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老龄化；现代化建设；养老服务
一、引言
民政部在2012年最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四章“社会服务”中第三十八条提出，“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将养老服务设施纳入纳入城乡社区配套设施建设规划，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活动、日间照料、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和网点，就近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发扬邻里互助的传统，提倡邻里间关心、帮助有困难的老年人。鼓励慈善组织、志愿者为老年人服务。倡导老年人互助服务。”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阶段，未富先老的现状已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积极寻求新的解决思路，多方合作共同解决养老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着深厚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一）目前我国老龄化基本状况
自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以来，截至2012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2714万人，占总人口的9.4%。同时，中国的老龄化呈加速发展的趋势，今后老年人口将年均增加800万～900万人，到2022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3亿人，老龄化水平将到达17%。预计到2050年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届时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4.37亿人，占总人口的30%以上。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少儿人口抚养比从2012年的23.96%提高到2013年的24.36%，老年抚养比从2012年的20.66%上升到2013年的21.58%，推动社会总抚养比从2012年的44.62%上升到2013年的45.94%。全国老龄办副主任、中国老龄科研中心主任吴玉韶还指出，“老龄人口的高龄、失能和空巢化将进一步加剧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二）我国老年化社会的特点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如下特点：一、速度快、时间短。据有关专家研究统计，世界上先期进入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所需的时间：日本为25年，英国为45年，美国为60年，瑞士为85年，法国为115年，而我国仅用了18年。二、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达国家是在经济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基本完成现代化建设以后才面临老龄化问题的，即“先富后老”，因而有雄厚的经济作为建设老年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有力保证，而中国的老龄化则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实力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即“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出现。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劳动人口负担加重
老年人口数量与比例的增加会改变人口的抚养比，被扶养人口的增加必将会加重劳动人口的负担。社会总抚养比从2012年的44.62%上升到2013年的45.94%，同时劳动力人口出现负增长的局面，这对于我国目前的劳动力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口的人均寿命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到2011年，人均寿命从68岁增至73.5岁。人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需供养的时间也就相继延长，这也就更进一步加重了劳动人口的负担。
（二）用于老年社会保障费用增加，政府负担沉重
中国的老龄化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出现的，政府一方面要进行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对养老保障投入巨大的资金支持，财政负担尤为严重。但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政府不能为了进行经济建设而降低养老服务的水平，但也不能因为养老服务的投入阻碍了经济建设，缺乏了经济基础的政府就不可能真正处理好养老服务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矛盾。如何协调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投入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不同素质老人对家庭社会需求不同
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人口素质的差别也会凸显出来，包括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尤其是城市的老年人口，素质相较于以前有很大的提高，对待生活也有自己的看法，开始追求老年生活的价值。与此同时，老年人口平均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人有更多的时间彰显自己的劳动价值，服务于社会，并在与社会的双向交流之间满足自己的需要。老人需要的已经不再仅限于吃饱喝足，有地方住，更多的老人开始追求精神的满足，这也是提供老年服务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四）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计划生育使生育率迅速下降和人口寿命的延长加速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则是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结构的核心化，这样导致了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功能不断弱化。随着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子女一边要负担孩子，一边要照顾老人，还要顾及自己的工作，压力无限大，而老年人的生活习性又与年轻人不大相同，因而在照料方式上也存在很大的矛盾，家庭养老的功能日趋弱化。
（五）产业结构的调整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对于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与年轻人不相同，为了满足老年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要求发展老年产业，增加老年人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业，改造不适应人口老龄化的住宅、社区和环境，发展老年人衣、食、住、用、行、文等各种消费品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府必须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不断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
四、养老服务新设想
中华民族是文明之邦，孝文化源远流长，老龄化的到来不仅是单个家庭的问题，也不能完全把责任都让政府承担，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温暖、和谐、有尊严感生活环境是全社会的责任。这里就养老问题提几点设想：
（一）自助养老
根据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已从2004年的人均700元提高到现在的1721元，但仍有部分老人处于贫困线水平以下，政府可以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培训，并安排他们到相关单位从事劳动，自助养老分为有偿和无偿两个方面，对于有偿的劳动者，可安排他们集中培训，身体等各项素质达标者一部分可以去儿童福利院，残障儿童学校或农民工子女学校工作，照料孩子们的饮食起居，这些老人和孩子们在一起更容易感到满足，享受到别样的天伦之乐，同时，那些孩子在这些“爷爷奶奶”们的关照下长大，也能感受到家的爱与温暖。另一部分有偿劳动者可以安排他们去照顾生病、更年老的老人，帮助他们打扫卫生、做饭、聊天等。老年福利院的老人可以由政府出资，而家庭供养的老人则可以由子女出资，政府进行补贴。这样一方面老年人可以自己获得生活的来源，减轻政府的负担，而那些生病的老人也能得到更好的照顾，居家养老者的子女也能更安心地工作。对于无偿的劳动者，可以组建成老年志愿者团队，由社会服务机构及其他的事业单位进行培训，并安排他们从事志愿服务事业。如安排部分老人去医院陪病人聊天，志愿去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担任志愿者......
（二）志愿者服务队伍的组建
据了解，英国每年约有48%的人参加志愿活动，美国18岁以上的人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的人大约占总人口的一半，在日本也约有一半的国民参加过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而中国这方面做的就明显不够，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能从小健全孩子的人格培养，不应该仅凭成绩的高低来确定一个人的素质，小升初，初升高，大专院校，用人单位招聘等，都应把参加志愿者服务的情况当作选拔人才的标准之一，鼓励人们从事社区志愿者服务。初期必须要有政府主导，后期才能慢慢成为社会默认的行为准则。而且，在组建志愿者服务团队的过程中要强化职业技能标准的确立，不仅仅是志愿者，所有从事老年服务事业的人都必须通过标准的资格的检验，明确其权责范围，工作内容，提高职业化水平，才能更好地做好老年服务工作。此外，要健全监督管理体系，政府定期检查相关养老机构的行为是否合格，养老设施是否到位，能够通过检查的相关单位才能获得政府资金支持，不合格的单位和个人要接受相应的惩罚。而这个检查机构同样可以由那些经过培训的无偿的老年志愿者来担任。
（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的作用
据统计，1998年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就有150多万个，约占美国各类组织的6%，平均每12个就业人员中就有一个为非营利组织工作。据民政部数据，我国基金会的数量从2003年的954个增加到2012年底的2961个，基金总资产已超过800亿元，2008年和2010年均突破1000亿。但这类机构的主要是收养救助各类人员，提供住宿服务，这些对于救助人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所有社会组织一方面要“受之以鱼”，但更为重要的是“受之以渔”，组建职业培训机构，帮助弱势群体谋得一技之长，能够在政府提供的各类社会服务机构中工作，获得自己的收入，也能提高他们的尊严感。同时，政府也要给这些社会组织充足的资金和物质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以免社会组织也为了生存而轻公益，重利润。与此同时，政府也不能放松对这些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保障各类人员的生活质量。
（四）引导和支持企业参与到养老事业中来
老龄化一方面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众多问题，但另一方面银色浪潮也对经济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医疗、保健、文化、老年服务等市场前景广阔，政府可以通过政策的倾斜，资金的支持加以引导，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其中。如建设装有“生命线”紧急呼救装置的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公寓楼；给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上门送餐或送饭、洗衣洗澡、代买东西、陪老人去银行取钱等业务；老年护理学校，专门向老人或家属提供关于各种疾病的咨询和服务工作，举办学习班，普及各种疾病的预防知识；或者是专业的老年人才培训开发机构，都不失为养老事业中的创举，在营利的同时又能给老人提供必需的服务。但政府在给这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也要不断完善监管体系，保证其服务质量。
参考文献：
[1]黄冰.我国社区养老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商情，2012（8）：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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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应对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也将长期存在。因此，新修订的《老年法》确定“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所谓长期战略任务，就是要有长期战略思维、长期战略规划、长期战略准备和长期战略对策。要有长期战略思维。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老龄化社会是全新的社会形态，不管是解决养老问题，还是解决其他问题，都必须考虑到人口老龄化这个重要因素。要有长期战略规划和长期战略对策。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的长周期性和复杂性，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能靠应急，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总体规划，超前设计，分步实施。必须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来进行全面规划，从制度和政策法规层面来进行顶层设计，防止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走弯路，甚至走错路，制定适应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和行动纲领。
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人口老龄化具有不可逆转的特征，只能积极应对，不能消极回避。在联合国提出“积极老龄化”理念之前，一部分国家政府和学界对人口老龄化抱着消极悲观的态度，担心劳动力老化、劳动力素质下降，影响经济发展，担心老年人过多，家庭和社会抚养负担过重等。“积极老龄化”理念提出后，改变了人们对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的传统认识，人口老龄化不仅有“危”也有“机”，老年人也不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社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因此，要树立积极的老龄观，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积极的政策、更加积极的行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要转危为机，人口老龄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挑战，也有发展机遇，我们既要迎接挑战，也要抓住机遇，特别要抓住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庞大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把沉重的“夕阳事业”办成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要充分发挥老年人的潜力和作用，老年人有知识、经验、技能等方面的优势，要调整社会政策，破除影响老年人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阻碍，吸纳更多的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老年人独特的作用。既要看到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又要看到我国社会制度、组织体系和文化传统的特殊优势。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集中办大事的制度和组织优势，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孝文化传统的国家，尊老敬老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家庭养老是我们的传统，这些优势将在今后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综合应对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长周期、深层次的，因此，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的宏大系统工程，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各方面的积极性，既要建设“硬件”，又要完善“软件”，建立全社会责任共担、综合应对的体制机制，也就是按照我国老龄工作方针“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要求，构建大老龄工作格局。应对人口老龄化，政府的责任是至关重要的，政府应当在建立制度、完善体系、提供公共服务、规范市场等方面承担责任，特别是在制度建构和政策设计上，必须吸取西方高福利国家的教训，立足我国特殊的国情国力，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构建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但是，政府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只能承担有限责任，政府既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特别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让发挥社会力量“唱主角”，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满足广大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要根据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营造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软实力”，随着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软实力”将越来越重要。要加大敬老爱老的宣传力度，特别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要借鉴西方国家对公民道德和诚信信用情况进行评估的做法，把尊老敬老情况作为一项重要指标，作为择业、晋升、上学、考评的重要依据。要弘扬家庭养老的优秀传统，在强调居家养老的同时，不能削弱家庭养老。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我国历史上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老年人生活在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中，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到保障，靠的就是大家庭的集体力量。必须指出，今后无论国力如何强大，政府责任如何强化，社会化养老服务如何发达，也要坚定不移地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性作用，家庭仍然是养老的第一居所，特别是家庭提供的生活护理、精神慰藉、亲情关爱等是其他方式难以替代的。
科学应对
关键词：老龄化老年公寓社区化发展路径优势结合老龄化问题成为当前关系到我国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据统计，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占总人口的11%。到201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78%。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年代。
根据现代人口学理论，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反映人口老龄化的指标划分为三类：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指标、老龄化速度的指标和抚养比指标。随着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寿命的延长，在分析老年人口问题时逐渐地将老年人口的起点年龄向65岁国际标准靠拢。
当前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养老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到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老年公寓问题是解决我国养老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化的老年公寓在我国具有可行性和优越性，它具备特有的感情交流功能和组织服务功能，将社区的养老服务引入现代化的老年公寓，是我国养老保障的新选择。因此，新时期加强老年公寓社区化建设，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老年公寓社区化发展路径势在必行。
一、21世纪我国人口的老龄化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的规模问题
目前，我国已有21个省（区、市）成为人口老年型地区。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中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度。自1999年中国进入老龄社会开始，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直到2100年，老年人口总量仍然高达3.18亿，占总人口的31.09%，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
（二）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问题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其中，法国130年，瑞典85年，澳大利亚和美国79年左右。中国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
（三）人口老龄化地区发展平衡问题
人口流动和迁移，不仅左右着地区之间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而且也对地区之间年龄结构走向老龄化产生影响。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程度以上海最高、新疆最低，天津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五位。我国人口老龄化由过去自西向东老龄化逐步加深，转变到中西部与东部两大格局，中西部老龄化差异已“合二为一”。
二、现阶段国内外老年公寓的发展状况
（一）现阶段老年公寓的一般特征
老年公寓分为四种类型：独立型老年公寓，服务型老年公寓，护理型老年公寓和大型老年综合体。独立型老年公寓相似于居家养老加社区服务，老年人相对集中居住，护理型老年公寓养老适应特定的老年人。与服务型老年公寓养老相比，独立型老年公寓养老优势更明显。
（二）新时期我国老年公寓发展的具体分析
1、新时期我国老年公寓发展的市场根源及状况
现代社会随着住房条件的不断改善及社会伦理观念的不断更新，成年子女与父母分开居住已相当普遍。这一方面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家政服务公司介入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使老年人与其子女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了分歧。因此，老人们对于老年公寓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发展老年公寓首先要考虑老年人的心理和生理上的特殊需求，确保设施无障碍，同时还要配有供老年人娱乐场所；其次，还要坚持适度发展的原则。
2、新时期我国老年公寓建设的市场定位
老年公寓的市场定位中，首先价格定位要适当。其次，老年人住房要坚持无障碍原则。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老年人已经取得了其现有住宅的部分产权，大部分老年人子女有能力为老年人购买或租用价格适当的老年公寓。
三、现阶段我国老年公寓发展的瓶颈
（一）瓶颈之一：空间问题
在老年公寓的建筑设计中，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和规范，在光照和建筑色彩上采取措施，弥补老年人感知功能的减退；居室充分考虑朝向、采光和通风；地面材料进行防滑处理。过大的空间容易使得老年人产生空荡荡的孤独感；过小的空间会增加这种局促感，老年公寓在空间设计中要把握尺度。
（二）瓶颈之二：资金问题
老年公寓的开发成本较高，发展老年公寓养老，特别是独立型老年公寓养老与大型老年综合体养老的发展更多的涉及到建筑的增量问题，即新开发建设成本极高。因为独立型老年公寓养老需要配有无障碍设施的住宅，细节要求比一般住宅更高，住宅成本相对较高。
解决方式：集资兴办，政府与非营利机构联办，民间资本兴办。
（三）瓶颈之三：思想观念问题
与西方国家比较起来，老年人子孙同堂的传统观念是阻碍老年公寓进一步发展的主因。中国社会上有一种传统观念，到老年公寓去养老的人是被儿女抛弃的，或者是没人赡养的“五保户”；儿女背上“不孝”的包袱。虽然一些退休工资较高的老人想入住老年公寓，但是旁人总以为是儿女不孝顺产生的这一想法。结果老人入住后一切都好，儿女却承受社会舆论压力。
实际上，我国一些相关机构与媒体，本身就对传统福利机构养老、独立型老年公寓养老以及服务型老年养老等不加区分，更混淆了人们的认识。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也成为老年公寓养老发展的一大障碍。
四、现阶段我国老年公寓社区化发展的路径分析及构想
（一）现阶段我国老年公寓社区化发展的路径分析
1、组织原则：公建民营
现阶段，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适宜老年人需求的养老服务体系，并需进行空间上、地域上的长远规划。由于发展社区化的老年公寓社会效益高，短期收益少，需求资金量大，一些民营资本投入较少，因此需要政府融资建设综合性社会福利高的老年公寓，在组织原则上形成公建民营的模式。
和谐社会的历史新阶段，吸引和扶持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既可以拓宽老年公寓的资金投入渠道，提高老年公寓的社会化、专业化水平；又可以拉动内需，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同时还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为民营经济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2、政策方面：政府引导扶植
我国的大多数老年人不富裕，社会养老保障事业存在巨大的养老资金缺口，养老规模和能力不足。老年公寓养老是一种社会化养老，但更是一项公益事业，尤其在开发建设环节，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一些国家政府对老年公寓的开发建设的支持是全方位的，如在贷款方面，或者免收土地出让金、减免税费等，以调动开发商的积极性，通过政策扶持鼓励独立型老年公寓养老按照“公益性事业，市场化运作”的机制运行，走产业化道路。在我国，尽管“老年公寓产业”前景看好，但在现实的房地产开发中，却少有开发商涉及这一领域，主要原因是政府支持力度不足。因此，各级政府对开发商开发老年公寓，应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在批地、引资、拆迁、税收等方面，提供条件或给予政策上的引导与扶持，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其社会收益。
3、资源配置：各种优势资源整合
国家应放宽市场准入，实行公平待遇。对民营养老服务企业与国办、集体办老年公寓的收费性养老服务项目一视同仁，简化企业注册登记和投资核准，改革收费核准制度；为营造平等竞争的老年公寓服务市场环境，发挥国家福利资源使用的最优化效应。国办老年公寓在坚持福利性、救助宗旨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定位。加大对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的政策扶持。建立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的专项发展资金，研究优惠供地办法，实行税收政策优惠，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规范国家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收费行为；以此来充分调动民间资本投资经营养老服务业的积极性，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促进我国老年公寓服务业快速协调发展。
（二）现阶段我国老年公寓社区化发展的构想
1、老年公寓实行社区人性化管理
社区管理模式主要以精神关怀为主，由小区养老服务中心做平台，通过在养老设施、场地等硬件的投入和建设，以及物业提供的各种人性化服务，调动社区甚至外界所有可为老年人服务的资源，为老人提供饮食、家政、文体、旅游全方位的贴心服务。
2、从业人员服务职责明确并接受相关培训
老年人对日常服务要求比较高，不仅需要日常生活服务，如料理家务、饮食起居咨询等服务，同时也需要游览、精神慰藉、家庭护理、娱乐以及康复治疗等更高层面的服务。因此，需要大量的专业性、职业人员。从而要实行行业准入制度，加强学校教育，并利用各种形式组织培训专业服务人员。
3、形成相应的产业链，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老年公寓发展需要产业化，国家提倡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老年公寓的发展只有真正做到产业化，才能从根本上满足社会的需要。老年公寓的发展，需要园林、绿化、基础设施、医疗、通信、文化教育、装饰装修、家用电器、以及家庭服务等一系列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促使相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4、为构建和谐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我国发展社区化的老年公寓，对于减轻国家负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家庭养老问题十分突出，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以及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的发展，为实行老年公寓养老奠定了基础。建立和完善老年公寓养老关键在于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精神心理、医疗保健三方面。因此，搞好社区养老服务，大力发展老年公寓，有助于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引导更多的青年和社会公众参与，在全社会营造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形成以人为本、稳定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六、结束语
发展老年公寓，实行老龄人口公寓社区化养老，是完善城市养老保障体系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成为发展第三产业的新领域和新市场。老年公寓不仅是福利事业，而且也是服务行业。发展老年公寓可以实行“以寓养寓”，投资经营者对入住公寓的老人收取费用，经营者对外可兼营医疗门诊、餐饮部等，以增加盈利；从而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发展老年公寓，既能为老年人服务，又能扩大就业面，成为发展第三产业的一个新领域，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使我国老年公寓事业成为一项充满活力的“朝阳产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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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即将进入老龄社会。1999年，中国也进入了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为了摸清中国老年人口及老龄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掌握未来中国老龄问题的基本国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专题预测研究，基本情况如下。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已经开始显现
目前，中国已有21个省(区、市)成为人口老年型地区。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中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度。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老龄化水平超过全国平均值的有上海(18.48%)、天津(13.75%)、江苏(13.75%)、北京(13.66%)、浙江(13.18%)、重庆(12.84%)、辽宁(12.59%)、山东(12.31%)、四川(11.59%)、湖南(11.51%)和安徽(11.18%)等11个省市。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养老保障的负担正日益沉重。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到3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老年人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2004年，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862亿元，占基金收入的75.5%，比上年增长31.6%，增长速度比基金收入增长快3.5个百分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之所以高速增长，人口迅速老龄化是重要原因之一。
为老社会服务的需求迅速膨胀。目前，由于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变、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为老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难以满足庞大老年人群，特别是迅速增长的空巢、高龄和带病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以养老机构和床位数为例，目前，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他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许多为老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与城市相比，农村老龄问题的压力更大。2000年，农村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同时，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农民的养老、医疗都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西部和贫困地区尤为严峻。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许多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压力早就潜伏生长，人口老龄化只是凸显了这些压力。目前，这些压力还只是初现端倪，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这些压力的影响将会更加深刻、更加普遍。
二、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从2001年210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22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22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
第二阶段，从2022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
第三阶段，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这一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30%，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平台期。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
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2014年将达到2亿，2026年将达到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一直维持在3-4亿的规模。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21世纪下半叶，中国也还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二是老龄化发展迅速。
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其中，法国130年，瑞典85年，澳大利亚和美国79年左右。中国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
三是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
四是城乡倒置显著。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中国的情况则不同。目前，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五是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
目前，老年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出464万人，2049年将达到峰值，多出2645万人。21世纪下半叶，多出的女性老年人口基本稳定在1700-1900万人。需要指出的是，多出的女性老年人口中50-70%都是8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高龄女性人口。
六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
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则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五千到一万美元以上，而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一千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根据此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
自1999年中国进入老龄社会开始，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直到2100年，老年人口总量仍然高达3.18亿，占总人口的31.09%，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
(二)2030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
一方面，这一阶段，老年人口数量和老龄化水平都将迅速增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迎来老年人口规模的高峰。另一方面，2030年以后，人口总抚养比将随着老年抚养比的迅速提高而大幅度攀升，并最终超过50%，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低抚养比的人口黄金时期将于2033年结束。总的来看，2030到2050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将分别保持在60-70%和40-50%，是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严峻的时期。
(三)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
经过5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到21世纪下半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老龄化程度以及高龄化程度都将在较高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老年人口总量虽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3亿以上，老龄化程度为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规模将保持在8000-9000万，高龄化水平为25-30%，重度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将显得越来越突出。
(四)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总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由于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总人口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目前人口总规模仍然高达13亿，预计到2030年达到最大人口规模14.65亿，总人口过多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这是一个新的重要国情。人口老龄化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并将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而不断加重。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
三、问题和建议
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增长、储蓄、投资与消费、劳动力市场、养老金、税收等产生冲击。在社会方面，人口老龄化将影响社会福利、医疗制度、家庭构成以及生活安排、住房和迁移。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人口老龄化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属于中等偏下国家的行列，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还相对落后，实现现代化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在这种基本国情下，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压力巨大;在建立满足庞大老年人群需求的为老社会服务体系方面，加快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增加为老服务设施，健全为老服务网络的压力巨大;在处理代际关系方面，解决庞大老年人群和劳动年龄人群利益冲突的压力巨大;在协调城乡和谐发展方面，解决农村老龄问题，特别是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老龄问题的压力巨大。同时，中国政府和社会还必须付出巨大成本来调整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管理体制等，以适应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变化。
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在2022年实现全面小康，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以后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严峻挑战。2022年，2.48亿老年人能否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目前还有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2050年，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能否承载4亿多老年人群各种需求的巨大压力，更是一个严峻的课题。总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关系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关系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鉴于人口老龄化对人类生活全方位的深刻影响，自1982年第一届世界老龄大会以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老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的战略和对策。2002年，联合国召开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敦促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从现在开始，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战略和对策，否则，将会丧失战略机遇，付出巨大代价。
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愈来愈严峻，并将很快进入2030年到2050年的最严峻时期。从时间表上看，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短短的25年。正如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警示的：人口现象是一个长周期事件，解决人口问题必须要有足够的提前量。目前，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物质、制度等各种准备还不足。在未来的25年时间里，要全方位地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准备，不仅时间十分紧迫，而且压力十分巨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的建议是：
1、要把老龄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认真对待。
中国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社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挑战的紧迫性和自觉性。在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要切实从老龄社会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把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列入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
2、要充分利用25年战略机遇期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各项准备。
从现在开始的未来25年，是应对老龄社会的关键准备期，也是仅有的战略机遇期，十一五时期尤为重要。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和把握老龄社会的挑战和机遇，把解决老龄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发展战略，制定发展规划，完善法律法规，调整社会经济政策，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各项准备。要制定应对老龄社会挑战的中长远战略规划。要立足当前，在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加快发展老龄事业的同时，健全和完善适应世界老年人口第一大国这一国情的老龄工作机制。
3、加快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建设完善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养老医疗问题的制度安排。要在健全和完善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体系的同时，大力推广城乡困难群众的医疗救助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形势下，努力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普遍实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试点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30年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以前，在全国城乡基本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城乡老年人养老、医疗问题的妥善解决。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问题；老年人
我国人口走向老龄化，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社会在不断进步、在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人的生命、寿命在延长，老龄人口自然在增长；另一方面，国家提倡计划生育，并为之制订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严格控制了人口增长。又因为维持数千年的“养儿防老”传统习俗和思想观念的逐步瓦解和摒弃，使人口的增长率逐渐在下降，这样，相对于总人口而言，新出生的人口比例在下降，老龄的人口继续在加快增加。
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之后人口增长幅度开始下降，到目前，这20余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人口老龄化过程，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急剧转变，使得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
(二)社会负担加重。老年人口社会负担主要包括：一是退休费用，二是老人医疗卫生费用，三是老年经济，四是社会福利设施。人口老龄化的迅速提高，使得政府和社会在保障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等方面需要投入更多，从而减少社会积累，给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压力。
(三)“四二一”家庭养老负担重。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第一代独生子女现已进入婚育年龄。一对夫妇在供养四位老人的同时，还要抚养一个孩子。而社会竞争的加剧让相当数量的子女在自身条件的限制和压力下，没有时间或者能力照顾老人。在我们承办的多数案件中，许多犯罪嫌疑人或因为当地生活条件差，无法过活而外出打工，但又找不到工作，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或因需要赡养、扶养的人较多，只能外出打工，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予以维持。
(四)社会保障城乡差异较大。由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快于经济发展水平，使得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能力较为脆弱，尤其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致使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重在城镇，而农村的覆盖面则相对较窄，部分老年人口缺乏应有的养老、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在推进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措施的过程中，尤其是农村的力度亟待加强。
二、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一)研究制定适中的人口政策。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是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我们既要控制人口增长，又要防止人口老龄化速度过快和老年人口比重过高。因此，要制定一个二者兼顾的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在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步伐，为老龄化提供根本的经济保证。只有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发展，才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保证。老年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归根到底，有赖于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只要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国民收入的增长大大超过因老年人增加而加重的负担，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就会减轻。
(三)加强法制建设，形成尊敬老年人的道德风气。加大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的宣传和执法力度，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加强尊老、爱老、养老、敬老的传统道德教育和宣传，在全社会形成尊敬老年人的良好道德风气。对那些虐待老年人、不赡养老年人的行为，必须在道德上、法律上给予谴责和制裁，以保障老年人在愉快、温暖、祥和的环境中安度晚年。
(四)完善养老保障制度。要及早研究和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扎实地推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尤其是加快建立和健全老年经济供养体系、老年医疗保障体系和老年社区照料服务网络体系。同时，还要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并根据城乡老年人口的不同特点和需求，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适合城乡老年人口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城镇应加大力度推行以社区服务为依托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事业，而农村重点则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救济以及以保吃、保住、保穿、保医、保葬为内容的“五保”供养制度。
(五)发挥老年人余热作用。老年人是社会的共同财富，也是智力库，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劳动技能，相当一部分人身体健康，乐意且能够为社会作贡献，加之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推迟了人类的衰老过程，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劳动年限延长。因此，我们要积极挖掘这一资源，以智力开发为重点，采取各种形式，开拓老年人的就业市场，为老年人的再就业创造条件，给老年人发挥余热创造一个适宜的平台，使之既可以减轻由于老年人口增多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压力，又可以使老年人进一步实现其自身价值。
三、人口老龄化现象引起的法律思考
（一）老年人涉诉的法律援助
最近，有媒体报道了这么一件新闻，有对老年夫妇养了个不成器的儿子，离开学校不务正业，没完没了地向父母要钱，动不动就打骂父母，还给父母定了3条“家规”——被打骂时，一不准叫喊，二不许报警，三不许外传。为此，这对老年夫妇多次找村干部、派出所要求解决，结果都认为是家庭纠纷，没有引起重视。老人到法院告状，法院也只是调解了事，儿子毫无收敛。一次，儿子向母亲要钱而母亲未能满足其要求时，竟用铁棍打断了母亲的两根肋骨。还有一次，也是因为要钱，他将刀架在父亲脖子上，父亲高喊“救命”，他便操起棍子将父亲打得昏死过去。想到十多年来屡遭儿子的打骂，父亲禁不住怒火中烧，愤而拿起斧头将熟睡的儿子砸死后投案自首。
惨剧发生后，人们责怪这位老人法律意识不强，不该凭意气用事，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在维护老年人权益方面，社会负有什么责任?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老年人在受到侵害时，常常“告状无门”，一些社区、村委会、群众团体和司法部门以“清官难断家务事”为由，对老年人反映的事常常推来推去，不认真处理；有些老年人法律意识不强、法律知识贫乏，不知道如何打官司；有的想打官司，又因付不起所需费用而被吓回去……所有这些，都使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尽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维护老年人权益作了具体的规定，但却宣传不够，尤其是农村老人，他们多数为文盲或半文盲，根本不知道可以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这就要求全社会都来关心老年人，伸出援助之手，共同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健全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加强老年人法律服务工作，使老年人能够就地、就近、及时得到优质的法律援助和服务。可喜的是，现在有些地方给老年人提供了很多法律援助，如进行法律宣传、法律咨询，提供法律服务，免费替老年人打官司……
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援助，使老年人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会打官司，打得起官司，是维护老年人权益的重要方面。
（二）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赡养、养老保险
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农村老年人独居或只与老伴一起生活的比例将不可避免地升高。但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生育人口减少，对许多人来说，现行的由家庭提供的养老保障将无法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正规的社会保障在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障方面的作用就愈显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方面的政策来实现。
由于我国近几年才开始大规模地施行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养老保险等，一些相关政策很难在短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取得好成绩，一些弊病也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因此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增加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以及加强资金的管理，完善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问题、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另外，要规范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的管理体制。在地方政府机构之外设立一个养老基金管理机构，负责养老保障基金的增值和保值。民间组织也可以利用政府的财政、政策支持，组建养老院，将一些“五保户”、农村留守老人集中起来照顾，这不仅可以解决社会养老的压力，也可以减轻家庭成员的赡养负担，从而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政府和立法部门也可以大胆借鉴国外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立法的经验，依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建立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对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和使用给予明确的规定，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进一步将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纳入法治轨道。
（三）老年人权益的法律保护
在老年人生活中，有5种权益最容易被老年朋友忽视而受到侵害：
1.受赡养权，指老年人有受到子女赡养的权利。赡养义务人是老年人的子女，包括未被抚养的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受赡养权包括受物质资助形式的赡养，如支付老人的生活费等，也包括受精神抚慰形式的赡养，如为老人提供送医送药等劳务，关心老人精神上的哀忧，照料老人不受伤害等。一些赡养人以为只要拿钱给老人就是尽了自己赡养的义务，其实，在人老之后，精神上的慰藉才是主要的。但因工作压力大，做儿女的只能外出工作，才能更好地照顾老人，这就出现了两难局面。
2.扶助权，指老年夫妇间有相互抚养的义务。抚养义务人是老年配偶。老年夫妇虽然年龄大致相仿，但是他们的身体状况和退休金、收入水平、适应社会能力等方面往往有一些甚至很大差距。因此彼此，在一方健康、经济等方面出现问题时，另一方给予相应扶助，十分必要。但对于那些老伴已过世的老人来说，就只能依靠儿女来赡养了，从而也增加了子女的负担。
3.再婚自由权，指丧偶老人享有找寻配偶、再次结婚的权利。法律重申老年人有再婚自由权，主要是针对部分老人的子女因为面子、财产继承等种种问题而反对老人再婚，阻止老人寻找幸福。
4.自由处分遗产权，指老人对其生前积累的财产，有根据自己心愿、子女和配偶对自己的关心与照顾情况，决定由一人或数人继承自己的遗产以及他们的继承份额，或者决定把自己生前积累的财产无偿地赠送给他人。但一些子女为了能获得更多的财产，在财产分配前“尽责”照顾老人，等财产拿到手后，就弃之不顾，造成老人生活困难。
5.继承权，指老人作为子女、配偶的法律规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子女、配偶死亡时享受依法继承的权利。那种认为老人不能继承子女的遗产的认识是不对的。此外，女性老年人享有依法继承其男性老年配偶遗产的权利，那种认为男性老人的遗产只能由其子孙继承的说法是不合法的。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2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2～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骋谖闯赡耆丝诩虻R虼耍疾炷炅浣峁沟谋浠肷缁峋梅⒄怪涞墓叵凳且恢指畈愦蔚难芯浚崾刮颐悄芨既返匕盐杖丝诒涠蜕缁峋梅⒄怪涞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0～14岁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龄中位数20岁以下20～30岁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汀H嗣嵌阅壳白芎蜕实乃街谒捣诅。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2～2025=75.0
(2)世界银行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1982=68.0
2100=81.0
男70.5(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2000=80.0
男69.0(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2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2000年2025年2050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0+65+60+65+60+65+
(1)联合国(中方案)1.270.852.701.85----
(2)世界银行1.370.953.202.103.61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1.320.922.731.883.3～4.22.84
(4)宋健等--0.94--2.21--4.05
(5)杜鹏(方案一)1.280.872.801.834.123.07
(6)于学军1.290.882.731.883.84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丝诶狭浠讨欣夏耆丝诘奶氐慵坝纱瞬亩陨缁峋玫挠跋於蓟嵊兴浠馐侨丝诶狭浠讨幸酝幢还惴喝鲜兜牧硪桓鲋匾矫妗U饫锝擞玫谌⑺拇稳丝谄詹槭荻灾泄夏耆丝诘母婀婺：透媛式蟹治觥＃?）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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