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转轨;财富伦理;矛盾
一、中国转型经济的财富使用理论
目前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区别，是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对中国转型经济财富使用问题的研究，只能依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一种与现代中国转型经济无关的理论。这是不对的。其实，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支柱的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论等理论一样，同产生于19世纪后期。这个时期，劳资矛盾和供需矛盾都很突出。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马克思采取先研究劳资矛盾后研究供需矛盾的方法，继承发展了前人的劳动价值论，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财富使用关系实质，继续研究了经济转型发展问题，表明了社会生产力运动规律和劳动者在财富形成中的决定作用。
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同，另一些经济学家，如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和马歇尔等，不再主要关注经济转型发展问题，而是用一种将劳动者拟物化的方法，着力研究如何克服当时的供需矛盾问题，把实现资源的静态最优配置当成了经济研究的主题，提出了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论、局部均衡论等有关将价值和价格相等同的理论。这些理论关注的中心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财富使用关系和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供需矛盾和静态资源最优配置问题。为此，它们撇开劳资之间的财产差异和矛盾，撇开人们除市场交易关系以外的社会关系和偏好差异，在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假设下，着重论述了价格是如何波动的，及价格波动是如何引导资源实现最优配置的。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区别，不是古典和现代的区别，而是研究起点和研究角度的区别。西方主流经济学先撇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矛盾，集中论述价格的短期波动和资源的静态最优配置，然后再逐步把现实世界里的不完全竞争的种种问题加进来研究。马克思采取先撇开竞争和供需矛盾，集中论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揭示这些差异和矛盾所导致的财富使用及经济转型发展，然后再把现实世界里存在的竞争和供需矛盾加进来研究，也是一种有用的研究起点和理论体系。而且，因为本章要研究的恰恰就是转型经济中的财富使用问题，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是我们更重要的理论基础。
1.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
马克思的财富分配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一些中外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讲的是价格的短期波动或财富的具体分配形式问题，由于现实生活中的价格可以不等于劳动价值论所定义的价值，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分配形式不等于从劳动价值论可以推论出的按劳分配，所以它是片面的、多余的、无用的。其实，这种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99％是离题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是用来描述价格的短期波动和财富非具体形成的，它是一种隐蔽在价格波动和财富分配形式后的理解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是财富分配关系的钥匙。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其特殊的价值定义。马克思把价值定义为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一般抽象劳动的凝结。这样的一种定义是不是有道理呢?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从马克思的分析里可以看出，一个人对生产的贡献，真正他自己切身的花费就是劳动的花费。人们在市场中的交换，本质上是一种劳动的交换。交换关系里确实也有物，但是物的贡献、物的交换和人的贡献已经不是一码事情了。马克思为什么提出劳动价值论?就是为了把物的作用撇开，纯粹地考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推论出一种如何分配才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力发展的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即在劳动者之间，谁的劳动对社会的贡献比较大，他得到的劳动成果就应该比较多。按照这种按劳分配理论，劳动者的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最重要源泉，但在资本主义早期，因为很多劳动者没有创造财富必须同时具有的物质生产要素，很难从事创造财富的劳动，所以创造财富的生产力受到了束缚；同时，因为很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低，给别人工作的时候丧失了过多的对自己劳动创造的财富的支配权，束缚了创造财富的生产力的发展。
2.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中国的转型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那么，按劳分配能不能与市场经济兼容呢?如果把按劳分配理解为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财富分配的一种具体形式，那么这种具体形式确实无法与中国转型市场经济兼容。因为马克思设想的那种按劳分配具体形式，是以完全的公有制和商品经济已经消亡为前提的。马克思设想的那种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是建立在他所设想的历史条件下的，既然中国转型经济的历史条件和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不同，中国当然不能实行那种具体的按劳分配形式。
但是，按劳分配除了在未来可能成为一种具体的分配形式以外，还可以是一种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财富分配原则，或论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财富分配才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力的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分析工具。它作为一种基础理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种转型经济的解释力，可以远远大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各种财富分配理论。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与生产要素价值论相联系的财富分配论，转型市场经济中只能存在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在这种相当于早期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的纯市场经济当中，只要工人的边际生产力比机器或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小，他就只能分到较少的产品；物质生产要素所有者不必干活，却可以按照物质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自得产品。而且，只要他的土地或机器等物质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比工人的边际生产力高，他虽然不干活却可以比工人多占财富。这种说法是不符合我国和世界各国现代市场经济实际的。
与按照上述理论的推论结果相反，运用马克思的与劳动价值论相联系的按劳分配财富分配理论，却可以论证出符合我国和世界各国现代转型市场经济实际的让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在转型市场经济中需要有政府干预，这种现代市场经济在以市场交换作为基础性的协调机制的同时，还存在着国家立法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税收补贴机制、劳资集体谈判机制、利润分享机制等其他协调机制的补充。物质生产要素所有者必须劳动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转型经济的发展，只能走一条不断解放劳动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劳动积累的发展道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人只是作为生产线上的一个部件，只要严格按照既定的生产模式和工作标准，就能实现企业的经营目的并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样在资本稀缺的20世纪60年代以前，资本的获取是企业和各国追逐的目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各国已经开始重视人的创造性，但资本仍然是各国在经济竞争中能否获胜的主导因素。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
球化的今天，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的解放、保护状况已经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标志，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资源中最宝贵、最核心和最需要开发的部分。从强调物质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转向重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经济学领域划时代的进步，也是世界经济生产力要素重新布局的结果。在马克思与劳动价值论相联系的按劳分配财富分配论的基础上，创立适合中国转型经济实际和需要的收入分配基础理论，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经济学现代趋势，适应中国发展要求，实为一项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的工作。
3.在按劳分配为主的基础上兼顾效率与公平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创立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经济转型以来，结合当代和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贯彻这一伟大创新需要在财富分配问题上，根据我国转型经济的实际，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确立按劳分配为主和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兼顾效率与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财富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财富，正确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财富分配关系，推进中国转型经济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
所谓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就是要用其他机制弥补市场的缺陷和失灵。市场交换机制可以单独具有高效率的假设前提是，社会上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人们的偏好、特长、财产、权力、社会关系都是相同的。然而，在现实社会里，这样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此，要使经济具有较高的效率，再次分配必须注重公平，不能实行自由放任的原始资本主义。
这种分配制度中所依据的生产要素贡献，主要指劳动者的生产劳动贡献、物质生产要素和各种素质要素所有者运用这些要素为社会服务的贡献，和物质生产要素和各种素质要素所有者为取得这些要素花费的劳动贡献。由于在这些生产要素贡献中，最根本最主要依据的是劳动贡献，所以中国必须在让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同时，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样才能处理好财富分配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最终实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转型奋斗目标。
二、财富使用的分配变迁
摘要: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呈上升趋势,促使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劳动力城乡流动会影响农户的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继而影响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为理解这一过程对于农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文章首先综述了城乡劳动力流动理论研究的历史脉络,并总结了国内外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进展。提出了尚需研究的若干学术问题,即在方法上需要建立劳动力流动-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重视农户尺度研究,注重区域差异。
关键词:土地利用;城乡劳动力流动;农地利用
abstract:farmlabormigrationisaninevitablephenomenonduringtheperiodfromagriculturalsocietytoindustrialsociety.currently,withtheincreasingofpeasantworker’swageandimpro-vingofpoliciesaboutpeasantworkerflow,farmlaboropportunitycostisincreasinginchina,whichwillaffectlaborrural-to-urbanmigrationandeventuallyaffectthefarmland-usechange.thispaperreviewsmajorlinesoftheoreticalandempiricalresearchonfarmlabormigration.sev-eralcontributionspointoutthatresearchperspectiveismoremicrocosmic,non-economicdrivingfactorsoflabormigrationarewidelyconsideredandimpactsofdifferentialindividualsandsettingsonfarmlabormovingoutaretakenintoaccoun.tmeanwhile,itreviewsresearchadvancesinim-pactsoffarmlabormigrationonfarmlanduse.duetocomplexityofinfluencingmechanisms,therearenogeneralizationresultsaboutthisissueye.thence,itneedsfurtherstudytheeffectsoffarmlabormigrationonfarmlanduse.
keywords:landuse;laborrural-to-urbanmigration;farmlanduse
在当前经济转型的时期,中国土地资源正经受着沉重的压力。WWW.133229.cOM主要表现为粮食生产、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生态保护三者之间对土地需求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1]。同时,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一样[2-4],中国正经历着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过程[5];且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和政府对农民工流动政策的改变,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在不断上升[6],使得农业劳动力流动规模进一步扩大;另外,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低端劳动力正由相对过剩向相对短缺转变[7]。虽然学术界对中国劳动力短缺机制的认识存在分歧[8-10],但劳动力的短缺无疑会使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进一步上升。
作为农业的主要生产要素,大量劳动力的析出会直接造成农地利用的变化,例如劳动力的短缺造成某种土地利用不再具有经济优势而退耕或转为他用。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的上升,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也会间接影响农地利用,例如农户或农场因此调整资金和劳动力的配置,使农地利用的集约度或生产率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通过改变土地生产率进而影响到粮食安全,也会通过退耕或集约度的升降影响到土地利用对于生态的压力。
总之,有必要将劳动力流动与农地利用结合起来开展研究,以把握中国土地利用变化乃至人地关系的发展趋势。而本文的目的是梳理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脉络,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为此,本文首先总结了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旨在认识城乡劳动力流动或农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在此基础上综述劳动力流出对于农业发展和农地利用影响相关研究的进展。
1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脉络
1·1早期劳动力流动的经验假说英国统计学家ravenstein被认为是最早比较系统地研究劳动力迁移现象的学者[11],并提出了人口迁移法则[12-13]。他的人口迁移法则也可以解释城乡劳动力流动。如根据他的理论,农村男劳动力比女劳动力更容易流动。
后来,lee在ravenstein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人口空间流动的“推-拉理论”[14]。虽然lee的理论是基于区域人口提出,但可以直接解释城乡劳动力流动。根据lee的理论,城乡劳动力流动受两种不同力的影响,一是促进劳动力流动的力即推力,另一个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力即阻力。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有流入地的因素、析出地的因素、流动过程中的障碍和个体特征。在以上四类影响因素的作用下,对城乡劳动力流动行为的解释为:①每一个既定区域都存在吸引和排斥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如果流出地排斥的因素较多,净流出人口多,如果流入地和析出地之间的条件差别不大,农业劳动力流动率低;②特定地区劳动力流动数量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对人口需求的行业有关,后者决定能否克服流动过程中的困难;③劳动力流动过程具有人口选择特性,一般来说高素质和年轻劳动力更容易流动。lee的理论和假设直观、简单,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他的研究是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缺乏科学推断和假设检验,且在政策应用方面存在局限性[15]。
1·2新古典劳动力流动理论
从时间上看,上述劳动力流动理论的提出是在二战以前。二战以后的劳动力流动理论,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劳动力理论得到快速发展。劳动力流动理论突破以前的概念法则,走向模型化。其中,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最为著名,代表性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有刘易斯的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型、todaro的模型等。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模型[16]。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维持生计部门(主要指传统农业部门),另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城市工业部门),两个部门之间存在收入差别;且在维持生计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唯一推动力。资本主义部门将剩余用于投资,并且以固定工资吸引维持生计部门的劳动力,随着投资的增加,维持生计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资本主义部门,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为止。
刘易斯劳动力流动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机制,是发展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但是,该模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①忽略了农业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没有考虑到农业生产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17];②不能解释在城市中存在大量劳动力失业时农村劳动力仍向城市流动的现象[15];③没有考虑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就业竞争和农村劳动力构成的影响;④认为资本积累是城市和工业扩张的唯一动力,忽略技术进步的作用;⑤认为人口增长落后于资本积累,不应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
针对上述缺陷,ranis和fei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改进和完善[18]。他们在接受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农业生产率和人口增长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认为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转移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的情况下,才可能进入刘易斯模型的第二阶段。他们提出了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一是刘易斯模型中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无限供给、工资率固定不变阶段;二是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正,刘易斯模型中固定工资率开始提升的阶段,即出现“第一转折点”;三是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和工资率相当的阶段,农业和工业开始竞争劳动力的阶段,即出现“第二转折点”。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lewis-ranis-fei二元经济模型,简称lrf模型。
lrf模型虽然考虑了刘易斯所忽略的技术进步、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等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但也存在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为:仍假设城市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问题,这与现实不相符;农业工资是常数的假设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农业工资变动的情况[19];认为城市工资水平由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决定,现实情况却表明发展中国家城市工资是上升的[20-21]。
另外,jorgenson在1961年也建立了一
个二元经济模型[22],同样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分为现代部门和农业部门。与lrf模型不同的是,jorgenson的模型放弃了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农业、工业工资不变的假设。其模型建立的假设条件为:①农业没有资本积累,土地数量不变,农业产值的增加依赖劳动力投入;②工业产值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函数;③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两个部门的产出随时间的推移而上升。根据jorgenson模型,粮食供给超过人口增长时出现农业剩余,农业剩余是劳动力转移的充分和必要条件。随着农业剩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促进工业发展。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与农业剩余的多少有关。与lrf模型相比,jorgenson模型将人口因素内部化,重视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充分考虑了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农业内部因素。
上述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但是不能解释在城市存在大量失业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仍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todaro放弃了二元模型的假设,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流动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流动过程存在两个阶段,而非一个阶段,即技术素质较低的农村劳动力首先在“城市传统”部门就业,然后再在现代经济部门就业,并提出了依据这一判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15]。该模型的主要观点为:①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动力,而不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城乡预期收入取决于城乡实际工资差别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②城乡预期收入差别越大,人口流动得就越多;在任一时期,迁入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③流动人口在城市待得时间越长,他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大,预期收入也越高。todaro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城乡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业现象,能较好地说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19]。
无论是二元经济模型还是todaro模型都立足于城乡和部门等宏观视角去解释劳动力流动机制,都假设流动者是理性的决策者,会依据城乡的收入差(实际或预期)考虑是否流动。城乡收入差导致劳动力流动的结论已被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所证实,也是宏观层面解释劳动力流动的主要依据。但是,忽略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其它关键的非经济因素,如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个体差异[23]。
1·3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
19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开始质疑城乡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唯一动力,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理论对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关注很少。如否定了劳动力流动是相关众人决策的事实,没有考虑家庭规模、人口构成、习俗、人际关系等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24-26];没有考虑风险和其它限制因素(资本、保险、劳动力等市场的不完善)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27-28]。另外,农村劳动力外出行为不是随机过程,外出人群与教育、家庭特征、经验、年龄、性别等有关,用计量经济学的最小二乘法估计不能满足计量经济学的经典假设[23]。
可见,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都需要进一步拓展。以stark为代表的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neweconomicsoflabormigration)试图弥补上述缺陷[29]。
新经济学劳动力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相关的众人决策过程,而非个人决策,强调家庭是决策的主体,认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其它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策过程。在新经济学流动理论的框架下,学者就劳动力流动决策机制进行了一定的实证研究。
该理论主要观点有:①认为农业劳动力外出是一种规避风险的行为。农业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农业收入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较高的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因素的影响。为规避风险,家庭会依据其成员的比较优势,让部分劳动力外出,尽可能地降低风险程度[30]。②该理论认为资金约束也是劳动力流动的动力之一。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和保险市场失灵,农民融资困难。因此,家庭派部分劳动力外出,外出收入或汇款可以弥补农业生产中的资金短缺问题。③“相对贫困”也是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之一[31]。stark等假设人们将自己的收入或生活水平与周围的人群进行比较,所处地位较好的人群会产生满足感,所处地位不好的人会产生摆脱贫困的愿望,这种相对贫困会导致流动发生;而且,汇款在迁出地导致的物价上涨进而引起的相对贫困也能促进人口外出[32]。④以sjaastad和becker为代表人物的人力资本流动理论强调了个体差异在劳动力流动中的决定作用[30,33]。
该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人力资本的函数,受过教育、具有特殊专长和年轻的劳动力最早流动,劳动力素质不仅影响收入高低,也影响就业机会的大小。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持续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失,扩大城乡发展差距,导致进一步劳动力流动。⑤累计效应理论。该观点将流动作为内生变量,考虑流动本身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累计效应理论由一系列流派或观点构成,主要包括流动网络理论、文化流动理论、社会标签理论等[34]。
新经济学劳动力理论将劳动力流动的解释因素由经济因素扩展到非经济因素。更强调家庭内部成员的比较优势和环境差异。该理论将研究内容进一步细化,更注重从农户层面分析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其影响。但从农户层面看,农户差异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过程更复杂,导致研究结论的解释存在空间范围上的局限性。
2劳动力流动的土地利用效应研究就农业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而言,学者们更多地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产生了大量的文献[35-36]。直接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文献相对比较少,且已有研究多侧重解释劳动力流动对迁出地农业发展的影响,土地利用被视为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因此,有必要先讨论劳动力流动与农业之间的关系。
2·1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影响的研究自马尔萨斯开始,人口变化与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倍受关注的学术问题,也产生了一些解释性假说。有影响的假说有:马尔萨斯的土地面积持续扩张假说、boserup的需求诱发型集约化假说、geetz的集约度弹性假说、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说等[1]。其中“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说”直接针对劳动力持续流出的情况,认为当人口不再是农业的压力或者竞争性行业吸收了大量农业劳动力的时候,劳动力价格上升,农业就会萎缩。土地利用上,表现为要么集约度下降即粗放化经营,要么面积收缩,即退出生产(边际化)。
这里应该根据劳动力的供需分成两种情况: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劳动力外出对农业的影响不显著;在劳动力有限供给时,劳动力流动就会对农业发展产生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即使在劳动力稀缺时,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37]。总结已有研究,对这一问题大致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有促进作用[38-39]。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力外出的收入可以弥补农业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有利于农业发展。如lucas在南非的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区的农业生产起促进作用[40];taylor等在墨西哥的研究证实,汇款可以减轻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41];mendola分析了孟加拉的农业劳动力流动对农民选择高产种子的影响,认为具有高收入的劳动力流动行为(如国际间流动),能促使农民更好地利用农业先进技术[42];grau等驳斥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对山区农业利用有负面效应的观点,认为劳动力外出和山区可持续发展能相互促进[38]。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有负面影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失,影响农业生产,农村因依赖汇款而丧失粮食自给,劳动力流失影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43-45]。
2·2劳动力流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定义,农民是理性的(舒尔茨),且部分参与投入和产出市场
[46]。
也就是说随着劳动力要素的变化,农民会改变其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方式。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来综述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
从宏观视角看,引入劳动力和粮食市场,农户的生产决策就会独立于消费决策,农户对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的反应就可以预见[47]。如果用社会价格表示①,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意味着劳动力的社会价格上升;相反,土地和资本的社会价格相对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逐渐成为影响农户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46]。而劳动力流动也直接影响土地利用变化,包括面积变化(或称用途转移)和集约度变化[48]。有关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宏观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1)农户将用资金替代劳动力,即土地利用的劳动力集约度下降;同时,以役畜为主的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渐被摈弃。应该说,现实中有很多案例支持这一推断。如hatirlia等在土耳其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业劳动投入和畜力投入减少[49];peters和al-wang等人在马拉维的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会使农民对土地的管理粗放化,特别是规模比较小的农户[50-51];clay等在卢旺达的研究发现,由于不断增长的非农就业与作物生产的竞争,导致在作物生产上的劳动力和肥料等投入不断降低[52];alandebrauw[53]、rozelle等[54]、梁流涛等[55]在亚洲部分国家的实证研究也发现,随劳动力外流,农户的劳动投入在减少,土地利用粗放化。另外,如果将资本投入分为增产性投入和省工性投入,那么随着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的上升,土地省工性投入会快速增加。陈瑜琦等[56]通过分析1980—2006年间中国粮食作物的资本投入构成,发现省工性投入(机械)的比重明显增加,而增产性资本投入(种子、化肥和农药等)的比重在减小。
(2)劳动力外流会导致土地被撂荒,特别是那些低投入、低产出的农地将会首先被抛荒[57]。土地抛荒有两种形式,一是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民放弃土地种植,即真正意义上的抛荒。有许多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这一推断。根据在欧洲[58]、地中海国家[59]、日本[60]、中国台湾[61]等地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外出会导致耕地撂荒。在中国很多研究结论也说明劳动力外出会导致土地撂荒[62-65]。另一种是劳动力外流致使土地复种指数下降,而引起的季节性抛荒。中国南方大范围的双季稻改单季稻[66]可视为这种抛荒。
从微观视角(农户尺度)看,流动劳动力及其对农地利用的影响具有农户尺度上的个体差异。但基于微观尺度的直接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只能通过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推论,得出相关研究的结论。其中low在非洲诸国的研究最具代表性[45]。low用新家庭经济学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南部非洲各国1970年代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停滞和衰退现象。
认为城市现代部门吸收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虽然low的重点是解释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的影响,但他的模型的一个直接推论就是农业劳动力的外流鼓励了劳动粗放的耕作方式,加上妇女、儿童及老年人等留守劳动力又不能把全部精力用于农业生产,致使那些耗劳动力多、产出低且不稳定的土地(一般是偏远的坡地)被粗放经营或抛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农户并不是将全部土地撂荒,以妇女、儿童及老年人为主的多数农户仍有一定的农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就土地利用变化而言,需要关注的是留守劳动力是否从事农业生产?如果从事农业生产,对土地利用,特别是土地利用类型产生怎样的影响?根据农业生产理论和农业家庭理论,当劳动力成为稀缺资源时,农户会根据各种农作物的单位劳动产出最大化进行作物选择[6],继而影响土地利用类型。但这个结论未得到其它实证研究的支持,还需要进一步验证。黄季琨、陈瑜琦、郑有贵等在不同地区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农作物种植的影响,但都未进一步分析农户是否根据劳动生产率进行作物选择[67-69]。
(2)就中国当前的现实而言,low对南部非洲的研究值得关注。这是因为:首先,1970年代,随城市化、现代部门的快速发展,在土地充足、有大量国际援助和农业新技术应用的条件下,南部非洲各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出现停滞。当时,对农业停滞的一般解释是政策、制度上对小农经济的忽视。因此,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小农发展。但结果农业生产仍然下降,甚至在有些生产条件好的地方也下降。其次,南非当时的情况与中国近年的发展很相似。一方面,中国正经历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大范围的耕地撂荒[63]、复种指数下降[70]、农业种植结构转变(农业种植结构转变存在区域差异,在西北和东部发达地区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6,70],在中部地区小麦播种面积增加[68])等现象。为确保粮食安全,中国政府也采取了许多和南非当时一样的措施,如减免农业税、施行农业补贴等。而政府旨在确保粮食安全的鼓励农业发展政策是否会出现类似南非诸国的情况,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3结论和讨论
纵观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发展历程,研究视角由宏观向微观(城乡-部门-群体-家庭)发展;流动动力由经济决定因素扩展到非经济因素;更强调个体和环境的差异性,甚至有学者主张应在真实的环境研究真实的人[71]。“二元经济”模型及其经济发展阶段论观点,有助于人们把握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总体趋势;而新经济理论则有助于理解劳动力流动的地理差异性;新家庭经济学及其家庭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通过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和家庭劳动力分工假说把城市现代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联系起来,有助于理解劳动力流动对于农业和农地利用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的影响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国内外已有的研究都未能获得系统性的结论。从宏观层面看,有许多研究支持劳动力流动导致土地劳动力集约度下降、粗放化经营、部分土地被撂荒等观点,但宏观研究往往忽略了农户之间的差异和劳动力本身的素质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从农户层面看,往往是机会成本高的劳动力外流引起土地利用变化,这种变化在区域尺度上也能得出上述宏观层面的结论。但是,农户尺度的研究因农户之间及其内部差异的复杂性,使得劳动力对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同时,研究结论的解释存在空间范围上的局限性。因此,关于这一命题还需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当前中国土地需求冲突激烈,大量劳动力外出的情况下,更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尚需研究的若干学术问题为:(1)需要加强从农户层面对劳动力流动土地利用效应的实证研究,尤其要重视这种效应的区域差异性。即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粮食主产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的影响以及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启示;劳动力流动对生态脆弱区、山区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对生态安全的政策启示。
(2)在深入分析农户对劳动力流动响应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劳动力流动-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并利用模型进行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土地利用效应的情景分析。
(3)劳动力流动对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启示。一般来说,劳动力流动促使机械替代劳动力,加速土地规模经营,但据我们在中国粮食主产区(河南)和生态环境脆弱山区(宁夏南部山区)的实地调查,发现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导致大范围规模经营趋势。部分地区以“服务集中”的形式出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区域差异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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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剩余价值范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中图分类号：F04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7）02―0076―03
传统的思想理念大多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经济范畴，展现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特点。但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社会主义会场经济中同样具有剩余价值的缩影。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进行分析，有助于明确研究的视角，增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概论的充分认识，细致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剩余价值，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一、马克思有关于剩余价值的一般论述
《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角度研究剩余价值，得出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所占的价值，核心思想中彰显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1〕。基于量化关系来看，剩余价值是商品生产中所追求的“余额”，是任何商品生产的主要特点，同时也具有社会主义特色，如果没有“余额”，则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会难以持续开展〔2〕。
随着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存在与发展，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剩余价值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3〕。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需要在全面认识当前时展特点的基础上，全面了解剩余价值核心理念，深入掌握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当展
（一）剩余价值产生主体发生转变
马克思所创立的剩余价值理念，与当时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期、时展特点等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生产多处于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中，第一产业占据较高的比例。故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剩余价值属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高新技术逐渐成为了创造财富的重要方式，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渐发生了转变，第三产业也渐渐成为了创造剩余价值的主体。在这种发展模式下，传统的经济结构产生了较大的转变，雇佣劳动者也发生了变化，大量的劳动者进入到第三产业中。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第三产业渐渐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马克思承认剩余劳动与剩余产品的普遍性，但是针对于由此延伸出来的剩余价值理念研究却相对比较匮乏。不同的时展环境下，对剩余价值的研究也会有所差异。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将价值总结为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结合体〔4〕。如果仅仅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忽视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则难以符合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物质生产部门向服务部门转变，展现出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特点。
（二）剩余价值产生范围发生转变
马克思所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与当时的社会生产环境、生产条件等密切相关。剩余价值是生产过程中，雇佣工作劳动所创造的。但是随着当前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逐渐在生产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生产的劳动概念核心价值范围不断扩展，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活动日渐融合。
在这种时展背景下，很多教育与科研机构构建了独立的生产机构，单位职工逐渐参与到价值创造与剩余价值创造的过程中。脑力劳动者相较于体力劳动者，其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能够明确认识到科技对生活的重要影响，属于高级、复杂性的劳动。
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更多的企业实现了跨国发展。资本呈现出多向性流通特点，剩余价值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经济内涵，呈现出产生范围不断外延的特点。
（三）剩余价值分配方式发生转变
马克思所提出的剩余价值分配形式，主要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被分配为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地租等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剩余价值分配所提甚少。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逐渐发生了转变。社会主义剩余价值分配中，需要基于社会特点、社会性质等实现有效分配，比如“按劳分配”理念等等。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的必然价值形态十分关键，需要基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发展形态予以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需要实施商品交换与生产交换。社会发展中，没有剩余价值，便不可能实现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社会的发展〔5〕。故而言之，剩余价值、剩余劳动以及剩余产品等，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经济范，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能够产生重要影响，关系到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提升。
如果否认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的意义，仅仅注重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则会引发不讲究经济效益、盲目生产不计成本等问题的出现，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快速发展，更不利于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6〕。
党的十召开以来，在党的正确方针以及思想引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到快速发展，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中，过分注重净产值而忽视利润的问题，承认公有制企业利润发展的目标，但是却不能以剩余价值为主要目标。马克思曾经指出：“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并且在数量上也相等，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7〕。”马克思思想理论在当时社会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导向性的作用，在今天仍然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对各项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条件下的新价值
（一）有助于深入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促进社会发展，产生剩余价值的重要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条件下，需要充分关注劳动创造价值的重要意义，展现“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注重人文关怀与实践关怀，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价值，不断实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明确剩余价值的范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为了适应与促进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则需要提升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基于当前时展的特点，进行理论研究的不断创新，推动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奠定良好的基础。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充分展现出了价值创造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价值，劳动是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过程，故而人的劳动价值十分重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强调尊重人、重视人。基于马克思剩余理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条件，需要明确发展的目的，明确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二）有助于树立社会主义新型劳动观念
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范围不断扩大。在当前的时展背景下，需要注重剩余价值的创造，即为社会主义税收与利润的创造，规范劳动范畴，注重各类积极因素的有效调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充分发挥马克思剩余理论对当前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提升，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
缺乏剩余价值，则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有所降低，各类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活动、公益活动以及社会保障活动则无法得到有序开展，难以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剩余价值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保证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剩余价价值多成为了资本主义的独立范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下不存在剩余价值。然而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条件下，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较大，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发展环境下，这一矛盾得到有效改善，劳动生产力快速提升的现代社会中，工人的劳动逐渐划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两个部分，其所创造出的价值，也随之分为必要价值与剩余价值两个方面。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剩余价值是由劳动者所共同创造，则这些剩余价值也会充分运用到劳动者身上，彰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思想观念。剩余价值归属方面的转变，并不会影响其自身的价值，剩余价值的范畴也彰显出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特点，彰显人性化的社会发展形势。尊重和保护人民的劳动成果，保护人民的个人利益，是树立新型社会主义劳动观念的重要基础。在当前的时展背景下，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均需要注重劳动创造价值的重要意义，尊重劳动者、爱护劳动者，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与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均需要得到保护。充分调动各项积极因素，团结一致，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鼓励人们不断创新，发挥知识、劳动、技术、管理以及资本的重要价值，使一切财富能够得到充分利用。
（三）有助于社会主义劳动市场的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成为了商品转变的关键资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剩余价值研究，有助于社会主义劳动市场的建设，明确劳动力合理流动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
劳动力作为商品进入到市场中，形成了劳动力双向选择的市场发展机制，劳动力能够基于个人的专业特点、兴趣爱好以及自身身体素质等灵活选择职责，实现个人收入最大化与职业理想性特点。企业也具有招聘的自主性、针对性特点，能够基于企业的实际发展需求、工作要求等实现针对性招聘，辞退难以胜任的T工，实现企业用工成本的最低化，达到企业工作效率的最大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剩余价值理论研究，有助于劳动力的优化配置，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逐步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从计划为主向市场为主的转变。
（四）有助于完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
马克思所研究的剩余价值分配方式，是基于资本主义条件所提出的分配方式，与社会主义发展需求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传统的理论研究中认为，劳动价值是分配制度的基础，故而提出了按劳分配的思想。但是实际上劳动价值并不是分配制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但是没有否认其他生产要求创造价值的实际意义。故而在实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剩余价值理论研究中，需要分别对创造价值的要素、创造价值的方式等进行讨论，明确社会主义创造价值中劳动分配的具体方式，关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方式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密切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随着改革的深入与理论的实践探索，我国逐渐形成了明确劳动资本、资金技术以及按贡献分配等多样性的分配原则，构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相互并存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条件相互吻合。
当前分配制度的构建，是基于我国实际市场发展特点、社会形势，拓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坚持马克思公有制经济中，按劳分配的思想原则，注重劳动者创造价值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符合当前激烈发展的社会环境，充分认识到各类生产要素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通过多种分配方式的联合应用，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人民的生活需求，形成劳动者的个人财产。分配的阳光政策，能够使各类合法收入得到有效保护，在国家的监督与管理下，实现就业公平、机会公平，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
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强剩余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分析，基于当前时展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研究，坚持马克思剩余价值的基本原理，并基于实际生活丰富其理论研究内容，增强其实践应用价值。其二则需要坚持党的思想引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基础上，结合时展特点不断丰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同时，还需要坚持唯物主义思想理论，在充分学习理论、研究理论的基础上，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对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更好、更快的实现“中国梦”。
结束语
当前时展环境下，需要充分认识到剩余价值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在未来的理论研究中，需要结合时展特点不断创新理论研究内容，充分调动各项积极因素，团结一致，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鼓励人们不断创新，发挥知识、劳动、技术、管理以及资本的重要价值，使一切财富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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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经济学科，也是当代经济学中最活跃的热门学科。从经济
生产——劳动的关系及意义上看，全部经济活动的内容与过程，实质上是劳功者为谋取生活资料而与生产资料结合劳动的经济过程。对劳功经济现象的研究，在经济学中占有支柱性的地位，成为经济学家毕生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经济发展；新价值
劳动关系问题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劳动力问题的研究，不仅正在趋向经济学研究当中，而且劳动经济科学理论已日益成为我国制定各项经济社会政策的主要依据。在当代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国家经济正在向世界经济转化，做为一种发展趋势。都将进人世界经济活动的大竞赛、大角逐之中，二是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所有国家都有一个迎接挑战、缩短距离，让自己的经济发展能够在新的起点上腾飞的严峻问题。影响这两个挑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学角度看，主要是看有没有一支高科学研究、高技术开发、高生产效率的现代化高素养的劳动人才大军。国际经济的争夺看上去是市场的争夺。而实质上是劳功人才的争夺。劳动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本，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新价值观念。各国政府为此都加强了智力投资，积极地改善和提高劳动力素质。同时，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有一支现代高素养劳动人才大军是基础，而建立和形成一种适宜的劳动关系是条件，没有这种相宜的劳功关系，再高素养的劳动力也不会形成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甚至反会导致劳动力经济的萎缩。
而没有劳动的经济活力，也就没有整个经济社会的生机。可见。劳动经济问题，劳动关系的处理，涉及到人们的一生，影响着劳动者的现在与将来的活动。这就在客观上，使人们渐渐地、然而又是极深刻地发现，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大半取决于它在处理劳动力及其劳动关系时取得成功的程度，并愈加感觉到对于社会劳动关系的建立、发展，社会劳功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功者收入分配，劳动经济环境、条件等一些重大劳动经济问题，必须有一套完善的、科学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和改善。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生产活仗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劝，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有一个合理组织劳动者的劳功，通过劳功，生产出产品或是提供劳务，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在客观上，任何一种社会条件下，国家都要履行其经济职能。通过制订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分配社会劳功。比如建立什么样的劳功关系，让劳功者以怎样的方式与生产资料结合，劳功过程及其劳功协作如何组织与分工，实行何种劳功报酬分配原则，制定怎样的制度、规则、纪律来处理相应经济关系等。这一切工作都是首先通过制定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策表现出来。而这些政策制订的理论依据，则主要是来自于劳功经济研究的成果，来自于劳功经济理论科学原理。社会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尤其是关于劳动力、劳功组织方面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劳功者的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及其发挥的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到生产劳为的经济社会效益的高低。所以，在理论上，不仅经济学家们称劳动经济学是极有价值的、实证性的政策科学，在实践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历来十分重视劳功力问题、并把它作为制订和完善各种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曾经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国家，称之为“劳动共和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又是建立在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并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劳动经济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研究劳动经济现象，解决劳动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势。我们正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劳动经济科学的研究，发展和完善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坚持着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前进。
在我国。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劳动问题和劳动经济研究，劳动问题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不断增长。无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无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完善，还是具体经济体制改革内容步骤的推进，劳动问题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历届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报告等文献里，以及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的讲话中，都不止一次地强调解决劳动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转贴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新的经济运行机侧的确立，为劳动经济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一些重大的难度较高的劳动经济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处理。但是，也应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及其困难仍是繁多复杂的。如由于劳动力数量多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矛盾，造成的持续的劳动就业压力问题，由于人口多，实行“低工资、多就业”，造成的劳动效率、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慢，造成的平均工资水平低、保险福利难以明显改善的问题，等。劳动经济问题直接涉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对这些问题要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立场出发，充分利用我们研究劳动经济问题的优势与社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劳功问题的实际，积极地、逐步地加以解决。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每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都是建立在特有的劳功的社会性——劳动关系基础之上的。因此，在今天，正确认识和研究劳动经济学的经济学地位与学科意义，探索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劳功经济科学，就成为非常迫切重要的课题。没有系统的、科学的劳动经济学理论知识体系，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劳功经济问题的有效处理，而劳动经济理论研究的滞后性，又往往会影响到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实质性进展。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6卷，第234页
关键词:劳资关系;工人阶级;市场转型;社会转型
劳资关系是指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它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经济学意义上的劳资关系更多的是强调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周新军,1999)。笔者认为,就社会学而言,劳资关系更多的是指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所说的劳资关系基本上定位于此。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讨薪及其引起的集体行动、群体性事件等反映劳资关系紧张、劳资双方矛盾大等方面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给了理论研究以现实层面的压力。而劳资关系研究是劳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要想对劳资关系有较为准确、深入的认识,就必须把它放在劳工关系、以及大的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来研究方可。
从本世纪初开始,社会学的市场转型理论风靡了国内社会学界一段时间。国外学界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展开主要是以对前苏联和东欧的研究为基础的,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转型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基本上是仿效国外学者,主要将该理论应用于资本转换、精英转换、社会分层之类问题的研究上。笔者认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变革的巨大试验场里,市场转型理论的适用领域不止于上述几点,诸如劳工研究,以及本文论述的重点——劳资关系,都可以用市场转型理论加以考察。以下对有关劳资关系研究的述评也是基于这个理论起点。
目前的中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面貌、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方面,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从市场转型理论的角度看,社会的生产与阶级的生产仍在进行之中(沈原,2007),这二者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阶级的生产促进了社会的生产。
在早一些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要从生产关系的几个环节的研究转到劳资关系研究上来”,“在研究内容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资本积累、体制转轨过程中劳资关系模式的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模型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层面劳资配置方式、效率等问题的研究上。突出劳资关系的矛盾,并寻求解决的途径”(周新军,1999)。虽然该研究者的主要视野是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但笔者认为他的这一表述表明,在市场转型(该研究者用的术语是“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来研究劳资关系这一课题,在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已被发现并引起注意。那么,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市场转型过程中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劳资关系的新特点就是个迫切且有依据的问题了。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发,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两种范式有关劳资关系的论述进行了批判,认为劳资关系应该“首先是在劳动过程中即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种生产要素的结合中所必然发生的分工协作关系,它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就其本质而言,劳资关系更是一种反映特定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关系,它体现并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张庆伟,2007)。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探析到了劳资关系的本质,尤其在经历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如果只是简单地论说劳资关系的现状、与改革前所谓的劳动关系的异同而不深究其背后的所有制及其变化,无异于隔靴搔痒,放弃了社会学的学科诉求和社会功用。
有学者对珠三角地区的劳资关系模式进行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劳资关系带有强烈的统合色彩,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劳资关系已开始由计划走向市场,但仍难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单边主义;资本对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包括其劳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雇主双边主义的劳资关系模式在国家层面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单边主义到市场经济下的三方机制过渡的进程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在外资等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中,劳资关系模式多表现为资方-政府双边主义或中国式集体谈判制;在港台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中,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劳资关系模式带有强烈的资方单边主义色彩(杨正喜,2008)。在这样的劳资关系中,劳方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其他一些针对性更强的实证研究,如探讨企业性质、规模、政府作为、工人的素质、组织化程度、工会组织状况与工人的工资、劳动时间、劳动环境等劳工权益之间的相关关系(刘林平、郭志坚,2004),对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劳资关系模式的研究(佟新,2005),都是在大量的实证调查和数据支持基础上的社会学研究的典型。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对劳资关系的研究虽然不少,但缺乏一个较为深刻的理论框架支撑,仅就劳资关系研究劳资关系,不能深入到社会结构、变迁等深层次里去。这就容易导致研究缺乏深入性、深刻性,也容易导致研究者在“价值中立”的旗帜下忽视现实的紧迫性和社会学的学科责任,甚至成为“社会巫术”(布迪厄语)的制造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虽然目前国内学界对诸如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等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还主要是放在狭义上的劳工研究上,而没有具体应用到作为劳工研究重要一个面向的劳资研究上,但是有效地借鉴市场转型等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阶级的生产与社会生产的观点来审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会使中国的劳资关系研究更进一步。
学者沈原在《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一文中强调,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7:163)。他主要吸取了卡尔.波兰尼(K.Polanyi)、麦克.布洛维(M.Buraci)等人的理论成果,主张发展“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转型期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社会。
虽然他的研究及理论旨趣是针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学这个宏观视阈的,但笔者由此得到灵感,认为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研究也可以大力借鉴这方面的理论资源和研究经验。劳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生产中的位置、地位决定了其全部社会关系。如果研究劳资关系而不看其所处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那么就会失去根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数量巨大的产业工人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新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意识的再形成、强化,对社会生活、劳资关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回到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口号,还是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概念,都是劳资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和逻辑生长点。特别是“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观点及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理论探索,笔者认为,是解析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这一逐渐形成的产业工人大军与资方关系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唯有结合市场转型、社会体制转轨、阶级、阶层的变化等社会学分析范式,把劳资关系的变化放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来考虑,社会学在劳资关系研究方面才能走出一条有自身学科代表性和特点、体现自身学术价值的路子。
参考文献
[1]周新军.社会主义社会的劳资关系研究[J].经济评论,1999(1):44-48.
[2]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江海洋.劳资和谐是和谐社会建设中亟待解决的新课题[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8(1):99-103.
[6]乔健.略论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7(2):28-35.
关键词:劳资关系;工人阶级;市场转型;社会转型
劳资关系是指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它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经济学意义上的劳资关系更多的是强调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周新军,1999)。笔者认为,就社会学而言,劳资关系更多的是指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所说的劳资关系基本上定位于此。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讨薪及其引起的集体行动、等反映劳资关系紧张、劳资双方矛盾大等方面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给了理论研究以现实层面的压力。而劳资关系研究是劳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要想对劳资关系有较为准确、深入的认识,就必须把它放在劳工关系、以及大的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来研究方可。
从本世纪初开始,社会学的市场转型理论风靡了国内社会学界一段时间。国外学界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展开主要是以对前苏联和东欧的研究为基础的,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转型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基本上是仿效国外学者,主要将该理论应用于资本转换、精英转换、社会分层之类问题的研究上。笔者认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变革的巨大试验场里,市场转型理论的适用领域不止于上述几点,诸如劳工研究,以及本文论述的重点——劳资关系,都可以用市场转型理论加以考察。以下对有关劳资关系研究的述评也是基于这个理论起点。
目前的中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面貌、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方面,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从市场转型理论的角度看,社会的生产与阶级的生产仍在进行之中(沈原,2007),这二者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阶级的生产促进了社会的生产。
综观现有的劳工研究、劳资关系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劳资关系的涵义(张庆伟,2007);有的阐述了现阶段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的重要性(江海洋,2008);有的研究者比较了劳动关系与劳资关系(周新军,2001);有的研究考察了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乔健,2007),为我们研究劳资关系提供了另一个面向;也有研究者做出了实证研究,具体探讨了珠三角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关系模式(杨正喜,2008),为相关的思考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考。下面列举几例,稍加述评,以引出笔者的几点浅薄之见。
在早一些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要从生产关系的几个环节的研究转到劳资关系研究上来”,“在研究内容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资本积累、体制转轨过程中劳资关系模式的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模型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层面劳资配置方式、效率等问题的研究上。突出劳资关系的矛盾,并寻求解决的途径”(周新军,1999)。虽然该研究者的主要视野是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但笔者认为他的这一表述表明,在市场转型(该研究者用的术语是“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来研究劳资关系这一课题,在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已被发现并引起注意。那么,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市场转型过程中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劳资关系的新特点就是个迫切且有依据的问题了。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发,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两种范式有关劳资关系的论述进行了批判,认为劳资关系应该“首先是在劳动过程中即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种生产要素的结合中所必然发生的分工协作关系,它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就其本质而言,劳资关系更是一种反映特定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关系,它体现并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张庆伟,2007)。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探析到了劳资关系的本质,尤其在经历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如果只是简单地论说劳资关系的现状、与改革前所谓的劳动关系的异同而不深究其背后的所有制及其变化,无异于隔靴搔痒,放弃了社会学的学科诉求和社会功用。
有学者对珠三角地区的劳资关系模式进行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劳资关系带有强烈的统合色彩,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劳资关系已开始由计划走向市场,但仍难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单边主义;资本对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包括其劳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雇主双边主义的劳资关系模式在国家层面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单边主义到市场经济下的三方机制过渡的进程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在外资等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中,劳资关系模式多表现为资方-政府双边主义或中国式集体谈判制;在港台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中,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劳资关系模式带有强烈的资方单边主义色彩(杨正喜,2008)。在这样的劳资关系中,劳方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其他一些针对性更强的实证研究,如探讨企业性质、规模、政府作为、工人的素质、组织化程度、工会组织状况与工人的工资、劳动时间、劳动环境等劳工权益之间的相关关系(刘林平、郭志坚,2004),对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劳资关系模式的研究(佟新,2005),都是在大量的实证调查和数据支持基础上的社会学研究的典型。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对劳资关系的研究虽然不少,但缺乏一个较为深刻的理论框架支撑,仅就劳资关系研究劳资关系,不能深入到社会结构、变迁等深层次里去。这就容易导致研究缺乏深入性、深刻性,也容易导致研究者在“价值中立”的旗帜下忽视现实的紧迫性和社会学的学科责任,甚至成为“社会巫术”(布迪厄语)的制造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虽然目前国内学界对诸如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等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还主要是放在狭义上的劳工研究上,而没有具体应用到作为劳工研究重要一个面向的劳资研究上,但是有效地借鉴市场转型等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阶级的生产与社会生产的观点来审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会使中国的劳资关系研究更进一步。
学者沈原在《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一文中强调,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7:163)。他主要吸取了卡尔.波兰尼(k.polanyi)、麦克.布洛维(m.burawoy)、安东尼.葛兰西(a.gramci)等人的理论成果,主张发展“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转型期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社会。
沈原指出,在劳工研究中,应当区分“抽象工人”与“具体工人”,返回到生产的中心性,对工人及其生产关系进行工厂民族志研究;分别用“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对处于转型期的“新”、“老”工人即逐渐由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的农民工和由原国有企业的工人转变为市场社会工人阶级的城市工人进行分析。虽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种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被分割成“新”、“老”两个不同的片断,并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展开,形成不同(下转110页)(上接109页)的“工厂政体”,但这正为研究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具体形成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沈原,2007:163-191)。
虽然他的研究及理论旨趣是针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学这个宏观视阈的,但笔者由此得到灵感,认为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研究也可以大力借鉴这方面的理论资源和研究经验。劳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生产中的位置、地位决定了其全部社会关系。如果研究劳资关系而不看其所处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那么就会失去根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数量巨大的产业工人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新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意识的再形成、强化,对社会生活、劳资关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回到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口号,还是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概念,都是劳资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和逻辑生长点。特别是“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观点及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理论探索,笔者认为,是解析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这一逐渐形成的产业工人大军与资方关系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唯有结合市场转型、社会体制转轨、阶级、阶层的变化等社会学分析范式,把劳资关系的变化放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来考虑,社会学在劳资关系研究方面才能走出一条有自身学科代表性和特点、体现自身学术价值的路子。
参考文献
[1]周新军.社会主义社会的劳资关系研究[j].经济评论,1999(1):44-48.
[2]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张庆伟.劳资关系的涵义:三种不同的经济学解读[j].当代经济,2007(11):142-143.
[4]江海洋.劳资和谐是和谐社会建设中亟待解决的新课题[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8(1):99-103.
[5]周新军.劳动关系与劳资关系:两种体制下的经济关系——中国转型期的经济关系研究[j].现代财经,2001(12):46-50.
[6]乔健.略论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7(2):28-35.
[7]杨正喜.珠三角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关系模式[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8(1):36-42.
[8]丁霞萍.从阶级到阶层理论的当代解读——对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返祖现象”的评析[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5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