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美设计现象的特征
经历了60多年的持续努力，特别是最近30年的快速发展，广州美术学院的现代设计和教育体系，渐趋完善，并已形成了相当明显的设计现象。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广州美术学院设计现象的主要特征。
（一）设计本质：以需为本
广州美术学院一贯秉承“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需求，以产学研相结合的艺术设计教育主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特色。受广东独特的环境影响，早期的“广美设计现象”中的“以需为本”是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限定的，在人们的生活中构筑了一个物质化的设计世界。消费需求受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关注，“广美设计”影响力打造的起始，是以深度发掘企业所处的竞争性市场状况，充分把握目标受众的各方面需求为主。基于此，广美人对于设计属于经济基础已达成共识，在设计实践和设计教育中，能够自觉的将“限定”与“控制”作为解决设计问题的手段之一。“以需为本”呈现出按照各种限定发展设计；按照经费预算控制设计；按照消费目标约束设计；按照商业法则规范设计。
（二）设计实践：融入市场
设计成果最终需要依靠市场来检验，只有满足社会需求，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才能得到社会认可，设计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深入市场，重视实践，是广美设计现象的重要特证，广州美术学院也最早最成功地构建了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现代设计教育模式，闯出了一条设计教育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融入市场”是基于市场环境、学校背景，将“产学研”进行有机整合；根据产业和企业所处的竞争性产业环境，对设计命题的内容与性质做出科学正确的设计决策；通过与社会、市场的紧密联系，及时掌握相关设计教学的实践变化。涉及到“广美设计实践”这一话题，不少人与广州美术学院结下不解之缘。高永坚、尹定邦和王受之是将学院建成全国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体制机制创新的先行者；林学民、陈向京、韩子定、余希洋等后来者直面市场的竞争，相信市场，接受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并融入其中。广美的口号是“干中学”，在教学、科研的同时，加强专业的社会实践能力，强调师生的社会实践意识，用设计学科为社会的实践来推动教学、科研的发展，使设计教育与时代同步①。
（三）设计成果：社会效益
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广美设计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上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集美组作为其中的核心代表，二十几年来发展迅速、业绩斐然，已经成为国内顶尖的设计服务机构；白马广告作为改革开放后广告先锋中的一员而享誉业界，曾为300多家国内外企业提供广告服务，成为中国第一家销售额过亿的广告公司；到目前为止，“广美设计”从事的设计实践品目繁多，涵盖了几乎所有设计创意产业。如上所述，广美设计在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影响下，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其早期设计现象体现出了对“需求、市场”等经济价值的关注，而对“精神、艺术”等文化价值的淡漠；对“社会和行业”活动的追求，而对“校园和学术”活动的回避；对“市场意识型”教育者的认可，而对“知识学术型”教育者的不解。目前，广美设计现象在体现设计的物质属性的同时亦努力实现设计的精神属性，因而其设计本身，也就与社会、经济密不可分，促进了设计产业的社会、经济价值增益。
（四）设计理论：客观务实
设计的思想理论来源于设计的实践并提升对设计实践的指导，通过学习得出理论，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再根据实践来丰富理论。以尹定邦为代表的广美设计人以兼具中国国情与经济规律的设计理念，提出了“要站到设计的投资者、生产者、营销者和消费者的立场上，观察、分析和处理设计问题”“设计首先服务于物质文明”等设计理论观点；以前瞻而务实的治学态度提出了移位论、服务论、目标论、系统论、整合论、运动论和创造论等符合中国国情的设计理论体系；以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文化的设计观念，先后出版了《设计学概论》《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中国设计思想发展简史》《中国当代广告史》《设计学文集》等一系列设计艺术学书籍。客观求解、务实求理与设计实践在逻辑上是统一的，是对设计实践的最好解读。广美设计在学习现代设计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现代设计发展所处的独特国情，结合广州美术学院长期的设计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密切关联的设计理论观点，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理论研究。
（五）设计教育：创新意识
设计教育应能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生活的需要，能够切实地改善人们的生存处境和提高生活质量。长期以来，在我国现代设计教育的现实中，理论与实践、学校与社会、学生与社会生活相脱离的弊端严重。因而造就一种实用性、适用性的设计教育仍然是必要的追求。这样的设计教育必然是因地制宜的、灵活的和多样化的教育管理体制，使学校拥有更多的自。“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广东精神无疑成为了广州美术学院设计人的动力源泉，广美设计现象的形成也有赖于广美设计教育体制创新与改革的推波助澜。注重实践，客观务实的教育理念的推行需要革新旧观念，建立新的管理体制，才能真正实行，发挥作用，为此广美设计人不断地尝试新的设计教育模式，探索富有个性的教育方法，努力形成富有效能的教育实践格局。以设计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逐渐统一为陈旧的设计教育理念赋予了新的内涵，以实践内容和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为传统的设计教育体制增加了新的活力，使得广美的设计教育系统形成了“产与学”“盈利与育人”的良性循环的设计教育体制。
二、未来发展之路的探寻
设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应该更注重现实性和前瞻性。所以，我们不仅仅要研究历史和过去，更要探索未来。21世纪，一场围绕着知识创新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正在全球展开，设计产业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群的核心，对当今与未来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其所展现的设计形态和文化内涵，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并推动者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目前正在大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强文化产业建设和知识创新等工作，中国设计产业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着重要的推动力量。国家的重视，大众的需求，技术的完善，这些有利因素正促进着我国设计教育的全面发展。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的课程理论研究有必要在根植于传统理论研究的同时在国际文化视野中展开与西方国家的对话，探索新的路径并以此引领设计创新教育。
（一）探索艺术、科学和商业高度结合的教育模式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以及科技创新的全球化浪潮，科技与艺术设计创新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不断扩大的效益与影响力正日益被世界各国所关注。与此同时，也对设计教育的未来发展表明了新趋向，提出了新要求。当今时代设计学学科应与人文学科、社会学学科、科学学科以及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合作，应逐步走向与创意经济、科技创新结合之路。随着创意产业的深入发展，设计教育通过资源的重组与优化，打通学科之间长久以来的屏障，通过多学科交叉的运作模式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新的教育模式。从大的规模和大的教育框架当中，把艺术、设计类的大学跟经济类、管理类和理工类大学进行合并，比如，我国的清华大学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合并；伦敦的5所拥有百年历史、国际知名的艺术学院合并为伦敦艺术大学；芬兰的阿尔托大学由赫尔辛基的3所大学合并为成。如今，文化创意产业、艺术设计实践面临着日新月异的科技与商业环境，应当确立能够跨越科技、经济与艺术设计这三大领域的资源整合、机构调配的教育模式，逐步增设跨学科整合的新专业与研究中心。
（二）建立提升教育质量和鼓励教育特色为指向的教育体制
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提升教育质量和鼓励教育特色为指向的教育体制。教育规模快速扩张往往会对教育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继1999年扩招之后，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在规模急速膨胀中缺失了教育价值，致使办学条件不足等诸多问题，教育质量下降。改革开放以后设计教育转向为经济服务——广美设计教育一直处于社会发展的从属地位，这是广美设计教育在部分时间里秉承社会中心的价值取向和技能本位的培养目标观的根源所在。为此，学校的设计课程要与时俱进，变化而有所更新，在面向市场的同时，亦要保持敏锐地探索意识；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亦要照顾到人类内心情感世界的展现。全球化时代促使现代设计应以多样性的文化进行国际化的创造性表达，既具本土化元素，又具世界性理念的艺术设计策略。广美设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注重本土现实多，关注世界性现实问题和精神经验比较少，设计创作理念缺少国际性视野。广美设计教育研究应当确立自己的生长点，应当立足于广美设计教育的现实问题，既扬弃传统设计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话语体系，又与世界设计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的其他话语体系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从而探索既体现当今时代精神又适合于中国当今设计教育现实的研究路径。
三、结语
关键词：中式会计；西式会计；单式记账：借贷记账法
西方会计经历了从13世纪到19世纪近700年的发展。论文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产业革命的深刻影响下。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了以成本会计为立足点，面向公司经营管理的一套较完整的核算体系。会计的实务处理与理论方面已开始朝着现代会计的方向发展转变。
而在我国，受到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封建体制的制约，记账技术刚刚完成由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转变。当时发展得较完善的复式记账法是：“龙门账”、“四脚账”。然而，与借贷记账法相比，他们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账簿组织不够严密，会计核算项目设置不够科学，账户体系不够健全，等等。由于当时清政府长期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加上其腐败落后的封建官僚体制，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因此，这时的“中式会计”远远落后于“西方会计”是必然的。
一．20世纪初对西式簿记的浅尝引进
1．学术方面。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由于受“重农抑商”思想的束缚，加之文人墨客对会计人员形象的不正当宣传，致使人们视会计为“雕虫小技”，认为难登“大雅之堂”，在这种非正常观念的支配下，尽管历代记数方面的学者在有关著作中先后不同程度地涉及与会计科学有关的内容，但其仍缺乏创意。20世纪初，由于清朝廷的腐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古代会计未得到发展。到了清代末年，会计方法明显的落后于西式的借贷记账法；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四脚账”复式簿记法在新的社会经济需求下，逐渐暴鼯出了其弊端：(1)中式会计方法有不少弊端，相比之下，从西方传来的借贷记账法则更为科学。在西方较为先进的会计方法的影响下，中式会计进入了改革的进程。(2)一批从日本学成归国的青年学者将西式会计引人我国，并发展和传播开来。这一时期有关著作和论述包括：1905年由长期驻外使者蔡锡勇的遗著《连环账谱》，这是中国第一部介绍和研究西式簿记(借贷复式簿记)的专著，首开了专门出版中国会计学术著作的先河，从而成为20世纪中国会计科学发展的一个划时代事件，1907年谢霖与盂森合编的《银行簿记学》，它们的意义不仅仅是对20世纪30年代“中式簿记”改良运动起到了摇旗呐喊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自唐宋时期所创立“四柱结算法”后已经沉寂了近千年的中国会计科学发展带来了一股和煦的春风，成为中西会计文化在20世纪进行全方位交流的起点，拉开了中国会计科学在20世纪得以快速发展的序幕，从而使中国会计科学的发展在20世纪初就翻开了新的一页，奠定了必要的舆论基础。
2．实务方面。清代末年，尽管在少数企业引进西式簿
记的推动下，爱国学者开始利用“西式会计”对“中式会计”进行改良，毕业论文然而，当时的改息却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至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通过30年代的会计改良与改革之争及其改良与改革方案推行，至40年代，无论政府会计，还是公司会计在革新方面都取得一定发展，然而，由于国民政府的政治、组织制度日趋腐败，并最终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当时爱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会计革新也免不了最终流于形式。
二．新中国成立后西方会计的引入和研究
1．学术界对西方会计的态度。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此，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的经济也进人到一个崭新的时期。但对于西方会计理论的态度和评价，在我国会计界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由于受会计阶级性观点的影响，学术界基本上对西方会计持批判和排斥态度，如将借贷复式记账法视为资本家欺骗工人的手段。从70年代末起，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全盘否定转为批判、借鉴和利用。到了80年代后期，是比较集中地介绍西方国家会计政策与惯例和会计核算制度改革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阶段。
2．西方会计引入和研究的特征。西式会计的初步引入，在其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上有2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所涉及的范围受到了限制，主要限于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控制的有关部门及行业的会计处理方法问题；二是它也并没有太深地触及到中式簿记在中国民族工商业管理中的地位，因而对会计科学发展的影响也就只能局限于另外一种科学方法的引进运用及比较问题。
3．对会计理论的深入研究。我国会计理论界投入了一定的精力，对于西方国家的会计政策体系及其运行环境和运行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证工作，职称论文发表了一大批这方面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形成了颇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为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企业会计核算制度的全面改革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范式：我国艺术理论的现状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Kun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用以定义某一学科在特定时期的成套实践。范式为从事同一学科研究的群体所共同遵守，成为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和其他科学领域一样，艺术理论存在库恩所说的范式。范式嬗变是科学史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艺术理论创新的宝贵契机。
我国现在处于多元艺术理论体系并存的时代。我国古代艺术理论体系是在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其内容非常丰富，若加细分的话，儒、道、佛三教的艺术观各有其旨趣，理学的艺术观则具备三教合流的色彩。我国古代艺术理论自成体系，其发展的连续性虽因20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而中断，但作为思想资源仍在当代社会中起作用，只是所使用的话语和当代社会生活严重脱节，某些观念和当代艺术实践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现代艺术理论体系以中外交流为大背景而建构，若加细分的话，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西式”，主要基于从西方发达国家所引进的论著，其知识框架随流派而异；二是“苏式”，主要以前苏联引进的教科书为基础，其知识框架基本上是以认识论为背景而建立的；三是“中式”，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以往通常不称为“艺术理论”，因为它不认为文学是艺术的一种类型，而认为艺术是文学的一种类型，或者认为文学与艺术并行），其知识框架以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上述艺术理论体系虽然存在不少共同之处，但在基本观念上却是迥然有别的，原因是所由产生的文化背景、所使用的术语范畴、所追求的艺术价值相距甚远。目前，它们都面临着推陈出新的需要。我国古代艺术理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强调“现代转换”，相关探讨主要是在古典文论、比较诗学等领域进行的，但总体上进展不大。西方现代艺术理论是文艺复兴之后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在全球化进程中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成为20世纪我国相应领域的主导话语。它实际上支配着当前我们作为研究者的思维方式（虽然我们不是西方人）。不过，它目前苦于无法恰当解释因数码革命而产生的种种新现象，正在努力寻找解困的出路。范式本身因以计算机为龙头的媒体革命爆发而处于蜕变状态，在很多方面受到挑战。“苏式”艺术理论体系对新中国艺术实践的发展发挥了重大指导作用，但近年来遭到某些学者的质疑。在建设我国自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方面，我们面临着艺术学升格为门类、艺术学理论成为艺术学下设的一级学科（2011）之后对于构建相应理论体系的迫切需要。
当代数码艺术理论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虽然由西方率先探索，但目前正在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支持下成为各国学者和艺术家共同耕耘的领域。我国从1978年起有文章介绍国外数字艺术（最早是计算机音乐）的研况。1979年，浙江大学“计算机美术的研究”在国家科委立项。此后，有关数码艺术的学术论著不断出现，如李雁《计算机绘画艺术》（上海书画出版社，1991）等。1996年，首届中国计算机艺术会议论文集（潘云鹤等编）《电脑与艺术共创未来》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付梓。笔者1997年在《厦门大学学报》第4期《电脑艺术学刍议》，1998年出版专著《电脑艺术学》（学林出版社），率先从学科的角度阐述了数码艺术理论建设的必要性。近年来，我国数码艺术（包括其子类）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在中国期刊网上可检索到的相关论文多达千篇以上，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可检索到的相关著作亦有100部左右，[2]其中有部分具备较强的理论色彩。我国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既是本土数码艺术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艺术理论相互交流的产物，而且和数码科技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总的来看，数码艺术理论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而蓬勃发展，作为学术创新的重要切入点而包含诸多契机，但仍有继承文化传统、和其他艺术理论体系进行对话的必要。若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可望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二、启示：西方数码艺术理论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