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战略目标
十六大报告指出，13年来的实践经验证明，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征途中，适应跨世纪发展的客观要求，提出要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
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在九十年代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会议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在党的十五大上，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被明确强调为大会的主题和任务。2002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除进一步重申“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外，进一步提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p.157)在十六大报告中更加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同时明晰了小康内涵：“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具有了更为丰满的内容。
1.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全面发展
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现代化目标就是要追求物质、政治精神和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为了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总目标，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必须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新思想，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内容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还指出，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是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的事业，不但经济建设要上去，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2](p.2080)。
第一，中国现代化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防等社会的各个领域，但其中心和基础是经济建设。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3](p.15)十六大明确提出我国21世纪头20年的现代化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经济建设”。经济现代化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的现代化，这是现代化基础的基础；二是工业的现代化，这是现代化的主导；三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是现代化的关键；四是国防的现代化，这是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坚强保障。
经济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概括地说，就是“富强”二字。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经济总量的增长与扩大。(2)为了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必须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3)追求尽可能优化的经济结构。(4)在追求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5)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第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以推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同时提出加强政治民主具有广泛的内容，这就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宽泛的政治层面。政治现代化，究其本质是通过改革建立高度民主与健全法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积极探索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有效模式。
首先，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在坚持人民民主和其他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4](p.34)。这是建设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其次，明确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我国的政治体制在不少方面和环节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需要进行改革，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这项改革只能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快了或者慢了，都会妨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和社会的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5](p.30-31)
再次，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依法治国”的理论。他认为：“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6](p.1587)他还对依法治国的内涵和要求作了科学的阐述。实行依法治国的方略，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突破性意义。2001年1月，又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他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于这两种治国方略的关系，也作了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6](p.1587)这是我国治国方略的又一次巨大进步，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发展。
第三，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以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为了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繁荣我国文化事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纲领，他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4](p.20)这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方向。为了加强我国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适时地提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
首先，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化必须代表先进的方向。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了“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其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键。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归根到底就是建设民族精神。”认为，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强调指出：“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指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7](p.647-648)因此，要真正实现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就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再次，创新是文化现代化的生命力。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激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立足于改革开放和建设现代化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不断创新。
2.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辅相承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征途中，把邓小平理论同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结合起来，更加鲜明地提出要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并且要求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深刻理解“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正确处理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关系，对于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十六大报告中，都充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且强调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从全面发展的高度赋予了人才思想新的内涵，更加明确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必要条件，只有正确处理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做到相互促进，才能全面实现现代化。
第一，社会全面进步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基础。社会是人与人相互交往的产物，离开了人就不可能有社会；而人总是社会的人，离开了社会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尤其是全面发展的个人，更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人自身的发展历史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是同一过程中彼此促进和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人的发展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又有赖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文化基础，而且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一定阶段的社会发展战略，作为各种社会关系中发挥纲领性、导向性作用的因素，既影响和规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同时也规定着人的发展倾向和发展目标。离揩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没有社会的全面进步，也就谈不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我国已经解决温饱并且正在积极向小康迈进的情况下，在实施社会全面进步战略已经初见成效的条件下，进一步提出了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能做到的。第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决定因素。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战略的过程中，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决定因素。因为作为现代化关键的科技现代化，不仅需要具有高科学文化素质的人才去创造，而且还必须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去操作；作为现代化核心的经济现代化，不仅需要从技术上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而且必须由具有高度责任心和组织协调能力的人来提高管理水平；作为现代化重要特征和根本保障的政治民主化，同样必须由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人来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和组成称职的公务员队伍。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第三，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相辅相成、不断提升的互动过程。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必须紧密结合，相互促进，而不能割裂开来。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十六大报告中还深刻阐明这种互动关系统一于不断提升的历史过程之中，即：“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与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统一起来；在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上，不断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也就是说，我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不断改善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又要不断提高人自身的素质，只有二者同步推进、互为因果，才能全面实现现代化。
二、政党现代化的战略思维
所谓政党现代化，就是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在十六中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建党思想和现代化建设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不仅强调了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而且提出了党的现代化的战略思维，为我们党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搞好自身现代化建设、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指明了方向。
1.政党现代化是政党发展普遍规律的要求和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第一，党的现代化是政党发展普遍规律的必然趋向。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有一个重要原理，就是“党在发展”。这实际上提出了党的现代化问题，即政党必然要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这是政党发展的普遍规律。其基本精神在于：党既要坚持自己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又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结合新的任务，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不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第二，党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全面现代化思想，即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政党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核心地位，因此，政治现代化，包含了党的现代化。如果党不实现现代化，就会影响政治现代化，政治不能现代化，我们国家就不能全面实现现代化，那样，现代化就将是残缺不全的。毋庸置疑，党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第三，党的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中国非常艰巨。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其自身必须走向现代化，只有具备领导现代化事业所需要的思想理论素质、政治素质、文化科学素质以及决策能力、驾驭能力、拒腐防变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党才能不负历史重任，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现代化事业走向成功。
2.党实现现代化必须完全克服历史的局限
伴随着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党的建设运作也有一个适应现代化要求而科学化制度化的过程，即政党现代化。毫无疑问，现代化的社会需要现代化的政党来领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政治体制的改革能否顺利开展，关键在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以往我们党的许多失误以及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碰到的大量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与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适应，与党实现领导的体制和机制、活动方式和方法、党自身运作等方面存在的历史局限有关，因此，党必须完全克服历史的局限才能真正实现政党现代化。
第一，必须克服苏共模式的长期影响。苏共模式是布尔什维克党在领导革命武装暴动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其基本特点就是高度集权。苏共模式对我们党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党曾为了摆脱苏共模式作了许多探索，但是，由于认识所限，在改革开放以前，总体上我们始终没能突破这个模式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加大了探索的力度。对执政以来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整个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厘清其中哪些方面是我们党不能放弃的优良传统，哪些方面是我们党适应领导现代化要求的新创造，哪些方面还属于需要消除的苏共模式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这是我们推进党的现代化必须做的基础性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应当明确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党的建设领域，要以“三个代表”作为检验理论的根本标准。
第二，必须克服在领导传统计划经济过程中形成的观念。我们党关于对国家和社会进行领导的相当一部分观念，是在计划经济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尽管我们已经在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长期形成的旧观念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应该承认，今天这些观念在不少方面，在不少党员、干部(其中还有不少领导干部)的思想上都有反映。例如，我们还习惯于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的机关和部门直接掌握行政权力，习惯于把党管干部的原则理解为组织部门和党委一把手说了算，习惯于把领导经济建设理解为直接管企业，习惯于把民主集中制原则理解为主要是集中和服从，等等。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些观念还有实践作支撑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观念就越来越和实践发生冲突，成为不能不突破和超越的东西。
第三，必须摆脱我国政治实践中长期形成的对政党政治的误解。政党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物。当中国的革命者把政党政治作为先进经验吸收进来的时候，同时也加进了自己的理解，这里面既有正确的东西，也有不那么正确的东西。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孙中山认为，党就是未来国家的雏形，人民掌权要通过政党来体现。根据这一思想，孙中山把党设计成政府的模式：党一旦取得政权，党就转而为“国”，代替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我们党对政党在政治生活中作用的理解与孙中山先生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以党治国”的思想对我们也不无影响。对于执政党和政权之间的区别，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完全搞清楚，弄不清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在实践中，它往往导致混淆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的界限，把党的机关当作同级政府的上级机关，结果党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变得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了。这种现象的发生，除了照搬苏联模式的原因之外，对政党政治认识上的局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根源。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党的现代化的要求
政党现代化是政党政治的大趋势，也是我们增强党的活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能力的必由之路。政党现代化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科学的政党定位。根据民主政治的一般原理，民众的政治参与、民众对政府的控制、民众对政府的监督、民众改变政治现状的要求，都要通过政党来实现。换句话说，在民主政治中，公民通过政党作用于公共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政党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它是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联系的桥梁，另一方面，它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实践中都忽视了政党的这种定位，实际情况往往是，党的各级组织直接向政权机关发指示，直接任命政权机关的各级干部，甚至直接代替政府机关从事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事实上变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就使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变得困难起来，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从而使人民监督的可能性大大减少。推进党的现代化进程，政党首先要回到正确的位置上。我国有自己的国情，不可能照搬西方现成的模式，尤其不能消极地把党定位在“桥梁”上。但是，党既不应当包揽一切，也不应成为代替人民参与政治、当家作主的工具。党领导和执政的一切观念、内容、形式，都应当从这个基本的定位出发。这符合民主政治规律。
第二，现代化的领导内涵。执政党必须对国家和社会实施领导，但政党在政治体制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上的领导，用社会控制论的概念来表述，就是实施政治控制。在这方面，邓小平很早就提出过一些重要思想，他认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党的优势，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强调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根本目的是要防止把党的领导变成一种行使行政权力的管理行为。把党的优势建筑在权力上，由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代替一切，这只能损害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而不是加强党的领导。强调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党的组织领导。党的领导要靠党的各级组织来实现，这本身就是组织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三者是统一和密不可分的。
第三，现代化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各级组织不应是权力运作的主体，而是对权力主体的形式、运作和政策施加影响的政治组织。党组织不能包办政府的工作。多次批评包办代替的做法，认为党的干部代替政府的工作，结果使政府的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的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际就是党组织要适应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要求，变过去居于宪法法律之上的领导为符合宪法法律规范的领导，变过去行使权力为主的领导为说服教育为主的领导，变直接手段为主的领导为间接手段为主的领导。这就需要我们选择更为合理、更为巧妙的手段和方法。
总之，党的思想现代化、作风现代化、组织现代化，就是要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党的“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三、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战略选择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非常注重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战略选择，把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注意力放在战略的制定上，坚持通过正确的战略选择，实现对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领导。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社会和谐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小康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
1.和谐发展的三大战略决策
第一，可持续发展战略。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995年9月28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了具体体现。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二，科教兴国战略。1995年5月6日，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科教兴国战略”。1996年3月17日，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肯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并且提出了加强科技进步的六条措施。在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都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进一步作了阐述。
第三，西部大开发战略。1995年9月28日，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6](p.1072-1074)1999年6月17日，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同年11月15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指出：“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他还指出：“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是异常艰巨的事业。我们既要有紧迫感，能办的事情先办，又要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一定要把西部地区建设好。”[8](p.364)这次经济工作会议将西部大开发列为2000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
2.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
邓小平说过，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他曾设想，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于1995年提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6](p.388)对于地区差别，他指出：“从‘九五’计划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9](p.1466)对于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他认为，“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要区分不同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9](p.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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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作者简介]刘响来，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重庆400715；周露平，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江苏徐州221116
[中图分类号]D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07)1)5―0088―03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不断认识的结果。这一目标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突出的创新性和内涵的丰富性等特征。它对我国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形成过程
现代化目标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设定得科学合理与否，事关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我们知道：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现代化的目标也是不断发展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化建设目标具有不同的历史界定，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的不同，其提法和表述也不尽相同。因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时展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认识和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问题上曾认为：中国先实现工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因此，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思想：“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富强。”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可见，在这个历史时期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确定在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直到1954年，根据的要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可以说，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目标的第一次表述，自此以后“四化”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然而这里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只是个雏形。直到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至此，“四个现代化”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由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目标，它注重的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完成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同时将“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发展成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并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富强、民主、文明”这三大目标拓展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指出要“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必要的”。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强调建设政治文明。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了“三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更趋成熟和完善。十六大以后，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根据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又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统一起来。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至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最终形成。总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最终形成，体现了我们党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认识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理性。
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要特征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表述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突破，目标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有了新认识，它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一)鲜明的时代性
在当今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生产力显著提高，全球经济保持总体增长，各类全球性和区域性合作生机勃勃，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断推进。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进步。”面对这样的一个国际形势，我们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站在时代的前沿，充分吸取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二)突出的创新性
曾经强调：“不善于继承，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缺乏继承的活力。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最好的继承。”党的十三大正式
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现在，我们党又明确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论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可以说“社会和谐”这一目标是在以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基础上提出的，既体现了继承性又体现了创新性。“和谐”两个字的添加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加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更加注重质与量、过程与结果、客观规律和价值理念的统一。而不同于以往的片面强调经济快速发展，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生产技术水平并没有提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也没有改进。以“和谐”为重要目标之一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走的是坚持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有机统一的道路，是不断体现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民族复兴之路，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截然不同。
(三)内涵的丰富性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内涵更加丰富。它除了注重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外，还特别注重人们的社会生活。“富强”指的是经济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争取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所以我们现阶段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照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进一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全面性、系统性，善于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努力使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不断前进。“民主”指的是政治现代化，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建立人民当家作主、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文明”指的是文化的现代化，也就是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和谐文化，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和谐”指的是社会的现代化，“社会和谐”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要求我们必须提高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新情况，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改革创新，尽快形成适应我国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愿望的、更加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
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建立的重大意义
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这一目标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确立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有利于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方向
从的“工业化”思想、“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侧重于物质文明建设，到邓小平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建立，侧重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从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到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最终形成，既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艰辛探索的历程，也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有了深一步的认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内在统一关系，有利于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继续向前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方向。
(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建立。展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美好前景，有利于凝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力量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民的目标。这一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宗旨，极具凝聚力和号召力，这一目标的实现，我们的祖国必将繁荣富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可以把亿万群众紧密联系起来，万众一心，奋发图强，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关键词】现代林业；发展建设；生态文明
1引言
生态文明是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新论述，是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后的一个新亮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为其中一项新的要求。林业作为生态建设的主体，在调节人与自然和谐中起到关键和纽带的作用，它不仅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也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应用现代林业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建设。
2发展林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任务
2.1林业的决定性作用
林业不仅肩负了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和恢复湿地生态系统的使命，还担任了保护和拯救生物多样性、改善和治理荒漠生态系统的职责。被誉为“地球之肺”、“地球之肾”、“地球的癌症”和“地球的免疫系统”的分别为森林、湿地、荒漠和草原，它们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4个子系统，发挥着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的为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经科学研究表明，70%以上的森林和湿地参与了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对生物界与非生物界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因此，林业不管在当前还是在今后，都将是一项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要条件。
2.2林业的推动潜力
森林生态系统由于其自身在运行过程中完全符合了“三R”原则，即降低资源消耗的Reduce原则、重新利用废弃物并使之资源化的Recycle原则、重新建立再循环的Reuse原则。并且森林生态系统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具有可再生性，还具有可降解性。从再生性来看，森林在支持经济发展中，是一项用之不竭的能源资源，被称为第4大能源资源。
2.3林业的特殊任务
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其中森林生态系统不仅为陆地上最大的储碳库，其还是最经济的吸碳器。经科学研究表明，森林在光合作用下，其每生长11TI蓄积，就能将1.83t的CO2吸收，同时释放1.62t的O2。当前约有2.48万亿t碳储存于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其中在森林生系统中就有1.15万亿t。只有减少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才能维护全球气候安全。在《京都议定书》中就有明确规定，工业直接减排和森林碳汇间接减排是2条减排途径。森林碳汇减排与工业减排相比，不仅投资少、代价低，且综合效益大，为此，其成为世界各国的基本共识和共同选择，还被列为“巴厘路线图”的一项重要内容。
2.4生态文明是林业生态建设追求的目标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同时，不仅使林业建设和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也给林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全面实施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的过程也即建设现代林业的过程，为此，要用现代林业科技对植树造林的质量和效益进行全面支撑，对森林、湿地、沙漠等生态系统进行建设和保护，以此来提高森林整理质量和综合生产力水平，从而为建设生态文明奠定基础，最终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3用现代林业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建设
3.1遵循自然生态规律
（1）坚持采用生态文明思维，对林业建设与发展进行谋划。
（2）在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中树立生态生产力理念，以此人们协调、保护、适应自然和自觉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的能力有所提高。
（3）在生态合理性平台上对关系到林业建设发展的战略问题、重要决策以及重大项目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索。
（4）在资源和环境可承载与可恢复范闸之内进行森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增加经济总量时杜绝单纯依靠资源投入来实现，避免出现耗竭资源、破坏环境的现象。要以自然生态规律为依据，以保持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
3.2全方位开展节能降耗，加强碳汇工作力度
（1）建立和完善森林资源管理体系，探索以提高森林资源利用为目的的森林资源管理新模式。
（2）创新技术，大力推广新技术项目以使得木材利用率得以提高。对森林资源使用结构进行积极调整，以使得木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
（3）尽快用新工艺与设备取代落后的工艺与设备，对粗犷型设施要加大对其维护，加大对更新项目的投资。
3.3壮大林业产业实力
根据工业化、市场化、生态化的要求，并与林业资源利用现状相结合，因地制宜地调整林业经济结构，不断扩展林业发展空间，从而逐渐形成多业并举的发展格局。逐渐转变现代林业经济的增长方式，逐步由资源型林业转向生态型林业。推广林业特色产品的开发，不断扩大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产业的规模，向着循环经济的发展，以使得资源利用效益得以大大提高。
3.4培育生态文明观念
要积极开展创建生态文明的活动，并组织开展对森林文化和生态文化工程的建设，要让生态文明观、道德观、政绩观和消费观牢固树立于全社会中，要让广大人民群众逐渐形成尊重自然和善待环境的良好习惯。此外，还要积极推广绿色教育的开展、绿色文化的构建、绿色经济的发展和绿色家园的建设，要使全民生态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得到大大提高，要让每个公民都能全身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
参考文献：
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充分体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现代政治文明发展体现的第一种人文精神是公众理性的普遍觉醒。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中等收入者阶层日益壮大，政治文明的发展不仅有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同时具备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有条件并且要求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人日益增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日益普遍化，政府行为日益受到体现公众意志的法制规范。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体现。这正是公民社会的重要标志，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中所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人文精神。
现代政治文明发展体现的第二种人文精神是公众利益受到普遍关注。古代希腊的奴隶制民主关注的是奴隶主的利益，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关注的是资本家少数人的利益，作为大众的劳动者是一个长期不受重视的群体。而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这就是关注社会公众利益，强调效率与公平相统一。国家通过政策和法律来调节不平等的利益关系，建立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控制贫富两极分化，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和保护。正是在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政策原则指导下，我们积极关注社会困难群体，着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实行一系列的保护政策。
现代政治文明发展体现的第三种人文精神是公众自由得到普遍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先后颁布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我国已经于1997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今年，我国又将人权保障条款第一次写进了宪法，我国公民的人身和自由权利得到了国家根本大法的保护。以人为本的原则成为中国政治的主导原则，关心人、尊重人成为我们政策的价值取向，一切以损人为目的的行为、一切侵犯人的尊严和自由发展的行为不仅要受到道德和良心的责罚，也将会受到法律和制度的惩处。
就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论，决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进程的直接因素是体制变革，间接因素是国民政治观念的现代化，最终的因素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没有发达的现代生产力就不会有与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政治意识，就不会有觉醒的现代国民，而没有觉醒的现代国民就不会有科学、理性和稳定的现代政治制度。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经济发展共同进入了一条快车道，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就必须适应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要求。
【关键词】现代林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1.前言
生态环境受到污染，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需要对其进行重点关注。现代林业是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中的重要一环，能够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情况进行有效的控制。通过发展现代林业，能够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的改善，同时现代林业还能够对水源进行充分的涵养，对水土进行合理有效的保护，为人们提供更加良好的生存环境。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作为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积极推进现代林业的发展，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并取得良好成效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2.现代林业发展的重要性
发展现代林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现代林业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林业的发展效果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生态文明的建设成效。同时我国当前生态承载力的不断下降，森林覆盖率还不够高，极大程度的影响了生态环境。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的问题依然很严重，需要采用有效的方式进行应对，这其中发现现代林业就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
3.现代林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
3.1发展现代林业，是积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道路
发展现代林业，能够促进人与自然之间进行和谐相处，同时还能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顺利进行。我国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十分重要，曾在多个重要场合进行突出介绍，还在党的十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发展目标。现代林业发展能够对生态环境的平衡起到良好的维持和促进作用，同时还能够对物种多样性进行有效的保护。如果现代林业发展和建设工作中出现了问题，将会影响到我国总体的林业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稳定性，给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1]。
3.2发展现代林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中提出了进一步增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良好措施，对现代林业发展的工作十分重视。通过发现现代林业，能够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全面有效的保护，这主要体现在现代林业能够对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还能够对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进行保护。生态产品的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林业的，加强现代林业的发展，能够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大量的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主要是指只有森林能够生产出的东西，比如说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和气候，清新怡人的空气等，因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很有必要性。通过对现代林业进行全面有效的发展，能够对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供良好的支持[2]。
4.促进现代林业发展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措施
4.1做好林业资源部门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我国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的水平和质量在不断的提升当中，有效增加了我国森林的总面积，同时还对我国森林蓄积的稳定增长发挥了良好的作用，逐渐提升了我国的森林整体质量。通过对森林资源进行全面有效的保护和管理，能够对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因而需要保持这个良好势头不放松，仍然需要不断加强林业资源部门的保护和管理工作[3]。林业资源管理部门的人员需要对保护现代林业、促进现代林业发展的重要性有所认识，这样就能够便于他们对森林资源保护工作进行充分重视，以更加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投入到实际的林业保护工作当中去。林业相关保护部门，需要对林地使用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并针对人们的用地规模进行有效的控制，同时还需要对毁林开垦的情况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打击。林业所属当地政府，需要对森林增长的指标进行负责，可以将其纳入到考核指标当中，这样能够有效保护林业资源[4]。
4.2创新现代林业发展的相关科技
对林业科技进行不断的创新，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内在要求，对于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良好转变具有积极的作用，增强绿色增长的动力。加强林业科技的应用效果，首先需要对现在能使用的林业科技进行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对林业科技体系进行全面的建设工作，并将其进行有效的推广，同时在各级林业区域进行林业科技推广机构的健全工作，这样能够对现代林业发展的基础设施进行有效的强化，并且对现代林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其次还需要对现代林业科技创新平台和服务体系的建设工作进行有效的拓展和创新，增强林业服务体系的良好应用效果，从而不断增强现代林业的建设和发展水平。再者还需要对现代林业的管理规范进行有效的制定，并严格按照具体的管理规范进行现代林业的发展工作，这样能够对生态文明建设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5]。
5.结束语
发展现代林业，是积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道路，同时还能够有效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通过发展现代林业，能够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存和居住环境，能够为社会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在加强现代林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做好林业资源部门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创新现代林业发展的相关科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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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健榕.论现代林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J].中国林业产业,2016(5):39-40
[3]张春霞.试论现代林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J].农民致富之友,2014(8):32
[4]孙晶.现代林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探析[J].现代农业科技,2016(1):196-197
一、主流史观的概述
1.“近（现）代化史观”概述
“近（现）代化史观”认为，近（现）代化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其动力是工业化，涉及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军事、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其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现代化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原发型，指的是北美和西欧（德国例外），主要是内部因素积累，自发转变；一种是传导型，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即主要不是内部因素，而是外部刺激，是回应和学习。
从社会制度来说，有多种模式，主要有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而走什么道路是历史的选择，由国情决定。
2.“全球史观”概述
全球史观是当代史学家研究历史、认识历史的一种新的视角和思维倾向。全球史观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提出这种史观的是欧美学者，其中以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著者）最具代表性。在我国最早阐发这一史观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吴先生指出，世界历史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吴先生的观点说明，整体世界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世界历史纵向发展的产物和结果。
全球史观的基本观点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世界各个地区、各种文明在各自和交互的发展中，逐步打破了孤立、分散状态，逐渐融合成密切联系的全球统一体，这种全球一体化进程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主导趋势。依据这一史观，世界历史绝不是所有国家、地区及民族和文化的总和，它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和全球整体，即要求从全球整体的大视角去研究世界历史。这一史学理念，打破了以往“西欧中心论”和以国别史拼凑世界史的传统史学框架，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来考察历史，全面探讨世界历史各个时期的时代特征、发展主流和总体趋势，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联和渗透。
3.“文明史观”概述
文明史观也通称为文明史研究范式，是我国近几年来兴起的一种研究历史的理论模式。文明史观在国际学术届由来已久，开始于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的《风俗史》开创了文明史研究的先河。文明史观的创立者是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其代表作是《西方的没落》。他抛弃了单一直线发展的历史模式，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古代―中古―近代”编排历史的方式，提出了研究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新学说，强调以文明视角来透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阐释了世界上8种文明发生、发展、鼎盛和衰亡的历史，认为“世界历史”就是各种文化的“集体记忆”。其后，英国学者汤因比在他的专业巨著《历史研究》中，通过对近6000年来出现的26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其创立的挑战和迎战说，阐释了各种文明形态的产生、成长、衰落和解体的进程，从而完善了文明史观的哲学体系。文明史观在我国大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马克教授主编的《世界文明史》可为代表。文明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现代化史观和全球史观，因而是一种更为宏观的历史观。
文明史观中所说的文明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是指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从本质上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可以说，文明史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我们以往通史所涉及的内容，并且还包涵了宗教、语言文字、群体心理、风俗习惯等多领域。从横向上看，人类文明史的内涵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人类文明从范围上可以分成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中华古代文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若干系统。从纵向看，人类文明经历了渔猎采集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包括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包括手工工场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二、以主流史观统领历史复习
以主流史观统领历史的高考复习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科学认识不同的史学观念
在冲刺高考的历史复习中，我们要充分运用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就必须对这些史观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二）运用主流史观整合高中历史知识
1.用现代化史观整合高中历史知识
运用现代化理论分析近代史，可以发现西方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变化等，无一不在“现代化”这个主题下进行。下面就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进行整合。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反侵略反封建的革命史，也是一部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政治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现代化的前提，同时也开启了政治上的民主化大门；经济上，民族工业在欧风美雨中成长，同时也启动了中国近代的工业化进程；思想文化上，维新思想、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西学东渐，也是中国人民思想解放的过程与成果。而三民主义和思想是近代化过程中最重大的思想理论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在政治上，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是当代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在经济上，探索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思想文化上，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导中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2.用全球史观整合高中历史知识
全球史观主张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层面考察历史，它认为世界的发展经历了“从分散到整体”“从封闭到开放”的历程。因此，世界史要研究的就不是世界各国各自发展的历史，而是由世界各国联通互动所形成的世界整体结构演进的历史。根据全球史观，我们将世界历史重新整合为以下几个阶段：（1）在近代以前，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和高山、大河、海洋、沙漠的自然阻隔，人们缺乏沟通的技术和横向交流的驱动力，世界上各民族各国家处于封闭发展状态，亚非欧三大洲存在地区性局部交流，而美洲几乎处于隔绝状态。（2）15~16世纪之交，随着新航路开辟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亚、美大陆文明实现了全球汇，引发了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我们又可将之分为两个小阶段：①从15、16世纪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原来世界各地的隔绝状态，世界市场的雏形出现；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世界市场体系初步形成；②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世界市场体系最终形成。（3）从20世纪初到现在，世界在更高层次上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整体发展：①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通过二战，推动世界整体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②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到现在，这是人类社会进入整体发展的新阶段。当今世界的整体发展首先表现在经济全球化，其次是国际政治中的民主化趋势，再次是不同文化越出民族范围的接触交流与相互吸收融合，最后是各国就人类自身发展的资源、环境、战争与和平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共同协商解决。
3.用文明史观整合高中历史知识
整合中国古代史时，在把握历史线索和阶段划分时，我们要改变按社会形态“由低到高”的传统做法，以中国文明的发展演变为主导线索，按照中国文明在某一个时期最突出的时代特征进行历史分期，并突出各阶段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文明成果。整合中国近代史时，我们要抓住中国近代化过程即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主线，把近代史分为孕育阶段、启动阶段、整体发展阶段和曲折前进阶段，找出各阶段的阶段特征，梳理出各阶段文明成果。整合世界近代史时，我们要抓住向工业文明迈进、开启工业文明大门的政治革命、工业文明时代的确立与扩展和工业文明时代的纵深发展四个阶段，找出各阶段的阶段特征，按照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方面进行整合。整合世界现代史时，以1945年为界分为两种现代化模式的并进、整体世界的扩展两个阶段，每阶段按照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方面进行整合。
4.采用视角变换方法进行整合
[关键词]现代化；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
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时期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成果的总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常规，成功地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他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并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邓小平用“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代替了“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使现代化的内涵更加科学、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也更加明确。
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并实施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等重大发展战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党的发展理论。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这种全面发展观表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现代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并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这种科学发展观倡导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工业文明向可持续发展文明的社会转型，表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发展理念的重大突破，是人类认识史上的新飞跃。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经历了曲折和艰难的过程，发展观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到可持续发展观，再到科学发展观。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既是对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西方各种发展观念的一种历史性超越。
二、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关于发展思想的创新
1、科学发展观是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新战略
党的十六大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果断而明确地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实现了从单纯经济发展中心论到社会全面发展论，从发展主义中心论到现代性社会结构全面构建论；把握住了中国现代化现代性问题的脉络与逻辑，即从社会结构内部子系统的协调到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协调；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从现代性与传统的矛盾到现代性自身内在的矛盾；从国内的社会矛盾到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流动性的风险性问题的反思认识，层层深入，不断推广。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理论全面深刻总结的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理论成果的整体推进与全面创新，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基本理念的全面改变。这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中国化”提出了新的方向。
2、科学发展观是现代化的一种新模式
任何一种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理论基础。从世界、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可以看出，各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各不相同，但根据现代化发展的动力和矛盾不同，可以将众多不同的发展模式归并为“先发内源型”和“后发外源型“两大类型。前者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最先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走在现代化国家的前列。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一切都自发地演进，发展的动力来自社会内部，主要由民间基层的内在需要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由于它有时间上的保障，能充分获取廉价劳动力、各种自然资源和广阔的世界市场，通过殖民掠夺和征服统治，赢得了巨大的剩余价值和垄断利润，同时也把自己所要承担的风险与代价转嫁给了殖民地人民。因此，先发国家的整个发展进程表现出缓慢而领先、稳步而主动、渐进而协调的特征，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要素在自发成长的渐进过程中也能不断地、从容地得以整合。
而以德、俄、日等为代表的后发国家，是现代化的“后来者”，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外部，是在外来压力的挑战下向现代化目标奋进的。当他们启动现代化进程的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已是既成的不平等的竞争格局，后发国家只能在这种十分不利的格局和规则中艰难发展。并且在后发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以先发国家的模式做样板，先发国家就先入为主地成了后发国家进行现代化的参照物。和先发国家不一样，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同家与政府的组织和推动，由政治强力介入到经济事务和社会发展中。这样，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容易表现出冒进、快速、赶超等特征。由于实践的仓促、战略的偏颇以及后发国家往往以经济增长为现代化唯一要义的特点，会使后发国家在社会、政治、文化各领域出现滞后与失调。
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源型”，它当然具有这一发展模式的普遍特征，如后发、赶超与政府主导等。但是，由于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又有自己的特点，如全面性、辩证性、开放性和发展性，这些特征将随着实践的发展，更加生动地展现出来。中国现代化的性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因此其社会发展就不仅包含着现代化的理想目标，而且还包含着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制度设计。当代中国现代的发展动力不仅仅是外部作用的结果，而且越来越转向内部的创新与改革，不但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还出现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华西模式等。新的发展观念的提出与传播，通过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这一“中介”，作用于人们的创造性活动，使其减少偏差，更趋合理。
3、科学发展观是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体现了现代化的最高追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必须把人的发展作为动力和目标，按人的发展要求评价社会变革，把人的发展提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这是实现整体现代化指导思想的新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具体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为了完成这一奋斗目标，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归根结底，就是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顺利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指针。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8-1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7-37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3-284；603；27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
[5]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70-171；252.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4；373；379-380；63；364；79.
xx县位于三峡库区内，是要整体搬迁县城的县之一。近几年来，该县抢抓三峡工程建设机遇，将城镇建设与移民搬迁相结合，按照现代城市发展的新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准确把握山区库区生态特点，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能管理，建成了一座美丽的现代文明县城，加快了全县城镇化进程。xx新县城被誉为三峡库区迁建县城的一流代表，2003年度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高起点规划新县城
规划是城市建设的灵魂，是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环节。xx县把科学发展观融合、渗透到城市规划之中，在规划理念上以人为本，在规划内容上突出特色，在规划管理上严格执法，有效配置资源，科学保护环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市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
（一）以人为本，科学定位规划。为充分考虑居民生活需要，我们先后邀请国家建设部、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同济大学、中南建筑设计院和武汉城市规划设计院等10多个单位的30多名专家，对新县城规划进行了3次重大修编和20多次评审，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协调城市与人的关系，更多的体现人本理念。规划以弘扬昭君历史文化为背景，以保持山区自然风貌为目标，充分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最终将新县城定位为“融现代精神与传统文化、建筑景观与自然景观和谐统一的山水园林城、旅游文化城、生态环境城”，城市建设目标定为“最美库区县城，最佳人居环境”。
（二）突出特色，精心编制规划。我们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新县城总体规划近期2.13平公里2.5万人，远期3.8平方公里4.4万人。在城市布局上，实行了功能分区，三线入地，雨污分流，做到了天上无明线，地上无裸土，环境无污物，灯光无死角。在城市结构上，规划建设了香溪大道、高阳大道、丰邑大道、昭君路、永安路、湖南路、大连路三横四纵7条城市主干道和xx广场、昭君广场、滨河公园，形成了竹苑、桂苑、梅苑3个居住小区和北斗、桔苑、张家坝、邓家坝、王家岭5个占地移民小区。在城市外观上，十分注重建筑色彩，广泛使用外墙涂料和新型装饰材料，竹苑黄墙蓝瓦、桂苑粉墙红瓦，梅苑白墙灰瓦，整个城市以暖色调为主，既和谐自然，又张扬个性。在城市景观营造上，主要以昭君路、香溪大道两条轴线形成“丁”字形城市景观走廊，做到一条道路一种树种，一条道路一种路灯，一个广场一种特色，一个小区一种风格。在城市品位上，注重打造城市天际线和城市景观棱廓线，充分利用自然地形，高低错落，收放结合，体现城市韵律节拍；大力挖掘具有地方风情和民俗特色的昭君文化，丰富城市文化内涵。体现xx全国小水电明星县的特色，大力实施亮化工程，全城路灯亮化率达到95％，公共建筑亮化率达到75％。加大县城绿化力度，形成以公共绿化为重点，以道路绿化为网络，以小区、庭院绿化为依托的城市绿化体系，城市绿地率达到40％以上。还注重新县城环境保护工作，禁止有污染的工矿企业在新县城落户，对新县城周边地区实行封山育林和植树造林，建设天然绿色屏障。
（三）健全法规，严格执行规划。我们先后制定并出台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以及居住小区、市政道路、园林绿化等20多个地方规范性文件，严格实行规划分级管理和例会审查制度，全面加强新县城各项规划管理工作。规划部门也制定了相应的配套规划管理文件和技术规范，实行多媒体演示，微机化操作，提高了新县城规划管理水平。县人大每年定期开展城市规划执法检查，县政协组织政协委员进行巡查，县委督办室和县政府督察室定期对新县城建设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通报，限期整改，切实做到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一切围绕规划办，一切按照规划干，从而维护了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规划在城市建设中的龙头作用。
二、加强建设工程的监督管理，高质量建设新县城
质量是城镇建设的生命。xx县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城市建设，始终坚持“质量第一”观念，始终坚持市场管理与现场管理互动，始终坚持质量管理工作创新，从法制、体制、机制上全面加强建设工程质量管理，保证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一）实行统一领导，严格责任考核。新县城开工之初，县政府由分管移民的副县长亲自挂帅，从城建、移民、国土等部门抽调精兵强将，组建新县城建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新县城迁建规划和建设管理工作，形成了县政府统一领导、层层负责、责权一致的管理体制。明确建设部门与管理部门的职责，从部门管理转向综合管理，形成思想上合、责任上分，规划上合、建设上分，整体上合、局部上分的迁建氛围，增强了参建单位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同时，我们还建立领导督办、专门机构督办与新闻舆论督办相结合的督办机制，严肃政策纪律，治理建设环境，将涉及移民迁建工程的66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压缩为33项，并按低限实行“一站式”收费。严格执行工程招投标制，加强建设工程党风廉政教育和廉政建设。县城迁建工作中无重大工程质量事故、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无重大违法违纪案件，以对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县城整体搬迁任务。
（二）引入市场机制，激发建设活力。xx新县城在国家移民补偿资金有限，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着眼于现代城市发展的新途径，通过市场化运作，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投融资机制，促进了城镇建设和发展。一是坚持把单位搬迁与优化重组结合起来，捆绑使用移民资金。建成了行政、农业、宣传文化、医疗、防保、幼教等6个中心，既优化了资源配置，又促进了事业发展。二是把职工住房改革与搬迁建房结合起来，将职工住房补偿资金全额补偿到建房单位，职工在城镇购房标准面积以内实行成本价，超面积实行市场价。三是推行政府采购，把县城建设的政府行为同市场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新县城建设所需的大宗物资由县政府统一面向全国招标，既保证了建筑材料和工程质量，又降低了造价。四是对市政基础设施按照“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由业主单位负责按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和经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五是广泛筹措资金。在管好、用好移民补偿资金的同时，积极争取国家扶持和对口支援资金，鼓励职工预交购房款，开展住房信贷业务，引进外来投资者参与城镇建设，对部分基础设施推行股份合作，对经营性土地实行公开拍卖或公示协议方式出让，盘活城市存量资产，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
（三）规范建设市场，强化工程管理。一是强化工程建设管理。成立“xx县建设工程交易管理中心”，公开聘请45名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评委库，对投资在50万元以上或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工程实行公开招标投标，在全省率先实行建设工程招投标工作全程电视监控，有效规范了建筑市场交易行为；对建筑材料实行严格监管；对建筑市场实行准入制度和清退制度。新县城建设高峰期施工企业达100多家，建筑施工人员达2万多人，其中二级以上施工企业和三级以上项目经理占95%以上，促进了建筑施工企业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二是强化工程资金管理。各迁建单位的移民迁建资金必须专户存储、专款专用，集中用于建房，建立健全资金的拨付、存储、使用、管理、审计等各项制度，严格财务纪律，按照移民资金管理“十不准”、“七不付款”的原则，切实管好用好迁建资金，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和效益。三是严格工程质量管理。成立“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领导小组”，颁布实施《xx县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暂行办法》等10多部规范性文件，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落实工程质量责任制、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把工程质量管理贯穿新县城建设的全过程。新县城工程招投标率和工程质量监督覆盖率均达100%，工程合格率100％，优良率35%。
三、树立现代城市的经营理念，高效能管理新县城
科学的管理是城市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xx县用科学发展观实施城市管理，树立以人为本和经营城市的理念，创新管理体制，优化管理手段，提高市民素质，促使城市管理逐步走上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实现了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推进和同步提高。
（一）创新城镇管理机制。县政府成立了以县长为组长的“新县城城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园林绿化管理所、市政设施管理所、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所、城建监察大队等城市管理机构，建立了职能管理、路段管理、片区管理三位一体的管理新格局。聘请20多名城市管理协查员，对中心区全部实行严管。落实县级领导包街制和“门前五包”责任制，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全面推行垃圾袋装化和垃圾不落地工程，城内不设垃圾中转站、房屋取消垃圾道、临街不放垃圾桶，对建筑弃土和户外广告严格实行报批制，减轻了城市环境污染，美化了市容市貌。
（二）推进城市运营市场化。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对城区主干道卫生清扫保洁实行买断清扫权；对市政设施和园林绿化实行建管分离和管养分离；对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实行托管运营；对居住小区实行物业管理，面向市场招标承包，由中标的物业管理公司负责小区的水、电、绿化、保洁等管理工作。通过推行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运营，大大减轻了地方财政负担，提高了城市运营质量，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颁布实施了《xx县城市绿化管理暂行办法》、《xx县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暂行办法》等10多部城市管理地方规章，组织建设、工商、卫生、公安、文化、交警、古夫镇政府等有关职能部门成立联合执法队，加强城市综合执法，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全方位加强新县城市容市貌、交通秩序、环境卫生和社会治安管理。
一、唯物史观内涵：“一体两翼”式的理论构架，发展了社会主义“两个文明论”，并赋予其明确的价值指向
所谓“‘一体两翼’式的理论构架”，是就“三个代表”思想的内容构成而言的。其中，“一体”就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价值指向；它以人民为最高的价值主体，以人民群众的实践及利益实现程度为价值评价的基本标准，集中体现了“人民主体论”的价值观，构成“三个代表”思想的精神内核和价值灵魂。而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不断满足其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由此，在人民利益这个“体”上，就必然性地生长出“两翼”来，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两个“翼”，依托于人民利益这个“体”，表现为相辅相成的双向互动关系。
从上述理论构架来看，“三个代表”思想很象一只翱翔于九天之上的大鹏，具有优美的动感和坚实的立体感。与传统“平面”式的“两个文明论”相比，“三个代表”思想在继承前者的同时，又大大地往前推进了一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继承的意义上说，一方面，“三个代表”思想肯定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第一位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这一思想认为，社会文明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因此就要“全面把握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8页。），并为前者提供精神动力和政治指南。
“三个代表”思想对“两个文明论”的推进，主要表现在从唯物史观层面明确规定了两个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和指向。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两个文明是有机统一、缺一不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道理正在于此。但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两个文明论”中内涵了一个“价值悬设”问题，这就是：两个文明，为谁建设？这个问题，传统的“两个文明论”没有明确的回答，而“三个代表”思想则作出了响亮的回答：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两个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群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主体、建设成果的受益者和最高评判者。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决定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91页。）这一规定，赋予两个文明以至关重要的实践主体和价值指向，使两个文明得以统一于人民利益这个“体”，并在理论上获得了“一体两翼”式的跃动型立体结构，很好地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这种推进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者登高望远的理论眼光和把握时代的自觉能动精神。它表达了这样一种理论自信：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本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推进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规律，把握住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把握住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二、发展观内涵：从发展哲学层面表达了一种社会经济文化坚持“以人为本”原则的可持续发展观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页。）在“三个代表”思想中，这一战略同样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首先，“三个代表”思想凸显“发展”这个主题。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就是为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它是我们在新世纪“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从“三个代表”思想的内容看，无论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都体现了强烈的发展意识。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牢牢抓住发展这一主题，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只有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不断发展中，“三个代表”思想的正确性才能得到证明，其指导实践的巨大理论威力才能得到发挥，实践“三个代表”思想，掌握理论是前提，推动发展是关键。
其次，就发展的内涵而言，“三个代表”思想坚持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它固然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4页。），但并不是把发展狭义地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不是用经济增长指标来取代社会发展的全面指标，而是从社会文明的总体构成着眼，强调“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协调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因此，就必须全面把握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7-158页。）其中体现的是一种兼容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系统的发展观。
第三，在发展主体上，“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其表现之一是把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这集中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先进性、人民性；表现之二是强调“人的现代化”，并视之为发展的本质和关键。所谓“人的现代化”，就是人们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性变迁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其知识、心理、能力素质的发展程度，既是测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尺，又对社会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就要“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6页。），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入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发展观，就是“人民主体论”的发展观。与资本主义社会“为物的增长而牺牲人”的“资本拜物教”相比，这种发展观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第四，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上，“三个代表”思想内涵了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与不可持续发展观是相对而盲的，它主张人类的发展不应该破坏自然界的丰富性和多样发展的可能性，这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当代人的发展不能削弱后代人发展的能力，包含了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双重关系的总体性协调。江泽民同志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人民日报》1995年10月9日。）这可以看成是“三个代表”思想在发展观上的逻辑指认。理由是：（一）前述兼容经济和文化的系统发展观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实际上构成了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实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共同进步，还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必须通过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二）可持续发展包括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双重关系，这双重关系不是分裂的，而是彼此关联互动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特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和决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我们无法设想，在一个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但人们利益存在严重对立和冲突、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社会里，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处于“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状态。当今世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严重恶化，很大程度上，这是近代以来以私有制为基础、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的孽。对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作过深刻的分析，并指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道路，即“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9页。）也就是说，只有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重建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三个代表”思想所要指导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为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发展，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归依，中国人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是团结、平等、互助的同志式关系，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发展，将同时致力于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双重关系，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持续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表现为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当前，我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有所激化，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表明，社会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虽然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但二者并不能等同，并不是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可持续发展问题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只能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不断实现的条件。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要求全党既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断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不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着未来推进，这很好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辩证法。而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共产主义，“三个代表”思想是基本的思想保证和理论指南，在其指导下，我们还需要诉诸长期的、艰苦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三个代表”思想关于社会发展的未来目标指向是共产主义。当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时，人类的发展将如马克思所展望的那样：“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122页。）届时，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全面的、真正的实现。
三、党建内涵：21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理论指南，它很好地体现了“三个统一”
“三个代表”思想着眼于思考和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建设构成“三个代表”思想直接的、主要的理论关注域。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形态，“三个代表”思想在形成过程中，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理论形态上，体现了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在指导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三个方面的统一，使“三个代表”思想构成博大精深、生动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
（一）“三个代表”思想在形成过程中，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恩格斯指出：在理论思维中，“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致的形式上的反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2页。）就此而言，“三个代表”思想是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时代精神的逻辑体现，是对历史的逻辑总结。
——这一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总结80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这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高度理论概括。
——这一思想是对执政数十年的前苏东国家共产党和世界上的一些大党、老党丧失政权教训的深刻反思和总结。总结这一教训，江泽民同志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丧失了执政基础。“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注：《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2页。）而要赢得最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就必须真心诚意为人民谋福利，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就是说，要坚持做到“三个代表”，否则，历史兴亡的周期律就有可能重演。
——这一思想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国际、国内新形势的战略应对。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而有新的发展；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既带来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又对我们构成严峻的挑战，各大国间综合国力的较量和竞争日趋激烈。从国内情况看，面对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后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如果我们思想上不清醒，工作中不注意，是很容易搞散的。”（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72页。）世纪之交，着眼于完成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我们党把握世界的理论眼光和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这一思想是对新时期党建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逻辑思考和理论解答。现阶段党建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党的队伍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新党员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处于新老交替过程中；二是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并已造成巨大危害。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新时期党建工作的实际出发，中央强调要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三个代表”思想，既是我们党在解决自身问题上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又是对在21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的总体性理论应答，堪称21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二）“三个代表”思想在理论形态上，体现了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
这就是说，“三个代表”思想既是立场，又是观点和方法，是三者的有机统一体。概括起来，就是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出发，建设一个“三个代表”的党，按“三个代表”的原则来建设党。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既是“三个代表”思想科学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正确理解“三个代表”思想的关键。
1、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了“两个先锋队”的立场。所谓“两个先锋队”，就是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概括的：“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注：《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20页。）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科学论断。对这个问题，一种比较常见的误解是认为“三个代表”思想强调的是人民性而不是阶级性，甚至认为主张“三个代表”就是摘所谓“全民党”。这种看法，是对“三个代表”思想的严重误读。从“三个代表”思想所体现的立场来看，它是阶级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只有坚持这种统一，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和理解“三个代表”思想，反之，如果割裂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性关系，就会造成认识上的严重错误和实践上的严重危害。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这是我们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规定了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工人阶级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不是为了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共产党执政，实质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这“两个先锋队”的立场是有机统一、不能割裂的。一方面，坚持党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是确保党真正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必要前提。“三个代表”思想自始至终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这在其每一部分内容中均得到强有力的表现。工人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主体，“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是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生产力层面的典型表现；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者，其他阶级的政党也不可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其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严格科学性和彻底革命性，“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文化层面的典型表现，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不可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不可能创造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他阶级的政党也不可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工人阶级是在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历史运动过程中不断实现自身解放的，它消除了以往一切阶级的局限性，实现了阶级利益与全体人民利益的最大统一。“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社会利益层面的典型表现，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谋求的都是与阶级外部成员利益相对立的特殊利益，其他阶级的政党也不可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里，我们必须对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有正确理解。所谓“工人阶级先锋队”，就是指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前进方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并组织和指挥工人阶级为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而奋斗。它并不是只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违背人民群众的利益，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就是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就必须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若离开这一前提，党的先进性和人民性都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必然要求。工人阶级政党之所以是最先进的政党，就在于它丝毫不带有剥削阶级政党的政治狭隘性，始终能以解放全人类的宽阔胸怀，不断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党只有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带领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真正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治本色，反之，党如果忽视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就会“画地为牢”，就会丧失其群众基础，其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治本色就无法保持。“三个代表”，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就是“三个代表”思想的根本立场。
2、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发展史上，经典作家们曾从不同的侧面对共产党与先进生产力的关系、共产党与先进文化的关系、共产党与人民利益的关系作过深刻的论述，从实践上看，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领导人民投身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中国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究其原因，正是我们党在客观上做到了“三个代表”的结果。然而，从上述三方面关系相统一的角度来加以有机整合，并由此凝炼、提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之成为一个崭新的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总体性世界观，这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它既是我们党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身的准确定位和严格要求，又是我们党对有小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目标、任务的总体性理论指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把党建没好是个基本的大思路。其中，最关键的，是要立足变化了的国内、国际形势，理清党的建没的新思路，提出我们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三个代表”思想，就是21世纪我们党的建设的基本思路和战略观点，它把“先进生产力观点”、“先进文化观点”、“人民主体观点”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调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建设一个“三个代表”的党，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与时俱进的务实、创新精神。
3、这一思想涵摄了党的建设的方法论原则，即按照“三个代表”原则来建设党。这一原则从方法论层面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统一：一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着眼，一方面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党的建设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先进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大作用，党的建设必须体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并把这两个方面统一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合力”，“开”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唯一正确的路径。二是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统一。党中央最近强调，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所谓“统一思想”，就是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三个代表”思想上来，这是确保我们党凝聚力、战斗力的思想前提，也是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基本点。要使“三个代表”思想真正成为党的组织肌体的灵魂，就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把党建设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把“三个代表”思想灵魂与党的组织肌体有机地统一起来。“三个代表”思想同时又必须具体化为党的作风。这“三大建设”中，思想建设是灵魂，组织建设是实体，作风建设是具体化表现。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三个代表”思想内涵的党建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色。三是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一方面，要看到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最高纲领与其先行准备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内在联系，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把握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否则，就会丧失正确的前进方向；另一方面，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制定和贯彻符合现阶段实际的实践纲领和现行政策，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扎扎实实把现阶段的事情做好，而不摘超越阶段的“穷过渡”。这两方面的结合，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辩证法。
（三）“三个代表”思想在指导21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特质，直接服务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现实目标。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既是“三个代表”思想的内在要求，又是我们正确理解和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三个代表”思想在走向实践、转化为巨大物质力量的过程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关节点”：
1、学风建设。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这一学风能否在实践中得到真正贯彻，事关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江泽民同志指出：“学风问题也是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95页。）理论联系实际，既包括联系客观实际，也包括联系主观实际。就前者而言，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是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学习“三个代表”思想必须把握的基本点。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镜子来对照自己的思想，找出深层次问题，并加以改正。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下什么？”（注：《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72页。）只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想正确，才能做到行动上的一身正气、堂堂正正。在理论学习过程中，领导干部要有省察之功，自知之明，克治之力，完善之求，掌握理论武器，立足自身实际，加强自我改造，提升思想境界。唯此，才能使理论学习触及思想深处，凝聚人心，改造灵魂，真正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层面解决问题；而不至于从文件到文件，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
摘要:生态文明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从后现代性视域看，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文明价值观、生态文明实践路径、生态文明社会关系和生态文明发展战略方面实现了重大转变。这些转变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也是后现代性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后现代性；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
“后现代性”，是指以反思、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为出发点，旨在倡导一种异于现代性的新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的文化思潮。由于传统工业文明以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以人与自然的失衡为代价，从而导致了愈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最终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选择。通过发展生态文明，中国已经显示了向后现代迈进的意图和决心。
一、在生态文明价值观上，提出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实现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共同福祉转变后现代性的价值观认为，人类中心论已导致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必须“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强化绿色和平的理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逐渐树立了人与自然平等观念，确立了崭新的生态文明价值观。
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工业文明的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但工业文明的发展也使得中国生态治理的任务非常艰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文明固有弊端日益显露。受人类中心论的影响，中国建设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出现了西方国家曾有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加深，社会发展不能与经济发展同步，社会群体间贫富差距加大等。那么，究竟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来说，关键是要摆正尊重自然与敬畏自然的关系，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从1979年到1991年，中国共产党在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同时，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强调人口、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将环境保护确立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必须首先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与此相联系，中国共产党的生态价值观仍然是“人是自然界的主宰”“人要征服自然”。从1992年至2002年，随着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加强保护环境的同时，努力推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人类社会今后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这一崭新的生态价值观，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对自然履行的义务。中国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对自然造成很大的破坏，敬畏自然有利于重新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全球化的基础上，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语境下，赋予敬畏自然新的含义，这代表了人对自然的充分尊重。
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价值观的提出，表明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既要保护资源和环境，又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使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展”。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中国共产党生态价值观“谋求的是人类共同利益、追求人与自然共同福祉的文明，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荣”，也体现了后现代性理论的价值观。
二、在生态文明实践路径上，提出“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了从经济发展红利最大化向生态经济福利最大化转变后现代性认为，经过长期工业文明发展后的现代人，“已经不是生活在相对平衡的自然界中，而是生活在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和强制性商品化的环境中”，他们的“一切价值受技术价值、商品价值和金钱价值的左右”。但是“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因此，在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必须建立一条有效沟通路径，实现生态经济福利最大化。
中国出现生态与环境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原因看，中国在发展经济中，还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以消耗自然资源和能源为基础的工业化的发展模式的影响和制约；从主观原因上看，中国对发展的理解存在误区：认为经济增长就等于发展，只要经济发展了，就有足够的物质手段来解决现在和未来的环境问题。
但是，“人类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而应是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还要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因此，中国转变传统的经济红利最大化的发展路径显得非常迫切。
“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在一切关系（包括与自然的关系）中改善人们的生活”。并且，享受清洁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天然权利。所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在满足物质等需求的同时，要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党的十八大又要求：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这些实际上是“把促进经济的迅速增长与消除经济活动的不良生态影响二者结合起来。……将经济增长从利用和滥用自然中脱离出来是完全可能的”，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强调的“事物内在联系”。
综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路径，不仅体现了中国自觉自律的生产方式，还体现了党对现代工业文明造成人与自然对立的弊端性的科学判断，以及对后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三、在生态文明社会关系上，提出“统筹人与自然”“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了从传统的经济主义向追求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转变后现代性理论主张世界“事物的共生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其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世界万事万物都是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因此，整个世界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也就不存在绝对的对立。
但是，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由于优良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发展与繁荣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们将会不断遭受自然灾害、瘟疫等袭击，不仅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更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之上。但是，“现代经济理论把开采和加工过程中对自然的破坏当作‘外部性’来看待，好像我们生活不需要健康的自然系统来支持”。人类文明发展实践证明，只有使人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才能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建立一种生态文明下的社会关系。
中国在加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生活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谐，也成为保持中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迫切要求。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统筹人与自然”“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就是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生态环境及其资源的管理和利用都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和措施。这有利于维护良好的自然生态和环境系统，进而直接关系到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的稳定及人民的健康。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提倡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不断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使人民群众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提高幸福指数，从而使中国尽快走上“五个文明”并行发展的道路。统筹人与自然发展，有利于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中国现代化的各个方面，从而推动代际、群体之间的环境公平与正义，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生态后现代经济不把经济本身当作目的，不把经济当作社会的神奇动力和归宿”。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思想，就是要求在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按照人—自然—社会这个复合体机制运行以及和谐协调，持续发展，全面繁荣。这些有利于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从而有助于现代人实现身心和谐与社会和谐。这样，中国人民才能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享受安全优美的生活环境，进而建立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谐的全新社会。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的社会关系上，既立足于当代又着眼未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超越了工业文明造成人与自然关系扭曲的发展理念。这一理论不仅体现了对现代主义忽视资源、环境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批判，也体现后现代性社会关系。
四、在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并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实现了由基本国策上升到国家制度的转变
关于人与自然，后现代性追求“人在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家园感，并借助这种家园感，他们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现代人的统治欲望和占有欲”。但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国家意志成为能否将其从社会的边缘问题转变为社会的中心问题的关键。为此，中国共产党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使得后现代性上述追求更具有现实性。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把“环境保护”确立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同时指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必须同步发展，把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这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长期的实践证明：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有利于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增强整个社会的持久发展能力。历史地看，中国“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确实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全局性、长期性和决定性的影响。
19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范围保护环境意识的不断觉醒，国际上可持续发展已经由理论转向实践，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全球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党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中国政府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主要目标的政府”。这是对国内外长期以来生态建设成果的科学总结，也“可以被看做是中国对世界范围的后现代运动的独特贡献”。
建设生态文明一旦提上日程以后，就有一个具体实施的问题。中国推进的生态文明是建立在充分享受工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倒退到农业文明，更不是为了要建设生态文明而停止建设现代化的脚步，享受前工业文明的那种低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因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双赢。同时，“要构建一种后现代的生态文明，远非急促而就的易事。它是一项艰难、巨大而系统的工程。现代性思维模式显然无力胜任这样一种文明的建设。它呼唤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整合思维”。因此，中国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必然会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压力，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这就需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现代化战略高度和战略格局之中。
不仅如此，生态文明建设也必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及生态建设的统一体。其中，生态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五大，中国共产党主要强调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提出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更加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一并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这就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
由上述可见，中国共产党把生态文明战略提到国家制度的层面，充分体现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对全球生态问题高度负责的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党对人类共同价值取向和共同进步的追求。
总而言之，后现代性理论是在对现代工业文明弊端的反思、批判中形成。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在批判地继承了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重要成果。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把人与自然环境的共同发展放在首位，追求经济与生态之间的良性互动，坚持经济运行生态化。这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中国化，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后现代社会规律的把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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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地名】郑州
【原刊期号】200305
【原刊页号】4～8
【分类号】D2
【分类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0309
【标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观探微
【作者】侯远长
【作者简介】侯远长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
【内容提要】发展是党的十六大的主线，贯穿始终，丰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观。这一发展观具有与时俱进性、持续协调性、发展为民性的基本特征，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观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摘要题】理论视野•新观点
【关键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主义/发展理论
【正文】
发展是十六大的主线，贯穿始终。十六大报告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问题，丰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观。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观的高度把握十六大的精神实质具有重大意义。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发展的科学内涵。十六大报告对发展的内涵作了新的概括，指出我们的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中国现实，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是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相联系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协调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
——发展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党的十六大首次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是新世纪新阶段解决我国发展问题的指导思想。十六大报告高度概括了发展的指导思想，指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发展路线。党的十三大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又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发展路线。十六大丰富了这条发展路线的内容，加大了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的力度，发展创新了“三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创新了文明的科学内涵，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相统一，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文明体系。
——发展纲领。根据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十五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基本纲领也是党的发展纲领，它包括中国特色的经济纲领、中国特色的政治纲领、中国特色的文化纲领。党的十六大丰富了纲领的基本内容。在经济上，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分配制度上阐明了两次分配及其特征的新思想，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新原则。在对外开放上，提出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在政治上，首次明确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体结构，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以法治国；提出了“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发扬民主的具体方略。首次提出政治建设、政治文明、执政方式等重大政治新概念。在文化上，提出了弘扬培育民族精神，丰富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提出了新任务。
——发展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围绕发展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最早提出发展方针的是邓小平，他认为发展方针有两条，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前者规定了发展的正确方向，后者规定了发展的主要内容。十六大根据新世纪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又提出了两个新的发展方针。一是“四个尊重”的发展方针，指出“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这是一项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发展方针。二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这个发展方针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的逻辑要求是，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
——发展战略。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了我党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初步思想，后来又把这个战略概括为通过“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到2000年已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党的十六大丰富和发展了“三步走”战略，在十五大“新三步走”战略基础上，把前两步合为“一步走”，提出新世纪头20年在2000年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两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50年代为第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一幅崭新的中华民族由小康社会到全面复兴的壮丽蓝图。为实现这一新的发展战略，十六大又提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这就丰富创新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就发展道路而言，目前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道路有两类，一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道路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十六大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创新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并把这条发展道路概括为“文明发展道路”。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发展目的。这是十六大提出的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十六大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高瞻远瞩，提出发展的目的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其中直接论述这一发展目的的地方有两处，一是在讲到发展的历史地位时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在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问题时，把发展的落脚点放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
——发展动力。最早论述发展动力的是邓小平，他把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在发展动力问题上，十六大作了全方位的论述，丰富了邓小平的发展动力的思想。一是党的先进性。指出“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二是人民群众。指出“发展必须相信群众和依靠人民，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还指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三是精神文明。指出精神文明可“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发展主体。发展主体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发展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十六大报告从作用、地位的视角对发展主体作了客观的分析：中国共产党是发展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广大农民、知识分子是发展的“根本力量”；社会新阶层中的六种人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统一战线、各族人民的团结在现代化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发展精神。即与时俱进的精神。这是十六大的创新，没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就不能发展，因此，十六大报告从三个方面精辟地论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其一，“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其二，“与时俱进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其三，与时俱进“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发展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顺利地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取得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尤其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的发展经验写进了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这些经验归纳起来就是“十个坚持”。这十个坚持的基本经验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构成了我们长期坚持的、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四个基本”。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观的主要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的与时俱进的开放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观则是在新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的新的发展观，具有鲜明的特点。
1.与时俱进性。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要求，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观的主要特征，它从中国实际出发，顺应时代潮流，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创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从发展观的主要内容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展现出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
2.持续协调性。这一发展观的鲜明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横向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观展现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协调一致全面发展的特点。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党的三大任务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通过经济建设实现物质文明，通过政治建设实现政治文明，通过文化建设实现精神文明，这是贯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观的一条主线。二是从纵向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观还体现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它既不是单一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也不是简单的生态持续的发展，而是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十六大报告指出，可持续发展要求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发展理论上的新贡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观的持续协调发展的特征，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统一。
3.发展为民性。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在于坚持执政为民。发展为民，是由民主革命年代的革命为民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执政为民，再到发展为民的重大转变。因为无论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还是发展先进文化，推进民主法治和党的建设，都需要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发展为民的鲜明特征既贯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始终，又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发展观的重要标志。发展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制定和贯彻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方针和政策等过程中，最基本的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同志告诫全党要做到“三个不能”，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这一鲜明特征主要表现三个方面：第一，在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发展方针政策时，都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凸显出发展为民的原则。十六大报告指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第二，在贯彻实施发展战略计划时，要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力量，把最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体力量。十六大报告指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新阶层中的人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报告特别强调：对这些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其优秀分子都要表彰，从而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他们的积极性要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第三，在发展成果分配问题上，要充分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检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观的最基本的标准，离开这个标准，一切都无从谈起。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健康素质，充分享受一切文化和文明成果，等等。总而言之，无论是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还是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最终都要落实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来，落实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来。
三、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观要处理好四个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