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霞广播电视台2012年新闻宣传工作总结
一、全力以赴做好新闻宣传工作，不断提高广播电视节目质量
（1）、围绕全区中心工作，除做好常规性宣传报道外，认真策划，打有准备之仗，力求创新。区两台围绕我区中心工作和重大主题活动，组织编辑记者积极主动参与，深入采访，策划制作了《聚焦区“两会”》、《走进盛夏》、《备战06‘金洽会》、《魅力栖霞》、《社区盛开和谐花》等多组系列报道。既体现了区域内媒体宣传舆论导向作用，又充分展示我区大开发、大建设中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取得的丰硕成果，从而激发我区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的精神，节目播出后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报道体现了关心百姓、贴近百姓的报道方针和平民视角。
（2）、精心组织并策划常规性的经济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视角、大容量的反映经济开放、项目落实等情况。鼓舞全区人民建设经济强区、提前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士气和信心
（3）、结合重大节日等纪念活动，开辟专栏节目，烘托气氛，营造宣传环境。如春节、三.八、五.一、五.四、七.一等组织宣传报道策划了《送温暖、献爱心》、《巾帼风采》、《身边的模范》、《飘扬的旗帜》等连续和系列报道。
二、开通fm106.6南京电台热力调频《栖霞新闻》广播节目宣传阵地进一部扩大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磨合，我台于7月24日终于开通南京电台fm106.6热力调频《栖霞新闻》广播节目。新闻每周7档广播新闻节目，每档保持在8条，以求新闻的信息量。其中周一——周五新闻周六、日为一周新闻回顾。不少听众反馈，对于新闻宣传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较好的实现了“让栖霞新闻传得更广、传得更远”的外宣目标。
三、强化定位，扩大视角，推出栏目
在开播仪式上，双方领导签署了联办节目协议。区委宣传部、区人民法院、区文化局等部门领导分别讲话，对栏目的开播表示祝贺，并对节目的制作、运作提出了要求。栏目将建立了严格的审片制度。栏目合作双方每半年召开一次研讨会和总结会，从节目的构思选题、拍摄的方法技巧、制作的艺术品位等方面总结经验，以提高节目质量。该栏目致力于报道法院动态、普及法制教育、弘扬社会正气、促进和谐发展。在筹备期间，区人民法院、区文广局等单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台整合精干力量专门成立了栏目组。
《法院在线》栏目设置“特别报道”、“直击庭审”、“法官风采”、“法在您身边”等子版块。该栏目每月播出2档，每期节目时长为8-10分钟，在本台黄金时段播出。全年播出11期《法院在线》栏目。由于时效性强、视角独特、贴近生活，倍受全区群众的欢迎。
（2）、再推并创新《走进直播室》节目形式
根据区机关工委和区行风评议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本台从8月底再次推出今年的《走进直播室》节目，为此我们改革和创新了节目样式，围绕百姓关注的热点、焦点话题，以访谈过程为主体，适时插入相关画面，发挥电视优势。从节目的序、开头、主体、细节、结尾、解说，等一系列环节中都作了精心的策划安排。已有6个职能部门的一把手领导走进直播室接受采访。节目始终贯穿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取信人民”的节目宗旨和机关作风、办事效率等理念。展示机关作风建设成果和今后努力的方向。明确采访内容和话题，提前做好与采访对象的交流，现场画面拍摄等组织、调度工作。
（3）、充分发挥和利用好电视资源平台，与区教育局联办专栏节目——《栖霞教育》。全年播出将近27档，受到全区教育系统广大教职员工的关注和好评。
四、加强和完善内部管理，不断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我们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内部管理，一是实行绩效挂钩，推行目标责任管理，层层签订了责任状；二是每月一次编辑部全体人员会议，以会代训，评点新闻节目得失，指导记者工作，研究安排下步工作；三是走出去请进来，安排人员外出培训，考虑到不少记者没有经过正规的学习和培训，专业水平相对不是很高。我们采取了多种方法，以求提高专业水平，请市局专家上门指导，观摩兄弟单位新闻节目。上半年，分别派出新闻从业人员分别参加中国传媒大学远程教育、省市广播电视部门等举办的业务培训共10人次，进一步强化了业务技能建设。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转贴于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一、翻译新闻的传播模式
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发现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并按照一定顺序加以排列，形成了传播学上划时代的五W模式，这个模式图可用图一表示如下：
图一、拉斯韦尔五W模式
翻译新闻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跨国界的传播行为，并且牵涉了从源语的传播模式到译语传播模式的转换，因此翻译新闻的传播模式可以用模式图图示二来表示：
由此可见，从源语传播模式到译语传播模式的转换过程中，翻译新闻的各个环节，传播者、讯息、媒介、受众和效果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播者由中国新闻传播机构和从业人员变成了负责翻译新闻的译者，传播讯息由中文新闻报道变成了外文新闻报道，传播媒介由中文新闻传播媒介变成了外文新闻媒介，受众由中文受众变成了外文受众，传播效果显然源语新闻主要对内产生影响，而译语新闻则对外产生影响。从翻译新闻的传播模式图也可以看出，翻译学对翻译新闻的指导作用主要集中在传播讯息转变的环节，探讨的是翻译新闻过程中讯息本身的转换理论依据和实践策略，但对其他各个环节的关注则相对缺乏。然而，讯息转换以外的其他环节，包括传播者、媒介、受众的变化都对最后译语新闻的传播效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探讨如何优化翻译新闻的传播效果，仅仅关注讯息的转换是不够的，综合分析传播者、讯息、媒介和受众的转化才有可能得到更加全面的研究发现。
二、翻译新闻传播过程各环节的对比分析
翻译新闻跨越了源语与译语两种新闻传播过程，将这两个过程里各传播环节的特点加以对比分析，可让译者更充分认识到翻译新闻绝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一优秀的新闻译者必须面对传播各环节的异同对翻译所造成的影响。
（一）源语与译语的传播主体对比：
翻译新闻的原材料来自于中文新闻报道，源语传播主体是中文新闻传播者，即中国各地各类各级新闻媒体机构与其从业人员。源语传播主体对传媒性质、功能、新闻价值观、宣传观、舆论观的认识符合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传播观念，并以此观念指导新闻实务，确定编辑方针，发挥社会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译语传播主体显然是从事翻译新闻工作的外文新闻译者，目前主要包括中国各级各类外宣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对外报道译者群体背景差异大，不仅翻译水准参差不齐，而且对外新闻传播的专业素养同样差距明显，既有具备海外新闻传播领域工作学习经历、熟悉中外新闻观念制度差异的国际化外宣人员，也存在照搬源语传播所有特点、内外不分、只埋头语言转换的人员。
（二）源语与译语的传播讯息对比：
翻译新闻的源语讯息是在中国新闻价值观指导下采写，并依据以正面宣传为主的编辑方针刊发，以中国读者为主要受众，具备报道新闻，引导舆论，服务社会，传授知识，提供娱乐，刊播广告多种功能的中文新闻报道。而译语讯息则是由负责对外传播的翻译新闻译者依据一定的标准从海量的中文新闻报道中筛选，以报道中国、宣传中国为明确目的，翻译并对外国受众发送的外文新闻报道。译语讯息由译者设置议题，设置标准由于各地各类外宣媒体的差异呈现不同，但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译语受众的需求设置译语讯息范畴，一类仍以源语的编辑设置思路来确立翻译的内容。经过挑选的对外新闻又由于从业人员的翻译素质差异产生两种外文新闻，一种是沿袭源语的新闻报道体例相对直译，一种是顺应外文新闻的报道体例进行编译。
（三）源语与译语的传播媒介对比：
源语新闻的媒介形式多种多样，包括电视媒介、电台、报刊、网络、通讯社。不同类型的媒介形式有不同的传播特性，因此针对不同媒介的新闻也具有突出相应媒介传播特性的不同语言特点。例如广播语言在句式上和报纸语言就有较大差距，广播一般不用插叙、倒叙，避免倒装句，还要少用长句。而电视语言则需和画面紧密配合。源语新闻翻译成译语新闻后同样也是为多种传播媒介使用，问题在于，有时候源语新闻和译语新闻的传播媒介正好一致，有些时候则是交叉跨越，源语是通讯社的新闻稿件，译语却是为外文电视准备的，或者中文新闻是报纸的报道，外文却用在报刊、电视、电台等多种不同的媒介中。
（四）源语与译语的传播受众对比：
源语新闻的传播受众虽因媒体的类别而各有差异，但绝大部分属于国内受众，他们熟悉中国的新闻传播观念，接受中国的新闻报道形式，也肯定中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因此，源语新闻的受众与源语新闻的传播主体处于同一文化背景下，并且传受关系总体呈现正态的良好互动。译语新闻的传播受众则情况复杂，既有国别、文化和受众群体背景的差异，也有对新闻传播观念和报道形式，对中国新闻关注点，以及对中国的认识差异。对跨文化传播差异的认识程度也是区分译语受众的重要指标。如果用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对译语受众进行大体分类，译语受众大体可分为八大类别，用图三来说明：
当然，翻译新闻受众的复杂性绝对不是这个分类所能概括的，但依据这几个指标分出的类别能大体区分译语受众对中国外译新闻的接受程度。综上所述，通过对翻译新闻源语与译语新闻传播环节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外译新闻的传播生态和源语差别很大，传播主体、讯息、媒介、受众，源语和译语处在完全不同的传播生态环境中，传播要素的差异直接影响了最后的传播效果。因此，在对比分析翻译新闻传播环节的基础上探讨一些优化翻译新闻传播效果的策略，则是从传播学角度来分析翻译新闻的意义所在。
三、优化翻译新闻的传播效果
全球多家境外媒体在中国派驻记者，中国对外传播的形势不容乐观。面对激烈的竞争，如何才能让国际受众更多接受到中国对外传播媒体的信息，这将在较长的时间内是个值得探讨的议题。译界人士已为如何提高对外新闻传播的翻译质量做出了许多研究，但仅仅提高传播讯息的质量是不够的。传播行为的效果，依赖于传播过程各环节的畅通和优化。因此，在对中国翻译新闻现状的各个传播要素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其传播主体、传播讯息和通道（媒介）以及受众三大环节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改善的建议和策略，将有益于翻译新闻传播效果的优化。
策略一：传播主体环节的优化翻译新闻从业人员的培训和资格准入
传播学的很多研究表明，传播主体的形象是影响受众对传播接受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讨论传播效果的优化，首先就要优化传播主体的形象。目前，翻译新闻从业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对在职人员的职业培训和对今后新进人员的资格准入对于提升翻译新闻传播主体的整体形象迫在眉睫。如前文分析，翻译新闻从业人员实际上身肩两职，一是新闻报道中译外的译者，二是中国新闻对外报道的传播者。因此，提升翻译新闻人员的整体形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资格准入标准和培训框架：
第一方面，语言与翻译能力。对外文水平的要求和新闻翻译的技能无疑是翻译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如果国家对外传播机构能够设计统一系统的培训与考核计划，专门针对翻译新闻人员的语言与翻译能力，就能基本保障各类各级对外传播人才的基本素质。
第二方面，比较新闻传播专业素养。传统的翻译新闻人员主要是语言类背景的专业人士，整个行业均有重语言轻新闻业务的趋势。外译人员虽然没有直接报道新闻，但在翻译新闻这种对外传播活动中，他们实际担任了对外传播者的角色，设置对外新闻的议程，编辑对外新闻的文稿，决定对外新闻的传播方式，所有这些工作，都要求翻译新闻人员对比较新闻传播学领域有充分的认识，对中外新闻传播观念的差异、新闻价值观、真实观、功能观、编辑方针、报道方式的差异都了解掌握，只有这样才能胜任国际传播者这一角色。
第三方面，跨文化传播观念和技能。除了语言与新闻两方面的素质要求，作为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翻译新闻人员，还必须了解和培养跨文化传播的观念，了解译语受众的文化背景，学习不同文化的异同，并关注文化差异对翻译新闻的影响。翻译新闻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因此翻译新闻的从业人员应当熟知跨文化传播的技能技巧，传播中华文化，尊重其他文化，在翻译新闻的过程中注意传播策略，求同存异，以期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
策略二：传播讯息及媒介环节的优化翻译新闻的业务规范与媒介配合
传播讯息及媒介环节解决的是传播过程中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如前面分析，如果翻译新闻者对于如何设置对外新闻的议程和稿件翻译的实务没有明确细致的指导标准，而是各类各地各级媒体各自为政，翻译出来的对外新闻报道就可能出现新闻议题选择不当，报道写作范式不当，宣传手法不当，从而有可能导致对外新闻引起译语读者反感的严重后果。因此，制定并出台中国对外新闻传播机构专用的翻译新闻业务指导手册，对翻译新闻各方面实务操作都加以明确，详尽的规范，类似许多大的国际新闻传播机构制定的《员工报道手册》，让从业人员了解中国翻译新闻工作的性质和要求，规范稿件的选取、编辑、翻译和后期制作的业务。其中，对翻译新闻翻译业务的指导和规范，需要新闻译界研究者们的大量细致工作。
媒介的使用保证了传播渠道的畅通。翻译新闻的从业人员应该了解不同媒介的传播特性，掌握不同媒介的语言要求。如果从事电视翻译新闻的人员不熟悉其他媒介的语言特点，就会导致前文所述源语稿件不适用译语新闻的传播媒介特点。同样，中国各类对外传播媒介如果能够互相配合，统筹规划，为对外新闻选择和搭配最适合的传播媒介，就能充分发挥平面、视听、网络等媒介在对外新闻传播方面的不同传播优势。
策略三：传播受众环节的优化受众调查与传播策略
受众的接受程度直接影响传播效果，因此受众研究在传播学领域非常重要。前文的分析首先区分了源语受众和译语受众，翻译新闻的原稿是针对中文受众的，而译语则需要面对国际受众，这两者在文化背景、信息需求方面的差异巨大，如果译者把为中文受众提供的新闻全套照搬给国际受众，只转换语言，而没有依据国际受众的新闻需求，忽略他们对新闻与传播的理解，就造成了外宣研究上经常提及的内外不分的错误。而如果只注意内外受众的差别，又忽略了外文受众构成的多样化和不同需求，就造成了一些研究者提出的对外传播中的外外不分的问题。
根据前文对外文受众的大体分类，可以发现一、二、三类受众群体与中文受众的文化差异小，新闻传播观念差异不大，或是对跨文化传播的差异有主动积极的认识，这一类受众是对外传播中较容易达到传播效果的。第六、七、八类受众则刚好相反，与中文受众的新闻传播观念差异大，又对跨文化传播认识相对不足，或是文化差异巨大，这类受众是传播影响的难点，由于对差异的排斥，他们容易产生受众逆反心理，逐渐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对传播主体抱有偏见，从而影响对传播内容的信任。
在对外文受众进行调查分类的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传播策略，而不是没有差别地僵化使用某种传播技巧，是最终优化传播效果的重要方法。传播技巧中最常用的一些手段，包括一面提示与两面提示、明示结论与寓观点于材料之中、述诸理性还是述诸感情等，如何贯彻在翻译新闻中需取决于对外文受众详尽的受众调查和反馈的基础上。比如，美国的研究表明，在传播内容中采用双面说理还是单面说理的效果与受众的文化程度有关，程度高者双面说理有效，而程度低者单面说理更有效。这些研究说明对外文受众同样应该区别对待，应该在对受众进行系统调查反馈的基础上制定翻译新闻的传播策略，对特定的外文受众采取特定的传播技巧，才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