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新晨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一、接受美学概述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在联邦德国的一种美学思潮，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文艺学教授尧斯于1967年首先提出的美学概念。这一概念主要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的，从其字面上理解就是受众论文联盟所接受的审美需求。
接受美学方法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尧斯和伊泽尔，他们主张美学研究应该把焦点集中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范围、对作品所做出的反应程度、读者进行阅读作品的过程和读者自己所拥有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研究美学的过程中还应该要通过问答的方式以及同时进行解释的方法去研究作品创作与接受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动态交往过程，这就要求能够把文学史从实证主义的死路中引出来，并要把审美经验方在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下去考究。
接受美学方法论有其独特的理论观点，这是由于接受美学拥有自己的特的理论基础。由于接受美学的理论家是反对19世纪的历史客观主义的，其主要是反对文学作品具有客观的永恒不变的含义或意义。他们认为这种历史性质的研究是一种随着人们认识的增长而在不断变化的对经验的研究，历史研究者同样不可避免的被历史条件所制约着，这一历史观是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基础。尧斯在研究接受美学的过程中把结构思想与历史思想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作品的结构是文学创作整个过程中更高级的结构，而接受是在作品的历史系列与公众态度系列之间的矛盾运动中产生的一种过程，在此构成中形成了审美。不仅如此，尧斯还引进了许多不同科学哲学家的概念与观点，并把这些概念及观点融入到接受美学的概念里，扩展了接受美学新的范畴，这便为接受美学划定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研究领域。
尧斯认为接受美学是研究读者对文学的接受与读者受到影响的可能性，比如说是像对待作家和其作品那样，要深入并系统地研究读者在有效的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要把读者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
尧斯并把这些观点的主要内容分了几个方面：第一，接受美学研究者现在逐渐注意到了一个过去一直忽略的基本事实，就是文学作品是为读者阅读而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其美学价值是要通过阅读表现出来的。尧斯用接受美学表述这个事实，就是当一部作品只有经过读者阅读才能算是真正的被完成，才能够成为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才具有其所具备的文学生命力。第二，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作品的过程中不是在被动的接受和反应，而读者是主动的能动的推动着文学创造，所以说读者的接受与反应也是推动文学创造，促进文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第三，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一部作品所取得社会效果是积极还是消极，是热烈还是冷淡，都是由读者的阅读活动所决定的，同时也会取决于作品的性质。即使同一个读者阅读同一部作品，他每次阅读也会产生不同的解释。由此可以看到，文学的接受活动，不仅被作品性质的制约着，也受读者的制约。最后，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对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是由个人因素所决定的。受众自身的生活经历具有其特殊性，受众的艺术修养、个人气质、艺术趣味、教养及知识程度、家庭环境等影响着受众对作品的接受效果和审美层次。
接受美学强调着受众的接受与受众的审美，其反对形而上学的研究文学艺术，而是重视读者的积极参与的接受效果，其在此基础上开拓了注重读者对作品的影响与作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接受美学使人们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是对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贡献，而其也在处在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
二、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随着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对新闻内容的审美表达，由于新闻的真实与美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且美感是新闻真实的较高品位，因此受众在接受新闻内容时就把美感也作为新闻是否真实的一个评判标准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受众理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接受美学把读者作为了一部新闻作品的主体，因为无论任何的文本只有经过了读者的阅读才能成真正意义上的成品。接受美学在一定程度可以说就是读者受众学，在接受美学中受众的地位超越了作者的地位，如果新闻作品没有读者进行阅读，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新闻作品，所以说读者在新闻作品的创造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信息并不是由传播者单方面传播给受众的，而是由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进行一定的互动过程而完成传播活动的，并且受众也不是全盘的接受新闻信息的，而是有选择有目的的进行接受的。所以我们要用接受美学方法论去剖析受众心理与新闻传播原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功能理论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接受美学非常重视审美接受与交流，因为新闻传播本身就是建立在沟通与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新闻传播功能是新闻媒体功能的一种延伸，新闻媒体要满足不同受众群对新闻信息的不同需求，就要把不同的新闻信息加以区分，因此也就要求新闻传播功能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与变通能力来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如果新闻传播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场真实感、时效性、更加贴近受众的生活、新闻信息的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传播内容也更为丰富，这样带给受众更为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带给受众更多的愉悦感，受众就越能够快速且容易的接受新闻信息，这样新闻信息也就更加具备审美价值。以新闻受众的接受效果和审美趣味与需求为根本取向，是更好的发挥新闻传播活动的审美影响力的主要途径。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写作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根据接受美学方法论的理论观点，受众阅读理解新闻信息的过程中，新闻文本中的不同情节或词语都有可能引发出与读者自身相似的生活经验，因而引起读者对新闻本身的阅读期待。文学创作与读者及新闻信息传播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一种双向性的关系，因为从整个活动的全过程来看，文学、新闻写作和文学、新闻反馈也是一种双向性的同构关系。无论是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前期工作还是其活动过程甚至是其工作结束时，都不程度的受到受众接受程度、接受效果及受众审美需求、审美意向的制约和限制。在接受审美的理论原则中，新闻写作必须面对受众的期待视野，并以此为出发点，在艺术形式上讲求审美创造，使受众能够在接受新闻信息时获得审美愉悦。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价值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新闻价值指的是一则新闻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社会效益强烈的新闻，其新闻价值较大。社会效益小，其新闻价值就小。”①从接受美学理论上说，新闻价值实质上就是接受效果的问题，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新闻价值受到读者对新闻传播信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效应的影响，受众的审美取向也是决定新闻价值的一个因素。
接受美学对新闻传播学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潜在且深刻的影响，新闻传播学对接受美学方法论的借鉴，使其在发展上拥有了更大的空间。
三、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传播学的启示与意义
接受美学方法论主张新闻传播活动一定要以读者为中心，把读者受众放在主置上，要走向读者受众的内心世界与审美取向，这就为新闻传播学的效果研究指明了方向。满足受众需求，达到受众审美标准，就一定要注意到受众群体的差别，受众群体的不同层次，因为不同的受众拥有不同的期待视界”，进而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也就拥有不同解读方式。受众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的接受与理解符合了接受审美的理论观点，受众的审美需求和接受过程是一种意义上的能动的艺术审美再创造过程。
转贴于论文联盟
由于受众自身的差异造成了许多不同点，比如受众个人心理结构有所不同那么受众对新闻传播信息的要求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受众对待人生的态度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那么受众就会要求新闻信息的内容有所不同；受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或信仰不同就会要求新闻传播信息的方式、结构、内容、取向略有不同等等。这些差异与不同表明受众自身会拥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们对事物会有自己的观点，这样对于不同的传播内容会有不同的反应和理解。由于传播工具能够让受众产生某种全新的观念或思想，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现有的观念或思想，这样就改变了受众已存在的态度。由此，传播工具就在一定的范围内为整个社会树立了文化规范，人们在看待某种事物时，就会受到传播工具在某范围内所树立的文化规范的影响。
接受美学认为新闻传播效果是有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新闻传播信息本身的美学内涵，一个是读者受众能动的接受程度。新闻传播信息的审美内涵就是新闻内容所产生的功能与效果，以及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需求的程度。接受美学还认为受众的能动作用决定着新闻传播信息的地位和价值，还决定着新闻信息传播的效果与影响。
一、接受美学概述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在联邦德国的一种美学思潮，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文艺学教授尧斯于1967年首先提出的美学概念。这一概念主要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的，从其字面上理解就是受众所接受的审美需求。
接受美学方法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尧斯和伊泽尔，他们主张美学研究应该把焦点集中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范围、对作品所做出的反应程度、读者进行阅读作品的过程和读者自己所拥有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研究美学的过程中还应该要通过问答的方式以及同时进行解释的方法去研究作品创作与接受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动态交往过程，这就要求能够把文学史从实证主义的死路中引出来，并要把审美经验方在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下去考究。
接受美学方法论有其独特的理论观点，这是由于接受美学拥有自己的特的理论基础。由于接受美学的理论家是反对19世纪的历史客观主义的，其主要是反对文学作品具有客观的永恒不变的含义或意义。他们认为这种历史性质的研究是一种随着人们认识的增长而在不断变化的对经验的研究，历史研究者同样不可避免的被历史条件所制约着，这一历史观是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基础。尧斯在研究接受美学的过程中把结构思想与历史思想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作品的结构是文学创作整个过程中更高级的结构，而接受是在作品的历史系列与公众态度系列之间的矛盾运动中产生的一种过程，在此构成中形成了审美。不仅如此，尧斯还引进了许多不同科学哲学家的概念与观点，并把这些概念及观点融入到接受美学的概念里，扩展了接受美学新的范畴，这便为接受美学划定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研究领域。
尧斯认为接受美学是研究读者对文学的接受与读者受到影响的可能性，比如说是像对待作家和其作品那样，要深入并系统地研究读者在有效的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要把读者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
尧斯并把这些观点的主要内容分了几个方面：第一，接受美学研究者现在逐渐注意到了一个过去一直忽略的基本事实，就是文学作品是为读者阅读而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其美学价值是要通过阅读表现出来的。尧斯用接受美学表述这个事实，就是当一部作品只有经过读者阅读才能算是真正的被完成，才能够成为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才具有其所具备的文学生命力。第二，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作品的过程中不是在被动的接受和反应，而读者是主动的能动的推动着文学创造，所以说读者的接受与反应也是推动文学创造，促进文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第三，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一部作品所取得社会效果是积极还是消极，是热烈还是冷淡，都是由读者的阅读活动所决定的，同时也会取决于作品的性质。即使同一个读者阅读同一部作品，他每次阅读也会产生不同的解释。由此可以看到，文学的接受活动，不仅被作品性质的制约着，也受读者的制约。最后，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对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是由个人因素所决定的。受众自身的生活经历具有其特殊性，受众的艺术修养、个人气质、艺术趣味、教养及知识程度、家庭环境等影响着受众对作品的接受效果和审美层次。
接受美学强调着受众的接受与受众的审美，其反对形而上学的研究文学艺术，而是重视读者的积极参与的接受效果，其在此基础上开拓了注重读者对作品的影响与作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接受美学使人们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是对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贡献，而其也在处在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
二、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随着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对新闻内容的审美表达，由于新闻的真实与美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且美感是新闻真实的较高品位，因此受众在接受新闻内容时就把美感也作为新闻是否真实的一个评判标准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受众理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接受美学把读者作为了一部新闻作品的主体，因为无论任何的文本只有经过了读者的阅读才能成真正意义上的成品。接受美学在一定程度可以说就是读者受众学，在接受美学中受众的地位超越了作者的地位，如果新闻作品没有读者进行阅读，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新闻作品，所以说读者在新闻作品的创造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信息并不是由传播者单方面传播给受众的，而是由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进行一定的互动过程而完成传播活动的，并且受众也不是全盘的接受新闻信息的，而是有选择有目的的进行接受的。所以我们要用接受美学方法论去剖析受众心理与新闻传播原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功能理论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接受美学非常重视审美接受与交流，因为新闻传播本身就是建立在沟通与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新闻传播功能是新闻媒体功能的一种延伸，新闻媒体要满足不同受众群对新闻信息的不同需求，就要把不同的新闻信息加以区分，因此也就要求新闻传播功能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与变通能力来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如果新闻传播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场真实感、时效性、更加贴近受众的生活、新闻信息的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传播内容也更为丰富，这样带给受众更为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带给受众更多的愉悦感，受众就越能够快速且容易的接受新闻信息，这样新闻信息也就更加具备审美价值。以新闻受众的接受效果和审美趣味与需求为根本取向，是更好的发挥新闻传播活动的审美影响力的主要途径。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写作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根据接受美学方法论的理论观点，受众阅读理解新闻信息的过程中，新闻文本中的不同情节或词语都有可能引发出与读者自身相似的生活经验，因而引起读者对新闻本身的阅读期待。文学创作与读者及新闻信息传播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一种双向性的关系，因为从整个活动的全过程来看，文学、新闻写作和文学、新闻反馈也是一种双向性的同构关系。无论是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前期工作还是其活动过程甚至是其工作结束时，都不程度的受到受众接受程度、接受效果及受众审美需求、审美意向的制约和限制。在接受审美的理论原则中，新闻写作必须面对受众的期待视野，并以此为出发点，在艺术形式上讲求审美创造，使受众能够在接受新闻信息时获得审美愉悦。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价值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新闻价值指的是一则新闻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社会效益强烈的新闻，其新闻价值较大。社会效益小，其新闻价值就小。”①从接受美学理论上说，新闻价值实质上就是接受效果的问题，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新闻价值受到读者对新闻传播信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效应的影响，受众的审美取向也是决定新闻价值的一个因素。
接受美学对新闻传播学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潜在且深刻的影响，新闻传播学对接受美学方法论的借鉴，使其在发展上拥有了更大的空间。
三、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传播学的启示与意义
接受美学方法论主张新闻传播活动一定要以读者为中心，把读者受众放在主体位置上，要走向读者受众的内心世界与审美取向，这就为新闻传播学的效果研究指明了方向。满足受众需求，达到受众审美标准，就一定要注意到受众群体的差别，受众群体的不同层次，因为不同的受众拥有不同的期待视界”，进而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也就拥有不同解读方式。受众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的接受与理解符合了接受审美的理论观点，受众的审美需求和接受过程是一种意义上的能动的艺术审美再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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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众自身的差异造成了许多不同点，比如受众个人心理结构有所不同那么受众对新闻传播信息的要求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受众对待人生的态度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那么受众就会要求新闻信息的内容有所不同；受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或信仰不同就会要求新闻传播信息的方式、结构、内容、取向略有不同等等。这些差异与不同表明受众自身会拥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们对事物会有自己的观点，这样对于不同的传播内容会有不同的反应和理解。由于传播工具能够让受众产生某种全新的观念或思想，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现有的观念或思想，这样就改变了受众已存在的态度。由此，传播工具就在一定的范围内为整个社会树立了文化规范，人们在看待某种事物时，就会受到传播工具在某范围内所树立的文化规范的影响。
接受美学认为新闻传播效果是有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新闻传播信息本身的美学内涵，一个是读者受众能动的接受程度。新闻传播信息的审美内涵就是新闻内容所产生的功能与效果，以及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需求的程度。接受美学还认为受众的能动作用决定着新闻传播信息的地位和价值，还决定着新闻信息传播的效果与影响。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异质性;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360（2016）03-0013-02
基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人们对新闻信息传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逐步从报纸信息获取路径转向互联网等多种信息获取方式，在此基础上带动了新闻学、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且最终形成了真实、快速的新闻信息传播状态。文章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进行阐述，望其能为当代信息传播层面的不断发展提供有利的文字参考，且就此逐步拓展受众信息获取路径，达到最佳的信息传播状态。
1新闻学、传播学
基于信息发展环境下，高等教育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逐渐将新闻学、传播学等内容纳入到教育范围内，且利用新闻学与传播学间的共性引导学生在对该学科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可为重大新闻事件及世界趣闻要点展开深入的分析，达到高效率学科知识学习状态。此外，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新闻学的发展早于传播学，即传播学学科是基于新闻学的基础上不断进步，且就此完善自身属性、特质。但由于新闻学、传播学在本质层面上呈现出差异性特征，因而二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互补的关系，为此，当代信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应着重深化对此特性的认知[1]。
2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
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研究中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为了稳固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实现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的发展趋势，但从新闻学、传播学概念即可看出，二者间存在着相互吸取的关系，因而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基础上不能对其进行相互取代。此外，基于教育的角度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间存在着一定的界限。例如英国在相关领域教学过程中即将制作过程作为新闻学教学重点，而传播学教学中更为注重对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因此，实现了对新闻学、传播学的有效定位。但是，美国在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时常将新闻学、传播学规划为同一领域。继而在此基础上，我国相关专家学者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其展开精准的价值定位，避免科学知识交叉问题的凸显。
3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关联性表现
3.1研究方法
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播学者在对学科内容进行研究过程中主要崇尚对辩证逻辑方法的应用，即与传播学形成同中求异的研究形式，同时在研究过程中逐步突破了主流传播学思想的限制。2）归纳、演绎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新闻学研究领域中，即其要求研究学者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自身逻辑思维对新闻学领域知识进行探讨，且通过实验等形式对知识体系进行实证验证，形成透彻的研究效果。3）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方法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二者在学科体系研究过程中均涉及到了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的应用，且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从采、写、编、评等途径入手深化研究成果，并借助新闻媒介达到最佳的研究状态。
3.2学术立场
基于主流传播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产生的背景下引发新闻学、传播学在学术立场层面上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即新闻学在发展过程中其旨在培养富有公共服务意识的媒体人，且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将职业技能培训、专业伦理培训、人文精神灌输等视为主要研究目的，继而由此凸显出学术立场的鲜明性。此外，主流传播学学术立场在设定过程中强调了对政治、军事、企业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例如，美国主流传播学在学科探究过程中即将媒体企业商业广告效果及政治竞选信息的传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继而与新闻学研究立场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另外，传播学在立场表达过程中强调了对商业语言的套用，继而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立场设定，但二者在人文取向等领域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某些相同之处。
3.3研究层面
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层面的异同首先体现在新闻学领域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将业务研究”视为自身研究重点，即其倾向于对术”的研究，因而要求当代学者在对新闻学内涵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基于新闻、广电、广告不同形态的基础上以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究形式来达到深入的研究目的，且将公关活动规律、广告活动规律等内容纳入到研究范围内，形成最佳的学科研究状态。而传播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旨在探讨新闻、广电、广告等的学理层面，即二者基于探讨内容相同的基础上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视角，继而就此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同时，传播学与新闻学相比，其凸显出概括性、指导性、抽象性的特点。因此，学者在学科知识研究过程中应注重结合其研究特性[2]。
3.4研究对象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在研究对象层面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媒介范围选择的背景下，新闻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强调了对新闻媒介的运用，即将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等作为自身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且就此为受众搭建良好的信息平台，便于其及时了解到全世界重大新闻事件。而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自身媒介范围，即借助电影、书籍等达到信息传播目的。2）在研究内容层面上新闻学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将写作、采访、编辑等视为研究重点，而传播学更为注重对言论、文艺等知识的灌输，继而导致二者在研究对象层面呈现出异同的特性[3]。4新闻学与传播学互动方法分析
在新闻学、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二者间的良好互动，加快探索步伐是非常必要的。如1994年著述《新闻传播学》、1995年《新闻传播学原理与研究》、1997年《新闻传播导论》等的出版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间异同的研究，且在研究过程中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活地进步。同时新闻传播学”概念的引进也逐步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有效互动。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研究过程中为了达成二者的互补，在新闻传播学概念界定过程中基于新视角、新审视路径的基础上达到了新闻传播过程发展目的，且通过对英文表述方法Journalism&Communication”的运用开拓了学者研究视角，最终就此推动了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课程也被逐步引入到高等教育中，继而就此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良好互动[4]。
5新闻学与传播学未来发展方向
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的背景下，其要求相关专业学者在对二者学科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倡导学科间的交互学习，且利用二者优势达到互补的研究目的。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未来发展过程中二者将结合自身重点研究内容建构全面的发展系统，并在系统优化过程中保持自身属性、特点，最终避免同化作用影响到自身发展成效。另外，在信息社会背景下，要求学者应结合新闻学、传播学各自优势对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大事件展开报道及传播行为，继而便于受众在信息获取过程中可及时掌控到第一手社会新闻资讯，并对其展开传播行为。除此之外，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保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性是非常必要的，因而应提高对其的重视程度[5]。
6结论
综上可知，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带动了新闻学、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且在新闻学与传播学互动过程中新闻传播学”概念也逐渐涌现出来，因而在此基础上，相关专家学者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应从研究对象、研究层面、学术立场、研究方法等层面入手对新闻学、传播学间的异同之处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行为，最终由此来为当代受众营造良好的信息传播环境，并由此拓展新闻事件等信息获取路径，达到最佳的信息传播状态。
参考文献
[1]陈燕，王召兵.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同被引网络结构分析[J].情报探索，2012，12（8）：12-14.
[2]杨保军，涂凌波.走出”新闻学与走入”新闻学——提升当前新闻学研究水平的两种必须路径[J].国际新闻界，2012，15（5）：6-13.
[3]陈力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12（4）：23-29.
当代新闻传播的研究起始于拨乱反正，该时期新闻为了摘掉新闻无学的伪帽子，不顾反对和逼迫率先建立了新闻学。在1980年初期，新闻领域的学术焦点汇集在新闻改革与创新方面。不管是新的新闻、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方法，都是建立在新学科新闻学基础上，其核心和主旨只有一个：为新闻传播而呼吁和呐喊。1989年的春天，政治风波的洗礼扭转了新闻传播的核心主旨，强烈的现实反差从知识分子的身上暴露出来，新闻传播成为了一个比较新鲜和洋气的代名词，现实关怀的写照下，新闻传播学转向知识命运共同体，通过该时期的潜心专研，逐渐有了当今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科研成果，现有研究成果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础，并为传播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奠定了一定的保障。直至1997年，新闻传播学在教育部学科分类中成为了与教育学、医学、工学、农学等持平的一级学科。1999年，高等院校开始加大招生的规模和数量，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发展迅猛发展，师资队伍和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的更加紧密，业务渠道更加宽广，研究领域更加宽泛，新闻传播学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专业。总而言之，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我国社会的进步，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研究主体的特征
21世纪前期，新闻传播学缺乏独立性的审视与批判，只是单一的拥有少部分政治资本。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1989年末，相关学者以资本论、务实论、教育论等学说对新闻传播学的作用和功能进行了批判，对出现的政治风波和爱国运动等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阐述，并完成了传播知识的理论重构，随着新闻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学术创新成为了新闻传播学发展的重要载体，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新闻传播学飞快的崛起，并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且行政化的色彩逐渐变浓。总体而言，教育成为了新闻传播学最为关键的核心资本。
三、研究内容的特征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已经由应用型转为理论型，更加注重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新闻传播学的变化顺应了世界的发展；其次，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现象，被社会广泛关注，且已经与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构成了一体化发展模式；最后，我国对新闻传播的重视力度和程度逐渐高涨，特别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两会的精神等很好的诠释了新闻传播在我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新闻传播的自由和学术的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研究方法的特征
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主要依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指导。在新的历史起点下，新闻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应该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加快和完善，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不断完善和创新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让新闻传播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90年后期，新闻传播的方法论逐渐成为学者热议的焦点，其方法单一、方法简单的不足之处逐渐的暴露出来，而在这种新的历史起点下，新闻传播也变得更加成熟，说明新闻传播的方法已不单单是单一的路径，而是多元化与多样化组合的全新路径。特别是在2000年后，一大批新闻传播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为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为新闻传播的学科发展指引了方向。
一、新闻传播学在我国引进与发展的大致脉络
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引入共发生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代表人物为郑北渭等教授，他们在其教学与研究中，都曾运用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此外，复旦新闻系的《世界新闻译丛》，还曾较系统对该学科作过介绍。但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它刚刚露头很快便被中断了。
第二次引入，已过二十多年。70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对传播学作了一些介绍。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出了一本《传播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西方传播学著作相继在我国出现，如《报刊的四种理论》、《传播学概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传播概论:传媒、信息与人》等，这构成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初始起步。
作为新生儿和外来户，新闻传播学要在我国扎根成长，必须融入社会实践。因此，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我国的新闻传播实践。这时期，人们用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名词等来称谓新闻机构，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点;所引用受众、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双向传播等概念，给学界带来强大冲击波，新闻传播学逐渐取代了新闻学，传播信息工具取代了阶级斗争工具，受众理论促使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人们开始重视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各个因素和信息本身的研究，受众调查遂成为媒介改革之重要依据。
此时期，研究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已更多被人们所关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1978年3月在中国传播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1982年首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方针;1986年的第二次研讨会又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汇集、梳理、分析、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并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开展一系列影响颇为广泛的大规模专题调查。
但尽管如此，这些传播学者们所研究的，主要还是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还远未成熟，并与传播实践存在较大距离，还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进入新世纪前后，我国新闻传播学开始呈现出起飞之势。其主要表现，是研究方向开始多元，研究内容亦日益深化。方向的多元也导致了研究方法出现多元，文化学、后现代哲学、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等方法，都已开始应用，因而使该学科的研究更为科学化和精确化。
二、新闻传播学在我国本土化的基本特色
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我国新闻传播学已开始趋向本土化，其基本特色，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审视。
一是研究过程表现为学科由窄而宽;论题由浅而深;范围由小而大;沟通由难而易;研究方法由封闭而开放;由单一而多元;由非正式而为正式。
二是研究内容表现为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研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横向的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问题的研究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对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亦很丰富。
三是研究学者由少而多，一大批年轻学者已活跃于学科的最前沿。
三、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主要亮点
三十多年的引进与发展，使我国新闻传播学呈现了很多亮点。
亮点之一，是一些早期译作的适时出现。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7月刊出《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介绍性文章，在当时国内新闻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此后整个80年代，人们都在应用这些译作，它们恍若璀璨之星，映亮了我国传播学的空旷夜空。
亮点之二，体现于几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讨会。1982年，第一次全国性传播学学术研讨召开会，参加者只20余人，所提交论文亦无多。但会议首次提出的16字方针，则确定了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对后来相关工作的开展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第二次全国研讨会，召开在1986年，已有人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传播学之主张。1993年的第三次会议，诞生一批与我国传媒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1995年第四次会议，研究话题开始向传播学学术定位及本土化问题集中。1997年第五次会议，香港、台湾、大陆学者首次坐在一起作学术探讨。1999年第六次年会，开始与国际接轨，议题、规模与质量都有相当的拓伸。以上这些研讨会，都不同程度对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了某种助推之益。
亮点之三，是受众调查在我国的兴起。早在1979年，复旦大学一批学生就用刚学到的方法，尝试进行当今很流行的“受众研究”，尽管其调查规模尚小，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联合发起北京地区读者、观众、听众调查，则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受众调查，它对我国大众传播发展的影响至为深远。
亮点之四，是人们的学术界思想不断解放。过去，新闻传播学曾被冠以“资产阶级新闻学”之名。1983年还曾将其视为精神污染，指责其否定阶级斗争。直到1992年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新闻传播学的命运才彻底转变。1995年国务院学科目录将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列为二级学科;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将传播学正式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并将其列为一级学科，这是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被国家承认的重要标志。
四、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几点困扰与问题
新闻传播学虽在我国又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正视和解决的困扰和问题。
困扰和问题之一，是学术界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理解尚不一致。港台学者多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探讨传播原理，资料以古为主;大陆学者则多从传播实际来探讨传播理论，材料以今为主。近来也有人提出了上下联通、古今并用的折衷之见，这主张尚未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困扰和问题之二，是新闻传播学者对语意的认知及对名词的翻译，都不尽相同，这常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
困扰和问题之三，是那些得到政府和企业赞助的行政型、实用型传播研究，明显处于有利地位。而本土化研究则尚嫌冷淡。这是本学科尚未成熟的一种表现。
困扰和问题之四，是从事新闻传播学本土研究的学者尚少，颇需其他各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同时，研究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须具有深入细致地独自探求的精神，尤须仔细阅读大量文言书籍，这对年轻研究者们来说，无疑是一较大障碍。
五、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景的展望
虽存在这些困扰和问题，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前景，毕竟还很光明，我们已清晰看到了如下一些令人欣喜的学术发展趋势。
一是本土化研究者正日渐增多。虽然我国的研究尚未完全消除对西方的模仿之痕，但对本土化问题的认识，已逐渐加深，并且也已形成了某种气候。
二是对西方化的指责正渐其少，西方化和本土化之争，已难再引起研究者们兴趣，人们都再将忙于建构各自的理论，研究环境愈加宽松。
三是交流合作正在日益增多。的学术沟通，正以循序渐进之式逐渐推行。因为大家都已认识到，交流与合作，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最有效途径。
尽管同1908年即诞生了第一家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美国相比，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起始较晚，且中间似乎一度中断，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为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英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机构
最近，笔者对英国一些著名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机构进行了实地考察，这里作一概述。
伦敦大学
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创办于1983年，著名学者詹姆士・柯伦是其创始人。在建系前，该学院视觉艺术室就曾展开视觉传播教学。媒介与传播系成立后，最初提供的是传播与社会学和传播与教育学的学位教育，1985年起才开始进行媒介与传播学学位教育，20世纪80年代开始招收媒介与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目前，该系有本科生471名，硕士研究生209名，博士生57名。该系的教学与研究在英国评价甚高。在2001年12月英国对研究型高校科研评估中，其研究能力被评为5星级（最高级），这在英国新闻与传播院系中是屈指可数的（英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推行这种评估，每6～7年进行一次，下一次评估预定在2008年举行）。在近年的英国高校教学评估中，它得分也很高，为22（满分为24）。
威斯敏斯特大学
威斯敏斯特大学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新闻与传播学教育，70年代起即开始进行该学科领域的学位教育。其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现有35名全职教工，另有约100名兼职教职员工；全院本科生约500人，硕士生约250人，博士生约50人。该院的本科新闻学专业和公共关系学专业最近3年在《卫报》对高校媒介教育的调查中位居榜首。
伯明翰大学
伯明翰大学是英国传播学研究文化学派的发源地，其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继任主任霍尔（StuartHall）均是在文化与传播学研究中很有建树的国际知名学者，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的威廉斯（RaymondWilliams）也为其作出了许多理论上的贡献。尽管目前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已解散，但该校的媒介、文化与社会研究与教学并未停止。在该校，从事这一领域教学的，是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学系。英国《卫报》新近公布的排行榜中，伯明翰大学社会学系在社会学领域排名第8；其社会学专业本科教育排名第4，传播学教育排名第2。
这几所英国高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机构的各级各类本科和研究生（硕士、博士）专业方向点（新闻与传播学领域）如以下表所示：①
除了上述高校外，英国大量高校都设立了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领域的学位点（开展新闻学专业学位教育的有72家），其中还包括利兹大学、拉夫堡大学、爱丁堡大学等许多综合性大学。
按层次设计培养目标
这几所高校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共同点之一，即都主张本科阶段强调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研究生阶段则突出深入主攻方向。
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除了国际媒介专业是以理论研究为导向外，其余各专业方向“既培养学生进行理论思维，也教授学生一系列从事媒介工作的核心技术。”②这些核心技术主要是收集信息、进行采访的技巧以及分析、处理信息的技巧。此外，该系也非常重视让学生了解传媒法和新闻传播道德。而在硕士研究生阶段，该系的“图像与传播”、“新闻学”、“纪录片”、“广播”、“剧本编剧”、“电视新闻学”和“故事片”7个硕士点，则深入到各个具体的媒介实务领域，进行强化训练。其课程设置，都强调培养学生的媒介实务能力及创造力和对媒介工作的分析能力。除了课程学习外，均要求提交“代表作选辑”（portfolio）。以该系新闻学硕士点为例，它要求硕士生每人交3篇新闻特写，除了个人作品外，硕士生还需递交小组作品项目成果（杂志文章）。“数字化媒介”和“媒介与传播研究”这两个专业，前者围绕关于“新”媒体的种种争论点展开研究，挑战技术决定论和对于视觉传播前景过于乐观的观点，强调媒介技术应用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后者则以跨学科的方式分析研究现代社会、文化与媒介，将对于传媒理论的强化研究和相关学科的相关研究相结合。该系的“媒介与传播专业研究型硕士点”（MResinMe-diaandCommunications）、媒介与传播专业哲学硕士/博士学位点（可硕博连读）的学生，则涉及广泛的媒介和传播领域，并从中选择课题，深入进行专项研究。
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的（大众）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教学，“重点在于将‘文化学研究’同‘媒介研究’结合起来”，核心在于“以传播学作为起点去理解社会的权力关系、社会关系和文化形式（cul-turalpatterns）”。③而这也正是英国同美国在（大众）传播学教学与研究中的主要区别所在。科伦教授评论说，“美国的（大众）传播学研究倾向于从效果方面考察传播，将之视为社会中相互分离的、个别的影响之源。而在英国，（大众）传播学研究则倾向于将传媒视为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的反映，从媒介在揭示社会本质方面考察媒介。”④在科伦教授看来，美国的传媒研究倾向于聚焦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英国的传媒研究是同通俗文化/大众文化研究结合在一起的。这两个国家的媒介研究，在聚焦点和框架方面是不同的。这种区别，当然也在该领域的教育中反映出来：美国在传播学研究中主要使用实证方法，教学中强调实证的方法训练；而英国较为重视思辨式的研究方法，更重视理性分析训练。但是，他认为美、英的新闻与传播教育与研究各有自身的优势和弱点，应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⑤使之优势互补。
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要求“本科生必须学习理论型和实践型两种类型的课程，大约各占50%的比例”，而在硕士生层面则“有所侧重”（但也并非可以全然不学理论）。⑥该校的新闻学本科教育的实践型课程，也重视新闻采访和报道的核心技巧的学习，然后，再进入按媒介种类（印刷、广电和互联网）划分的选修课程的学习。其公共关系学专业本科，内容既覆盖公共关系实践的各个方面，又包含对于公关行业的理性评判分析，考察公关行业在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及其同媒介的关系。该学院的研究生教育，依然关注理论与实践、媒介分析与媒介实务相结合，但突出主攻方向。例如，新闻学专业方向的核心课程，是学习专业新闻实践和研究分析英国及欧洲的受众、媒介机构、历史与文化，但重在深入印刷媒介或广电媒介的专门领域学习。又如，公共传播与公共关系学专业方向尤其强调为学生进入公共传播和公共关系行业作准备，帮助学生拓宽、提高和更新这些领域的实践技巧。
伯明翰大学社会学系的媒介、文化与社会专业，因其学校性质及该校在媒介、文化与社会研究中的传统，定位成“并非培养新闻工作者，而是培养学生从理论上分析媒体”。⑦其本科生教育的3个学位点，不论是单项式的（singlehonour）还是合作式/组合式的（jointhon-ours）（有些类似于我国的单学位、双学位之分），第一年的核心课程大致相同，均包括媒介、文化与社会概论，文化分析，文化研究的技巧和方法；在第二学年，文化学理论也是必修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立，显然是为了给学生对传媒、文化与社会进行思辨式的、批判性分析奠定基础。而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各学位点的课程设置则有各自的侧重。
教育形式各有特色
我们发现，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与传播学区别明显，新闻学教育（或广义的操作性传媒教育）领域的硕士点，虽然不忘提供宽广的理论框架，但更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大众）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我们的研究发现，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伯明翰大学社会学系的媒介、文化与社会专业研究生教育，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特点。该校社会学系的媒介、文化与社会领域研究生教育的专业方向设置，就分为这3大类(英文表述分别为“Re-searchDegrees”,“TaughtProgrammes”和“ResearchandTaughtProgrammes”)。在这3大类中，研究型课程对研究水平的要求最高，其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词，强调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教学型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最高，其硕士学位点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而属于研究与教学型（“ResearchandTaughtProgramme”）的哲学硕士点（B型）则要求研究生修满3门课，并撰写2万词的学位论文。
就各校的特色而言，我们的调研发现，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很注意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是如此，约50%的研究生是来自国外。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带来的文化交融、文化争议等，一方面增加了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新闻与传播学领域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另一方面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对一些重要概念有不同理解，给教学带来一定困难。在该院进行访问时，斯帕克斯教授特别谈到，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学生倾向于认为自己国家的传媒体制是自然的、正常的，该系在教学中试图让学生认识到各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这不等于其他国家的传媒体制就是不自然的、不正常的。
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的特点，是重视跨学科教育与研究，该系开设的“人类学与媒介”、“媒介与社会学”和“媒介与现代文学”专业都具有跨学科性质。鉴于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鉴于传媒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伯明翰大学社会学系媒介、文化与社会专业更重视与其他院系的合作以及本系学术群体间的合作。该系开设的学士学位点，既有单项式的（singlehonour），又有合作式/组合式的（jointhonours）（类似于我国的单学位和双学位），后者牵涉到该系和其他院系的合作，包括语言（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历史学、戏剧学等专业。此外，该系的课程教学的讲座部分，采取主题式，由一个教师群体各人讲自己最擅长的课题。
学生评估多种模式
英国高校新闻与传播教学机构对学生的评估，既是规范的、严格按照程序的，又按照不同的教学阶段、学位点类型等而有所不同。这有利于在保证公平的同时，保护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及适应学生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发展特点。
以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为例。其媒介与传播专业方向对学生的评估是持续式的，在本科第一、二年，依据的是考试和学期论文。而在本科第三年，学生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撰写学位论文，在这一情况下，评估依据的是学期论文加上学位论文；另一种选择是多修两门课而不撰写学位论文，在这一情况下，评估依据的是学期论文（包括多选的两门课程的学期论文）。另外，对于“代表作选辑”（portfolio）的要求则是本科三年一以贯之的，只是每年对作品体裁的要求不同。印刷媒介专业方向的学生，第一年要求有3篇报纸文章，第二年要求有报纸文章和以杂志文章为形式的小组项目成果，第三年要求有新闻特写加上网页制作。
该系新闻学或广义的操作性传媒教学领域的硕士研究生评估，依据的是课程考试或论文、法律考试、代表作选辑以及约7000词的论文。而传播学领域硕士研究生的评估则有所差异，主要依据6门必修课程的学期论文（约5000词左右）或课程的期末考试，加上1~1.2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
该系对本科生和硕士生一般无学位论文答辩的要求，但有严格的程序对学生论文进行评估。在新闻学领域，学生论文先由教师批改、评分，然后再由学院中的其他教师批改、评分，第三道，由校外专家评审（所有研究生的论文都需经过校外专家审阅、评分，但本科生的论文只抽取一部分请校外专家审阅、评分）。该系传播学领域对学生论文的评估，也采取类似的程序，但操作上与前者有所不同。第一道，由教师批改、评分，第二道，抽取样本，由学院的其他教师批改、评分。如果对某篇论文两次评估的结果差异较大，则进入第三道程序：找其他教师批改、评阅，并进行仲裁，然后再请校外专家进行评估。⑧论文答辩只是在一些可上可下的情况下才举行。⑨
对我们的启示
英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上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少启示。比如，其在本科阶段强调培养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研究生阶段突出深入主攻方向的做法，同我国强调理论教学，并且学位层次越高，对理论的强调程度也越高的做法是不同的。英国的做法，体现了术业有专攻的培养思路，新闻学教育/操作性传媒教育旨在培养应用性、操作性人才，即便是研究生层面也是突出其新闻实践的深广度；而以培养分析、评判传媒实践的人才为己任的传播学教育，研究生突出的则是理论知识的强化和拓展以及专项研究。从目前我国研究生报考允许跨专业、跨学科的实际情况来看，学位层次越高、对理论的强调程度也越高的做法，对于那些本科非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来说，会因缺乏扎实的专业基本知识和核心专业技巧的积累而难以真正理解深层理论的问题。英国的做法，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选择。此外，对如何体现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英国的实践也是一种启迪。
英国高校各阶段/层次的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学位点，采取不同的类型、模式的实践，而我们采取的是统一的模式、统一的要求。我们的研究生学位点，并无明确的研究型、教学型以及研究与教学型之分，甚至对文、理科的差异，也没有充分考虑，主管部门对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外语、政治、体育等，有统一的规定。这种单一模式与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之间，不无矛盾，在实际操作中，也容易陷入形式化的陷阱。实际上，把高校的所有学生培养成理论与实践最佳结合的理想人才是不现实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国高校针对专业特点或照顾学生的兴趣，尊重学生的选择的不同类型、模式，要求不一的做法，更能适应社会的人才需求，也更具操作性。
英国新闻与传播教育机构对学生的评估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这一点，尤其反映在对学位论文的评估上。目前，我国高校对学位论文的评估，不分层次、不分专业，一律要求进行论文答辩。目前中国高校经过多年的扩招，本科生的规模，已经达到极为庞大的地步，其论文答辩工作需要的人力是极大的，答辩老师审阅论文的时间很有限。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毋庸讳言本科生论文答辩流于形式的问题是存在的，甚至硕士生的论文答辩都有此问题。而我们解决此问题的方式，往往是增添新的评审环节如送外校专家匿名评审、全市/省匿名抽查等。这可以起到督促学生、导师、单位重视学位论文的质量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带来答辩结果和外审或抽查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下究竟以何为准、依据什么为准的问题，而这本身也是对论文评估规范化运作的一种挑战。
当然，英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斯帕克斯介绍，在英国，新闻学一直都在为自己在高校的地位而奋争，人们对实践性的新闻工作为什么要进大学学习还迷惑不解，因为从来没有大学设立开汽车专业。这似乎同我国“新闻无学”说有类似之处。看来，如何解决新闻学的应用性及其理论建设之间的对立统一问题，任重而道远，不仅在我国如此，在英国也是如此。■
关键词新闻翻译传播模式传播媒介受众与反馈
一、新闻翻译的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大众传播媒介都需要翻译大量国际新闻来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正是出于对新闻翻译重要性的认识，一些院校开始重视新闻翻译课程，在专业中设置新闻翻译方向。目前，我国仅有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等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开设了该专业。新闻翻译是一门交叉学科，而国内对新闻翻译领域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从语言学和翻译学的角度出发的，如有学者曾对发表于1979-2006年间的有关新闻翻译研究的论文进行了收集分类，发现我国在此期间新闻翻译研究的主题中有关新闻文体特点和翻译方法的文章占61％。但是新闻翻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活动，除了语言学和翻译学的知识外，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新闻翻译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强调新闻翻译的传播本质，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对新闻翻译实践加以分析研究。
二、翻译的传播本质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换活动，具有传播的一般性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翻译学研究者开始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即翻译传播理论，它将翻译学纳入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行为。沃尔夫拉姆·威尔斯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中提出“翻译是与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这一定义对翻译进行动态的过程分析，逐渐明晰了翻译的传播本质。吕俊教授是国内翻译传播理论的先驱研究者，对翻译传播的本体、载体、客体、环境和效果等进行跨学科研究，他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特殊的传播活动。。翻译同样具有传播学的一般性质，即是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受信者之间一系列关系；是一个由传播关系组成的动态的有结构的信息传递过程；是一种社会活动，其关系反映社会关系的特点。与普通传播过程不同的是，翻译是在跨文化间进行的，操纵者所选择的符号也不再是原来的符号系统，而是产生了文化换码，但其原理却是与普通传播相同的。正是由于翻译的这种传播本质，译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翻译的传播目的，才能使翻译活动顺利地发挥信息传播的功能。
三、传播学模式下的新闻翻译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于19世纪40年代兴起于美国，韦伯·香农是其创始人。韦伯发现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形成了传播学上的“五w模式”：whosayswhatinwhatchanneltowhomwithwhateffects，即：传者信息渠道受者效果。这一模式包括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针对这五种要素拉斯韦尔又提出五种与之相对应的传播研究：对应传播主体的“控制分析”，对应传播内容的“内容分析”，对应渠道研究的“媒介分析”，对应传播对象的“受众分析”，以及与传播效果对应的“效果分析”。按照这一模式，新闻翻译的传播模式可解读为在两种语言环境下的两个传播过程，即原新闻的首次传播：原新闻作者原新闻媒体原新闻读者效果；译文新闻的再次传播：新闻翻译者译文新闻媒体译文读者效果。因此，要使新闻在目标语境中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对新闻翻译的传播过程加以分析研究，使每个传播环节都顺利地发挥作用。
1新闻翻译的控制分析
新闻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活动，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也就是特定的生态环境下进行的。新闻翻译者具有译者和传播者双重身份，应承担言论出版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遵守相应的传播制度。因此，译者在翻译前首先应了解特定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下的媒介控制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经济控制、思想文化和社会监督的文化控制。新闻翻译是两种语言间的传播活动，新闻翻译者除需精通双语外，还必须具备渊博的背景知识，对法律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体育等专门领域也要有基本的认识，才足以应对包罗万象的新闻题材。
2新闻翻译的内容分析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提出了新闻选择的“把关人”理论，形象地说明了大众传播是如何报道新闻的。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挤入传播的渠道。记者是把关人，决定着那些素材应该写成新闻稿；编辑是把关人，决定着那些新闻稿应该刊播；编审和总编是把把关人，决定着那些内容应该成为重要新闻等等。而新闻翻译中，翻译者也是把关人，决定着哪些新闻应该翻译以及如何翻译。新闻翻译者对新闻价值和新闻要素的研究深刻影响着对翻译内容的选择。新闻翻译具有重要的国际通讯功能，对国家社会有重大影响，因此新闻翻译者面对全球排山倒海的外电报道，必须有能力筛选重要事件，从本地的角度，加以消化重组，同时兼顾新闻的完整性以及读者的兴趣。
国际新闻的翻译非常注重综合翻译改写，尤其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常常采用先综合整理后翻译改写的报道方式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新闻翻译中的翻译改写技巧相当于翻译领域研究的“变译”。所谓“变译”，指译者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具体而言，变译可以是摘译、编译、改译、缩译、译写、译述、译评等等方式。新闻翻译者的任务是根据新闻的不同语体，读者的立场视角，以及两种语言所处环境的不同传播环境(即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采用变译的方式，对原新闻的内容进行有选择有目的的编排整理，进而翻译改写，向读者传递其最需要的信息。
3新闻翻译的媒介分析
媒介作为信息传递、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在人类传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认识和研究翻译与不同形式的媒介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利于研究翻译的效率、速度、质量、翻译量的大小与翻译传播媒介发展水平的关系。如果在这方面认识不清，不注意研究，就会制约翻译传播事业的发展。相反，加强对媒介的研究，增强其可靠性、效果性，就会极大的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对媒介的认识与研究对新闻翻译者尤为重要。只有了解各种媒介的类型和特点，新闻翻译者才能通过媒介更好地把信息传递给读者。只有对新闻传播媒介有系统的认识，才能在跨媒介类型的翻译任务中顺利地将原媒介的新闻翻译成更适合目标媒介的新闻。如今，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型的媒介不断出现对新闻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新闻翻译的受众分析
受众，简单地讲就是传播活动的目的地，是传播内容的归宿，同时它又是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没有受众的参与，传播活动是不完整的。大众传播的受众主要包括报纸杂志的读者以及广播电视等听众与观众。由于文化、语言、政治及生活环境的差异，受众对新闻内容有着不同的兴趣及需求。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思维方式、经济发展状况等等给信息传播造成了必然的障碍。作为信息的传播者，新闻翻译者必须对译文的受众有所了解，确定受众的社会阶层、经济文化政治背景、教育程度、年龄层次、职业差异、价值取向等等随着资信革命和互联网时代的降临，如何为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和喜欢阅读的信息，是新闻翻译工作者面对的巨大挑战。
5新闻翻译的效果分析
新闻翻译作为信息传播活动，其传播效果是评价新闻翻译的重要标准，因此，传播活动的效果如何也是新闻翻译者应当关注的问题。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效果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还指传播活动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不管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显在的还是潜在的。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尤以大众传播的活动对社会的运行、变化和发展所产生的宏观效果为主要参考对象。传播效果是检验传播活动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如果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不被受众接受，效果不佳或者甚至适得其反，那就失去了传播意义。新闻翻译的成功与否，同样也取决于新闻翻译。新闻中新词新语的翻译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尤其显著。大量的研究证明，传播效果不仅受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技巧的影响，受众自身的属性，也就是他们的阅读兴趣、政治态度、价值观等差异，也制约着传播的效果。
传播学中，阻碍信息疏通的因素被称为噪音。任何阻碍有用信息通过的障碍和不属于信息来源原意的附加物，都是传播学研究中的噪音。噪音存在于传播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中，对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产生影响。新闻翻译的过程就是信息传输的过程，如何确保原新闻信息在译语中最大限度准确无误地得以体现，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处理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译者的任务就是尽量化小这些噪音，尽量扩展信息渠道和信息流通量，减少不确定性，降低译文读者解读原文信息的难度。
一、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发展历程及研究方法
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发展历程是由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新闻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不同的角度为人们呈现最直观的新闻消息。而跨文化新闻传播则将国家间的消息公开传递，方便过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这种现代化的跨文化新闻传播并不是现代特有的，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历史性，这是现代人对于现代化的跨文化传播产生的错觉印象。新闻传播是将各个国家的新闻加以传播，而因国家的不同，经济、政治、军事的制度的不同，新闻所具有一定的文化限制，一定历史基础。因此，跨文化新闻传播从历史上看，跨文化新闻传播是由历史向世界历史过渡的。跨文化、跨地域的新闻通过公开传播，使各个国家更好的学习交流、相互了解，推动世界的进步。因此，跨文化的发展历程是由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
跨文化新闻传播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民族志、民族中心主义以及公平。每一个国家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及角度去看问题、看世界，这里的民族志是指通过观察分析去研究跨文化新闻传播。这种研究方法强调观察、参与、反思去研究问题，因此在跨文化新闻传播中，它比其他方法更显中立性，不加入过多的个人情感，因此更为专业。而任何国家在进行跨文化新闻传播的时候都会根据一定的经济、政治、军事、民族的立场去进行跨文化新闻传播，因为这种文化、地域的不同都会出现民族中心主义。而公平才是跨文化新闻传播中的核心，公平才可以均衡的将跨文化新闻进行传播。因此，跨文化新闻的研究方法应当从民族志、民族中心主义以及公平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二、跨文化新闻传播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整体的发展趋向一体化。跨文化新闻传播融合了各国的新闻，而不同的国家所处的环境不同，不同国家间的语言也就不同。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新闻传播需要语言符号作为交流媒介。然而，各国间语言符号的翻译应当建立充分理解国家价值观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文化融合。跨文化新闻传播的现状所面临的恰好是文化融合困境，目前缺少对于语言翻译及具备新闻学能力相结合的专业性人才。这制约极大的制约着跨文化新闻的传播，影响世界的发展。因此，跨文化新闻传播在全球化进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我国跨文化新闻传播现状
中国跨文化新闻传播面临着传播能力弱、文化融合困境、文化传播困境，大致呈现出一个困境循环。
传播能力弱这一困境，源于我国新闻传播的地位优势不强。新闻传播的力量与能力都不够强大，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在国际上仍处于边缘地位。从自身原因看，我国的新闻传播缺乏的自己的主见，很少发表自己的言论，新闻传播实力和力量都不够强大。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新闻传播背景下，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影响较深，而中国却常常受制于其他价值观念，没有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因此，我国跨文化新闻传播的现状面临着传播能力困境。
阻碍文化传播的主要原因是传播能力困境和文化融合困境。跨文化新闻传播主要是展示本国的文化，向世界宣传本国文化，从而实现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战略，更加注重经济和政治，而忽略文化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当全方面重视文化，真正解决我国跨文化新闻传播所面临的困境。
四、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发展策略
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发展策略基本包括：明确认识文化差异、促进文化认同感、加强特色文化建设、重视“理解、自由、平等、发展”的理念。
4.1明确认识文化差异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文化各具特点，文化界限十分清晰。跨文化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基础是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利于明确认识文化差异。各国间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形式，中国西方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由于地域、环境、人文、经济、政治、军事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明确认识文化存在差异，才能更充分理解文化，有利于跨文化新闻在国际上的传播，也更容易使中国的文化被其他各国所认可。
4.2促进文化认同感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以及对本国文化深深的认同感。新时期下的跨文化新闻传播就要求以大众感兴趣的新闻为主，促进文化认同感。跨文化新闻传播以宣传文化和传递信息为主，在进行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同时，对跨文化新闻传播的理念及传播放方式进行转变。我国在发展经济、建设政治的同时也应当注重文化的发展，增强我国跨文化新闻传播在国际上午地位，有利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因此，促进文化认同感，才能更好的将中国文化展现到国际上。
4.3加强特色文化建设
各国都有独具特色且独一无二的文化。通过跨文化新闻传播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展示中国文化的特色，增强其他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我国文化博大精深、别具一格，利用我国文化所呈现出的独特性和新鲜性，在全球化跨文化新闻传播中，提高其他各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加强特色文化建设，充分发挥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从而达到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中的地位，有利于建设我国跨文化新闻传播。
知识社会学学科制度受众研究拉扎斯菲尔德“北京调查”
谷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传播学博士；康彬，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传播学博士研究生。
熊彼特（J.Schumpeter）在《经济分析史》开篇所提：“那些企图仅仅根据最近的论著就来进行理论研究的教授或学生，不久就会发现他们正在为自己制造不必要的麻烦。除非最近的论著本身反映出最起码的历史面貌。”[1]我国传播学研究因此不能将学术发展抽离于其历史、社会诸背景，而把其他国家传播研究的发展路径作为形塑我国传播研究的所谓模板，这样线性思维的结果会坠落成历史决定论的必然想象。
一、知识社会学与“学科制度”视角
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主要是研究知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任何知识、思想都是特定的社会情境所决定，反映着知识生产者的社会关系，反映着其所属社会群体的阶级、阶层、利益。“存在的条件不仅影响思想在历史上的发源，还构成思想产物的主要部分，且使人们在思想产物的内容和形式中感到它们。”[2]
通过知识社会学，可分析知识的社会根源，能够使人认清知识在产生与接受过程中往往带有的意识形态性，自觉反思主流范式产生与被接受的过程与意义，进而调和其所处历史语境中各种思想对立的紧张局面。
学科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主流话语压制多元思想的问题，特定学科的学科制度精英（theelitesofdisciplinaryinstitution）或符号精英（symbolicelite）构成了“学科理智演化中的英雄系谱，通过掌握、占有和控制主要的符号资本及其他的社会资源，对特定学科的研究实践、合法性的建构、学科主流和发展趋向，施加重大影响”。[3]
本文运用知识社会学与学科制度的视角，从学科构建最主要的方面即方法体系的确立入手，比较中美早期受众研究在方法选择上的不同路径。目的不在于指出两者的诸多差距，而在将学科制度精英还原于当时的历史语境，探究主流话语建构与少数声音边缘化的社会根源。在此基础上，追忆两国早期受众研究对传播学科建立的不同作用，厘清其对两国学科历史和学术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建构之不同意义，在与他者的比较中，明了我国受众研究的发展路径。
二、美国早期受众研究的方法演进
尽管不同研究者对美国受众研究开端的意见并不一致，但大部分研究者将第一个系统研究受众与媒介关系的殊荣赋予了佩恩基金会（PayneFundStudies）的相关研究，他们在对儿童与电影关系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中，使用了实验法、问卷调查法，甚至还有自传研究法，颇为丰富。如佩恩基金会研究的主要参与者布鲁默，很大程度上秉承着芝加哥学派的经验思想，其使用的自传研究法、访谈法彰显了经验的旨趣。与此同时，20世纪20年代，统计学方法已用于美国的社会科学调查。[4]可见，在美国二三十年代的受众研究中，调查方法并没有定型，在实证与经验的传统下，运用了多种手段，既包括定性的访谈、自传研究，又包括定量的实验与调查方法。
随后，坎特里尔对于火星人入侵广播剧的受众研究也使用了个人访谈、抽样调查，还采用了报纸的叙事分析和对信件的分析等形式。等到拉扎斯菲尔德等人进行“伊里调查”时，抽样方法与方案设计更加精巧，还设定了固定样本组，霍夫兰则主要应用了实验法。此后抽样调查法与实验法逐渐成为早期受众研究的两种主要方法，而这两种方法分别对应着社会学与心理学两种研究倾向。[5]短期效果研究要求抽样调查或实验的研究方法，美国受众研究的方法开始固化。这种逻辑实证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经由施拉姆对传播学的形塑，被正统化与权威化，最初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与异质性，则统一到上述主流话语中。
三、我国早期受众研究方法的选择
我国新闻传播界一般将受众调研的起点定在1982年的“北京调查”，其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新闻研究所发起，《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及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共同组成的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对北京居民读报、听广播、看电视情况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随后，受众调查研究开始增多，如我国农村新闻传播现状研究，中共十三大新闻传播效果研究，浙江、江苏两省的受众调查等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受众调研出现了一个小高潮，期间《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进行了本媒体的全国范围受众调研，特别是1987年中央电视合各省市电视台进行了首次全国电视观众调查。[6]彭聃龄等心理学者用实验法于1989年对电视新闻的收视效果与记忆效果进行测量。[7]
首先，与美国不同，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的反运动开始，到70年代“”结束，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得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从总体上呈现停顿、倒退、畸变的状态。[8]而作为传播学重要来源的社会学更是在50年代中断，80年代才开始重建。
直到改革开放后，在解放思想精神的指引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才开始全面打破僵化思维，全面“补课”，重要表现就是大量吸收西方的研究方法与学术传统，这里面就包括实证主义与各种调查研究方法。以“北京调查”为例，在其筹备过程中，威尔伯・施拉姆应邀来华讲学，陈崇山曾和施拉姆和余也鲁有过交流，并和一些调查组成员就调查方法、抽样方案设计请教了施拉姆。[9]“我们的学术曾过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学者们以前吃了‘拍脑袋’做学问的亏，所以对实证有一种偏好，希望实证是主流，希望能从美国搬进来。”[10]
其次，更是政治环境所局限，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语境，进行新闻学研究还存在一些政治风险，使用科学话语体系无疑成为规避风险的一个最佳选择。借助实证研究、特别是受众调查的形式作为一个突破口进行新闻学研究相对容易。
再次，80年代前期的中国，媒体还未推向市场，还处于传者本位的自我陶醉之中。尽管已出现广告，但对作为事业单位靠财政拨款运营的媒体来说，广告还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没有需求，媒体仅限于对受众的特征、需求、兴趣等基本信息的了解，而不会寻求更深层次的调查，不要说理论建构的追求，使之更加中国化的动力，连效果测量都很难做到，也未对调查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与改造。
“北京调查”的主要内容是读者、听众、观众的基本信息，如性别、职业、分布、构成、了解国家大事的主要渠道、兴趣、喜爱程度和信任度等。其他如我国农村新闻传播现状研究、中共十三大新闻传播效果研究及浙江、江苏两省的受众调查同样如此，有的尽管出现了“效果”字样，但并未进行实质的效果调查。到80年代后期，随着媒体市场化运作的开始，传播学理论的逐渐输入，我国受众研究的方法才开始逐渐完善。
因此，我国这种早期受众研究，方法上的学习与模仿是仓促的、有限度的，对科学话语的借鉴也仅仅停留在表面，作为一个工具和手段而已。单纯从方法上看，我国80年代的受众调研，承袭了美国传播研究方法的主流范式，即抽样调查与实验法，但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新闻传播学界却大部分选择了在形式层面更易模仿的问卷调查，并未对心理学者的实验研究加以重视，彭聃龄作为心理学者在心理与传播的这个十字路口稍加停留，就匆匆离开，在传播学中国化的建构过程中这些研究逐渐被边缘与遗忘。至于访谈、自传、民族志等其他方法则没有进入当时大部分学者学习的视野，或这些方法与我国传统的个别访谈、开座谈会的方法有着某些类似，而被研究者所忽视。
四、中美两国传播学科方法体系的不同建构
无论从人员准备还是从外部需求来说，我国早期受众研究都没有足够的积累，方法集中在问卷调查一种形式，其调查方案与问卷设计都比较简单，与美国三四十年代的研究相比，还不够成熟。但在对学科制度建构的作用上，两者的作用同样重要。
拉扎斯菲尔德与霍夫兰建立了抽样调查法和实验法的绝佳模板，他们符合美国当时的主流学术思维，即实证主义与美国本土实用主义的传统，也迎合了对效果的追逐，于是这两个经典模版自然被施拉姆收进传播学诞生的神话之中，通过一系列文章、图书、讲学将其固化为传播学的主流范式，为传播学科的确立梳理典范。而其他分析方法，如批判分析、阶级分析等方法则被排除在外，甚至将佩恩基金会研究开创的多种方法逐渐抛弃。
这种固化的结果，是后学对方法形式的绝对模仿，忽视了研究本身的意义。实证主义传统容易限于个人主义的陷阱，丧失理论建构的勇气与能力。“实证主义之所以（侥幸地）没有成为无神论，是因其对象化思维方式甚至连问题都提不出来。”[11]这种主流范式构建的结果是对实证主义这些缺点的继承，而边缘化的其他方法则被遗忘，米尔斯毫无情面地批判了拉扎斯菲尔德进行的实证研究，认为“抽象经验主义更关注科学哲学，而非社会研究本身”。[12]别是其对抽样调查的批判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批评实证主义的话如出一辙，“就思想而言，你从细节性研究得到的思想几乎不会比投入到这些研究中的思想多”。[13]
而更甚者，是对构建主流范式经典本身的多元意义的遗忘，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例，并非他所言全然沉醉于自己的方法之中，青年时代参加过奥地利社会活动，信奉过社会主义的拉氏的批判精神也并没有全然丢弃，他和默顿的《大众传播、流行品位与组织化社会行为》一文渗透着批判的情怀，提出了大众传播的麻醉功能。通过与默顿的合作，借鉴了默顿中层理论的概念，拉扎斯菲尔德的方法设计中体现了对理论的关怀与对群体的再度发现。而这正是在主流方式确立之后西方传播学研究中最缺少的部分。
我国早期受众调研却是对当时主流分析方法的一种解构与质疑，是对新闻学界学术过度政治化、研究过于随意化的一种矫正。以“北京调查”为代表的早期受众调研，对于当时大部分国内学者，特别是新闻学科的学者来说还很陌生。尽管当时“对于把统计、逻辑和数学等概念与方法视为‘伪科学’的人不在少数”，[14]但对于量化方法的质疑，更多是包含在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二元对立之中，而非真正反思其学理上的不足与问题，在中国当时学界知识分子“去政治化”、追求“科学主义”和扫除“”弊端等心态的强烈作用下，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即使当时真有学者看到实证主义范式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可能对其穷追猛打。
特别是在传播学引进与学科规范建立过程中，方法的引进起到了先锋作用，如前所述原因，80年代初期直接引进西方传播理论并不容易，以客观的调查作为先导更为妥当，这为学科建立起到了很大作用。“受众研究不仅对中国传媒改革和政治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且较早受到国外关注和承认……为传播学在中国的应用和普及起到了良好的‘典型作用’。”[15]
然而当原有政治话语主导的主流研究范式被打破，西方传播学引进以后，由于学术传统与训练的缺失、资金的匮乏，以及我国早期受众研究方法本身不足，很难将其确立为一种主流范式，直至今日我国传播学更多是“直接与想象，……缺乏逻辑上的严谨度”，而不是“使用数学逻辑语言来建构理论”，[16]或进行更为实际的对策性分析，依然难觅方法的踪影。这是审视我国早期受众研究时不得不反思的一个话题，也正由此我国传播研究与受众研究一直在西方划定的范式中游走。
结语
中美受众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会受到大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任何学术研究的出现都需一个长期的学术传统积淀，因此不能过于急功近利，学习与借鉴不能停留在形式表面，更在于了解其产生与发展的具体语境和在我国现实中有何种意义。受众研究要带有问题意识，结合现实语境，反思中美受众研究的异同，立足于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找到本土化的研究之道。
本文从学科制度最重要的方法体系方面对中美早期受众研究进行了比较，恰好体现了这一点。美国早期受众研究的经典方法，由于符合美国当时情境，被建构成传播学的主流方法体系，却遗忘了其本来的多元意义。我国早期受众研究的方法选择一方面解构了原有研究范式，为传播学的引入起到了先锋作用，然而这种解构是不彻底的，使得今天我国传播学很难树（下转第58页）（上接第51页）立起一个共识的方法规范，其结果是会在对美国传播学的各种模仿中迷失自己，还是会因此获得多元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与反思。
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思考，既不要被西方学术话语绑架，也不要被一些所谓“本土化”的假象迷惑。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M].朱泱，孙鸿敞，李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7.
[2][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李书崇，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1：278.
[3]方文.学科制度和社会认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2.
[4][美]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M].刘海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8-19.
[5]Deacon，D.&Keightley，E.QuantitativeAudienceResearch.InNightingale，V.TheHandbookofMediaAudience.Malden&Oxford&WestSussex：wiley-blackwell，2011：305-306.
[6]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河北大学新闻学院.解读受众：观点、方法与市场[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4-10.
[7]彭聃龄，黄合水，黄方明.电视新闻收视效果的研究[J].广播电视学刊，1989（4）：4.
[8]童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新闻学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3）：14.
[9]陈崇山.施拉姆的理论对我的指引[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4）：16.
[10]赵月枝.批判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对比分析――加拿大国家研究教授赵月枝做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术沙龙[J].国际新闻界，2006（11）：38.
[11][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5.
[12][13][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61，71.
[14]王亦高.试论上世纪80年代我国新闻学研究中逻辑思维的缺失[J].国际新闻界，2008（3）：38.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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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关键词]假新闻；传播机制；治理；内容分析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6）03―0091―02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微博、微信等新一代社交媒体与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的结合加快了社会节奏，也加速了信息更新换代的频率。快节奏的新闻生产，片面追求独家新闻，急功近利的心态让一部分新闻工作者开始变得浮躁，导致新闻工作频频出现失误。假新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它不仅存在于中国的新闻界，也是令全世界新闻界头疼的问题。
假新闻是新闻的一个衍生现象，它是新闻事业发展不健全的表现。假新闻的传播不但会给媒体公信力带来伤害，还会误导公众，影响社会正常秩序。尽管国家三令五申，对假新闻严查狠打，但还是会有漏网之鱼。假新闻的泛滥，不仅是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与专业素质的问题，还是诚信危机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表现。它如同一个社会毒瘤，扩散至世界的各个角落，假新闻在社会上传播的时间越长，其负面影响也就越大，若任其发展，势必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
假新闻也是学术界一直探讨的问题，研究假新闻的文章层出不穷，但是研究结果大同小异。同时，假新闻伴随着社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也衍生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对假新闻的研究必须与时俱进。因此，假新闻虽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老而不旧。
国内学者对于假新闻的研究一直保持较高的关注度，研究成果也相对集中，表现在假新闻产生原因及治理措施的论述上。相关的专著较少，对假新闻的研究多零星的散落于不同的新闻著作中。比如，李良荣教授的《新闻学概论》，杨保军的《新闻真实论》，吴飞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等，都有对假新闻较为详细的阐述。在中国知网上以“假新闻”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有7587条结果；而以“假新闻传播机制”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虽然出现也七千多条结果，但是与二者完全相关的文章却寥寥无几，可见业界并未形成对“假新闻传播机制”的系统研究。
一、对假新闻产生的原因的分析
学术界对于假新闻的成因分析多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主要在于新闻工作者的新闻专业主义和职业道德规范的缺失，比如急于求成的心态导致新闻元素不完整或受利益诱惑新闻造假等。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的《假新闻何以泛滥成灾》、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刘保全的《新闻失实的原因及防止措施》等文章中都将新闻工作者的从业道德或者专业素养的缺失作为假新闻的主要成因。其中，2011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陆地教授的《假新闻的成因、危害与治理》，通过分析假新闻的判断标准和类型，提出了假新闻的四种成因，与其他文章不同的是，他将个人原因更具针对性地分成被动造假和主动造假。他认为被动造假的原因多是受到一些假象或者相关人员的蒙蔽，跟个人的业务素质不高或者判断失误有关；主动造假多是出于某种功利性的目的或者麻痹大意甚至成本控制的需要。造成假新闻泛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市场环境和国家相关政策的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传媒行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但也给行业之间带来激烈的竞争，为了片面追求发行量或者收视率，部分新闻单位采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制造引人注目的假新闻，给受众和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还损害了自身的公信力。另外，国家现在还未出台新闻法，仅有的行业规范、管理条例都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假新闻的产生与传播，这也是专家学者一直呼吁的。
二、对假新闻危害的研究
对于假新闻危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假新闻对社会的危害。假新闻通过媒体传播到社会中，会给社会秩序、社会舆论造成一定的影响，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二是假新闻会对媒体的公信力造成影响。人们通过媒体获取信息，媒体本应传播的是真实、可靠的信息，如果媒体刊载假新闻，传播虚假信息，就会丧失受众的信任，媒体公信力会受到损害，没有公信力的媒体就再无发展可言了。三是会侵害新闻当事人的利益。大部分的假新闻中会带有当事人的真实信息，会给他们造成声誉、心理或者人身的严重伤害，而这些伤害还会夹杂着社会人群的议论甚至指责，社会影响不易消除。杨保军的《新闻真实论》中第五章第三部分“假新闻及其防治”、2006年浙江师范大学廖向东的《假新闻的社会危害性及根源分析》、2011年山东师范大学程菲的《虚假新闻成因及对策分析》等文都对假新闻的危害进行了阐述。
三、对假新闻治理措施的论述
基于假新闻的生成原因，国内学者在假新闻的治理措施上的论述主要有：
首先，基层的新闻工作者要坚守新闻真实性、客观性原则，恪守新闻道德职业规范，严格自律，杜绝有偿新闻、造假新闻。陈力丹教授在读完《新闻记者》2002年第一期发表的《2001年十大假新闻》后，在第二期上就发表文章《假新闻何以泛滥成灾？》，呼吁传播者要有理性的思考，并将这种思考锻炼成为一种工作习惯。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见解，2011年江西师范大学的李铁锤、熊茵在《当前假新闻研究存在的共性问题》一文中为记者和编辑正名，认为假新闻的出现并不是一人所为，记者和编辑往往没有决定刊发或者播出的能力，将责任全部推给基层新闻工作的观点有失公允。
其次，治理假新闻不能单靠新闻工作者的自律，国家要建立健全防治假新闻的政策法规，用法律武器来对抗假新闻。另外，还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措施，对假新闻严查狠打。2011年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谭天、陈识在论文《媒介融合中假新闻的防范对策》中，通过具体分析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信息在媒体之间横向传播的真实性失衡，针对不同新闻类型，提出了不同的防范对策，同时，将监督落脚到社会和行业内部，对媒体从业人员的实际操作起到了参考作用。2011年经济日报新闻研究部副主任曹鹏的《反对假新闻要标本兼治三管齐下》，提出了反假新闻必须抓反面典型、一票罚下，终身取消从业资格、专业报刊要担负起监督新闻业的责任这三种防治策略，认为对假新闻应该实行“零容忍”。
最后，针对近几年出现的网络假新闻现象，业界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策略。2013年浙江省“网络媒体技术科技创新团队”研究成果，方兴东等人的《微信传播机制与治理问题研究》就对微信的传播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微信上的假新闻提出了治理策略；2011年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张羽、侯逸君的《公民新闻传播中的微博假新闻现象探析――以新浪微博金庸“被去世”事件为例》，以金庸“被去世”事件为例，通过分析微博的传播特点，提出了如何从事前、事中、事后来防范微博假新闻的观点。
四、假新闻的影响及防范措施
假新闻的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从法律角度来说，假新闻会对社会公共关系构成妨碍，从媒体的角度来看，假新闻会使媒体的公信度下降。有学者具体分析了假新闻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侵害了具体当事人的权益；误导受众，制造不稳定因素；严重损害了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引发社会信仰系统的崩溃。的确，严重的虚假新闻必将引起社会动荡，社会秩序、工作生产无法形成良性的运转机制，这一切都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对于如何防范假新闻的发生，石立群提出了以下的措施：首先应当营造法治环境，加强对新闻事业的依法管理，完善和修补现在司法体系中的有关条款；加强新闻自律，新闻从业者要将新闻职业道德规范作为处理工作中各种关系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建立监督机制也是提高新闻职业道德水平的必要手段。
关于如何建立监督机制，也有学者指出，在媒介融合的阶段，假新闻的防范也离不开社会监督和行业监督。在新媒体环境下，由于新闻信息互动性极强，社会公众通过新媒体对新闻真实性的监督更加便捷和广泛。而其他媒体同行的监督则是源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客观新闻规律的约束。除了监督机制，新闻纠错机制却常常被忽略，事实上，防止假新闻扩散和再生产，新闻纠错机制也需要建立和完善。也有学者认为应当从新闻从业人员的角度出发，整顿新闻从业队伍，实施强化教育，不能把新闻传播事业当做是一种谋取利益的手段，对新闻从业人员应当进行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总之，关于探讨如何杜绝假新闻的对策，当前的研究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媒体的自律，媒体从业者应该重塑新闻职业精神，将新闻职业道德内化；另一方面就是他律，即完善各项法规制度，建立新闻监督体系以及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增强受众对信息的鉴别和过滤
能力。
结语
从这些文献来看，当前学者对于假新闻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假新闻的成因以及如何防范假新闻的发生都做了基本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的指导意见。2009年之后，假新闻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假新闻的范畴，很多学者把假新闻的原因归结到微博等新媒体的特征，但是根据《2011年虚假新闻病理研究报告》和《2012年虚假新闻病理研究报告》，假新闻首发的媒体依然是传统媒体居多，网络媒体较少，因而网络时代下的假新闻的产生机制值得我们再次探讨。
此外，目前对假新闻的研究集中在假新闻的成因以及防范措施上，很多文章都缺乏对假新闻概念的厘清。很多文章并未阐述假新闻的内涵，开篇就提到假新闻泛滥的现象，进而阐述假新闻的各种危害以及如何治理。让人对假新闻的评判标准产生质疑。
〔参考文献〕
〔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五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2〕杨保军.新闻真实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陈力丹.假新闻何以泛滥成灾〔J〕.新闻记者，2002，（02）.
〔4〕刘保全.新闻失实的原因及防止措施〔J〕.新闻传播，2003，（02）.
〔5〕陆地.假新闻的成因、危害与治理〔J〕.新闻记者，2011，（03）.
〔6〕廖向东.假新闻的社会危害性及根源分析〔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6，（01）.
〔7〕程菲.虚假新闻成因及对策分析〔J〕.现代视听，2011，（02）.
〔8〕李铁锤，熊茵.当前假新闻研究存在的共性问题〔J〕.传媒观察，2011，（07）.
〔9〕谭天，陈识.媒介融合中假新闻的防范对策〔J〕.现代视听，2011，（03）.
〔10〕曹鹏.反对假新闻要标本兼治三管齐下〔J〕.新闻记者，2011，（01）.
〔11〕方兴东，等.微信传播机制与治理问题研究〔J〕.现代传播，2013，（06）.
〔12〕张羽，侯逸君.公民新闻传播中的微博假新闻现象探析――以新浪微博金庸“被去世”事件为例〔J〕.今传媒，2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