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老年地产；市场需求；人口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063－06
刘群红(1963－)，女，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不动产经营管理、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
周玮(1987－)，女，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不动产经营管理。(江西南昌330022)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人口老龄化下江西老年房地产市场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1YJ38)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率先进入老龄社会的欧美发达国家已开发老年地产，并使之成为国家房地产业的重要支柱之一。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揭示了老年地产的发展有助于缓解社会养老矛盾，解决老年人口居住问题，有利于优化房地产市场产品结构，促进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后，我国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老年人口急剧膨胀，各种养老矛盾及养老居住问题不断涌现。研究老年地产市场需求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老龄化趋势下的老年地产市场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增长最快的国家，快速的老龄化进程带来了多种养老问题的挑战，但也创造了发展老龄产业的机遇，老年地产就是其中之一。老年地产不仅可以缓解养老居住矛盾，也可以刺激就业和消费，优化房地产业结构，因此，老年地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老龄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一)老龄化与老年地产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相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了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上升1.91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相关老年人口趋势预测也表明，2022年我国将进入高度老龄化阶段(见图1)。尽管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了城乡住宅建设步伐，使得老龄人群的居住条件和环境有所改善，但在人口老龄化进程高速加快的趋势下，针对老年人群开发的养老居住项目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老年居住矛盾日益尖锐。同时，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缺乏统筹规划，社区养老服务和养老机构床位严重不足，供需矛盾突出，设施简陋、功能单一，布局不合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等。建议在“十二五”期间，初步建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关于老年地产的统一定义。与老年地产相关的概念有老年住宅和老年公寓，根据2008年《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规定：老年住宅是供老年人居住，符合老年体能心态特征的住宅；老年公寓指是供老年人集中居住且符合老年体能心态特征的公寓式老年住宅，具备餐饮、清洁卫生、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服务体系，是综合管理的住宅类型。通过文献整理及分析，笔者认为老年地产是根据老年人特殊的生理及心理需求，由政府、房地产企业、机构或个人参与开发运营的专门供老年人养老居住的地产。老年地产以满足老年人的各种生活居住需求为目标，其主要功能是提供生活服务、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等。由于养老是政府职能的一部分，政府会借助财政建设各种福利性老年住宅、老年福利中心等，但因财政资金有限，养老居住问题不能仅依靠政府解决，一些房地产企业、养老、保险和金融等机构甚至个人资金相继投入到商业性质老年地产项目的运作中，这些企业和机构等俨然成为老年地产市场除政府外重要的供给主体，各类商业性老年地产如老年公寓、老年住宅、老年社区、托老所等，亦成为老年地产市场结构的重要组成。因此，本文认为：老年地产包括政府、房地产企业、各类机构参与兴办的不同性质的老年住宅、老年社会福利中心、老年公寓、老年社区、养老院、敬老院、托老所等。
老年地产是针对老年人设计并提供各项生活服务，与养老模式社会化发展趋势紧密结合，属于一种旨在满足老年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老龄产业，它有利于解决老年人基本养老住房问题，缓解社会养老压力。作为房地产业的细分市场，老年地产业的关联效应能带动其他相关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样发挥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我国老年地产业整体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区域发展不均衡，老年人口发展变化趋势却预示着未来老年地产的需求巨大，现阶段市场综合容量远不适应人口老龄化的需要，老年地产即将成为房地产业与老龄产业共同发展的新方向。
(二)我国老年地产市场现状
我国老年地产较欧美发达国家而言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市场发展还不成熟：
【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规模与速度不断增加以及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使得农村传统的以家庭保障为主体的养老模式不能为继，农村社会养老愈显迫切。2009年，国家开始进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但这种模式从保障水平上来说相对于城镇养老保险制度仍有较大差距。本文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现状出发，结合农村养老保险对象的人群特点，将农村养老保险对象分为三个人群，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出农村养老保险的双梯模型。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象的人群分类及其变动分析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象的人群分类
1.老龄人群。这类人群是指年龄达到或者超过60周岁的农村人口。按照我国相关法律和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这类人群达到了享受养老保障的年龄条件。根据2008年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这类人群在农村人口中约占14.49%。其中，以劳动收人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占51.35%;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占4.13%;以最低生活保障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占2.28%;以家庭其他成员供养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占40.46%;以其他方式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占1.78%。
2.以家庭经营性收入为主要收人来源的人群。笔者认为，这类人群是指年龄在60周岁以下并以农业生产经营收人为主要收人来源的人群，包括在农村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生产和经营的人员。这类人群的收入大多是跨季度的，无法按月均固定收人计算，且由于生产资料和技术的限制，人均年收人多在3000一6000元之间。这类人群在年龄结构上多为中壮年。
3.以工资性收人为主要收人来源的人群。笔者认为，这类人群主要是年龄在60周岁以下、处在一定劳资关系的雇员地位并且有固定月均收人的人群。这里主要指农民工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底，我国的农民工总数为22542万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31.25%。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象的群间变动趋势分析
1.老龄人口所占比例持续增加，农村老龄化趋势加快。从老龄人口占相应总人口比例角度看:2001年我国农村人口中60岁以上的人口所占比例为11.76%，已经超过了10%的老龄化标准。到2008年，农村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14.49%，同期城镇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10.74%和12.21%。农村老龄化趋势明显快于城镇老龄化。从老龄人口绝对数的增长角度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1年农村60周岁以上的人口样本占总样本数771616人中的90755人，2008年农村60周岁以上的人口样本则占总样本数638824人中的92581人。
2.以家庭经营性收人为主要收人来源的人群比例逐渐减少。随着农业生产资料的有限性愈加明显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我国农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以及农业单位产值能力的升值空间十分有限。在现行的土地利用政策下，农民不可能通过农业生产经营性收人的增加大幅度提高总体收人水平。因此，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呈现下降趋势。因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得以家庭经营性收人为主要收人来源的人群比例逐渐减少。
3.以工资性收人为主要收人来源的人群比例持续增加。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长以及其他产业劳动回报率高于农业等原因，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及二、三产业转移。其中农民工增长的速度十分显著，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06年年底农民工总量约为1.32亿人，到2008年底农民工总量达到2.2542亿人，两年间增长了近一倍。这使得农村以工资性收人为主要收人来源的群体增长显著。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群与模式的双梯模型分析
本文在前面已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象进行了人群分类，总结了各类人群各自的特征以及群间变动趋势。在此基础上笔者设计出人群与养老模式的双梯模型，以期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用模式做出探索。如图，本文将农村养老保险按人群类别设计为三个模式，即农村养老保险对象与模式的双梯模型。在本模型中，根据农村各人群的人口规模和变化趋势确定了群体分类梯形，即在农村人口中，以工资性收人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群最多，并且以后还会不断发展壮大;以家庭经营性收人为主要收人来源的人群次之，并且规模会不断减少;以老龄人群最少，但其规模发展最快。根据预计国家财政在各人群中的补贴规模的大小设计养老模式梯形。下文将就各模式的形成机理以及各模式的最终统一进行分析。
(一)国家保障是农村老龄人群养老保险的实质需求与有效模式
1.农村老龄化趋势加剧要求农村老龄人口的保障形式由自我保障和家庭保障向国家保障转变。在农村现有的养老模式中，农村老龄人口依靠自我保障和家庭保障的占91.81%，也即自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尚没有承担起使农村居民老有所养的责任。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居民特别是青壮年人口向城市流动和转移的速度加快，我国农村留驻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快于农村户籍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农村实际老龄化增速加快，这使得农村老龄人口养老保险的家庭保障功能日渐弱化。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使得农村老龄人口的劳动量不断加大，从而更加依赖于自我养老。但是老龄人口的劳动能力有限，并不能通过劳动充分保障自己。因而农村老龄人口应该由国家保障替代自我保障和家庭保障。
2.国家保障是农村公共物品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物品领域逐渐市场化。农民虽然温饱的成本降低了，农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9年的43.7%，下降了24个百分点。但是，农民的医疗和教育等公共物品的成本却大为提高。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公共物品进行了一定的政策调整，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推广了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制，但农民的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农民看不起病。虽然实行义务教育免费，但是高等教育市场化倾向依然严重，一旦家庭中有下一辈上大学，农村家庭就根本无力再承担老龄人口的养老保障问题。
3.国家保障农村老龄人口的实质操作层面分析。
(1)国家的保障水平是农村老龄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随着农村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以及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国家保障模式的标准只能是解决农村老龄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实现农村老龄人口老有所养。
(2)国家保障模式与社会保障模式的衔接应有一个过渡年龄段。随着城乡老龄化趋势的加快，国家保障模式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因而国家保障模式不可能持久地持续下去，农村养老保险必须由国家保障模式过渡到社会保障模式。考虑到农村居民缴费能力和缴费时间等相关限制，笔者认为以55一60周岁为国家保障向社会保障模式过渡的年龄段较为合适。也即现阶段处于55—60周岁的农村居民在达到60周岁时都可享受国家保障，55周岁以下农村居民根据其收入来源的形式按年或者按月缴纳保险费。但是，由于我国的缴费年限一般都是巧年，所以在45一55周岁年龄段的居民应该可以享受国家或者集体的额外补贴，以弥补缴费年限不足的问题。
(二)双方责任主体是保障以家庭经营性收人为主要收人来源人群的现实途径
社会保障与国家保障的实质区别表现在责任主体的不同，国家保障模式中政府是惟一的责任主体，社会保障模式中个人、企业和政府都是责任主体。对于以家庭经营性收人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居民，本文认为以个人和政府同为责任主体的养老保险模式较为适合。
1.双方责任主体是农村生产特性的现实要求。农村的经济生产方式不同于城市，城市经济多以资金和技术密集的企业为支撑，企业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主体，在员工老龄保障方面具有一定责任。农村经济多是分散的农户自我经营为主，农村很少存在经济实力很强的第三方责任主体。而一般农村集体的经济力量更为薄弱，多数农村集体并不能给农民提供实质性的补贴，这便是农村养老保险个人和政府双方责任主体的现实依据。加之农村生产具有不确定性，受气候和环境等自然因素影响较大，使得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具有不稳定性，需要国家共同作为责任主体提供老年保障。
2.双方责任主体养老保险模式的实质操作层面分析。
(1)政府和个人对等共担该人群的养老保险责任。政府和个人对养老保险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养老保险费的缴费责任上。应本着“责任对等共担”的原则，由政府和个人各缴50%的保险费，缴费标准可以有不同的档次。本文认为，个人最低年均缴费标准应为200元，根据2009年《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养老金发放标准，可以知道月均养老保险金的计算公式为(不考虑币值和物价问题):
月均养老金二(个人年缴费量+政府年补助量)x缴费年数÷139+基础养老金在《意见》中规定国家补贴的基础养老金为55元，个人缴费标准有100一500元不等的五个档次。地方政府补贴标准最低为30元，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实行全额补贴，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贴。按最低缴费标准100元和最低缴费年限15年计算，农民个人在缴费15年后所获得的月均养老金约为84元，这很难保障生活需要。如果个人最低缴费标准为200元，中央政府补助200元，地方政府补助30元，那么农民在缴费15年后的月均养老金为101元。加上农村生活来源具有一定多样性，基本能够保证生活需要。
(2)养老保险金的管理和运营机构应独立于责任主体而存在。在明确养老金缴纳的责任主体的同时，应就养老保险金的保值和增值办法做出安排。笔者认为，养老保险金的管理和运营机构应独立于责任主体而存在，这样能确保资金能够专项专用。当然，应组成责权三方的监督机制，以确保资金的安全性和保值增值。
(三)三方责任主体是以工资性收人为主要收入来源人群的养老保险的有效形式
1.农民在劳资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要求三方责任主体共同保障。农民如果要获得工资力以外的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使得农民在取得工资性收人时处于劳资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农民没有劳动力的定价和议价权，也就无法切实保障老年生活。这就需要通过国家法律层面确定该人群的养老保险应由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共为责任主体，三方共同承担该人群养老保险的缴费义务。
2.三方责任主体养老保险模式的实质操作层面分析。
人口老龄化的定义是年轻人口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增加的趋势，一个地区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口生育率、死亡率陆续下降带动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所以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目前，成都市人口老龄化不仅呈加速发展趋势，还呈现出高龄化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对本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加深刻。
2.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外研究现状
首先掀起了对老龄化研究的序幕的是刚进入工业社会后的法国，是由于成为西欧国家中生育率持续下降老化最显著的国家。
人口老龄化研究最早一般是从老年人口群体特征的现状探讨为出发点，针对老年人自身的问题如生理、心理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展开论述，主要是研究老年人面临的实际问题及相应对策，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了后来的人口老龄化理论。其中首次提出了“人口老龄化”这一概念的是在Pearl（1940）发表了《人口的老龄化》一文中。
而从经济学角度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兴起是从二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了《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影响》，文中阐述了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2.2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研究老龄化其实开始得很早，我国两千年前的《素问?上古天真论》，就是研究人的衰老和抗衰老问题的老年学说。随着我国步入老龄社会，国内对老人问题的研究逐步加强。中国老龄问题研究主流之一是以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学为基础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老年社会学作为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异军突起。老年社会学有其独特的研究范围和对象，老年社会学主要是研究同社会学的联系。当今老龄问题研究的主流是“积极老龄化”问题。
3.成都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成都，简称“蓉”，别称“蓉城”，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自古以来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拥有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所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成都市经济发展影响有重要意义。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市65岁及以上人口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增长52.47%，为136.43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比重也由7.96%增加到了9.71%。
虽然成都市的老龄化水平比四川省10.95%低1.24%，但相比全国平均水平8.87%高出0.84%。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未来10年成都市将进入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根据成都市统计局分析指出，成都市55-64岁的人口有160万人，而未来十年平均每年将有16万人进入老龄人口，预计2022年成都市老龄化水平将突破15%。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对成都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4.成都市人口老龄化特点
4.1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我国人口总量仍在增加，但自然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6.7%。降至2012年的0.1%，有关资料显示，成都市65岁及以上人口早在2001年占总人口已达到8%，年龄结构已向老年型转变，进入老龄社会。成都市老龄人口在不断增长的趋势下还呈现出了高龄化趋势。而人口老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死亡率呈上升趋势，出生率呈下降趋势，自然增长率递减甚至出现负增长。可是例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重由5%上升到7%，一般需要历经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时间。
表1
单位1978198019902000201120122013
出生率%10.311.213.19.69109.04
死亡率%66.16.46.64.69.96.33
自然增长率%4.35.16.73.14.50.12.71
4.2老年人口数量大
四川省65岁及以上人口为8807545人，而成都市老年人口占四川省15%左右。同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0-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5.49%，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比重上升1.75%。可见成都的老年人口数量庞大。（表2）
由表3可以看出从80年代到2000年，成都的人口年龄结构中少年组的变化趋势最为明显，从30.26%降低到2000年的16.43%，两个数据比较而言，后者约是前者的50%。一方面是总人口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是出生人口数量的减少，一升一降使得少年组的比例下降最显著。通过图3可以看到的是作为主要劳动力的中年组的人口所占比例正处在一个缓慢增长的时期，在逐渐达到峰值后，很有可能会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下降，这都表明了我国的“人口红利”窗口期所剩时间已然不多。一个城市正常的人口年龄结构中按国际标准，60岁以上人口应低于10%，而65岁以上人口应低于7%，而截至2014年底，60岁以上人口已突破20%，成都市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近14%。
表2
年别项目2000年2010年
总人口规模（人）1124427214047625
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人）8948201364348
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7.969.71
表3
年别年龄段所占比例1982年2000年
1―14（万人）30.26%16.43%
15―64（万人）64.71%75.61%
65岁及以上（万人）5.03%7.96%
4.3成都市人口老龄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生育率下降都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其实施导致的生育率下降具有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特点，在成都，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值得关注的是，2001年，成都市人口年龄结构已经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进入老龄社会。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市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8.87%高0.84个百分点。未来10年成都市将进入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而2012年，武汉市生产总值（GDP）为8003.82亿，人均生产总值（GDP）79079.75元，成都市生产总值（GDP）为8138.94亿，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56836.17元，换句话说，成都市的人均生产总值要依靠大量人口支持。所以说，成都市快速的老龄化进程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大环境下进行的。而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也会随之加重老龄化的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矛盾。
5.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5.1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会直接导致主要劳动力比例的下降，造成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从而影响着就业结构的变化，冲击着经济发展。同时，老龄人口的再就业也会影响青年劳动力的就业，由此人口老龄化也会加剧日益增长的应届大学生和就业岗位有限的矛盾。
5.2对于消费结构的影响
人是消费的终端，不同的年龄结构对于消费结构也是不同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社会将会由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转化。因为老年人口主要是消费人群。而同时更多的生产成果用到消费上，使得社会和家庭的抚养负担加重这，也会造成再生产投人的减少。
5.3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
随着经济发展，老龄化进度的加快，成都市即将面临劳动力减少的尴尬，成都市多年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有利的人口结构以及充足的劳动力数量，而面对即将到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如何妥善地使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必然成为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老龄化问题提高了社会负担的系数（劳动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比例），也同时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6.针对成都市人口老龄化现状的对策及建议
6.1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
6.1.1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障覆盖面，建立新的农保模式，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对于成都而言，应该统筹城乡，先行先试。成都市就此可以大胆探索充分发挥创新实干精神。也可以学习类似《珠海市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过渡办法》的相关文件，在全市开始建立健全农保制度。
6.1.2倡导个人家庭养老。
四川省的经济水平决定在现阶段还需要继续提倡家庭养老，特别是在农村，继续发挥家庭养老功能，提倡健康的养老方式，完善具有尊老敬老传统优良品德的养老体系尤其重要。
6.1.3建立健全城镇社区老年服务体系。
在城镇，考虑日益增长的老龄化趋势，应建立健全老年人服务体系，使老年人能就近得到陪伴、护理、紧急救护等各种服务，并为老年人群学习、文体等社会活动的需求提供条件。
6.2提高老年人口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
老年人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是有体力，有知识，有经验的高素质人才，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可以一部分化解家庭社会在养老方面的矛盾，把他们的“余热”变成社会财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可相对延长退休年龄。
关键词：城镇人口老龄化；国内旅游消费；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F59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1-0165-05
人口的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收入水平，但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人口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总消费需求。由于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以及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我国老年人口消费增加的速度将快于人口增长速度[1]，老年人旅游消费需求正在向高层次、高质量、个性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旅游已经成为老年人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消费方式。无论基于人口效应还是消费效应，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旅游消费都存在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实证来验证并预测这种影响效应，并采用VAR模型分析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旅游消费的当期和未来的影响。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非结构建模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内生变量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因此，VAR模型能提供丰富的结构，可以捕捉到数据的特征，在预测方面比传统的结构模型更准确，可为动态地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提供很好的思路。VAR模型的一般数学表达式为：
Yt=α+∑pi=1AiYt-i+∑rj=1BjXt-j+εt（1）
其中，Yt是n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m维外生变量向量；p和r分别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滞后阶数，一般可根据AIC、SC准则和LR检验来确定；Ai（i=1，2，…，p）和Bj（j=1，2，…，r）分别为待估计的参数矩阵；εt为随机扰动向量，且满足cov（εt，εs）=0（t≠s）。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旅游花费和游客人次既是衡量旅游消费的重要指标，也是旅游统计的重点统计内容。本文采用国内旅游总花费（TH）（已通过旅游消费价格指数换算为实际值，上年=100）和国内游客人次（TC）来衡量国内旅游消费水平，用65岁及以上城镇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PO）作为衡量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变量（该变量依据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城镇总人口、城镇人口比重换算得出），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样本均取自1994-2013年年度数据。考虑到对时间序列数据取对数后减少数据波动和异方差的存在，本文在实际分析时采用各变量的对数值，分别用LTH、LTC、LPO表示自然对数的国内旅游总花费、自然对数的国内游客人次、自然对数的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的平稳性是VAR模型估计的基础，构建无约束的VAR模型的前提条件是变量为平稳的时间序列。本文运用Stata120软件分别对序列LTH、LTC、LPO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来检验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水平，结果如表1所示：LTH、LTC、LPO时间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上均是非平稳序列；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进行ADF检验，结果表明这三个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上，序列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判断这三个序列均是一阶单整I（1），可以建立VAR模型[2]。
进一步对建立的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所设定的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都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说明VAR模型稳定且整体拟合度较高，保证了脉冲响应分析的有效性。经检验残差序列无自相关，并经White异方差检验显示不存在异方差，且服从正态分布，结果表明VAR模型具有有效性，可以进一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3]。
（三）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研究城镇人口老龄化对旅游消费水平的动态影响关系，需要在已建立的VAR模型的基础上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冲击影响程度。脉冲响应函数是用时间序列模型来分析影响关系的一种思路，用于衡量来自新息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变量当前和未来的影响轨迹，并通过VAR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他所有内生变量，能够比较直观的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本文采用Cholesky分解方法，利用已建立的VAR模型，分别给LTH、LTC一个标准差冲击，得到正交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将冲击响应期设为20期，考虑在未来20期裙内旅游总花费和国内游客人次分别对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动态响应轨迹。响应结果如图1、图2所示。在图1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国内旅游总花费对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响应程度，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阴影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在图2中，横轴表示同图1，纵轴表示国内游客人次对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响应程度，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阴影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首先，分析国内旅游总花费对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由图1可以看出国内旅游总花费对城镇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不管是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有正向响应，短期冲击明显，未来长期趋于稳步提高。具体的响应轨迹是：随着城镇人口老龄化的提高在开始阶段就对国内旅游总花费产生了正向的冲击，城镇人口老龄化提高1个百分点，国内旅游总花费大约上升0029个百分点。此后冲击力度逐年稳步增强，对国内旅游总花费的增长保持持续的正向拉动效应，这种拉动效应比较稳定，而且正向效应持续的时间也更长。进一步观察追踪期期间的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旅游总花费增长的累积效应[4]，可以看到在5年、10年和20年的累积效应影响分别为0162、0349和0805，这表明城镇人口老龄化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国内旅游总花费分别在5年、10年和20年累积提高0162、0349和0805个百分点。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在整个考察期内对国内旅游总花费的增长有正向影响[5]，从未来长期看这种影响有稳定增长趋势。
其次，考察国内游客人次对城镇人口老龄化变量的标准差新息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从图2可以看出国内游客人次对于城镇人口老龄化增长的脉冲响应模式与国内旅游总花费对于城镇人口老龄化增长的脉冲响应模式上都趋于稳定的正向响应，但在脉冲响应的时间轨迹和冲击力度上存在差异。在第1年，国内游客人次对来自城镇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正冲击立即有正向影响，大小约为0017，也即城镇人口老龄化提高一个百分点，国内游客人次将提高0017个百分点，影响小于国内旅游总花费对城镇人口老龄化冲击的反应。此后冲击力度逐年稳步增强，对国内游客人次的增长保持持续的正向拉动效应，这种拉动效应比较稳定，而且正向效应持续的时间也更长。通过分析观察期的累积效应，发现城镇人口老龄化对于国内游客人次在5年、10年和20年的累积效应影响分别为0140、0349和0954。这表明，城镇人口老龄化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国内游客人次分别在5年、10年和20年累积提高0140、0349和0954个百分点。与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旅游总花费的累积效应比较，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游客人次的影响在前10年比较小，但从11年以后累积效应逐年比对国内旅游总花费的累积效应大，这说明城镇人口老龄化与国内游客人次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但城镇人口老龄化和国内旅游总花费之间的长期关系并不显著。这说明未来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比重的增加，国内游客人次将不断上升，而这种由人口老龄化所拉动的国内游客人次的上升却并没有给国内旅游总花费带来显著的影响。
（四）方差分解
下面利用预测方差分解技术来分析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旅游消费水平的相对贡献率。与脉冲响应分析不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技术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因此，方差分解给出的是每一随机新息对VAR模型影响的相对重要性。比较这个相对重要性新息随时间的变化，可以估计出该变量的作用时滞和相对效应的大小[6]。本文通过方差分解方法分析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旅游消费水平的解释程度，方差分解结果见表3。对国内旅游总花费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国内旅游总花费的变动主要是受自身冲击的影响：在第1期达到9297%，随后有随时间下降的趋势，但下降幅度并不大，第20期也在76%左右。而来自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对国内旅游总花费变动的贡献率在第2期仅为703%，也即国内旅游总花费的预测方差的703%由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变动来解释。这说明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变动在初期对国内旅游总花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这种影响将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大，在第20期达到2379%。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内旅游总花费的变动主要由其自身的变动来解释，但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变动对其变动存在一定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到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游客人次波动的冲击（即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开始不明显，第2期仅为568%，但此后逐年上升，第8期相对贡献率已达到5506%。这表明从未来长期趋势来看，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游客人次变动的影响较大，从第18期开始对国内游客人次变动的解释已达到80%。与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旅游总花费变动影响相比较，其影响程度明显要大很多，这与前面的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相一致。
三、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1994-2013年全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城镇人口老龄化与国内旅游总花费和国内游客人次之间的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预测城镇人口老龄化与国内旅游消费的动态响应关系，主要研究结论总结如下：
第一，国内旅游总花费对于城镇人口老龄化增长的脉冲响应模式与国内游客人次对于城镇人口老龄化增长的脉冲响应模式上都趋于稳定的正向响应，但在}冲响应的时间轨迹和冲击力度上存在差异。与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旅游总花费的累积效应比较，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游客人次的影响在未来10期比较小，但从11期以后累积效应逐年比对国内旅游总花费的累积效应大，这说明城镇人口老龄化与国内游客人次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但城镇人口老龄化和国内旅游总花费之间的未来长期关系并不显著。
按照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社会的衡量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时,其人口结构即称为“老年型”。根据上述标准，甘肃省已经在2005年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并于近年呈现出老龄化进一步加快的趋势。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势必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应该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和重视，深入分析研究该问题，提出应对措施并制定符合科学发展的相关措施，解决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间的矛盾，进而促进甘肃省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
一、当前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的结构特点
自2005年甘肃省进入老龄化阶段以来，老龄化呈现出了以下特点：
（一）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
2006年我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35%，2007年为7.49%，2008年为7.58%，2009年为7.59%，2010年达到了8.23%，逐年增长的数据表明了我省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稳中有升，人口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近年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如表1
根据上述统计资料可以看出，甘肃省自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来，0—14岁人口比重除2005年外，呈逐年下降趋势；65岁以上人口比重逐年上升，老少比越来越大，并呈现出加速状态。另外，由于人口增长惯性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综合影响，未来几十年甘肃省人口将出现总量持续增长、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迅速的基本态势，将迎来人口总量、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人口发展趋势充分表明，今后甘肃省的人口不仅是数量过多问题，还交织着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
（二）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较大
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的不平衡性具有两头突出的特点，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以及医疗卫生技术、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口寿命得到大幅延长而表现出的城市人口超前老龄化。另一方面，在农村表现为青壮年劳动人口大量外流而使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由于经济条件、生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别，城乡间老龄化进程呈现出不同步现象。
（三）甘肃省目前尚处于“人口红利期”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这一时期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储蓄和投资增长，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被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根据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发展数据统计，近10年全省0-14岁人口总量和比重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15-64岁人口总量和比重基本呈上升趋势；6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和比重呈逐年上升势头。国际上一般认可的“人口红利期”人口抚养比例小于50%，根据国际通用标准，现阶段甘肃省总抚养比不超过40%，尚处于“人口红利期”。本时期省内劳动年龄段人口的增加，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口负担系数最小；另一方面，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使全省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
（四）老龄化现象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三者大致同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生育意愿并非是主动选择性的降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生活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就到来了。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约1000美元。在国家老龄化的大背景下，甘肃省也呈现出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象，即“未富先老”。
从表2中可以看出，甘肃省自2005年以来GDP总量与人均GDP两项指标虽然在不断上升，增幅也较快，但GDP在全国比重中不足1%，排列位次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位列第27。甘肃省在全国属于较为贫困的省份，在200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仅为913美元，“未富先老”表现极为突出。
二、甘肃省人口老龄化形成原因
针对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生活水平、医疗卫生保健事业水平提高。随着全省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改善，使全省人口人均寿命得到不断提高。改革开放30年来，全省人口人均寿命已由原来的65岁提高到了71岁，老年人口逐渐增多，从而人口老龄化进程逐渐加快。
其次，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使甘肃省乃至全国生育率大幅下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孩子作为增加家庭劳动力，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的作用越来越小；相反，由于生育、养育及教育孩子的成本不断上升，使育龄人口生育意愿下降，出生率的不断下降加速了人口老龄化进程。
再次，甘肃省人力资源的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拉大，甘肃省内劳动力资源向全国经济发达地区流出，虽然也有从其他地区流入甘肃的劳动力人口，但综合双向流动来看，净流出人口为正数。从流出人口年龄结构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占绝大多数。针对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不同步的现象，乡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与外出流动人口也有一定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甘肃省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加速引发农村常住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老年人长期在家留守，造成农村空巢老人增多，使得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
三、人口结构老龄化对甘肃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甘肃省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无论是从劳动力供给能力、储蓄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社会保障哪个角度考虑，越发庞大的老龄群体都向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具体而言：
（一）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鉴于甘肃省目前的经济和就业形势，人口老龄化在未来若干年会导致退休年龄人口的增加并相对缓解劳动力供给压力，但如果老龄化速度过快，则会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从而影响全省经济的发展。另外，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结构老化，由于老龄人口对于新兴高科技行业知识的掌握程度较低，学习掌握应用新知识的能力相对较弱，难以适应现当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致使新兴高科技行业的劳动力有效供给减少，阻碍此类行业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甚至与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发生脱轨，降低全省综合竞争力。
（二）人口老龄化储蓄水平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在青年时期会更加注重储蓄，以备年老收入降低后的不时之需；进入老年后，则会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从整个社会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意愿会产生减退效果，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带来总储蓄水平的降低。由于储蓄恒等于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而言，储蓄减少相当于投资减少，从而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甘肃省虽然还尚处于人口红利期，但是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在未来若干年，随着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省内储蓄率会呈下降趋势，影响全省投资水平。
（三）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消费在消费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引起消费结构及消费水平的变化。人们在进入老年后，对住宅建筑、自身教育学习、高端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减少；对保健品、医疗卫生、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增加，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社会总需求结构的改变。近年来甘肃省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悄然发生变化，老年人在老年专用物品、保健费、医疗费及交际费等支出的比例显著提高，总量也增加了不少。
（四）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老龄人口的增多使得高素质劳动力有效供给降低，由于甘肃省的地缘劣势，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在甘肃省很难从兄弟省份吸纳产业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而本土大量较低素质劳动力却得不到合适的工作，劳动力素质与产业结构发展趋势的不一致成为甘肃经济长远发展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满足老龄人口精神和物质需求的产业在甘肃省却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比如家政服务、保健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旅游、陪护、老年人专属用品等，面对突出的产业矛盾，甘肃省还未作出及时的调整。
（五）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
由于为数众多的老龄人口的出现，社会抚养的负担增大。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上升使得现行的养老保险发生困难，对养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战。从下图可以看出，甘肃省自2001年以来，老年人口抚养比逐年增大，即青壮年劳动力的抚养压力不断增大，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抚养比会加速增加，这对甘肃省这个并不富裕的省份在社会保障事业上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数据库
四、应对甘肃省老龄化社会问题的几点建议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只要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口老龄化总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迟早要面对的现实、是不可避免的人口过程。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甘肃省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认真对待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这个阶段既然来了，我们应该做好周密的安排部署，将可能遇到的问题充分考虑清楚，并做好应对准备，从思想上战胜这个人口问题。
（二）加快甘肃省地区经济全面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加快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本手段。从目前甘肃省地区经济发展来看，传统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会逐步被社会发展进程淘汰，产品竞争力的减弱会带来经济效益的递减，劳动者收入的相对下降，长久看来，社会保障资金的集资能力也会相对减弱。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大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力度，全面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甘肃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根本途径。
（三）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在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保障体系过程中，要努力建立起全覆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全省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最终达到保障体系的全覆盖，转变过去养儿防老的观念，走上社保养老的新路。总之，应将城乡人口全面纳入养老保险体系，突破过去只有城市在职职工才能够参加养老保险的高门槛。
（四）积极推进老龄产业的发展。老龄人口特殊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会形成一个市场广阔、潜力无穷的新兴产业——老龄产业。甘肃省在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后，相对滞后的老龄产业无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设施、产品、服务、娱乐、文化、生活等综合需求。如果甘肃省能够通过政策引导老龄产业的发展，研究和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完全可以把老龄产业作为老龄社会到来发展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环顾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发展现状我们会发现，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达到相对富裕、文明、安定之后的必然产物。甘肃省作为我国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省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人民收入，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压力，真正创造出一个“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龄化社会。
参考文献：
［1］袁静.江苏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对策探析［J］.人口老龄化.2008.1
【关键词】老年人；体育活动；现状
0前言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人口发展的趋势，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口老龄化已经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人口问题。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国家。1980年以来，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以年均3.37%的速度持续增长。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2亿以上，约占我国总人中的1/5，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4[1]。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速度快，具有突发性，超前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这必将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老龄化引发出来的社会问题已经表现出来，诸如“当代老年人虽长寿，却并不健康”，“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支出增大，国家财政负担加重，赡养系数提高，养老保障的需求加大，劳动力不足，国家积累下降，在职人员负担加重，代际交换矛盾突出，生产者数量下降，消费者数量增加，从而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等等[2]。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给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1国外老年人体育活动的现状及研究
对于老年健康的问题，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世界各国就开始重视起来，并制定了相应政策。如加拿大的“加拿大人健康新展望”（1974年），美国的“健康公民计划”（1979年），欧洲的“大众健康”（1978年），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促进渥太华”（1986年）[3]。世界卫生组织于1996年发表了促进中老年体育锻炼的《海德堡方针》，各国也制定了老年体育发展计划，这些计划的共同点是鼓励和奖励老年人参加小强度体育运动，有关政策及计划见表1[4]。
2002年4月在西班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老龄化会议别强调了老年体育在“社会贡献”方面的意义，并将“社会贡献”作为21世纪老年体育的关键问题加以定位[5]。
日本提倡老年人形成“主动的、运动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享受高质量的长寿生活，人人都能成为“积极老人”。日本对老年体育的研究重点现在已从宏观转入微观，重视研究老年体育活动的质量和效果，比如适合的运动项目、运动时间、运动频率等。有的研究在数据分析时按体育参与状况将老年人分为“继续组”、“再社会化组”、“脱离组”，同时分析体育运动给老年人带来的身体和心理影响。
德国在开展老年体育工作和开发设计老年体育活动时，往往要依据“全身性理论”、“激发理论”、“年龄竞争模型”、“决策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比如通过实施一些针对性计划来普及体育运动的理念，让他们在这些活动中发现自我，产生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
在美国，1998年美国运动医学学院（ACSM）发表了一份题目为《中老年人运动和体育活动》的现状报告，其中强调了老年人经常参加活动的好处。研究发现运动对改善以下几项功能有好处：心血管功能，肌肉力量，体态控制，柔韧性，精神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交健康水平。
总之，目前各国都很重视老年人体育活动，并在制定政策和具体实施上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些研究对我国老年人体育活动的研究有许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2国内老年人体育活动的现状及研究
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一直维持在3亿-4亿的规模。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6]。人口老龄化不仅会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对老年人自身的角色，身心健康和生活方式等也会带来变化。城市老龄者由于自身时间的增多和经济条件的改善，通过体育活动维持和增进健康、充实生活已为人们所共识。
查阅北京体育大学图书馆体育期刊杂志的相关研究和运用互联网查阅《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有关信息与资料后发现，近年来国内许多专家学者都从各个层面对我国老龄化问题和老年人体育锻炼进行了研究分析：
李日邦、王五一、谭见安等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阶段、趋势和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并预测了它的发展趋势。李静、刘贺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社会的影响》，阐述了开展老年人社区体育服务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张滨、刘倩在《我国的老龄化社会与体育》（濮阳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四期）着重分析了我国老龄化和老年体育的一些特点如积极性高，自愿性，带有明显的健身目的性，并对今后我国老年体育的开展提出了建议。曹士云、白莉在《21世纪初中国老年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中对北京、浙江和新疆等16个省市自治区老年体育的情况进行初步研究，探讨了进入21世纪中国老年体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主要趋势，为更好地推广和开展适合老年身心特点的体育活动，促进老年体育朝着健康、科学的方向发展提出了宝贵的建议。郭晓斌、郭德全在《当前我国老年体育事业发展中应该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中就当前发展老年体育事业的一些错误认识，老年体育的组织建设责权不明确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提出了解决办法和思路。贾淑荣在《老年人的生命与运动的关系》中对老年人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身体和心理保健作用进行了研究和阐述，指出体育活动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保证。刘凤轩在《加强老年体育科学指导，努力提高生活生命质量》讲到普及老年体育科学知识和加强老年体育科学研究、宣传和指导的必要性，进而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使老年健身体育活动科学有序、卓有成效地开展下去。胡先进在《老年人常见心理活动过程和行为特征与对策》中对老年人心理活动过程和行为特征作了描述，对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的特殊心理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王松涛在《61-65岁老年男子健身锻炼适宜运动强度的研究》中对老年人运动强度的个体化和动态化原则进行了阐述。严进洪博士在《中国老年人的体育活动与娱乐》一文中归纳了中国最近在体育活动，娱乐和老龄事业方面的进展。提出“活跃的，娱乐性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延长预期寿命，提高生活质量。”王凯珍，王庆锋，王庆伟在《中国城市老年人体育组织管理体制的现状调查研究》中对我国现有的老年人体育组织管理模式的利弊进行了剖析，得出中国城市老年人体育组织管理体制未来的发展趋势。以上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国内老年人体育活动作了分析，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3结语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人口老龄化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并提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奋斗目标[7]。因此，对老年人的生活、健康等一系列的问题予以充分注意和关怀显得尤为重要，正确地分析老年人体育活动的发展现状，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给广大老年人再创人生第二个春天，实现“健康长寿、老有所为、安度晚年”[8]，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非常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朱尧耿，王欢.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J].中国人口网，2004.
[2]王大中，王庆伟.论体育与老年人生活质量[J].体育与科学，2003：24（3）：23-25.
[3]2006年世界卫生报告.全球化世界中的健康促进[J].世界卫生组织，2006.
[4]陈琳.国际老年体育对策及日本老年体育现状[J].中外群众体育信息，2003，3.
[5]熊必俊.制定新世纪老龄行动计划应对全球老龄化挑战[J].老龄问题研究，2002，6：28-33.
[6]中国民生系列报道.中国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J].中国金融网，2005，5.
>>文化变迁背景下的回族老年人口赡养问题研老年人口腔疾病的特点与治疗老年人口干症中老年人口腔健康与护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死亡态度的关系临终老年人家属的死亡教育试论老年人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作用中老年人口腔卫生与常发口腔病的分析我国老年人口健康照护的困境与出路老年人口腔细胞角蛋白与口腔扁平苔藓关系的临床研究论老年人口腔疾病的预防与保健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适应检视与政策调整研究老年人口腔修复的临床观察论老年人口腔疾病的预防老年人口腔不良修复体的危害分析老年人口腔修复的临床分析老年人口腔保健的价值研究浅谈老年人口腔疾病的治疗特点浅谈老年人口腔保健的方法概率统计定义的含义理解与教学思考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20万人相比较，60年间增长至原来的55倍。中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量和增长速度均超过了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平均水平，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发展。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的人口绝对数将分别达到49亿和37亿，占比将分别上升至365%和276%，21世纪后半叶中国老龄化将呈现高位发展趋势，至2100年60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将提高至396%和338%PopulationDivision，DESA，UnitedNations.Probabilisticpopulationprojectionsbasedonthe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5Revision[DB/OL].[2017-01-17].http：///unpd/ppp/.此数据来自对应的人口预测中方案。。可见，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老龄社会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社会常态。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态势除表现出了加速发展的特征外，还有较其他国家更为复杂多变的独特性。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均在发生显著变革：国民经济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和活跃的人口流动，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的变动，人口统计学和疾病流行特征的迅速变化[2]，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和较低的人均GDP之间的矛盾，等等。上述多种因素的叠加作用使得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也使得中国应对未来老龄社会的难度增加。
虽然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社会经济挑战将成为未来中国政府和社会的长期重点工作，但是老龄化不应被误解为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障碍。相反，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标志[3]，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是21世纪中国社会的人口新常态。
2.需要重新认识老年与老龄化
老龄社会的常态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常趋势，其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当前全社会之所以存在普遍的“恐老”现象，甚至“谈老色变”，实质上是因为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不能适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现实在老龄化进程中凸显出来了，而我们仍在用以往的观念来对待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现象，用传统的适合于年轻社会的政策理念和工具来设计应对这一新现象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人口结构在变化，社会观念、公共政策、社会行为及个体行为也需要随之发生改变。其中，观念的改变应当是先于公共政策和行为转变的。老龄社会的常态化要求人们重新认识老年，需要在老龄观念与态度上的新转变，这应当成为我国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战略前提。
人们对老龄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然而当前我们对老龄的认识存在许多误解，老年人的定义就是其中之一。目前全球通用的老年定义是把60岁或65岁及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人口，这一标准最初源于联合国[4-5]，但联合国的规定是有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预期寿命和对养老保障的考虑。该老年标准自确立以来几十年没有发生变化，各国学者在探讨老龄相关的公共政策时基本都参照这一传统老年定义。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开始出现重新定义老年与老龄化的前瞻研究，以舍波夫（Scherbor）和桑德森（Sanderson）为代表的人口学者提出了按照“期望余寿”15年倒推老年标准的新思路[6-9]，其研究成果已相继发表在Science和Nature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国内，翟振武等在总结老年定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从“年轻”状态到“健康”状态再到“自理”状态的老年定义理论体系[10]。但国内的相关研究尚处于概念梳理的起步阶段。
二、老年人口死亡概率时代变迁的佐证
有关老年的讨论，最初是基于生命历程展开的，死亡是生命历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指出，人口死亡率能够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整体健康状况。对于老年人口而言，死亡概率同预期寿命一样是衡量其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一般与老年人口所处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密切相关。
本文着重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老年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概率的时序变化，同时考察死亡概率变化的性别差异、地区差异及国别差异。本文之所以将1980年以后作为考察期，是由于这期间的人口数据较为完备，而且20世纪80年代来以来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巨大，医疗卫生体制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作用并反映在人口死亡水平变动上的效应显著。本文分析死亡概率的时代变迁主要从两个视点出发：一是考察相同的年龄所对应的死亡概率在不同年份的变化；二是相同的死亡水平界线，在不同年份所对应年龄的变化。出于直观分析的考虑，本文将参照系设置为年龄60岁和死亡概率10‰界线。这是由于传统老年定义通常将60岁作为老年的年龄起点，并且社会保障及退休制度等相关公共政策也将它作为主要的划线基准；而死亡概率10‰界线则是与传统老年标准年龄相当接近的死亡水平线。
本文中全国及分省的年龄别死亡概率来自历次人口普查和小普查数据编制的生命表。编制生命表所需的分年龄、分性别的死亡人口数和死亡率数据则分别来自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第三至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995年、200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本文未对每次普查的死亡数据作出修正，而是在普查公布的死亡人口和死亡率（m（x））基础上采用Chiang和Greville法对年龄别的死亡概率（q（x））作出估算和调整。我国历次人口普查（包括小普查）的死亡数据质量确实存在较大差异，学者们也发表了很多调整和评估的论文，如王金营、任强和游允中等、黄荣清、孙福滨和李树茁等、张二力和路磊等[11-15]，不同的方法和假设会对数据结果产生不同影响，但死亡概率变化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只在具体数值上有区别。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死亡概率变动的长期趋势，而不在于具体数值的准确性，因此在认识到不同来源不同年份死亡数据误差的前提下作了简化处理，即基于原始死亡数据展开分析我们也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历次人口普查和小普查的死亡数据进行过调整，发现死亡概率变化总的方向是一致的，本文重点不在死亡概率的具体数值，而是对长期变化趋势的探讨。。日本和英国的死亡概率稻菰蚶醋匀死嗨劳雎适据库（TheHumanMortalityDatabaseTheHumanMortalityDatabase，http：///）。
1.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概率的时序变化
1982―2010年的近30年间，中国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概率曲线按照时间序列在整体向右下方移动（见图1），同一年龄的死亡概率呈现出逐步下降趋势，同一死亡概率界线对应的年龄则在逐步提高。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保健水平的进步、人们健康状况的改善，我国人口的死亡模式发生了变化，老年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水平在逐渐降低。这与陈心广和王培刚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他们利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死亡率统计数据对国民健康动态变化的分析发现：1990年以来60岁以上人口的死亡率都呈均匀的下降态势，中国城市老年和退休人口的健康状况稳步改善[16]。
由表1和表2可知，1982―2010年，我国60岁年龄人口所对应的死亡概率分别是1803‰、1514‰、1328‰、1276‰、988‰和851‰，近30年间死亡概率共降低了952个千分点。2000年之前，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均超过10‰界线，而2005年之后，60岁对应的死亡概率开始低于10‰界线。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在相应年份分别为55岁、57岁、57岁、59岁、61岁和62岁，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逐步上升趋势，近30年间共提高了7岁。2000年之前，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均低于60岁；而2005年之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开始高于60岁。
2.老年人口死亡概率变化的性别差异
分性别来看，从1982年至2010年，同年龄男性的死亡概率普遍高于同年龄的女性。60岁男性人口的死亡概率从1982年的2100‰降低至2010年的1081‰，近30年死亡概率共减少了1019个千分点；60岁女性人口的死亡概率从1982年的1497‰降低至2010年的607‰，近30年死亡概率共下降了89个千分点（见表1）。60岁男性老人的死亡概率比60岁女性老人的死亡概率平均高出4―7个千分点。而且，历年60岁男性的死亡概率始终超过10‰界线；而60岁女性的死亡概率从1995年开始就已经低于10‰界线。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来看，男性从1982年的54岁上升至2010年的60岁，提高幅度是6岁；女性从58岁上升至65岁，提高幅度是7岁。同一死亡概率界线对应的年龄，女性一般高于男性，且变化幅度大于男性。
性别差异还体现在死亡概率的变化速率上。1982―2010年的近30年间，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年平均降低034个千分点，其中60岁男性的死亡概率年平均降低036个千分点，60岁女性的死亡概率年平均降低032个千分点，男性死亡概率的下降速度略快于女性。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年龄的变化来看，老年男性年平均上升021岁，老年女性年平均上升025岁，总体年平均上升025岁，即老年男性平均每5年上升1岁，老年女性平均每4年上升1岁，总体平均每4年上升1岁，见表2。
3.老年人口死亡概率变化的国别差异
英国和日本两国分别是西欧、东亚人口死亡模式转变的发达国家代表，本文选取英国和日本与我国进行比较分析。
将1980―2010年同期的中国与英国进行比较，30年间，英国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总共下降了857个千分点，年均下降029个千分点；中国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则下降了952个千分点，年均下降034个千分点。可见同一时期，相同年龄人口死亡概率的绝对水平中国要略高于英国，但中国死亡概率的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均大于英国。中国80年代（1982年）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相当于英国1945年英国1945年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为1840%，数据来源为人类死亡率数据库（TheHumanMortalotyDatabase，http：///）。左右的水平，2010年60岁的死亡概率则相当于英国2000年左右的水平，我国老年人口的死亡水平与英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年龄的变化来看，1980―2010年英国从56岁上升至65岁，30年间提高了9岁；而同期的中国则从55岁上升至62岁，近30年间提升了7岁，中国在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上始终低于同一时期的英国，见表3。
日本的老龄化进程比我国更早，老龄化程度也更高，人口转变过程和生命表模型与中国十分类似。因此日本的老年人口死亡概率的变化历程可以成为研究并预测我国人口死亡概率变化趋势的重要参照。
对比1980―2010年同期的中国和日本，日本30年间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下降了355个千分点，年均下降012个千分点；而同期中国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要远远高于日本，但死亡概率的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则大于日本。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年龄的变化来看，1980―2010年日本从62岁上升至68岁，共提高了6岁；与同期中国提高7岁相近，但同样的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日本高出中国6―7岁，见表4。
综上，相同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我国略高于英国、远高于日本，我国老年人口的死亡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相当的差距。但就同期死亡概率的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而言，中国死亡概率的下降幅度最大、速度最快，英国次之，日本的下降幅度有限。日本作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深、平均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其老年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概率也始终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4.老年人口死亡概率变化的省际差异
我国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社会经济的地区差异使得老年人口死亡概率水平和变化趋势也存在地区差异。本文仅以上海市和甘肃省为例试图说明死亡水平与死亡模式变化的地区性差异，由于人口迁移带来常住人口死亡模式变化以及普查口径的改变等多方面的原因，分省死亡数据调整的难度更大。因此基于普查公布的原始死亡数据展开分析。
鉴于1982年和1987年甘肃省1岁组分年龄人口和死亡人口的稻菘傻眯晕侍猓甘肃省的生命表为1990年及以后数据。
上海市是我国经济最发达、老龄化程度最深的省市，同期上海市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82年的115‰降低至2010年的443‰。全国60岁的死亡概率从2005年开始低于10‰；而上海市则从1990年开始就已低于10‰，比全国早了15年（见表5）。再考察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上海市比全国高出4―6岁。1982―2010年的近30年间，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上海市从59岁提高至68岁总共提升了9岁，提升幅度大于全国。
甘肃省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口死亡模式的转变进程慢于全国和东部发达地区。就死亡概率的基本水平而言，1990―2010年甘肃省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均高于同期的全国平均水平。就死亡概率的变化幅度而言，甘肃省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20年间共降低了711个千分点，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要略大于同期的全国平均水平。甘肃省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从2010年开始低于10‰，比全国晚了5年。考察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甘肃省从1990年的56岁上升至2010年的61岁，低于全国水平约1岁，与上海的差距更大，为5―8岁。20年间，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共提高了5岁，变化幅度与速度基本与全国水平近似，但低于上海。
我国在老年人口死亡水平及变化趋势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分化特点，总结前面可以得出，就相同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而言，上海市和甘肃省的差距有可能是20年。
将上海市和甘肃省的生命表数据与英国、日本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我国上海市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高于日本，但低于英国；人口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上海市比日本小，但大于英国。甘肃省的人口死亡水平与英日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虽然就全国的总体情况而言，我国60岁人口的死亡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既有上海市这种与发达国家的死亡水平相近，甚至超过一般发达国家的省份，也有像甘肃省这种同不发达国家相近的省份。对中国来讲，完成死亡模式的转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老年人口死亡概率的变化，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健康模式等的影响。随着时代的推进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提升，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逐渐完善，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使得人们健康保健知识的丰富、健康行为的增加，这一系列因素作用在人口质量上的结果即是老年人口死亡水平的下降、健康状况的改善。既然同年龄的老年人口在不同年代呈现出不同的死亡水平和健康状况，同样的老年生理年龄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那么在考察老年与老龄化问题时，以60岁或65岁为固定起点，且长期以来维持不变的传统老年定义就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三、老年定义的新思考
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概率的时代变迁可以佐证老年标准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上行调整。
1.老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应当认识到老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人们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随着时代的演进，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本身的生理与心理状况、生产与生活方式、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积累、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与能力，所处的社会环境、科技水平等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同时代或世代的老年人口具有不同的内涵，不同时代人们对老年的认知和界定也应当是存在差异的。如今的老年人已经不同往日，后世代的老年人往往要比前世代的老年人更“健康”、更“年轻”，传统的老年定义已经过时，亟须重新审视。此外，未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医疗及生命科学的进步，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还将继续延长，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老年期占比也将发生变化，老年人口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年龄将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因此老年应当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相对概念。
2.老年定义直接影响社会的制度安排
老年定义的改变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化，或者被狭义地理解成一个数字的游戏。老年定义直接影响社会和个人对不同年龄人口群体的基本认识，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重新定义老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老年定义是老龄社会的基础性问题，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治理层面，几乎所有的社会管理制度与政策，如退休制度、养老金政策、劳动就业政策、医疗卫生保障政策等，都以老年定义或老年标准作为政策划线的基准。老年定义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对当前老龄社会现状认知和老龄问题解决的正确性，也会影响对未来老龄社会的发展预期和公共政策体系设计的方向把握，关系到整个老龄社会的全局。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或者延迟全额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并非只是平衡养老金的权宜之策，而是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变革背景下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发展态势的巨大变化所要求的，是为能够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蕴藏在老年人口中丰富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能够维护老年人口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权利与机会。老年定义的变化也将直接影响老龄工作目标人群的大小，使得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能够更有效、更精准地解决与老龄化有关的问题。
3.老年定义直接影响相关学科的发展
老年定义会直接影响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实证方法、学科的指标体系和学术规范等，从而影响相关学科的发展，这是重新定义老年之于学术上的意义。从理论框架与实证方法而言，老年定义问题是医学、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方法的基础问题，老年定义的科学性与否，直接决定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导向与实证方法运用，从而影响相关学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指标体系而言，社会的负担系数、经济增长模型（劳动力资源对经济的影响）、人口老化系数等一系列指标都与老年定义直接相关。从学术规范而言，老年定义的准确和科学与否，直接影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规范度与严谨度，影响到学者基于这一定义所做研究的学术和理论价值。老年定义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基础性问题，若传统老年定义需要及时的动态修订，那么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如何修订，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指标、模型和评价标准也都需要随之而变化，学术研究如何开展国家和历史比较等都会成为新的学科发展领域。
4.重新定义老年可以促进未来老龄社会的重构
老年定义的改变将有助于重新建构未来的中国老龄社会形态，并可能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态势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社会态势上，重新定义老年将改变中国社会对老年人和老龄化的社会认知。很大一批按目前概念定义的老年人口将不再被归为社会的负担、社会财富的消耗者、社会问题的来源和制造者等消极角色，转变为社会发展的既往贡献者、未来社会发展的潜在生产力，并拥有参与社会经济发展、享受发展成果的权利与机会。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化”倾向将能有效扭转，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客观判断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认可将有助于对老龄社会的积极应对。在经济态势上，重新定义老年将有助于释放和利用蕴藏在老年人口中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效缓解劳动力人口急速萎缩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现象，也能缓解养老金收支不平衡的压力。在政治态势上，重新定义老年有利于老年人口政治权利的维护和政治诉求的表达，改变中国老年人口政治弱势地位，推进民主政治进程。在文化态势上，老年的重新定义将促进中华“孝文化”以及“尊老”传统的复归。
重新定义老年是事关老龄社会全局与基础的根本性问题，其必要性与重要性决定了老年的重新定义是势在必行的，该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老年的重新定义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多方长期论证。
四、结论与讨论
中国正在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如何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不仅是政府也是全社会高度关注和亟须投入巨大资源的领域。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一个关键在于改变人们对于老年和老龄化的认识和理念，而重新思考老年的定义又是最重要的起点和基础。在过去几十年间，我国老年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概率呈现出随时间序列不断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我国老年人群的人口状况和年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就为我们重新定义老年提供了有力依据。老年人口处于动态变化中，因此老年定义也应是一个动态指标。此外，我国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概率的r代变迁还表现出了显著的性别和地区差异，以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说明在重新审视老年定义时必须避免简单化、单一化的界定方式，既要思考全国的总体情况，也要将性别差异和地区差异考虑在内。纵观世界，欧美各国都在不断延迟退休年龄、将劳动年龄与预期寿命挂钩，在缓解养老金危机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开发老年人力资本以推进经济持续增长。在中国逐渐延长退休年龄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对老年定义的研究是制定新的退休政策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老年定义也是关系到老龄社会方方面面的基础问题。倘若传统的老年定义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那么就有可能致使我们对上述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的认识存在偏颇，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效果。
本文仅从死亡概率的角度探讨了重新定义老年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正如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所指出“现在的70岁还不是‘新的60岁’”[17]，还必须综合考虑预期寿命与健康寿命、内在能力（Intrinsiccapacity）与功能发挥（functionalability）、疾病流行病学变化与医疗卫生服务、健康多样性与公平性等其他影响与反映老年人口的健康与机能状况、人口发展态势的多种因素。我们也正在从认知、参与、生理、心理以及生活方式变化等角度进一步探讨老年重新定义的问题。人口老龄化需用更复杂的指标体系来测算，需要建构包括重新定义老年的一整套与老龄社会有关的理论和政策体系，人口学家在这一领域是大有作为的。
参考文献：
[1]PIPPAN，RONALDI.Sacredandsecular：religionandpolitiesworldwide[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33.
[2]WORLDBANK.Livelongandprosper：aginginEastAsiaandPacific[R].WashingtonDC：WorldBank，2015：33.
[3]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1（3）：121-138.
[4]UnitedNations.Theagingofpopulationanditseconomicandsocialimplications[R].NewYork：UnitedNations，Series：Populationstudies，1956：7.
[5]UnitedNations.TheViennainternationalplanofactiononaging[R].NewYork：UnitedNations，1983.
[6]SANDERSONWC，SCHERBOVS.Averageremaininglifetimescanincreaseashumanpopulationsage[J].Nature，2005（435）：811-813.
[7]SANDERSONWC，SCHERBOVS.Rethinkingageandaging[J].PopulationBulletin，2008，63（4）：3-15.
[8]WARRENCSANDERSON，SERGEISCHERBOV.Remeasuringaging[J].Science（Washington），2010，329：1287-1288.
[9]SANDERSONWC，SCHERBOVS.Thecharacteristicsapproachtothemeasurementofpopulationaging[J].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2013（4）：673-685.
[10]翟振武，李龙.老年标准和定义的再探讨[J].人口研究，2014（6）：57-63.
[11]王金营.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寿命水平和死亡模式的再估计[J].人口研究，2013（4）：3-18.
[12]任强，游允中，郑晓瑛，宋新明，陈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的水平、模式及区域差异[J].中国人口科学，2004（3）：19-29.
[13]黄荣清.人口死亡的Logit模型和双对数模型的比较研究[J].人口与经济，1996（4）：9-16.
[14]孙福滨，李树茁，李南.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国及部分省区死亡漏报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1993（2）：20-25.
[15]张二力，路磊.对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成年人口死亡登记完整率的估计[J].中国人口科学，1992（3）：27-29.
【摘要】在当下新兴经济体盛行的时代，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人口老龄化也会影响货币政效力。根据有关研究可知，人口老龄化能够削弱货币政策的效力，而且其对社会的影响也是极不对称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对于货币政策效力的影响也将愈来愈明显。针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想要得到发展就必须要采取多样的货币政策来改变人口老龄化给社会所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货币政策效力；新兴经济体
一、引言
全球很多国家的人口结构都开始呈现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人口老龄化是当下全球人口结构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老龄化的产生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当下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并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处于中坚力量的年轻人开始变得不堪重负。中国目前正处于一种新兴经济体中：发展速度较快；劳动力正在增长；资源储量十分丰富；国内的发展势态稳定，相关政策创设出了较为自由的经济发展环境；同时消费力也正在增长，外部资金动向也在朝中国发展。新兴经济体国家要采取多种经济政策来消除人口老龄化带给经济的影响，我们对其进行了简单的研究。
二、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指社会人口中的年轻人的比例减少老年人的比例增多的一个社会现象[1]。在当下，很多国家都相继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中国。根据相关研究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一个向上增长的趋势，并且根据已有数据可知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老年型的社会。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战争使得人口锐减，在国家的大力宣传下人口得到了激增，而这时我们看到人口剧增所导致的许多问题，在这时，我国施行了计划生育，有效的遏制住人了口的增长，但如今由于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为了我国未来的发展，我国放开了二胎政策。虽然这无法立刻将我国老龄化的趋势进行有效的扼制，但是这是为国家的未来投资。当下，年轻人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对夫妻不仅要赡养四个老人，还要抚养两个孩子，这会使得青年人出现很多心理问题，社会要重点关注这一群体，为我国顺利度过老龄化而不断努力。当下，整个社会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原因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尽管处于新兴经济体的行列中，但是以后是否会因为人口老龄化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也是未知的。当下，只有运用多种方法来发展经济，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效力的影响
根据有关方面的研究，人口老龄化能够削弱货币政策效力，且会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国家在应对老龄化影响经济问题时，不应仅局限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应该发展多种途径来减少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效力的影响。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够更好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可以采取经济上对于货币政策上的宏观调控，同时对于市场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大力的发展经济，从各个方面来减少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中国人口老龄化越加明显，需要国家的高度重视。在改变当下境况时，我国不能照搬别国的方法，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其差异，根据不同的货币政策，需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改变当下所处的窘境。新兴经济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每一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必须在控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同时保证自身的发展。尽管老龄化对于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存在着影响，若要使其继续的健康发展对于人口结构有着一定的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正在逐步的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新兴经济体很有可能面临着未富先变老的境况。新兴经济体虽然发展速度快，但会因为老龄化造成经济回冷的现象，目前美联储QE缩减，西方国家发展上升等因素都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造成影响。通过调整货币政策，经济发展的态势得到了有效调控，如何规避老龄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从而适应新兴经济体发展，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四、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实证分析
根据网络数据模型分析，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根据相关发达国家的数据，政策对通货膨胀率的调控效果会被人口年龄的结构所影响。有关学者发现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率的可替代性都在不断的降低之中，这很有可能影响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同时人口老龄化对于货币的供应量、财政赤字方面等都存在着显著的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影响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就是中央银行使用一些货币政策的需要工具以最终改变政策目标得以有所改变。所以，在货币政策传导的方面，货币政策使用的一般做法是采取构建目标或者构建模型从而对于中介变量冲击的脉冲的响应值，通过该种方法来形成对货币政策效力的一个度量。但是，传统的模型因为参数不会有所改变，没有办法捕捉到冲击效果的变化，这一方面不适合进行人口年龄结构方面的联系。近期发现的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能够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有关数据我们可知，发现了人口老龄化上升了1.2%其通货膨胀的效应就会下降0.9%，并且这一结果仅适应于发达国家，在剔除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后显著性明显。根据以上的实证分析，在新兴市场下在货币目标政策上以及中介变量上的特征来说。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于利率更加关注，利用货币政策来稳定当下的基本物价，调整汇率的波动。但是在新兴经济体下，其重要的目标就是国家经济上的增长，并且汇率的波动情况趋于平稳的趋势。所以在选择货币政策或者在选择中介目标时，需要对于利率、货币的供应量以及汇率都要进行相关的考虑分析。这些都是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间存在的差异。
五、结束语
总之，在人口老龄化影响下，包括中国的新兴经济体需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改变当下的人口老龄化对于货币政策效力的削弱问题。使得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够发挥起作用，使得社会的经济不会因为老龄化的原因而停滞不前甚至是下滑。对于当下的问题要从多个方面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总局限于一处。人口老龄化是全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需要各行各业的人们共同来努力，加快社区老年服务建设、发展公共养老福利设施、健全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积极发展老龄产业都将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做贡献。
参考文献
[1]赵悦，曾悦.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J].经济研究导刊，2016，(24):89-91.
[2]邹瑾，张静娴.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J].时代金融，2016，(02):7-8.
[3]周源，唐晓婕.人口老龄化与货币政策有效性[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5):25-32.
关键词：寿命表；预期寿命；死因；死亡率中图分类号：R195.3文献标识码：A
寿命表作为研究人口期望寿命的一种分析工具,成为一个地区或国家人口健康状况的重要的量度指标，它是根据特定人群的年龄组死亡率编制出的一种统计表，用以说明在特定人群年龄组死亡率的条件下的生命过程。寿命表最初应用于保险精算学，随着近论统计的发展，人们开始从纯统计学观点来研究寿命问题，从而使寿命表成为人口统计、流行病学、生物学以及其他领域的重要分析工具［1~3］。我们采用寿命表对启东居民30年平均寿命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
1材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1.1.1死亡资料来源于启东肝癌防治研究所历年的“居民病伤死亡原因年报表”，包括以5岁分组的各性别、年龄别死亡率。启东市从1974年开始执行全死因登记制度，全面掌握了启东居民出生、死亡的动态变化。
1.1.2人口资料所有分年度、分性别的人口资料来源于公安部门的户籍登记。人口年龄组资料，1975―1981年采用1976年启东1/10人口抽样调查构成推算;1982―1989年采用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启东人口构成推算;1990―2000年采用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启东人口构成推算；2001―2004年采用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启东人口构成，采用内插法推算获得。
1.2方法
简略寿命表的编制采用蒋庆琅(C.L.Chiang)法［2］。
预期寿命计算：ex=Tx/lx
全部资料通过Excel2000软件录入并对数据库进行逻辑检查和数据清洗，同时用计算机和人工双重核对,使用SPSS11.0软件编程并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平均预期寿命（ex）
男性预期寿命在1975―1979、1980―1984、1985―1989、1990―1994、1995―1999、2000―2004年分别为67.79、69.81、70.67、71.86、74.62、75.95岁,女性分别为75.19、77.10、78.44、78.73、81.04、81.67岁（表1）。1995年以后，启东市居民预期寿命提高明显，由1975―1979年的71.48岁增加到2000―2004年的78.77岁，30年间增加了7.29岁。女性的预期寿命明显高于男性,各时期均高出7岁左右（图1）。1975―1994年间e0均小于e1，1995―2004年随着婴儿死亡率的降低，e0均大于e1。
2.2死亡概率（nqx）
寿命表死亡概率nqx，取决于各年龄组死亡率，不同年龄组居民的死亡概率30年来呈下降趋势。从1995年开始，随着婴儿死亡率的下降，0岁组的死亡概率也下降明显，同时1～4岁、5～10岁组的死亡概率也显示出下降趋势（表2）。
1975―1979年与2000―2004年的死亡概率曲线呈不规则“V”形，最低死亡概率1975―1979年是在10～14岁组，2000―2004年在5～9岁组。在30岁以后，死亡概率升高趋向于稳定，开始成倍上升（图2）。
3讨论
一般所说的预期寿命都是指0岁时的预期寿命,它是评价居民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是寿命表各项指标应用最广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预期寿命的高低直接取决于x岁以后各年龄组存活的总人年数Tx的高低，而Tx的高低又取决于各年龄组死亡率的高低，所以预期寿命是一个综合反映人口死亡水平的指标。人们常用ex值对不同国家、地区、时期的人口死亡水平进行比较分析。
寿命表各项指标分析结果显示，1975―2004年启东居民人口的平均寿命（e0）由71.48岁增加到78.77岁，提高了7.29岁。其中各年女性的预期寿命明显高于男性，各时期均高出7岁左右，这种差异和发达国家的差异较为一致。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男女e0值可差6～7岁，而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男女e0值差异相对缩小［1］。
启东居民平均寿命的提高,显示了启东当地的物质生活水平、健康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和卫生工作在7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80年代开始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同时,婴儿死亡率也开始迅速下降，1975―1994年，婴儿死亡率平均为22.15‰，而在1995―2004年间，婴儿死亡率为6.11‰，达到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水平。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平均期望寿命的国际比较，世界平均期望寿命为66.7岁，高收入国家为78.2岁，而中国的期望寿命为70.7岁，可见启东居民的预期寿命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已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启东居民的尚存半数年龄自1995年开始均超过了80岁，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启东居民的健康水平有所提高。与建国初期相比，近年来启东市人口平均寿命处于较高水平并保持相对稳定,很好地反映了启东市婴幼儿死亡率的降低，以及医学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老年保健事业的发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成就等等,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表现。有理由相信，根据我国国情，在不久的将来，在重视保护环境、讲究卫生、加强劳动保护、加强妇幼卫生管理、人人注重自我保健，尤其是注重老年保健的前提下，将会使年龄别死亡率、各种意外死亡率降到更低水平，启东市居民的平均寿命还将有所提高。
在分析启东市居民人口资料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该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标准［1］。我国2003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了10%［4］，而本文中启东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2000―2004年）已经超过了17.8%。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一个社会医学面临的问题，它会导致疾病谱发生改变，也是一个波及许多领域的重要问题。大部分发达国家早在50年前就已进入了老年型国家的行列，我国也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因此我们应当正视人口老龄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口老龄化，以科学的对策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本文对启东居民30年预期寿命的分析结果，将为启东卫生决策的制定以及卫生健康指标的评价提供直观的依据。
4参考文献
［1］高尔生,吴擢春.医学人口学［M］.第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77-198.
［2］蒋庆琅,著,方积乾译.寿命表及其应用［M］.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4:72-96.
1材料与方法
1.1死亡资料
1998―2006年卢湾区《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均来源于卢湾区公安分局户政科。大部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由患者死亡前的救治单位医师填写，部分由死者所在社区医院保健科医师根据死者生前病史填写。对于死亡填写不全或不明者，由所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中心)生命统计医师向治疗单位进行病史核查或入户调查。
1.2人口资料
所有人口数资料均取自卢湾区公安分局户政科。以2000年全国人口构成资料为标准人口构成。
1.3研究方法
1.3.1病因分类居民死亡个案卡统一由区疾控中心专业人员根据国际疾病分类规则进行编码，1998―2001年根据ICD-9统计分类，2002―2006年根据ICD-10统计分类。[]1.3.2统计方法1998―2006年死亡个案卡通过上海市疾控中心统一的统计软件（Dis、Access）进行汇总处理，制作历年生命统计死因年报表。按1998―2000、2001―2003、2004―2006进行数据汇总分析，所得疾病分类数据及人口数据通过Excel进行处理。
YPLL（寿命损失年）计算方法：YPLL=∑（ai•di)
ai为某一年龄组生命损失年数；早死亡年龄域采用1-70a0di为某一年龄组死亡人数。
SYPLL(标化寿命损失年)=YPLL•校正系数
校正系数=年龄组标准人口构成比/年龄组现时人口构成比（采用2000年全国人口构成比）
2结果
2.1主要疾病死亡率及构成
1998―2006年卢湾区居民恶性肿瘤粗死亡率呈缓慢上升趋势，由1998―2000年的237.84/10万上升至2004―2006年的245.70/10万；构成比也逐年上升，且一直居死因顺位的第2位。各年代恶性肿瘤YPLL均明显高于其他主要死亡疾病，经标化后，各年代恶性肿瘤死亡率呈递减趋势（表1）。
2.2各类恶性肿瘤死亡谱
肺癌一直处于恶性肿瘤死亡谱的首位，2004―2006年粗死亡率达57.50/10万，呈波动性上升趋势，其次是胃癌、肝癌和肠癌。各类恶性肿瘤标化死亡率中，鼻咽癌、膀胱癌均呈波动性下降趋势，白血病呈缓慢上升趋势；女性肿瘤中，乳腺癌及宫颈癌均呈明显上升趋势，由[]1998―2000年的2.63/10万、0.34/10万上升至2004―2006年的5.14/10万、0.83/10万，上升幅度分别达到95.44%、144.12%(表2)。
2.3年龄、性别死亡率
3个时期年龄组死亡率男性均高于女性，性比值为1.34~1.47。男女标化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随着年龄增长，死亡率成几何级数增高，65岁以上年龄组死亡率明显上升（表3）。
2.4不同时期各类恶性肿瘤YPLL分析
3个时期SYPLL居第1、第2位的分别是肝癌、肺癌；3个时期比较，白血病上升明显，其中尤以男性增幅明显，2004―2006年男性白血病SYPLL分别较1998―2000年、2001―2003年上升了139.06%、154.80%。女性乳腺癌及宫颈癌上升明显，尤其是宫颈癌,2004―2006年宫颈癌SYPLL分别较1998―2000年、2001―2003年上升了872.59%、368.67%。肝癌、肺癌、胃癌及肠癌一直是男性减寿的主要恶性肿瘤，女性则为乳腺癌、肺癌、胃癌及肠癌。另外，鼻咽癌2004―2006年分别较1998―2000年、2001―2003年下降了67.44%、18.33%；食管癌2004―2006年分别较1998―2000年、2001―2003年下降了46.07%、53.74%（表4）。
3讨论
1998―2006年，卢湾区居民恶性肿瘤粗死亡率呈缓慢上升趋势，且一直居死因顺位第2位。2004―2006年恶性肿瘤粗死亡率较1998―2000、2001―2003年分别上升3.30%、5.33%；死因构成中所占比例也由1998―2000年的26.10%上升至2004―2006年的28.32%，远高于中国恶性肿瘤3年抽样调查的结果［1］。因此，恶性肿瘤对卢湾区居民的生命健康已构成了严重威胁，应进一步重点加强对恶性肿瘤的防治工作。2004―2006年居民恶性肿瘤标化死亡率为99.10/10万，高于2003年中国城市居民恶性肿瘤死亡率（94.71/10万）［2］。3个时期恶性肿瘤标化死亡率呈缓慢下降趋势，表明卢湾区老年人口的增加致使粗死亡率上升，且65岁以上老年人群的死亡率远远高于低年龄组人群，呈几何级数递增。我国到2025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到2亿以上，占总人口的比例会超过14%，高龄老年人口到2025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3547万和12083万，占世界高龄人口的23.1%和31.9%［3］。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日趋严重，恶性肿瘤死亡的比例也将随之不断地增加。
1998―2006年，肺癌、胃癌、肝癌、肠癌是导致本区居民死亡的最主要的恶性肿瘤。男性恶性肿瘤死亡率明显高于女性，性比值比为1.34~1.47，可能与男性在社会角色中所承受的压力以及较多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鼻咽癌、膀胱癌、肝癌等恶性肿瘤死亡率在2004―2006年期间均显下降趋势，归因于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人群保健意识的增强。而肺癌、乳腺癌、宫颈癌、食管癌等死亡率却呈上升趋势，尤以女性乳腺癌、宫颈癌为主，而肠癌、白血病等无明显下降趋势，可能与环境污染、过多的使用化学物品、吸烟等不良因素有关，也与生活水平提高后饮食结构的改变及肥胖人群的增多有一定的联系。
YPLL分析结果显示，肝癌、肺癌、胃癌、肠癌以及女性乳腺癌是造成人群寿命损失的主要恶性肿瘤。其中，女性乳腺癌已经成为影响青年女性的主要疾病；肝癌、肺和胃癌则一直是影响男性减寿的主要疾病。另外，白血病、女性宫颈癌都有年轻化的倾向，其中尤以女性宫颈癌上升幅度惊人，表明其年轻化趋势明显，这与女性的个人卫生、是否定期妇科检查有一定联系，应加强年轻女性这方面的健康教育，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重视恶性肿瘤的预防和控制，减轻恶性肿瘤对人群生存及寿命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约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3/4的几种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预后目前仍然相当差，然而其危险因素则比较清楚并已得到公认［1］。因此，在社区进一步加强针对恶性肿瘤危险因素的健康教育，促进人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及生活方式，提高人群尤其是妇女的自我保健意识，争取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都是降低恶性肿瘤死亡的重要环节。
4参考文献
［1］高玉堂.1990~1992年中国恶性肿瘤三年抽样调查的意义及评价［J］.中华肿瘤杂志，2000，22（3）：263-26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0.67【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人口增长速度也逐渐减慢，死亡率以及生育率开始下降，由此导致新世纪全球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而我国由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远超欧美等国。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其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导致家庭负担增重、离休费用增加以及促使养老保险管理方式的转换等。
养老保险作为保障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为了减少退休人员和在职人员的工资差距，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退休人员日常生活，稳定社会。但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也使城镇养老保险出现了给付困难和资金筹集困难等情况，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挑战。
我国人口老龄化成因及特征
人口老龄化过程是社会的一种必然现象，同时也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引起的必然结果，联合国及各国对人口老龄化的划分标准及含义都有一定的界定。
人口老龄化，是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例不断攀升，并且达到一定水平时的人口结构状态。1956年联合国制定了《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研究中关于老龄人口有明确的划分，在一国范围内，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7%以上时，即进入了老龄化。据调查，2012年我国大陆城镇人口约为7亿人，乡村人口约为6亿人，分别比上年提高了52.6%和47.4%，全国出生率12.10%，死亡率仅仅为7.15%，自然增长率4.95%，由此可见，老龄化趋势在不断增强，并逐渐成为一个全球化问题，且世界范围内对人口老龄化的划分标准也在不断耦合。
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在人口政策层面，主要有出生率下降、人均寿命的延长、人口的迁移等因素。首先，出生率下降会导致人口老龄化。多年实施计划生育的人为干预给我国生育率带来了重大影响，从而使人口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次，人均寿命的延长也会导致人口老龄化。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营养素质也得到提高，同时医学技术以及医疗服务的不断发展，使个人寿命得到延长，人口死亡率降低；再次，人口的迁移也会造成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西部人口向东部及沿海地区迁移，间接导致了地区性人口老龄化态势。
我国人口老龄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一系列明显特征，表现在多方面。首先，老龄化人口绝对数量大。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年龄80岁以上的迅速增加，几乎占到全部老年人口的25%左右，80岁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是总人口年增长速度的33倍，由此可见，我国老龄化人口绝对数量较大；其次，老龄化人口增长速度快。预计在本世纪前50年中，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起步、发展以及高峰的发展过程。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已经趋于平稳，但是未来时间里，我国老年人口将呈现自然增长态势；再次，老龄化人口区域性严重。由于城乡经济水平存在差异，城市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农村，农村老龄人口的进程比较慢，但是老年保障制度与城市相比比较落后，而较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老龄化进程较快，呈现较为严重的区域性。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我国养老保险发展探讨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背景下，要促进养老保险的发展，就必须在尊重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的不断发展和基本特点，主要从退休制度、提高劳动力价值以及对养老保险资金进行投资等方面推进。
加强离退休制度弹性，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从社会保障角度分析得知，法定退休年龄直接关系三方面利益，即国家、企业和个人，而对于养老保险这一政策而言，国家财政是支付社会养老的重要来源，延长退休年龄能获得较为充足的养老保险资金，从而能支付社会养老所需资本，以此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因此，必须完善离退休制度，增加其制度弹性，结合三方利益，适当延迟退休年龄，这也是西方国家所普遍奉行的制度。我国应科学预算延迟老年人退休年龄，不能强制且盲目，要结合实际发展水平制定逐渐放缓且有弹性的措施。同时，在相关政策规定内，为充分发挥老年人个人价值，有效利用老年人人力资源，国家还应制定鼓励老年人就业的措施，使其能再次就业，从而推动老年人在业余时间发挥自身社会价值，增强社会认同感和自信心，也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减轻社会及家庭负担。
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提高自身社会价值。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老年人要对人口老龄化现象进行正确认识。老年人不仅需要社会的抚养，同时还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对此应正确认识。在中国有很多老年人虽然年龄上呈现老的趋势，但是依然注重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投身于社会各个行业之中。老年人在生活和工作实践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知识及社会经验，同时具有较高的威望及品德，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笔可贵的财富。尤其在经济条件较为发达的地区，这种现象更为常见。对于我国来说，针对老年人的行为特点，可以开展适合老年人的第三产业，让老人积极参与到这些活动中。
加强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力度，充分发挥养老保险作用。要想提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水平，就必须实现养老基金的增值和保值，只有这样才能在少增加或不增加国家、参保人负担的前提下维持持久的养老资金支付能力。我国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养老基金投资，通过成立非政府部门监管的基金运营机构来监督和加强指导资金管理，一方面能保证资金增值，另一方面增强资金安全性。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养老保险政策，全力推进养老服务行业发展，推动养老保险产业的发展，如保健行业中常见的哈药股份，医药行业中的中新药业，医疗行业中活跃的尚荣医疗和鱼跃医疗等。除此之外，如果我国养老保险能够实现长期累积投保人个人账户资金，并将其投入到社会市场运营当中，既能解决我国因人口老龄化增长带来的基金支付问题，还能实现基金增值。
（作者为贵阳中医学院教授）
【注：此项目为“贵州苗族医药发展及其历史地位研究”（项目编号：04214003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张翼：《人口转型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国可能从日本吸取的经验与教训》，《河北学刊》，2012年第32期。
②徐高峰：《发展养老保险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以杭州市为例》，《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年第31期。
关键词：人口均衡发展；人口自均衡；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人口预测；人口结构；超老龄化；人口发展规划
中图分类号：C923；F24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4004009
一、引言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人口发展形势与经济发展需求相协调显得极为重要。当前，我国劳动力流动趋于频繁，人口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红利在不断消失，总和生育率从持续下降转为平稳，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居高不下。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人口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动力，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中长期人口预测探讨我国人口未来发展态势。
较多文献对我国人口发展进行了中长期的预测，特别是老龄人口的预测。杜鹏（1994）基于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未来60年的人口变动进行了多方案的预测分析，其中生育水平设置了高、中、低三种方案，死亡水平设置了高、低两种方案。李本公（2007）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辅以历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统计资料等，对我国2001―2100年100年间的老龄人口进行了预测。杜鹏等（2005）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老龄人口进行了百年预测。然而，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人口区域格局以及分年龄人口数据与之前的预测结果有一定差异，这些预测不能满足未来人口变动分析的需要。为了更加准确地认识我国人口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必要根据最新数据进行人口预测。
向华丽，杨俊：中国人口自均衡发展态势与人口政策调整
本文在概述人口均衡与人口自均衡理论的基础上，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别设计高、中、低三种预测方案对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进行预测，然后基于预测结果从人口总量、少儿人口、劳动力人口和老龄人口四个方面对未来人口自均衡发展态势进行探讨，并将人口总量预测结果与联合国预测结果进行了对比。本文采用相对保守的预测参数设计进行预测，并进行国内外比较、高中低三种方案比较等多种对比分析，不仅可以提高预测结果的信度，同时也更加有利于对我国中长期人口发展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研究结果对有关政策的制定和政府决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二、人口均衡与人口自均衡
人口均衡问题为我国学术界所关注始于1996年。李涌平（1996）从中国在未来可能面临的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出发，引出“通过人口均衡战略实现人口发展的平稳过渡策略”。其后10余年时间，人口均衡一词鲜为相关研究所提及，直到2009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会的召开，制定了“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方针，“人口均衡理念”“人口均衡发展”“人口均衡型社会”等才吸引了大量学者对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于学军等（2010）认为，人口均衡是指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并且人口总量适度、人口素质全面提升、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合理及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协调平衡发展。学界普遍认为，人口均衡是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并重的三型社会建设目标之一（陆杰华等，2010）。而有关人口均衡的内涵，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论。
一种观念认为人口均衡主要指人口内部自身的均衡。穆光宗（2011）认为人口均衡是对人口发展状态的一个描述，其内涵是指人口系统自身要素变化处在一种动态协调和相对和谐的状态，其外延包括人口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和分布结构等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并特别强调了人口均衡所具有的深刻的人文涵义。李建民（2010）认为，人口均衡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各要素变化之间的平衡及其与外部关系的协调，并使人口的再生产、质量、结构和分布等向更高级均衡状态发展的过程。该定义的实质是强调人口内部要素的平衡，是对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强调后人口转变阶段的平衡。
另一种观念，也是主流的观念，则认为人口均衡不仅指人口内部均衡，同时包含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外部均衡。杨云彦（2010）认为，人口均衡发展是人口数量、质量与结构的全面均衡，是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资源环境因素共同确定的最优人口发展状态，包括人口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层次。人口内部均衡主要包括人口数量均衡、人口质量均衡、人口结构均衡，人口外部均衡是指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国际竞争力等人口自身之外的系统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达到的一种均衡状态（瞿振武等，2010；陆杰华等，2010；王钦池，2010）。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课题组（2010）认为，人口均衡包括内部均衡、外部均衡和总均衡三个部分；内部均衡是指人口自身的均衡发展，来自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双轮驱动；外部均衡是指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来自于“资源环境自然承载力”和“社会经济制度承载力”双轮驱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分别有自身供给与需求体系，当两个体系有效匹配时，实现总均衡。上述论述仍然没有脱离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两个层次。向华丽（2013）基于对人口空间的界定，认为人口均衡是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人口空间均衡，包括人口社会空间均衡和人口地理空间均衡。其中，人口社会空间均衡不仅包含了人口内部均衡，同时也包含了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协调；人口地理空间均衡则是人口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协调，同时包含了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产业布局的协调。
暂且不论哪种观念更为准确，即便尚存争议，也不妨得出一些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共识：第一，人口均衡理论是在吸收传统人口理论、均衡理论、适度人口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的人口理论创新和发展，是理论界从“小人口观”向“大人口观”的重大跨越，是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与资源、生态、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适应的全新的人口观。第二，人口均衡发展是可持续发展观在人口学领域的实践，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与20世纪人口增长对生存和经济发展的压力相比，我国现在面临的人口规模和城市化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更为严重，人口结构失衡对社会发展的压力也更为严重，如果不能及时和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就有可能导致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李建民，2010）。第三，人口均衡是理论界对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推进两个统筹的工作思路的科学定义。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各要素之间的内部关系，是人口内部均衡；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外部关系，是人口的外部均衡。第四，人口均衡是以长期性、动态性、相对性和系统性为基本特征的一种多维度均衡。第五，人口自均衡是实现人口均衡的前提。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哪种观念，人口自身均衡不仅是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可以说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前提。正如李涌平（1996）在首次被提及人口均衡一词时所说，其探讨的即是通过调整现有计划生育政策，适时开放二孩政策以实现一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均衡”。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为了方便预测参数的灵活设置以及按照所需输出数据应用C++语言编写人口预测程序（向华丽，2013），本文预测方法与相继的中国人口预测软件CPPS和PADISINT一致，预测基础数据为国家统计局网站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1.基础数据修正
本文主要根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对比来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修正。将五普0～90岁人口与六普10～100岁人口进行比较，并参考已有研究文献的结论分析漏报、重报的多少，从而确定具体的修正值。
崔红艳等（2013）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估计结果表明，0～9岁低年龄人口存在漏报，20～45岁人口有重有漏，死亡人口数据漏报较为严重。王金营等（2013）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评估的结果表明，0～9岁人口漏报率为0.75%，重报率为0.55%，低龄人口死亡漏报率超过60%，老年人口的死亡漏报平均在5%以上，不分年龄达到20%。李若建（2013）根据1953―2010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知，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低年龄组人口漏报，漏报人口中，女性多于男性，并且漏报情况越来越严重。陶涛等（2013）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低龄组人口漏报和青年人口重报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低龄组存在大量漏报，其中0岁组男孩漏报更多；16～21岁青年组人口可能存在重报，每个年龄组重报100万以上。这些学者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质量评估结果，一致表明存在低龄人口漏报、青年人口重报、老年人口死亡漏报等问题。
从上述文献的分析结论以及本文对比结果来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低龄人口存在漏报，青年人口存在重报，老龄人口存在明显的死亡漏报。由此，本文对于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年龄性别人口数据的修正方案为：（1）0岁人口漏报率设置为10%，1～9岁人口漏报率为5%；（2）根据五普和六普数据的对比分析并结合年龄别死亡率调整青年人口；（3）根据五普和六普死亡率逐年推导75～100岁死亡人口。基础数据修正前后主要数据对比如表1所示：
2.预测参数的设置
本文的预测方法决定了重要预测参数包括总和生育率、预期寿命和出生性别比。这里将国际迁移忽略不计，即不考虑迁移对人口的影响。王金营（2013）基于修正的分性别、分年龄别的死亡概率数据计算得到2010年我国男性预期寿命为71.58岁，女性为78.26岁。舒星宇等（2014）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3.65岁。杨凡等（2013）对2000年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其结论是200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至少达到了1.6左右的水平。王金营等（2013）对2010年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值为1.52以上。根据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来看，人口出生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且从二孩和多孩出生性别比水平升高演变为一孩出生性别比水平升高（石人炳，2013；王军等，2014）。联合国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根据各参数的历史变化规律，基于概率模型拟合来进行预测参数未来值的设定（UnitedNations，2014）。
我国的人口预测参数在很大程度上受人口政策的影响，因此本文根据人口政策的变化趋势以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求分别设计了三种方案，具体设定见表2。其中，低方案代表与现实情况较为接近的状态，中方案代表从现实情况逐步过渡到理想情况理想状态是指总和生育率处于世代更替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处于正常水平。的状态，高方案代表直接从现实情况转变为理想情况的状态。
四、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态势
1.人口规模
图1为中国人口总量的中长期发展态势预测结果，并将联合国对于中国人口规模未来发展态势的三种方案预测结果参见：UnitedNations，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PopulationDivision.2013.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2Revision[R/D].DVDEdition.其中有高、中和低总和生育率三种方案。同时列出进行对比。从图中可见，不同的方案选择方案选择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政策制定者可根据期望的人口发展状态相应地调整人口政策，从而达到预期的结果。下中国中期和长期本文将2050年设为中期，2100年设为长期。人口规模具有巨大的差异。
在本文设定的三种方案下，中国人口的峰值均出现在2025年前后，且不超过15亿。随后，人口规模开始递减，至2050年，高、中、低三种方案下的人口规模分别是14.36亿、13.73亿和13.22亿，差距在1亿人左右如果考虑到近40年的时间尺度，加上与现有人口规模的比较，这种差距应该说是不明显的。。因此，笔者认为从中期来看，中国人口规模会由于人口生产所固有的惯性而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但从长期来看，不同的方案设定会对中国未来的人口规模产生巨大的影响。在高方案下，人口规模会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至2100年为14.21亿人；在中方案下，人口规模下降但幅度不会太大，至2100年为12.22亿人；在低方案下，人口规模下降的幅度较大，至2100年为9.09亿人，约为现在中国总人口的70%左右。
总和生育率对人口发展规模的影响巨大。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8，但官方文件与大量研究认为这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多数研究认为目前的总和生育率超过1.5。本文预测的低方案即采信此种认识，将总和生育率固定为1.6。但值得注意的是，将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相近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放在一起对比分析，并考虑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转型目标与其在20世纪80―90年代基本一致，上述国家和地区持续多年低迷的总和生育率状况（图2）不能不让我们担忧中国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将产生的不利影响，即使在未来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这种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很有必要在政策层面尽早做出规划，从而预防总和生育率持续低迷的问题。
从人口均衡角度分析，究竟多大的人口规模为均衡？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加以考虑。如果从外部均衡来讲，人口规模与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则可以认为是均衡的，适度人口理论很好地阐释了这一问题。但迄今为止仍没有权威的或官方的数据对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做出判断，这仍然是一个有待系统、深入研究的难题。如果从人口自均衡来分析，人口的绝对数量并不能作为衡量人口自均衡的一个指标，因为一方面现实的人口规模是历史人口生产及其惯性作用下的结果；另一方面人口数量本身并不能决定人口结构，因而也不能决定人口发展是否处于自均衡状态。
总而言之，在人口规模方面，中国人口压力的峰值将出现在2025年前后，彼时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矛盾将最为突出；其后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下降（或维持稳定），人口的外部均衡问题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2.少儿人口
图3为少儿人口的中长期发展态势预测结果。对未来少儿人口的数量起决定作用的是育龄妇女的年龄别数量和总和生育率的大小。在中、高方案之下，由于总和生育率逐步趋向世代更替水平或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少儿人口的数量在年龄别育龄妇女数量的影响下总体围绕一定的基线水平呈波浪状发展，没有明显的中期和长期的差别，其中，中方案的基线水平为2.14亿，高方案的基线水平为2.48亿。但在低方案下，尽管同样有呈波浪状发展的迹象，但由于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总体表现为大幅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的2.28亿逐步下降到2100年的1.04亿人。
少儿人口比重的变化与少儿人口总规模的演变趋于一致。中、高方案下，少儿人口比重分别基于16.23%和17.51%上下浮动；而在低方案下，少儿人口比重从开始的17.23%逐步下降到2100年的11.41%，下降近6个百分点。
3.劳动力人口
图4为中国劳动力人口的中长期发展态势的预测结果。三种方案下劳动力人口规模差异明显，尤其是低方案与中、高方案的差异。从中期来看，劳动力人口无论在何种方案下，均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大幅下降趋势。但从长期来看，低方案下劳动力人口规模会持续降低，至2100年劳动力人口仅4.95亿人，约为目前的一半；而在中、高方案下劳动力人口数量会趋于稳定，中方案下劳动力人口会稳定在6.8亿人左右，高方案下劳动力人口会稳定在8.2亿人左右。
从人口负担系数来看，高方案下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至多持续10年，中、低方案下则至多持续20年左右。但关键问题不在于人口红利期是否还存在或能持续多久，预测的结果显示出紧随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是人口负担系数的大幅度攀升。从中期发展来看，三种预测方案下人口负担系数均呈线性递增趋势，至2060年前后达到近80%的峰值。从长期发展来看，中、低方案在经历短暂的人口负担系数下降后将会进一步持续上升，达到近90%的高人口负担系数，这也就意味着届时1个劳动力几乎要负担1个非劳动力人口；高方案下的人口负担系数会在2060年以后有所下降，但仍然会稳定在70%以上的高位水平。
4.老龄人口
图5为中国老龄人口中长期发展态势的预测结果。在三种预测方案下，老年人口从绝对数量上来看发展态势比较一致。老龄人口的峰值滞后总人口峰值约30余年，出现在2060年左右，最高达3.81亿人口。在中期（2050年以前），老龄人口数量几乎呈线性递增趋势；从长期来看，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相对趋于稳定，但总数量维持在高位。
正如前文分析，如果单看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同样不能反映人口是否处于自均衡状态，但老龄人口比重具有重要意义。按照目前联合国的定义，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7%即为进入老龄社会，比重达14%为深度老龄社会，比重达20%为超老龄社会。分析表明，无论是在何种方案下，中国将快速迈入深度老龄化乃至超老龄化状态。从2000年的老龄化起步到2022年左右迈入深度老龄化，仅20余年时间；而从2022年的深度老龄化到2035年左右的超老龄化，更是缩短为15年左右。比较而言，法国老龄人口比例从7%翻倍到14%经历了115年，瑞典则用了85年。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本文采用的中、高两个方案是相对理想的人口发展态势，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老龄人口比重从长期来看也会维持在25%的高位水平。如果我国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则老龄人口比重将持续攀升，最后达到34%以上的高位。目前深受老龄化影响的日本，其2013年老龄人口比重也才达到25.1%的峰值。因此，可以预见，长期的超老龄化问题将对中国未来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五、结论及建议
从中期发展（2050年以前）来看，三种预测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即人口总规模在达到峰值后逐步下降，劳动力人口大幅度下降，老年人口剧增。庞大的人口基数及人口生产本身所具有的惯性是导致不同预测方案不能在中期产生明显差异的原因，这也就意味着当前短期的人口政策调整或社会因素影响（经济、社会、文化及习俗等）无法对人口的中期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从长期发展（2050―2100年）来看，三种预测方案下的人口发展呈现较大的差异，且主要表现为低方案与中、高方案的差异。中、高方案能使中国的总人口规模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劳动力人口经过中期的大幅下降后亦可保持稳定，同时对人口超老龄化的过度发展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在低方案下，总人口规模及劳动力人口规模将持续下降，由此导致的超老龄化状况及其影响会远远高于目前深受老龄化问题困扰的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
如果类比与中国在人种、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有相似成分的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等，这些国家和地区持续近30年的低生育率水平则不能不令人对中国未来的总和生育率产生担忧。如果没有适当的人口政策刺激或其他经济、社会、文化或技术因素的重大影响，从长期来看，中国人口很有可能会按照低方案的预测结果发展，乃至更为糟糕。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在大的人口政策上，通过科学的人口发展规划尽早实现从“单独二孩”向“全面放开二孩”过渡。本文的高方案是在模拟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认为能够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后的结果，其虽然仍然难以遏制在中期劳动力人口的锐减及老龄人口比重的大幅度攀升，但在长期确实可以缓解中国人口结构不均衡的状况。（2）预备有效的经济、社会措施预防可能的持续低生育水平的发生。在这方面，可借鉴日本、瑞典等发达国家的经验。（3）在传统的人口数量红利期结束的局面下，应通过投资教育、健康等发展人口素质红利，在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基数支撑下，通过延长人口素质红利期来应对老龄化冲击是完全有可能的。（4）尽早关注并发展老年产业。
参考文献：
崔红艳，徐岚，李睿.2013.对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估计[J].人口研究（1）：1021.
杜鹏.1994.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杜鹏，翟振武，陈卫.2005.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J].人口研究（6）：9295.
李本公.2007.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M].北京：华龄出版社.
李建民.2010.论人口均衡发展及其政策涵义[J].人口与计划生育（5）：910.
李若建.2013.历次人口普查中低年龄组人口漏报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45152.
李涌平.1996.决策的困惑和人口均衡政策――中国未来人口发展问题的探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5964.
陆杰华，黄匡时.2010.关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几点理论思考[J].人口学刊（5）：310.
陆杰华，朱荟.2010.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现实困境与出路[J].人口研究（4）：2027.
穆光宗.2011.构筑人口均衡发展型社会[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29135.
瞿振武，杨凡.2010.中国人口均衡发展的状况与分析[J].人口与计划生育（8）：1112.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课题组.2010.以科学发展为主导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J].人口研究（5）：1221.
石人炳.2013.我国出生性别比变化新特点――基于“五普”和“六普”数据的比较[J].人口研究（2）：6672.
舒星宇，温勇，宗占红，周建芳.2014.对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间接估算及评价――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J].人口学刊（5）：1824.
陶涛，张现苓.2013.六普人口数据的漏报与重报[J].人口研究（1）：4253.
王金营.2013.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寿命水平和死亡模式的再估计[J].人口研究（4）：318.
王金营，戈艳霞.2013.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评估以及对以往人口变动分析校正[J].人口研究（1）：2233.
王军，郭志刚.2014.孩次结构与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关系研究[J].人口学刊（3）：513.
王钦池.2010.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中国人口与发展咨询会（2010）观点综述[J].人口与计划生育（7）：46.
向华丽.2013.武汉城市圈人口空间均衡与区域可持续发展[M].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248.
杨凡，赵梦晗.2013.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估计[J].人口研究（2）：5465.
杨云彦.2010.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人口均衡发展[J].人口与计划生育（5）：1112.
于学军，翟振武，杨凡，等.2010.为什么要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J].人口研究（3）：4052.
UnitedNations，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PopulationDivision.2014.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2Revision，MethodologyoftheUnitedNations[R].PopulationEstimatesandProjections，WorkingPaperNo.ESA/P/WP.235.
Abstract：Balanceddevelopmentofpopulationisdemographictheoreticalinnovationanddevelopmentundertheguidanceofthescientificdevelopmentconceptsandthebalanceofpopulationitselfisthepreconditionoflongtermequilibriumpopulation.Basedondifferentpopulationpredictionparameters，thispaperdesignsthreekindsofforecastschemestosimulatethestatequo，adjustmentfromthestatequotoidealsituationandidealsituation，andforecaststhemediumandlongtermdevelopmenttendencyofChina’spopulationsituation.TheresultsshowthatthebasicdevelopmenttendencyofpopulationofChinainthemediumterm（before2050）won’tbeimpactedbypolicyandothereconomicandsocialfactors.Whileinthelongrun（20502100），totalfertilityratereachesgenerationreplacementlevelassoonaspossiblewillgreatlyreducethelongtermpressureofthepopulationstructure，especiallythesuperagingpopulationpressure.Inordertorealizethelongtermbalanceddevelopmentofpopulation，weshouldplanthetopleveldesigntoopenatwochildperfamilypolicyorevencancelthebirthlimitationpolicyassoonaspossible，andsuperagingpolicyresponseatthesametimeshouldalsobeincludedintheage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