置性的，当事人应即刻执行;而公证书的强制执行效力通常是预置的，仅具备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是不能直接进入司法执行程序的[1]。这种预置性通常表现为当事人在债权文书中往往协商了一个履行期限，只有在履行期限届满，且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的前提下，债权人才有权申请进入司法执行程序。这就必然要设计出一个配套程序——公证执行证书程序，将公证书执行上的预置性转化为执行上的现实性，同时也是公证机关对债务履行上权利义务确认的新的认知过程。因此笔者赞成“二者兼备”的观点。
二、强制执行效力与诉权的冲突
对于这个问题，虽然最高法院有案例[2]肯定了就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不排斥当事人另行诉讼，但是在实务和理论界，仍然存在多种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就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应当排斥当事人另行诉讼。其主要理由是如果不排斥诉讼，就可能在同一个案件中同时出现两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即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和公证机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法院在选择执行依据上就会出现矛盾[3]。
第二种观点认为就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只能排斥债权人另行诉讼，对于债务人，则可以有权选择另行诉讼。理由在于执行证书可能是公证机关单方面听取债权人意见后作出的，从诉讼的平等角度出发，应该为债务人提供一个救济的途径，至于债务人是在执行过程中进行救济，还是另外通过诉讼救济，是债务人自行选择的权利。
第三种观点是就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只排斥债务人另行诉讼，不排斥债权人另行诉讼。其理由在于如果债务人有权任意选择，债务人一般均会在公证后又选择诉讼，导致公证债权文书这一制度失去意义；同时还可能出现对于同一个债权债务关系，在一个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审理，而在另一个法院已依公证文书强制执行的情况；另外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效力的来源是当事人双方对诉权的放弃，债权人在主张诉权时，并没有损害债务人本身的利益，一般而言，另行诉讼也只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之。因此，从保护债权的角度，在相关法律没有类似仲裁法规定排斥诉讼的前提下，应允许债权人选择另行诉讼救济或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时，还提出如果赋予当事人有选择权，不排除债权人在选择了执行却未能实现或完全实现债权的情况下再选择另行起诉的情况，也不排除债权人选择了诉讼，对诉讼结果不满意，转而再选择对公证债权文书申请强制执行进行救济的情况。因此应当防止滥用权利，为债权人选择另行诉讼设置必要的条件。
第四观点赞同最高法院判决的观点，认为不能排除当事人任何一方的诉权，理由是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在理论上是虽具有强制执行力，但不具有既判力。只要当事人提起诉讼，就不能再依据公证债权文书向法院申请执行，反之亦然。
笔者认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形成过程，体现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契约，即债权人申请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而债务人自愿接受强制执行[4]。从诉讼契约的理论出发，债权人和债务人可以通过约定，放弃诉讼的权利。另外，从《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诉权属于一项诉讼权利，当事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自由处分。人民法院应当以债权人和债务人对自己诉权的处分予以尊重，并不得随意允许当事人反悔。因此笔者赞同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效力排斥诉权的观点。
三、强制执行的条件和范围
《联合通知》第二条规定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但在实践中，公证机构利用法律对赋予强制执行的公证债权文书范围的兜底规定，超范围受理了大量案件。在被调查的68件案件中，债权文书为借款合同的有57件，占调查案件数量的83.8%。在这57件借款合同案件中，有54件设定有担保，其中有36件直接由借款人以所借款项购买的车辆或房产设定抵押担保，其余18件是由出借人和借款人以外的第三方提供的担保。本次调研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公证机构受理此类案件的条件和范围：
1.关于双务合同能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问题。笔者认为双务合同法律关系很复杂，债权债务关系不易确定[5]，债务人往往享有多种履行抗辩权，若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就会与《民事诉讼法》、《公证法》和《联合通知》等法律规定的公证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条件相违背，因此如果债务人在债权人申请执行的过程中提出对方当事人未履行在先的义务，并要求履行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债权债务关系不明确”裁定不予执行。但是笔者同时认为，对于双务合同中具有单向给付性质的债权，只要能够与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相分离，是可以通过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如一些“二次协议”（还款协议，归还赊欠货物协议）。
2.关于有担保合同能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担保不具有直接给付物品、货币或有价证券的性质，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债权，不满足赋予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条件；并且担保合同，如一般责任保证，保证人还享有先诉抗辩权，直接进入执行程序，就存在一定障碍。因此主张设置担保的合同属于“不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以公证形式直接赋予担保合同强制执行力[6]。另一种观点则从保护债权的角度，认为很多公证机构往往将主、从合同一并写入公证债权文书，一并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另外在实践中，担保人对强制执行效力的异议不大，另行诉讼又会给债权人带来新的负担，因此从法律效果上主张同时赋予主从合同强制执行效力。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3.关于合同的违约责任能否与债权一并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的问题。在被调查的68件案件中，有47件案件，占被调查案件的69.12%的执行证书将违约金、利息、滞纳金列入了执行标的的范围，另外100%的执行证书将律师费、实现债权的费用列入了执行标的，均未明确其数额。这给执行带来很多的麻烦，也是债务人异议最多的。笔者认为对合同的违约责任可以与债权一并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违约责任具有从属性，若违约责任不能赋予强制执行效力，那么就可能出现就违约责任部分另行诉讼的情况，增加当事人的讼累。笔者同时认为公证机构在制作执行证书时，应当将违约责任的金额予以明确，从而为法院的执行提供直接的依据。
四、申请执行期限的起算点
在被调查的68件案件的执行证书中，仅有2件案件注明了申请执行的期限，但就是这2件案件也没有注明该期限的起算日。《司法部关于如何适用<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批复》（司复[2005]18号2005年10月14日）规定了申请执行证书的期限以及期限起算的时间，但对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执行的起算时间仍然没有确定。在实务中，对如何确定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期限的起算点，争议较大。
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从公证债权文书确认的实际履行期满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同时将当事人向公证机构申请执行证书视为申请执行期限的中断事由。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当从申请人取得执行证书的时间起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从保护债权人角度，应当对公证机构办理公证事务的期限进行合理限制，并给予债权人在取得执行证书后一定期限向法院申请执行，以保证债权人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向法院申请司法救济。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
总之，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是多渠道解决争议的方式之一，值得提倡，但是该制度同时涉及对审判权的部分限制，公证权不能无限制扩张，因此在处理这类案件的执行问题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目前公证制度理论和诉讼构建模式，并力求两者在不冲突状态下的磨合，使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制度充分得到司法执行力的保障。[7]
注释:
[1]周策：《解析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载/sflt-11.htm，2006年5月10日访问。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网/study/civil/200303050027.htm，2006年5月10日访问。
[3]董少谋：《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具有排斥另行诉讼的法定效果》，载/lw/lw_view.asp?no=1067，2006年5月1日访问。
[4]张文章主编《公证制度新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9页。
[5]蒋惠岭：《〈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的理解与适用》，载《强制执行指导与参考》，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