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丽中国
[中图分类号]X1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5-0014-06
[作者简介]李国锋（1976—），男，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山东济南2500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诠释与重构研究”（12BKS063）、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资助项目“生态农业建设的伦理问题研究”（J13WA15）和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济南市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学研究”（13CJB01）的阶段性成果。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其目标指向与实践追求必须和具体的社会制度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彰显其价值和意义。欧美和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已被证明实际上是“反生态”或不切实际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美丽中国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和现实的历史必然性，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选择。
一、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从20世纪60年代起，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臭氧层破坏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在2012年的《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2000-2010年间，全球净森林面积以平均每年520万公顷的速度持续减少，全球约2/3的国家、地球表面1/3以上的土地（超过40亿公顷）和10多亿居民正在遭受沙化、荒漠化的危害。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也在加剧恶化。据国家环保局2006年的数据，中国669座城市有2/3出现水资源短缺，40%以上的河流受到严重污染，80%的湖泊富营养化，大约3亿农村居民缺乏安全饮用水……另据统计，仅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在4000亿元以上。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状况，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关于生态危机的成因，固然有林林总总的解说，但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落脚于人类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导致生态危机。因此，有必要对人类文明已有的发展形态进行梳理，探索破解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有效方式，寻求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人类要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全面发展，必然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这样说：“劳动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①作为劳动结果的人类文明，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种主要形式。
在原始文明阶段，人类受制于未知的自然力的统治，故而人类活动很难对自然生态环境构成破坏，人与自然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从原始文明过渡到农业文明是历史的进步，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进程有所加快，但对自然开发的范围仅限于农田生态系统和经济林生态系统，自然界的生态失衡在范围和数量上是有限和局部现象，人和自然的关系总体上还是和谐的。18世纪60年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了工业文明，此时人类“真正”成了自然的主人。工业文明在极大地稳固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不断地去掠夺自然和“内在地对自然的不友好”，由此必然导致“成本外在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时，就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据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自然条件。”②更令人警醒的是，马克思指出这种“断裂”存在于整个奉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之中。对此，英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戴维·佩珀（DavidPepper）也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他是这样论述的：“‘开采’资源——获得它们的价值而不考虑对未来生产率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而成本外在化部分地是将其转嫁给未来：后代不得不为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③不难看出，工业文明在创造了人类的辉煌之后，也正在用它巨大的创造力摧毁自己，使其陷入不能自拔的艰难境地。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和过程，最终都会消亡，被新的文明所取代。因此，人类为了永续发展，必须超越传统文明及其发展模式，探寻一条新的文明模式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面对工业文明的衰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的生态环境意识开始觉醒，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和拓展。从1972年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到今年6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均一再证明，绿色、循环、生态发展正成为人类发展的新趋向。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尚待构建的、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与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文明形态更替有着重大差别。它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及和睦共处的人际关系为主要内涵，在倡导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追求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注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是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的相互作用、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结果。对于人类来说，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漫长历史后，面对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可能不是一种必然而然意义上的唯一性选择，也不是一种自然而然意义上的唯一性结果，而是我们在后现代文明时代背景下对人类文明未来可能状态的激情想象，是对人类以往工业化与城市化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批判性超越。这种超越意味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转向，指明了人类未来可能的发展道路。
二、已有生态文明模式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持续发展
为了顺应人类文明转向的潮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方面及实践方面都获得比较丰富的经验成果。在当今“一球两制”的现实背景下，前者的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经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来说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毋庸置疑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可持续性理念、制度、政策甚至个体意识，是首先出现并集中体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即使不能说已经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更为成型的“生态文明”要素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至少可以说，在当代欧美国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生态文明”的现象碎片或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征兆迹象。①但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看来，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本的逐利本性以及市场竞争的压力注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竭力使维护生态环境质量的成本“外部化”，不仅侵害了国内大部分普通民众的生态环境权利，而且导致全球性的环境污染“输出”或“转嫁”。正是基于上述理论，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O’connor）提出并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危机”理论，即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存在着“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双重危机，而生态危机清晰地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而詹姆斯·杰克逊（JarnesJackson）在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进行阐释时，也非常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民主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与自然的保护不相容的”，而且提出了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总体性解决思路——“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控制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印度籍德国学者萨拉·萨卡（SaraSarkar）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增长”所依托的理论假设都不过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失败正变得显而易见”，同样“确信无疑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体系正在走向失败”。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批评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取得的“生态文明”的血腥性质和非生态本质。
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如果从理论角度看，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理念蕴涵着更多的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经济建设是有计划的而不是盲目发展——因而可以对资本与市场的扩张本性与经济理性本性进行必要的限制。就此而言，人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应当拥有高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形态，甚至可以说，“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应有内涵。①美国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巴里·康芒纳（BarryCommoner）也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与生态的迫切需要之间的基本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制度有超越私人企业制度的优越性。但对照一下前苏联、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不难发现，社会主义的理念并不能保证自动建立与之相对应的生态友好的价值观念与制度框架。在实践中，苏联执政党和政府对环境保护非常关注，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水源和空气的污染物容许浓度标准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是目前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实施的最严格的标准”，②将环境保护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保护自然环境的法律体系，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了多层次环境保护机构，拥有世界一流的环境科学家，有数千万人参加的环境保护组织。可是这一切都没能有效地阻止生态环境破坏：高耗低效的高增长造成资源空心化和严重的资源浪费；盲目的开发、改造与建设导致气候土壤干化和大面积水土流失。苏联解体前，官方为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准备的环境报告认为，占全苏面积16%的区域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如果还包括草场退化，这一数字将上升到20%，其中有16个区域是生态毁灭。③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同时期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恶化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上述国家在价值体系和基本制度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向，但这一转向不足以说明他们已找到了更为适合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或生态文明发展的模式，同时也清晰地告诫世人在经典社会主义话语下讨论生态文明已没有意义。这就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必须对已出现的国外形形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理论反思和升华，在人类未来文明形态与实现路径的意义上进行超越性的想象与设计。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注由来已久，“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元素成份不断累加、战略地位日渐提升。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由国家调控管理生态环境资源，号召要消灭荒地荒山，重视林业，保持水土，绿化祖国。国务院于1973年专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延续大规模植树造林伟大事业的基础上，着力加强法制建设工作，在邓小平同志的重视下，先后制定、颁布、实施了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水法。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利用、开发和管理整个生态环境及其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具有根本性的意义。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然而，这一时期关于环境保护的核心理念是在优先保证经济总量增长的前提下进行环境保护，这是基于当时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不冲突的天真设想。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成员致富的强烈冲动使全国统一规划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政策变得很难制定且更难以实施。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式纳入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这表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已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其后，我国政府紧密结合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布局，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绿化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和中央领导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一系列报告讲话之中，多次进一步重申和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和谐并存的关系以及加强中国同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而且还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以上这些论述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要素。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①生态文明的提出，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又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与自然关系与时俱进认识的新成果，也是对人类文明认识的不断深化的具体反映。在十七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战略的基础上，党的十报告号召“大力推讲生态文明建设”，更为重要的是，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个建设”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要深刻地融入和全面贯穿到其他“四个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无疑表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的更加凸显和提升，也足见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后代、对世界负责的精神，深刻表明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新方向。
首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就在于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和自然的解放与高度发展，并把它作为追求的最高价值归旨贯穿到自己的学说之中。马克思在展望未来社会的文明形态时这样说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②也就是说，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与生态文明而不是与工业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就是实现“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是对历史上中外思想家社会和谐观的正确继承，“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谐社会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身关系和谐为根本宗旨和发展目标，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又是缺一不可的，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是整个社会文明体系的基础。“人们实现四大和谐发展的成果，以及此条件下所建立的伦理、规范、原则、方式及途径等成果的总和，可以称之为广义的生态文明，也可以称之为绿色文明。”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构建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的和谐统一，使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在新的更高水平上协调发展，不仅是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议题，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的战略新选择。走和谐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走生态文明的道路。生态文明社会就是最理想的和谐社会。
随着国家农远工程”及信息化各项工程项目的实施，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信息化硬件建设得以飞速发展，应用研究不断有新突破，已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然而，教育资源数量上相对匮乏、与基础教育新课改理念相适应的教育资源更新缓慢、共享平台建设滞后等新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怎样进一步发挥工程效益，让教育信息化更好地为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服务，这是摆在每个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严峻挑战和重大课题，而构建区域教育信息化的生态环境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佳途径和重要举措。一、教育信息化及信息生态环境的内涵教育信息化是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教育体系，包括教育观念、教育组织、教育内容、教育模式、教育技术、教育评价、教育环境等一系列的改革和变化［1］5。教育信息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计算机化和网络化，而是一个关系到整个教育改革和教育现代化的系统工程。教育信息化环境是一个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有机结合的新型的教育环境和学习环境。它以计算机网络作为教育信息化的技术支撑，将行政管理、信息管理、教学服务、研究开发等各类系统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现这些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和信息服务。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建设，是基于教育生态学原理提出的一种新的教育信息化建设理念。教育生态学是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新兴边缘科学，是用生态学原理与方法研究教育现象的科学［2］3。教育生态学主张，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区域之间、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教育教学活动各环节之间等，构成一种互联、动态、共效的生态”环境，一种要素的影响或失衡，会导致整个教育生态”环境的无效、失衡和无序(见图1)。学者对信息生态问题的关注始于上世纪末，是伴随信息时代到来后，面对过多的信息负荷，而对如何科学使用信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新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是利用生态学理论与方法来探讨人与信息环境关系的学问。其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信息环境内外影响因素的分析、信息生态失衡问题、信息生态与企业信息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等几个方面。关于信息生态的内涵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如生态科学、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哲学等)、不同的理解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3］1116:陈曙和薛纪珊等认为，信息生态是信息、人、环境之间关系的总和;李凤石则认为，信息生态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信息生态研究的目的是实现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促进人、信息环境乃至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它注重从系统整体出发，从促进与维护整个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角度，对信息、人及信息环境之间关系进行宏观考察与分析，对信息生态系统进行合理规划、布局和调控，实现信息生态的稳定、有序;肖峰则认为，信息生态和自然生态的总体区别，就是它的非自然性和非物质性，它既不是自然现象，也不是物质现象，而是人为的或人工的客观精神”现象，或者说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一种精神氛围和人文环境。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研究的宗旨:探讨教育信息化及其生存发展问题以及人在教育信息化环境中的生存发展问题。具体来讲，它关注的是教育信息化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软环境两个方面。教育信息化自然生态环境包含教育信息、人、教育技术环境等要素。在这个环境系统中，教育技术硬件环境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和控制信息流通的技术因素，它是网络信息生态系统物理形态的基石，没有它就没有网络的存在;社会人文软环境包含与网络发展相关的法律环境、科学技术环境、教育环境、经济发展环境等要素。其中，人是这个系统的主体因素，是信息的生产者、加工者、传播者、控制者、利用者、分解者，没有人就没有信息［4］23。综上所述，强调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就是从系统论的观点，整体地看待教育信息化与整个教育教学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密切关系，并从生态学角度审视教育信息化的效果。同时认为，人的因素是该生态环境中最受关注的要素。二、构建区域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的意义教育信息化，是弥补经济欠发达地区师资水平、教育资源、教育观念等方面不足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缩小地区差异，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保障。正因为如此，国家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投入大量经费，实行西部地区远程教育工程，使教育信息化具备了一定基础，推广了边远农村学校的光盘播放点、卫星接受系统、计算机教室、网络教室以及班班通等符合经济欠发达地区实际的各种教育信息化教学模式。然而，笔者在教育信息化推进的过程中发现，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问题，如观念、理论、政策、人才、经费、资源、区域发展、动力机制等方面的软环境失衡，严重影响了硬件设施的使用效率和效果，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已成为制约欠发达地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瓶颈，也造成了国家教育投入的极大浪费，使原本紧张的教育经费发挥不了应有效果，使人非常痛心!因此，构建区域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是促进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惟其如此，才能全面推进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建设，通过教育信息化推进区域教育改革的突破，以更好的服务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按生态学观点，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系统的平衡是通过三流”实现的，即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教育信息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三流”问题，因而，构建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就是解决三流”建设中的生态失衡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正视教育信息化各项投入不均衡的问题，实现教育的民主化和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更新的自动化，解决能量流问题。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能量流是指推动生物圈和各级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一个系统要保持平衡态，必须持续不断地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或信息的交换。在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中，能量流主要指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和硬件保障问题，表现为能量流受阻并失衡，即教育信息化的投入不足以及比例严重失调［5］4。首先，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使得注入教育信息生态系统的能量流不均衡，导致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不平衡。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较好的平原县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山区县，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水平就不一样。其次，能量流在系统内部的投入比重失衡严重。例如，近几年，国家在陕西省汉中市的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中，硬件经费预算85%，其次为软件经费预算(10%)，网络服务和技术维护经费预算(3%)，人员类经费预算(2%)。这种情况表明，重硬件轻软件，重技术轻应用”的现象仍然普遍，其根源在于生态系统观并没有融入教育信息化过程中。再次，能量流不持续。教育信息化工程建设往往表现为一次性工程行为，即缺乏生态发展观，仅用专项一次性投入方式来完成系统建设，根本没有后续配套投入，导致很多农村中小学的教育信息化设施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教育信息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工程，后续设备更新、人员培训、管理维护等都需要可持续投入，这就需要用生态发展观来指导教育信息化建设。运用生态学的观点构建一个区域教育信息化环境，全面系统地考虑该系统能量流的平衡问题，做到城乡统筹兼顾，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对教育信息化的各项投入不均衡的问题，真正促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实现教育公平。#p#分页标题#e#(二)激发教育生态环境中人”这一最活跃的动力”要素，提升教育的生态效应和创造效应，盘活物质流。生态学的物质流，是生态系统中物质运动与转化的动态过程，强调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及其环境影响来评估系统的生态持续性。在教育信息生态系统中，物质流分析主要关注的是教育信息生态体系内人与环境的共栖互动作用以及建设投入(物质输入)后的最终应用效益(物质输出)，这对于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教育信息化的进程中，物质流问题的关键在于人”，而不是物”［5］5。但是，在笔者的研究中发现，我们的教育信息化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问题，即过分强调物”(包括技术、硬件设施、资源等)的中心地位而忽视了人”(包括学生、教师、管理者等)的价值。事实上，一个先进的教育系统要想发挥最大的作用，必须依赖先进的教育理念、科学的教学方法和先进的文化。如果我们树立了教育信息生态化观念，就可以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关注人的价值，可以更加安全、快捷、高效地把优质的教育资源、先进的教育理念、科学的教学方法、优秀的文化输送到所有城镇、农村和边远山区的中小学校，有效地解决所有学校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育教学资源匮乏、师资短缺、教育教学改革等等问题，真正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质量。(三)实现城乡之间的优质教育资源的双向流通，构建知识共享的信息生态链，不断创新信息流。从现代知识管理的角度来看，知识具有二象性，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只是冰山一角，大量的都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隐性知识，比如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策略方法等，知识只有在共享中才能实现价值的增值。在教育信息生态系统各成员间以及成员内部间显然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信息交流和传递，这种信息传递就称为信息流，信息流应该是双向的，才能将系统中的各个部分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信息生态链［5］6。大多数欠发达地区的教育信息化经过了十多年的建设，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遗憾的是，其中信息生态链却没能稳固构建，表现为教育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乏力，信息孤岛”层出不穷，重复建设严重，信息资源利用率低下，这些都直接制约着区域内教育信息化的生态发展，城乡之间的优质教育资源无法实现双向流通，造成优质资源不能共享。因此，构建一个生态化的区域教育信息系统，已经刻不容缓。三、构建区域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的基本途径通过调研分析，笔者认为，构建区域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的关键应该从教育信息系统的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入手，抓好网络建设、平台建设、教师培训、评价保障、应用研究等五个方面的工作，从而维持教育信息化环境的平衡态(见图2)。(一)抓好网络建设，搭建区域教育信息化的网络环境随着农远工程”的实施，经济欠发达地区初步建成了天、地合一的信息化网络环境。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硬件建设和网络建设，搭建区域教育信息化的网络环境。硬件建设上，首先对远教设备进行全面清理和整合，充分发挥设备效益;其次开展多种方式的班班通建设，切实保障资源走进教室、面向学生、服务教学。实践中，笔者总结出了班班通”建设的多种形式，分别是计算机网络教室、多媒体教室、计算机+电视机、互动数字电视、多功能一体机、网络电脑终端机、远程多媒体互动教学系统等。在网络建设方面，实行层级管理、分层推进，保证建设有标准，评价有体系。一是要制订《数字化校园建设标准》，选取示范点，加强对各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的研究指导，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各级各类学校的数字化教育服务体系，真正发挥数字化校园的多功能性，促进教育教学的现代化。二是要探究县级城域网建设标准，指导和推进各县区教育教学及管理网络化。三是整合现有资源，以班班通、数字化校园、县级城域网等各级网络为基础，构建一个覆盖整个地区、高效、实用和健康的市级教育城域网，为信息化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优质的网络环境。(二)搭建三大平台，为构建区域信息化生态环境提供平台保障三大平台是指教育门户网站联盟、动静态资源管理平台以及公共服务管理平台(见图3)。教育门户网站联盟使市、县、校各级各类教育网站平台实现互连互通，信息共享。例如，目前陕西省汉中市中心小学以上学校网站之间以及与政府网站、教育行政部门网站、大专院校等知名教育网站已实现了网站联盟。动静态资源管理平台使市、县、校资源平台与省基础教育专网资源平台互连互通，以实现资源分布存储、目录集中管理的一站式服务，促进优质资源共建共享。一是组织学科专业队伍，优化、盘活、整合现有资源，不断开发新资源;二是加强市、县、校各级资源平台建设，建成市级以及一批县级教育资源平台，基本满足教师教学应用需求。公共服务管理平台致力于建立健全中小学电子政务，提高办公效率，减轻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工作负担，最终实现中小学管理信息化。三大平台可以把区域教育网络中心建设成为集网络管理中心、网络教育教学中心、教育管理基础数据中心、教育资源中心、教育信息交流中心、远程教育中心、网上教师培训中心、对外中心、社区交流中心于一体的数据中心和应用平台。(三)加强教师培训，建设信息化的人力资源环境信息化生态环境建设和应用的关键在人。为此，笔者认为应加强教师培训，狠抓两支队伍建设。首先要建设一支骨干教师队伍。以教育技术能力建设为核心，加强教师媒体环境下教学设计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针对专网建设、资源开发与管理、各类平台建设等需求进行培训，构建市、县、校三级技术支持服务体系，建设一支覆盖城乡的骨干教师队伍，确保信息化建设和应用顺利进行。#p#分页标题#e#其次是要建设一个专家团队。以开展信息化环境下教育教学科研为重点，培养骨干教师，建设一个理念新、业务精、勇于创新的专家团队，引领广大教师开展课题研究，深入探究新媒体新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及时总结推广研究成果。(四)健全评价体系，确保信息化生态环境健康发展市域电教系统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要制定《数字化校园建设标准》等一系列标准，要逐步构建信息化环境下涵盖课堂教学、教育管理、教师培训、技术支持等综合性、立体化的评估评价体系，并不断更新完善评估标准。以规范的管理、科学的评价为信息化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五)狠抓应用研究，以实践检验信息化生态环境建设效益一是开展各项活动。评选命名一批中小学为全市教育信息化应用示范学校，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利用电子白板环境下的远程互动教学平台开展网上赛教，首创多个教室一起听课，授课教师和异地听课教师利用远程互动平台进行音视频在线交流的网上赛教方式;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中小学新课程资源应用与学科整合展示交流活动，邀请省内外教育技术领域专家教授等到会指导、做专题报告;组织开展信息化环境下教学应用示范课巡讲活动，示范和引领广大教师更新教学观念，提升教学水平和效益。二是组织各项竞赛。组织广大中小学师生积极参加中小学新课程资源应用与学科整合、基础教育(电教类)成果评选、中小学生电脑大赛等各项竞赛活动，提升教师的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学生的信息化素养，培养和提高师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三是创新思维，探究新媒体应用。例如，陕西省汉中市在中小学中组织开展交互式电子白板应用于远程互动教学及课堂教学就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已有多名教师在全国中小学新媒体新技术教学应用研讨会暨基于交互式电子白板学科教学课例评选活动中获奖。在应用研究的同时，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还要深入进行教育教学研究。要通过开展各项竞赛活动和研究工作，不断发现和解决信息化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各项工作措施，确保区域信息化生态环境建设健康、有序进行。总之，构建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是确保教育事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只有全面构建区域信息化生态环境，才能促进欠发达地区教育教学质量提高，促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真正实现教育公平!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环境借鉴
一、生态社会主义环境伦理思想及其评价
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西方颇具影响力的一种社会思潮，它孕育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绿色运动，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一个派别，并在90年代成为引人注目的左翼社会思潮；其基本出发点是用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补充生态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本成因及其性质，探讨消除生态危机的途径和方式，阐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相互关系，力求找到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现实方案和途径，以构建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
生态社会主义运用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某些理论和原则去解决当今时代的新问题，在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认为现代环境问题的根源决不仅仅是工业主义造成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如莱易斯的“异化消费论”、高兹的“生态危机论”、基尼乌的“生产力论”等，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生产的惟利是图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浪费，从而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引起了生态危机。他们还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各自是对方的一部分，通过对方来界定自己、展现自己，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人类作为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不能拒绝它的内在规律，必须承认外部自然的优先性，同时人类又可以作用于外在自然界，这种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构成了人与自然日益统一的历史过程。
作为一种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生态社会主义，与早期的思想相比，显得更加现实，理论更有整体性。但因其不能也不可能彻底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因而其理论视角、研究目的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方法都不明确，在关键时刻还暴露出软弱性和妥协性，是与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虽然生态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它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却针砭时弊，特别是其环境保护意识和措施符合时代要求和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他们关心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强调人类要与自然保持一种平衡协调发展，主张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和行为方式都应注重生态性、系统性原则，保证社会经济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他们把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力图开辟一条既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除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又能保护人类生存的绿色环境的途径。
二、对我国环境治理的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这些折射着智慧光芒的思想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提高了我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为我国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一）认清国情，树立危机意识，培养全民族的生态意识
把生态破坏完全归咎于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有生态危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当前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承受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是：总体有所改善，局部趋于恶化，仍然存在严峻的挑战。其一，资源总量相对短缺，人均占有量绝对不足。据统计，我国人均耕地0.1公顷，相当于世界水平的42%；人均淡水资源量2257立方米，为世界水平的27%；现有森林面积1.59亿公顷，约占世界森林面积的4%，人均森林面积仅有0.12公顷，人均蓄积量8.9立方米，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0%和12.5%；其二，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令人触目惊心。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1990年的5.8亿吨上升到2000年的8.16亿吨；城市垃圾清运量由1亿吨上升到1.8亿吨，其中只要少数经过无害处理；城市大气污染普遍比较严重，酸雨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33%；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18.2%；退化、沙化、盐碱化草地总面积达135万平方千米。德国绿党早在其理论声明中警告我们说：“人类理性可以干预自然平衡，但没有任意改变自然的权利，我们必须意识到和承认保护生态平衡和物种多样性是基于它自身的价值。”[1]因此，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认清当前国情，树立危机意识，增强生态意识。为此，我们要教育先行，要在我们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开设更多的环保知识、环境伦理方面的课程，不仅要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还要提高他们的环境道德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为缓解我国日趋紧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打下坚实的人文基础。
（二）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首先，应确立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生态社会主义从主张“稳态经济”到经济适度增长的转变，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适度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经济增长并非越快越好，超越国力及环境承载力的经济增长，不仅会造成经济超常波动，而且会带来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而增长速度过慢，也不能为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提供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从而会带来诸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党和政府在制定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计划时，既要努力避免经济发展速度过慢，又要注意防止经济过快、过热，力争将发展速度定格在一个理性的发展水平上，从而使我国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其次，实行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的方针，积极采用多种手段保护环境。现代社会，环境日益恶化，资源逐渐枯竭，生态危机严重，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了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我国的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实行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的方针，把解决浪费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率，科学、合理、综合、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大力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创造条件，开发尚未开发的自然资源来取代已经接近枯竭的稀缺资源。一些发达国家已大量开发太阳能、风能、沼气等新能源，我们应加以借鉴。
第三，加速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目前，我国原有的经济结构已经很难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当前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发展第二产业，这必然造成资源、能源的紧张，影响生态环境。而资源、能源消耗少、对生态环境影响小的第三产业，却一直发展滞后，和一些发达国家比，差距很大。因此，为了我国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必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经济结构大调整这一潮流，对我国传统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大调整，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的同时，要着力调整和优化第二产业的构成，切实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结构不合理、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改变以前高投入、低产出和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降低其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三）倡导绿色消费观，培养绿色消费者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人们普遍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幸福程度的标准，这种异化消费观是人性扭曲的表现。人们的欲望是无限的，而自然的可承受力是有限的，为克服二者的矛盾，必须走出这种消费观念的误区，在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性原则下规范消费行为。早期生态社会主义者接受了舒马赫“小即美”的思想，且不论以这种思想来指导生产是否合理，但若将其在消费观念上做一适当的引申，不无深刻的现实意义。促进当代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要解决如何生产的问题，也要解决如何消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人们的生活有了显著提高，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也初露端倪，甚至在某些群体中甚嚣尘上。一份统计报告说：中国人每年喝掉的酒有两个西湖，用掉的一次性筷子相当于一座大兴安岭森林，抽的烟一根一根接起来可绕月球转150圈，这种消费方式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树立正确的消费意识，就显得刻不容缓。当前应努力避免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尤其应抵制以浪费为荣、互相攀比的风气，杜绝以“大”为美，倡导一种适度的、“绿色”的消费观。这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际性消费新潮流，是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鼓励人们崇尚自然，节约资源，追求健康、文明、舒适的生活方式。同时，绿色消费要求消费者培养绿色意识，购买绿色商品。据专家预测，我国目前有近200家企业、40多大类、500多个产品获环境标志认证。政府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以保证绿色产业的健康发展，绿色消费的顺利实现。绿色消费不仅是一种消费模式，更要成为一种制度。作为个人，消费者应该提高自己的绿色意识，自觉购买获得“绿色产品”标识的产品，自觉抵制使用一次性用品。
综上所述，虽然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并非完全正确，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甚至与科学社会主义有根本区别，但毕竟提出了很多具有参考价值的思想资料，表达了“对地球以及对人民、组织和政府正在与之斗争的相互连接的生态和经济威胁的共同的关切”。[2]剔除其消极影响，吸收其积极主张，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乃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十六大报告已经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指明了发展思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我们要大力开展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力求避免生态灾难，在寻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努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量，建立一个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的生态社会。
参考文献
[关键词]水库农业发展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TV6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6）05-0295-01
蓄水如蓄粮，保水如保粮。我省近年来不断受到干旱气候的影响，水库可以有效地蓄水保水，其蓄水保水能力大小直接影响到下游农作物收成的多少，明显改善了全省供水不足地区的用水情况问题，文章就水库对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功能作浅要分析。
1前言
水库的建立是一种对水资源极端缺乏地区的很好的开发模式。它们的建成是对环境的一个重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但要抓紧环境保护工作，“发挥”水库改善水质、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这要靠水库管理单位以及水库周边的工厂企业、地震、环保和各级地方政府等部门通力合作才能奏效。
2水库对生态环境的利与弊
水库的修建对周围的自然环境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对气候、水文、土壤、地质以及动植物和微生物都会产生相关的影响。因此水库的修建在造福当地农民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2.1水库对生态环境的有利方面
水库的建立可以调节河流径流，改善库区气候（减小温差、增加空气湿度）；防洪、航运、发电、灌溉、水产养殖、旅游等，而且它们具有较强的供水供电能力，并在生态环境及地区经济建设中发挥显著作用。
2.1.1防洪
洪水在历史长河中一直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给河流沿岸地区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国民经济的各种基础设施不仅会遭到洪水的毁坏，还会严重破坏农作物的正常发育生长、企业的正常运营生产、损坏建筑物等，为了进一步减小洪水造成的损失，就必须充分利用水库的蓄洪功能，达到预防洪涝灾害的目的。
2.1.2灌溉
水资源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尤其是发生旱灾的时期，用水问题就会尤为明显，严重还会直接影响到农业的正常发展。据统计没有得到灌溉的土地的粮食收成，要远远低于那些经过灌溉的土地的粮食收成。因此通过水库的建设，可以大大增加灌溉面积，同时，引水浇地工作也可以在最优的时间段内进行，自流灌溉面积得到了增加，扩大农业生产。
2.1.3供水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节奏的不断加快，工业发展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对水资源的需求量也是日益增大，因此水资源缺乏问题就显得尤为严重。充分利用水库的蓄水能力，水库的建立可以改善人们对水需求量的问题。
2.2水库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弊端
一般修建水库后，下游工农业发展，人口增加，供水发电效益显著。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水库的溃决时有发生。后果特别严重，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巨大的防洪、供水或发电效益毁于一旦；对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
2.2.1水库的淹没、浸没问题
修建水库时，特别是大型水库的建设过程中，由于蓄水造成一定范围的淹没，将使库区内原有耕地以及建筑物被废弃，居民、工厂和交通路线被迫迁移改建，从而造成损失。
水库蓄水后，抬高了水库周围的地下水位，在特定的地质条件下，可以促成库边或库外某些地区出现沼泽等浸没现象。浸没使农田荒芜或单产下降，饮水和居住卫生条件恶化，建筑物地基受地下水浸润并发生沉陷，道路反浆等。
2.2.2水库的淤积和冲刷问题
挟带泥沙的水流进入水库后，随着库区水位的抬升，水流的过水断面增大，水力坡度变缓，纵向流速和紊动流速都大大减少，降低了水流挟沙能力，导致了部分悬移质和推移质泥沙在库区逐渐沉淀、淤积。水库的淤积不仅缩短水库的使用年限，影响水库的有效库容和效益，而且形成“拦门沙”，扩大库尾和支流上的淹没界限，影响其他建筑物的正常使用。
2.2.3水库的坍岸和滑坡
水库的土体岸壁，在库水长期浸泡下，土体的物理、力学及水理性质发生了变化。加之，在库面波浪对岸壁的积极磨蚀作用下，岸壁的平衡被破坏，导致库岸的坍塌、再造和滑坡。
3水库对农业、农田灌溉发挥的效益
水库对于农业、农田的灌溉效益明显增强，灌溉效益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源头水库的状况，只有在保证水库能安全蓄水的基本前提下，才能保证其灌溉效益得到充分发挥。通过近年来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不仅使得全省病险水库工程安全状况得以改善，且其灌溉能力也大大提升。
4水库的防洪功能与群众生命财产的保障
4.1防洪功能
防洪工程广泛采用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建水库，在防洪渠上游河道建立水库可以调蓄洪水，通过水库可以拦蓄洪水，进一步削弱洪水到达下游的流量，从而减小由于洪水所带来的损失。
4.2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
在汛期，各级领导以及相关部门应对水库大埂、泄洪道等进行实地勘查，严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责令水库所在地立即处理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求各水库的负责人时刻关注气象预告，密切关注天气、雨情、汛情等变化，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并严格做好水库汛期值班记录，重视巡堤查险，防止突发性灾害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结尾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需要对水库的生态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把生态环境经济评价引入到水库建设项目的评价体系中，才能保证水库开发建设既能满足人类的社会需要，同时也起到了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平衡作用。
参考文献
[1]刘福臣.水资源开发利用工程.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人类法律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期后，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法律的社会化运动，社会法正是这场运动最为直接的产物。而这也是受人类伦理观嬗变影响所致，因为其中蕴涵了“由契约伦理到社会正义”的时代精神变革。人类社会在其产生之初并没有环境法。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冲击还比较小，这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环境侵权问题，即因污染而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失。这时并不需要有作为部门法的环境法，对此仅需适用民法中的侵权规定即可，即环境法主要是以私法的形式存在的。此时也有以国家名义颁布的环境公法，但调整环境关系的法律仍以私法为主，而这也存在着任意性和消极性等不足。为弥补这些不足环境法也开始社会化，并在其中逐渐成为了独立的法律部门，环境法在这时也被归入到社会法范畴，“环境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而包括环境法在内的法律社会化运动，都与强调社会公正的社会伦理有关系。“‘社会伦理’以社会伦理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以人的自由为目的，是关于社会和谐秩序及其实现条件的社会公正的理论。”社会法正是以其为理论基础而构建的，社会公正可谓是其中最为核心的价值。社会法“主张法律规则应被认为是达到社会公正结果的指针。”我们认为环境法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自于维护社会公正的现实需要——社会上污染破坏环境的毕竟是少数人，若不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那么这对大多数人而言就是不公正的，而环境法要维护的就是这种社会公正。“为了维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责任有一个公正分配的问题。在特定的环境之中，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污染和破坏环境。恰恰相反的是，任何人都有维护环境的责任，这种责任的分担就有何以公正的问题。”而这种责任主要是通过环境法实现的，在这方面政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政府的责任主要在于通过制度保障社会的公正运行，就环境问题而言，就是制定环境法规、环境决策，通过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命令等环节使各行各业遵守环境法规，执行环境决策。”而环境法自身具有的强烈社会性特征，也决定了环境法必然与社会伦理相关——社会性就是社会伦理据以建立的基础。环境问题是具有着重要社会性的问题，它的产生具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根源。环境法作为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之一，自然而然地也就具有了明显的社会性。环境法主要是解决人类同自然的矛盾，环境保护的利益同全社会的利益一致，就此而言环境法也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然而环境问题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与其说环境问题具有社会性特征，还不如说环境问题具有全人类共同性；因此社会伦理在环境问题上也有缺陷，它也难以全面支撑环境法的伦理基础。随着环境问题“类”主体概念的出现，人类在环境问题上进入生态伦理时代，生态伦理也成为环境法新的伦理基础，环境法也因此过渡到了生态法的时代。
二、生态伦理与环境法
在环境法发展史上有件标志性的大事——瑞典斯特哥尔摩世界环发大会的召开。该会议确认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也使环境法进入了生态伦理的新时代。“这个阶段的环境法的主要特点是……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成为环境法学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环境法治的重要条件。”我们认为在环境法的发展演进历程中，生态伦理时代的到来必然是大势所趋，而这也恰是由环境法的特殊性决定的。环境法的特点意味着“它的历史发展最显著的趋势是生态哲学的引入。”生态伦理是伦理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它的出现影响甚至颠覆了传统伦理学，其也对环境法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逐渐意识到，造成当今世界环境危机严重的总根源，乃是人们对自然在认识上的错误所致。“环境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和价值问题……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价值取向问题，是目标和意义的选择问题。”换言之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伦理的危机。这也意味着环境法作为人们环保手段，如果不能从伦理观上进行彻底的革新，其作用将很难以完全充分地发挥出来。中国环境法的革命首先是理论的革命，而后者首先就是由生态伦理所引发的。生态伦理对环境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在颠覆传统的环境法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了现代环境法新的理论基础。所有的法产生和存在都需要伦理基础，且最初都以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出现。传统人类法律大多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法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亦不例外。而人类中心主义本身也是有其缺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忽视了人类的存在必须以自然的持续存在为前提。”这也使其愈加无法支撑环境法的演进，于是生态中心主义倾向逐渐开始产生。这时“传统的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概括地讲，就是哲学伦理学界开始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探讨‘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理念……‘生态利益中心主义’者基于现代科学提出了应当扩大伦理学主体，将‘自然物’也作为与人类平等的伦理学主体的主张。”环境法在生态伦理的支撑下迅速发展，同时也成为生态伦理重要的实现形式，两者呈现出良好的相互促进发展态势。“现代环境道德的发展过程证明，环境道德与环境法的关系密切，它们相互渗透、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一方面，环境法积极维护环境道德，一旦条件成熟就把环境道德规范提升为环境法律规范。另一方面，环境道德积极为环境法辩护，并通过道德舆论推动环境立法、守法和执法。”但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也并非不无诟病，学术界同样也对其提出了许多的质疑，而这些质疑甚至还延伸到环境法领域。有学者将这种质疑归结为了九个方面，即理论前提虚无、信仰真理化、缺乏本土思维与大归结众化意识、核心理论正当性不足、颠倒伦理与法的关系、道德性过高、缺乏法律思维、忽视程序价值、实践论证不足等弊端。这使其更无法成为环境法的伦理基础，甚至在环境法中的某些重大问题面前，它不仅显得苍白无力更是难自圆其说。因此生态伦理并非环境法的伦理终结，我们反而在其中找到了新的伦理起点，即下文中所要论及到的生命伦理理论。另一方面，它促进了现代法律生态化的巨大变革，其中自然也包括环境法的生态化变革。生态化是当代法律发展最重要的趋势，而它的出现就是由生态伦理所引起的。“法律生态化趋势是生态伦理观在法律上的反映，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到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革命是法律生态化的伦理基础，正是这种变化了的价值观引发了法律生态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环境法中表现的最为明显。“环境法的生态化是按照可持续发展要求对环境法进行的创新和改造……它的生态化将引导中国环境法律体系向生态法的方向发展。”可持续发展在实际上就是种伦理要求，它实现了社会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演进。“可持续发展伦理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了从社会伦理、人际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思维转向。”因此环境法伴随着这种伦理观的演进，也实现了从社会伦理为基础的社会法，向以生态伦理为基础的生态法的转变，从而也就完成了环境法的生态化进程。
三、生命伦理与环境法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新事物源于旧事物，前者是对后者的发展、更新以及扬弃。“新事物在旧事物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否定了旧事物中消极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吸取、继承并发展了旧事物中积极的因素，并且还添加了一些为旧事物所不能容纳的丰富的新内容，因而它就比旧事物优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环境法演进中伦理观的嬗变也是如此。生命伦理最初也可追溯到生态伦理中，史怀泽最早开始对此进行了伦理思考。“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对他来说，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这就将生态伦理深入到生命的层次。而美国学者艾伦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地球是我们所知道的宇宙中能够维持人类生命的唯一星球。但人类活动却逐渐使得地球很难适于人类继续生活下去。”生命伦理常被等同于医学伦理，“生命伦理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却又与古老的医学伦理学有着难解的渊源，直到目前，一些学者仍习惯性地称其为‘医学伦理’或是‘生物医学伦理’。”但本文中所要探讨的却是其语源层面。现代生命伦理学在西方最早始于法国，虽然其也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但它却是“以生命存在的价值为其全部理论的中心”的，并且非常“强调对生命价值的动态性和开放性研究。”如前所述，法学始终受到哲学伦理学的强烈影响，生命伦理孕育催生了新兴的生命法学。“法理上来说，生命法是生命伦理的法律化，是从生命伦理中分流出来的一种具有刚性的社会行为规范，它所维系的是最低限度的生命伦理；生命法学作为以生命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是以生命伦理学作为其理论来源的。因此，生命法律现象中的很多现象都必须从生命伦理学中寻找理论支撑。”甚至有学者更为直接地指出“生命伦理学是生命法学的基础。”哲学伦理学总在不断寻求着终极思考，将对环保伦理深入到生命伦理的层面，也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终极思考。生命的存在是这个世界上的头等大事，而它又是以一定的环境状况为前提的。这意味着如果世界上的环境极度恶化，最终使得所有的生命都无法生存下去，那么再讨论任何的问题都将毫无意义。“生存问题总是只能通过生存活动本身来澄清。”我们认为，环境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生命法，“当代生命法学研究与调整的对象不仅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包括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对环境法的认识上升到生命的高度，是人们对环境法认识继续深化的结果，而这显然是受到生命伦理影响的结果。立法可谓人类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活动，换言之只有人类才能充当立法的主体。但人类在立法又不能只管自己的利益，而须顾及所有生命甚至非生命的利益。“人类应当承认生物的权利，并为自己立法：一切生命的权利都是不可侵犯的。”认识到这点才能既摆脱人类中心主义，而又不至陷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虚无，从而为环境法找到其终极价值之所在。
四、总结
关键词：环境法；终极价值；利益
中图分类号：D9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12）02-0083-01
一、环境法的终极价值定位
就法律的价值而言，也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主体的人的有效性和积极性。法的价值的主体是人，是指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人的总称。法的价值的客体就是法本身，这个法是指广义的法，即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的总称，它包括法的制度、法的运行事实和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法。依此传统观点，环境法的价值，就是环境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人类社会的满足和有用性。我国环境法学界许多学者对环境法价值的定位，就是从这一传统观点出发的。
环境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就是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以地球为中心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只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要素，并且其本身又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其必须遵循自然系统的一般规律，必须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环境法作为人类社会保护环境方面最重要的部门法，在保护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不仅要关注人类社会的利益，还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而传统环境法在价值取向上仅仅从人类的利益出发，将自然视作人类的资源，保护环境知识为了人类更好的发展。这种环境法本来为保护环境而立，但终因其没有从整体、全局的观点来把握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最终反而导致了环境问题的进一步恶化。系统论的提出，为我们正确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只有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出发，转变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发展观，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和谐发展，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
二、环境法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内涵
生态整体利益作为环境法的终极价值，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既是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也是代内生态整体利益与代际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
（一）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
环境法作为新近发展起来的法律学科，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这是因为环境作为全人类的共同生存条件，并不能为某个人或某国所私有或独占，也不能以阶级、意识形态或国界来加以划分，环境保护符合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利益，任何国家环境法的发展和完善，都是对全人类做出的有益贡献。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整个地球是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在整个庞大的复杂系统内，全球的物质环境和能量流动依固有的规律不断进行，任何一个环节受到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就会失衡，人类环境也必然会发生危难。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系统，任何国家的生态遭到破坏都会危及到全人类的生存。
（二）代内生态整体利益与代际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
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生态整体利益既应该包含代内的生态整体利益，又应该包含代际的生态整体利益，这二者也应该是统一的。对于自然系统而言，由于自身能够按照生物进化的自然进程向前演进，如果没有人类社会系统的干预，其能通过自身的新陈代谢维持好世代间的利益平衡。因此，当代人必须要考虑后代人的机会和可能获取资源数量，当代人在制定政策和措施时不要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福利和生活质量，而一定程度地牺牲后代人的部分福利和潜在机会，当然，其也不必通过降低当代人的生活消费水平，来提高年轻一代和未出生的后代人的潜在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对维护代内与代际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实现
生态整体利益作为一种全新的环境法律价值观，既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突破，也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挑战，这种价值的实现必然会面临多方面的障碍。首先，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建立的一切制度、价值观念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决定了环境法也必然体现着人的价值选择，人类利益自然也成为环境法价值取向的中心。其次，法律是由人类制定的，向来也是以人类的权利、义务为内容，以人的行为关系为调整对象。最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保护环境、实现生态整体利益单靠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使得加强环境保护的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必须面临的重大难题。面对诸多障碍，如何探寻新的路径，便是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关键所在。本文提出以下路径：
（一）观念的改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
法律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人类环境价值观的概念将对环境法的发展和变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转变是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根本出路。要真正地转变这种观念，首先必须转变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其次，应培养生态意识，树立生态主义世界观。生态意识就是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整体性规律的认识，是人们为了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自身行为自觉地按照生态规律性行动的一种意识。在培养生态意识的同时，还应该树立生态主义世界观，这要求人们在心中应逐步形成对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生态学原则的正确认识，要求人们必须时时刻刻意识到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