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是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根源
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一致，内隐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以及当代人对这种不和谐的深深忧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在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制造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抗，即人类拼命地掠夺和奴役自然界，大自然也对人类每一次胜利都进行疯狂的报复。生态危机作为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标志正在诅咒着人类，威胁着人类的在世生存。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从而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解除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正在承受的生态危机苦难，成为时代的呼唤和价值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意味着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意味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人与自然和谐是一种善，甚至是一种最高的善；相反，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由于其隐喻或象征着毁灭，所以它是一种恶，甚至是一种大恶。扬善去恶是人类价值追求的目的之一，因而解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将生态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便成为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价值指向。消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键是确认产生这种不和谐的根本性原因，以便能够为人类找到拯救生态危机的正确道路。尽管对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原因人们有种种猜测和分析，其中也不乏精辟的见解和论道，但笔者认为，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的断裂是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本源性原因，正是在人性方面人与自然发生本质的对立，才在实践行为方面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灾难性的后果。
在人类早期观念中，人与自然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价值关系意义上的紧张和分裂，无论是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还是古希腊的哲学自然观，都以各种不同的理解或解释方式将人与自然纳入一个统一的整体之中，人之为人的人性与自然世界之为自然世界的本性在古人那里总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古希腊人的“小宇宙”与“大宇宙”和谐一致的主张，都表达着人与自然本质同一的看法。古人的这种人与自然一体的人性见识，导致了“万物与我齐一”和“顺应自然而生活”的价值追求，形成了与自然宇宙保持和谐一致，千万不要僭越最伟大灵魂为人类安排的这一必然秩序的行为规范。然而，古人的这种存在维度和意义维度却被现代人所遗忘，西方近生的启蒙运动彻底颠覆了古代人的有机论自然观，自然世界由此变成了一台既没有灵魂、也没有生气，完全由力学支配，进行机械运动的机器。自然概念的含义也由古希腊的“生长”、“涌现”、事物发生的“内在根据”，变为了现代的自然界和自然事物的总和。自然世界从一个活的有机体沦落成为死一般的物质世界，人由此也就从自然宇宙中分裂出来，成为与自然世界对立的存在。笛卡尔首开先河，将人与自然界区分为两个各自独立且平行存在的实体，他们之间互不依赖，互不决定，互不派生。物质的根本属性是广延，心灵的根本属性是思维。斯宾诺莎反对笛卡儿的二元对立说，主张在自然宇宙中只存在一个实体，那就是上帝，而心灵和物质仅仅是上帝这一实体的两个属性；两个属性之间并不发生直接联系，它们互不产生、互不限制。结果斯宾诺莎在建立实体一元论的同时，又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属性二元论。斯宾诺莎以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人也力图克服机械论自然观的缺陷，消弭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但他们却走向了与古希腊哲人相反的道路，把人看作是自然价值的显现根源。如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和“自然向人生成”；黑格尔则把自然世界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属于“主—奴关系”，即人是主人，自然是奴隶。经过现代形而上学的努力，人从自然宇宙中彻底脱落出来并成为与其对立的存在，人与自然从此分别归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自然存在物属于仅具有广延特征的物质世界和客体世界，人类则属于能够思维的心灵世界和主体世界，“目的王国”和“自然王国”之间从此产生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道德鸿沟。
现代人不再像古人那样，以自然宇宙为背景认识自己与自然的同一性，而是将人与自然的对立、不同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志。这意味着，启蒙之后人从本质方面与自然发生了彻底的断裂，或者说从人的本质方面与自然世界划清了界限。人不再是自然世界之中的存在，而是收缩到以自身为参照系统并仅仅向自身认同的独立存在。如仅仅向自身的认识能力认同，从而认为人是理性存在物；仅仅向自己的类特征认同，从而认为人是一个社会存在物。启蒙运动将人从自然宇宙一体中独立出来，似乎解放了人类，争取了人的尊严，但事实证明，近现代人的这种自我启蒙和自我解放在给人类带来自由和享乐的同时，也对人自身和自然环境制造了灾难性后果。首先，近现代人解构了人与自然的存在同一性，从而造成了人类自我的迷失，使人类无法准确确认自己在宇宙中的合理位置，误把对自然界的宣战、掠夺和奴役视为人之为人的象征。其次，人不再向自然认同，而成为仅仅向自身认同的存在物，这势必导致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强势运行。如现代人类完全扭曲了生物进化的意义，把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理性，以及生物进化最为辉煌的一幕——人类的诞生，理解为人优越于自然界和自然物的固有资本。人拥有理性，自在地就具有绝对价值，自在地就是目的，所有自然存在物仅仅是服务于人之目的的工具，成为现代性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引发人类对自然的促逼和宰制，并直接造成人与自然的现实不和谐。所以，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发生断裂是人与自然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分裂和对立，这种断裂直接规定了人类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取向，并为人类占有自然和统治自然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合理而正当的理由。作为人与自然现实不和谐标志的生态危机，正是这种本质断裂的直接逻辑后果。
二、人与自然的本质同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内在根据
当我们确认了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是人与自然分裂和对立的深层原因之后，隐含在这一分析中的一个逻辑推断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即人与自然的内在一致应该是保证人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的根本性原因。也就是说，人只有在本质方面与自然融合为一个整体，才能确保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出一个与自然和谐的现实世界。尽管古人提出了人与自然在本质上同一的思想，但这仅仅是一种天才的猜测，其中还不乏泛神论糟粕，以及人屈从于自然的自卑心态。真正科学而合理地揭示人与自然的内在一致是人与自然现实和谐的基础，进而是人类社会和谐基础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提出了这一思想，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分裂、对立的“权力意志”和话语霸权，遮蔽了其思想的灵光，造成现代人对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的同一性产生了遗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并以此作为历史的逻辑起点和分析社会和谐与不和谐的人性论基础。马克思对人的这一规定蕴含着深刻的意义，至今人们还很少论及其中表达的深邃思想。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包含着两种规定性：一方面他必须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为对象表现自己的生命本质，“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人也必然是其他自然存在物表现它的生命本质的对象，“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惟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物存在，它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因为，只要有对象存在于我之外，只要我不是独自存在着，那么我就是和在我之外存在的对象不同的他物、另一个现实，也就是说，我是它的对象”。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像所有自然生命一样，在以它物为对象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同时，又作为表现其他自然物生命本质的对象而在世生存。正如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同时植物也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力的对象一样。人类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作为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对象，并不是以某一种或某一类自然存在物为对象，而是以所有自然存在物或整个自然界作为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对象。同样，人类在作为表现它物生命本质的对象时，也不是表现某一自然物的生命本质，而是表现整个自然界的生命本质。人以自然为中介表现自己的生命本质，自然也以人为中介表现它的生命本质：人与自然是互为中介、互为对象的。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人又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人是自为存在的存在物，是超越自然而然本性的存在物。人作为人的存在，不像动植物那样直接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作为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对象，也不是直接成为其他生命表现它自己本质的对象，而是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为中介实现人是对象性存在物的本质；实践是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通过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人类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给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同时也把自然界的本质内化为自我意识，受到自然界的本质的规定。“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1](P.105)这就是说，人化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化，客体被主体化的同时主体也被客体化。由于人是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的主体，人被自然所设定也是通过人领悟自然并对自身设定实现的，所以人与自然互相“设定”也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自由活动。人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意味着自然界是人的自然界，人在自然世界之中；人被对象所设定，意味着人“本来就是自然界”，本来就是表现自然界本质的对象，即自然世界也在人之中，人在自然世界之中，自然世界在人之中，这表明人与自然界在本质方面是一体的，是内在一致的。人以自然界为对象和作为表现自然界本质的对象，是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不可分割的两个规定性，割裂了这两个规定性也就割裂了人的本质存在，使人成为“非存在物”。马克思在确立了人与自然本质一致这一人性论观念之后，就用这一观念来审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发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一体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了异化，在此基础上又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现象。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过程中发生了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人同劳动本身的异化、人同自己本质的异化。这三种异化现象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异化。没有自然界，就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和劳动产品，劳动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人也就不能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相异化，意味着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和人的对象性本质的丧失：自然界不再是人的自然界，而变成了支配人的异己力量，“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所奴役”，即“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人也不再表现自然界的本质，而成为自然界的占有者和掠夺者，“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与自然发生本质断裂，人类在加工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就与自然处于严重的对抗状态。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与自然的严重对抗导致人类对自然物的疯狂剥夺，这使人类社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更为惨烈。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根本性的关系，正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异化才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异化，以及社会的不公正和社会的不和谐。因为人们为了占有由人与自然关系生化出来的物品和财富，才造成了人与人的分裂和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即人与自然界的异化关系的分析，揭示了人与人的异化关系和社会的不和谐。“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
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不公正，也是人类社会最不和谐的表现。因此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的解放必须首先消解作为社会不和谐根源的人与自然的分裂与对立，实现人与自然界的本质性的统一，在否定之否定的层面上向合乎人性的人复归。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马克思在这里表明，扬弃私有财产也就是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即扬弃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向合乎人是对象性的人这一合乎人性的人复归。这种复归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马克思在这里用“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再次表达了人与自然一体的思想，并认为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融合为一个整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依据。“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无疑是最和谐的社会，它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通过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生成的人性是人与自然现实关系的内在根据，也是社会和谐不和谐的基础。当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发生断裂，人类社会就处于不和谐状态之中，扬弃这种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完成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才能使人获得解放，进而产生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
三、人与自然的两种和谐关系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人与自然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和谐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一致关系，另一是人与自然的外在和谐一致关系。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关系是指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关系，即在人类的自我观念中包含自然界的本质规定性，在人之为人的意义上人与自然融合为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性是通过人向自然生成为人而显现出来。人与自然的外在和谐关系是指人与自然存在物和谐相处，人类与自然界协同发展，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营造出一个美丽、完整、稳定的现实自然环境。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是人性意义上的和谐，它存在于人的本质之中；人与自然的外在和谐是现实性的和谐，它表现在人类加工改造自然界的现实活动之中。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的关系是；内在和谐是外在和谐的根据，外在和谐是内在和谐的表现。人只有首先达成与自然的内在和谐，才能创造出与自然的外在和谐。笔者前面所说的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或同一，是指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不和谐则是指人与自然的外在关系。目前人们更多的是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外在和谐关系的价值与意义，忽视了产生这一价值和意义的内在源泉，即人性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问题，这就使人与自然界的外在和谐关系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界的外在和谐关系，我们必须首先对人性与自然的关系做出形而上学的和谐建构。人与自然达成了内在一致，才能担保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在行为方面与自然界和谐一致。
随着社会工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人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生态危机时代，生态文学由此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认可。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本身等关系的描写,生态文学表现了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及其背后所蕴涵的深层的精神生态的危机，以期唤醒人们去正确面对和解决困境。有“美国历史上最优美的散文之一”之称的《瓦尔登湖》，以其丰富的生态思想内涵，被视为生态文学的经典之作。该书作者、美国作家梭罗，以其具有前瞻性的眼光，质疑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权，谴责了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他认为自然和人类的关系是和谐的。自然既是人类生活的家园，又是人类心灵的归宿。因此与自然融合才是人类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途径。
善待自然，自然和人类是平等的
梭罗所生活的19世纪中叶，美国西部处于一种被东部移民不断拓制、不断开发、逐步扩展的状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颇为流行。移民们在开发西部时对自然资源进行了大量的掠夺性开发。大片的森林被毁，草场退化，大量野生动物物种灭绝。但受巨大的经济效益的驱使，以及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梭罗却敏锐地指出，以人类为中心的单向的发展是一种掠夺式的“进步”，必然会破坏人与自然共生的和谐。他认为，人类不能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没有支配万物的特权，应该像对待自身一样对待自然。
梭罗不认同工业带给人们的所谓便利。《瓦尔登湖》中，梭罗竭力谴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利用和破坏。《湖》篇中，他把铁路比喻成“恶魔似的铁马”，“它已经用肮脏的脚步使沸泉的水混浊了，正是它，它把瓦尔登湖岸上的树木吞噬了”。只有和自然在一起的梭罗才是愉快的。他在瓦尔登湖畔自己盖的小木屋里生活了两年两个月。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梭罗以真挚的感情描绘出了一个生机盎然、处处洋溢着生命气息的瓦尔登湖。他把湖水比喻成大地的眼睛，湖边的树是眼睛边上的睫毛，而森林茂密的群山则是突出的眉毛。在他的笔下，钟声都是会说话的：“这一次传到我这里来的钟声带来了一条给空气拉长了的旋律，在它和每一张叶子和每一枝松针寒暄过之后，它们接过了这旋律，给它转了一个调，又从一个山谷，传给了另一个山谷。”他是真的把自然看成了和人一样的。他甚至会在积雪覆盖的冬天，步行十里，是为了去和一棵山毛榉或黄杨和松树约会。这样的心境不能不让我们惊讶、感叹。
梭罗的生态哲学思想强调人类的身心和自然的交融，从而成为和谐的整体。要做到这点，人类必须改变自己一直以来的“主宰者的地位”，要降低自己的姿态，做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平等。《瓦尔登湖》的字里行间都体现着梭罗的这一思想。梭罗时而以旁观者的身份隐退一边，时而以被动的身份与动物“交流”。动物和自然成了该书“主角”，人的“崇高的”地位在这里被降低了。如《禽兽为邻》篇中，梭罗是那么详细地描写了两只蚂蚁之间的战斗，那时他仿佛“缩小”为蚂蚁般的观战者。老鼠也是他的朋友：“我们很快就亲热起来”，“跟它玩躲猫儿”，甚至让老鼠坐在手掌里吃干酪。《冬天的禽兽》篇中，梭罗也多以动物作为施动者，而自己以观察为主。如他用玉米穗“观察那些给勾引来的各种动物的姿态”。通过这样的描写，梭罗成功表达了人与自然平等的关系，从强调人的主体性的观念中挣脱出来，以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自然万物。
回归自然，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
“回归自然”是浪漫主义时期法国作家卢梭提出的口号。卢梭认为，回归自然与回归人的自然天性，是人类健康生存必须做到的。他呼吁人们“带着滋味无穷的迷醉消融在他自觉与之浑然一体的这个广袤而美丽的大自然中。于是，一切个别物体他都看不见了，他所看见的、感受到的无一不在整体之中”。一个世纪以后，在大洋彼岸，梭罗真正做到了在实践中“回归自然”。他与老鼠共处一室，和它分享食物；斑鸠是他的邻居和同时代的人，康科德的植物是和他“住在一起的邻居”，就连星星也是他“亲密的伙伴”。
《瓦尔登湖》中，梭罗和动物植物和谐相处，为我们描绘出了许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面。鹧鸪“带了它的幼雏经过我的窗子”；潜水鸟“冒到水面上，头这边那边地旋转”，“羊毛草的穹窿形的禾束似的顶部”，“是艺术家所喜欢描绘的”；“香蕈像蝴蝶或贝壳点缀在树根”，“红红的桤果像妖精的眼睛似的闪亮”。梭罗能发现植物的所有的美；而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信任他，能听懂他的话。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他不是单纯地观察自然，而是把自己对自然的深切情怀融入与动植物的交往和交流中，把自己看做自然中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一个居住者，真正地达到了一种本能的和感官上的亲昵，真正与大自然和谐共生。
梭罗认为，人类的存在比起永恒的自然来，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是微小的。人类只是大自然有机体上的小小的生物，是自然万物中的普通一员。他这样描写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骨骼系统就像“水里所沉淀的硅质”，而肌肉纤维或细胞组织则像“精细的泥土和有机质”，而手掌也像“张开的有叶片和叶脉的棕桐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梭罗认为是大自然创造了人类。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只有亲近自然，与自然融合，才是最终的归属，才能达到精神与心灵的升华。在环境恶化日益严重的今天，这种生活方式无疑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理想生活状态。尽管历史的车轮不可能让我们再完全回到过去的原始生活方式，但《瓦尔登湖》让更多的人去思考人与自然究竟应该怎样相处，找到人在自然中的位置。
轻物质重精神，自然是人类自我实现的途径
梭罗竭力提倡物质生活简单化。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物质主义和经济至上是社会的主导思想。人们不择手段地追求财富，以此来衡量生活的价值。但梭罗认为大部分的奢侈品和所谓的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反而对社会的进步“大有妨碍”。人们狂热地追求舒适安逸的生活，实际上是“给自己铸造了一副金银的镣铐”。因此梭罗提出了“简单、简单、再简单”的生活主张。他的一生几乎放弃了所有的物质追求，成功地实现了简朴生活、不为谋生所累的目标。
梭罗是这样解释简朴：“世上有两种简朴，近乎愚昧的简朴和明智的简朴。智者的生活方式是外在简朴而内涵丰富。野人则是内外都简朴。”梭罗本人很好地诠释了他的这一理念。他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却跑到当时荒凉的瓦尔登湖边隐居，过着原始人一样简单的生活。房子是他自己动手盖的，仅仅花费不到29美元就建成了自己栖身的简陋小木屋，比当时剑桥学院一个学生一年的住宿费还要少。每星期花27美分就足以维持他的生活。他一年只需工作6个星期，种些蚕豆、玉米、土豆维持基本的生计，剩下的46个星期则用来考察林中的动植物，进行有意义的思考，从事阅读和写作。
就是在这样简单的生活中，梭罗却活得幸福无比，充分体验着自然的恩惠。他把大自然称作“伟大的曾祖母”，赐予了人类食物与健康。梭罗通过详细描述他在瓦尔登湖畔自给自足的生活，向我们展示了其实没有许多我们所谓的文明的新生事物，也一样可以活得精彩。自然就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它慷慨地为人类提供衣食住行、健康和欢乐，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热爱自然呢？过度地向自然索取，不正是人类在自掘坟墓吗？梭罗通过自己的实践告诉人们不要被繁杂纷乱的金钱社会所迷惑，人们不应该将时间倾注于无休止的物质追求，而应当更多地寻求精神上的富足。大自然能够给予人们的不只是物质上的财富，更重要的，它能纯净人的心灵，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
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虽然拥有丰厚的物质生活，但是钢筋水泥制造的住宅是以牺牲绿色的自然为代价换来的。多少人为了追求物质金钱而紧张忙碌地奔波，却迷失了自己的本性。我们现在的精神生活看似丰富多彩，但大多只是浮华的泡沫。外表光鲜亮丽，而内心空虚、彷徨的人不在少数。欣赏一百多年前的作品《瓦尔登湖》，的确能让现在的我们感受到内心的宁静和舒畅。与大自然的距离越来越遥远的我们，真的应该从中学会如何重新来与这个生生不息的神奇世界建立起和谐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寻找精神上的瓦尔登湖，去体验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内涵，学会简单地生活。
参考文献：
1.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2.卢梭著，张驰译：《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Abstract: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isanimportantissueshouldtobesolvedtostructureharmonioussocietyandtobuildinganoverallwell-to-dosociety.ChineseCommunisthadcarriedouttheindefatigableexplorationonit,especiallyDengXiao-ping,JiangZe-minandHuJin-Tao,Whilepersistingintakingdevelopingascentraltask,theymakegreateffortstogiveconsiderationtohumanbeingandthenatureharmoniousdevelopment.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人与自然和谐
Keywords:ChineseCommunist;Humanbeingandthenature;Harmonious
作者简介：刘小珍（1977－），女，江西吉安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单位：广东省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
【中图分类号】X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5-0003-03
人类与自然关系，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因为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可怕的命题：要么唇齿相依相得益彰，要么唇亡齿寒同归于尽。而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精髓，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辛而曲折的初步探索，《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科学发展观作了理论铺垫。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在政治上错误地发动了“”、化和“”，再加上缺乏科学技术手段和合理的调控机制，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重大破坏，使生态环境严重失衡，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邓小平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
以邓小平为同志核心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取得了重大进展，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进一步丰富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科学发展思想，尤其对统筹人与自然的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1979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为贫穷落后的国家……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这句话表明，邓小平一是科学地认识到了中国资源的缺乏，改变了过去“地大物博”的思想。二是科学地认识到了中国人口的特点，看到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以及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面对人口和资源压力，邓小平认为：第一，必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达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成了严重的问题。”[1]1979年7月，在山东省委常务会上，他说“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的控制。”“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战略任务，一定要抓好。”[2]在控制人口的同时，要提高人口的质量。邓小平说：“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力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力资源的巨大的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了了。”[3]第二，必须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邓小平谈到国情时提出：“能源不够，不仅是‘六五’期间的问题，也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问题。”[4]他多次强调要“更合理地利用我们的丰富的资源”。[5]第三，要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系统。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蓝天绿水，邓小平参加植树活动并于1982年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号召全国人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6]同年12月，在林业部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情况报告中强调指出：“这件事，要坚持20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7]1990年12月，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同志谈话时提出：“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都很重要。”[8]这些论述处处体现了邓小平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光辉思想。
二、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
以同志为核心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针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进一步丰富了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内涵。同样，对如何统筹人与自然的问题进行了探索，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其基本要求是：必须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强调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又再次强调：中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且从计划生育、环境保护、治理污染、资源的有偿使用、提高人口素质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到2001年，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把环境保护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全党长期奋斗的一项历史任务，明确要求：“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党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重大发展，是新世纪指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指南。
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结合新的实践，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及其系统化思想，标志我们党对科学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它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进一步深化和创新，体现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建设的统一，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体现了过去发展、现在发展和未来发展的统一。
1、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物质基础。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点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因此，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以，我们既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为此，必须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中国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2、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落脚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具体要求是放弃传统的发展模式：偏重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的全面进步，相应地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标尺而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以人为本”应体现在：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关系，在节约资源的、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较快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要处理好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与人们的社会、政治、精神生活之间存在的相互制约关系，在保证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保证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综合的发展，以便在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促进社会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得社会”[9]
3、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指导原则。
第一，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全面发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这四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其中，经济是基础，只有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才能为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提供坚实物质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对于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保证作用，只有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为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文化是经济、政治、社会的反映，又对经济、政治、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为经济、政治、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精神支撑；社会建设是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在社会领域的综合体现，只有大力加强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社会环境。
第二，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的发展必然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只有协调好各方面关系，才能实现健康发展；否则，只能是畸形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协调发展具体体现为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等五个方面的发展以此来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解决经济建设中的诸多矛盾，不断调节完善发展与增长、发展与资源、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调整城乡与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五个统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构成普遍联系的网络系统，牵一发动全身，任何一方面的失调，失衡都会影响全局的整体发展，必须通过统筹兼顾的综合治理使发展在动态平衡中良性运行。
第三，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中，首次对可持续发展观作了清晰的阐述：“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是整体和谐，是从过去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转变为和谐关系。正如《我们共同的未来》所指出的“从广义上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因此，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球性、代际性、整体性、长远性的宏伟的人类发展战略，它的基本要点包括一下几个方面：一是肯定了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只有发展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打破贫困加剧和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二是显示了发展和环境的辩证关系。经济发展离不开环境和资源的支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环境保护需要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环境保护的好坏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之一。第三是提出了“代际公平”观念。人类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后代人拥有与当代人同样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当代人不能剥夺后代人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保护和维护地球生态系统是当代人应尽的责任。四是在“代际公平”的基础上提出了“代内公平”观念。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消耗了地球上大量的资源和能源，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最大，并且至今仍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居于有利地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环境修复责任，这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要前提。
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可见，坚持可持续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观的深化和发展。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明确提出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建设生态文明，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4、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途径。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统筹兼顾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在“五个统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些方面的统筹，拓展了统筹兼顾方针的内涵、对象和范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从而成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切入点，也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想途径。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20
[2]《邓小平经济理论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90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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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7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1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12
关键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途径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2-0084-02
马克思曾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环境通常是由人来改变的一面，而且强调了人的革命实践的特征：即人改变环境和环境改变人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那么，应该如何实现这二者的一致呢？
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与其他自然存在物所不同的是，人是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为中介实现人是对象性存在物的本质。通过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人类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给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同时也把自然界的本质内化为自我意识，受到自然界的本质――自然规律――的设定，也就是说人化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化。步入现代文明进程中，由于人类自身认识的发展和制造工具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树立的是单纯肯定人的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启蒙运动尤其强调人的自身价值，将自然世界看作供人任意改造、利用的资源或工具。自然世界从一个活的有机体变成为死一般的物质世界，人由此也就从自然宇宙世界中分裂出来，成为与自然世界对立的存在。笛卡尔首开先河，将人与自然区分为两个各自独立且平行存在、互不以来的实体。斯宾诺莎反对这种对立说，但他主张在自然宇宙中只存在一个实体，那就是上帝，而心灵和物质仅是上帝这一实体的两个属性。这之后，康德、黑格尔等人试图努力改变这种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局面，但他们却把人看作是自然价值的显现根源。
人类的理性之光渐渐揭开了自然的神秘面纱，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就是“世界祛魅”的过程。在工具――目的的理性主义的导向下，步入现代化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是“现代性的危机”。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正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一致性发生了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异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异化，以及社会的不和谐。因为人们为了占有由人与自然关系生化出来的财富，造成了人与人的分裂和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这使人处于一个无情冷漠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社会关系的物化，使人的精神在巨大异己的物质世界中处于无家可归的渺小无助、无根流放的异化状态，丧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就是人类面临的精神意义失落的危机。另一方面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支配下，人类奉行的是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结果是人类对自然界资源进行了近乎竭泽而渔式的掠夺性、粗放性的开发和超负荷的索取，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再生增殖能力，人类排入环境的废物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受努力，由此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生态环境发生着某种联系，因此我们要从多层次多角度方面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科学的自然观与社会发展观。
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和谐的统一，即提倡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的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在工业文明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传统价值观认为，自然财富是无限的，人的物质需求也是无止境的，人类只要不断地征服自然、扩大消费，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在这种旧的价值观支配下，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数量上的增长，提倡无节制的消费和肆意开发自然资源。正是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导致了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表征，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状态。自然不是被当作与人亲和、协调的对象，而是被当作征服、统治的对象。
其次，在社会发展观方面，我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统一起来。我们不能离开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单纯强调对自然的保护，使保护变成被动的适应，那样就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会使社会进步缓慢乃至倒退。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许多环境问题正是由于科技和经济不发达所造成的，只有积极致力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对自然的保护来单纯强调对自然的开发，使开发变成对自然的粗暴掠夺和破坏，必须吸取某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的历史教训，使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相互协调，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证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便全面长远地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和提高生活质量。
（2）构建和谐的生态精神文化。
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生态文化重要的特点在于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解释现实社会，处理现实问题，运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态学的研究途径和基本观点，建立科学的生态思维理论。
①生态意识。生态意识，是指人民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环境的自觉而清醒的感悟和认识。是人对所处于环境和自身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能动反应。人与自然和谐，要求人抛弃人统治自然的思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要求建设尊重自然的文化，随时从环境的角度，从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思考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②能够直接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莫过于教育。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教育是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核心，以解决环境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和有效参与能力、普及环境保护知识与技能、培养环境保护人才为任务，以教育为手段而展开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过程。
（3）要积极培育生态文化。具体要加强绿色文明宣传教育，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提倡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绿色生态标志的推广和管理，倡导绿色消费；要推进绿色城镇建设，发展绿色交通；要通过创建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生态示范区等活动，增强公众环境意识，倡导生态文明。
参考文献
所谓相克，即人类有目的的活动同环境的客观发展规律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相生，即人类在一定的空间中，其活动总是同其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人类既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环境的塑造者，不可能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无限制地破坏环境。人类必须遵循环境的发展变化规律来从事生产和活动，否则不利于人类生存的问题就会随之出现。当人类的行为遭到自然报复而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时，就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也就是人类在不断寻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人类对环境进行改造的同时，对环境的破坏也日益加剧。现代工业使大量矿产资源被开采出来，投入环境，并随着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又把“三废”排放出来，对人体及生物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乌克兰、日本核泄漏事件，让人心有余悸，雨林锐减、臭氧空洞、全球变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无一不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这些都是人类与环境相克的具体体现。
当然，有相克，必有相生。从古人类的被动适应，到现代人有意识地改造环境，使之能适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无不体现出人与环境在不断寻求和谐相处的切合点。随着现代环境问题的连续出现，人类开始深刻反省自己，并作出了一系列的反应，诸如控制人口增长、退耕还林还草、治理土地的荒漠化、重视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节能减排等，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更适应自然环境的发展规律。
云南大型原生态民族音乐集《云岭天籁》，于11月18、19、20日在北京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受到中央领导、中央各部委领导、全国文艺界的高度好评和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延东、李兆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李长春同志评价《云岭天籁》：非常精彩，在全国各省区舞台艺术中堪称一流。突出地表现在歌好、舞好、词好、服装好、舞美好，更让人看到云南省委、省政府近几年来大力繁荣民族文化、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丰硕成果，感受到云南传承、弘扬优秀中华文化的信心和决心。
《云岭天籁》是云南原生态音乐的一个精致的集锦，有18个民族（其中含15个云南特有民族）的民歌展示其中，云南各族人民在千万年的生产、生活和社会进程中，创造和积累了自己独具风采的音乐文化，其中大部分民歌与本民族的文学紧密结合，其风格反映了各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印迹，其旋律蕴含了云南各民族聚居地的山川气势，其音乐音响反映了来自自然的声音，其节奏突显了云南各民族的民族个性与气质，其音乐意向展示了云南各民族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只有各民族团结和谐相处才能在自然与社会中生存并发展、推动生活生产实践与社会实践向前进步的真切认识。
《云岭天籁》的篇章结构具有完整的大型音乐作品的体裁特征：开篇（引子）、四个乐章、尾声，就像一部原生态与原创性相结合的声乐交响曲，交汇着人文与自然的和谐乐音，给人以巨大的心灵震撼和感情愉悦，是回荡在云岭上空的天籁之声。《云岭天籁》在音乐艺术上具有两大特征：
一、《云岭天籁》的原生态特质是其灵魂
《云岭天籁》中选用了一些云南各民族的原生态民歌：
纳西族在栽秧薅秧季节唱的劳动歌《栽秧调》（由纳西族女歌手和金花演唱），歌曲气息悠长、节奏宽广，在秧田中演唱，歌声在田中绵延不断，传之广远。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从田间走上了音乐的殿堂，演出后引发听众无限的遐想。在节日喜庆时载歌载舞的歌舞曲《窝热热》，由男声领诵（纳西族歌手和冬生演唱）引出男声齐唱的民歌“窝热热”与女声用喉颤音合应的衬词歌（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云岭天籁》合唱团演唱），形成两个天然的音乐形象的对比复调，其旋律交错重叠、联袂成趣。在对唱之后导演组将另一首纳西族民歌《阿里里》缀于其后形成了一首完整的、跌宕起伏、高潮凸现的歌舞曲，其舞台呈现又如一幅欢乐歌舞的风情画。
彝族尼苏人民歌《海菜腔》（李怀秀、李怀福演唱）其调式为有两个偏音的七声羽调式，属音mi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开腔就以mi音为长音拖腔，李怀秀的拖腔可长达40余秒，用真、假声交替歌唱，李怀福的帮腔错落有致，二人对唱形成乐句的高低对比。若干音程的上、下行大跳造就了《海菜腔》融抒情与欢乐共一曲的独特风格。听到这样的乐音，彝族尼苏人隔湖对唱的呼应声跃然曲中，荡气回肠缭绕心脾，其人文和自然的艺术感召力可以融化心灵。《海菜腔》在1953年就由云南省红河州彝族歌手白秀珍带到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唱，她演唱的高腔拖腔达一分钟，可谓音惊四座，一举获得银奖。在历史文化的传承中一代代歌手把《海菜腔》的魅力带到了世界各地，这首原生态民歌自然成为了《云岭天籁》中的一大亮点。
云南楚雄彝族的祭祀性歌曲《鼓魂调》（彝族歌手罗凤学演唱），这首歌的旋律是一种朗颂式的吟唱，边唱边奏边舞，歌唱始终在铃和鼓的快速音型伴奏下进行。整个的歌曲由一个音域不宽的小乐句不断变化反复，乐句的长短由歌词的变化而即兴变化，虽反复数次却具有张力，既有神秘感又富人性味。这是一首留有人类早期歌、舞、乐三位一体余韵的歌曲。《云岭天籁》在第三乐章中大胆地起用了祭祀性歌曲，用艺术的触角表现音乐起源的一种说法：音乐源于巫术说。
居住在西双版纳的布朗族民歌《布朗弹唱》（布朗族歌手玉帕甩演唱）是歌手自弹自唱表露衷肠的歌，多见于布朗族少男少女在家中和户外谈情说爱时的对歌。歌手手中的乐器叮琴音色清脆，歌手的演唱呢喃软语，曲调优美亲切，欢快活泼，节奏鲜明，布朗族青年男女在对唱时还相互插花，一曲终了，满头鲜花，情趣盎然。《云岭天籁》中展示的独唱也别有韵味，歌手的弹奏、演唱都格外地原生态，听后能让人体味到弥漫在空气中的糯米芳香。
二、《云岭天籁》的原创性特征是其艺术精髓
《云岭天籁》通过运用民间音乐为素材进行创作的原创歌曲凸现了异彩纷呈、多民族、多色彩的云南音乐文化魅力，作曲家晓耕、词作家万里通过他们的创造性劳动用旋律勾勒出云南边疆的山川气势，用节奏敲击出云南民族个性的神韵，同时集中彰显出云南音乐作家群在原创歌曲领域里辛勤耕耘的丰硕成果，鲜明地体现出云南原创歌曲的多元形态和令人乐观的发展前景。在这一点上云南人可以自豪地说，云南难得原创歌曲创作走在全国前列，可以和许多歌曲写作大家并列而无愧。
《一窝雀》（编词：蒋明初，作曲：晓耕万里，演唱：龚婷、杨丽霞、高翎雁）是一首美声唱法的女声三重唱，音乐素材来自云南红河地区的彝族民歌《西厢坝子一窝雀》，是五声羽调式、三拍子，一个半八度的音域，由于节奏律动性强，作曲家采用了伴奏、演唱贯穿始终的staccato，使拟人化第一人称的演唱形象鲜明，就像一群可爱的山雀在一齐唧唧喳喳。曲式结构为变化再现的ABA三段体，比原民歌的一段体更为完整、更富叙事性，其环保的主题也更为鲜明。这首歌在第十一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引起广泛的关注与好评。
《阿哩哩格吉拍(美丽的白云)》（编配：晓耕、和中，填词：冯文俊，领唱：和艳丽（纳西族），合唱：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云岭天籁》合唱团）是一首合唱歌曲，其旋律来自于被称为“元代遗音”的纳西族大型音乐套曲《白沙细乐》（又称《别时谢礼》）中的第四段，因其旋律优美动听而被单独演唱，现已广为流传。歌曲为五声羽调式，音域一个八度，用鹰、鹤在空中的翱翔象征精神和灵魂的飞升。在演唱上也十分有特色，女声领唱频繁使用慢颤音、叹息式停顿、双倚下回音演唱，如泣如诉。合唱按照传统和声与中国和声相结合的写法与领唱相互熨贴互为烘托弥补了原歌曲平和的旋律，出现动人心魄的高潮，听后让人发出音乐感人至深的感叹，这是民歌与原创结合成功的佳作。
《高原女人歌》（作词：蒋明初，作曲：万里，领唱：林琳、张继心、张薇薇、金凡，合唱：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云岭天籁”合唱团）这是一首在创作思潮上既前卫又回归自然的合唱歌曲，曲调将音乐音调与语言音调结合得天衣无缝，语言音调的运用丰富了歌曲的宣叙性和吟唱性，像倾诉心声那样亲切自然。音乐音调的运用就像流畅可歌的语言，提升了歌曲的艺术表现力。歌唱性的语言和语言的歌唱性是它旋律上的最大亮点。合唱成为整个高原环境的音乐烘托和高原女人形象的音乐外化。正如朴实的歌词所叙述的：“有个女人在着么，老老小小就拢在一堆了，有个女人在着么，山倒下来男人就扛起了！”这首歌的旋律曾在电视剧、舞剧、舞蹈中多次用过，常用常新、令人难忘。
《水母鸡》（编词：牟洪恩，编创：晓耕，领唱：龚婷、杨丽霞、高翎燕）是一首女声合唱曲，音乐素材来自于云南文山壮族童谣《水母鸡》只有上下两个乐句。作曲家晓耕把一个简单的上下句童谣创造成为美声唱法、三部曲式的一首艺术歌曲，两个A乐段是《水母鸡》，民谣的完整呈示。在经过扩大的B乐段中，原民歌由三个音组成的主导动机经过模进、旋律扩大、和声丰富、织体编配等多种音乐创作手法，把这个三音动机发展到了极致，使B乐段也自成为有完整曲式结构的乐段，其中人的笑声、女声合唱模拟来自自然的昆虫鸣叫声，与女声合唱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部人文自然交响曲。晓耕是一个作曲家同时也是一个音响艺术家，他的创作不只是旋律的创造、和声的配置、织体的编织。他的音乐创造性在于他能在自然的音响中挖掘和提炼出音乐的元素，用音乐与音响的交织造就全新的音乐作品。这种全新的音乐表现的理念拓宽了音乐创作和音乐表现的领域，丰富了中国合唱作品的作品库并成为我国和国际多个合唱团的保留曲目。《水母鸡》曾获得2005年柏林奥林匹克第二届国际合唱比赛金奖、2006年韩国第二届合唱节民谣风格比赛金奖，国际音乐评委说：“没有想到中国民谣风格的演唱会出现这样现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