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历史形态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
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过程中对社会历史形态有过多种理论描述，但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划分方法有如下两种：一是通常所讲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第一阶段)。二是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即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第一种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社会分工不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在人的存在方式上，第一种社会形态表现为人是共同体的附属物，即“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的部分”(p.)。在共同体的连接方式上，表现为人的相互依赖。在社会的形式上，第一种社会形态包含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就是自然经济社会，也就是前资本主义社会。
第二种社会形态即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这一阶段的特征，首先，表现为高度发达的分工和交换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条件。其次，表现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因此，人的表面上的独立性是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之上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就是商品经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其典型形式。
第三种社会形态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产品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的物化现象将不复存在，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以人的发展程度为尺度的三形态论是以经济形式为基础，并由经济形式所决定的。以生产力和人的分工交往为尺度的五大经济形态论和以人的发展程度为尺度的三大社会形态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区别只是分析社会发展的视角或者说标准不同，三形态论是从人的视角即“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p.)的视角，五形态论从社会的视角即“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p.)的视角；三形态论以人的自由发展度为标准，五形态论则是用生产关系的标准，从本质上来讲两者是完全一致和统一的。“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据。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社会的发展，一是客体角度，即从人类物质生产的双重关系入手，考察物质生产同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揭示社会关系体系即社会演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一是从主体的角度，考察社会的不同发展状态对人类发展的意义。这两个方面在马克思那里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p.)这种统一性是建立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是以生产力作为根本尺度的。实际上，生产力的标准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其他几种划分的一致性的根本尺度。
二、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形态
人类政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岁月的艰难探索。人类的童年，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处于蒙昧和野蛮状态。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特别是生产工具的改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逐渐产生了社会分工和剩余产品，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正是由于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使“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生产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p.)可见，国家产生的最初原因是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直接原因是阶级的产生和阶级斗争的出现，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组织。另一方面，国家的产生又是社会职能分化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独立化的结果。“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同样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p.-)因此，国家也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进行社会公共管理的政治组织，这是从原始社会继承下来的。如果说阶级统治是国家特有的本质，那么维护公共利益并进行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包括国家产生前的原始社会和国家形成后的社会的共同本质。(p.)因为“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偏远的地区，这种公共权利可能极其微小，几乎若有若无的”，但它确已存在，而且在国家产生以后，“这种公共权利在每个国家里都有存在”。(p.)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p.)，国家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开端。因此，原始社会人类还处于蒙昧和野蛮状态，政治文明无从谈起，更谈不上政治文明的形态，原始社会的末期奴隶制国家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形态的起点。
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形态的划分理论，从社会客体的向度来划分，可以将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划分为奴隶制社会的政治文明、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这也是目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一种划分方法。若从主体人的发展的向度来划分，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可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人类在改造社会的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积极的政治成果和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进步状态，政治文明体现的是社会中人的文明的、科学的、合理的组织和交换方式。政治文明更多地是从主体人的角度来反映社会进步程度的，因此，政治文明历史发展的三形态论比五形态论更能体现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加符合政治文明的内在精神。
人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政治文明演进的第一种形态，它诞生的标志就是国家的产生。虽然国家给人类带来的并非都是福音，国家权力的私有化和权力的滥用给人类带来了残酷的剥削、压迫、战争、腐败、不公平等不文明现象，但是与原始氏族社会组织相比，国家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产物，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因而国家产生是政治文明诞生的标志。然而，以原始氏族的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中产生出来的国家还是一种处于低级阶段的国家，虽然摆脱了血缘关系的束缚，但仍留下了深深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对社会共同体依赖的痕迹，表现为人的依附关系。君权神授、等级观念是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政治理念，君主制制度是该阶段最典型的政治制度，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权力控制
和奴役、剥夺是该阶段主流的政治行为。可见，人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的阶段是轻视人、奴役人，使人具有依附性的阶段。绝大多数人在这里没有被视为人，“哪些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就像繁殖出来的奴隶或马匹一样，完全成了他们主人的附属品。世袭主人就是这个社会的一切。这个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它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它本身所感触到的那个样子。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他们所知道的那个样子，他们骑在那些只知道做主人的‘忠臣良民，并随时准备效劳’而不知道别的使命的政治动物的脖子上。”(p.)这就是第一阶段政治文明状况的生动写照。绝大部分人没有人的独立性或者根本就不被当作人，完全成了主人的附属物。人类政治文明的第一种形态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以上描述的只是总体特征，事实上政治文明的第一形态其内涵及其表现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从历时态来看，经历了从奴隶社会的政治文明到封建社会政治文明的飞跃，虽然同属一种形态，但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与奴隶社会的政治文明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共时态来看，同一形态的同一时段，不同的民族、国家或地区由于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尤其是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差异，政治文明的形式也表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古希腊雅典的城邦民主制与其他地区相比表现出鲜明特色，堪称奴隶制政治文明的一朵奇葩。中国封建社会高度的专制集权制与欧洲的封建领主制又有着显著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明的文官制度则以其独特的体系成为现代文官制度的开山鼻祖。
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演进的第二种形态。经过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人的依赖关系社会的漫长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自然分工为社会分工所代替，自然经济逐步发展为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使生产的每一个要素从属于交换，“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p.)。商品经济的巨大力量进一步推进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从根本上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深化，扩大了人们交往的范围，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人的需要、意志、价值取向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p.)。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是经济基础的变化的必然要求。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人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为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所取代。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以资产阶级的政治文明为典型形式。资产阶级的政治文明高举“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大旗，以“人民主权论”、“三权分立学说”和“代议制理论”为其基本的政治理念体系，建立了以政党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制度、现代法制制度、权力制衡监督制度等等为主题的一整套政治制度框架。从人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过渡到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开启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大门。一方面，物的依赖关系从政治上消灭了封建等级制度，从法律上废除了人的依赖关系，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而使广大人民群众从以往的自然依附和人力依附中解放出来，成为市场行为的平等独立的主体，获得了主体人权的独立性。市场经济社会普遍的物质交换和人的多方面需求以及“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p.)，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政治文明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物的依赖关系政治文明所规定的人的独立性是有前提的，社会多方面的需求是以个人的片面的需求为前提，全面的社会关系以个人片面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人全面而深刻地遭受资本的奴役，遭受社会关系“物役性”的种种压迫。这种独立性只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独立性，在资本的统治下，“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p.)。人的选择能力还有待于提高，选择的空间还有待于拓展。在物的依赖关系政治文明所规定的平等也是形式上的，法律规定公民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文化发展”(p.)。因此，公民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完全取决于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经济上实质的不平等，虚幻地表现了平等。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不过“每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p.)。资产阶级的政治文明在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确实代表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和愿望，但资产阶级政治文明只是用物的依赖关系代替了人的依赖关系，和人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是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和专政，在本质上是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的第三种历史形态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政治文明。这一阶段，人们摆脱了物的依赖性，真正获得了人的独立性，逐步形成“自由人的联体”，实现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到那时，“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p.-)这是人类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社会。
三、现实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方位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方位取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向世界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p.)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p.)这个转变时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过渡形态。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而且明确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方位。作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取向，在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形态上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历史继承性，在本质上具有共产主义价值取向新的内在规定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物的依赖关系的政治文明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政治文明过渡的历史形态，是对物的依赖关系的扬弃和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政治文明的迈进。
【关键词】学术自立思维方式政治学话语体系导向功能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中国政治学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以来，无疑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目前的研究现状与政治学的学科地位极不相称，与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的需要和期待相距甚远。就目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来看，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它所具有的超前于政治现实的政治导向功能也未得到有效发挥。中国政治学界在学科体系和理论研究上，正处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主导和西方政治学理论引介的阶段，还谈不上对外参与理论对话与理论建构，也没有形成独立而成熟的政治学基础理论与学科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对于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阶级阶层分析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但其主导作用并未反映出来，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有关。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与观念固然有助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整合，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信仰与理想特征削弱了其学理。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是以其信仰而是以其批判与反思、分析与建构的理性力量而获得生命力，并赢得其学科地位的。
政治学是一门最具有现实感的、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所存在的价值在于超前于现实、并引导现实，通过对现实的分析与透视、反思与批判而后发现问题，并从道义与智力上指引并激励现实的政治变革。但政治学界的这种激励变革之声较为微弱，中国政治学并未以其大量而成熟的理论成果发挥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没有以其征服人心的理性力量吸引众多官员与公众。相反，大量的研究滞后于现实，成为正式政治文件的宣传与注解以及对正在实施的政治与社会政策的事后论证与说明。整体而言，中国政治学界的知识生产能力有限，呈现出整体研究空洞化和微观研究碎片化的特点。在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风气上出现了某种不良倾向：机械地查找与引用西方政治学著作中的片言只语而勉强地说明中国的问题已成为一种写作套路，看似既有理论又有现实分析，实则既没有抓住深厚的理论本意也缺乏真实的现实关怀；表面充满专业术语和各种定义，读来空洞无物。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其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广而研究队伍小。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过程与政治行为等基本政治问题，因国家政权兼具社会管理功能，它还得研究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治稳定与社会进步等问题，政治学实际上“是一门以国家政权为核心，涵盖全部社会生活的综合性大学科”。①但在高校与研究机构中，政治学不过是一门小学科，研究队伍规模的限制直接影响了政治学研究的纵深发展。而在政治学的研究队伍中，还存在不少中国特有的“大政治学”研究人员，受过专业政治学训练的研究人员并不太多，这样一种复杂的研究队伍难免影响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与学理性。
其二，政治学因其特殊的研究对象而受到一定的限制，政治学的现实依附性限制了它的自由研究空间。就其性质来说，政治学与现实政治必定存在一定的紧张，现实政治力图将政治学纳入自身之中而使之成为自身合法论证的工具，而政治学存在的全部理由却在于反思并变革政治现实。两者的紧张很正常，这种紧张为政治学的存在提供了意义。但当民主程度不高而现实政治能力强大时，政治学必将受到抑制而难以发挥其实践导向功能。政府的强力规划和市场所激发的功利之心，使大量学者再难支撑需要经过长期训练和积累的纯正学术研究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所有社会科学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只是政治学尤甚。
缺乏学术自主性是中国政治学发展最致命的问题。那么，中国政治学如何走出尴尬处境，尽快建立完善的学科体系和成熟的政治学理论，形成独立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笔者认为，为了提升研究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思维方式上，应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议，在开放与交流中积累与训练，以提高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水平；研究内容回归政治体制研究，通过独立于现实的自主研究而发挥政治改革的理论导向功能。
打破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论
最近，中国政治学界有一种强烈的呼声：政治学理论研究要谨防西化，推动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其理由主要有：
第一，中国政府成功地避开了金融危机，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稳定，中国崛起速度加快，这些成就“得到了国际层面广泛承认”，以至国际舆论中出现了“中国”。而中国政治学对如此强大的国家建设能力的阐释“还跟不上”。②由此，我们需要“坚持自己的价值和概念基础上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③第二，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治国理政的学问。中国是世界上的政治文明古国、政治思想大国、政治文化强国。④第三，一些学者把西方政治学的新理论新名词拿来套用于中国的政治问题。他们更热衷的是介绍和宣传，对于问题的分析却往往不能切中症结。⑤第四，“在过去被视为民主典范的、以代议制民主和多元民主为主要制度的西方民主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挑战”，西方国家的理论大师也在“反思修正传统民主理论”，“社会发展形式与民主形式”应该是多样性。
简单地归纳一下，以上论证无非是说，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发展强大，西方的民主形式面临挑战，政治学理论上的拿来主义不能切中中国问题，我们理应基于自己的现实，构建属于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与话语体系。
以上论证似是而非。关于第一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国力增强并受到世界关注甚至引起他国的担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经济实力和国家建设能力的强大并不等于政治学理论实力的强大，也不能直接地转化为理论实力。政治学理论的建构离不开对人类已有知识的积累和对现实问题的独立研究，任何想要形成知识生产能力并参与人类知识创造的个人或国家，唯一的出路就是拆除人际界线和地域界线，哪里有最具有洞察力和解释力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就向哪里学习。
关于第二点，谁都会承认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的政治文明古国和政治文化强国。但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的强大并不等于政治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强大。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反映的只是一种政治现实中统治方式与统治能力上的成就，而且这种传统的政治实践成就并不等于现代的民主的政治文明。
关于第三点，只是指出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不良风气：简单套用或堆积西方政治学的某些新名词和新说法以便使发表的文字显得有点学术含量，但这种生搬硬套的引用并不能说明被引用的理论本身是错误的、是没有值得学习与借鉴价值的。
第四点指出了一个普遍的事实：西方代议制民主存在问题。但政治学理论存在的意义正在于反思那些包括最受推崇的制度与政策所存在的问题，西方民主理论家对西方代议制民主所存在的问题已经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西方政治理论发现西方民主制度有待改进的地方，并不构成我们远离西方政治理论，以免被西化的理由。
长期以来，我们似乎迷茫于西化与本土化之间。其实，在政治学理论（也包括其它理论）研究上发生的西化与本土化之争不过是一场虚假的争议，它源于对理论与知识的深深误解。政治学作为一种理论和知识必定具有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对独一无二的个别政治现象或者某一特定政治事实的陈述并不是知识，只是一种信息。难以想象，一个政治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只适用于某一个国家，而对于其它任何国家的解释毫无作用。我们学习政治学理论只因该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或合理性，为何要如此介意提出该理论的人来自于中国还是西方？在知识的学习、交流与生产上，人为地设置地域界限只能有损于知识的增长与进步。那种认为只能学习并接受西方政治学而无需独创，或者远离西方政治学而从头做起的观念，都是荒唐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政治学是门国家属性、价值属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政治学者要在“坚持自己的价值和概念基础上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⑥这一观念本身就歪曲了政治学研究的意义，违背了政治学的学科性质。首先，国家并非是不可再分的原子，正是国家内部不同阶级阶层结构和权力分配制度决定了国家的类型与性质，政治学恰恰要对此作出评判与选择，政治学家还得追问国家背后的政权属性、制度属性、民主属性等等。其次，政治生活不过是为了解决权利与资源分配的问题，每个人获得共同体保障的机会和资源，与根据他们的宗教与道德观念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矛盾。政治共识并不剥夺个人的价值。相反，正是为保障个人的价值追求提供政治平台和政治保障。何种政治共识与政治价值最有利于共同体成员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完全可以相互交流和借鉴的。追求政治现代化正是近现代政治哲学的最大成就。
至于说追求建构中国“自己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可喜的雄心。但一种有效的科学话语体系至少要符合两个条件：其一，新的政治学概念与理论必须独立于现实政治自我宣传和自我维护的话语，并具有解释和反思现实的能力，否则就不是政治学话语，而是政治话语。其二，自己建构的政治学话语不能仅仅是“自己的”，它必须与世界政治学相开放，创造的概念与理论必须具有可对话性，并尽可能寻求共享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
从以上的简短分析可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无论在政治科学、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上，如果力图把中国与西方对抗起来，不仅不能成功，反而会掉得更远。
研究内容回归政治体制，发挥政治改革导向功能
政治学要研究的是政治权力的归属与分配（民主问题），政治权力的设置及其内部关系（分权问题），政治权力的运行规范（法治问题），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监督等等，而这一切都归于政治体制的问题，要变革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政治权力运用方式，只能改革政治体制。因此，政治体制及其改革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经典主题，偏离该主题大大减损了政治学研究的实践价值。但是近两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种变化：政治体制及其改革的研究悄然降温，而关于国家能力和政府有效性的作品火爆起来。综合分析，这种变化与以下因素相关：
政府能力与体制成就。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堪称“中国奇迹”的经济与社会成就，积累了足以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强大国力，尤其是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的体制优势和政治优势。
政治导向。政治学为了实现自身的实践价值力图发挥变革现实的导向功能，而现实为了自我维护总是要规划学术、引导学术。通过增强体制能力而实现体制稳定，通过加强治理而实现其对体制的维护，是近年来政治对学术的导向。
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近年来，西方政治学家倾向于对政府行为与决策过程的微观式实证研究，在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下，中国更多的政治学学者离开政治体制的主题转而对体制的有效性进行测量，对决策能力进行评估。
由此看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减少合情合理，既有现实的政治导向，也有西方的学术影响，更有中国体制彰显的强大成就和能力支撑。笔者认为，对政治体制内部结构及其权力分配变革的研究不能放松，体制效能研究也不必过于偏重。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就曾说过：“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⑦这里所说的政府有效程度主要就是指政府实现预定目标或对社会控制的能力。究竟是政府形式重要还是政府能力重要？不能抽象判断，要看思考的角度与立场。对于外国政府来说，最关心的是他国的实力与能力，而不是其内部形式。只有一国的实力与能力才能对他国产生压力和影响。但对于国内民众来说，政府形式意义更大，没有受到民众控制的政府形式，可能政府越是强大，民众的利益越难以得到保障。体制的能力是整体性的，而政府的形式关系到权力与利益的划分，体制能力不能取代体制的形式及其变革。
我们固然要学习西方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其成熟的政治哲学研究，尤其是其在对制度缺陷和权利与资源分配的关系方面的反思。对于西方而言，其体制更加稳定和成熟，主要问题不是体制变革，而是体制框架下的政策实施和体制能力发挥，因此，实证主义的技术研究具有更大的需求空间。而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变革时期，因此对体制变革的去向和规范需要更多的理论关注和理论研究。这并不是说实证研究与体制结构研究及展示相冲突。只是说实证不能仅局限于具体的政策及其效能研究，更不能对“政治体制改革”绕道而行。“体制有效性”研究不能避开对体制类型与体制性质的分析，也不可逃避体制改革的要求。
“制度建设”亦不应仅限于政府对经济利益调整和对生产生活安全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如食品监管制度、药品监管制度、安全生产监管制度），还应包括政治权力本身的制度建设，如廉政制度建设、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建设等这类涉及到对公共权力的约束与监督的制度及其有效实施。
总之，中国政治学界已作出了一些努力，但离人们的期待较远。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坚守学术自主性，要想建立完整的政治学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解决研究的学理性和学术性问题，为此，需要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一种政治学理论或方法，无论来自于中国还是西方，只要是成熟而规范的，都应学习与借鉴，从而通过理论训诫提高对话能力。其次，中国政治学实践价值的实现，取决于研究的自主性，唯有独立于现实并反思现实，而不是跟随现实，才能发挥它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导向功能。
【注释】
①朱光磊：“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两大尴尬与两大转变”，《中华读书报》，2004年8月11日。
②⑤樊鹏：“2013年中国政治学研究趋势与热点盘点”，《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期。
③④⑥苏长和：“中国政治学正走出百年西制崇拜意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31日，第A05版评论。
【关键词】高校；政治理论学习；改进
0前言
在当今和谐文化视域下，我们在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往往研究的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忽视了教师这一主体。忽视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就是使一些教师职业道德观念淡化，不安心教学，直接影响到了高校的形象和学生的培养，不利于和谐校园的建立，有碍于高校的人才培养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内容和形式的单一化也越来越不能满足教师的需要，因此，本文针对高校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的的现状、成因，研究如何加强和改进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探讨新的方法和途径。
1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的形成及其重要性
1.1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的形成
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约集12位著名教授发起北大教职员工的政治学习运动，目的在于改造教师的思想，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为此还专门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等给他们作报告。同年9月29日，受中共中央委托，向京津地区3000名高校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1]。1953年7月，为了使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活动规范化、制度化、统一化，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指示》，指出政治理论学习的目的是要“通过系统教育，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促使其思想改造，提高其政治觉悟”，“明确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和科学发展的方向，提高其政治判断力，进一步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时间应为“每周2-3小时，不得任意增减”；学习方法“一般以自学为主，辅之以小组讨论、专题报告和必要的讲授”[2]。这标志着我国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制度的形成。近60年来，该项制度在加强高校教师政治思想素养、提高教师职业道德水平；提升教师政治观念，调整政治态度；保证高校办学方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学习方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值得研究探讨。
1.2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高等学校教师是具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群体，在高校担任着教书育人的重任，其政治观念、政治态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加强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是提高教师政治思想水平和道德水平，更好地完成教书育人重任的需要。一方面高校教师个人要自觉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另一方面学校要充分利用每一次政治理论学习的机会，向广大教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其得到提高。其次，加强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是使高校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前哨阵地的需要。蔡元培先生曾经讲过，欲看明日之社会，先看今日之校园。所以校园尤其是高校既是人才培育的摇篮，又是新思想、新观点、新意识形成方面的集中地，高校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动向会直接影响到社会政治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3]。这就必然要求高校教师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坚持和完善这一学习制度，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加强思想道德培养。
2高校教师政治学习现状、成因分析
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在高校的发展进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学习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很好适应高校事业发展的需要，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2.1政治理论学习无用论思想对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视程度的影响
由于目前部分高校各项工作的重心是教学和科研方面，学校从上到下对教学科研督导评估非常重视，使得教师比较注重科研项目、成果和科研经费，削弱和淡化了教师对政治理论学习重视程度。随着高校职称评审和科研项目的竞争，高校教师面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加，使得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主观愿望有所降低，产生一种政治理论学习无用的思想。且部分高校领导对政治学习重视不够，政治理论学习流于形式、走过场，甚至有些单位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时间经常被其他工作占用[4]。
加之，社会上出现的党风不正以及腐败现象影响了党的形象，动摇了某些教职工的信仰，使得部分高校教师对政治理论学习的成效产生质疑，由此导致对待政治理论学习时有消极、敷衍的现象。
2.2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内容和形式有待进一步提升
长期以来，许多高校的政治理论学习的内容枯燥、形式单调、理论与实际相脱离，是制约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热情和学习成效的关键因素。
在政治理论学习内容上不加选择，不考虑学习的对象和情绪，理论知识较多而实践活动匮乏，结果因学习内容庞杂、空洞，脱离实际，缺乏学术性和知识性的有效引领，造成许多教师政治理论学习不够深入、透彻，对相关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着一定偏差。久而久之导致大家产生了敷衍、轻视政治理论学习的心理。在组织政治理论学习上，许多高校仍延续学文件、读报纸、传达会议精神等固有的教育形式、学习方法不放。学习组织零散、使教师缺少系统学习，没有给教师构建、完善政治理论的知识结构；学习形式单一、呆板，学习方法陈旧，不能调动教师积极参与的主动性，容易造成教师被动学习，缺乏自觉进取的学习精神[5]。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媒体的普及，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传统学习形式已不能满足广大教师的求知欲望。
3加强和改进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途径和方法
在当今社会飞速发展时期，社会实践也在不断发展，我们应根据实践的要求勇于改革创新，与时俱进。针对部分高校政治理论学习中存在的问题，高度重视并加强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实效性，发挥高校政治理论学习的思想教育功能，是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必然条件。
3.1提高教师对政治理论学习的认识，加强主动学习意识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政治理论学习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针对当前部分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无用论的思想，高校既要广泛宣传，提升教师重视政治理论学习的意识，又要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政治理论学习：有利于保证高校办学方向，有利于高校的创新和发展，有利于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有利于高校提升教师队伍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6]。
同志曾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和人口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武装和对各种知识的掌握，就不可能真正腾飞，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前途。”因此，加强高校的政治理论学习，必须实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不仅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对待政治理论学习，同时也要切实把政治理论学习与高校办学的思路、人才培养目标、改革发展的方向和个人的发展联系起来，协调好重学校改革发展、重教学科研与轻政治理论学习的关系，既要加强和继承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也要根据当前形势的需要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创新[3]。进一步让教师认识到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可以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思想、指导行动，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增强主动学习意识。
3.2丰富政治理论学习内容，增强学习实效性
要充分调动高校教师参与政治理论学习的热情，增强理论学习的实效性，就必须要充实政治理论学习的内容。政治理论学习不能是纸上谈兵、泛泛而谈，如果仅为空泛的形式主义，那么，政治理论学习将会成为无源之水，难以持久。只有引导教师强化正确的思想认识、增进其思想交流，将政治理论学习与高校教师思想以及工作、生活上的实际问题相结合，才能提高政治理论学习的实效性，政治理论学习才会持久。
落实学习内容要精选、响应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和精神，并联系学院实际，切合教师需求来安排，把握住社会经济重点和教师关注的热点问题来制定学习计划中的主题，并事先向教师公布，给大家一个足够的准备时间进行讨论交流，由学院采取措施解决讨论过程中提炼出的实际问题，这样既能提高教师政治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又能增强教师的主体意识。把被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转化为教师自觉自愿的主动学习[4]。
3.3改进学习方式，调动教师学习积极性
目前高校政治理论学习实效性低，不仅受客观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有学习内容的选择方面的影响，最关键在于学习方式的落后和陈旧。政治理论学习中无生气的“满堂灌”、呆板无味的“照本宣科”现象普遍存在。很多内容已很明了，大家都完全看得懂，讲者仍布道式地讲解，这很容易导致教师滋生厌倦情绪，挫伤大家的学习热情。因此，要想提高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的实效性，就要改进学习方式，采取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如案例式教学、典型宣讲、利用多媒体、网络，增加视听效果，使学习更具吸引力，增强感染力，提高学习实效性。
在高校，坚持和把握好政治理论学习成为面临的新挑战，在学习的设置上尽可能系统些、长远些，根据高校特点，实现学习方式的多样性：一是把政治理论学习与教学业务研究结合起来；二是把政治理论学习与科研结介起来；三是把集中学习与教师分散学习结合起来。只有做到学习、教学、科研有机的统一，才可能真正避免形式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发生，也才可能彻底解决以教学科研会议占用政治理论学习的问题，使政治理论学习真正渗透到教学、科研、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中去[6]。政治理论学习、教学、科研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在学习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研究的新成果充实到教学过程中去，使学习、教学、科研的质量和效果共同提高。
4结语
高校的工作特点决定了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必须结合高校教学、科研等工作，切实克服政治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脱节的现象。防止把政治理论学习拔得过高，从而影响日常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防止轻视政治理论学习，只单纯强调教学科研对高校发展的重要性[7]。应将政治理论学习与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对接，使其成为促进学校教学、科研以及管理工作的有力支持。加强和改进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6-177.
[2]徐亮.浙江医科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和研究汇编（1986-1996）[C].浙江医科大学党委宣传部，1997，54.
[3]李柯，张丽荣.加强和改进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探讨[J].陕西教育：理论，2006（11）.
[4]乔真真，阮琦，马艳娟.政治社会化与高校教职工政治学习：对西南交通大学的实证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3.
[5]李玉泉，李波.高校教职工政治学习模式创新探赜[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35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