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预示着，“单独两孩”的政策将全面放开。
多年的计划生育，已导致人口老龄化、用工荒等问题，让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危机。放开“单独二胎”，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既顺应了新时期群众的殷切期盼，又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不过，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将由各省（区、市）据实际情况确定。据调查，仍然有四成受访者因各种诸多原因而面对单独二胎新政的放开，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心态与选择……因此，此次单独二胎只是第一步。政策调整必然带来人口变化，须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积极跟进，做出调整和完善。同时，政府还应注意普惠政策与特惠政策的衔接与配套问题，对失独家庭的补偿和优惠纳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制度体系。
文／本刊综合
“调整生育政策和保持现行生育政策均存在利弊。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人口的首要特征，通过调整生育政策适当提升生育率以改善人口结构性矛盾，只能是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基础上。”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在国家卫计委2013年11月17日召开的人口学界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上表示。
座谈会上，近20位人口学界专家热议国家启动“单独”二胎政策（指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个孩子），认为政策实施还面临诸多挑战。
数据显示，中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原新表示，“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2030年会使老龄化水平从24.1%降到23.8%，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也开始增加，同时还减轻了全社会的老年抚养负担。
原新认为，“单独”二胎对于近中期缓解人口老龄化有微弱作用，但对缓解远期的人口老龄化则有显著作用。
自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出生性别比问题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2004年更一度攀升至121.20（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和持续升高已持续30年，近四年出现连续性下降，但依然在高位震荡。
原新就此指出，“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是达到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唯一手段。”他认为，“单独”二胎可以适度多生，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定会下降，但未必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
“中国迄今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异常复杂。不是单靠生育政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刘爽认为，政策调整必然带来人口变化，需要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积极跟进，做出调整和完善。
刘爽表示，“单独”二胎启动后，尽管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出生堆积，但可能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出现一定程度的出生“拥挤”。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亦表示，任何社会政策的调整都会使相应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目标人群发生变化。“当前，卫生计生部门在计生服务、妇产科服务方面，教育部门在托、幼教育方面，规划部门在人口空间布局变化方面，都要尽快做好服务能力调整等相应安排。”
虽然新政策的实施还面临诸多挑战，但原新表示，“单独”二胎政策符合民意，符合国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也符合国家改革和发展总体部署。“由此可见，‘单独’二胎与现行生育政策比较，利远大于弊。”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我国已实行了三十多年，这项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政策不仅促进了中国人口的健康良性发展，也避免了诸多无节制生育带来的社会次生灾害。如果三十多年前不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真不知现在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局面。经过三十多年的贯彻执行，目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已成了很多人的自觉行动，在一些地方，很多年轻夫妇都只愿意生育一个小孩，“把一个小孩带好”成了很多人的共识。在一些城市，不愿意生养小孩的“丁克家庭”越来越多。“青黄不接”导致人口老龄化、用工荒等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已让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危机。与此同时，一些有条件和能力抚养第二个孩子的“单独”家庭，却苦于没有政策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中央决定放开“单独二胎”，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既顺应了新时期群众的殷切期盼，又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是一项既有民生温度，又有战略深度的好政策。
放开“单独二胎”会导致人口暴涨吗？对于这样的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已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认为新政启动4-5年，会出现生育堆积的释放，并在今后两三年引发一个小的生育高峰，但总和生育率不会超过2%，之后开始回落，并仍会维持低生育水平。事实上，很多大中城市的年轻夫妇已经感受到了生育带来的各种压力，孩子生下来后就基本要用“金钱”武装，奶粉、衣服、玩具、上学……哪一样都需要钱，没有一定经济基础，谁敢再生一个来“自找苦吃”呢？因此，虽然政策已放开了，但并不是所有符合条件的育龄夫妇都愿意生养“二胎”。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我国人口老龄化已比较严重了，为什么又不全部放开呢？愚以为，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还无法全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我们国家目前经济水平有了快速发展，但仍然属于“底子薄，人均占有量小”的状况，各种社会资源还无法满足一些有生育意愿的人“放开生”。况且，在严格执行计生政策的这三十多年里，我国一些偏远地方仍还有少部分老百姓因为“重男轻女”“传宗接代”思想影响，想方设法逃避政策，一个劲的生孩子，直到生出男孩为止。如果全部放开，就会助长这种“只重生、不重养”的不良社会风气，最终受伤害的仍是国家和社会。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简称《公开信》）。信中阐述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必要性。自此，举国上下，不分城乡，将“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推向高潮。
《公开信》曾提出，30年后当人口增长问题有所缓和，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现在30年期限已到，如同30年前一样，这项国策在讨论声中，再次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公开信》出炉
据《中国人口政策六十年》一书记载，1979年3月，山东省烟台地区荣成县农民鞠洪洋、鞠荣芬等136对夫妇发出《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书。天津医学院44位职员也发出同样倡议。事实上，早在1978年底，中共四川省什邡县委已经制订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措施，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用简报的形式向全国做了介绍。这意味着，早在1978年，中央就萌生了“只生一个”的想法，群众的倡议或许只是中央将要推行“一胎”政策的一个先行策略。
据当时正在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参与工作的张敏才介绍，为论证“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可行性，在《公开信》发表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了多次座谈会。“大家争论得很激烈，‘只生一个’在当时其实遭遇到很大阻力。”
在其中一次人口座谈会上，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的宋健语惊四座，提出若再不控制人口，以后大陆上都没有立足之地了，只能站到水里去。随后《北京晚报》对宋健的言论作了专门报道。在“一胎制”的方案争论之时，此文无疑为“一胎制”提供了现实的科学依据，受到相关部门重视。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点名宋健起草《公开信》。
1980年9月25日，《公开信》发表，1982年计划生育被中共十二大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后，全国各地不分城乡开始实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紧缩计划生育政策，成为一场波及中国大部分家庭、影响千万人命运的“生育革命”。
中央为何以《公开信》的形式，而不是中央红头文件的形式来政策，张敏才认为跟当时阻力太大有关。“《公开信》是对党团员的号召，让他们发挥领导带头作用，做群众的工作。这是解放后政府第一次使用这种形式政策。”
“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如何变成“只生一个”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晚、少、稀”的人口政策。“晚”是指男25周岁以后、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后生育；“稀”是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1978年，中央又提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人口政策。
此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靠舆论宣传和群众自觉来实行。在节制生育方面，政府尽可能提供方便。1972年10月，在一次谈话中称避孕药和避孕工具不要钱还不行，还要送货上门，不然，不好意思去拿。
纵观整个20世纪70年代，据相关资料统计，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1年的23.33‰，下降为11.61‰，下降了11.72个千分点。妇女总和生育率，也就是一个妇女一辈子生育孩子的数目，从5.44左右下降到2.75左右，减了2.69。人口下降速度之快，扭转了之前持续20余年的高生育和高增长的局面，创造了新中国人口史上的奇迹。但自1980年“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强制实施之后，除1980年略有降低，人口总和出生率出现报复性增长，再也没有回到20世纪70年代的低水平。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从何时起取代了“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政策？使事情发生改变的，是1979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陈慕华说：“全国要制定一个政策，首先要各省、市自己搞试行。”从这一年的9月1日始，上海市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并发放《独生子女证》，凭证享受奖励待遇。随后的一年，其他省市也相继出台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要求或规定。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李先念、陈云、、邓小平相继在公开场合提倡“只生一个”。1979年6月1日，陈云在一次谈话时说，要“制定法令，明确规定只准生一个”。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已经达成高度统一的情形下，这一年的12月15日～20日，陈慕华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
“一胎制”的轨迹渐渐明晰。
行于艰难的年代
1978年，经历“”10年的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困难。“当时中央提了个口号‘把经济搞上去，把人口降下来’，有很强的改变国家命运的决心。当时还有人提出，长痛不如短痛，做个手术，短痛一下就好。”张敏才说，“座谈会的时候，还有一个香港学者提出‘无婴年’，就是在一年的时间里，号召大家都不生孩子。”
当时，中央对于人口下降的急迫心情传达到地方，地方为了提前完成中央的指标，在执行深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中央1978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69号文件发出后，一些地方纷纷制定了“一胎制”的政策。比如广东立刻制定了30条地方政策规定，天津制定了8条，提出限制和处罚生育二胎及二胎以上子女的家庭。
除了当时急躁气氛的影响，在从事人口研究的翟振武看来，从“二胎”转为“一胎”，也是当时现实的需要。“从1977年开始，人口下降速度减缓，1977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84左右，1979年为2.75左右，中央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人口，所以采取了相对强力的措施。”
原人口控制与对策研究小组主要成员孔德涌回忆，根据宋健等人的预测，如果平均每对夫妇只生2.14个孩子，中国人口总量将保持不变。但当时的实际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远远超过了2.14。此外，在广大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很难一步到位。所以，直接实施“一个孩子”的标准就成了非常现实的要求。
不一样的声音
《公开信》发表之后，1980年总和生育率有所下降，但自1981年起，总和生育率又开始有回升之势。尤其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干群矛盾迅速加剧。
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声音时，时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的梁中堂在1984年写出了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呈给总书记，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缓生育二胎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制”。
1984年7月，刚从美国学习归国、对统计学有很深造诣的马瀛通也写出《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提交中央，重提70年代“晚、少、稀”的人口政策，并将“本世纪末12亿人口”的目标，改为12亿左右。
报告得到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并先后作出批示。在一次论证会后，中央将原《公开信》中所提到“本世纪末人口不超过12亿”的目标，改为12亿左右。
也是在这一年，针对生育率上升、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的情况，中央发出七号文件对“一胎制”做出调整，第一次明确使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表述方式：“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要逐步做到允许第一胎生女孩儿的再生第二胎。”而政策放宽后，实际生育率并没有因此而上升，反而略微下降了些。
关键词：计划生育；一孩化；人口红利；失独家庭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开始大力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的控制已经超出了预期的效果，40多年来，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四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增长过快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
然而，我们在看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4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世界带来的重大贡献的同时，“未富先老”、劳动力短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也日益严峻。
一、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一）生育水平明显降低
对于大多数的居民实行只生一胎的限制政策，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在这些年中实行一胎限制在控制我国的人口上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过去三十几年的“人口红利”时期，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适合工作的人口比重大，老年人的抚养比率低，而这些现象都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小的，这也就是我国在这个时期出现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现象的原因。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这段时间，我国的生育率已经从2.2-2.8的较高的生育水平，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就可以看出来，仅有1.18，其实这种低生育水平并不是刚刚出现的，早在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再加上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使得我国的人均寿命相比比以前要变得更长，再加上我国的人口基数大，会产生人口的增长惯性，由于这两条原因，我国的人口数量还会保持一段时间的增长。但是，如果继续实行对大多数人的一胎限制政策，在未来的30年的时间中，我国的人口结构必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近些年已经出现一些征兆的了，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相比2011年的数据减少了345万人，这也是我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首次劳动人口急速的下降，这也就显示出我国的人口红利时期已经要走到了尽头，同时也将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路上一个巨大障碍。我国进行长时间的一孩化政策对于我国的生育理念产生了影响，现在大多数人不愿意多生孩子，生育意向不是很高，我国若是想让生育水平回升，这将要花费巨大的成本，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很好的证明了这点。他们的经验说明，如果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经经历了从高到低的转变，再想使其上升时很难的。
（二）出生孩子性别比异常
无论是从一定时空条件上的出生婴儿总数看，还是从其分孩次出生看，男婴与女婴的出生概率虽有差异，但各自的出生概率上基本相对稳定或略有微小波动的，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107之间，并不是绝对的1：1的比例。如果出生性别比不在这个范围内，则说明社会、环境、医疗水平对这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从1949-1980年间，出生孩子的性别比一直保持在正常水平之间，但是自从实行一孩化政策后的30年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已经到120左右了，从表1-1就可以看出。
数据来源：（1）1976-2000年《中国人口信息网》；（2）2001-2009《中国人口统计年鉴》；（3）2010第六次人口普查。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各地农村普遍实行的“农村一孩半”政策：夫妻双方或一方是农村居民，其夫妻仅生育过一个女孩，可以生二胎，又对出生男女性别比过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这项政策也就潜移默化的向人们说明了生男孩好的这一观念，使得重男轻女的观念更见深入人心，这也就产生了另一个鲜明的现象，城乡性别比差距逐渐扩大。
（三）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变大
现阶段我国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符合四二一的家庭模式，即独生子女家庭，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实一孩化政策的原因。在实行计划生育的那一代父母，他们那一辈的大部分都有最少一个兄弟或姐妹，因此，他们在赡养老人方面压力普遍比较低，同时由于只抚养一个孩子，在照顾孩子方面负担也相对较小，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我国正式走入的“人口红利”时期，正是由于这人口红利期，我国的经济才得到了发展的最好机会。但是，随着这一代孩子当上了父母，我国也就快要走到了“人口红利”的末期，如果计划生育的政策不对此种现象作出相应的调整，那么必然会对我国为来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进一步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发展。同时，四二一模式的家庭面临的风险也将比他们父辈那时的家庭所要承担的风险要多很多，第一，孩子的成长风险，为了抚养唯一孩子，父母必定都将倾尽自己所有的精力去照顾孩子，但是，如果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得了严重的疾病，或者意外导致其死亡，如果实在孩子的生命周期早期出现的生存风险可以通过补偿性生育得到消解，如果是大龄独生子女夭折或者发生严重伤病残事件，对家庭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汶川地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地震中很多父母都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同时他们年纪也大了，过了适合生育的年龄，他们到老的时候膝前无子无女，没有办法养老，到老了过得将是何等的凄凉；第二，空巢家庭的增多，随着独生子女到娶妻生子的时候，他们有很大一部分都会选择搬出去住，这样便会产生了大量空巢家庭，这也是长时间实行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成功实行了三十多年，但是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过程当中，对这项政策的激励措施做的却不是很好，就拿补助政策来说，现在很多地方依旧使用的时每月给独生子女家庭10元的补助，这些钱在三十多年前还可以，但是在物价和消费水平飞涨的现在却显得微乎其微，起不到激励的作用。同时，在对失独家庭补助上也存在补偿过低的问题。我国现行的对失独家庭的补助标准是女方年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城镇每人每月270元（伤残）、340元（死亡），农村每人每月150元（伤残）、170元（死亡）。目前我国的失独家庭应超过了100万，而且我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从这些数据上就可以看出失独家庭已经是成为了社会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失独家庭的补助却是不多，对于这些家庭来说作用不是很大，而且领取的年纪也较大，对于他们的帮助也很少。
（四）导致人口素质的忽视
在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过程当中，我国很好的完成了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控制生育率这一任务，但是却没有很好的执行好这一政策。在计划生育提出的初衷不仅仅只是控制好人口，同时也要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人口素质的提高的任务不好用量化的指标来度量，所以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各地政府主要的就是控制人口数量上，因为比较好观测成果，而对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则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所显示出来的结果并不会快速的反应出来，所以，也就容易被忽视。同时，我国实行的人口政策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存在不同的地方，多数的少数民族都可以生两个孩子，有的偏远地区的牧民或少数民族可以生三个孩子。而在这些少数民资当和一定区域的民族相对比较封闭，有的甚至禁止与外族通婚，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们族内的通婚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导致他们的孩子有较大的几率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再加上他们居住的地方相对封闭落后，使得这些民族的孩子没有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适当的年龄接受教育，从而使得他们的文盲率较高。2010年少数民族的平均成年人文盲率为8.12%，而汉族为4.88%，其中还有不少民族的文盲率高于10%，比如藏族、苗族、彝族、布依族、哈尼族和傣族，其中藏族的文盲率高达29.59%。这对于少数政策的宽松的生育政策，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增加了，但是人口的素质却没有跟上去，出现了断层，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提高人口的素质，有一句话说的好，“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以经济发展作用生育控制，成本更低，效果更好。而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可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现在应当加强对教育水平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关注和投资，只有这样才可以提高我国的人口的素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同时也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和竞争力，从而使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会间接的影响到我国的人口的生育观念，从而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这是一个良性的连锁反应，我们应当好好的运用这一点。
二、放宽二胎政策的益处
（一）刺激经济
今年年初放开二胎政策以后，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重大，投资者纷纷向婴儿用品进行投资，奶粉生产商雅士利在香港的股价升了接近12%，婴儿床制造商好孩子国际集团则升了6%，在医疗保健部门，山东威高的股价从去年13日开始股价跃升了超过40%，同时《经济日报》报道，国金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单独二胎”开放有望在五年内新增800万新生儿，摩根大通报告则指，计划生育政策放宽后，预期每年将有180万名额外婴儿出生，较现有出生婴儿数目增长11%，预期可提升整体婴儿产品市场盈利4%。除了婴儿奶粉最受惠以外，尿布、婴儿及儿童高性能产品、衣服及儿童耐用品等行业也有2%到3%的盈利增长空间。
出了对股市的影响外，同时也将影响到房地产行业，因为实行了30年的一孩化的生育政策，很多34岁或34岁以下的中国夫妇是双方共四位父母的唯一继承人，四位老人去世后，他们至少会多出两套房子，鉴于现在很多家庭对方地产的投资很多，多出的数目可能会更多。虽然现如今的房价尤其是诚实的房价很高，但是由于会产生过多的房屋供给，供给会大于需求，按照经济学的知识可以知道，这些过多的供给会导致房价的暴跌。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最终可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同时，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享有世界工厂的美名，但是，这个名称是与我过的生产方式有关的，我国的生产方式的劳动力密集型，有着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很多国家的产品拿到中国来生产，但是由于一孩化政策的影响，我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社会，这种优势正在逐步市区，但是，现在放宽二胎政策，这有利于放缓这种趋势。
（二）对家庭有利
放宽二胎政策对家庭以及子女都是有好处的。现在很多家庭大多都是一孩化的政策下只剩一个小孩，全家人宠爱一个小孩，娇生惯养的小孩从小就非常自我，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也习惯了在长辈的溺爱下成长，脱离家庭就失去了庇护，不适应社会，与社会脱节，会遇到种种不顺。如果有两个小孩一起成长，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大多都会养成懂得分享、关爱他人、孝敬长辈等良好的习惯，这些都是他们走向社会最基本的。同时使得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有了兄弟姐妹，有了知心的小伙伴。
同时放宽二胎政策对于孩子和大人也有益处。我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的社会，由于30年的计划生育，使得在次期间出生的孩子到成人后，就要抚养四个老人，压力繁重。但是放宽二胎以后，使得下一代抚养父母的单子就会轻多了，他们可以一起照顾父母，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可以一起商量，和自己最近亲密的人一起度过，不再感到孤单。
（三）对人口的影响
放宽二胎政策同时对于我国的老龄化起到一定的作用，近期来看，单独二胎政策不会影响到老龄人口绝对的数量，但是从长远来看，二胎政策可以缓解我过老龄人口的比例，据测算，单独两孩政策与现行生育政策相比，2030年老龄化水平将从24.1%降到23.8%；2050年从34.1%降到32.8%。
同时放宽二胎政策会导致婴儿潮的出现吗？我认为不会，例如，1985年山西翼城成为我国第一个特批的二胎试点地区，对于翼城这个农业生产县，在过去的28年来出生率低于全国水平，男女性别比也更趋合理，同时1987年批准的甘肃酒泉、辽宁长海、广东南海等11个县市和地区的试点在近20多年来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因此，这次放宽二胎政策，不会出现所谓的婴儿潮，同时我国的男女性别比也会得到改善。
三、总结
我国最近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从长远的来看，对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会缓解下一代年轻人抚养老人的压力，对经济有刺激作用，同时也可以使我国的出生率上升，有利于达到人口更替水平。（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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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对我国的社会影响分析“单独二胎”政策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影响浅析单独二胎政策新动向单独二胎政策的优劣分析"单独二胎"政策在我国苏南地区实施现状及其对生育意愿影响的分析―以苏州市为例“单独二胎”政策有望重启关于“单独二胎”政策实施问题的几点思考浅析2014年单独二胎新政策探讨“单独生二胎”政策对我国农村现行养老模式的影响及在此背景下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走向浅谈全面二胎政策传闻多年的“单独”生二胎政策，真的出来了“单独二胎”政策对北京市小学招生规模的影响单独生二胎政策被质疑受益人群非常有限浅析“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对长子/女的影响及对策多源流理论视阈下“单独二胎”的政策议程分析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浅析“单独二胎”政策对房地产业的影响我国“二胎”生育政策逐步放开的影响单独二孩政策ABC单独二孩政策下我国人口数量的预测与研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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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单独二胎”全国不设统一时间表http：//.cn/o/20131117/025028730367.shtml
杨成钢（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经济增长能够“消化”新增人口，应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为什么要调整？用人口指标说话
一是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下简称“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五普”），全国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2010年人口总量较2000年减少193.08万人。
二是四川妇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数据显示，四川妇女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显示，除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地区之外，四川省妇女总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区，其也只有1.72，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来越少。“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0～14岁儿童人口比重为16.97%，比“五普”下降5.6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四川劳动力人口会减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来越多。“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95%，比“五普”上升3.2个百分点。国际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就是老龄社会，全省老龄化已经来临，独生子女负担加重。
五是城镇化加快发展改变居民的生育观点。“六普”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化率为50%，四川38.7%，虽然四川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近几年四川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趋势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持有“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观念的人数增加，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还有2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万独生子女户，占全国1/3；二是“失独户”四川占全国比重最高。这些人口指标显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调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调整。
为什么能调整？处于有利时机
全国人民的呼声很强烈。对于放开“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不管是广大干部，还是一般群众，都有比较强烈的意愿，学术界也基本达成共识，生育调整已有舆论氛围。
我国经济增长还会持续，能够“消化”新增人口。从总体上说，现阶段我国经济状况良好，未来保持较快增长是有保证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有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承受人口增加带来的负担。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开，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个，因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有一个滞后期。因此，很多人不会马上选择生第二胎，这种滞后对政策效应有一个缓冲期，新增人口在我们的承受期之内。
总体来看，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处于有利时期。
两个误区需避免
第一个误区：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
大样本调查显示，87%的夫妇生育意愿是2个，而且最好儿女双全，一男一女。很多媒体据此得出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的结论，于是，他们反对放开二胎。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为。
第二个误区：人口增长降低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需联系经济增长来思考。真正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规模、方式。过快的城市化规模，不适度的经济增长节奏和不恰当的发展方式才是造成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们既要找到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方面积极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国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来，四川的总和生育率从过去的4.0以上下降到现在（全省抽样调查的）1.6左右，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还要低。30多年来全省共计少生了4000多万人口，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根据四川省当前的人口形势，应该及时放开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长期少子老龄化使目前人口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实现正常的人口代际更替。四川的生育率远远低于2.1。被抚养的少儿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目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65岁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未来会缺乏有活力的创新型人才。过去多年，四川大量劳动力到外地打工，为全国经济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少儿人口越来越少了。四川劳动力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老化，15～30岁人口在下降，45～65岁人口比例在上升，这样的人口内部结构，其创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劳动力年龄结构中45～65岁人口的比例会高达48%，劳动力都是些中老年人，会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劳动力，特别是高端的年轻创新型人才，这样更不利于四川经济发展。
原因三：缓解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个人口结构会达到最老化。退一步讲，即使现在放开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缓解，因此，现阶段必须及时调整二胎政策，时间不等人，在我看来，现在调整已经迟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调整生育政策，如果当时调整，四川也许会早一点缓解人口结构带来的各种问题。
原因四：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放开后，短期内生育率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从长期看，人口数量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更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
原因五：独生子女问题多。独生子女责任重、压力大；独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对整个社会影响大；失独家庭不能再生育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大；独生子女增多对征兵和国防建设也有一定影响。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乡不平等，应逐步统一。当年城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若生第二胎，会开除公职和党籍，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实际上为计划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农村生育政策条件相对宽松。城乡生育权利不平等，应该逐步统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该有回报。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积极响应，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为全国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伤亡惨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儿女。我觉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现在是该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如果放开二胎政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分步实施，平稳过渡。双独家庭早已放开，现在应该考虑放开单独家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再婚夫妇家庭。第二步：完全放开城乡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
借这个平台我再次呼吁：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希望尽快调整相关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人口学硕士生导师）：
放开“单独”二胎，协调人口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的矛盾
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实行人口计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关系，通过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有机结合的综合措施，使两个“再生产”的关系处于一个合理、科学的均衡区间。
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发展政策发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无节制生育，使人口增长超过了物质资料再生产增长的能力，带来以高出生率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后，我国开始执行严格的以数量控制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亿多人，使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时期。
但是，当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协调问题，即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的发展态势，人口的深度老龄化反过来会降低积累率，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使经济发展进入以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状况。目前人们考虑采取适度提高出生率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样在于协调两个“再生产”。
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够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数量控制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协调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的关系。目前不少人担心人口数量控制放松，会导致土地等资源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但是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过去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所依据的人口承载力的理论是设定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社会体系，尤其是基于我国耕地、粮食等资源的生产能力来确定的所谓“最佳人口规模”和“人口数量极限”。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粮食生产能力等资源约束不再是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基本判定标准。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国，却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并且顺利成为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所以，现在再看我国实行的以数量控制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环境下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反映人口承载能力的科学依据越来越显得不足。因为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调整生育政策才能够满足2030年后劳动力要素的需求
相对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未雨绸缪”行动和高瞻远瞩的超前决策，才能够免除人口结构失调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目前，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长达30多年后，在人口结构已经进入全面转型阶段，在普遍实行“双独”二胎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单独”二胎的政策，明显的利大于弊：
一是由于我国在2022年前仍处于“人口红利”的收割期，所以人口的适度增长可扩大居民消费与就业的规模，从而拉动经济稳定增长。
2010年1月19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考察人口计生科研、管理服务工作时,提出要把“人口压力转换为人力资源优势”,且主题思想由“人口控制”变为了“人口发展”。此时计生“第一总指挥”对计生工作的“先期”发言,让许多人纷纷猜测,“计生政策真要转向了?”
近两年,对“人口政策”的研究讨论,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已,并呈从学界向政界蔓延之势。
多方猜疑中,2月4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于“南方十二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座谈会”上强调:“实行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所采取的重大国策,‘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更具有风向性的事件是,2010年即将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由副总理担任组长。以前的组长只是国务委员,而这次普查的组长却由常务副总理担任,可见中央对这次普查的高度重视。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查2000年之后出生的人口数,应该是为2010年(或者2011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的人口政策调整做准备,因为2010年虽然要进行人口普查,但是生育率数据至少要等到2011年中期之后才能出来。”学者易富贤认为,“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必将面临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
坚持放开二胎的原因
一、人口老龄化成中国发展隐忧
通常,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超过了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
而截至2008年底,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109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3%,比上年上升了0.2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1598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比上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
据计生委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55亿,成为不折不扣的“银发社会”。
“不论计划生育对我国人口出生率产生了多少影响,但它确实是加速人口老龄化和两性比例失衡的根本原因。”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的何亚福说。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为4-2-1型,即2个独生子女要负担4个老人和1个孩子。而社会养老金只不过是用众多的“子”来养育一个老人,但养老问题仅依托养老保障体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合理比例的年轻劳动人口创造经济价值。“因此,放开二胎政策刻不容缓。”
二、“人口红利”时代将终结
什么是人口红利?一个国家,能够参与经济活动的15至65岁的“劳动力人口”。这一人口比率较高的国家,往往具有较大增长潜力。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中国农民作为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因此也创造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奇迹。只要充分发挥农民工的作用,就可长期享受人口红利。这就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秘诀。
然而,从人口构成来看,人口红利期始于1965年至1970年,而现在,虽然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但目前能够参与经济活动的15至65岁的“劳动力人口”,仍在逐渐增加,但到2015年,这种劳动力人口将减少,劳动力人口将逐渐告别无限供给时代。另一方面,流入城市的多数是年轻人,到了2015年,80后、90后开始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而这些人恰恰是独生子女政策年代,人数急剧减少;如此,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又将大大缩短。
综合分析,大概在20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进入一个拐点时期。
三、计生政策导致整体社会消费和经济发展不足
社会养老负担沉重,社会日益丧失活力,在当前的“421”人口结构下,沉重的赡养义务,将使独生子女背负沉重的压力,直接减少很多家庭的消费需求。
全国的消费能力绝大部分是由青壮年劳动力提供,青壮年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导致消费的萎缩。“老年人的消费是跟劳动人口的消费无法比较的,一旦劳动人口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此外劳动人口还必须抚养庞大的老年人群,可消费的能力就更低了。”
日本就是被老龄人口拖垮经济的典型。“有人总说日本经济发展缓慢是由于贸易、科技能力等等原因,其实这些是表象,本质上是因为日本在90年代末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消费不足导致。”如果不进行人口政策调整,很多产业会萎缩。如教育规模缩水,前期投资成本无法收回等现象都会出现。
现阶段,坚持一胎政策的必要性
一、二胎能缓解人口老龄化是个伪命题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始终坚持一胎政策不能放开。“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如果放开,资源、环境根本承受不起。”他向记者解释,“比如说,我们是消耗钢铁的大国,现在50%依赖于国外,棉布人均只有六七米,衣服只有六七件。他们老是光拿老龄化的事说要放开生育政策,但是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经济、环境、资源的综合因素。”
侯东民认为,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比如现在的民工荒,那是因为工厂招人时只招聘25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力,40、50后根本不录用。这种劳动力短缺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用工方式的问题。像那些针对所有年龄阶段开放的工作,不仅不存在劳动力不足,还面临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
侯东民用国外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的例子来辅证。日本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程度达到23%,60年代的失业人口是70万,现在却有两三百万;西欧9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失业率一直在8%～10%,没有出现劳动人口不足。
“现在国家有社会保障体制,对老年人的抚养应该主要从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社保水平控制、社会公益体系等等方面来解决,而不能拿人口增长的方式去应对。国家投入经济危机就用去四万亿,现在社保漏洞也只有一万亿左右,听起来多,其实以国家的财政能力,补上并不困难,就看愿不愿意补,什么时候补。”
二、放开二胎可能进一步恶化人口结构
经济越落后的地区,越依赖农业来摆脱生存窘境,譬如甘肃、贵州、云南的一些边远地区等等,在“以粮为纲”的地方,不上山开荒就饿肚子。开荒需要劳力,人口就越来越多。“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和“越垦越荒,越荒越垦”就这么循环起来。
显然,基于我国经济城乡和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现实,这样的地方还非常之多,存在巨大的人口基数,“放开二胎”很有可能又在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
提倡“放开二胎”,最重要的目的是优化人口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危机。然而,其很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有条件生的,占据更多资源、机会的城市年轻人很可能就不会要二胎,而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可能就会生的越多。
这样,虽然年轻人总体上生育了更多孩子,降低了老人比率,但人口结构却进一步恶化。
三、现阶段,坚持一胎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在今年两会期间称:“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的占比由31%降到29%,只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她认为,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
她称,今后有可能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两个小孩。但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翼城实验:放开“二胎”未造成人口激增
放开“二胎”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人口增长?山西翼城县作了否定的回答。
1984年春节,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建议试行二胎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1985年,山西冀城作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以“不能宣传”为前提得以顺产。
1985年,在翼城开始试点梁中堂的“二胎”政策。县政府建议农民生育要有计划,妇女第一胎在24岁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在30岁左右生育,杜绝三胎和三胎以上的生育。梁用这样的方式来检验中国人口出生率是否会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有所下降。
当时还有个担心就是:在放开了二胎之后,农民会不会继续生三胎、生四胎?25年的计生工作中的事实,给出了答案。
在当地政府、学者和群众的合作下,政策逐渐由不合情理调整为合乎情理。翼城试点在一开始便步入正轨,从刚刚开始一户一户的去进行“家访”,再到后面组织群众开群众动员大会,梁中堂用最简单但却最直接的方式在翼城逐渐将“晚婚晚育加间隔”推广至户。
施行试点时,翼城有17个乡镇,当时人口就已经27.8万人了,当时的目标是到2000年,人口不超过30万。
而这个异于全国的人口试点,却在1982～2000年全国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该县各项人口指标数据均优于全国水平。在此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而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指标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
70后80后:二胎是“奢侈品”
学者易富贤称,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没有有些专家想象的那么高。“计生委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平均生育意愿在1.7-1.8之间。也就是说,即使开放管制,也不会出现暴增。”“丁克家庭”、“空穴家庭”等无生育子女的现象也在不断显现,在城市,“生得起养不起”的现状深刻的影响着家庭的生育计划,类似于上海这样的“银发社会”已蔓延到重庆、新疆等地。
调查中发现:在30余名70后双独人群中,近六成认为,两个孩子是家庭的合理结构,“一个孩子太孤独”、“可以减轻孩子的养老压力”。但大部分70后“双独”也表示:希望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自己不会真的去要二胎。
“养育经济成本太高”、“职场竞争激烈”、“现在不需要养儿防老”、“不想生,孩子多了是负担”这些原因,占到了60多名80后“双独”家庭不打算生二胎理由的前四位。他们普遍认为:能培养好一个就不错了,多了,就成了“孩奴”。
目前,独生子女一代已经步入了生育的高峰,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有了“独二代”。越来越高的房价、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使这些年轻人成了房奴、卡奴,他们担心,生孩子之后又成“孩奴”。在经济压力的杠杆调节下,二胎已成“奢侈品”。
除了经济压力,“养儿防老”观念的淡化也促使“双独”家庭放弃二胎。过去生二胎多是为了要儿子,如今生儿生女都一样,更重要的是社会养老体系逐渐完善,没有了“养儿防老”的顾虑,生二胎倒不如生一个“优”着养。这成为“双独”夫妻对生二胎说“不”的深层原因。甚至,一些80后“双独”夫妻表示:一个孩子都不想要,坚决“丁克”。
【链接】一:富人名人超生折射出生育权上的不平等
近年来,各地有关富人名人超生的报道屡见报端,富人名人超生已经成为当前城市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普遍问题。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富人名人超生正在挑战我国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同时折射出生育权上的“贫富不均”。在一些外来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少数富人名人甚至把超生当成了一种自我炫耀的特权,他们宁可交罚款,也要多生一个孩子。
为了多生孩子,这些富人和名人们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招数来对付现行的计生政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实现自己的超生愿望。富裕阶层只要肯“烧钱”,便可毫无顾忌、随心所欲地生。尽管他们有抚养的能力,或许能提供更优质的教育,但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不仅仅针对于某一个群体,而是所有的公民。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在我国特殊国情的背景下,对公民生育权作出的一种“暂时限制”,是所有公民都要遵守的“社会契约”。
【链接】二:“孩奴”清单:在大城市养个孩子要花四五十万
广州市民程惠,夫妻俩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年收入8万元。她今年初生下“小狗崽”,每月仅奶粉、尿片等基本生活用品的支出就超过了500元。“这还不算请保姆、早教的费用,等到上幼儿园,养他的费用不会低于每月2000元,压力很大。”照她的估算,到孩子大学毕业,估计要花50万元,“这还不包括孩子的医疗费用,也没有预计可能产生的择校费等。”程惠说,如果要生第二胎,肯定养不起。
生育政策因时而变
光明网2013年11月17日的题为《计划生育40年回顾》的文章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照搬苏联的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在政策和舆论上主张学习苏联奖励多生育的做法，对多生孩子进行鼓励，也曾出台过一些禁止节育、堕胎的规定。由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极大改善，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全国总人口达8.3亿。
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强调“要有计划生育”。在当年制定的“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73年12月，在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晚、稀、少”（“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的政策。这一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妇女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载入我国宪法。
1980年9月25日，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提出照顾农村独女户生育二胎。
1984年，中央批转国家计生委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提出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农村群众可以生二胎。
1988年3月，中央指出，“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生女，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后生第二个孩子”。
自2002年开始，湖北、甘肃、内蒙古实行“双独二胎”政策。到2011年，全国所有省份都实行了“双独二胎”政策。
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司长毛群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40多年，我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
凤凰网2013年11月26日的题为《“单独二胎”政策：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的文章提到，2013年11月16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关负责人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单独二胎”政策将由各地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通过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修订地方条例或作出规定，依法组织实施；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将由各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时间。但各地启动实施的时间不宜间隔得太长。
实际上，“单独二胎”的概念并不准确，人口学界一般将其称为“单独二孩”，意思是第一胎是双胞胎、多胞胎不在政策范围之内。“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独生子女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导向和趋势，标志着中国生育政策的历史性转折。
《新京报》2013年11月28日发表的题为《舟山破冰“单独二胎”政策》的文章称，“符合双方或一方为舟山户籍且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双方合计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要求再生育的，经批准，可再生育一个子女。”2013年11月19日，浙江省舟山市政府办公室下发通知，决定率先实施“单独二胎”政策。舟山也成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单独二胎”政策后，率先实施“单独二胎”的地区。
“单独两孩”解禁之因
中经网2013年12月6日的文章《“单独二胎”正式解禁》称，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计划生育政策有其积极意义。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结构的变化，长期实行这一政策不作调整，也对未来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独生子女政策的确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贡献，因为它提高了储蓄率，使得中国能够在低收入水平上也具有高储蓄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王建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但这个政策实施30多年后，却在朝反面转化，原来是利多弊少，现在已非常明显是弊多利少。”王建铆指出，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一系列后果，从短期看，不仅导致消费不足，而且从长期看是透支未来的政策，如导致不可持续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的失衡，“中国目前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费应该占更高比例。如果不调整政策，中国必然未富先老，还可能未富先衰，经济的高增长率就没办法持续下去。”
《京华时报》2013年11月19日发表的题为《生育政策科学化就是对民族负责》的文章指出，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与必要性，近年来坊间已经表述充分。在1980年那封著名的公开信中即称：“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平均每位妇女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代际更替水平；如果还不调整，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将快速减少。有很多学者更是给出了调整的最佳时机，就是2012年。越往后，生育政策调整的正向效应越弱，政策所产生的副作用越大。事实上，就在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越往后减少得越多。相对应的则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13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亿，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7提高到1/4。显然，这是未来中国的一个超级难题。发展形势已然明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若不放宽人口政策，将可能导致一系列负面问题。
《陕西日报》2013年11月25日的文章《“单独二胎”：人口政策的战略性调整》称，对单独二胎进行调整，具有战略性意义。
首先对基本生育权的尊重。生育权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个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个人的情感获得了满足，不失为一种巨大的进步。更重要的是，政策昭示了公平，在计划生育对权贵者有时失去约束的情况下，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无疑让他们获得了更为公平的保障。
其次是对整个人口政策调整起着前哨站的作用。单独二胎的放开，也可以作为检验生育愿望，试探入口增长情况的前哨站，如果公众的生育愿望不强，像有的试点地方那样，即便全面放开也不会导致增长的话，那么就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更为全面的放开，最终实现生育自由的格局。
再次，离婚率的居高不下、男女比例的失衡、养育成本的增长、社会保障的完善等，都可能影响到实际的生育情况。从全球来看，生育率与国家经济实力和国民素养有着直接的关系，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口出现了负增长，而不得不采取鼓励生育和放开移民等政策，都说明人口政策的调整必须切合有利的节点。现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不啻为未雨绸缪之举。
最后，放开二胎将使失独家庭的概率变得更小，既顾及了亲情伦理，又纾解了社会隐忧。事实上，无论从个人权利、社会福祉还是国家长远发展来看，单独二胎启动都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国家长远发展，利在当代，功在长远，具有承前启后的价值。
解禁之策意义深远
新华网2013年11月18日的文章《“单独二胎”启动后每年或多生100万人》指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王广州、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丽萍等研究人员，对“单独二胎”方案进行过测算，得出的结论是：一、如果2015年，全国城乡统一放开“单独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100万人左右。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6～2029年左右出现，高峰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4.01亿。二、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且生育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则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3～2025年出现，高峰时期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3.92亿。因此，以估计值的均值计算，如果只放开“单独二胎”，则中国人口最高值比不放开此项政策多出约900万人，增幅仅为0.65%。
光明网2013年11月21日的题为《有多少“单独”家庭选择生育二胎》的文章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牵头组织的一项样本数近万人的调查显示，符合“单独二胎”政策的夫妇中大约50%-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但此前上海人口部门2012年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上海符合二胎政策的家庭实际生育并不多，上海户籍80后家庭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2个孩子，这些家庭中约有80%是“双独”家庭。常州市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显示，2011年符合条件的已经生育一胎的妈妈明确表示愿意再生一个的，只有26.9%。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建民教授说，生二胎的意愿除了城乡之间有差别外，还与思想观念、传统习惯、经济发展水平等有关。
影响生育意愿的另一因素则是生育成本。上海白领周小姐的女儿不到3岁，虽然符合“单独”生二胎的条件，但高昂的生育成本让她望而生畏。“花钱从怀孕就开始了，每次产检若想少排队，挂个特需号就是300元一次，产检加上生产住院的费用，接近2万元；请月嫂一个月8000元；一年的奶粉钱差不多需要1万元；孩子上幼托班，一个月至少2000元；未来兴趣班的支出每月又是一大笔……”
中新网2013年11月29日的文章《“单独二胎”放开将拉动上万亿元消费》提到，据相关部门统计，“单独二胎”放开后出生的新生儿在2015～2019年将拉动上万亿元的市场消费。奶粉市场有望年扩容70亿元。婴童玩具市场将增长10%。中高端童装品牌也将迎来利好。“单独二胎”的开放还将刺激现代教育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每个孩子预计花费超过30万元的教育费用。从政策影响的先后时间来看，首先是母婴医药，其次是奶粉、尿不湿等初生婴儿用品相关产业，再次是儿童服饰、家具、童车、玩具，最后是动漫、钢琴、文具等文化教育相关产业。
链接：国外生育政策一览
中工网2013年11月22日发表的题为《各国生育政策一览》的文章列举了一些亚洲国家的生育政策：
韩国：至1960年，人口平均年增长率达29‰，为此，韩国政府于1962年制定了家庭生育计划方案，目标是到1970年，人口增长率下降到20‰。至20世纪80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已达到生育年龄，政府进一步加强人口政策，对独生子女夫妇实行奖励，将流产和绝育合法化。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口生育率偏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问题迫使韩国政府又一次调整人口政策，鼓励生育，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
印度：印度是第一个将人口控制作为国家计划主要内容的发展中国家。到了上世纪6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已开始由城市扩展到农村。到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工作成效甚微且被迫中断。上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重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但该项人口政策并不成功。2000年印度政府颁布了《国家人口政策2000》，政策重点是转变生育观、完善各项配套政策。
日本：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限制生育率与人口增长的国家。日本国会在1948年通过了《优生保护法》，以应对战后婴儿激增及有力的公共保健政策所致死亡率下降而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的冲击。至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的出生率就已降至40年代末的一半。但是，近年来，日本政府重新修订了持续多年的人口政策，转而实施奖励生育的措施，以应对快速的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问题。
《民主与法制时报》2013年8月26日的题为《国外生育政策》的文章列举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生育政策：
美国：美国没有直接干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的全国性人口政策，但各州都有自己的政策。美国现行的一些人口措施，实际上旨在使人口增长受到一定控制，最终使美国人口达到静止目标。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总和生育率和人口增长速度再次低于人们的预期，关于当前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调整的讨论重新引起社会关注，社会各界对于放宽生育二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是否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有必要反思计划生育政策出台的背景、计划生育的功绩及后果、今后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如何调整等等，旨在希望在未来人口政策制定方面少走点弯路。
“一胎化”政策缘起
众所周知，中国从严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只生育一个孩子，自此，“一胎化”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当然，这里的“一胎化”是加引号的，实际上只有在城镇才实行较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大多数农村地区要生第二胎经过批准可以生育。近年来，虽然生育政策的“口子”在放松，比如全国范围内双独都可以生二胎，大多数农村地区第一胎为女孩可以生育二胎以及其他各种生育二胎的规定，但基本的从严政策没有改变。为什么会产生“一胎化”政策？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简单地把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问题看成只是数量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进入人口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三低”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与此同时，学术界的关注点也从人口数量转向人口结构，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早在1948年，法国人口学家索维即发表了《西欧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后果》的研究成果，1956年联合国人口司出版了《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影响》一书，开始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及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之一即是出生率的下降。虽然中国当时还处在人口增长比较快的阶段，但198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即下降到了2.4，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已经得到初步遏制，人口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惯性增长。如果当时的政策制定者从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得到某些启发，在制定生育政策时能够考虑到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关系，在其中找到某个平衡点，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负面影响可能要小得多。
其二是简单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口问题。当时参与政策制定的主要是从事系统工程的专家，按照邓小平“三步走”战略，利用数学模型预测中国到20世纪末的人口总数并将指标分解到各个省，各个省据此再制定相应具体执行的指标。这种以纯自然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符合社会实际的，更谈不上尊重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实践证明，人口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并不是能够用一套模型就可以解决的。
其三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性不够。当时的政策制定是在短时间内由少数科学家制定出来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决策过程并不知情。对于一个关系到几亿育龄夫妇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如此重要的生育政策，其决策基本上是在内部进行的。既没有在媒体上开展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也没有在行业内部广泛征求专家的意见。今天看来，当初数月作出的决策，却用了三十余年的实践和学术论证来调整，而且至今未果，其中的经验教训的确很深刻。
计划生育政策的成绩及后果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经过三十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持续减缓，控制人口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二是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较长的“人口红利”期。有研究显示，从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中，受惠于“计划生育红利”和“教育投资红利”，中国不仅GDP增长了5.4倍，而且总人力资本存量翻了一番，形成了21世纪国际竞争中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三是使中国占世界人口比重逐渐下降。1980年，中国占世界人口的22.08%，2000年占世界人口的20.84%，二十年来总共下降了1.24个百分点。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从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下降到七分之一，这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世界人口所做的贡献。
但中国从严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政策密切相关。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有“顶部老龄化”和“底部老龄化”。“顶部老龄化”即人口寿命的延长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过程。“底部老龄化”即少儿人口绝对数减少，导致老年人口相对数上升的过程，这与计划生育政策直接相关。自1978年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率变化十分缓慢，而出生率持续下降，造成少儿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相对扩大。中国人口老龄化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是人为压低生育率的结果。
虽然目前及今后二十年的老年人口是过去高出生率的产物，无论是否实行计划生育这部分人都会进入老龄，但政府推行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在很短时间内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并带来了养老的巨大压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人口将在2033年左右实现零增长，进入负增长阶段。一些学者担忧的人口快速减少、劳动力供给不足、消费市场低迷、国际竞争力减弱等与长期低生育水平相联系的现象也将会出现，并且也将形成惯性，难以在短期内扭转，可能会使国家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状态。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如何调整
生育政策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而且影响到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家庭结构、劳动力资源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意见。
一是继续坚持现行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计生委系统的政府官员和部分学者；他们认为应该继续“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人口数量过大。他们中的部分人甚至主张中国人口应该减少到3亿左右，认为这样中国就可以赶上美国了。
二是主张适时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学者。他们认为，中国人口在20世纪末就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在生育率已经接近极低水平的时候，处罚“超生”家庭与人口的正常发展是矛盾的。再过几年国家必须采取鼓励生育和保护儿童的社会福利政策才可能阻止生育率的继续下降。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从现在起着手调整生育政策。首先，我们应该实现三十余年前的承诺。1980年9月党中央《公开信》明确提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0年是全面深入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周年，是兑现当年承诺的时候了。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近三十年一直实行的是严格限制人口增殖的政策并且从1991年开始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这种政策的后果意味着劳动力的减少和国家竞争力的下降。目前是应该开始调整生育政策了。再次，从各种生育意愿调查和国家二胎试点结果来看，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是生育两个孩子，放开两胎生育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而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如何调整？笔者认为如下几点值得思考：
一是综合考量计划生育的社会经济影响应该是未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出台的出发点。历史来看，“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是从人口数量控制的角度制定出来的，没有充分论证该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和国民的接纳程度。今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应该综合考虑人口数量和质量、结构之间的平衡并且找到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平衡点。
二是计划生育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如何使计划生育工作更加符合民意，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得到实惠，是未来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考虑的内容之一。国家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该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向提供服务为主转变，建立一支自上而下的垂直型计划生育服务职业队伍，为广大育龄夫妇提供专业的、可行的、便捷的生殖健康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至此，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布终结。只要是合法的夫妻就享有生育二胎的权利，不再受“单独二孩”政策或“双独二孩”政策的限制。最让“80后”共鸣和心痛的一句话是：“我们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代独生子女。”
上世纪50年代，国家因为考虑战争因素，主张多生多育。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因倡导马尔萨斯人口学理论，坚持人类不应盲目无节制的生育，遭痛批为“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人口学理论的代言人”，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批倒批臭反动学术权威马寅初人口论的大批判运动，鼓动生育竞赛，对生育十个孩子的妇女授予“光荣母亲”的称号，致使中国人口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超过8亿人，于是便有了”批倒一个马寅初，多生两亿人”的说法。
面对人口暴增，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从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到强制性通过行政手段推行“一胎化”的极端政策。
极端的政策，必然导至极端的后果。老龄化社会显现，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出生率萎缩，养老矛盾凸出……当初为推行一胎化，破除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广为宣传的“政府帮你来养老”的承诺打了水漂。
如今在危机面前，又鼓励生育二胎，但现实的社会基本情况却是，有生育能力的绝大多数夫妻，却要面对生育成本太高而受限于生不起养不起的收支制约；对有经济能力生育二胎者，恐怕大多已水过三秋，心有余而力不足。由此可见，生育问题还会继续困扰中国社会，还会为此折腾继续付出代价。
从1980年“一胎化”算起，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了35年。今天，“一胎化”政策终于取缔，但是，计生的利剑并未入鞘，它依然高悬。试想一想，中国的计生部门多么庞大，如果取消计生政策，该有多么庞大的一个群体将面临失业，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生有所依，老有所养，这是最基本的民生基础和条件。但是，中国号称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养老金却出现了天文数字的缺口，这无疑是莫大的讽刺。2015年关乎国计民生、牵涉干家万户的还有一个延迟退休政策，因为劳动力青黄不接，因为养老金缺口，国家无奈出台了延迟退休政策。
一个“生”字，确实令人长吁短叹。
延伸阅读
日本2015年度汉字：安
“安”字因同时反映民众对安保法案和恐怖主义的“不安”以及对“安定”生活的期待而当选。
新加坡2015年度汉字：耀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2015年3月病逝，“耀”代表新加坡人对他的怀念。
2022年三胎政策最新消息
2022年国家已经开放三孩政策，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三个子女。
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关于再生育子女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适用。
2022年三胎有什么补助政策
1.生育津贴，女职工在单位连续足额缴纳医保费满一年以上，就可以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与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有关；
2.一次性营养补助，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25%，如果是难产、多胞胎，可以提高至50%；
3.一次性补贴，产妇在一、二级医院分娩的，一次性补贴产妇300元；
4.医疗费报销，包括产前检查医疗费、生育医疗费用、计划生育医疗费。
2022年各地三胎补助政策
1.四川
根据《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第十四条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除法律、法规规定外，延长女方生育假六十天，给予男方护理假二十天生育假、护理假视为出勤，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用人单位应当保障生育假、护理假待遇落实。妇女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劳动保护并可以获得帮助和补偿。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保障妇女就业合法权益，为因生育影响就业的妇女提供就业服务，子女三周岁以下的夫妻，每年分别享受累计十天的育儿假，育儿假视为出勤。
2.吉林
根据2022年2月21日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在实施中有关问题指导意见》的通知，表示建立育儿补贴制度，补贴标准根据当地经济状况设定。省级财政根据各市（州）、县（市）制度实施情况给予适当补助。选择有条件地区或企事业单位，率先实行父母育儿假试点，实施按政策生育的夫妻，在子女3周岁前，每人每年休20天育儿假。为缓解家庭养育子女负担，提倡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有企业率先实行父母育儿假，其他单位可根据实际合理安排。假期20天为全年累计不超过20个工作日。对距边境线3公里范围内有新生儿出生的家庭，给予一次性3000元奖励。
3.攀枝花
摘要：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之一,传统农村社会存在很严重的养儿防老、重男轻女和多子多福的观念。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也逐步走向非农化,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和农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等因素，广大农民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对此，我们这个团队结合我国的国情，以二胎政策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以我校所在地的南岸区村民为调查总体展开调查。通过对南岸区部分村民的调查和结果分析，深入反映重庆农村普遍民众对开放二胎政策以减轻养老负担的看法。关键字：二胎政策调查分析
一、现状分析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由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可知，我国现有人口共13.397亿，2010年末全国总人口达13.410亿人。在这样的一个人口基数下，我国的人口老年化也在加剧。据《2011年至2015年老年事业发展纲要》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0.2%以上，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3亿，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占整个亚洲老年人口的1/2。而在2010年年底我国60岁及其以上的人口比重已经达到20.38%。据相关专家推测，在2022年将达到27.53%，2030年更将是37.55%，2040年将为45.00%。所以我国将进入超老年型社会。中国迅速上升的老年人口比例，对比为数不多的人均收入，难免会让我们想到未来养老难的问题。
三十年前，为控制我国过快增长的人口数量，国家开始实行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一生育政策实施的同时，全国除河南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均规定了双独夫妇(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的相关内容。到了新世纪初，当第一批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育年龄后，双独夫妇开始出现，其二胎生育的问题才逐渐显露出来，并且很快成为学术界特别是人口学学者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人口学学者往往是从二胎生育对整个社会的生育率变动所具有的影响的角度来关注和探讨这一问题的。他们所关注的二胎生育问题可以简单表述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我国社会中潜在的、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条件的二胎生育者(即双独夫妇)的规模会有多大?这些符合计划生育条件的二胎生育者实际上又具有什么样的生育意愿?不难理解，如果这种双独夫妇的规模很大，如果这些双独夫妇普遍都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那么，他们的生育行为将会对我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和人口发展态势带来明显的影响，甚至也
二、农村生育观原因分析
1、计划生育观
今天的农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人们有了更多的积蓄来干别的事，但和城市人口相比，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思想不够解放，眼界不够开阔以及农村传统思想的病根，在计划生育观上仍存在严重问题。通过调查，接近90%的村民认为农村不该多生，在多数城里人看来，只有一个才不叫多生，但70%的村民认为农村家庭两个孩子最好，尤其是一男一女，她们看来两个并不为多。在对待农村生育与中国人口压力的问题上，35%的村民肯定农村超生会增重国家人口压力，应该严格控制农村计划生育，只有严格符合条件的夫妇才可以生二胎，然而65%的村民给出他们的看法，认为国家人口压力与农村无关，只要人家有能力抚养孩子，可以接受罚款就让生育二胎。
中国人口压力因农村超生而加大。这是最为严重也最为明显的一个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国家人口的主要
组成部分，国家的发展关系着农民的衣食住行，农村的落后制约着国家的改革发展与创新。对中国而言，农村是其兴衰的命脉。我国的资源总量并不少，但为何我们只能排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显然是人多!计划生育是针对中国人口压力大而制定的一项国策，我们应该积极响应号召，严格按照要求，有计划的生育。
2、多子多福
对你愿意生二胎这个问题我向所询访的几十个人进行了调查，他们的年龄集中在25-40岁，结果分析，其中，大约78%的人暗示愿意生二胎，20%的人不肯生二胎，另有大约2%的人暗示，一胎都不想生。该查询拜访预示出了我国农村现阶段主要育龄夫妇的生育观念：大多的夫妇愿意生育二胎，少部分夫妇只愿生育一胎，极少部分夫妇不肯生育。而希望生二胎的大多集中在30-40岁。
这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改变等各种原因，我国也有部分大中城市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国家虽然连续举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为了缓解国度老龄化趋向，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节制尺度上有所放宽，部分符合生育第二胎的夫妇开始考虑是否生育第二胎。而在农村许多生二胎的家庭并不是被允许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使妇女教育水平提高与生产率上升。这一方面使得生育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农村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改变了小孩对于家庭中的消费属性，因为某些地区生育的原因之一是妇女无事可做。生小孩来养就像城里人养狗、猫当作宠物一样。有些人表示，多生个小孩现在家庭就可以多一份换了，以后老年时生活就会多一份保障。一些35岁以上的家庭表示，第一胎在外地读书，一般男人也常年在外打工，妇女在家无聊，生二胎也可以说是为了有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所以有些人宁愿违反政策规定，被罚款也要生二胎。
而对于一些不想生二胎甚至不想生小孩的人来说，原因有三点：1.政策这道红线不敢逾越2、生儿生女都一样。第三点也是大多数家庭不愿多生小孩的主要原因：生小孩成本太高了。生育成本对于农村的生育主体来说是较为实在的东西。人们往往从小孩的经济效益来进行考察，即生育小孩的成本和小孩成长后可能带来的效益的一种比较。而这种比较的结果则是影响农村生育主体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如今社会较高的生育成本毕然使得生育主体少生孩子，也使超生游击队减少。另外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西方的生育观念、个人独立的观念在中国农村也悄然兴起。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对生育问题的看法绝对不同于以
另外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人们认识到了在知识经济时代重点是人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不仅要生孩子，更重要的是使子女得以良好教育，使其成才。生育成本越来越高，培养一个孩子，往往要支付各种费用。高额的生育成本使得父母必然放弃数量，转而重视质量，也就倾向于优生优育。
3、重男轻女
中国封建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男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个体家庭的经济状况乃至整个家族的兴衰妇。而如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也显露出了，于是，随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男女平等地参与工作、参与竞争。尤其在今天，教育水平提高，妇女知识水平提高，男女地位进一步平等，于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育观中，女儿也是传后人。
所以现在大多数农村人的生育观念大多也变为生儿生女不重要，关键在培养。能让孩子从小受到好的教育，将来有出息，父母晚年才会有依靠。本次调查显示，85%的被访者在生育前是不知道孩子性别的。在现在的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已大大淡化了，87%的被访者表示自己对孩子的性别不介意，但还有很小一部分人表示会介意，喜欢男孩子;不到一成的被访者表示如果生的是女孩，会有失落，但也不会太介意。(稍有失落感的人群中，男性比例多于女性。)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表示，不会因为生的是女孩就减少对孩子的培养和投入，因为对孩子的期望值是一样的，将来孩子面临就业压力和社会挑战也是一样的。
农村居民对子女性别的偏好趋向平衡，一男一女是多数人理想中的家庭结构，但隐含着对男孩的偏好。诚然，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养儿防老的观念是落后的。但是倘若在社会化养老程度低下，养老缺乏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靠养儿去防老。而现在国家开始重视农村的养老问题，而且也在逐步地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
育政策的实施之果，更与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而城市则提供了农村观念变革的现代意识之源和榜样的力量。进入21世纪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农村的青壮年大批走出家门挣钱，外界的先进文化和超前思想也促成了农村育龄人员生育观的转变。城市的一些思想意识开始通过打工者的渠道，对农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经过30多年的努力，加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现行生育政策之间的差距大为缩小。从这次调查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多年来，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的推行以及生育文明的倡导，不仅控制了人口数量，也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育观和抚育观的进步，这其实也是农村走向现代文明的一大步。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改变虽然通常比较缓慢，但它一旦形成，也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发生效力。农村居民生育观正在发生的变化，当然也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提醒我们对未来农村人口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要提前有所准备。
三、调查结果及描述性分析
XX自1997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增长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高。截至2009年底，全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17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4.9%，高于全国比例2.9个百分点。预计到2022年，全省老年人口将超过1637万，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7.8%。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城乡空巢家庭、农村五保老人、农村留守老人比例加大，他们中的多数人将逐步进入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状态。
根据《XX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20条规定,有一个子女的夫妻,符合以下10个再生育条件之一,均可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其中,非农业户口的夫妻再生育条件有4个：
一,第一个子女经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患有非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第一个子女患有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但经医学干预后,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可以生育正常婴儿的;
三,夫妻一方经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不能生育,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
四,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有一个子女或者丧偶再婚前一方依法育有两个子女,另一方无子女的;
农业户口的夫妻在以上4个条件的基础上,再增加了4个条件：
一,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一方为烈士独生子女,二等甲级以上伤残退役军人或因公致残相当于二等甲级以上伤残的;
二,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一方两代以上都是独生子女或男到独生女家结婚落户的;
三,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居住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聚居区,一方为少数民族的
四,市人民政府认定的部分山区农村的独生女户,少数民族户或边远高寒大山区的独生子女户;
另有两个条件没有户口限制：
一,双方均为独生子女或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的;
二,其他特殊情形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的,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认定并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民众对二胎政策的了解程度：
由此可见大多数民众对二胎政策或多或少是有所了解的。城市居民被访者愿意生二胎主要的原因是有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这是出于中国传统的儿女双全的思想，和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考虑，其他重要原因还有经济允许、减轻子女生活负担和喜欢孩子等。农村居民被访者中原因较为均衡，相比而言选择养儿防老的更多。根据调查员的得询问和调查，主要原因有：
城市居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保、退休金较为齐全，农村居民则不完善，所以他们认为养儿防老较为重要。
另外一个区别在于较少的农村居民被访者会选择经济允许，主要原因：在农村消费支出较少，抚养孩子的代价较小。
由上分析可知二胎政策不宜全面开放，针对经济允许的家庭，可以试行;全面开放后会加重家庭负担，降低国民的素质水平。不符合国家的人才强国战略。所以可以对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或地区试行允许生育第二胎，来缓解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局面，减轻子女的养老负担。更加完善农村地区的医保、社保等建设，使其养老要得到保证后可试行二胎政策。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得出的意见是：
经济允许的家庭和地区试行开放第二胎，完善农村地区的医保、社保建设后可开放二胎政策。
二胎政策是否开放，最终看的是这一政策是否确实有必要性，该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的人口数量，国民素质，以及经济的发展确实有积极作用。但是作为普通民众，我们的出发点就仅仅局限于自己家庭和者周边环境的考虑。从上图我们也可以看出，男女都约有40%的人觉得国家应该出台的二胎政策来降低或缓解我国男女比例的不平衡。还有25%的男性和29%的女性认为二胎政策的实施可以减轻下一代的养老压力。还有较少比例的人群选择开放二胎政策，因为他们认为人多了就可以增加劳动力，而且每个家庭有了两个孩子才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总的来说，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大多都希望自己有两个孩子。
开放二胎所带来的不好影响：当然开放二胎也会产生许多不好的影响，比如说人口压力、经济压力还有家庭负担等，其中经济压力大和家庭负担重是最主要因素。
四、研究对策
二胎政策更应该对哪些家庭开放：
现在我国已经从十一五规划过度到了十二五期间。据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说，目前计生部门正在考虑放开二胎政策，很多专家对此做了研究。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暴涨。他个人赞成逐步放开二胎政策。现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如果第一个是女孩儿，政策允许生第二胎。这一政策可以在城市逐步放开。因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人口红利也到了一定阶段。王玉庆透露，目前计生部门也在考虑此问题，很多专家对此做了不少研究，他个人认为，二胎政策到十二五末期可能会放开。王玉庆认为二胎政策一旦放开不会导致人口暴涨。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特别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现在养一个孩子的成本高了许多，且年轻人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这也符合国际规律，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不需要政府控制，人口自然会下降。所以开放或者试点开放二胎政策的条件是允许的。因此二胎政策更应该对出生率较低地区的家庭、老龄化程度严重的地区家庭、夫妻中一方或双方是独生子女家庭开放。
就宏观上看，在人口政策三十年这个重要节点上，产生的种种变化，意味着调整人口政策的微妙期已经来临。而具体落实到每个家庭，在这个高消费的时代，人们的家庭收入水平与是否愿意生育二胎成为了又一大问题。的确，养孩子的经济成本不容小觑，这不仅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表现明显，在很多西方国家也尤为常见，据统计显示，在美国，中等收入家庭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成人的费用是291570美元。美国农业部发表年度报告说，它的这一估算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但不包括孩子的出生费用和大学教育费用。那么在中国养一个孩子要多少钱?据媒体报道，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总成本达到49万元。孩子们花了多少钱?这是一笔苦中有甜的糊涂账专家勉为其难推算大致费用。由此可见，人们的家庭收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对是否开放二胎政策的看法，以及他们自己生二胎意愿，甚至是否有能力养一个孩子。当然不同层次收入的家庭，对是否开放二胎政策有不同的看法。
目前，中航工业沈飞集团相关人士表示，暂时没有信息透露。媒体评论认为，这是继歼20之后中国第二款第五代隐形战机，这使得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同时研制两种第五代战机的国家。
《飞行国际》杂志的专家指出，此次试飞的歼-31安装了两台俄制RD-93发动机。采用该型发动机的还有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JF-17轻型战斗机。至于该机今后是否会换装矢量推力发动机还不得而知，同时，短距（垂直）起降能力同样也未知。
中国智库建议
有计划开放二胎政策
日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集结了国内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历经两年的研究成果。报告指出，中国应该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胎政策，2015年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在报告中，专家建议，我国先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即有的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专家研究认为，分区域分步放开二胎，可以避免同时全部放开二胎带来的人口大起大落式的变动，也可避免放开“单独”（即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生二胎）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同时，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缓解20年之后的高度老龄化局面，并再次获得人口红利。
文/国际财经日报年内北京5家医院试行医药分开
为了解决“到大医院看不起病”的问题，今年7月1日，友谊医院首先试点“医药分开”政策，取消药品加成，收取医事服务费。此举不仅给患者省了钱，还减少了药品的浪费。
今年9月，朝阳医院成为第二家医药分开试点医院。两家医院试点后的统计数据表明，门诊次均费用、次均药费、医保自付费用均下降；而百姓满意度、服务质量、医院收益全部三提升。医管局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医生服务的总体满意率为90.2%，88.4%的患者认为专家门诊的交流和解释时间比以前增加了。
下一步，北京要从12月1日开始在天坛医院、同仁医院和积水潭医院实施医药分开，儿童、妇产等医院也在筹备中。明年，全市22家市属大医院均将试行“医药分开”模式。
苹果Siri中文版
屏蔽“涉黄”词汇还不彻底
近日，网友爆料苹果iPhone手机的语音对话软件Siri中文版可以提供“”场所信息。对此，苹果公司回应称，Siri不能进行关键词屏蔽设置，但专家指出，苹果具有对敏感词进行特殊处理的设计，只是并未将上述内容列入屏蔽名单。
据悉，Siri是苹果公司在其产品iPhone4S及iPhone5上应用的一项语音控制功能软件，可以通过语音指令，进行人机对话、拨打电话、发送短信、介绍餐厅、设置闹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