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迫于我国开放经济竞争力提升的压力，改变了早年对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不适用反补贴法的惯例，从2006年开始频繁对我实施反补贴调查，尤其是2012年3月修改反补贴法相关内容，为对我适用反补贴调查扫除了国内法障碍。另一方面，在对我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采取歧视性替代国做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进一步确立，这一做法已难以为继。未来，美对我在双方调查程序、范围等方面做出调整，不断强化贸易保护壁垒，我面临的双反压力可能进一步上升。
一、特政府对我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新趋势
（一）政策架构调整和人事任命体现其贸易保护政策意图
特政府新设立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和国际谈判特别代表一职，并计划由商务部主导贸易政策制定，给予商务部更大贸易政策制定权，降低了美国贸易代表的影响力。在人事任命方面也体现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意图。如，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主张尽快推动北美自由协定（NAFTA）重新谈判，强调所有已签订的自贸协定都应每隔几年重新谈判一次，同时还表示对以低于成本价倾销产品或未能提供公平贸易环境的国家予以“严厉惩罚”。特任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纳瓦罗为新成立的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也是一位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曾主张对我进口产品征收45%的跨境税。这预示着特政府废除或调整部分自贸协定、增设贸易壁垒等政策措施可能会逐步推开。
（二）特政府倾向于由商务部自行提出双反调查，缩短调查发起时间
未来美国双反调查程序的发起可能更加快捷。过去双反调查程序的发起有两种渠道：一是反倾销机构自行发动调查，即美国商务部认为进口到美国的产品有倾销或补贴行为，可在美国联邦公报上双反立案通知，不过这种情况较少；二是申请人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进行调查，即由申请人向反倾销机构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目前看，商务部被赋予更多权力，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已表示，将在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中担任更加积极的角色，包括有意向地运用商务部的权力自行提起“双反”调查，未来很可能强化发起双反程序的第一种渠道。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收集证据和筹措Y金并发起申诉相对困难，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启动调查，因此，由商务部自行可以大大缩短申诉准备期。
（三）特政府反补贴可诉讼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
美国对华反补贴的项目大多为可诉讼补贴，包括低于合理回报提品和服务、税收优惠、优惠贷款和财政资助等四类。
在低于合理回报提品和服务方面，需要确认提供者是否属于政府或公共机构，美国商务部在实际操作中通常以供应者是否是国有企业为标准，以往其对华反补贴调查主要集中在原材料行业，而国企在我国大多数原材料领域占据较高份额，往往难以提供有力证据来证明其获得的产品不低于合理价格，因而更易成为反补贴调查对象。
在税收优惠方面，由于税收优惠政策只适用于符合减免条件的企业，具有不公平的专向性特征，而我国税收优惠名目繁多，如购买本土生产设备税收优惠、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研发税收减免等，往往易成为反补贴调查对象。
在优惠贷款和财政资助方面，我国出口信贷、政策性银行贷款、政府专项拨款等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往往被视为财政资助。由于我国政策性文件强调对某些产业的支持，尤其是此类贷款在我国企业开展“一带一路”投资项目中大量存在，加之政府专项拨款种类繁多，包括部级专项拨款和地方政府拨款，美国商务部会据此认为这种政策性贷款具有专向性，也易遭受反补贴调查。
（四）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能成为双反调查的借口
目前，我国尚不符合汇率操纵国的判定标准，但人民币汇率操纵问题仍是影响中美双边贸易的敏感性问题，一旦以此为由实施双反调查，将影响我对美全部出口商品。目前，特政府尚未发起针对人民币汇率开展的双反调查，美国商务部也认为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造成的补贴和倾销缺乏专向性，但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而实施的双反调查仍存在可能，对此需要高度关注。
（五）特政府意图弱化WTO约束力和影响力，注重强调美国内法的效力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年3月1日向国会提交的贸易政策年报中指明，美国要捍卫贸易政策，贸易争端的解决将不受制于WTO裁决，而是优先遵循国内法。这份年报还指出，为迫使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开放市场，计划探讨启用对不公正贸易对象国采取高关税等制裁措施的“301条款”、“337条款”，体现了特政府意在削弱WTO的约束力和影响力，支持以国内法来解决贸易争端的动机和目的。
二、我应对美双反调查措施的几点建议
（一）充分利用WTO规则
针对美国通过反补贴修法助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行为，应坚持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对美违反规则损害我方利益的行为要据理力争。2016年10月，WTO裁定美针对我出口产品实施的13项反倾销措施违反世贸规则的案例就值得借鉴。即使利用WTO规则不能完全维护我方利益，也可争取WTO专家组报告的认可和对我上诉的支持，为我在多边框架内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提供有力支撑。
（二）加强中美政府高层沟通和磋商
充分利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等机制平台，加强双方沟通与磋商，尽可能在政府工作层面对双边贸易纠纷和摩擦及相关负面影响进行有效管控。
（三）坚持倡导自由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的立场
反对少数国家尤其是个别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G20峰会等多双边场合，坚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立场，坚定推动和引导好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全球化。
（四）调整部分产业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
调整政府扶植企业方式，清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政府要主动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纠正市场失灵，对企业自主创新给予更多支持。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落后地区发展、教育与技能培训、基础研究等，这些政策属于不可诉讼补贴范畴，既可支持企业又可避免反补贴调查。
（五）加大对易受冲击的国内重点行业支持力度
内容摘要：鉴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自身的缺陷，许多国家都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所得税优惠政策来扶持和引导中小企业的发展。
关键词：中小企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本文对当前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世界各主要国家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梳理，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现行的所得税政策，提出了支持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建议。
一、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现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中小企业蓬勃发展。截至2008年底，全国实有企业971.46万户，其中99%以上为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提供了近70%的进出口贸易额，生产的商品占社会销售额的60%，创造了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50%以上的国有企业下岗人员、70%以上新增就业人员、70%以上农村转移劳动力，拥有66%的发明专利、74%的技术创新和72%的新产品开发。①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领域最活跃的市场主体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繁荣经济、增加就业、调整经济结构、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目前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1.面临国际市场需求骤减和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双重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外市场需求萎缩，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小企业的订单锐减，利润严重下滑。同时，受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和城市化成本较高等因素的影响，国内市场需求受到制约，中小企业的国内市场环境急剧恶化。
2.面临自有资金不足和外部融资成本较高的双重困境。
中小企业规模小，底子薄，抗风险能力较弱，融资渠道单一，难以采取发行企业债券、股票上市等融资手段，因此，融资难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瓶颈问题。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企业经营更是难以为继，一些资金链断裂、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企业已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3.面临没有产品定价权和成本转嫁能力弱的双重压力。
我国中小企业大都集中在传统的第三产业和加工制造业，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阶段，没有产品定价权，企业成本受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较大。
近年来，企业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给企业经营造成了很大压力。尤其是《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导致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整体上升5%～10%，在一些低端行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甚至达20%以上。①4.中小企业自身的一些不足也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小企业的公司财务管理制度普遍不健全，信用和法制观念淡薄，缺乏可供抵押的担保财产，抵御风险能力较差。此外，我国中小企业大都以家族化管理为主，靠血缘关系维持经营，如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完成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型，其发展方向与核心竞争力将难以提升。
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所得税政策的国际比较
在公司所得税方面，各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覆盖中小企业的建立、成长、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主要采取了降低税率、税收减免、投资抵免、研发扣除、加速折旧、亏损弥补等政策手段，以鼓励中小企业的创立、投资以及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
（一）鼓励中小企业创建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为了减轻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中小企业实行低税政策，并对中小企业的所得税实施一定期间的税收减免，以减轻企业在创立初期的税收负担，引导纳税人投资和创办中小企业。在OCED成员国中，美国、加拿大、法国、爱尔兰、日本、韩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都对中小企业所得税实施不同程度的税率优惠。
美国对年应税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小企业，按15%的低税率征收公司所得税。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小型企业投入股本所获的资本收益，实行为期至少5年豁免5%的所得税优惠；对小型企业风险投资额的60%免税，其余的40%只以50%征收所得税。
英国专门对那些利润较少的小公司实行一种救济制度，降低其所得税税率。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困难，英国政府决定推迟提高对小公司适用的优惠税率，将提高税率的期限延长到2010年4月1日。对年利润不足1万英镑的小公司实行10%的优惠税率。
法国规定：中小企业年利润低于38120欧元的部分按15%的所得税税率征收，并对新建小企业免征3年的所得税。为促进失业人员创业，法国规定创办工商企业可以享受2年免征所得税，以后3年对企业盈利分别减少75%、50%和25%的所得税优惠。
日本也对中小企业实施低所得税政策。日本税法规定:自2006年起，对资本额在1亿日元以下的中小企业，年应税所得额在800万日元以下的部分，法人所得税税率降为22%；年应税所得额超过800万日元的部分，法人所得税税率为30%。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自2009年4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年应税所得额不超过800万日元的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由22%降至18%。
（二）鼓励中小企业投资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在鼓励中小企业投资方面，各国主要采取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盈亏相抵等税收优惠措施，以鼓励中小企业扩大投资规模，促进中小企业加快发展。
美国出台了许多鼓励中小企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优惠形式颇为广泛：1.美国允许中小企业对购入新设备进行所得税投资抵免。美国联邦公司所得税法规定：凡公司购买新的设备，若法定使用年限在5年以上的，其购入价格的10%可直接抵扣当年的应付税款；若法定使用年限为3年的，抵免额为购入价格的6%。小型企业的应纳税款如果少于2500美元，这部分应纳税款可全额用于投资抵免;对于超过2500美元的部分，最高抵免额限于超过部分的85%。如果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不足以抵免时，可比照亏损处理的办法，不足部分可向前结转3年、向后结转7年，即可以将前后11年的应缴税额用于投资抵免。2.美国还规定了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长期投资税收减免政策。美国税法规定：对年收入不足500万美元的中小企业实行长期投资所得税减免，对投资额在500万美元以下的小企业永久性减免投资所得税（前两年减免7%，以后年度减免5%）。3.美国出台了一系列加速折旧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相继出台政策缩短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允许小型企业在投资后的1～2年内对新购置使用的固定资产提取高比例的折旧，对某些设备在其使用年限初期实行一次性折旧。
英国在1983年提出企业扩充计划，通过对投资者大幅度的减税鼓励人们投资创办中小企业。该计划规定：凡投资创办中小企业者，其投资额的60%可以免税，每年免税的最高投资限额为4万英镑。为了吸引私人投资，政府允许非挂牌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在保持5年股权的条件下，可以申请免税优惠。
法国为了鼓励中小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自2005年7月起，对中小企业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税前资本扣除比例从25%提高到40%。在风险投资方面，法国规定：风险投资公司从持股中获得的资本收益可免除部分所得税，免税金额最高可达收益的1/3。中小企业在创办当年及随后4年，可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其50%的费用，或者在创办当年及随后2年，对再用于经营的利润全部或部分免税。
日本允许对中小企业购置或租赁的提高技术能力的机器、设备给予特别折旧，对工业用自动机械、数控制造机械等，可就购置成本的7%抵免所得税（但抵免金额最高不得超过当年应纳税额的20%），或给予相当于购置价30%的首次特别折旧。2009年2月1日起，日本重新实行对中小企业的亏损退税政策。
在亏损弥补方面，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出发，各国的政策有所差异。在OECD成员国中，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德国、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新西兰、瑞典、法国、丹麦、匈牙利和英国对企业利用以后年度利润弥补亏损不作时间限制，不同之处在于是否允许企业利用以前年度利润弥补当年亏损。意大利、韩国和挪威等国虽然对亏损弥补的时间进行了限制，但对小企业实行了特殊的照顾政策。例如，意大利税法规定：小企业开办前3年的亏损可以无限期地用以后年度的利润弥补;韩国税法允许小企业利用前1年的利润弥补本年度的亏损；挪威税法则规定：如果小企业在关闭时有亏损，可以用前2年的利润弥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允许公司在2008年和2009年发生的经营亏损向前结转5年，英国允许所得额不超过30万英镑的小公司将2008～2009年度产生的经营亏损向前结转3年，但结转额最多不超过5万英镑。
（三）鼓励中小企业科技投入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为了鼓励中小企业进行科技开发，大部分国家都规定了对企业研究开发支出扣除的优惠政策。
美国规定：小企业可将与贸易或商业活动有关的研究、试验支出，直接作为费用扣除，而不必作为计提折旧的资本性支出。
企业一般性的研发费用如果在课税年度超过过去3年平均发生额，其超过部分的25%予以减免。企业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研发费用的65%作为非课税对象，该项抵免可以向前结转3年，向后结转15年。
英国政府的企业投资者计划旨在通过运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投资者向未上市的中小企业投资，以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从2000年开始，英国政府开始实行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税务信贷，将研究与开发税务津贴从100%提高到150%，中小企业可将研发投入中符合要求的经常性支出按照150%的折扣率抵扣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研发费用中的资本性支出实行全额抵扣政策，并将抵扣对象扩大到尚未盈利的企业。
法国税法规定：企业经过有关部门审核确认的研究费用，可以从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研究费用扣除标准为当年研究费用额减去前两年该项费用平均额的50%，但是每年的最高扣除额不得超过200万欧元。对中小企业实施“研究开发投资税收优惠待遇”制度，中小企业研发投资比上一年增加的可以免缴相当于研发投资增加额50%的公司所得税，同时也要受到最高抵免额的限制。对中小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新设备、新工具，允许有条件地实行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方式。
日本政府特别重视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主要采取税收抵免的方式，鼓励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日本税务当局对那些会计制度健全、账目清晰正确、长期按时申报的小企业采用“蓝色申报制度”。采用“蓝色申报制度”的纳税人可以享受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适用“蓝色申报制度”的纳税人的研究开发费用，日本税法规定：当该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支出超过以前任何年度时，可将超过金额的20%（不超过法人税总额的10%）从法人税额中抵免。另外，为了促进中小企业对新技术的投资，日本给予中小企业相当于购置设备价7%的法人税特别税额扣除，此外，还有强化中小企业技术基础的法人税税额扣除。所有小企业的产品和技术研究开发支出都可以享受6%的税收抵扣。
加拿大税法规定：所有公司和个人的研究开发费用都可以享受20%的联邦投资税收抵免，当年未抵扣完的部分，可以向前抵免3年或向后抵免7年。但对于上年度应税收入少于40万加元、应税资产少于1500万加元的小企业，对其支出的第一个200万加元，可以享受35%的联邦投资税收抵免。
三、对我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所得税政策的启示
（一）降低小型微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与对中小企业实行优惠税率的OCED成员国相比，我国20%的税率水平还是比较高的，高于美国、法国、加拿大、韩国、葡萄牙和匈牙利的税率。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形势，应该降低小型微利企业的税率水平，建议将我国小型微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
率调低到15%左右。
（二）调整中小企业亏损弥补的政策我国现行税法规定：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
税法中没有规定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亏损弥补政策。我国5年的向后结转亏损弥补期限与OECD成员国相比是短的，并且我国目前不允许企业用以前年度的所得弥补亏损。为了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建议对中小企业的亏损弥补政策做如下调整：一是允许中小企业的亏损向后结转10年；二是允许中小企业用以前年度的所得弥补亏损。
（三）增加中小企业投资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了降低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鼓励中小企业扩大投资规模，应给予中小企业适当的免税、退税优惠。
一是给予国家鼓励的新设立的中小企业一定的免税优惠期，比如开业前2年免税，或者实行分期按比例给予免税优惠，第1年免税，对以后3年的企业盈利分别减征75%、50%和25%的所得税；二是对中小企业从被投资公司分摊的损失，不超过投资账面价值的部分允许扣除，从而降低中小企业的投资风险；三是对中小企业用税后利润转增资本的投资行为，对再投资部分缴纳的税款给予全部或部分退还，以鼓励企业将所获利润用于再投资。
（四）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融资难一直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首要问题。
结合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给予中小企业以下所得税优惠政策：一是可以适当提高对中小企业从非金融机构借款利息的扣除标准，比如，对借款利息不超过按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150%的部分，允许在税前全额扣除；二是对纳入全国试点范围的非营利性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取得的担保和再担保业务收入(不包括信用评级、咨询培训等收入)，给予一定的企业所得税减税优惠，比如按15%的税率征税。
参考文献：
（1）朱青《运用税收政策大力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税务研究》2004年第11期。
（2）刘北辰《法意两国扶持中小企业的财税政策与启示》，《价格与市场》2007年第8期。
（3）张瑛、韩霖《部分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税收政策》，《涉外税务》2009年第4期。
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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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斯旺模型；内外均衡冲突；人民币汇率制度
中图分类号：F83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1－0005－05
一、引言
2005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内部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明显特征，尤其是自2007年初起通货膨胀压力趋显，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则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典型外部特征。开放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经济体都面临着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并存的可能性，因此解决内外部失衡的支出增减政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主要是汇率政策）就变得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每一个开放经济体又面临着“三元悖论”的约束（克鲁格曼，1999），我国实行的是一种追求汇率稳定的汇率政策，同时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以追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追求汇率稳定意味着在调解内外失衡过程中使用支出转换政策将受到制约。为解决当前内外失衡，央行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缩减国内支出、回收流动性，但效应并不显著，而且在调控过程中出现了“米德冲突”（米德，1951）：一方面随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增加，在汇率稳定政策与人民币强制结售汇制度之下，内部流动性过剩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为解决流动性过剩采取的紧缩性本币政策，在减少了国内支出的同时也减少了进口，而且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并带来国际资本的流入，进而加剧了国际收支顺差的程度。在稳定汇率这一外币政策之下，当前内外均衡冲突有相互加强和愈演愈烈之势。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如果现行的外币政策没有变化，只要经济发生内外均衡冲突，本外币政策冲突就会凸现，而且这种冲突会进一步加剧内外失衡。因此，在当前内外失衡的经济背景下，研究内外均衡特征及其所产生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探索协调本外币政策以及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以实现内外均衡的途径和措施就变得至关重要。
二、“斯旺模型”及其修正
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当实际经济运行偏离了内外均衡，当局必须运用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米德（1951）在其《国际收支》一书中对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米德冲突”，他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不能运用汇率政策，因此在依靠单一的支出增减政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寻求实现内外均衡的过程中，会出现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发生冲突而难以兼顾。Swan（1955）进一步研究了内外均衡冲突，并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思想，这一思想被称为“斯旺模型”（见图1）。在图1中，纵轴是本国货币实际汇率水平，横轴是本国支出水平，II曲线表示国内经济实现均衡时汇率和国内支出的组合，XX曲线表示国际收支实现均衡时汇率和国内支出的组合。
假设实现国内经济均衡时的国民收入为Yf，则Yf是国内支出A（由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构成）和经常项目CA之和。如果政府追求数量为X的经常项目盈余，则当CA=X时外部经济实现均衡。经常项目是可支配收入和实际汇率的增函数。则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条件可用下式分别表示：
Yf=A+CA（EP?鄢/P，Yf-T）
CA（EP?鄢/P，Yf-T）=X
（其中，Yf是国内经济均衡产出；T是税收水平；Yf-T是可支配收入；EP?鄢/P是实际汇率）
当本国货币升值即本国货币实际汇率EP?鄢/P下降时，CA减少，为保持国内经济均衡Yf不变，国内支出水平A必须上升，因此，为保持国内经济均衡的实现，本国汇率水平和国内支出水平之间必定是此消彼长的，因此II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即具有负斜率。II上的点表示国内经济实现了均衡，其左边和右边的点分别表示国内经济处于失业和通货膨胀状态。同样，本国货币升值时，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以及CA下降，为实现经常项目盈余保持在X的理想水平，国内支出必须下降以减少对进口产品的需求，所以外部均衡条件下本国货币汇率和国内支出存在同增同减的关系，这就表现为XX曲线具有正斜率。XX上的点表示国际收支实现均衡，XX左边和右边的点分别表示国际收支处于顺差和逆差状态。XX和II的交点E表示经济处于内外均衡的理想状态。XX和II把内外经济状况分为四个区间（如图1所示），区间1至4分别表示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逆差、通货膨胀和顺差、失业和顺差以及失业和逆差的状态。
如果区间2存在一点B，根据斯旺模型可知在该点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顺差并存状态。假如当局单独采用紧缩国内支出的政策，经济向C点移动，则通货膨胀下降，但伴随着国内支出下降、进口减少，则顺差会进一步增加，此时内部失衡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外部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假如当局单独采用本币升值的支出转换政策，外国商品变得相对便宜，这会使出口下降、进口增加，经济向D点移动，则国际收支顺差下降，但进口增加伴随的是国内支出增加，这又造成国内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此时外部失衡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内部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形之下，解决内部失衡以恶化外部失衡为代价，而解决外部失衡也以内部失衡加剧为代价，内外均衡冲突就产生了。因此，要同时解决内、外部失衡问题，单独使用支出增减或者支出转换政策是没有效果的，对此斯旺提出了必须同时使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以解决经济内外部失衡的建议，并就内外失衡不同状态提出了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搭配措施（见表1）。
虽然斯旺模型提出了对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进行搭配以解决内外失衡的思想，但是这一模型也存在两个理论弱点：第一，该模型没有对支出增减政策进一步细分；第二该模型没有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沿着斯旺模型的分析思路，蒙代尔（1962，1971）进一步把支出增减政策细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而修正了斯旺模型，并提出“指派法则”理论：每一个政策都应该用到效应最大化的方面，在固定汇率制度之下，财政政策应该用于解决内部失衡，而货币政策应该用于解决外部失衡。Rajan（2004）把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中的资本流动等因素融入到了传统的斯旺模型中，从而修正了传统斯旺模型没有考虑资本流动的理论缺陷。
斯旺模型及其修正为内、外部失衡并存的经济状态指明了实施政策调整的分析框架和思路，而且这一模型对于我国当前内外均衡冲突调整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虽然近年来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方式流入我国，但是经常项目顺差是可持续的，而且实现了适当的经常账户余额就被认为是实现了外部均衡，因此在进行资本管制的背景下，斯旺模型在当前我国是适用的。
三、我国当前经济的内外均衡冲突
经济内外均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Salvatore（1998）认为“内部均衡就是充分就业或每年的失业率不高于2%或者3%，并且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不高于2%或者3%”。作为正处于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还面临着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因此在转型的制度背景下，我国的内部均衡指经济处于物价稳定状态下的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而外部均衡在经济经历不断开放的过程中，其内涵虽然在不断演变，但它通常被认为是一国具有适当的经常账户余额。如果经济严重偏离了上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目标，就认为经济处于内、外失衡状态。
从我国经济内部运行来看，2005年以来宏观经济呈现出流动性过剩的特征。宏观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过多，M2/GDP不断增加，至2006年底M2/GDP已经达到1.69（见图2）。二是实物商品价格水平和资产价格水平上升（见图3），自2007年初起价格水平不断攀升，至8月底CPI比去年同期增长6.5%，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增长8.2%。
外部经济均衡状态主要体现在国际收支账户上。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扩大，导致外汇储备不断增长，至2006年末外汇储备达到1066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远远超过了外汇储备的“适当”规模。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以及高额外汇储备就成为当前外部经济失衡的典型特征。
更进一步地说，在汇率固定的制度下，当前的外部失衡加剧了内部失衡，产生了内外均衡冲突。多年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产生了高额的外汇储备，中央银行必须买进外币卖出本币，因此外汇储备的增加就带来了高额的外汇占款，在高额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情形下（见表2），基础货币不断增加，货币乘数作用带来数倍货币供给扩张，导致内部流动性过剩加剧。这一路径表示为：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增加货币供应增加。伴随着国际收支的变化，国内宏观流动性过剩呈现与其同方向变化的趋势。因此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的货币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这使得本来已经日益明显的国内失衡变得更加严重。
对我国当前内部经济运行和国际收支特征分析表明，我国正处于内外失衡并存的状态。根据斯旺模型，经济正处于区间2的位置，即国际收支顺差、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并存。如果单独采用支出增减政策或支出转化政策，只会使得内外均衡冲突进一步加剧。按照斯旺模型的政策搭配原则，此时应该同时采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解决内外部失衡，具体说来，应该采用减少国内支出和实行本币升值的政策搭配。也许有人会说按照蒙代尔对斯旺模型的修正，此时也可以采用财政政策解决内部失衡、货币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政策搭配。但是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下，汇率稳定的政策已经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效应，产生了本外币政策的冲突，使得货币政策不足以解决当前的失衡冲突。
四、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下汇率稳定政策和货币政策冲突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货币当局事实上还是在努力维持汇率的稳定，而且人民币实行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和结售汇制度。如果国际收支实现了顺差，则货币当局有义务把任何规模的外汇储备按照汇率兑换成人民币。因此，汇率稳定制度就限制了支出转换政策调控经济失衡的可能性，在解决内外失衡时只剩下支出增减政策可以使用。
鉴于当前经济失衡特征，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假如区间2中的B点就是中国经济当前的特定状态，那么仅仅采用支出减少的政策会带来一个结果：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会下降比如到C点，但是国际收支顺差会进一步加剧，在汇率稳定和人民币结售汇制度下，流动性过剩会进一步加剧，这就使得国内失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此，在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之下，汇率稳定政策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效应，本外币政策之间冲突凸现，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国际收支“双顺差”产生的货币扩张与紧缩性货币政策需求之间的冲突。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是中国外部失衡的典型特征。只要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存在，在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要求下，顺差必然会沿着上述路径带来基础货币增加和货币供给的扩张。央行为解决流动性过剩，实现经济均衡需要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为此央行多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提高存贷款利率，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原因之一是在汇率稳定的制度前提下，国际收支顺差带来货币供给的扩张，与紧缩性货币政策产生了矛盾。而且这一增加基础货币的途径使得基础货币内生性增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控性变得较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本流动完全被管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持续大规模顺差也会严重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第二，紧缩性货币政策加剧了人民币升值预期与汇率稳定政策的冲突。为收回流动性，央行采取了各种紧缩性货币政策，一年期贷款利率已经上升到7.29%。而利率水平的上升提高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尽管我国存在严格的资本管制，但国际资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比如FDI、QFII、国际债务甚至虚报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等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在资本追逐利润本性的驱使之下，更多的资本进入中国，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使人民币进一步面临着升值的压力，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受到挑战。
第三，实现内外均衡要求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相配合的政策，这对汇率稳定政策提出了挑战。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表现为外部持续盈余和内部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根据斯旺模型，为解决盈余和通胀压力、实现内外均衡，需要同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在没有适当的外币政策配合下，如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加剧盈余，带来外部失衡恶化。如果不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国内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就越发严重，这是“米德冲突”的再现。
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只要中国经济出现了图1中区间2和4的内外失衡状态（即通胀和顺差、失业和逆差并存），在现行的汇率政策之下，本币政策与外币政策冲突就会以各种形式出现，货币政策效应就会被严重削弱，而且没有汇率政策配合的调控手段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内外均衡冲突。因此，寄希望于财政政策解决内部失衡、货币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政策分配理论在汇率稳定制度之下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内外失衡问题，这就对当前汇率制度提出了改变的要求。从现时的国际收支顺差以及内部流动性过剩看，就要求当局实行人民币升值政策，从长期来看就是要对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根本改革，以加强本外币政策协调，力争内外均衡同时实现。
五、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实现本外币政策协调
虽然关于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使国际收支实现均衡的研究结论还处于矛盾之中，但是根据斯旺模型，如果不进行人民币升值，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将会使经济从B点向C点移动，外部失衡更加严重，而且汇率政策将进一步削弱货币政策的效应。要解决当前中国的内外失衡，必须进行政策搭配，实现本外币政策协调，即同时实行紧缩国内支出和人民币升值政策，使经济状态从图1中的B点向E点逐步靠近，达到同时实现内外经济均衡的目标。
第一，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减少本外币政策冲突，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就是要改变当前近于固定的汇率制度。依据“三元悖论”，如果改革现行的汇率制度，就意味着从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和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转向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下，还不可能一步跨越到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这就决定了我国当前的外币政策改革要选择一条“中间”道路，也就是在现有的框架之下逐步“改良”外币政策和汇率制度，使它适应中国经济开放。正如Frankel(1999)指出，“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为什么不可以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从而实现一半的汇率稳定和一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比较可行的中期措施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供求，使汇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调整，减弱汇率稳定要求对本币政策效应的约束，改变现行外币政策下国际收支顺差或者逆差与基础货币供应的天然联系，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
第二，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从强制结售汇制逐步转向意愿结售汇制。对经常项目实施强制结售汇，必然导致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国际收支顺差不断产生货币扩张的压力。在目前官方储备大幅增长，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背景下，实现国家集中储备外汇向“藏汇于民”转变、以及强制结售汇制向意愿结售制转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一种方式是实施渐进式改革，即开立意愿外汇账户，放宽、逐渐淡化乃至最终取消账户限额。另一种方式是实行彻底改革，完全实现意愿结售汇，即企业持有效的工商注册登记证明自主选择外汇账户开户行，取消外汇账户限额。与此同时重点加强国际收支预警和跨境外汇资金监测的电子信息联网和统计基础网络建设，在贸易项下主要监管无贸易背景的结汇和付汇，在资本项下主要监管短期投机资本的逃套汇。
第三，以国际收支平衡作为汇率政策的目标，降低外部失衡对内部失衡的负效应。当前的汇率政策以汇率稳定而不是国际收支平衡作为目标。但是只要发生国际收支失衡，必然会带来外汇储备变化，而外汇储备的变化必然对汇率稳定产生威胁，因此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要解决当前流动性过剩和国际收支“双顺差”这一内外失衡状态下外币政策和本币政策之间的冲突，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是一个关键措施。根据缺口模型理论，当前的国际收支顺差是与国内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和依赖外部需求等经济结构状况高度相关的，因此要采取一揽子政策改变当前的经济结构，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外部失衡对内部失衡的干扰（项俊波，2007）。
六、结论
根据斯旺模型，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内外均衡冲突，就要实行紧缩国内支出和人民币升值政策配合。除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进行人民币未预期的升值以外，实行财政政策配合也至为重要。当前财政政策的配合应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提高外资利用质量，控制外贸顺差的过快增长，促进外部平衡实现；为限制国际投资资本的流动，开征“托宾税”；同时财政要尽快退出竞争性领域，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上，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促进消费提高，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而从长期看，本文认为要降低内外均衡冲突以及本币政策和外币政策冲突，就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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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中日渔业协定生效实施。舟山有3000多艘捕捞渔船、两万名渔民被迫撤出传统作业的外海渔场。
――2001年10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渔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动员大会。舟山渔区在全国率先拉开捕捞渔民转产转业的大幕……
这是一场舟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渔业劳动力大转移，舟山渔区打响了一场大规模的“双转”攻坚战。在这场攻坚战中，舟山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持续监督，确保“双转”工作保质保量地进行。
“双转”攻坚：舟山渔业的抉择
作为全国重要的海洋渔业基地，渔业在舟山经济格局中曾经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全市百万人口中，渔业人口占五分之一强，每3个舟山人中，就有一个是涉渔产业的从业者或渔民家属。渔业产值占到大农业产值的85%以上，全市出口总额中绝大部分为水产品出口创造，第三产业中许多行业也与渔业休戚相关。
长期以来，舟山渔业以捕称雄，舟山渔民以捕见长。上世纪80年代末，舟山有十万捕捞大军，拥有机动渔船5000多艘，年捕捞各类海水产品40万吨，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全省的一半。“浙江渔业看舟山”，渔业曾为舟山赢得几多荣耀、几多骄傲。
时代的车轮转到21世纪，海洋渔业资源在变，生产空间在变，渔业发展环境在变。作为典型的资源约束型产业，海洋渔业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舟山渔业也因此面临严峻挑战。
对舟山渔业冲击最大的，是2001年6月《中日渔业协定》的生效实施。当年，舟山有3000多艘捕捞渔船、两万名渔民被迫撤出传统作业的外海渔场。据估算，为此全市每年要减少捕捞产量15万吨以上，减少渔业产值7.5亿元，减少水产品加工值15亿元，渔民收入人均要减少400元。
无独有偶，《中韩渔业协定》也给了舟山海洋经济以沉重的打击。该协定尽管设立了过渡水域，但2005年6月30日后，中韩过渡水域韩方一侧转为韩国专属经济区，舟山市又有2000艘渔船撤出该渔场。
这么多的渔船往哪里去？这么多的渔民怎么办？
退到近海渔场，渔场已经船满为患，本已十分脆弱的渔业资源再也难以承载超量捕捞。
渔船泊港歇业，渔民到哪里去再就业？家庭的生计怎么维持？渔区经济社会又怎么保持稳定？
渔民们的忧虑，自然也是人大代表的心事。省人大代表邱安全，是普陀区朱家尖镇樟州渔业村村支书。这名渔民出身，朝夕与渔民兄弟生活在一起的人大代表视渔民、渔业、渔村的事为自己事。眼看舟山渔业面临如此境地，邱安全也食难安，反复思索着出路。岱山县人大代表、岱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金楚多年在渔区工作，也在思考着渔民、渔业的发展路子。两人走渔村，访渔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广泛征求了渔民兄弟的意见，在各次市人代会上，与其他人大代表一起提出多个建议：传统的渔业生产应寻找新的出路，政府应组织渔民转产转业，帮助渔民兄弟走出就业新路子。
面对强大的捕捞能力与有限作业渔场和脆弱水产资源的尖锐矛盾，舟山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作出了进行全市渔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战略调整的突破重点，是大规模压缩国内捕捞强度，引导和帮助捕捞渔民进行转产转业。
2001年下半年，定海区率先在干石览船厂一次性拆解22艘捕捞渔船，开全国沿海渔区捕捞渔民报废拆解渔船、进行转产转业之先河。
攻坚战的“硬骨头”在哪里
由于“双转”工作事关广大渔民切身利益，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级领导都十分关心，渔民群众也很期盼。为此，舟山市人大常委会先后组织人员深入渔区，走村串户，了解情况，倾听呼声。
2005年7月下旬，市人大渔农环资委对全市渔民转产转业工作情况进行了一次专题调研。在此次调研中，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4个县区，与县区及乡镇的海洋渔业部门干部进行座谈。同时，为了更好地了解真实情况，切实掌握第一手资料，调研组还专门安排时间听取了普陀区虾峙镇枫树岙村、嵊泗县菜园镇绿华村等渔村的渔民老大对“双转”情况的反映与要求。
通过深入了解，调研组看到，全市上下紧紧围绕渔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条主线，牢记为“三渔”服务这一主题，通过加强领导、大力宣传、科学布局、政策扶持、典型引路、强化培训、严格执法等措施，有效地推进了渔民“双转”工作，完成了阶段性任务，并取得初步成果。与此同时，调研组还发现了几个问题。
在素有“浙江渔业看普陀，普陀渔业看虾峙”的普陀虾峙岛，调研组走家访户，越看越认识到“双转”攻坚的难度。调研组发现，目前舟山捕捞渔民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占50%多，年龄在40岁以上占多数。这支年龄大、文化低的捕捞渔民队伍，转产转业能力弱，接受新事物、适应新环境、树立新观念有相当大的难度，更不容易通过短期培训能使他们的综合素质得到明显提高。再则，由于渔场缩小、渔业资源衰退、渔需物成本上升，渔民收入增长不快，另择他业缺乏投资资金。同时，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在企业与渔民双向选择过程中，渔民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渔民想自主择业困难重重。
调研组摸底后认为，目前，渔民转产转业尚未引起全社会的广泛重视，在思想认识上还有误区，还未真正形成持久的合力；拆解渔船的赎买补助资金分配不尽合理，钢质渔船拆解补助资金偏低，渔民拆解积极性不高；渔民考证难，门槛高，社会上中介机构一些不规范的做法，损害了渔民的利益，有关部门主动为渔民服务的意识尚需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船给我们拆了，国家能补给我们多少钱？”渔民兄弟的问题不时在调研组的耳边响起。调研组觉得，捕捞渔船报废拆解是渔民转产转业的基础工作，也是目前“双转”工作中开展得比较好的一项工作。由于原定的政策期限已到，上级正在考虑新的政策调整。既要设限，又要计划。因此2005年以来渔船报废指标大幅减少，审批时间延长，未列入报废计划的报废拆解渔船可能得不到国家补助，造成一些待报废渔船迟迟不能拆解，已拆解的渔船迟迟得不到补助，增加了渔业生产安全隐患，伤害了渔民积极性。若报废渔船拆解补助政策中途中止，将有损政府形象。
从捕到养，原本是渔业转型的一个基本思路。但是，眼下海水养殖发展的瓶颈问题日益突出。由于临港工业的发展，养殖生产与工业发展用地用海矛盾突出，大片的滩涂、围塘改作工业用地，加上东海海域通信电缆密布，海水养殖面积逐年减少（据统计每年递减约5000亩）；其次海洋污染加剧，养殖病害频发，随着沿江、沿岸工业的发展，各种工业废水、农业污水最终都排入大海，使近海养殖水质变差，舟山海域已多次发生赤潮，导致养殖品种发病死亡现象增多，严重影响了转产渔民投资养殖业的信心。
看到这些不容忽视的情况，调研组最后提出，渔民“双转”工作仍处于关键时期，希望全市各级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加强对渔民的培训，努力拓展就业门路，同时要积极向上级争取渔民“双转”优惠扶持政策，建立科学合理的渔民养老基本保障制度，严格依法行政，加快渔民“双转”工作的进度。
身居庙堂之上，当忧其民
2005年8月，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专题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渔民转产转业工作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引起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强烈反响。
时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德荣第一个发言：“要继续加强对渔民的培训，努力提高综合素质。对渔民的教育与培训，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长远的培训规划，建立健全渔民培训网络，形成一个较好的机制来保证对渔民培训的全过程，通过多种途径，多样形式，采取多种措施来提高渔民文化及综合素质。”
市人大常委渔农环资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章林补充说：“要从海岛实际出发，从渔民的状况出发，尽力为他们搭建适宜‘双转’渔民工作的平台，使他们进得来、留得牢。要继续扶持海水养殖业的发展，重点扶持有舟山特色的优势水产品。加快养殖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建立养殖苗种、饵料、病害防治等保障体系，有序开发可养殖海域，促进海水养殖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发展。”
“要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管理。进一步加强渔船和捕捞准入管理，坚持两手抓，一方面要对转产转业渔民的在就业及社会保障、权益等高度关注，倾力扶持，另一方面，严肃查处违规建造、购置渔船，违规下海捕捞的行为，给渔民明确的政策导向。”渔农环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万裕认为，政府的行政导向也很重要。
这些意见、建议经过汇总，形成审议意见被送往市政府及相关部门。
“转”出一条康庄大道来
2006年8月6日傍晚，岱山县“兰秀渔庄”经理潘家开驾驶一艘休闲渔船，沐浴着夕阳的余晖，将一群宁波游客从海上渔庄送到定海三江码头。
去年夏天，潘家开每天都在忙碌中度过。从7月上旬起不到一个月时间，“兰秀渔庄”已接待了1200多名游客。
现年41岁的潘家开是岱山县泥峙镇人，25岁就当上了船老大。2001年，看到捕捞生产不景气，他弃捕从养，投资40多万元购来12只深水网箱，在秀山岛附近海域搞起网箱鱼类养殖。2003年，又在养殖区建起集钓鱼、餐饮、住宿、娱乐于一体的休闲渔庄。创业之初并不顺利，第一年他养的8万条鱼苗遇寒流大部分死亡，第二年与一位福建人合股搞养殖被骗，几乎倾家荡产。直到后来发展休闲渔业，才东山再起。
2005年，“兰秀渔庄”经营收入30多万元。潘家开又开发渔庄附近的一座小岛，拓展旅游空间。随着游客增多，渔庄招收了8名渔民和4名渔民家属，从事接待工作。
与潘家开一样，做了30多年船老大的普陀区六横镇渔民俞召章，如今也在努力适应自己的新角色――一家海边休闲垂钓餐厅的“老板”。现年53岁的俞召章是上世纪末省海洋与渔业局命名的浙江省名老大之一。2001年，他先在本地搞起网箱养殖，次年又与人合股投资60多万元，召集了10名待业渔民，在朱家尖情人岛旁建起一座能同时容纳50多名游客垂钓和120名游客餐饮的“情海乐园”，开业以来生意兴旺。为接待外国游客，如今老俞还跟女婿学起了旅游英语。
潘家开、俞召章，都是在2001年弃捕转行，现在搞的都是新兴的休闲渔业。
舟山市人大常委会一贯有一抓到底的作风。为了确保对“双转”工作的审议意见落实，常委会加强了监督力度，督促市政府将渔民转产转业工作列入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具体量化到政府各部门和各县区；结合代表建议的办理，督促相关部门积极履行职权，加强对渔民转产转业的监督。同时常委会每年组织代表对渔民转产转业任务完成、相关职能部门的办理情况进行调研、视察，提出工作建议。
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贯彻国土资源部、省国土资源厅有关会议精神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我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正确处理好保障发展与保护资源的关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服务中心，深化改革，全面做好国土资源调查评价、规划计划、利用管理、执法监察、依法行政等工作，努力实现保障发展与保护资源“双保双赢”。
行动主题：惠民生促进科学发展，守红线坚持数质并重。
二、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总体要求：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保障合理用地需求和保护耕地红线为主线，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贯穿落实到土地利用、管理、调控和制度改革的各个环节。在保发展方面，坚决落实中省经济调控政策目标，把保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保障科学发展；在保红线方面，把实现耕地面积净增长，质量有所提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为筑牢耕地红线打下好的基础。
主要目标：（1）保证中央调控政策的实施，做到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应保尽保。（2）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实现耕地面积净增长，质量有所提高。（3）完善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和工作机制，推进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县（区）达标建设，为全市三年实现达标奠定基础。（4）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得到加强，土地执法形势继续好转。（5）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在土地征收、建设用地审批等关键环节改革形成法制、政策成果。努力实现我市“国土资源服务管理水平大提升，违法违规用地宗数面积大下降”的目标。
三、工作重点和具体安排
按照省国土资源厅统一部署，“双保工程”年行动分为中心任务、专项工作和策应工作。我市坚持以保护耕地和合理供应土地为中心任务，以专项工作为重点，以策应工作为支撑，加强重点工作和制度改革、基础建设、舆论宣传等的衔接配合，保障主要工作目标有效落实。
（一）中心任务
1.完善土地调控政策。
工作目标：保障土地调控政策规范执行，坚决杜绝向违
反产业政策和土地供应政策的项目供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落实市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实现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应保尽保。
具体任务：优化土地利用和管理形势分析观测点布局。每季度形成国土资源管理形势分析报告。配合省国土资源厅修订出台《限制用地项目目录（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年本）》，指导各县（区）制定完善适合地方特点的限制（禁止）用地项目目录和其它供地政策。修订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和实施政策。严格执行土地供应和利用政策，遏制“两高一资”、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等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项目用地。坚持土地招拍挂制度，完善差别化的土地供应政策。落实国务院房地产调控政策，编制实施房地产用地供应计划，确保保障性住房、棚户改造和自住性中小套型商品房建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70％，实现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应保尽保。对房地产用地供应和开发利用进行动态监管，适时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
2.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
工作目标：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做好农村土地整治，确保耕地保有面积实现净增加，实现耕地质量有所提高。
具体任务：运用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和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监督占补平衡到位，上半年完成和通报年度耕地占补平衡考核情况。完成我市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将县、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基本农田落实到地块，建立基本农田数据库。深化应用农用地分等定级等成果，开展耕地质量等级监测试点。
制定规范推进农村土地整治重大工程的配套文件，对全市农村土地整治工作进行督促指导，建设田间水利设施配套的高标准农田，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二）专项工作
1.节约集约用地专项工作。
工作目标:形成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体系、技术标准、考核评比办法、激励和约束机制，树立一批节地典型，引导各县（区）政府和部门、用地单位落实节约优先战略。
具体任务：配合省国土资源厅提出新的《国有建设用地划拨目录》和《国有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办法》修订建议；完成部级、省级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按省国土资源厅的统一安排公布评价成果，针对开发区用地带有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促进开发区节约集约用地相关政策和对策；完成单位GDP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的新增建设用地消耗评价考核，扩大考核结果的应用范围；配合省国土资源厅积极推进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区）创建活动，表彰年度模范县（区），落实对模范县（区）的奖励措施，推广节约集约新模式、新机制。
2.执法监管专项工作。
工作目标：做好年度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工作，努力实现违法违规用地宗数面积大下降的目标；建立健全全市土地执法监管体系，有效遏制土地违法行为。
具体任务：4月初完成年度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工作的动员、部署和培训；4至7月完成卫片执法检查实地核查、查处整改和督察验收工作；8月上报全市核查数据和验收评估报告；9月以后启动约谈问责工作。同时，每季度公开通报和挂牌督办一批典型违法案件。
3.制度改革专项工作。
工作目标：完善土地征收和征用安置补偿制度，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探索违法责任追究制度改革，形成报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具体任务：探索改进我市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工作的意见，指导做好报批工作；探索改进单独选址项目报批意见，提高重点项目审批效率；对连续两年被部省问责的县（区）以下国土资源部门主要领导，研究制订引咎辞职问责制度。
（三）策应工作。
工作目标：通过检查、调研、培训等指导各县（区）落实“双保工程”重点任务，总结地方土地管理机制创新经验。提高信息化水平，加强综合监管能力建设。发挥舆论宣传引导作用，促进全社会认识、理解资源刚性制约的紧迫性、长期性。
具体任务：加强督导检查工作。5月份前做好年以来增减挂钩和农村土地整治工作抽查的准备；配合部省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农村土地整治的监管办法；8月份做好省对市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检查的准备工作；年底前完成对全市市县两级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的检查考核。
完成“双保工程”督导工作。第三季度做好部省“双保工程”年行动的调研督导检查准备工作；年底前做好对全市“双保工程”年行动的调研督导检查工作，并形成调研报告和一批典型经验报告。
加强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更新遥感监测和土地利用数据库；完善监管平台，推进应用成果；在上级指导下完成“金土工程”二期工程立项及后续建设工作；建立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平台，加强地质资料的开发应用。
做好宣传培训工作。4月初制定“双保工程”年度宣传工作方案；积极参与《国土资源报》“双保工程”年行动百人谈活动；利用节日和重大活动，宣传营造社会氛围，开辟“双保工程”专版、专栏、专稿，宣传工作推进情况、成效和经验；组织县（区）搞好各项单项工作的培训工作。
四、保障措施和要求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推动“双保工程”实施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的协调联动，凝聚深化改革的合力，保证年度重点任务目标圆满完成。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国土资源局要建立联席会议机制，统筹协调、督促指导“双保工程”年度行动的各项工作，切实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对承担的重点任务及早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安排，加强对全市土地利用和管理的形势的分析及宏观调控政策执行过程中土地管理面临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的深入调研、及时评估，形成政策建议及时报省。
各县（区）也要成立相关组织协调机构，加强部门联动。各县（区）国土资源部门“双保工程”年行动的工作方案及组织领导机构人员名单，要在今年4月15日前上报市国土资源局“双保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
（二）加强督导检查。“双保工程”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按照重点任务分工协作，通过调研、培训、会议、检查等，加强对县（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政策指导，统筹安排好有关专项检查工作。各县（区）要掌握工作进度，把各项重点任务落到实处，明确目标，强化责任，主动推动工作，分解落实任务。
（三）加强宣传交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宣传工作方案，加强组织策划，会同各新闻媒体加强对年行动重点任务落实情况、地方典型经验的宣传，把握舆论宣传的正确导向，突出宣传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宣传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的决心与信念，宣传“双保工程”的工作进展和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