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广告作为商品与符号文化的桥梁，其所强力促销的产品，并非单纯为满足消费者的基本功能需求。广告的意义与符号象征实际上成为了某种意义和实践的集合体，一个中心的、有效的、起支配作用的生活意义、价值和行为系统。探究后现代消费社会，重要的在于要以符号经济的话语或思维方式来解释和重新认识广告活动及其现象的社会价值意义。
许多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以一种历史终结观来观察，意味着我们正处于所谓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终结点上。在后现代社会背景下，新的历史转折涉及任何领域，对媒体、营销产生翻天覆地的根本性的革命。而其中作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就在于以“符号”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基础的社会的形成。随着符号经济的迅猛崛起，也就使得我们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进一步分析这些媒体文化形态变迁所带来的文化资本发掘和再造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符号经济的特征和本质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探讨并提升广告的传播价值和功能。
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当中，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厄里通过对英、美、法、德和瑞典等国进行的时空、阶级和文化的分析，系统地考察了五国的非组织化资本主义历程，描述了这一历程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重构，并认为，“我们正生活在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时代”，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①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引人新的时间变量进行划分:19世纪是“自由”资本主义，各种资本的流通大致在地区层次运作，交叉重叠较少;20世纪是“组织化”资本主义，货币、生产资料、消费品和劳动力在全国规模明显流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乃至劳动力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产生意义。wWw.133229.COM20世纪末，商品、生产资本、货币的流通有了质的扩张，臻于国际化，表现在全球贸易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全球金融运动扩大等方面。他们把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转变，称之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
根据他们的分析，作为客体的资本形式，货币、生产资本、商品等在国际空间的流通，与作为主体的可变资本即劳动力，在组织化资本主义向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转变中，不仅仅沿着越来越远的路线流通，而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流通，特别是在电子网络迅猛发展的时代。这种加快的客体流通，构成了“消费资本主义”的特质。而随着资本流通涉及的客体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客体日益掏空了物质内容。增加生产的不是物质客体，而是符号。符号分为两种，一种拥有以认知为主的内容，是后工业或信息物品;一种拥有以审美为主的内容，叫作后现代物品。后者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拥有实在的审美成分的客体〔例如流行音乐、电影、休闲、杂志、录像〕的激增，而且表现在物质客体内部所体现的符号价值即形象成分的增加。这种物品在生产、流通、消费之中，发生了物质客体的审美化。”这被称为在组织化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独特的“符号和空间经济”。
当然，他们所谓的“符号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形态，或是说一种结构性的状态，它的形成是逐步的，也是不断变动的。它的生成、扩大与表现直接受制于各地资本体系下的经济生产，与政治、社会、文化等结构变化密切相关。可以说，符号经济特征和文化逻辑构成了把握现代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架。当消费活动更为频繁、类型更多元化，我们确实无法套用工业社会的世界图像加以解释，也无法用任何理论去贯通前后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的结果，也正是宣告了一个新的消费时代的到来。整个社会面临着广告化和媒介化的包围环境中，符号的传播更成为普遍的认同方式和文化表象，使一切社会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力量用以维持组织动员能力的象征资源。今天的社会是在以符号为基础的结构中实施统治和支配。
在这种历史语境中，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以“消费”或“消费文化”为研究范式，对当代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逻辑进行探讨。正如费瑟斯通曾提出以消费文化理论的三个观点来观照消费社会现象的，“消费的生产”，意味着随着商品的累积而发展出来的文化将导致更大的控制力。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得大众成为消费者，物品已经失去其“使用价值”，而只剩下“交换价值”。而“消费的形式”，就是强调物品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作为一种标记物，也就是用来表明自己的社会关系，表彰自己社会地位的符号。而“消费梦想、影像和愉悦”，即把消费视为一种情感和审美的快乐经验。因此，根据费瑟斯通的分析，消费社会从消费的生产到消费的形式，一直到消费梦想、影像与愉悦，都贯彻着符号意义的运作。换言之，当我们消费一样物品时，我们消费的是它经由符号而产生的意义，这些符号也许跟物品本身毫无关联，但是重要的是它们会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在消费社会，消费者通过产品的符号消费得以将实际的使用价值转换为抽象性的情感文化价值，在产品消费行为中建立社会文化的共同价值认同体系。因此，广告作为商品与符号文化的桥梁，其所强力促销的产品，也并非单纯为满足消费者的基本功能需求，广告的意义与符号象征实际上成为了某种意义和实践的集合体，一个中心的、有效的、起支配作用的生活意义、价值和行为系统。
正如鲍德里亚曾经指出的，消费社会的消费者不但消费物品，而且消费符号。消费社会的主要表征在于“消费的符号化现象”。或者说“消费的符号化现象”就是在这种过度充裕的消费为背景之下存在着。大多数商品本身与其它同类商品并无明显差异，它所销售的不单只是产品、服务，更是一种概念与价值观，所以广告所执行的任务不仅仅只是商品销售，在不同的广告的不同的诉求手法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不同的价值涵意。商品一方面越来越带有“文化”的意味，而且逐渐形成一种非纯粹的“物品”，消费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消费”;另一方面，“符号消费”意味着现代社会已超出维持生存水准的消费，而开始加人了一些文化的，感性的因素，即消费者的活动开始出现具有非理性的倾向。通过广告和其他方式的商品展示，消费文化得以对货物的原始意义和使用概念进行改变，并附以新的形象和符号。这些新的形象和符号唤起人们内心的各种深层欲望。
在消费社会，符号意义愈来愈被纳人商品生产的范畴，其重要标志就在于以“符号”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基础的社会形成。大众媒介和消费文化密切结合，共同进行“符号”世界的宣传，提倡“符号”消费，真正形成后现代社会所说的“仿像”社会: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已经没有区别，人们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当中，消费符号也享受符号。
消费的“象征性”、“符号性”也由此变得更为明晰，并具有了两层含义:一是“消费的象征”—消费表达传递了包括个人的地位、身份、个性、品位、情趣和认同的意义和符号，消费过程不但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且也成了现代人社会表现和社会交流的过程;二是“象征的消费”—不但消费商品本身，而且消费这些商品所象征或代表的某种文化社会意义，包括个人的心情、美感、档次、身份、地位、氛围、气派、气氛、情调，具有文化再生产或消费情绪、欲求的再生产特征。
“符号经济”生产的不仅是为了创造物质产品，更是为了创造差异化的符号。而符号的交换和消费的实质就是文化与意义的交换和消费。正是通过符号性的生产和消费，构成了后现代社会与以往社会存在的差异:“前现代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是通过充满意义、内容，居住着鬼神的象征系统来实施的。现代社会中，文化统治通过自由主义、平等、进步、科学等等已经掏空或抽象的意识形态而实现。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则通过象征符号暴力来实现，后者更加掏空，更加解域化，其最低限度的基础已经被扫掉了。”⑤“随着周转时间不断加快，客体以及文化制品成为可任意处置的东西，一次性使用，意义也就耗竭了。其中某些客体，例如计算机、电视机、录像机、音响，补充产生了大量的文化制品或符号[‘能指’〕，令人目不暇接，无法应付。人们受到能指的轰击，渐渐无法赋予其‘所指’即意义。”所以，在符号经济文化的主导下，主客体世界的分隔消失，客观世界本身已经成为一系列的文本作品与类像。在这种情形之下，个人在商品消费过程中，更注重的是要藉由对商品影响得到“愿景”式的想像乐趣，并满足现实生活中缺失的某种经验。因此，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说，通过挪用原始的符码意涵，通过对符号的操弄与建构，建构了一种消费符号的新秩序结构，将讯息转化为多义的开放性文本。
我们以台湾地区的手机广告为例进行分析。从一定意义上说，手机作为一种现代人交往和人际传播的重要媒介，对其消费就不仅仅是通信器材的物质层面的问题，而是伴随着手机文化的一系列符号意义的“迷思”的过程。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在手机的商品消费上，存在有一种“去物质化”的倾向，其不仅在于跨国资本流通与交换价值本身无可避免的抽象化，更在于商品本身物质性基础的逐渐缩小。例如昔日的黑金刚大哥大，就算是手机功能不落伍，光是巨大粗壮的外型与重量就要被淘汰。但要让手机的淘汰速度，达到“每28秒就有人喜新厌旧”(台湾易利信t28的广告语)的夸张想象，就必须有一套属于手机“功能嬉(chic)”的抽象符号系统被建立，如:高速传输、听声辨人、两面换壳、备忘录功能、自录响铃、自选铃声编曲、短讯息聊天室、游戏功能等等。这些抽象符号系统的更新换代，不在于使用方式与耗损状态，而在于“流行时尚”这一概念的不断标示、不断加速的推陈出新。
本文通过比较对奢侈品消费的不同认识，认为现有认识没有考虑到公平与效率的问题，通过追溯奢侈品消费的来源与后果，提出奢侈品消费只进入资本家阶级既是社会公平的失衡，又是经济效率的缺失的观点，从而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制度。
【关键词】
奢侈品消费;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
一、对奢侈品消费的已有研究
(一)对奢侈品消费社会影响的研究。
1．消极影响。奢侈消费会对人的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如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奢侈消费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奢侈消费的示范效应也可能带来社会生活风气的恶化;在某种程度上会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
2．积极作用。从推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奢侈消费无疑是拉动内需、带动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凯恩斯认为经济不能增长是因为总需求不足，而奢侈品消费能刺激社会需求的增长。
3．合理引导。奢侈品消费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关键是用正确的消费观，价值观，政策措施对其进行引导。建立与奢侈消费密切相关的政策措施对奢侈消费加以正确的引导。奢侈消费不可避免，最好的办法是对奢侈消费进行合理引导。
(二)对奢侈品消费定义的认识。从静态角度分析了奢侈品消费，认为它是超出个人或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消费，是一种非生活必需品。奢侈消费随地域，时代变化而变化。能带来舒适，高品质的生活享受。总而言之，就是超过平均生活消费水平的因而能给人带来高品质生活享受并且是动态变化的消费水平。
(三)马克思对奢侈品消费的认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时，把第II部类分为两大部类，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消费资料，前者进入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消费;而奢侈消费资料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所以只能和花费的剩余价值交换，而剩余价值是绝对到不了工人手中的。二、已有认识的比较总需求理论中并没有区分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进行奢侈消费。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认识到，奢侈消费资料来源于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是绝对到不了工人手中的，所以，奢侈消费资料只进入资本家阶级。马克思从两部类的角度，解释了奢侈品消费在社会总生产中的总量和结构平衡;但没有具体分析奢侈品消费对劳动主体———劳动阶级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和效率缺失问题。
三、对奢侈消费的再认识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者只能获得劳动力价值，只能凭借靠出卖的劳动力获得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生活资料。而奢侈消费是超出一般生活水平的消费。奢侈品消费只能来源于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是绝对到不了工人手中的，而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而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也就获得奢侈品的独占。奢侈品消费只进入资本阶级既是社会公平失衡的体现，也是经济效率缺失的原因。
(一)公平问题。
资本家阶级对奢侈品的独占消费的不公平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对生产资料的剥夺。资本家借以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依据———生产资料，它的获得本身就是通过暴力，非法手段占有的。这种暴力本身就是一种违背公平，正义的历史犯罪，是无理性的掠夺。原始积累过程中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一个暴力剥夺的过程。资本原始积累采取违背公平、正义甚至违法的极端手段，积累的资本带有“血腥性”和“肮脏性”。可见，奢侈品消费权利和能力的获得就是一种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
2．对剩余价值的剥夺。对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剩余价值的占有是无偿的，即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这也说明来源于剩余价值的奢侈消费也是不公平的。
3．奢侈消费是信贷手段。资本家奢侈消费的内在动因是不断扩大积累，即资本积累是“目的”，奢侈消费是“手段”，奢侈程度的变化听命于资本家资本积累的内在“呼唤”。资本家资本积累是目的，奢侈消费被视为服务于资本积累的手段和工具。可见，奢侈消费的目的只是作为一种信贷手段，便利资本积累，从而以扩大的资本规模剥削劳动者，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4．发展权力被剥夺。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前三种为低级需要，后两种需要则为高级需要，偏重于精神层面。在满足了低层次需要后，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也要求得到满足。而奢侈品消费被认为是对高雅，优质，品位生活的满足，对精神层次的满足意义重大。工人由于无法进行奢侈品消费，就不能得到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从而影响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效率问题。
如果劳动者获得奢侈品消费，精神需要得到更好满足，使劳动者素质得到提高，从而创新劳动的能力得到提高，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能更好地促进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因此，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说，资本家的奢侈消费还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
1．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复杂劳动、创新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创新劳动的主体是劳动阶级。因此，为了更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有必要激发劳动者的创造性劳动，这就需要对劳动者的精神需要进行激励和满足。奢侈消费由于满足了劳动者精神需要，对于创新劳动的培养具有积极的意义。
2．生产力的提高。在现实生活中，企业的每个员工都会有各种层次的需要，一旦通过一定的方式，达到了员工的满足，他们就会有一种满意感。内心满意度的提高有助于生产力的提高。劳动者光靠基本生活资料的消费，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是培养不出来的。所以，奢侈消费是劳动者生产力提高的物质基础。
四、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评论
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奢侈消费成为了资本家阶级的独享，而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即劳动阶级却不具备奢侈消费的能力，并且，劳动者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是需要以超过平均消费水平的奢侈消费作为基础和条件的，因此，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便得不到满足，从而严重制约和影响了劳动者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反映了制度安排上的极大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又进一步影响到社会生产的效率。因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体即劳动者的发展受制约和影响，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创新劳动的实现也就被束缚，从而也就必然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创造也就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像统治者的辩护者所宣称的，资本主义是人类的最完美的制度，最理想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尹世杰．关于奢侈消费的几个问题［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2］王星．立足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思考:奢侈品消费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现代营销(学苑版)，2006，7
［3］张洪江．后金融危机时代奢侈消费的伦理思考［J］．生态经济，2012，3
［4］龙林．浅论奢侈消费［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4，6
［5］汪秀英．奢侈消费的经济学界定［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6，4
［6］梁滨．奢侈消费辩证观:经济学、社会学双重视角评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7
[关键词]异化消费；虚假需要；消费批判；制度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价值观，是在对生态危机形成根源的深入分析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作为重要的分析工具和中间桥梁，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和政治制度联结起来，最终使对生态危机的批判转化成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以此为基础勾画出了社会发展的新形态。
一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消费”作为联系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桥梁，构成了其理论演进的重要基础。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趋势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需要对异化消费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本质和根源。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因而使人们逐渐变得越来越依附于消费行为。正如本·阿格尔所说，“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具体而言，人们在单调、乏味、无聊的工作中，无法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因而是不自由的。于是人们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消费领域，试图通过消费行为来补偿劳动中的这一不足。因为在消费领域里，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人可以作为一个积极的主体参与其中，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因而仿佛是自由的。在异化的条件下，消费变成了人们逃避劳动痛苦和不幸的避难所，幸福被等同于消费，幸福的大小则取决于消费物品的价值和数量。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消费成了一种病态行为，一种对物品的无度索取和占有。世界上的一切，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都进入了人的消费范围，成为人的消费对象。然而诡异的是，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消费更多、更新和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人们只能通过更高强度的异化劳动来获得更多的金钱，从而满足自己永元止境的欲求。因而，在当代，消费异化已成为各种异化的集合点：在经济上，它与劳动异化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成为劳动异化得以继续存在并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政治上，它消解了人们的斗争意识，增加了人们对制度的合法性认同，从而支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无限生产、异化消费和虚假需要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无限生产是最初的推动力和源泉，虚假需要和异化消费既是其结果，又是从内外两个方面形成新的推动力，它们以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作为支撑，互相推动、交融并进，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生存的动力。具体而言，在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动力的推动下，为了防止生产出现“过剩”，维持资本的继续增殖，消费变成了新的生产力。消费成为生产和销售的唯一目的，生产者的利益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地将奢侈品转化为“必需品”。此时的生产不但为利润而制造消费品，而且还必须同时为利润而创造需要。需要不再是源于人的内心，而是变成完全由外部制造出来的虚假的东西，消费成了需要满足的唯一方式，并变异为生产扩张的内在动力。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也是最系统地论述异化消费与异化需要的是莱斯。他在其著名的《满足的极限》一书中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观点，尖锐地批判了现代工业社会把需要的满足等同于无休止的消费的观念。莱斯认为，我们必须把人的需求问题看作是生态相互作用的更大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指出，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需要被系统地导向了商品消费领域。人们在快速变化的商品和服务中不断地重新定义他们的需要，并且用不断增长的消费来补偿其他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受的挫折，并最终将消费与满足、幸福等同起来。然而，数量众多的新商品，在承诺满足需要的同时也相对从前的商品提升了不满足的感觉。需求和商品之间快速的相互作用带给个人的是一系列持续变化的满足和不满足感。换句话说，“这样的社会被经济层面上激增的财富与个人层面上的匮乏的体验之间的永恒矛盾所困扰。无论多么勤勉地或多么成功地寻找到不断增长的资源和能源的供应，也不能解决这一矛盾。”总之，对商品的疯狂消费并没有使人变得更快乐，反而变得更痛苦和迷惑。因此，他强调，对于这种传统来说，最重要的是改变表达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在消费领域以外的其他活动领域如生产领域中寻找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本·阿格尔认为，理解社会变革运动背后的、在解决严重制度危机过程中产生的基本原理来说，需求理论是必不可少的。而所谓的异化消费的特征就在于：“(1)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2)人们把关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为了不断刺激人们去消费，资本借助了广告这一强有力的工具，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同时人们则把需要的满足几乎完全等同于了消费。然而，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但无止境的物质王国则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能源和物质资源的成本不断上升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永远过着物质丰裕的生活的期望必然会破灭，而这又将促使人们审视自我的需求和价值观，反思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于是，变革的力量将在这种被阿格尔称之为“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中应运而生。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消费现象及其后果的批判为基础，通过揭示生产、消费、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最终找到了异化消费及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将消费批判纳入到了其制度批判的体系之中。
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重视对消费问题的研究，不仅因为其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通过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大大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而这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批判的重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对消费的控制过程及其造成的社会和生态后果，他们将异化、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认为异化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应有的逻辑所致，从而将消费批判与制度批判结合起来。这也成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绿色政治思潮区分开来的根本标志。
他们认为，异化消费在马克思所在的时代不曾出现，它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国家为了防止经济危机普遍实行干预和调控的背景下产生的。资本主义已设法将经济危机的趋势转移到消费领域，正是通过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从而延缓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
首先，无限生产与异化消费互相促进，通过大量消耗商品和服务，为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而这正好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它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为维持较高的利润率、转移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福斯特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资本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其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为了实用的需要，而主要是为了满足由市场力量所产生的那些虚浮的消费需要。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利润增长和扩张需要，厂家不断制造出新奇的物品和服务，并通过广告和文化灌输等手段不断地制造虚假需求，迫使人们不断地购买、不断地消费，从而大大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依赖性，稳固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经济基础。
其次，消费异化掩盖了社会的差别和矛盾，瓦解了人们的斗志，从而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这是异化消费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现代主体作为一个消费者，无论是他的需求还是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都是由资本主义商品体系结构性地规定了的。因而，人们一旦陷入了物质至上的“虚假需要”，便会把自身的需求与商品体系“一体化”。这种一体化集中表现为“需求的一体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延续和发展，需要大量消费它所生产的产品，现在它成功地把这种需求转化为普通人自身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变成了个人本能的需求。这种需求的一体化又产生了利益的一体化，一旦个人把自己的需求与商品体系结合在一起，他们便不再能否定这一体系，因为这无异于否定自身，这样他就彻底失去了挑战既定社会秩序的能力。这一动态过程使现代资产阶级找到了新的统治合法性依据，统治者通过向个人提供几乎是源源不断的商品，不仅使统治者、资本家过着丰裕的生活，而且使工人和他们享受着看起来同样的产品和服务，工人阶级在平等的假象中被同化和融合了，对这个制度的反抗要求消失了，统治者通过对消费实行控制成功地延长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寿命。
然而，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和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冲突。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产的无限增长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预示着人类资源极限的快速到来，以及生存环境的无可逆转的破坏。因为消费经济是以现代工业和技术为发展基础的，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无止境的物质欲求，它专注于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不断地向“自然界”透支，其结果是人类将为维持这种增长方式和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环境、能源和生态后果支付必要的代价。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这种经济无限增长模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它们便因此成为了资产阶级极力倡导的“理想类型”，从发达国家辐射到发展中国家，进而成为了全球所公认的最佳发展模式。“不消费就衰退”成为了当今社会似乎无懈可击的道德逻辑，消费甚至成为了当代社会的一项公民义务。然而，地球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当今世界，充其量只占全球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的原料、能源及其它资源占世界产量的4/5，如果把这些国家所具有的人均资源、能源消费水平推广到全球所有居民，将对自然环境产生巨大压力，以至于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因此，“正是在发达国家中被不同程度地制度化，并通过经济高压和意识形态灌输在其它国家被提升为普遍理想的高集约市场秩序的社会实践，要为对地球上可利用资源的严重剥夺负责；为依赖于能源密集型的农业而生活的人类现在的生存状况而负责；为向生态圈排人大量的有毒物质而负责。”
由此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直主张将异化、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异化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应有的逻辑所致，因而要克服这种异化和危机就必须粉碎这种逻辑本身。他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特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具有双重矛盾，其中第二重矛盾是指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其原因在于，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必然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但是自然界本身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这就意味着追求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会受到生态制约，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危机。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生态上具有不可持续性。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则用“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来说明这种必然性。“物质变换裂缝”就是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以追求利润为基础的掠夺式生产方式，其结果必然会造成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的中断，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一书中，福斯特更加明确地肯定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本·阿格尔则通过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维系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变化，来揭示生态危机的必然性。阿格尔指出当代资产阶级通过向人们许诺提供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商品，并控制和引导人们的消费需求，使人们沉溺于商品消费之中，从而维系了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具有不断扩张的趋势，进而产生生态问题。
三
关于如何消除人的异化(包括异化劳动、异化需要和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的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从生产和消费(需要)两方面入手，从经济运行和制度框架两个层面着眼，通过社会结构变革和价值观重塑的双重变革，创造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和人的异化问题。
莱斯在《满足的极限》一书中，着重论述了这种摆脱异化和危机的途径问题。他认为尽管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但人的能力也是多方面的，人的多方面能力的发挥与人的真正满足和幸福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人的多方面的能力完全可以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根本用不着非要由过分专门化的商品和服务来提供。因此，我们需要把注意力从消费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创造出一种能促进人们在其中直接参与与满足自己需要有关活动的环境。他主张通过非等级制的、以全体为基础的联合体结构来组织劳动，使每个人在自由和自主的条件下决定自己的需要，使每个人的能力都得到全面实现，使一切个人的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真正满足具有丰富的意义，由此实现表达需要和满足需要方式的彻底变革。
在制度层面，他通过批判地分析穆勒的“稳态国家”思想和伊利奇的“交往社会”等传统替代方案，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替代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即把工业发达的各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综合在一起的社会，其目标是减低商品作为满足人的需求的因素的重要地位和把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的能源及物质减到最低限度。”他同时强调，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有力的动态阶段重新改变社会政策，使其抛弃幸福的量的标准，而采用质的标准；它并不总是以增长、稳定或下降的经济形势为特征，而更迫切的是重新配置资源和改变社会政策的方向，使满足需求的问题不再被完全看作是消费活动的功能。在这个社会中，有一系列消除贫困的相关政策，不会让人们回到过去那种以穷乡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环境中去；在这个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商品和市场交换，只是消费不再是满足需要的唯一方式，人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拥有选择权；在这个社会中，仍然需要科学技术并享受其成果，只是科学技术也由集中化、垄断化的使用方式走向分散化。
阿格尔则明确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它要设计打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过度生产将通过分散工业生产和降低工业生产的规模来克服；过度消费将用向人类提供有意义的、非异化劳动(这种劳动是小规模的、民主管理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劳动)的办法来克服。”他认为变革的希望就蕴含在“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中，这种辩证法指的是：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危机，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他特别指出，“这一过程一般具有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1)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从而将需要缩减旨在为人的消费提供源源不断商品的工业生产；(2)这种情况将需要人们首先缩减自己的需求，最终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3)对需求方式的这种重新思考可以使异化消费变成我们称为‘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的现象。”人们将不再把这种劳动看作是获得应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的源泉，而可以在生产活动中实现自己的愿望和价值。
阿格尔进一步提出，要用“分散化”、“非官僚化”和“工人管理”等具体措施来克服异化消费及生态危机。他指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既适用于技术(生产)过程又适用于社会和政治过程。通过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我们就可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限制工业增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他认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两个相伴而生的概念，“凡在有技术分散化形成小规模技术的地方，劳动过程的民主化都起因于工业组织的非官僚化。离开了一个就没有另一个。”另外，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和工人自治的经验的考察，阿格尔提出应把强加的资本主义控制转变为自我施加的工人管理。他进而提出小规模、非官僚化、集体组织的生产将成为目的本身，而这些只有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同时具有必要性程度的非官僚化)的制度下才能实现，从而最终将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双重目标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目标联系起来，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消费主义街头小报消费文化
一、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第二次技术革命实现了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为了出售产品，获取利润，资产阶级利用各种大众传媒极力倡导消费，鼓吹消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迅速掀起了一股消费热潮。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消费”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被赋予多重含义，它由起初的实用价值消费，演变为后期的炫耀性、时尚消费。在大众传媒的教化下，这种独特的消费主义文化最终遍及全球，并成为我们生活文化的一种普通现象。
消费主义文化，它主要是指不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消费目的，而是追求炫耀、奢侈、时尚，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以此作为生活目标和人生价值。
电视、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一种手段，是消费主义文化的主要传播载体。随着消费主义热潮的兴起，大众传媒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大众传媒对商品的包装和宣传主宰着人们对商品的理解,引导着人们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消费主义与媒体的结合，促进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全面传播。
在市场边缘生存的“街头小报”对消费主义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所谓“小报”是之指不以时效性新闻见长，主要以新奇夸张或感人唯美的故事和娱乐新闻见长。在其新奇夸张的故事和各类广告中，我们看到的是其背后存在并在流行的消费文化。
本文选取兰州地区的“街头小报”为例，通过对兰州街头的十几份“小报”的对比分析发现，消费主义的形成与这些“街头小报”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消费主义逻辑下的“街头小报”
某报是在兰州发行量较大的一份“小报”，每逢周三出版。由于其栏目设置的多样性和报纸的时尚性，加之于报纸主要定位于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群体，因此，在兰州地区，广受年轻人欢迎。某报属于消费时讯类周刊，报纸本身定位“消费时讯”，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其本身所具有的消费主义运营逻辑。以下我将从报纸的广告、故事、读书、娱乐新闻等栏目来剖析该报的消费主义文化逻辑。
1、广告
打开该报，首先引入眼帘的便是大篇幅的广告。铺天盖地的广告运用了各种技巧刺激着读者的消费欲望，影响和引导消费者的观念。广告所提供的，不仅是某种具体的消费观念，而且在这些观念背后，是一整套有关消费主义的人生观。
广告中，很少有同生活实用价值相联系的物质消费，多是“整形”“演唱会”等各种广告，且都与“时尚”“幸福象征”等各种包含着“享受”含义的话语联系在一起。广告关心你的生活、你的幸福，并努力为你提供各种官能刺激和满足。几乎所有的广告都在告诉你，你的幸福快乐和人生意义就存在于对这些物质的消费之中。
广告软文是以一种讲故事的形式来达到宣传一个品牌理念的效果。由于广告软文卖的是“理念”，而不是“商品”，因此，在消费主义思潮普及的大环境下，软文的宣传效果往往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哈根达斯的故事。2010年12月15日的该报“锋尚”栏目用了整页讲述了哈根达斯的神话。在读者眼中，哈根达斯已经不仅仅是冰激凌那么简单，它象征着多重含义：“小资”“生活品味”“优雅女人”“爱情致幻剂”等等。它倡导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而是这些象征意义的词语。品尝了哈根达斯就等于是品尝了更高层次的生活，甚至是“爱情”。传媒每天在灌输给我们的“符号”，以充满诱惑的词语刺激读者的购买欲望，并最终促成消费者的购买行动。
广告引导和刺激。读者在寻求自己的幸福时就一味地追求这种感官的满足，而忽略了深层次的追求。可见，在该报中，广告作为一种最具宣传性的话语，参与到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之中，并为这种世俗的符号追求提供了最美丽的说辞。
2、文学故事
由于该报主要将读者群定位于20―30岁的年轻人群体，因此大量的文学故事就成了报纸的卖点之一。
该报的文学故事主要以爱情为主题，这与它的定位有着很大的关系。通过描述现代爱情故事的形式，给商品附加新的符号和形象，对商品的原始意义和概念进行转换，刺激人们的各种消费欲望。这类文学故事，主要以情节打动读者，使读者对于商品留下好感或者将商品看作是故事的代名词。例如，咖啡是“约定”的代名词，有着特殊形状的项链是“定情”的代名词等等。这些爱情故事主要是以娱乐为目的，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不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烦恼，暂时逃避生活中的问题和生活、工作上的困难，享受其带来的，并让读者在某种程度上模仿和追求故事情节中呈现的生活方式。正如费瑟斯通指出的“消费文化使用的是影像、记号和符号商品，它们体现了梦想、欲望与离奇幻想；它暗示着，在自恋式地让自我而不是他人感到满足时，表现的是那份罗曼蒂克式的纯真和情感实现。”
3、娱乐新闻
该报的新闻主要集中在娱乐新闻或者体育新闻报道上，盘点过去一周的明星趣事，或者一年的明星趣事是报纸新闻的主要内容。
娱乐新闻对于消费主义文化的形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消费主义文化氛围也促进了新闻的娱乐化发展。一方面，娱乐新闻通过报道明星，突出明星的“包”、“衣服”或者“鞋子”，强调明星被物质包装出的所谓时尚，营造消费社会的“时尚”氛围，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物质消费的欲望。另一方面，娱乐化的新闻报道也将受众当作“消费者”，对新闻的选择着眼于满足受众的窥私欲，来达到提升报纸的销量的目的。因此，娱乐新闻开始占据新闻报道的重要位置。同时，报道主体的生活方式也在无形中引导着消费者，助长了消费主义的形成。
例如2011年1月5日的该报报道《让子弹飞――男人帮谁最出彩》，文章以其独特的语言形式讲述了《让》的男主人公们的个性之处，吸引大批对《让》感兴趣的读者的注意力，对电影的宣传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这我们可以看到，在“小报”的市场经营环境中，消费主义文化逻辑下的该报与娱乐报道相辅相成，共同营造了一种消费主义的新闻文化氛围。
结语
消费主义不是天然产生的，它主要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消费主义文化氛围的形成是一个累积过程，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对于消费文化的形成和普及起到了主要的示范、传播作用。
而在现代消费社会中，传媒自身的发展也离不开消费主义文化，二者相互关联。媒体一方面通过报道、宣传消费理念来刺激普通大众的消费行为，并通过不断创造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欲望获取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传媒成了推广消费品、宣传消费品的载体，传媒也可借此来赚取更多的广告费，同时获得收视率的提高或销量的提升。
参考文献
①陈妮丽，《新周刊的消费主义解读》[J].《江汉大学学报》，2008（2）
②赵津晶、黄艳、罗峰，《消费主义对我国大众传媒的影响》[J].《新闻前哨》，2009（9）
③魏玲芳，《消费主义影响下的电视节目――以湖南卫视为例》[J].《新闻世界》，2010（7）
关键词：瞬时消费主义消费异化
随着全球物价的不断上涨，在欧洲和北美的许多国家，“瞬时消费”成为一种新主义。要狠下心来买一样新东西越来越需要决心和冲动了，如果不买就去租或者交换吧，时下，在全球的各个角落“瞬时消费”正在成为潮流。在“瞬时消费”族看来，“租”比“买”更合适、更尽兴，因为不管是“租”还是“买”都是为了享用，既然“租”可以省钱，何乐而不为呢？跟朋友租也花钱？对，在“瞬时消费”族的心里，租比“白借”好，因为“租”“换”更便利、快捷，而“借”是一锤子买卖，还欠人情债。瞬时消费主义”者不仅可以从租赁公司短期租赁到几乎所有的东西，还能够在网上与人交换，这就是他们的现实表现。
1瞬时消费主义
瞬时消费主义（Transumerism），从英文组词角度来看，是trans-（意为“组合、替换”）与“消费者”英文consumer的组合词。瞬时消费主义是指通过互联网或类似机构，以租赁或交换的方式暂时拥有一件物品，并在不需要的时候解除对它的所有权。“瞬时消费主义”获得商品的方式可以有两种，一种通过花少量的租金租的某种商品，另一种可以用自己的物品去跟别人交换。瞬时消费，不改变物品的所有权，承租人只行使其使用权，物品的所有权仍归出租人。瞬时消费主义，抛弃占有权，享受使用权这种生活态度让他们生活得更容易些。在自己手头不宽裕的经济形势下，又想满足自己的消费心理需求。
很多消费者都曾经有过希望享受某样东西，但是资金不允许，或者勉强买到某样东西，感觉负担很重，在这种情况下，瞬时消费主义就应运而生了。瞬时消费最大的魅力在于不需要投入很大的资金就可以享受自己感兴趣的某样东西，此时消费的不是某样东西，而是由此带来的乐趣和经历。
“瞬时消费”者希望自己的生活是有品质的，希望自己永远站在时尚前沿，所以他们一直在不断的更换新物品，并不把某一样物品握在手里很长时间。他们通过精打细算自己手里的每一分钱，不断更换新物品来装饰自己的生活，使生活更加鲜亮而丰富多彩，他们崇尚“瞬时消费”的生活态度，信奉“买不如租，买不如交换”，高唱“不求一生拥有，只求曾经享有”的口号，这种消费观念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消费观念。
现在的“瞬时消费”与传统的租赁存在一些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一，租客的观念发生变化，现在租赁或交换是积极主动的，传统的租赁消费是消极被动的。第二，租赁的领域越来越广，现在的瞬时消费已经发展到衣食住行用玩等多个领域，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农业部等多个部门产品的租赁。第三，租赁物的性质发生变化。租赁物已经成为社会性的物而不是生产性的物。租赁物成为人们交往的符号，它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更具有符号价值。瞬时消费，日渐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生活的方式，而不再是传统的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进行的租赁生活。
2“瞬时消费”流行的原因
2.1满足了消费者追求时尚，高品质要求的需要。瞬时消费主义的消费模式是消费品与自己实际的经济能力“合理”对接，搭建起获得消费的高速通道，满足其最求“高品质”的时尚生活。在资源匮乏、全球物价上涨的大背景下，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人来讲瞬时消费的魅力在于，面对一些诱惑的时候，他们想拥有但又感觉很有负担，这时不如租来玩玩，体验一番，享受“瞬时消费”带来的高品质生活。“瞬时消费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消费方式，具有很强的丰富性、移动性和时尚性，拥有方便、快捷、随时随地等优势，不仅满足了人们对奢侈品前所未有的热枕，也解决了人们对传统购买力负担的抵触心理。
Y时代对各奢侈品的需求比他们的前辈更加强烈，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而“瞬时消费”这种方式不妨碍他们享受生活的追求。
2.2瞬时消费省钱，缓解生活压力。在物价暴涨的今日，为了维持自己原先的生活质量，生活中就不得不精打细算。一方面，瞬时消费可以不需积累购买奢侈品的资金。80后，90后的都市年轻人，懂得享受，讲究时尚，追求精致的生活，对于自己暂时买不起却很享用的商品，用过租用或者交换获得自己心仪物品的使用权，满足需要获得享受的一种快乐，省钱也是一种快乐。享受了高品质的生活，也没有给生活增加压力。另一方，瞬时消费还省时省力。
一些名牌即使自己已经不想用了，也觉得扔掉很可惜，而且不得不对其进行维护和管理，非常的麻烦。瞬时消费通过跟朋友交换，可以把一些丢弃可惜但一时又用不上的物品拿来交换，可以不花钱就能为自己添置新物。
2.3瞬时消费提高了生活的舒适程度。在近年来旅游已经成为普通人进行的活动。旅游者希望踏访名山大川，接触大自然。对他们来讲轻装简行能加快旅游速度，减少体力消耗。不便随身携带的帐篷、睡袋、手杖等用品，不妨租用。瞬时消费带来了生活的便利。
2.4瞬时消费有低碳，节约资源的要求。瞬时消费主义还认为，“变买为租”是一种更加低碳的消费方式，通过租赁和交换物品，可以大大的延长物品的实际使用时间，提高物品的使用效率，使每个物品都“物尽其用”。这种循环使用的消费方式大大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减轻了对自然环境的压力。
2.5瞬时消费有助于合作互助的消费。瞬时消费是一种合作互助的消费方式，有利于增进社会互信。“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体现了租借过程中对他人财物的尊重，能够积累个人信誉。瞬时消费能够让人们以较小的成本享受某样物品，也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互助消费”让人们能共享资源，而用不着放弃宝贵的个人自由或牺牲自己的生活方式。
2.6瞬时消费让消费者享受商品的符号价值。商品消费区分了社会不同的群体，商品的符号价值决定了，消费体现了消费者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例如，高档或时尚物品显示了个体的较高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而普通产品仅能代表较低或一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瞬时消费者通过暂时性地消费这种具有较高符号价值的商品，暂时享受着其带来的社会地位与身份的荣誉，既瞬时消费者建构一个虚拟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上层成员暂时形成对租客的认同感，将他们视为同一类人。
3“瞬时消费主义”的深层次分析
在“瞬时消费主义”思潮指引下，可以用低成本短暂拥有名牌或者短暂使用奢侈品牌产品，满足物质社会人们对名牌符号的占有欲。“瞬时消费主义”的出现反映出当代一部分人精神上的焦躁与痛苦。“瞬时消费主义”的消费已经不再是以基本的生存需要作为消费出发点，他们追求的商品中的符号价值，导致了他们在消费活动中主体地位和理性精神的丧失，其本质就是消费异化。消费异化使得“瞬时消费主义”者变成一个物化的消费人，过着“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的生活，并且进一步异化为商品的奴隶，成为“拜物主义者”。
3.1低成本消费。“瞬时消费主义”从个体角度看，具有节约、低碳的功效。每一个消费个体以成本的方式获得对某消费符号的短暂使用权，比传统购买产品的消费显得节约。但这种低成本只是对个体而言，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瞬时消费其本质与影响却是加剧消费异化。
3.2炫耀性消费。“瞬时消费主义”者中不乏存在向往品牌符号，但是因为自身的经济实力不够，只能通过租赁的方式使用，来达到自己虚荣的心理需求。这种消费观念促使消费者不断追求能够展示个人身份的新的消费品以满足短暂的心理愉悦。这种纯粹为了炫耀和虚荣的消费给越来越多的人带来心灵和精神上的空虚，它“将生命的价值替换为抽象的占有量和感官的短暂满足，这是消费主义对生命本质和意义的厚重遮蔽和极端扭曲。
3.3加剧消费异化。“瞬时消费主义”只租不买，降低了奢侈品消费的门槛，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在奢侈品的符号消费的沉沦，刺激社会上大部分人更加依赖于品牌符号。从而丧失了自己精神家园，失去了对生命的真正意义的理解，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游戏人生，无视或无知与精神世界的颓废与堕落。
4“瞬时消费主义”的反思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的视域下，消费社会中人与消费的关系发生了颠倒：消费本是满足人需求的手段，
如今却成为了人的目的。消费主义以追求过度的消费作为满足自我和人生目标的价值取向，并在此价值观念支配下把无线占有物质财富、贪婪追求无度消费作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瞬时消费主义”也没有能摆脱消费异化的命运，把“物”当作生活的重点，视作生活的主题，把物质消费看成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尺度。消费的越高，社会就越进步，我们的生活水平就越高，就越有利于我们的健康，我们就越幸福。这是对幸福的本末倒置，忽视人的精神追求，以至于人格、良心、隐私等精神价值也成为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商品，沦为了“物”的奴隶。
“瞬时消费主义”者沾沾自喜眼前现实的小成本消费却不知自己被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控制。不少消费者为满足自己膨胀的欲望，提倡超前消费，成为了“月光族”、“卡奴”、“负翁”等沉醉在欲望洪流中不得自拔，还自得其乐。一部分年轻人因无力承担这种生活甚至铤而走险，有的出卖自己的身体，有的走向犯罪。
“瞬时消费主义”这种消费模式给越来越多的人带来符号幻想或者错觉，认为使用某种品牌符号就能在社会交往中得到短暂的内心虚荣膨胀与满足，这种虚幻的感觉导致很多人丧失生活的最终意义，沦为品牌符号的奴隶。有些人为了追求财富，可以放弃人的尊严，出卖灵魂，铤而走险触犯法律。在国内还出现不少的官员。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正视“瞬时消费主义”，构建健康的消费观和价值观。用和谐发展的观念转变瞬时消费主义只重物欲，忽视关注生命精神世界的价值取向，恢复对人生的终极关切和敬畏。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充分发挥社会媒介的正向引导作用。媒体应该加强自身建设，使媒体形成公共舆论能真实保护社会整体利益，能清醒、有力地抵制消费主义，瞬时消费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学校、家庭都要有意识地教育学生和孩子树立健康消费观，不盲目进行物质攀比。公民个人要自律，多一些精神追求，少一些物质攀比。我们每一个公民要有充实的精神追求，在快乐的瞬时消费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沦为“物质”消费的奴隶。
参考文献：
[1]代桂勇，戴桂礼.“租生活”：市场的新机遇[J].销售与市场.管理版.2011（2）：58-59.
[2]孙力舟.“全租生活”在前方[J].环境与生活.2012年（Z1）：11-
13.
长期以来，价值消费是一个被忽略的课题。这并不奇怪，在传统的价值学框架中，价值消费完全是处在一种被动、受动或无足轻重的地位上——价值既然是对需求的满足，价值消费当然不过是价值的归宿而已。甚至，一些同志动辄便把价值消费与不劳而获、与索取联系起来[1]。事情是否真是这样呢？当然不是的，在科学的价值学体系中，价值消费决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有着与价值创造同等重要的位置；重视和研究价值消费，是价值学中一个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课题。人类的价值消费分广义、狭义两大类。广义的价值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这种消费与创造性实践活动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主体利用原料工具在创造新的效用价值的同时，也部分消费了客体原料工具的效用价值，消费了主体的效用价值——能量体力等。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已作过经典论述[2]。与这种包含生产性消费在内的广义消费相区别，是狭义的价值消费，即以满足人类物质精神生活需求的个人消费。“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马克思语）[3]。本文将基于笔者的系统价值学框架，重点对这种狭义的价值——效用价值消费的意义作些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大家。价值消费的价值学意义价值消费是我们理解把握价值的属人本质及二重性构成的重要根据。在价值学中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价值的“合法性”问题。作为价值学的一个元问题，应当说，价值确有人类本位主义约定的一面；设若站到动物立场上（不是站在动物保护主义立场上）或泛生命论的立场上，人类的价值体系将失去存在的合理性。但目前所出现的价值“合法性”追问，很大程度上却源自传统价值学对价值内涵理解的狭窄与片面，源自对价值属人本质的忽视。国内唯一的《哲学大辞典》“价值”条的释义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价值的本质是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4]正基于此，有同志提出质疑：“人吃饭与牛吃草，就它们都是生存需要，都是有机体从外界摄取物质和能量的过程而言，两者并无什么区别，为什么前者可称为‘价值关系’，而后者则不能称为‘价值关系’？……既然阳光、空气、水等自然物对人的有用性可称为‘价值’，为什么它们对动物的有用性就不能称为‘价值’？”[5]如果我们延用“价值是需要满足”的定义，面对这种质疑确实无以言对。是的，如果仅仅是动物式地消费享用现成的自然对象，人类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将对自己有用性的东西称作“价值”呢？显然，问题不在于价值的属人特性，而在于传统的“价值＝需要满足”定义本身并没有揭示人的需求与动物需要之间的区别，从而没能揭示出价值的属人特性。真正属人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对人的动物性“需要”的满足，而恰恰体现在它对人的超越动物性的特殊需求的特殊满足上。诚然，人的多数需求也都基于其基本的生理—生物需要，人象其它动物一样会产生种种吃、喝、性等生理需要，会产生追求追逐某种“有用性”对象的行为动机。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吃、喝、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6]而在现实中，人类的诸种生理动机，都已不是以动物本能需要形态出现的，而是已经转化为人的文化性的或社会性的需求了。“需求”和“需要”是不同的。人能抑制“需要”，面对本能需要的对象自觉地说“不”。这使人与其需求对象之间的关系，已不是纯粹自然形态关系，而是一种经过文化浸透或社会过滤的价值关系了。象人的“性”需要，已演化为婚姻和爱情；君子好逑，却要靠文化社会力量去追求。因本能冲动而强迫对方发生的叫“”；“”虽然也是需要的满足，但对于文明人来说，却是一种犯罪的负价值行为──受害人不需求“”。象人的“食”需要，则演化为烹饪和饮食文化。这使人的吃大有学问，即使饥肠辘辘也不能“茹毛饮血”；“茹毛饮血”虽然也是需要的满足，但对现代人来说，却也是一种野蛮的负价值行为──现代人不需求“茹毛饮血”。至于“衣”，有时甚至是文明的“累赘”——烈日当头时根本不需要穿衣，但对于文明人来说，衣服却非穿不可，在文明场所同样是一种令人耻辱的负价值行为──文明人不希望在文明场所里看到，如此等等。由此可见，人的需求是超越动物需要的；正由于是超越动物需要的，才是属人的。换句话说，人是能自觉根据客观的规律和规范，能动性地满足自己需求并享受性地运用自己感官的高级动物。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的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7]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段歧解丛生的论断，笔者认为，所涉及的正是价值需求与创造的属人本质。马克思的“内在尺度”，便可理解为人的需求动机，这种动机主要不是来自动物本能，而是来自社会文化系统；满足这种需求的对象，大都不是原生形态的自然物，而是人按“内在尺度”生产的社会文化产物，也即人类所创造的价值客体。因此，所谓价值，就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特殊消费需求创造对象所具有的特殊属性，价值概念所揭示的正是人类能动创造性与受动享受性相统一的类本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消费是人类生存的本质特征之一[8]，也是人类类本质的文化规定之一。虽然“阳光、空气、水等自然物”能自然地满足人类的生理需求，但它们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只具有前文化效用价值；它们的价值属性只是其自然效用在人类价值系统中获得的系统质，就如同它们并不具有商品价值，但有时作为稀缺资源却能在商品交换系统中获得商品价值属性是一个道理。而对于大多数自然物来说，即便它们仍以自然形态满足人类的需求，实际上却已经具有文化属性了，因为在它们满足人类消费需求的效用价值（譬如动植物的营养价值、药物价值）背后，同样有人类发现、记载、传播等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更不用说对它们的人工栽培养殖或采摘加工了。让我们还是以“吃”为例略加讨论吧。今天，就人类的本能而言，除去吸乳，几乎已毫无辨别与获取食物的能力了，假如没有亲人的哺育，大概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因此，相对动物来说，人的吃，已经完全文化“化”了。满足人的“吃”的需求，的确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麻烦在于人不能随意地吃——人的吃不仅要有特定场所、特定时间，甚至还要用特别餐具、特别桌椅，还要讲究特别礼仪；同时，人类的食物还要经过特别加工，要做出各种花样和味道来。特别值得惊叹的是，人类在创造消费品的同时，也创造了自身的消费能力；人类不仅“文化”了吃的客体，也“文化”了吃的主体——人的味觉系统或消化器官。尤其是在“吃文化”发达的中国，各地的饮食口味真是千异百怪。象四川火锅的麻辣，北方人简值难以忍受，更难以理解：如此的味道竟会是一种享受！人的“吃”迥异于动物之处恰恰由此体现出来：在如此繁复的有关“吃”的门道背后，包含着的正是从动物立场上看来千奇百怪的文化形态！因此，人类吃的确不仅是食品的自然价值，更包括它的文化价值。人吃的是文化，这句话并不夸张。为了满足这种饮食文化需求，人类付出多少艰辛的探索努力，其间又包含多少创造性的劳动啊。因此，对于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价值并不是效用价值，而是人类的创造力，是文化力，或者说，人类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所说人比任何动物高明之处，正在于此。当然，这种创造力，难以容纳到目前的“一般价值”概念中去，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它并不直接满足人类的需求，尤其是基本生活需求。但它却的确是“价值”，因为它是关涉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是创造效用价值的“价值”。这样，从人的消费需求特殊性出发，价值的属人本质与特征便不难把握了。科学的价值内涵所包括的，决不是单纯客体主体化——满足主体需求的内容，同时还包括主体客体化——能动创造需求客体的内容。这便是价值本质的二重性构成，其核心构成是文化价值的二重性，它除去通常的价值——“文化效用价值”概念外，还包括反映人的创造性本质的“文化价值”概念。阳光空气，作为纯自然物，之所以没有价值，就是因为它缺少文化价值内涵。价值的合法性就在于这种科学性价值本质的规定中。限于题旨，本文中所涉及的价值主要是效用价值，不过多涉及价值二重性问题[9]。价值消费的认识论意义既往对价值消费的消极性认识之所以是片面的，还在于它没有认识到在价值消费过程中，同样伴随着认识；价值消费是人类认识—价值—实践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科学性认识的验证，一是对价值性认识的验证。为了表述的简捷起见，其下我将结合一个价值消费模型作些初步阐述。人类科学认识的目的是发现和把握客观规律，不断在生产中合规律地创造价值客体，同时，不断在消费中合规律地享受客体价值。那么，对于创造主体来说，把握规律，创造出价值客体（消费对象）之后，他的科学认识结束了没有呢？一般情况下没有（这里说一般，是因为科学试验，工程试验，以及战争等等社会实践活动，是没有独立的价值消费阶段的，实践过程结束，认识过程也结束）。完整的认识—实践过程，还需要等待客体价值消费的结果。所谓实践检验真理，不仅仅指客体的创造实践，还包括客体的消费实践——具有科学认识意义的消费活动，同样有着实践品格。如果在价值消费过程中，客体出了问题，那么，创造主体的科学认识便需要修正。譬如一座大桥，施工和使用都符合设计要求，但在使用期内坍塌，那么，显然就表明大桥的设计本身有问题，需要总结教训，修正认识。而对消费主体的单纯消费过程来说，也同样有一个科学认识问题。譬如食品消费，如何保持营养，合理进餐，譬如家电消费，如何使用维护等等，都需要掌握规律，并需要在消费实践中验证这些规律，以正确消费和享用客体的效用价值。不遵循规律的错误消费，是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的。从这个角度讲，消费主体同样是科学认识主体。在某些情况下，创造主体应当指导消费主体，避免错误消费所产生的负价值效用。人类价值认识的目的是发现和判断客体效用，不断在生产中合目的地创造效用价值客体，同时，不断在消费中合目的地享受客体价值。那么，对于创造主体来说，把握效用，创造出价值客体之后，他的价值认识完结了没有呢？一般情况下说来同样没有。完整的价值—实践过程，或者说实践检验价值的过程，还需要等待客体的消费实践结果——具有价值判断意义的消费活动，同样有着实践品格。对于价值认识来说，消费过程的检验更为重要，因为只有能满足主体消费需求的客体才有价值。如果不符合消费主体的需求，创造主体的价值认识便需要修正。譬如某种新款服装的设计与制做皆精良，但消费者不满意，那么，这就表明服装的设计方向有问题，便需要修正认识。而对消费主体的单纯消费过程来说，也同样有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譬如食品消费，什么食物口味最佳，譬如家电消费，那一品牌质量最好，都需要价值判断，并需要在消费中验证这些判断，以满足对客体效用价值的消费需求。不重视效用判断的盲目消费，同样是有极大危害的。这里的盲目消费，便包括轻信生产者对产品质量效用的扩大宣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价值消费不仅能在消费实践中检验真理，判断价值，而且能在消费中发现新的问题，能推动真理和价值认识的深入，促进人类的认识在价值—实践中不断深化。价值消费的认识论意义不容忽视。价值消费的实践论意义价值消费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只强调实践，不考虑目的的实践论是片面的、有害的；认为实践品格高于消费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价值消费源自消费主体的需求动机或消费取向，终止或结束于主体消费需求的满足。其中，消费取向是关键所在，主体不需求的客体当然不会消费，而不被消费的客体价值自然便无法实现，所谓价值创造也失去了意义。因此，客体的价值创造和生产必须重视研究和把握消费者的消费取向。人的价值消费，即使其动机来自生理需求，在现实中也往往会表现为截然不同的消费取向。不同消费主体的这种不同的消费偏好、消费动机、消费趣味即不同的消费取向是怎样产生的呢？从表面上看，它是个体生理心理以及观念差异所致，但实际上，个人消费取向或现实消费动机大都来自客观的社会、文化、历史、时代、国别、民族、地域、群体、时尚等等生存环境因素的影响。譬如服装的消费，这一民族的服装，不为另一民族所喜好；这一时代的服装被另一时代所唾弃；即使同一时代的时装，一旦过了时髦期，也会变得无人问津。个人消费取向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客观的制约因素和变化规律[10]。承认并把握这些复杂的因素和规律，对于价值创造与生产有着重要意义。当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在资源奇缺、被迫禁欲的非常经济时期中，这个问题并不突出，人们的价值需求与价值生产、供给是直接统一的。但在现代社会中，无视消费取向的多样性与变化性，却是计划经济人为导致商品短缺的理论症候所在。因为在市场分工的背景下，企业所生产的效用价值客体，都是以通过交换满足社会消费需求为目的的，产品的效用价值只是交换价值的承担物。而社会的消费需求却是难以被“计划”的，因为你的“计划”跟不上“变化”。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例证举的好：前些年全国掀起一个“呼啦圈”热，但“热度”刚刚升温，突然“呼啦”一下没有了，你说，这让国家怎样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硬性按计划生产的产品，便必然不能满足社会的消费需求，并造成市场上需求产品的短缺；而产品的效用价值实现不了，企业的产值便失去意义，企业必然亏损。这便是计划经济体制所固有的缺陷，它既是经济学的，也是价值学的。那么，价值生产者是否只要能把握住社会的消费需求就可以“大干快上”了呢？结论也是否定的。同样的效用价值客体，它们的效用价值实现“量”却是大不相同的。消费不仅制约着价值实现的“质”，还制约着价值实现的“量”。西方经济学中被称作维也纳学派的所谓“边际效用价值论”[11]观点值得重视。从这派代表人物维塞尔否定马克思商品价值二重性学说角度讲，它确实是一种庸俗经济学，但他所发现的边际价值效用递减规律，却是符合价值系统性本质的[12]。所谓边际价值效用递减规律，就是客体效用价值实现量随着消费主体拥有数量的不断增加而不断递减的规律。当价值客体增加到一定数量时，新增客体的价值便为零甚至负数。维塞尔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以主体对价值的“注意”、“兴趣”递减为依据的，当价值客体大量囤积，主体对它们失去“兴趣”时，客体便变成“自由财物”，价值也消失了。这种依赖主观兴趣确定客体的价值变量的立论方法显然是有缺陷的。实际上，人的价值需求递减规律是真实存在的，它是并不以主观兴趣为转移的。象食品，第1个烧饼与第5个烧饼对消费主体来说其效用价值确实不同，过量的烧饼对消费主体来说确实也将丧失价值，甚至变成负价值——处理烧饼要付出代价。这种价值边际效用递减是由人的生理需求限度决定的，它可以被人类所感知。而有时，某种食品营养价值的边际效益甚至不为消费主体所感觉，需要科学把握。现代医学已经证明，胆固醇食用过量对中老年身体不宜，因此，含有大量胆固醇的蛋黄，过量食用，便会产生负价值效用。边际效用规律不仅适用个体消费，也适用社会消费。譬如目前国内彩管和彩电生产能力大大过剩，这过剩的生产能力，便没有价值或只有负价值。再譬如，中国一些城市目前正在盲目上大项目，结果是高速路上没有车跑、开发区里无人开发、豪华商厦里见不到顾客……，这不仅造成了财富的极大浪费，还成为城市发展的负担。可见，在社会各个领域中，都有一个最佳边际价值效用或效益的“度”需要我们去把握，要尽量避免因缺少边际效益分析而导致的巨大浪费。这里，我们不妨就城市人口规模的边际效益“度”举一个通俗的例子。譬如一处大套房，4口之家居住较宽敞，但收入低，支出房租后，生活不富裕。他们不满足，便想法增加人口和劳力，结果全家增加到了7口人。虽然挣钱多了，但住房却很紧张，于是不得不另盖一处套房，不得不增添一套新的家具和厨具，还不得不开辟新的道路和水源，并增加相互交通工具等等。这样算下来，其生活并不比以前舒服多少，反而资源被浪费了，生活质量下降了（天天要往返交通，减少休闲时间），环境质量下降了（减少绿地，增加废气），倒不如原来4口人通过提高文化素质，增加收入经济合适。即使要增加人口，也顶多是招进一个高级人才，形成5口之家：既不需要成倍增加住房和交通投资，也不需要增添家具和厨具，只需增添一个人的衣服和食品支出便可以。这样，全家便能增加净收入，并可大幅度提高各方面的生活质量。这里的5口，就是这个家庭的“边际”人口规模。问题是，我们许多大中城市的政府，并不知道从价值消费角度把握自己城市的合理“边际”规模，而是争相建设“大都市”，其后果确实堪忧。因此，如何既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价值的消费需求，又能实现价值效益最大化，是价值实践所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之中，边际价值效益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学课题，更是价值学的一个极具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当然，对于人类来说，价值消费并不是终极目的。人类在消费效用价值的同时，一方面再生并提升了自身的价值，以创造出更多更新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被刺激和培养起新的价值需求，从而推动了新的价值创造。人类的价值创造与消费就是这样相互作用、互相“创造”的；消费对于促进价值创造具有积极意义，价值创造对于刺激和培养消费需求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我们的模型所示：价值消费更新了消费主体，图中的“消费主体”变成“消费主体’”；价值消费“消灭”了“旧”的价值客体──图中作为“消费对象”的“客体1”变成了“无价值”的“客体2”，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消费需求对象──“客体1’”。人类的价值实践就是这样经过价值消费的双向作用而不断进步并促进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的。价值消费的实践论意义同样不容忽视。*本文系笔者价值系统论稿之五，论稿之一：《价值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试探》（刊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1999第2期转载），论稿之二：《试论价值的多重本质》（刊载《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4期），论稿之三：《试论文化价值二重性与商品价值二重性》；论稿之四：《价值—实践论》。[1]参见：《论价值关系与实践——认识关系的分离》《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5期70—74页。[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年第一版93页。[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08页。[4]《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581页。[5]赖金良：《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的方法论特点及其缺陷》《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57页。[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页。[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97页。[8]人类生存的本质特征，还有文化创造能力（劳动），还有社会性等等。[9]人类的实践是一个价值二重化的创造过程，客体的效用价值与文化价值同时生成。传统价值学的主要理论困境就在于缺少价值二重性概念，只将以满足需求为内涵的效用价值提升为“价值一般”，无视以人类创造力为内涵的文化价值的存在，难以解释性质不同的价值现象，更难以与商品价值二重性概念兼容。参见拙着《审美价值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10]参见拙著《审美价值系统》中对人类生存环境对价值取向制约的论述。[11]参见〖奥〗弗.冯.维塞尔箸《自然价值》商务出版社，1997年北京出版。[12]参见：《试论价值的多重本质》《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4期。本文刊载于《山东海洋大学学报》1999年5期。
关键词：消费异化；危害
一、消费异化的内涵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阿格尔看来，异化消费就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1]。消费的本来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更满足更舒适的生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中的人们单调乏味、不自由，他们试图通过“自由消费”来补偿“不自由的劳动”——只要有钱，可以买到我想买的任何东西，可以做任何事情，只有在这里，人才成为积极主体。表面看来消费者是自由的消费，实际是厂商、广告商的意图的体现，因而实质上是“被迫性消费”，即使是闲暇的消费也是不自由的。因此，消费异化是一种“虚假”的自由补偿。
马尔库塞认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推行高生产、高消费的政策，通过广告制造出源源不断的“虚假的需求”去实现“强迫性的消费”。他说，“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玩乐、按照广告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憎，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2]。在各式各样的消费广告中，“当人们有了两个喇叭的收录机后，就刺激人们去购买四个喇叭的，继而又引诱人们去购买六个喇叭的……总之，它会想出新的花样，促使人们追求更新型的。”[3]这种“虚假的需求”，不断膨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最终使人一直沉迷在商品的消费中，没有了精神上的追求，消费成为了一种无形受操纵的消费。因此，消费异化是一种对物品的无度的索取和占有。
弗洛姆描述了消费异化的表现：“如果我有钱，即使我对艺术没有鉴赏力，我也可以得到一幅精美的绘画；即使我不懂音乐，我也可以买最好的留声机；我可以买下一座图书馆，尽管只是为了炫耀之用；我可以买学问，尽管除了作为附加的社会资产之外这学问别无它用。我甚至可以毁掉买来的绘画或书籍，因为除了金钱损失之外，我一无所失。只要有了钱我就有了权，得到我所喜欢的任何东西并随意处置它们。”[4]佛洛姆认为消费异化中的消费可以表现消费者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起到一种“炫耀的作用”，同时，他感叹到：“在异化了的享乐形式中，我心中什么也没有发生。”[5]消费异化使消费者非理性地去消费，消费者不断地购买“无用品”，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物质条件，使消费者误以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满足他们的这种购买需求，从而更加依赖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消费异化是一种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
综上所述，消费异化指的是消费本来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却变成了消费的最终目的，消费者得到了“虚假”的自由补偿，在“虚假的需求”下对物品无度的索取和占有，把消费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消费者成为消费品的奴仆，人并没有真正感受到自由，也没有真正收获到幸福，更没有在物质丰富的消费社会获得全面自由发展。消费异化成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
二、消费异化的危害
（一）消费异化剥夺了人的自由
消费主义将所有人都卷入“虚假需求”中，使人们陶醉于经济繁荣的景象之下，沉浸在对物质的追求和享受之中，没有了对精神完善的追求。人们永远都处于对消费的饥渴状态中，无止境地追求高消费，使消费从手段变成了目的。消费异化中的商品失去了它的原有社会价值，消费并不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在人们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中，使消费者有限性的生理需求转化为了无限性的心理欲求。这种“自由地消费”，并非真正的自由，这种异化的消费活动，远远超过了欲望的层次。
（二）消费异化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
合理的消费形式能够发挥个人的爱好和特长，真正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个人的消费是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消费者会感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异化的消费形式扭曲了消费者的消费价值观，“虚假的需要”使消费者趋向于满足物质享乐这唯一的目的，没有了精神上的需求，消费者抛弃了本真的自我，最终陷入委靡不振的精神痛苦之中，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和幸福，阻碍了他们的多样化的发展。因此，个人只有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那么，也自然会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物质和精神财富越多，越能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个人也将更自由，也越会感到快乐和幸福，进而才能实现社会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个人类最终的目的。
（三）消费异化破坏了生态环境
为了制造出大量的“虚假的需求”，生产者就会想方设法保持较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和加大消费领域的投资，在生产过程中尽量提高物质的舒适程度和美观程度，以便去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所以人们在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如广告操纵、商品装潢的刺激下去疯狂追求高消费。生产者为了满足人的各种消费需求，浪费了不必要的资源，同时也破坏了我们生存的环境。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生态危机，它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生态环境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四）消费异化间接地维护了资本主义道路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者不断地借助各种广告宣传技术制造出种种“虚假的需求”，人们被眼花缭乱的广告蒙蔽了双眼，再加上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总是喜欢去购买各种新奇的东西，为了满足自己的这种需求就会不断地去消费，购买各种“无用品”，为资本主义再生产、转移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使人们进一步依赖资本主义制度，间接地维护了资本主义道路。另外，由于生产者不断地制造“虚假的需求”，向社会提供了源源不断而又丰富的消费品，“使得工人与资本家欣赏着同样的电视节目，阅读着同一张报纸，甚至拥有同样牌号的小汽车……”[6]。消费异化改变了工人的意识，认为在劳动中的“单调乏味、不快乐”在消费领域都得到了“补偿”，从而瓦解了他们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斗志，进一步增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
[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3]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关键词：异化、消费异化、精神家园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经济趋势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领域的快速扩展使消费变得多元化。消费逐渐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异化也由当时的生产领域延伸到了消费领域,我们称其为异化消费。
一、消费异化的含义
1、“异化劳动”与“商品拜物教”理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了“异化劳动”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他在批判继承黑格尔的“异化”思想基础上提出的。对于异化劳动本身，依据马克思的分析，应当使之与劳动的对象化严格区分开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次提出“商品拜物教”理论,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关系的一种类型，这种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基于商品或货币的客体关系，它主要体现为劳动商品化和异化。“商品拜物教”导致人的需要、人的本质被异化。这样在消费活动中人的主体性越来越受控于物的世界,人的所有需要越来越以物的方式来满足这就是异化在消费中的一种表现。其实是“异化”的另外一种形式。
2、当前我国存在的消费异化现象
消费异化是“异化”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一种消费现象。即在消费时代人们消费不仅是满足自己真实需要的方式，更多情况下消费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符号象征”和“身份地位的象征”。于是消费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消费不再是目的而变成了满足人们欲求的一种手段。这种消费功能的变化导致人们越来越注重不必要的欲求满足，使消费与“需要”和“使用价值”渐渐背离。在消费异化中，一方面，消费成为人们在劳动中“补偿”自由的一种方式，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痛苦的“避难所”；另一方面，统治者对消费进行操纵和控制，使消费成为一种实施社会控制的工具。这就导致了人在消费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理性精神的丧失，使人的本质异化到消费品上的物化状态。当今社会人们在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上的竞相攀比，不断追逐消费时尚和流行产品，导致了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的不合理，更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
二、消费异化产生的原因
1、异化劳动是导致消费异化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劳动直接导致了消费异化，在大生产条件下人都是机器上的一个固定零件，每天周而复始的重复单一的劳动，直接导致了人的异化。被单向化的人不得不在消费领域中寻求“自我”。他们通过消费来满足自己劳动中单调、乏味、繁琐的生活，只有消费才能使他们看到自己的真正价值。消费成了人逃避现实痛苦与不幸的“避难所”。这种通过过度消费来补偿自己在劳动中的异化行为就直接导致了消费异化的产生。
2、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企业的市场营销策略是消费异化产生的直接原因。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需求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基本型需要发展为享受型需要。高速公路、高楼大厦、购物中心、电影、电视和报纸等大众传媒等的出现，标志着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消费社会。作为生产经营者的企业，为了实现利润目标必须不断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消费需求，然后主要通过广告的方式把某种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赋予商品，将商品的物理属性和某种象征意义或文化价值巧妙地整合在一起，人为地将对这种商品的消费定义为消费者自我表达和获取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提高，加之企业巧妙的营销策略和营销技巧、日益艺术化的广告以及科学化的经营管理手段，营销对消费需求的控制与引导力量将越来越强。这种大规模营销手段使人们更加沉迷于消费中，被消费所奴役和趋势。
3、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加快了消费异化的发展
现代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日益方便的社会生活和满足人的多种需求的各种手段，已经使现代人切身地感受到了。消费主义的文化态度是把消费的商品的数量和种类以及日益增长的服务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并将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视为较高生活质量的标志，甚至是公民对国家和经济繁荣的贡献和责任。正如马尔库塞所说不管职位高低，身份贵贱：“工人和他的老板欣赏同一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打字员打扮得像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③物质生活的富裕已经变成了普遍的事实。但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真正的幸福，而是相反，人们变得更加痛苦了。原因就在于：人们在物质资料的消费过程中，变得唯物质消费而消费，成为了消费主义者。这种扭曲的消费观进一步推动了消费异化的发展。
三、扬弃消费异化实现精神家园的回归
当前社会，人不但要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更注重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满足物质与文化需要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动力也是人的本质要求。如果片面地追求物质享受这一单向度的需要，必然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相背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是重建人的精神家园的必由之路。
1、树立科学消费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建设，和谐的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设和谐社会可以为扬弃消费异化奠定基础。消费涉及到从自然摄取资源的方式以及排放废物的过程。过度的摄取或过度的排放只会进一步加剧环境污染，破坏生物的多样性。“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②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提倡适度消费特别是“可持续”消费的新型消费观念，人类社会才能与自然和谐发展。
2、扬弃消费异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精神家园的重建。精神家园是指人的精神支柱、情感寄托和灵魂归宿，是人们对生活意义、生存价值和生命归宿的一种精神与文化认同。“现代人的情感疏离、思想疲软、道德堕落、信仰危机等精神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于人过度的物质欲求造成与人的精神生活严重失调而致。”④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认为，人是劳动者和占有者、生产者和享用者的统一。人应该既会生产，又会消费；既会创造，又会享受。即人是能合理、科学、自由地支配财富的全面发展的人。所以提倡合理、适度消费，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价值追求，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人不仅有物质生活需要，还有精神生活需要。有了精神家园的支撑，人就有了安顿感、温馨感和光明感，人的生活才有意义；失去精神家园，人就会感到精神空虚而不知所措，甚至发生心灵扭曲和变形。
历史唯物主义证明，物质消费不过是实现人的存在价值的手段与过程，而不是人的存在价值的终极目标。“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正确途径，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正确诠释和全面发展。物质生活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精神生活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程度的标志。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思想道德建设，抵御消费异化思想的侵蚀，努力实现马克思所说人的全面发展和向人的本质的复归。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1页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③《痛苦中的安乐──马尔库塞弗洛姆论消费主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④马志尼，吕志士：《论人的责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42页
［关键词］消费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西方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4-0069-02
大众消费型社会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社会，指现代社会越来越困绕消费来加以组织与运作。本文所讲的消费文化是指在消费社会中的所形成的大众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消费运动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时间活动的重新组织。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商品、产品和体验可供人们消费、维持、规划和梦想。消费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相反，通过广告、大众传媒和商品展示陈列技巧，消费文化动摇了原来商品的使用或产品意义的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影像与记号，全面激发了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欲望。[1]这里面就有一个从实际需要与激发现来的欲望之间的漂移过程。鲍德里亚早在1968年出版的名著《物体系》一书中指出：“消费的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我们过去只是在购买、拥有、享受、花费……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被满足，皆不是以定义消费的概念：它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记号的系统化的操控活动。”[2]鲍德里亚深刻指出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涉及又是缺席的，既被包换又被排除），在物品构成的系列中，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人与物品的关系，也是人与他人、集体、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系统性活动和全面性回应，当然应该有文化认同的问题。[3]
一、消费文化：颠覆生产范式的意识形态控制
消费社会的诞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实质是西方工业化国家解决长期困扰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产物，是生产领域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商品如何消耗消费的必然结局。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进入到消费社会的内在逻辑分析：其一，西方生产技术水平和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大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找到足够的市场，大生产要求大消费。其二，消费市场的扩张首先采取了地理扩张的方式，随之而来的是殖民主义、二次世界大战。其三，随着市场的地理扩张的结束，西方必须寻找到了新的市场扩张的途径：社会扩张，即通过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增加中低阶层的收入水平，不但把劳动者看做是生产力要素，而且把劳动者当作消费者来培养，从而增加国民的总体购买力与消费倾向，促使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从而达到了消费从外向内的一个转型。消费社会的形成，按笔者理解，应该特别关注以下三个方面因素：一是大众传媒的促进作用，二是商品的符号象征性，三是欲望的被开发。消费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生产、分配与交换，颠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决定消费”的经典范式。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执行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职能,它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有效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消费不再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的经济活动领域,而是一个实施社会控制的政治领域。物对人的控制、人的非人化都是在消费过程中实现的。消费使人沉浸在满足需求的幸福中不能自拔,从而失去批判和反思的能力,对现有体制产生认同,革命性的反抗被消解。物品符号化是消费意识形态得以施展的基础。一方面，符号成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中介。物品的符号化使得人和作为消费对象的物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消费者―物品”转向了“消费者―物品―消费者”，消费不再是作为个体的活动由主体直接指向对象，而是通过物品这个中介，指向其他的消费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物品这个中介也只有在消费过程中才能建立起来，离开了消费人就无所归依。只有通过消费，人才能寻找自己的社会归属与社会意义。另一方面，消费社会出现了新的阶级划分，而划分的依据就是对符号的消费。消费过程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交流，另一个是区隔。在通过消费寻找社会归属感的过程中，消费者不断向自己所属的社会团体靠拢、汇集，也就自动与其他的社会团体划清了界限。跟需求无关的消费，不断地制造出消费范例，自上而下地灌输给消费者。以消费范例为中心，消费者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团体。这就是消费过程中的社会区分。它成为取代旧的社会区分的新的社会分层。社会区分功能作为消费社会的法定过程，每个人都要通过它归属于社会，并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这种区分建立起一个有差别次序的社会整体结构，每个个体都通过符号消费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确立一个位置。[4]通过符号消费实现的区分没有任何强制性，人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是在自我或他人的身份认同中实现的。人们察觉不到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对它非但没有质疑，而且人们还主动选择进入这个分层结构，并在其中自觉寻找自己的位置。消费意识形态就是在个体的无意识中实施社会控制，表面上看，消费只是个混乱的领域，实质上“它是一种约束、一种道德、一种制度”。[5]
二、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判断消费主义思潮是否进入大学校园。从高校大学生的象征性品牌的消费就可以找到研究问题的切入点。象征性品牌消费从其性质入手可以划分为两种符号表现形式：示同性与示异性。示同性就是借助消费来表现自己是从属于所认同的某个社会阶层或组织，示同性的时尚消费让青少年获得了一种“群体成员感”，就如同获得了迈入“时髦社会圈”的入场券，从而摆脱了“落伍”的诟病。示异性就是借消费显示自己与别人的差异和不同，以此拉开差距，达到社会地位的上升。时尚消费中的“示同”或“示异”的具体表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攀比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对于自己达不到的消费水平不惜透支以达到，是谓“攀比”；对于消费品无休止的革新换代，总要站在时尚的潮头，是谓“炫耀”。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分析。首先，大学生是否以符号消费为追求对象；其次，这种符号消费是否能实现并在大学生群体中蔚然成风。消费主义思潮是一种崇尚追求过度占有和消费作为满足自我和人生目标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实践。消费者开始自主思考，于是“新一代消费者”应运而生，这是一种模式的转变，消费者不再像木偶一样亦步亦趋了。[6]首先表现为以自我为核心，一味满足自我需要，不顾及这种需要的外部效应。其次表现为崇物主义至上，过度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享乐主义至上，过分追求奢华；时尚主义至上，对流行文化产品趋之若鹜。最后忽视商品实际效用，追求商品符号资本，以达到区隔的目的。凡事一定有个度，这个度就是是否超过本人、家庭或组织的支付能力；是否属于理性化消费；是否超标准消费；是否危及到他人正常工作和身心健康。正常理性的消费必须支持，过度消费才是消费思潮，必须予以反对。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在当下中国高校大学生群体中的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我主义至上的消费主义思潮。就大学生来说更注重自我方面的展示。现在的大学生主流群体注重的是个性，是自我价值的体现。对企业而言，需要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当消费者觉得你的产品有价值符合其审美观消费者才会愿意花钱购买，倡导“自我消费”。[7]
第二，崇物主义至上的消费主义思潮。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商品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细胞，现在的市场已经由以往的物资缺乏转入物质丰富的阶段。为了消费而消费，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比富斗阔”的行列中，消费的目的已不再是因为需要，而是为了炫耀或证明自己。过度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会导致消费品的浪费。
第三，享乐主义至上的消费思潮。后物欲时代的发展，人们不单纯的只对物质资料进行消费，进而越多的人追求精神上的享受，于是出现了享乐主义的消费思潮。享乐主义通常与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挂钩。物质资源是舒适的基本条件，也是炫耀的最初手段。消费者对于奢侈品的无限追求，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消费者刻意展现自己拥有的奢侈品，从而暗示自己的地位、个性和身份。
第四，时尚主义至上的消费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形式、服装、审美判断、人类表达自我的整体流行风格藉时尚而不断变异。一旦较低的社会阶层开始挪用上层的风格，即越过较高社会阶层已经划定的界限并且毁坏他们在这种时尚中转移而去采用一种新的时尚，从而形成区隔。时尚主义消费，把人自身品牌化。
［注释］
[1]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转引自周宪：《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2]法•鲍德里亚著，林志明译：《物体系》，时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222页。
[3]包亚明：《游荡者的权力――消费社会与都市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4]韩玉霞：《鲍德里亚对消费意识形态的批判》，《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14页。
[5]法•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刚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关键词：消费消费正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引言
作为生活方式的消费，具有鲜明的个性，似乎不应具有任何意识形态属性。但事实上，消费不仅承载着繁荣经济的重要使命，而且日益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意识形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消费价值观在中国社会大行其道，消费的符号意义被彰显，消费品成为指示人们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符号。消费主义在中国社会大行其道，不仅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消费方式，更在深层次上冲击着人们的思想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消解的困境。有鉴于此，必须高度重视“消费领域的意识形态渗透”问题（赵玲，2011），坚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以科学合理的消费价值观引领人们的消费行为，建构科学的消费方式，从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构筑起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牢固基础。
消费主义影响下当前中国消费方式的变迁
（一）病态的消费价值观念
西方消费主义对当前中国消费方式的影响和渗透最主要的还是在消费价值观念上。消费主义价值观将消费本身当作了人生的价值和目的。这种病态的异化了的消费价值观，挑动着人们消费的狂热激情，把人变成了消费的机器而不再是人本身。然而消费只是人们存在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绝不是人的本质。消费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只是出于一种非自主的欲望的满足。人们执着地追求着怪诞离奇的消费方式，并希冀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猥琐的消费者们在“女体盛”等离奇的消费中丧失了理想信念、迷失了政治信仰，沦为了消费的奴隶。但消费的丰富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处于充实状态，更不能代表人们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这种病态消费价值观念指引下的消费虽然迎合了感官的需求，却难以给人带来真正的提升、难以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真正的福音。
（二）奢侈消费的风靡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占有率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家，但中国式的奢侈品消费并不是建立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而是基于严重的贫富差距的现实条件。当下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主力并非社会的中间阶层，而是处于社会上层借改革开放的春风暴富起来的社会阶层。这一群体本应该发挥“先富带后富”的作用，但受消费主义影响，他们往往只是通过借助一件奢侈品去识别社会身份和地位。因为他们不再把消费当作满足实用和生存需要或者享乐的方式，而是把消费当作向人们炫耀自己财力、地位和身份的手段。通过奢侈消费，他们向社会观众传达某种社会优越感，以挑起贫困的旁观者的羡慕、嫉妒或尊重。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奢侈品是一种精神支撑，能使他们获得某个上层社会圈的接纳，得到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从而让他们摆脱“暴发户”等社会歧视的恐惧感。他们在奢侈品消费编织的各种各样的迷梦中演绎和实现着社会地位的认同和重构。但社会地位毕竟是一个综合性评价体系，靠奢侈品消费来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显然是徒劳无益的。奢侈消费能满足暴富阶层的心理，但是旁观的贫困阶层脆弱的神经也被牵动了，因而奢侈品消费本质上没有也不可能给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带来任何真正的发展。贫困阶层开始抱怨消费的不公平、社会的不公平，继而开始质疑整个社会体制的合理性，这无疑会给社会的稳定、党执政根基的稳固制造隐患。因此，应深刻反思当前这种病态的消费方式。
消费主义影响下中国主流价值观消解问题的凸显
20世纪50年代，西方迎来消费社会，消费成为控制社会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消费主义则“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应运而生并成为消费社会的典型意识形态”（李雨燕，2011）。然而，消费主义丝毫并没有因为消费社会物质生活的丰富而给中国人民带来预想的美好生活，更不会实现其标榜的更大程度的平等和个人自由。西方社会是在试图利用其话语权优势，通过消费领域的文化渗透来分化、弱化和转化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地位。
（一）“影像消费”系统及其虚伪性
消费社会创造了一种影像系统来操纵消费者的欲望，使消费者在消费商品影像中获取各种各样的情感体验。他们通过影像对商品消费和社会地位进行编码，不同的影像对应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商品消费。要想成为某种等级的人，就要消费该等级影像中对应的商品。这样，商品的使用价值、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就被这些影像所代替，消费者为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就很自觉地不断追求影像系统中相对应的更高的商品。在他们看来，商品消费是自由和民主的，因而更高的社会地位、自由民主的社会通过商品消费就唾手可得了。消费者就在这连篇累牍、无穷无尽的影像、符号的复杂系统中神魂颠倒，继而对消费社会的逻辑神话（即通过消费就能够获取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深信不疑。这样，消费社会就在消费者“迷失的自我消费”中，完美地实现了他们编码的消费影像系统的社会解码和实践认同，并向全世界推销这种消费价值观。然而即使“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美]马尔库塞，2008）。相反，这种相似恰恰制造了一种新的现实的不平等。
（二）“人”的本质精神的迷失
消费主义鼓吹消费是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消费成了个人幸福、自由快乐的表征和代名词，似乎只要通过更多的消费，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然而当人们把人生的最高理想和追求交给了生理本能需要的满足、交给了无穷无尽的物质欲望的时候，人的本质精神就迷失和消解了。消费主义正是基于此种方法成功的转移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消费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和怂恿。人们在消费主义所倡导的“遵循享乐主义、追寻眼前的”（[英]费瑟斯通，2000）面前神魂颠倒，跌入了一种无休止的消费体验之中。沉溺其中的人，无暇顾及自己真实的需要，因而他们对集体、对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漠不关心，更不用谈为集体和社会奉献自己了。然而，社会公共领域的维持又需要发挥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作用。可见，这种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是以人的本质精神的迷失和消解、以社会基本精神纽带和道德观念的消解为代价的。问题的严重性也随之而来，一方面是资源消耗殆尽，生态危机一触即发；另一方面是人们的消费欲望被资本操纵和控制，接近疯狂。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同个体需要的差异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难以调和，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开始质疑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继而质疑现存社会体制或制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这无疑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淡化和消解的困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和精髓，然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长驱直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着消解的困境。在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西方社会凭借其强势的世界话语权，向中国兜售裹挟其病态价值观的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并以此来达到消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显然，这种悄无声息地渗透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广告等媒介编织的娱乐化、刺激化的西方生活模式诱惑下，人们憧憬着能够像西方人一样消费，这就必然会“拒斥主流意识形态、否定政治权威、淡化国家观念、揶揄崇高信仰、调侃政治领袖，将宏大叙事、光荣使命、优良传统等等以往追求与遵循的价值目标排挤出去”（赵玲，2011）。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是无可厚非的，但不加甄别地迷恋裹挟西方价值观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并用怀疑甚至否定的目光抵制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则是有害的。进入改革开放深水区的中国，特别要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日常生活特别是消费领域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的强大作用。
消费维度中中国主流价值观消解难题的破解
消费事关人类生存、消费领域的意识形态渗透，事关国家文化安全，两者都不容忽视。因而只有将消费同文化安全结合起来，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人们的消费行为，从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日常生活领域构筑起牢固的思想堤坝，才能重塑中国主流价值观的“知识形象、理论形象和创新形象，增强其文化亲和力、感召力和创造力以及同其他意识形态的竞争力”（张骥，2010），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指导作用。
（一）实现消费正义：走出中国主流价值观消解困境的现实前提
只有从发展经济入手，在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中稳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实现消费正义，才能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感，才能以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强大优越性和感召力来抵御消费领域的意识形态渗透，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必须要想方设法增加居民收入。而要提高居民收入，最根本的还是要发展经济、夯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生产的正义来保证分配和消费的正义。要实现消费正义，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心理上的不公平感，这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消费领域的两极分化问题。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的第一大国，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且严重制约着中国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制约着中国社会全面消费正义的实现。在这种背景下，先富起来的阶层应该学会拒绝消费主义的诱惑、拒绝奢侈消费方式，找回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投身到社会慈善事业中去帮助更多的贫困阶层，为实现消费正义、社会和谐而贡献力量。我们坚信，中国社会的财富阶层们只有找寻到了自身的价值、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才会使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加稳固，而奢侈消费绝不可能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
（二）创新传播方式：走出中国主流价值观消解困境的战略举措
创新中国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方式是当前发挥中国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功能、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必然要求，是增强中国主流价值观传播的实际效果、加强其社会认同的战略性举措。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必须适当改变其公式化、概念化、粗糙化、说教式的宣传方式，否则被拙劣的表达包裹着的中国主流价值观必然会失去其应有的锋芒。在中国消费领域经受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危机面前，中国应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消费领域为着力点，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居民的消费生活领域，探索用亲切的话语体系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魅力，并以此来引领消费文化的建设，以全新的话语体系巩固和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效果。这样既能保证消费文化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可以使人们在接受消费文化的过程中接受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熏陶，从而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人们的消费领域流传开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指导思想，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践行科学合理的消费方式。
参考文献：
1.赵玲.消费维度中的西方意识形态影响与批判[J].政治学研究，2011（3）
2.李雨燕.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实意义[J].求实，2011（10）
3.[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论文摘要】现代性消费文化是围绕着消费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和方向、以文化形式显现出来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原则，由此资本逻辑成为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本质规定。从资本逻辑的视角看，生产与消费的脱节造成资本增殖的失败，因此资本必须要在文化上发挥指导和引领作用来促进生产和消费的结合，从而在深层上保证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再生产的循环，现代性消费文化正是由此生成。
一、“现代性消费文化”的界定
消费文化是一个特定的范畴，它是以利润为目标、以现代市场为方式批量生产消费性商品的文化样式，它不会出现在“前现代”或“传统”所标识的自然经济形态中，也不是现代社会中仍然残存的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消费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在于：它只能在买与卖的交换关系中才能实现自身的文化样式，正是经过了“买卖”关系的中介之后，消费文化与传统文化产生了质的区别。如果说传统文化往往还保有纯文化的形式，为了文化而文化、为了艺术而艺术，那么现代消费文化则根本不打算掩盖自己与利润的关系，它最主要的方式便是通过公司行为去组织消费品的销售，并以利润的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这不仅使得以自给自足为特点的传统消费模式因无法满足现代人的消费欲望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存优势和存在根基，而且使得像电影、书籍、报刊、比赛等精神产品彻底地商业化，成为了只有在买卖关系中才能存在、才能呈现自身的文化商品，这样就把消费文化的生产从根基上拖进了资本的运行轨道中，资本属性成为消费文化的本质规定性。
很明显，资本定义了消费文化，决定着它的存在基础、运行原则和发展方向。所谓现代性消费文化，本质地来说是围绕着消费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和方向、以文化形式显现出来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原则。可以再明确地将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性质归纳如下：(1)对商品符号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消费成为现代日常消费的主导模式，消费已经成为文化现象(消费的文化理解)。(2)消费是人们据以认知自身和现实生活的意义源泉，是现代人自我认同和自我表达的主要形式，由此生存具象化为消费模式，消费成为建构他们自身及其日常生活的现实力量(生存方式和行为原则)。(3)无尽的文化形式为无限的消费需求和欲望提供了最合适的表达渠道，从而使资本最大限度地增殖自身得以可能(资本规定性)。(4)文化的公共性保证了某种特定消费模式的可推广性，这一点使得资本能够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制造出与某种消费模式相适应的特定消费欲望(消费文化的可推广性)。
资本逻辑是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本质规定，资本决定着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既然如此，就应当在资本逻辑的视域中考察现代性消费文化的生成路径，这样才能探寻到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深层根源及其生成过程，从而把纷繁复杂的消费文化表现形式融合为统一整体，对现代消费文化问题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当然，本文只是此种研究方向的一种尝试。
二、生产与消费的脱节：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
资本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只有获取剩余价值，利润才能得到保证，资本再生产才能持续进行。这意味着资本必须为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无论处于何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会产生怎样的自然后果和社会结果。资本把现实生活世界的各个事物都要收编进自身的增殖体系中，把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变成资本增殖机器的环节，使一切事物都要实现资本化。资本从本性上来说不承认任何限制，它的扩张过程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疆域，最终的必然结果就是世界市场的形成、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的世界化。“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遥远万里的人们由于资本的纽带作用而发生相互联系，资本把整个世界建构成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现代性世界，一切都处于错综复杂、无穷无尽的资本因果联系中，一切都由于资本而获得了自己的呈现形式，这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资本第一次真正地实现了世界的通约，由此造就了一个包罗万象而又本质同一的总体性世界。
资本所造就的总体性世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内在有机的统一体，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持续欲望会不断地冲破社会有机的生存外观，致资本再生产于不可能，这就是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的脱节，或生产与消费的脱节。资本运动的生产过程是资本增殖自身的过程，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依赖市场交换过程的顺利进行，否则资本就无法实现自身；同时，资本的本性从根本上决定着资本家会想方设法压低工人工资以获取最大化的剩余价值，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以将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再生产的资本，而资本的扩张必然导致消费品规模的扩张，由此造成了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以限制消费为前提的资本扩张，导致的结果却是消费品规模的扩张，从而破坏了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从产品到商品、从商品到货币的转换称为“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而一定是商品所有者。”
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在现实层面上表现为商品向货币跳跃的失败，这就违背了资本增殖的本性，必然为资本所不能容忍。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积累的重心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生产性消费是剩余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因此，尽管资本家尽可能地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压低工人的工资，但这并不妨碍资本获取剩余价值。到19世纪末，随着资本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扩散，生活消费品的生产逐渐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因此，如何发现和刺激日常生活的消费需求就成为了资本再生产的关键条件。但是，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本性决定着资本家总是千方百计地压低工人工资，这样工人的低工资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低消费状况，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成为资本自身前进的障碍，资本必须要寻找到合适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方式正是以泰罗制科学管理原理为理论基础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2O世纪初，美国工程师泰罗面对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怠工现象，提出了他的科学管理思想，以代替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经验方法。他经过多年研究发现，一个人把生铁装上车的过程可以分解如下：(1)从堆上或地上把生铁铲起来(一分钟的百分之几)；(2)带着所铲的东西在平地上走(每走一英尺所需的时间)；(3)带着所铲的东西沿着斜板走上车(每走一英尺所需的时间)；(4)把生铁扔下(一分钟的百分之几)或放在堆上(一分钟的百分之几)；(5)带着空铲走回原地(每走～英尺所需用的时间)，从中不难看出，泰罗制科学管理的精髓是动作、时间的细分和标准化，通过计量工具的精确化，工作被拆分为“一分钟的百分之几”和“一英尺”的细微动作，这就是由泰罗所开创的劳动形式化和合理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层面，美国实业家、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福特充分吸取泰勒制科学管理原则，创立了旨在高效率生产产品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例如，将汽车的部件彻底标准化，并在流水装配线上批量生产。生产过程强调同质产品的一致性、标准化和大量生产，每个工人从事单项任务，工作高度专业化，按照比例付酬。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促进了工人工资的增长，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大众有效需求的增长，第一次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的有机结合，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
为什么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二律背反问题呢?这是因为，资本家发现，如果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足够多，但是，如果他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价值观不及时更新的话，那么人们的消费模式就跟不上手中货币的增长速度，由此而来工人工资的提高对于有效需求的培养就不会发生实际意义，这时特定的消费价值观的培养成为了资本再生产的关键环节，这一点尤其在以“灵活积累”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中得到了确证。
福特式生产方式需要长期和庞大的固定资本投资，在人们需求稳定而且单一的情况下，它确实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益，降低产品成本。然而问题在于，一旦需求出现不稳定、多样化的情况，福特生产方式因同质产品的批量化生产而致的僵化、单板的弊端就体现出来。2O世纪7O年代的石油危机及其随后的美国汽车工业的下滑，是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衰退的标志性事件。伴随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衰退而来的是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前者一些不具备的特点，如更加关注特殊化的产品，关注产品的用户化，风格和质量尤其受到重视，较短的生产周期，富有弹性的生产过程。为了适应并引导消费大众的需求，资本一方面改变生产过程的内部环节，另一方面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消费者身上，研究如何才能制造出花样繁多的新的消费需求。因此，资本必须要在人们的价值观，即文化上发挥指导和引领的作用，才能进一步促进生产和消费的结合，从而在深层上保证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再生产的循环，现代性的消费文化正是由此生成。
三、文化形式：二律背反的解决途径
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社会历史意义，它不仅使得日常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从而资本能够进入消费品生产领域，而且通过改变社会的整体精神气质，深刻地改造了大众的消费模式，使得大众不再以“需求”为尺度自然地进行自己的消费，而是以潜在的“欲望”为导向主动地建构自己的消费，这就是流行于西方社会并向全世界扩散的消费主义。所谓消费主义，是指不是为了实际生存需要的满足，而是追求被文化形式所不断制造出来的欲望的满足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它具体表现为把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消费更多的高档商品作为人生成功的标志，并以此作为生存意义的源泉和人生价值的尺度。消费主义所表征的是人们被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而欲望满足的意识必须在一定的文化价值系统中才能获得合法性。
欲望往往被看成是纯粹主观的个体事情，其实这种自然主义看法深深掩盖了欲望的根本的社会性质。“我想要某种东西”至少表明：这种东西与某种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想要”本身就与人们愿意及如何在社会中生存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管是否被意识到，它都作为显性意识的前提进入到了每个人的意识深层，这正是文化进入个体身心的过程。因此，首先是具有价值取向的文化系统在人们的各种需要和欲望中确定哪些应当得到满足、满足多少和怎样满足，哪些需要和欲望是必须加以控制和禁止的，现实生活的人们才能去追求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生活方式本身是相对的文化范畴、社会范畴，而消费主义企图把追求无尽欲望的满足说成是自然的和普遍的，无疑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性质，这就把理论的触角深入到了为某种利益格局做合法性辩护的现代性消费文化系统。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的基本生存需要都已经得到满足，资本要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必须要通过广告、电视、电影、宣传等各种文化手段和文化形式向大众推销适合于资本增殖的生活方式，因此，现代性消费文化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无止境地追求欲望的满足，“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因而它是无限的要求。”脚醴一旦消费者的消费愿望经欲望中介后达到无限的层次，那么资本增殖就具有了可靠而持久的保证，这其中发生关键作用的杠杆便是消费文化对大众生活方式乃至个体身心的影响和重塑。
感恩节的传统是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庆祝，但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却在1939年宣布该年的感恩节在11月23日，这一小小的改动不是其他什么原因，仅仅是源自俄亥俄州百货公司老板小弗雷德·拉扎勒斯的建议，在他看来，这样做会使“圣诞采购”旺季延长一周。布尔廷斯评论道：“这次罗斯福总统宣布对感恩节的日子作小小的调整，乃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既揭示了美国圣诞节的实质，还表明感恩节这一古老的节日也转变为一个美国消费性节日了。”事实上，圣诞节和圣诞老人的形象本来也都是美国式的传奇或神话，圣诞树和圣诞贺卡也都是美国商业神话的副产品。只有想象一下，在1948年左右，美国每年都会销售2800万棵圣诞树和15亿张贺卡，它和经济的关系是多么紧密。
【关键词】消费主义;消费文化;消费行为;符号价值
一、消费主义与消费文化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工业化的完成,特别是随着福特主义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模式的推展,以及其著名的工人每周薪水不低于6美元的工资标准的实施,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变迁并使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一方面经济繁荣下资本的扩大和商品的大量生产带来了各种新型的消费品,使得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有了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工资的提高使得人们在购买这些新型消费品方面有了足够的购买力。二战及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进入“富裕社会”(加尔布雷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变得相对富裕,消费模式从主要考虑基本物质需要到考虑所购物品的象征意义。这时,社会进入了大众消费的社会,人们在消费上背离了使用价值而走向了另外一个极致,即奢侈品的消费逐渐普遍化、大众化和民主化。
如果说消费主义是经济大发展与工业化的产物,消费主义文化则是消费主义的特定表现。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人们在传媒的宣传与影响下,消费需求被不断的创造,消费者总是处于“欲购情节”中,追求体面的消费和无节制的物质享受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消费模式的产生与盛行导致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消费主义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它煽动了人们的消费激情,刺激了人们不断购买的欲望。
二、消费文化的核心――符号价值
消费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它代表了抑或勤俭节约、抑或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它是沟通和交换的系统,是被持续发送、接收并重新创造的符号编码,是一种语言。通过这个沟通系统中,人们借由所消费和购买的物品来实现人际交往与身份归属,亦即人们购买的商品具有了语言和符号的意义。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各种符号被不断地制造与传播,使得当代人犹如置身于符号王国之中,符号成为了当代人的图腾。特别地,每个人都处于由流行催生的符号系统之中,一味地追求符号所带来的价值。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符号的过度供应或者符号生产的泛滥,使得拟像与真实相背离,真实消失,世界成为拟像的世界。鲍德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中认为符号本身是有价值的,即人们消费商品并非只是消费物体的使用价值,而是消费以承载于商品中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等因素来计价的符号价值,这种符号的价值区分和标示了消费者的社会地位、文化品位和生活水准。这是鲍德里亚构建消费文化的核心。
三、消费符号化――消费文化构建的消费行为
根据社会的发展以及消费所表现的形态,可以把消费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的消费是纯粹的物品消费,只看重物品的使用价值,以维持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第二个层次的消费是交换价值的消费,即通过交换来表现自己富有,来证明自己的购买能力;第三个层次的消费是对符号价值的消费,要求在消费中突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即商品的文化内涵,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品位,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消费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所形成的对消费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共同信念,是构建消费行为、培养消费偏好的一种文化规范。在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之下,第三层次的消费即对符号价值的消费成为一种趋势和主流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消费文化之下,最明显的一种消费行为就是消费的符号化。
消费符号化表现为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商品本身具有某种符号象征性,对这种商品的消费表现为对符号的消费;第二方面是人们把消费本身作为一种符号,通过消费这程来实现社会表现与社会交流。首先商品所具有的符号象征性导致了消费者对符号的消费。因此,符号的消费指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除消费产品本身以外,还消费这些产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它是将消费品作为符号表达的内涵和意义本身作为消费的对象。这一点比较充分地体现在对品牌或名牌的消费上。其次消费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人们把这一符号作为区分身分、社会地位的依据。人们在消费时,对物品的选择其实是对依附于这些物品上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进行选择,人们通过消费这一行为使他们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迈进,或者在同一个社会阶层中进行比较。也就是说,消费不但是物质消费的过程,而且也是文化、交往和社会生活的过程,它是人们用以建立身份识别的一种途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