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民群众；实践
中图分类号：A81；D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063-03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论证全面深化改革，是科学认识这一战略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助动力，与十三五规划建设和“两个一百年”紧密相连，是一项长期性的发展策略。因此，必须切实从根本上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性，坚决以改革为动力，推动实现“中国梦”。
一、改革是重要生产力
马克思哲学原理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是贯穿人类社会的一条发展主线。要实现社会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两对矛盾，而在现阶段解决基本矛盾的途径只有改革。通过改革生产关系释放更大的生产力，通过改革上层建筑稳固经济基础，社会发展要充分发挥改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突出改革的贡献。
之所以认为“改革是重要生产力”，是因为在影响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改革是深层次的本质上的变革，是决定和影响其他因素的根源。虽然政策、地域、市场、科学技术等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但这些因素只是单一的表层影响，并未动摇原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体制，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成为“生产力”。改革是重要生产力，是因为改革涉及社会的诸多方面，是社会的总体合力。改革在社会发展中是各要素的集合，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最大限度的释放发展潜力。
邓小平在改革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旨在以科学技术为改革的动力支持。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上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正确的制度和改革方向是其必要前提。历史经验证明，没有正确的制度和改革的指引，科学技术很难将其潜在的生产力转化出来。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四大发明”并没有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相反地被用于封建的迷信和禁锢中；而“四大发明”却在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得以广泛的应用，从而开辟了全球性的资本市场。在不同的政治文明下，科学技术并非是绝对的“第一生产力”，而通过制度改革则可以最大限度的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改革通过对自身一系列不和谐因素进行自我调整，将社会发展引入新的趋向。但是，改革自身也有优劣之分，好的改革能解放生产力，同样不成功的改革必定会遏制生产力。成功的符合社会发展的好改革，会从不同方面影响社会发展。好的改革能激励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释放劳动者的创造潜能。而坏的改革则会挫伤劳动积极性，导致发展缺乏动力；好的改革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优势，如市场经济改革中，通过改革市场与资源配置的关系，使经济迸发了巨大的发展活力。而坏的改革对资源不合理的配置，势必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好的改革同样可以深化分工，保证人力资源各尽其职。坏的改革则会造成人力滥用，降低效率。因此，改革是重要生产力是指好的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而好的改革必须以具体实际为依据，制定符合实际的改革战略，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重要生产力。
二、坚持民本改革的方式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哲学思想中对人民群众就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更要坚定人民主体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民本改革。所谓民本改革，就是要充分依靠劳动人民的力量进行改革，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并将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切实满足群众需求，为群众提供最优资源，实现社会发展的合理分工，最终进入较为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
民本改革要以多数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并以满足多数人的需要作为落脚点。改革是否科学的衡量标准在于是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只有满足大多数人需要的改革才是好的科学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满足了小岗村大多数农民对土地的需要，才会在农村积极开展，成为农村改革的先头军。将改革立足于多数人需求上，是人本改革的直接目标。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得到拥护，才要优先推行。但改革势必会损害一部分旧有利益，要将这部分群体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并在改革中兼顾补偿，才能继续深化改革，大胆推进。对于不符合广大人民利益与需求的改革，必须坚决抵制，形成正确的人本改革观念，坚持人民主体。
民本改革要依靠多数人。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把多数群众作为改革的对象主体，让群众充分参与到改革的进程中，提高参与度。纵观以往的改革，改革的主导力量多为精英决策层，大多数群众是作为被动的角色参与改革。在后续的改革进程中，改革重点要提高多数人的参与度，在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多数人的创造力。在设计改革方案上，要积极征求多数人的意见，确保方案能体现多数人的意愿。在改革过程中鼓励多数人参与，通过集中民智形成新的改革策略，真正做到人本改革。同时，依靠多数人监督改革，保证改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保证改革能在多数人的参与下不断深化推进。
民本改革要以多数人的利益为落脚点。改革的依靠力量是多数人民群众，因此改革的成果也必然由多数人共享。通过改革促进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实现资源在多数人中的合理配置，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多数人。民本改革要为多数人改善生存空间和发展条件，成果要落实到民生等实际问题上，保证医疗、教育、卫生、就业、基础设施、信息等资源的相对合理性，避免造成地区差异过于悬殊，使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社会资源，实现公平的资源共享。
三、用系统论的观点看改革的“5+1+1”模式
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万物间各要素相互作用，构成有机系统。因此，联系是事物之间最重要的关系特征，系统是由不同的联系组成的复杂共同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逻辑看，系统的整体作用大于单一的组成要素相加之“和”。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涵盖了多个领域。通过不同领域改革的突破，实现改革成果的跨越式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改革作为重要议题，设计采用了“5+1+1”的模式，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国防军队等多个方面，切实加强各方面的基本联系，以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方式推动改革，保证社会发展。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济上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彻底革新了原有的经济体制模式。但是，经济改革中伴随产生的问题也成为遏制改革的壁垒，而这种壁垒的产生是由于改革的各方面不协调导致，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生态改革等相对滞后与当前经济改革中的诸多问题密不可分。政治上的问题以及公务员体制的僵化，是造成经济改革瓶颈的重要原因。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联系，需要在政治上总体设计规划，统一共识，破除阻碍改革的固化机制。由于前期改革只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生态链被单纯利益切断，生态问题倒逼经济改革的深化。在发展成果的分配方面，改革过程中，社会承受度明显落后于经济，社会两极分化与分配不公问题成为经济发展的改革方向和重要关节点。因此，改革不能实现单一方面的突破，必须以全面、系统的眼光协同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主要表现在注重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5+1+1”模式作为唯物辩证法范畴中的系统，通过协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国防军队等要素，促进改革的不断深化。加深政治改革，革新民主政治的新体制，从政治上为其他改革提供有力保障；推动文化改革，以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为依托，从思想文化层面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形成改革的思想文化氛围；以人民共享的社会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落脚点，转型期以及改革遗留的问题成为制约改革的首要藩篱，因此其他方面改革要密切联系社会改革，使社会改革细化并深入到其他改革的各个环节中；生态改革作为改革的新方向和聚焦点，在改革进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生态环境直接关乎于生存和发展，为其他改革提供必要的自然基础和生存空间，同时生态改革是经济转型的契合点，为经济改革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党的建设和国防军队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领域，面对新形势，“打铁还需自身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领导其他改革的根本保证，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防军队改革为其他改革提供稳定的改革环境。各领域改革相互联系，协同推动，是全面性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
四、抓住主要矛盾认清改革战略的重点
矛盾论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本观点之一。他认为矛盾内部存在不均衡的发展，矛盾分主次，主要矛盾占据支配地位，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趋向。因此，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要抓住主要矛盾，把握事物发展的决定因素。我国三十多年改革的直接成果便是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基础和重点。只有抓住这一重点，彻底改革经济体制，才能为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主导和支撑。
唯物论哲学认为物质第一性的观点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地位提供了哲学依据。经济改革为全面改革提供物质基础和改革导向，是全面改革的先驱，其发展直接影响改革成果，是评判改革的重要标准。政府调控与市场配置是经济发展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充分调整两方面的矛盾，使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持续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改革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都需要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得以解决。转型期政治上存在着腐败和滥用权力等问题，而这种政治问题多与经济问题有直接关联，因此改革政治体制需以经济为依托，规范市场秩序，以经济的有序推动政治的有序和透明。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了生态改革成为现阶段的重要改革方面，单一的生态改革模式很难切实深入的推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利益集团的物质利益，与经济发展相冲突。因此，推动深入生态问题的改革离不开经济改革。将生态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思维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一两者的目标，以经济改革带动生态改革。社会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连，社会问题的产生与经济发展关联性较强，以贫富差距问题为代表，这一社会问题是经济分配直接导致的，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便是革新经济分配问题。因此，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改革的必要手段和方式方法。在党的建设和国防军队改革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为其提供强大的物质后盾和改革动力。从改革开放进程看，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最早，发展成果最为显著，积累经验最为丰富。因此，经济体制改革为其他改革提供蓝本和借鉴，并寓于各方面改革进程中，成为全面深化改革中最为活跃和重要的方面。
五、解放思想突破改革藩篱
马克思哲学中肯定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解放思想本质上就是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放思想就是要不断地使主观思维随客观实际的发展而发展，使两者相统一，实现主观与客观的动态平衡。解放思想又是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是从实践中总结新的认识，用新的认识指导新的实践，实现与时俱进的思想革新。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在固化的机制体制中寻找突破口，更需要解放思想革新固化观念，以新的观念指导改革。解放思想是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先行者和突破点。
历史证明，改革开放并非是直接的实践结果，而是新的认识指导实践的过程。改革初期由于传统的计划形式和思想的限制，党中央以及普通民众对于改革开放并不认可，这种思想意识的滞后直接阻碍了实践的进步和发展。在改革的进程中，实践不断证明改革思想的正确性，也证明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存在的异议必然是解放思想不彻底的结果，要继续从思想上打破制约藩篱，力克传统的思维方式，使主观思维符合客观事实，充分以认识指导实践。解放思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在发展中解放思想，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解放思想，通过解放思想，以创造性的发展模式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是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实问题所共同反应出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本质也在于充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之间存在本质的联系，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路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3〕人民日报社理论部.深入领会重要讲话精神（上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王辉博士所著的《渐进改革：中国经济改革之路和人力资产》（美国兰德公司，1994年）一书，是在众多探究中独树一帜。该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作者从新的理论视角──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必然要选择“渐进”改革的方式？这种渐进改革会导致社会发生何种变化？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决定制度选择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假如这一决定因素是人力资产的话，那么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它们有什么不同特征，又是如何发生转化，实现再升值？为什么要强调人力资产升值的“渐进”性，它和“渐进”改革之间有什么内在逻辑联系？作者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探究使我们对如此惊心动魄、复杂纷繁的改革过程及其发展逻辑有了本质性的观察和思索。
中国改革具有何种性质呢？如何准确的评价呢？作者把中国的改革视为一场“渐进革命”。这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中国的改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使其朝着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其次，中国的改革就其演进过程而言是渐进变化的，显示出一种渐进变化的方式，以及这种并不惊天动地的、平稳的变化的累积效果。按照作者的话来说，“表面上”，它（指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实质上它深刻地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
从1978年改革以来的十几年来，这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即使计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时间，也不过只相当于这一历史时期的1/3，然而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请让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事实：1978年农民出售农产品总额中，政府定价的部分占92.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部分占有97，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总额中，政府定价占100。[2]到目前为止，上述产品的政府定价只占10左右，和西方国家基于自由竞争和价格机制的市场经济已经相差不远。1978年非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1/4，到1995年这一比重已达3/2，而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已由78下降至1/3；[3]1980年非国有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足1/5，到1995年已提高至45，[4]即使是国有企业，除了少数大中型企业还受到政府不同程度干预之外，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转向或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如居民房租，水电器费用等）之外，消费者采购基本是面向市场，并受价格信号的影响。绝大多数生产者和供给商不仅要受到价格信号的诱导，而且还受到消费需求市场的制约。世界银行《2022年的中国》报告（1997）认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饬街肿偷暮狭看蟮男泻湍媪鞯睦顺保鞘强赡芷苹滴榷ǖ那痹谝蛩兀易苁悄岩栽狻5怯芍噶钚约苹孟蚴谐【米途褪潜浠媚獾模喝嗣乔籽勰慷昧饲八樟投饭业木帽览！M酉绱逍偷呐┮瞪缁嵯虺鞘行偷墓瞪缁岬淖鸵灿行矶喾缦铡T诟辉9抑校庖蛔陀昧思父鍪兰偷氖奔洹6谥泄庖唤瘫凰醵涛淮嘶蛄酱说氖奔洹5]可以认为，这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早已超过改革初期决策者的预想，或者说决策者变得比较聪明了，采取了渐进方式，通过不断调整现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减小风险，减小阻力，减少动荡，使改革较为平稳地进行，有力地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正如作者所说，中国改革的实践已向世界证实，渐进改革能够取得革命性的效果。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选择了渐进的方式呢？作者首次提出决定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及其方式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力资产，相当深刻地揭示和论证了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是作者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从中心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和处理原有体制下形成的庞大的各种资产新问题及转化途径。作者把它们分为三类资产：一是物质资产，诸如国有企业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流动
资产、已及土地等资产；二是制度资产，诸如工业组织、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官僚行政体制等；三是人力资产，即包括各种人──改革的决策者和其他政府官员、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工人、农民、个体户等，也包括他们的知识、经验、技能、习惯和价值判定。几乎在处理所有资产转化过程中，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处理物质资产，非凡是国有资产，并把国有企业改革简单地归结为国有资产的转移、增值和股份制改造上；同样人们开始关注如何处理旧的制度资产，如何建立新的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很少有人重视人力资产的转换和再升值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制度选择是在一定制度和人文环境中发生、发展、进行的。无论是什么制度，都是由所有参加人制造出来的。中国改革中最深远意义的变化是和经济体制中人力资产有关。人的素质最大程度地决定了改革的环境和改革的进程。人不仅是发动改革、决定如何改革的可变因素，而且也是改革的重要约束力。不同的人群，人力资产及其价值是不尽相同的；同样的人群，不同体制下的人力资产数量和质量非凡是知识和经验的数量和质量也是不尽相同。这些差别本身和人力资产形成的特征有关。正是这种差别导致改革进程变化有别，改革的成效大为不同。因此，作者的重要结论是，在原有体制下的所有资产，人力资产在变革时代处于所有资产转化的中心，也是整个体制导致变化的决定因素。这就为我们从本质上理解为什么中国改革必然采用了渐进方式提供了较强的理论解释。
渐进改革取决于改革中人力资产的变化积累过程。处理原中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质资产和制度资产，就象东欧和前苏联那样，一夜之间公布“私有化”，一下出售国有资产，打破原有的经济制度。但是，把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具有高度专门化的人力资产转化为适应市场经济并提高他们的潜在价值，是不能靠一个政治宣言和一个政府法令就可以立即实现，它需要不断实践摸索的过程，更需要花费时间。作者明确提出，人力资产形成、转化、升值必然须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积累过程。新体制下的人力资产并不是凭空产生或由外部输入的，它恰恰基于旧体制下已经存在的各类的人力资产及其转换。首先，决策者需要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学习的“试错法”和“边干边学”过程。诚如邓小平所言“摸着石头过河”（有人称“猫论”或“摸论”），采用实验、试点的方法，取得实际经验，然后再逐步推广或扩散，循序渐进地促进中心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本身成为渐进改革的一部分。领导人的人力资产存量──即他们对改革的知识、经验、理论的积累不可避免地需要经历了一个“由少积多”、“由浅入深”，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熟悉过程，甚至还包括“跌跟抖”、“翻车”、“下台”的痛苦教训，同时也学会了更多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大大地降抵了社会和个人政治风险，改革同期的变化幅度趋于明显缩小。其次，政府官员需要学习甚至借鉴他国建立市场、保护市场、促进公平竞争、诱导企业行为、维持秩序、增加社会公益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知识和经验；再有，企业和企业家需要学习如何适应市场需求、克服不确定因素、降低各种风险、建立新型经济组织结构、吸引新技术和新知识，改进管理方法等知识和经验，官员公务员化、专业化和技术官僚化程度明显地超过历史任何时期，也超过许发展中国家；还有，十分分散的亿万农户、十几亿消费者需要逐步适应新的制度环境，逐渐熟悉利用法律保护个人合法权益，这一切都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也都需要经经历必要的学习过程和熟悉过程。这就决定了受各类人力资产变化约束的改革进程必然要是“渐进”的，改革结果必然是“量变引起质变”。
作者强调了人力资产转化及再升值对政策的重大意义的功能。在中心计划经济中，在所有的资产中，和其说物质资产配置不合理，不如说人力资产配置最不合理，使用最不恰当，既压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也压抑了消费者的积极性。因此，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不对人力资产进行重新调整、改造、转化，就不可能实现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积极引进最先进的国外技术，大规模吸引外资，甚至可以按照西方公司彻底制改造国有企业，但是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人，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没有具有现代市场管理经验的企业家，国有企业就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没有具有现代市场竞争意识的职工，同样也无法适应经济结构变动而引起的“下岗待业”。所谓人力资产的转化，按照作者的定义，是指“完成人的特性从一个经济体制到另一个体系的根本性转变”，“由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中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产转变为适应自由选择和有序竞争的人力资产”。在两种不同体制下人力资产的特性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主要是由计划经济所决定，具有塑造、分配、单一、指定、管制、服从等特征；后者更多是由市场经济所决定，具有个人适应、选择、多样、调整、自由、竞争等特征。由于不同体制下的人力资产特性有本质性差异，因而人力资产的效益相差悬殊。前者构成社会发展的最大资源浪费，长期低效使用和分配；后者构成经济增长的最大资源潜力，有效地“发多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由于新体制减少了对人的选择和决定的限制，激励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鼓励人和人之间的竞争，提高人对知识和经验的需求，因而这一人力资产转化之后，必然引起更大范围的再升值，即“人的能力、技能及其在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中整体价值的提高”，是人力资产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资源。仅仅是人才还不能构成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资源，只有使人才完成这一根本性（以渐进方式演进的）转变，才能成为发展最主要的资源。
如何促进人力资产转化和再升值呢？或者说如何使新的人力资产成为新制度生存和发展进而发挥功能的基础呢？作者将人力资产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相对固定的人力资产，如经验、知识和技能；二是新增加的人力资产，包括学习能力和信息加工能力。人力资产转化和再升值主要依靠新增加的人力资产的迅速扩大。这包括三种途径：首先，促进分散化决策。因为原有的计划官僚体制控制和削弱了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和农户的灵活性及其对市场变化作出反映的能力，而市场经济则是促进企业、农户和消费者扮演主要角色，自主决策，灵活反应。其次，促进多样化实验。因为在这一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中布满着各种不确定性，根本不存在“先知先觉”的天才，也不存在“全知全觉”的圣贤。采取多种实验能让人们更快、更好地取得、加工和理解改革所需要和产生的信息。这就需要宽松的政策辩论环境、宽容的自由讨论、相互对话沟通的环境。再有，促进开放式信息交流。因为中国不仅是工业化的后来者（late--comer），而且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作为后来赶超先行者最主要的途径是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信息交流对中国改革至关重要，来自成熟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独特?肪程跫赂母锷杓频闹匾慰祭丛础？攀降男畔⒔涣鳎不岽俳稚⒒霾吆投嘌笛椋嗣怯刑跫梢岳媒衔诺男畔⒔换焕囱罢摇⒀瘛⒈冉细髦痔逯疲佣铀偃肆ψ什淖驮偕倒獭?/P>
最后，需要向读者介绍的是，王辉从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积极参和中国改
革过程，对许多重大事件有亲身的感受，熟悉各种重要文献及其背景；而后赴美国闻名的重要思想库---兰德公司（RAND）探究生院作为第一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受到严格的社会科学练习，并广泛接受社会科学最新成果，以“远距离方式”观察中国改革进程及其复杂性，创造性的解释和说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和革命结果，从新的视角“人力资产”理论做了深刻的概括。没有作者的丰富的改革体验，没有吸收当代科学的最新理论，便没有这部书的新观点和新探究。
中国的改革是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它是由十几亿人民不断实践、不断创新、不断变革的过程，其困难之大，风险之高，复杂程度以及不平衡性发展都是达到历史上的空前程度。然而中国十几年的改革也取得了令人震动的成果。这一渐进式的革命远未有结束，我们对其熟悉过程尚未完结，对中国改革的深远影响及其长期结果，我们还不能作出准确的判定。因此，需要有更多的学者立足于中国国情，吸收人类创造和积累的优秀文化成果，独立地思索，认真地总结。我相信十几亿中国人民不仅能创造出伟大的社会变革实践硕果，也会创造出宏大的社会变革理论成果，以其特有的文明贡献于人类社会。
写于1997年11月22日
参考文献：
WangHui：1994，TheGradualRevolution：China’sEconomicReformMovement，TransactionPublishers，NewBrunswick（U.S.A）andLondon(U.K.),CopyrightbyRAND.
WorldBank,1991,WorldDevelopmentReport1991:TheChallengeoftheDevelopment,NewYork,N.Y.:OxfordUniversityPress.
------,1996,WorldDevelopmentReport1996:FromPlantoMarket,NewYork,N.Y.:OxfordUniversityPress.
------,1997,China2022:DevelopmentChallengesinTheNewCentury,WashingtonD.C.,TheWorldBank.
[2]张卓元：“中国经济理论三部曲：商品经济化、市场趋向化、市场经济论”，《财贸探究》，1992年第11期。
经济全球化将推动我国的改革进入新阶段，例如：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对政府的压力，彻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面的市场竞争，加快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具紧迫性；经济全球化强调金融的国际化，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将首当其冲。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打造与新体制有效运行相适应的制度性、社会化的基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品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突出的特征和现象。但从制度的缺陷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短缺是产权的短缺，它的基本特点是产权主体的单一化。这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竞争、没有经济活力的制度原因。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展开和深入，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以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原则，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外，要从法律上赋予和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农民增收创造根本性的制度条件。
【关键词】政府/权力/行政体制/行政改革/中国
行政体制改革理论是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自本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也伴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当然，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应当说在政治学和行政学恢复重建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来并不局限在政治学或行政学界，虽然那时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尚比较有限，而且由于处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关研究也不可能明确上升到“体制改革”的高度。改革开放以后，在广大政治学、行政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实践的呼唤下，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内容也相当丰富，为构建我国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底子薄，基础理论较为肤浅，有关研究又深受现实政治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理论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权威性的系统观点，学术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研究比较多，富有理论创新的成果还不多见。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迫切要求学术界在体制改革理论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在此情况下，总结和分析建国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的进展，对于切实推进21世纪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繁荣中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等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的地位
关于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战略中的地位问题，国内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主流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一般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系统主要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下两个结构。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循于经济主导模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副产品，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注：参见胡伟等：《论政治――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第329-35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经济体制改革驱动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先导，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发展序列，这就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时间落差和进度落差，这两大落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拉大，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矛盾日渐积累，引发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双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国家基本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突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未能彻底解决。
在政治体制改革进退维谷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行政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中国政府传统行政思维和行为的惯性影响，以及政府及其成员本身的权力利益关系，政府缺乏自我改革的内在动力。在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应是克服各种改革阻力，通过结构性的职能转换，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先导，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客观要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的直接动力。有的学者指出：“当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时承担起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克服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某些弊端，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的结合部。
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指出：政治体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各种政治组织（政党、政治团体）与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制度；二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或政体；三是政府（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即行政体制。（注：参见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第194-2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在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难以推进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便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脱颖而出并进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对此，学术界予以相当的关注，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予以论证。例如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从法理上讲，中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制决定了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府发挥着非常活跃的国家统治和管理力量的功能，在所有国家机器（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实际承担着大量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事务。（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2月21日。）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单列出来，一方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带动政治体制的变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五六十年代后的政治发展经验，特别是亚洲“四小龙”行政体制改革先导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提供了取同的对象。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优先模式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优先模式并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涉及政府功能的定位、政府组织结构的设置、行政权力的运行、行政法制的建设以及行政人员的管理等，可以广泛借鉴外国政府管理的经验，故具有较高的实际可操作性。（注：参见汪玉凯：《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工人日报》，1998年10月14日。）
从根本上说，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剥离出来并取得重要地位，是由中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根据政治―行政“两分法”的基本理论假设看，政治体制改革导向权力利益再分配和公平与民主诉求，行政体制改革导向责任和效率，行政体制改革能以改善政府成本―效益关系（紧缩编制、转换职能、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避免积极政治体制改革所可能造成的超前政治参与等“转型问题”。（注：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中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不是落后的产物，而是转型的特有问题，包括大规模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等等。）从现实情况看，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政府的效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行政领导，政治与行政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交织关系。（注：参见安德森；《公共决策》，第47-4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这决定了行政活动对于政治的重要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有效促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基本达成了一致性认识，包括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完全认同这一定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处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部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企业改革时，必然要研究下放权力、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等问题，在研究行政机构改革时，也必然要研究转变职能、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等问题的原因”。（注：鲍静：《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访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顾家麟同志》，《中国行政管理》，1996年第4期。）在政府制定和贯彻的国家改革政策中，也基本体制了这种厘定行政体制改革自有范畴与三大体制改革相互联系的关系，把行政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发展模式，保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两个方面兼顾。总之，行政体制改革“上下结合部”的战略定位，使其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改革进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行政体制改革既是适应和驱动相关改革领域的手段，又能达到理顺行政系统内外关系、重构政府权力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目的。
不过，学术界在基本肯定行政体制改革的这一“结合部”地位的同时，对于上述“三大体制改革”的先后序列、以及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驱动与制约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确立了中国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式的基本序列，即先经济体制改革后行政体制改革再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进程。（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再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6月23日。）于是，在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载体――行政机构提出了改革要求，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只能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基本方向就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政府内外部有碍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有碍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弊端。
有的学者进一步从学理上对此进行了阐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行政生态论，即认为中国的行政体制及其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行政生态环境之中，“行政生态环境是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之总和”。（注：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第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学者指出，由于行政体制和外部社会环境之间进行着不断的“输入――转换――输出”的交互作用，行政体制的发展始终处于与外部社会环境“适应――不适应――变革――又适应”的螺旋式前进的状态之中，行政体制与整个社会体制也因此显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动态关系格局。（注：池如龙：《改革：行政管理的永恒主题》，《社会科学动态》，1998年第11期。）还有学者明确指出，“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行政主体自觉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由于社会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因而行政系统必须周期性地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注：张安庆、：《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体系阶段性地适应变化中的外部社会环境，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展和需求，以避免更大的社会不满和推动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在实践中，上述观点也是伴随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主流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即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实质性的核心内容，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各类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瓶颈”问题，把国有企业的行业管理权、资产管理权和人事管理权分别划归不同部门，理顺政企关系，调整政府内部结构，转变政府功能。
但也有学者比较偏重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内生变量。由于上述“适应论”主要把行政改革作为一种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看待，正像有学者评论说：“正是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才把行政改革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改革领域提上了日程。也就是说，中国的行政改革，不是主动根据政府行政管理的基本规律，从行政管理的特点出发加以设计和推进的，而是以经济改革的理论和经济改革的要求来推动行政改革的。”（注：郭宝平：《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特点与误区》，《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期。）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虽然需要政府自身去完成，但不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行政体制改革并非由政府自身发动”（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3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改革的最大缺陷就是政府缺乏自动力机制，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逐步发展过程，改革的模式必然是渐进主义。与此相应，还有观点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应摆脱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刺激――回应”的逻辑局限性，推行行政体系的自我革新和主导型的行政体制改革。例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系统一直在进行着适应性的变革，集中表现在1982年、1988年和1992年三次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行政系统的角色无形中被定位为社会经济的“消防员”和“稳定器”，行政体制改革成为亦步亦趋的应景式的调整，从而在事实上忽视了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注：汪永成：《新一轮行政改革应选择新的战略方向》，《理论学习月刊》，1998年第2期。）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应从外源式转向内源式，从适应性调整转向形成自我积极改造机制。正像西方学者所说的：“我们不能被动地经历改革。我们要创造变革”。（注：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第3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两个普遍特点：一是政治行革往往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政治行政上的显著变化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显著变化；二是由于现代化起步落后于外部的发达国家，因此遵循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模式，政府主导特点非常鲜明，这在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共识。（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作为中国“追赶型”现代化任务一部分的行政体制改革，它本质上要求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且，正像有的学者看到的，现代社会调控规模日益扩大，内容日趋复杂，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阶段，行政系统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主导力量，对于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王沪宁：《论九十年代中国行政改革的战略方向》，《文汇报》，1992年6月26日。）因此，应该通过积极的行政体制改革建构能够驱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行政体系，再构和优化社会调控系统。有的学者以“发展行政”的概念定义这一取向，要求行政体制改革从行政发展转变为发展行政。发展行政区别于行政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行政是以积极主动的行政行为来引导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特点是政府保持有强大的权威和行政目标取向上的超前意识。（注：参书云等：《行政管理与改革》，第2-6页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李泽中：《论发展行政及其限度》，《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4期。）上述思路尚未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指导思想，但对未来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效率与民主之辨
确定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以后，就应该进一步明确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少学者认为，正确界定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对于行政改革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学者在回顾建国以来的行政改革时，认为大致经历了六个不同目标内涵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受改革目标的制约，而改革目标实质上又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内外部条件。（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51-110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从总体上提出了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体制改革总目标。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至今已经历了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的不同阶段，改革已越来越触及到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改革的目标也日趋明确合理。与改革的实际进程相适应，对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也是学术界积极探讨的一个问题。但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及其相应的改革内容，在理论界至今尚无完全共通性的界说。其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在不同的时间、背景和层次上谈论行政体制改革的话题和结论也是不尽相同的。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为导向，包容着一个多元内涵的价值体系，它可以涵盖“精简”、“高效”、“统一”、“民主”、“廉洁”、“法治”等一系列目标单元。例如，有学者提出行政发展的目标是建立高效、公平、廉洁、开放的行政系统；另有学者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即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等等。（注：王沪宁：《论90年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动力与方向》，《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胡象明：《试论行政管理现代化及其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8期。）这些目标的提出，从不同角度设计了中国行政体制发展的未来走向，但这些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民主和效率之间的张力尤为明显。
从近年来理论界诸家观点来看，可以说以效率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基本是一个共识，虽然一些学者在效率这个目标之外还会设定其他一些目标。对此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提高效率或实现政府高效化是行政体制普遍追求的目标，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政府及其行政活动能够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一般社会组织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正像“帕金森定律”所表明的，政府具有权力和规模上的自我扩张倾向，庞大的政府体系不仅会越出自身的行政职权边界，侵犯社会私人领域，而且会导致和官员腐败等行政危害，这些都造成了行政低效。因此，如何克服上述不良现象，提高政府效率就成为行政改革的首要问题，效率导向也就必然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有的学者通过对西方的考察对此提供有力的支持，指出“无论是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或梅奥的行为科学时代，还是当今系统理论时代，一切研究以及实践活动（包括组织模型设计、决策导向、公务员行为规范）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高效率”（注：孙柏瑛：《公共行政的新思维》，《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政府行政效率体现为行政体系在一定资源条件下能够提供更多的行政服务或一定服务水平条件下能够减少更多的行政成本。这就要求政府不断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控制机构膨胀，紧缩过度职权，降低社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政府行政管理是现代国家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正像西方学者库夫曼指出的，传统行政体制的目标价值可以概括为效率、代议制度、政治中立能力和（科层组织的）行政领导四个方面，其中效率是行政体制的核心目标或终极价值，其它目标只是维持和保证行政效率的充分实现。（注：HerbertKaufman:"AdministrativeDecentralizationandPoliticalPower",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V.29January-February,1969.）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机构臃肿、职权庞杂、效率低下，并且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就是在管理职能、管理领域、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等多方面对传统低效的“大政府”进行改造，建设一个适度规模的高效政府，从而有效地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节矛盾、整合利益差异，顺应并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第二，有的学者也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历史社会条件出发，认为提高效率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优先目标。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根据亚当?斯密的政府职能理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较为次要的，仅仅扮演了“守夜人国家”和“警察国家”的角色，即仅仅局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对付外敌侵犯的功能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公共事务性质的变化与数量的增加，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强化，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因此，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为了有效解决现代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早发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政府功能成长并主导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追赶型”现代化所需化解的各种矛盾，包括消除贫困、扩大参与、转换体制、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等问题，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主导作用。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性转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正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政府在高速增长时期成功地发挥主导作用，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有效能的行政系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制定和推行政策，其二在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优化”（注：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可见，从中国作为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言，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是强化政府能力的首要选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先行目标。
虽然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效率目标一般比较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上，如何平衡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应确立“效率优先、兼顾民主”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平衡模式。（注：参见王颖：《平衡模式的选择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有学者提出民主（或公平）应该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主张行政民主。（注：参见张成福：《行政民主论》，《中国行政管理》，1993年第6期。）主张行政民主的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本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传统官僚制行政管理危机引发了旨在重塑行政思维与运行模式的新公共行政学，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时代”（注：参见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新公共行政学突破了威尔逊、古德诺创立的传统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框架，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由于行政对决策的积极参与和对社会危机的积极治理以及社会最少受惠者对公平的切实需求，行政改革应建立起“民主行政”的目标范式（注：奥斯特罗姆：《美国行政管理危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民主应成为行政改革的最核心价值追求。(2)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特点是行政体系事实上处于国家机关的中心，行政管理的对象广泛，管理内容丰富，即所谓“大行政”。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涉及政府（行政）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市场、企业和公民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的理顺必须以民主化为根本目标。
实际上，上述对西方行政体制演变的概括并不准确，因为它把“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探讨当作了西方行政改革的实际进程。从历史上看，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表现为行政权力的集权化。（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03-10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一些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指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议会权威逐步衰微、行政能力不断增强并最终形成“行政集权民主制”的制度变迁过程。（注：参见曹沛霖、徐宗士：《比较政府体制》，第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上述现代化成果在当今并没有实质的改革，行政集权的状况仍在延续，在行政官僚系统内部根本没有“民主”可言，至少“民主”不是其行政官僚系统实际追求的目标。虽然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汲取西方“新公共行政学”的一些理念，譬如把“企业型政府”、“顾客导向型管理”等思想用于研究中国的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但不能把即使在西方国家还只是纸上谈兵的东西当作中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何况就中国而言，现阶段我国的行政体制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建构起类似于西方那样的现代行政体制或者说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也只是初显雏形，不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僚制老化的危机。所以有的学者指出，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应当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商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注：宁骚：《行政改革与行政范式》，《新视野》，1998年第3期。）
当然，由于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我们也确实需要对政府的具体功能作出区分，从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更为准确的界说。（注：中国行政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着行政的双轨制结构―功能系统，即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与各级人民政府都具有行政功能（参见胡伟：《政府过程》，第29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从广义上说，中国的行政体制涉及到共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等党政机关。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际针对的行政体制，一般只涉及人民政府自身。而涉及共产党领导体制改革的方面，通常被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现代行政学把行政活动视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处理好系统内部的关系，又要涉及系统外部的关系。行政系统内部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内和政府间权力、结构、功能及其过程的关系，行政系统外部的关系包括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等几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有学者认为建国以来，中国行政改革已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机构改革只是结构层面上的行政体制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公共行政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公共行政改革越出了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把政府与外部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指行政体系内的改革，体系外的变动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延伸。（注：参见左然：《精简、统一、效能――完成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到公共行政改革的转变》，《人民论坛》，1998年第1期。）
与此相应，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可以划分为效率导向的内在目标和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两类，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两者的主次秩序。这一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和“体制外功能”的区分。而就政府体制内功能而论，政府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组织能力的科层制系统，具有自我管理、自我节制的功能，这是政府履行体制外功能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政府履行体制内功能与履行体制外功能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政府系统作为一个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其内部管理必须是上下主从的行政命令式的，在这方面没有民主和平衡可言，也不需要讨价还价，权力必须是集中统一的。无论何种类型的社会体系，只要它是健全的，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就必然是如此。（注：胡伟；《政治功能的二元范畴：建构一种体制改革的规范》，《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6年第4期。）
但是，政府的“体制外功能”或“行政系统外部关系”所产生的“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而恰恰是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民主和效率当然都应当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但这两大目标必须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有一些学者主张把民主列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新的核心目标，把行政系统与外部社会、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本原内容，这主要是没有从理论上厘定行政体制改革的主体范畴。实际上，政治发展要兼顾民主和效率，意味着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配套进行，而不是把行政体制改革自身扩大化为政治体制改革。效率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民主化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保障，其实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美国社会学家列维认为，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集权化和民主化的综合，其实质是为了达成效率和民主的统一。既然当前中国的改革战略是按照“三大改革”的设计展开，就必须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加以区分，而不能让行政改革去承担它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任务。如果混淆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混淆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区别，这不利于从总体上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因此，中国的改革在总体上应达成政治民主化、行政集权化和政治经济二元化的“三位一体”目标。（注：胡伟：《中国体制改革的政府整合取向》，《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2期。）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应以提高政府效率为核心目标，同时行政体制改革在处理内部关系时，也要积极理顺外部关系，努力取得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
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结构――功能协同发展取向
行政效能的提高有赖于政府权力在结构――功能上的合理化，构造出现代化的政府权力。增强行政效率、建设效能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此目标下，不少学者进而对行政权力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即“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进行了探讨，这构成了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具体方案进行理论设计的主题。同时，沿着这一主题，学术界也形成了关于行政体制内外部改革的深层思考。
由于行政体制说到底是政府系统内进行职能划分、机构设置的权力机制，行政权力机制的重构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目标，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调整和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权力机制的理顺。而中国行政体制的创建，是适应产品经济和高度集权需要的产物，其结构、功能和运行关系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并深受马克思主义政府体制理论、苏联行政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对这样的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如果单纯在机构规模和责权的大小上做文章，而不去改变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功能范围；或者反过来，只单纯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但不对政府机构进行合理调整和精简，都是不可能取得长期效果的。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从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问题和主要任务看，有效地改善行政权力机制的关键性工作在于行政体系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即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主体的合理分化、增减和重组，主要是行政体制形式上的变革；行政功能的合理化即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作用的空间、领域和形式的合理变化，是行政体制的内在变革。（注：参见何颖、李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行政权力重构》，《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8期；沈荣华、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改革》，《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11期。）
上述体制改革思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当中可略见一斑。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行政体制改革一般以机构改革为外现形式展开，建国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改革主要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在政府规模上做文章，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下放权力及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这就是说以前我国的行政改革基本上是围绕政府的权力结构展开的，无论是下放权力还是精简机构，都没有跳出这一范畴，因为精简机构明显是政府内部结构的一种规模变化；而下放权力意味着政府权力自上而下地流动，也只是政府内部上下权力结构的调整。以往历次政府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减，都没有取得持续性的理想效果，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变动，行政改革难以触及管理体制本身，外延式的机构改革跳不出“精简――膨胀”循环往复的“怪圈”。同样，对于下放权力，学术界的批评之声也未间断过，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就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普遍看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下放，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争论。持赞成观点的人认为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积极发展。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中带来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倒挂”现象。正是在经历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种种磨难之后，学术界开始对以往单纯精简机构的改革方案进行了否定。与此相呼应，有的学者也逐渐认识到，单纯的下放权力也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良方，甚至也非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这种认识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形成。有经济学家曾总结了两种改革的基本思路，不仅涉及到经济改革，而且也关联到了行政改革。第一种思路认为：(1)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弊端是决策权力过分集中，抑制了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改革的要旨，在于改变这种状况，充分调动地方和生产者的积极性；(3)调动积极性主要靠下放权力来实现。第二种思路则认为：(1)旧体制各种弊端的根源，是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2)对于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经济而言，唯一可能有效代替行政命配置资源方式的，是通过有宏观管理的市场制度来配置资源；(3)因此改革要以建立生产性市场制度为目标同步配套地进行。就政府功能而言，前一种思路即旨在调节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下放权力”，后一种则是旨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职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第二种思路显然优于第一种思路。所以，80年代以来的“权力下放”的改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调动地方积极性和搞活经济的作用，但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政治发展看，其负面效应都是十分巨大的，是一种短期行为。（注：参见胡伟：《经济转型中的政府整合：政治体制改革的维度》，《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
于是，学术界开始认识到了转变政府职能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以往大规模机械改革和权力下放效果不佳的原因，正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束缚以及由此形成的对行政职能调整的忽视与回避。单纯地把注意力集中于机构的增减和人员的精简或权力下放，以求一时的行政机构的“消肿”效果，而没有同时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因而从根本上是无效的。1982年开始的大规模机构改革，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未全面展开，无法促动政府职能的转变，改革以机构的再度膨胀告终。同时由于权限改革过程中央权力下放过多，造成地方分散，机构改革因此受阻。在这种情况下，转变政府职能便成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主题，也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并被赋予了非常的重要性。例如，有的学者认为职能转变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主题，机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外在主题，两者是目标与手段的逻辑关系，职能转变是机构改革的前提。（注：参见于景文：《略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转变》，《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这种对行政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内外关系的分析，较之单纯的机构改革无疑是一个认识上的进步。但把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则又忽视了在当前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机构改革应有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在结构――功能的关系上，结构是基础，特定的结构必然具有特定的功能，而特定的功能也必然需要特定的结构。”（注：胡伟：《政府过程》，第29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从实践上看，单纯的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思路也收效甚微。1988年我国在进行行政改革时就提出了转变职能的新要求，但至今政府职能也没有在总体上转变过来，很多企业仍未真正掌握经营的自，一些政府部门仍然在对经济活动进行不正当的干预。这在我国还没有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前还有情可原，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显得很不正常了。虽然在1988年提出政府职能转变以后，机构改革获得了深层次的动力，但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并不明确，机构改革也受到了各种阻力，因而无法形成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的有效互动发展。这实际上是至今尚未彻底解决的根本问题。
可见，历次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没有跳出恶性循环或者是孤掌难鸣的“怪圈”，就在于缺乏行政权力结构和功能两方面改革的有效互动，以及行政结构和功能改革的自身目标不够明确。目前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从机构改革发展到职能转变，并提出了结构合理化和职能合理化的理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似乎对行政结构与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者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之间的互动关系，缺乏明确的论述。实际上，转变职能和改革机构应该是行政体制改革同一向度上同等重要、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机构改革需要职能转变的内在推动，职能不转变，就必然需要原来规模的机构和人员作载体，机构改革就不可能彻底展开；同样，职能转变也需要机构改革的外在推动，机构人员不调整，就必然会固守原来的各种政府职能，职能转变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因此，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是互为动力、互为前提和互为保障的互动关系，这也是行政体制改革从体制的全方位进行改革的内涵所在。
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促进政府权力结构――功能的协同发展，在我国当前就是要形成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良性互动机制。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十五大后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围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把机构改革和转变职能相提并论，积极推进两个层面的行政权力机制的调整。（注：这里所讲的“机构改革”仅指国家行政机构的改革，不包括立法、司法等其它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党的十四大同时提出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原因在于机构改革包括了非行政机构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即有行政机构改革的内容。）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是实现转变职能的重要条件，也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客观要求。正像有的学者所看到的，由于1993年开始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选择同时进行的，因此，在职能定位、机构设置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在有效地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方面，很快暴露出一些不足。特别是从1994年至1997年几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所经历的从高速度、高通货膨胀到高速低胀的转变，以及在此期间政府在实践中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有效控制所积累的一些成功经验，迫使中央再一次作出行政体制改革的选择。（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3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目前，按照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机构改革方案，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改革正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这次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力度的机构精简方案，可能为转变政府职能提供结构上的支撑；同样，这一机构改革也只有与转变职能协同进行，才能取得稳固的效果。这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现结构与功能的良性互动的一个可能的历史契机和开端。同时，由于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适应性特征以及受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结构、功能两个层面上的改革，都必然受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影响，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作用。
在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目标的提出，改革的内容逐步从行政体系内部延伸到行政体系外部，又从行政体系外部反射到行政体系内部。从理论和实践上看，行政体系内部的改革任务主要是政府职能定位（主要是建立政府调控体系）、机构调整（包括一些事业单位的机构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限调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加强行政民主法制建设以及培育行政新文化等；行政体系外部的改革任务主要是党政关系优化（党政分开）、政府与企业权责关系的改革（政企分开）、政府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关系的理顺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功能的界分等等。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目标和内涵而言，内部改革是主体任务，外部改革是对内部改革的配套和服务，同时也限定了内部改革的范围和有效性。（注：不同学者对行政体制改革内容框架的具体归纳有所不同。一般把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界定在行政体系内部，只在提出解决行政体制改革现有困境或涉及行政体制改革未来趋向时，才把行政体系外部的改革任务纳入行政体制改革的内涵之中。（参见顾杰：《中国当代的行政体制改革》，《党政干部论坛》，1996年第8期；刘怡昌：《迎接新世纪的重大变革――20世纪末叶中国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这种关系的复杂性，完全是由行政体制改革“上下改革结合部”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它表明在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确保实现内容变革与形式变革的有机配合和整体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是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统一体，这呼唤着行政结构――功能的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因此，学术界应当重视对政府权力的结构――功能双向合理化及协同发展的研究。
行政体制改革难题及对策：综合配套改革势在必行
在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体制变迁的驱动下，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走向改革深水区的行政体制改革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这导致了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渐进性、艰巨性和过渡性的总体特征。从学术界近年来的讨论来看，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难题可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这三大体制改革之间未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政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一些学者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有其客观的“动力系统”，新时期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政治权威的推动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注：参见汪永成：《社会转型时期中国行政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行政论坛》，1997年第7期；齐明山：《试论行政体制的结构与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力》，《云南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几乎缺乏自动力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同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更多的政治权威支持，这造成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适应性特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状况对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客观上的决定性。然而，由于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较低，而且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发展很不平衡，行政体制改革的外部关系也远远没有理顺，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充分性和行政体制改革外部关系的不清晰性对行政体制改革构成了严重的制约。另一方面，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我国的行政改革是在现有政治和法律体制内进行的，后者改革的滞后无疑影响到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例如，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事实上存在着政策和法律两种社会行为规范形式，即“二元法制”，“二元法制”的功能在于弥补政策法基础上的“一元法制”的不足，并逐步向法制基础上的“一元法制”过渡”。但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两法之间的权威冲突加剧，规范效力扭曲，行政体制改革的法制环境阻力加大。（注：朱光华：《政府经济职能和体制改革》，第385-38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因此，学术界已经认识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必须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和国家－社会二元化、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依法治国等改革协调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应取得上下两个体制环境优化的配套。而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模糊性、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性（或过渡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形成了障碍。正像有学者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确立，无疑为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创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毕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探索，无论我们再解放思想，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市场经济模式，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是必然的。这不能不对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制约作用。”同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体制，必须正确处理执政党与政府、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合理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属于政府的职能交给政府，把属于企业的自还给企业。把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交给市场。而实现这样的目标，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自主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注：汪永成：《中国行政改革的阻力：来源分析与消解策略》，《理论与改革》，1999年第1期。）
其次，在中观层面上，由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存在着“不配套”和“不适度”的问题。所谓“不配套”，主要指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之间的不配套以及由此形成的机构改革与工资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等环节之间的不配套。行政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相配合，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改革不能上下左右协同进行，其结果只是原有矛盾在行政体系内部不同层次和环节之间的转移和滞留，而不能得以彻底消解。局部性的改革只有一时之效，但难有长久之功，这本身就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所谓“不适度”，主要指行政体制改革在政府职能调整、政府机构调整以及行政权力纵向调整上的失度，从而导致政府职能运行处于“膨胀失调――紧缩调整――再膨胀失调――再紧缩调整”的反复之中，导致政府机构改革无法越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导致中央与地方的两难处境，多次出现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下放――上收――再下放――再上收”的非制度化情况。（注：柳群：《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失度”与“适度”问题思考》，《广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尤其是不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要么导致地方分散主义，形成“诸侯割据”，严重削弱中央政府应有的整合能力，从而不利于中国“政府主导型”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要么导致中央集权过度，影响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从而也不利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彻底贯彻。不适度的行政体制改革无法实现改革过程中的“帕累托改进”，而只能使历次改革彼此消解，使改革停留于循环往复的同水平状态。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应从分散的职能改革、机构改革和权力调整转向权力、职能和机构相复合的机制性改革，从外延式的局部调整转向内涵式的整体推进，形成政府权力的结构――功能协同发展的局面。
最后，在微观层面上，行政体制改革的难题主要在于机构改革中的操作性困难与行政人员对行政体制改革的观念性和行为性滞阻，这实际上构成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行政体制改革的既定目标往往在行政人员的微观层面上遭到大幅度的扭曲或置换，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也往往在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事项上受到尽可能的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微观操作层面上的严重受阻，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内生的“政府悖论”：政府既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又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对象。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而言，行政体制改革是一种外源式的自我手术，是基于外部压力下的自我改革，它要求政府对其自身的结构、功能和权力进行限定，对其自身的活动以及方式进行约束，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触及、震动或破坏有利于政府及其人员的既有权力――利益格局，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因此而产生。
学术界已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予以具体分析。有的学者指出，从现阶段的机构改革看，虽然相应的外部环境比以前有了显著的改善，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遭到的难点很多，主要包括人员分流问题、“翻牌公司”问题、精简对象的具体标准问题以及精简后的管理整合问题等。（注：潭湛明：《关于我国机构改革的经济学思考――难点与对策》，《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5期。）还有的学者进一步把行政人员对行政体制改革形成的阻力具体概括为五个方面：(1)基于利益和权力的调整而产生的阻力；(2)基于习惯和官本位意识而产生的阻力；(3)基于对行政体制改革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阻力；(4)基于依赖性而产生的阻力；(5)基于曲解而产生的阻力等。（注：汪永成：《中国行政改革的阻力及其消解》，《云南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加大政治权威的外在推动力，以督促行政体制改革在政府机构和人员调整方面的进展；要在坚持行政体制改革渐进主义的主体发展模式的同时，对于一些遭遇阻力特别大的改革领域和改革环节，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局部的激进主义突变；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也可以包括行政系统的功能再设计、结构再设计和行为再设计三大方面。缓解行政人员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应该在推进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同时，向行政人员传输改革意识，培育行政人员支持改革的心态、观念和行动。（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第16-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关键是要进行主动的综合配套改革，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宏观层面的配套改革，为行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正如有的学者说的，“行政生态环境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外部条件，也是一切行政活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行政生态环境与行政体制改革之间不仅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又制约着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作为环境因素，对行政体制改革形成了较严重的阻力。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发展对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如果在经济基础层面上未发生明显的改革转型，行政体制改革就无法有实质性的进展。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会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严重羁绊，行政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优化外部条件。因此，作为“上下改革结合部”的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既是其自身上下联动的发展过程，更应是三大体制改革相互配套的协同发展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更加关心的是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对此，目前学者们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先行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模式。有人从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关系、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例如东亚）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出发，主张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应是行政体制改革优先，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实施行政体制改革，第二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成为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重点和首要任务。（注：田穗生、李广平：《政治发展模式选择与行政改革》，《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臧乃康：《论政治发展中的行政改革――兼论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等。）这样可以避免形成政治权威危机，具有较高的政治稳定效应，又可以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并认为最终可以完成政治体制的整体转型。这一政治发展的战略序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条件下具有某种合理性，它一方面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向上层建筑提出相应变迁的需求，另一方面为当时无所着手的政治体制改革寻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突破口。
第二种看法则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并行模式，以真正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有学者指出，中国缺乏国家与社会之间二元性分离，行政体制改革缺少经济自由民主前提，“单纯以行政改革优先为重，忽视政治改革，在现今阶段，……从科学判断而言，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的发展及现代化战略的实现，从而也不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固。”“政治改革是治本，行政改革是治标。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来强化、优化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才能较好地保证行政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既定目标之实现。”（注：李峻登：《中国政治发展：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地位之权重》，《行政论坛》，1995年第2期。）行政体制改革优先对于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具有直接意义，但从官员寻租屡禁不止等一系列现象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实现经济自主、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而且，考虑到行政体制改革的其它方面，如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权力的划分与配置、决策体系和过程的改进等都与政治体制改革密不可分，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成果的支持，行政体制改革将不可能持续深入。
总的来看，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协同前进的观点更加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虽然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并行可能触及的领域和关系较多，引发的矛盾也可能比较复杂，但改革无法绕开一些症结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展开，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在直接牵制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也从根本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因此，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要借以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相应协调、配套和保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分化、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等新因素，会与政治体制之间形成冲突，为避免矛盾的激化，必须相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推进的同时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行政体制改革无法回避的实质性问题，其关键在于揭示新的改革向度和设定新的改革路径，这在现阶段的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有日益强烈的呼应。
关键词：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三重逻辑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制度体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制度形成的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其他制度的基本形态。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是了解其他制度的一把钥匙。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制度体系中长期的、稳定的部分，对经济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是决定其他一切制度的基础。党的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项制度并列，形成了“三位一体”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
一、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逻辑
（一）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1949年—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本收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国家经济发展有了新的变化。经过了三年时间的恢复，彻底打破了三座大山统治的所有制关系，建立起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而且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1953年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直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二）突破单一公有制经济制度实践探索（1978年—199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标志着我们开始对基本经济制度进行重新审视与探索。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所有制结构，提出了非公有制经济补充的思想。十二大报告的理论开启了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探索之门。1982年首次以宪法形式确立了个体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法律地位。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基础。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夯实了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并鼓励它们发展，是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重大突破。
（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1992年—2002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所有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公有制企业改革的目标、方向和步骤、方法都做了规范，加速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1999年，党的十五大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概念。
（四）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中不断创新完善（2002年以后）
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四中全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日趋完善。实践证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党的四中全会是一个重要标志，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从单一所有制理论发展成为“三位一体”的完整制度体系。
二、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逻辑
（一）关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思想
马克思说：“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论题，也是马克思分析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立足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必须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中国化的重要体现。
（二）关于经济制度的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没有对经济制度范畴给予明确定义和系统研究。但对经济制度的相关研究却非常丰富。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的重要理论依据。
（三）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立足我国国情提出来的，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一方面说明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说明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因此，目前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特有的。
三、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践逻辑
（一）理念：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既契合发展实际，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内涵。创新、協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引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魂”。只有紧紧抓住新发展理念，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强健，必将指导我们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发展理念解决了新时代为什么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五大发展理念实际上孕育了一个发展的动力系统，新时展靠什么，就是靠这五大发展理念滚动形成新时展的发动机。如果把发展经济比作做蛋糕，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创新发展是解决怎样将蛋糕做大；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是怎样把蛋糕做好；而共享发展是解决怎样分好蛋糕的问题。这五大发展理念有起点、有终点，构成了一个有动力、有目标，同时又有过程描述，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新时代该如何发展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途径的动力系统。
（二）主线：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大。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结构性问题。解决这一矛盾，必须进一步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结构调整，以结构调整来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中，从“三去一降一补”到“破立降”，再到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既要巩固已有成果，又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还要提升产业链，要使得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实践看，“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已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当下的遵循，是解决经济发展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重要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是目前和今后经济工作的主线。作为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其主要目的是要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特别是目前国际疫情爆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之下，必须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让“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各司其職，发挥好各自作用，推动经济稳中求进。
（三）支撑：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我国跨越关口、应对国际国内各种风险挑战的迫切要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坚实基础；以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战略支撑；以“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为内在要求；以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为必要条件；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制度保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多方面因素复合的整体，涉及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要把中国从经济大国发展成为经济强国。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本质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与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不断完善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释放生产力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
（四）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是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其中，主体是质量变革，主线是效率变革，基础是动力变革。在资源约束、环境压力加剧、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之下，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之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对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新概括，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明确了前进的方向，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新冠肺炎疫情犹如一只“黑天鹅”打破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说是一次大考验。在经济方面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严峻复杂，对于地方经济发展更是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以此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冲击，巩固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特点和趋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精神，淄博市按照新发展理念，一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部署要求，从产业、科教创新、金融、改革开放、文化、生态上多点赋能，为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注入新能量。二是落实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攻坚年”部署要求，提出实施高质量发展“十二大攻坚行动”，退出了“十五大重点改革攻坚事项”，以改革引领高质量发展、以攻坚带领新的突破。三是落实“统筹区域经济发展”重要指示要求，启动功能区调整，推动淄博城市能级、品质、活力不断提升。以超常规的举措来实现淄博凤凰涅槃、加速崛起。
参考文献：
[1]逄锦聚，等，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教学通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
[2]葛杨.新时代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J].当代经济研究，2019（8）.
[3]于国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9（10）.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
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区域城乡结构等等。结构性问题从来都是整体性问题，事关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的新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基于整体的辨证施治
结构性改革需要一种整体性思维，针对整体状况推进改革。借用中医学理念，就是基于整体、个性的辨证施治。结构性改革，既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治疗”，也不是有什么病治什么病的“辨病论治”，而是从整体把握问题（病症）产生、形成和演变趋势，抓住本质，并放到特定环境、条件下来辨证施治。问题是现象，不是本质;问题是个性化的，不是普遍性的;结构性问题是整体性的，不是局部性的。结构性改革需要辩证思维。
从整体来看，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管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与过去不同，从总量短缺变成了结构性过剩与不足，但从发展经济学来观察，都是结构变迁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从农业为主的结构向工业为主的结构转变，而当前正向服务业为主的结构转变。当前的问题是结构变迁中的问题，供给与需求都是结构变迁过程中的表象，其变化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都是结构变迁长河中的浪花，而结构变迁长河的发展趋势，并不是单方面由需求端或者供给端来决定的。从制度经济学来分析，结构变迁与制度变革有内在关联。这从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结构变迁的改革，都可以叫做结构性改革。不同的是，过去的结构性改革是基于经济增长，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而现阶段的结构性改革是基于整体发展，包含但不仅限于经济增长，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导向的。这种变化是结构变迁阶段不同而导致的。
我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800美元。结构变迁就像人的成长，这个时候进入青年阶段，不仅仅身体在长，但长得慢了，而且生理、心理、精神各方面都在成长变化，从单一长身体到人整体的成长。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对我国的影响与我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呈现出不对称性的变化。结构变迁随之进入一个深层次，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关联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人长大了，需要强壮的骨骼、成熟的心理和健全的精神来支撑。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到现阶段也变了，从追求规模转向更注重质量，从追求速度转向更注重效率，从物质财富积累转向精神文化积淀。这意味着我国的结构性改革进入了新阶段。不仅改革的目标不同了，改革的条件、路径也变了，改革的方式也要相应调整。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目标来看，当前的改革实质上是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更加凸显基于整体性的辨证施治，重塑国家治理结构。
富有新内涵的结构性改革再一次
嵌入到我国结构变迁之中
结构变迁进入新阶段，发展动力明显减弱了。这是为什么？从历史的角度和整体的视野来观察，其根源是结构性改革没有跟上，发展偏向于经济增长，改革偏向于政策替代，结构变迁所需的改革力量明显不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3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已经暴露出结构变迁缓慢，结构性问题加剧，发展动力减弱，但过于强大的政策刺激把这些都掩盖了，前期政策至今仍在消化，形成了“三期叠加”（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的格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的号角，确立了新的改革目标，明确了新的改革任务。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召开，“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展开，富有新内涵的结构性改革再一次嵌入到我国结构变迁之中，改革之帆重新扬起。但毋庸讳言，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也大大增加，改革空转打滑的现象也未能避免。这给基于整体发展，推动结构变迁的结构性改革平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改革打滑的风险明显增大了。
发展的驱动力来自于结构变迁，即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结构变迁的驱动力则来自于结构性改革，从整体看，是国家治理结构的重构，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核心看，是政府治理的改革，向市场、社会和地方进一步分权，在简政的同时，切实解决政府“缺位”和“越位”的问题。当前表现出来的产能过剩、杠杆泡沫、创新不足、效率不高、城镇化滞后，都与政府治理进展缓慢有内在关系。
从我国当前经济运行来观察，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总量性矛盾，而是结构性脱节，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不匹配。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消费结构快速升级。而我国的供给结构却没能“与时俱进”，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与土木投资相关的生产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金属等等;而与消费相关的生产却是平庸泞滞，创新不足，精品不多，大量消费外流。当前消费外流规模达到1万亿人民币，若考虑教育消费、医疗服务消费、保健消费，则消费外流规模更为惊人。这说明经济运行中的供求关系出现严重的结构性扭曲。
对于这种结构性扭曲，靠“打针吃药”的常规宏观调控手段解决不了，而且有的就是政府自身造成的，如与投资相关的投资品产能过剩，必须是“伤筋动骨”的结构性改革。可惜的是，由于长期受“三驾马车”短期调控理论的误导，一直把重心放在短期刺激政策方面，而基于整体的结构性改革认识不到位。当前经济中的扭曲，只是一个病症，病因在政府与市场、社会以及中央与地方这整个治理结构有问题，核心在政府治理不到位。这只有靠结构性改革才能解决。
提了多年的转方式、调结构，之所以成效不显著，就是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不够。投资、金融、国资、财税、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主要靠部门在推动，没有纳入政府与市场、社会以及中央与地方这个国家治理结构当中来通盘考虑，顶层设计不到位，一些基础性制度问题没统一解决，而部门又解决不了，改革有时绕着走，导致经济中的病症不断加重。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以基础性制度问题为抓手，
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
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发展，新时期的结构变迁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也不只是经济建设，而是“五位一体”。这需要提升整体思维，超越经济思维，树立治理思维。结构性问题可能表现在各个领域，但成因却往往是跨领域的。这需要打破部门分工改革的传统格局，抓住一些基础性制度问题，从国家治理结构整体来考虑，加快结构性改革。
当前，至少有如下基础性制度问题迫切需要纳入结构性改革整体框架之中：
一是产权制度问题。这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无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有产权制度问题。市场经济注重使用、流动和交易，与传统所有制注重占有的观念是根本不同的。所有权退居幕后，产权走到前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私所有制的共同演变趋势。公有制不存在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问题，关键是产权制度的构建。长期受所有权与产权混淆不清的影响，我国产权制度改革长期被误导，要么认为是私有化，要么认为这不是个问题，无须改革。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的国家，产权制度的构建任务十分艰巨。国企国资改革（包括国有金融资产）、生态文明建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产权关系、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科教文卫的微观基础构建、公益性投资的鼓励和保护、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如此等等，都与产权制度关联在一起。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交给任意一个部门都无法解决，竖立其上的各种体制问题任何部门也无法真正推进。
二是事业单位体制问题。事业单位不是经济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属于政府办的社会公益性组织。显然，这是政府与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这是我国特有的一个问题，是计划经济集权体制的遗产，延续至今，其体制框架一直未变。当前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医疗卫生体制、文化体制等等，都是事业单位体制这一根藤上的果。这根藤是什么样子，这根藤上的果就是什么样子。希望在这根集权体制的藤上结出分权体制的果，是不可能的事情。当前，教科文卫体制改革艰难，难就难在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事业单位体制涉及上述体制的微观基础，也就是事业单位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定位。这关系到4000万知识精英的积极性如何调动的问题，也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科教兴国、创新驱动、社会活力、民生改善都与此紧密关联。
[关键词]国家资本；劳动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权利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3）12-0048-03
一、中国国有企业的作用、性质与价值
国有企业承载着20世纪公有制度创立以来劳动者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与文化权利，理应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相统一的视角，全面辩证地探讨国有企业的作用、性质与价值。就世界历史而言，国有企业是工业文明时代落后国家实现社会制度和文明类型整体跨越式发展的桥梁，是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同步陡升的根基。在当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趋势不仅关乎劳动者自由解放事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全局的成败。更切近的是，作为“国民经济脊柱”的中国国有企业当前不仅对外有效抵御着国际金融——经济危机（2008年）和欧洲债务危机（2009年-至今）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冲击，而且对内承担着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诸多战略任务，同时还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推进自主创新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微观基础。
中国国家资本在性质上异于由垄断资本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国有企业是中央政府在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和市场关键环节保持足够控制力和调节能力的市场主体。历史地看，中国国有企业作为国家资本的表现形式，是劳动公有制经济初级阶段的产物，也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初级形式。作为国家资本表现形式的国有企业演化的可能性主要有两种：一种可能是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内在逻辑，使其进一步通过民主法制，改革发展成为高级劳动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和主干；另一种可能则是误入权贵资本主义歧途，以改头换面的私有化名义实质上侵吞国有资产，使国家资本因沦为官僚资本而丧失其全民属性。根据刘永佶教授关于“国家资本的性质，取决于其国家性质”的论断，在当代世界，国家资本既可以为跨国垄断财团的母国服务，成为美欧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可以为中国集权官僚制的现代残留——行政集权体制所利用，成为官僚资本主义复续的经济基础；更可以为初级劳动公有制输血，成为劳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然而，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探讨，由于受到苏联模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和美欧资本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双重影响，从劳动者权利这个集结着中国劳动者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本利益核心概念出发的研究较少，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理路将公有、民主和自由内在统一起来探讨中国国有企业的研究更为鲜见。文献查新表明，近期有关文献中，当数各种改头换面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方案最盛，最具代表性的是世界银行报告间接提出的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方案——“国企股权多元化”建议（2012年3月）；忽视劳动者个人权利落实的苏联模式“国家化”改革方案次之，这种理论文章混淆了公有、国有和官有三个概念，片面强调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忽视劳动者个人社会主体地位的提高，实质上排斥和架空民主，抹杀了全体中国劳动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主导权。更有甚者，在将生产力发展简单等同于GDP增长的“唯生产力论”作用下，劳动者通过日益充分地参与国有企业管理，进而落实自身政治和文化权利的进路不畅；换言之，劳动者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缩水为在做大的蛋糕中分得更大一块“蛋糕论”的同时，其自身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虚置实质性问题更趋隐蔽化。面对此种情势，中国劳动者只有明确“国家资本的性质，取决于其国家性质”的理论逻辑，主体觉醒，坚持关乎自身自由解放事业前途命运的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运动，牢固树立国有企业作为劳动公有制初级阶段实现形式的理性，国家资本演化为国际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可能性空间才会缩小，各种改头换面的新自由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花言巧语才将难以立足。
二、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中的国企改革问题
劳动创造了世界。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却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处于被异化的状态，至今难以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体。环顾全球，国际垄断资本与全世界劳动者的矛盾是现代世界经济主要矛盾；全球化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即使各个国度间的矛盾，也都表现为国际垄断资本支配的各国政府与劳动者的矛盾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在经济矛盾系统中，中国经济矛盾隶属国度性矛盾，它包含制度、体制、结构与机制、经营管理、对外关系等多个层次；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矛盾还集合着基本经济矛盾和商品经济矛盾两个一般性层次的矛盾，是这两个一般性层次矛盾的特殊形态。
中国经济矛盾历史演化的逻辑主线同时也是国有企业生成发展及其内在矛盾演化的主线。新中国以政治集权没收官僚资本，集中全国财力形成国家资本，组建了一批主干性国有企业。这一历史进程从逻辑上内生出中国20世纪50到70年代初级公有制的主要矛盾——理论和法律上拥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全体劳动者与掌控全部机构及权利的国家机构的矛盾。现实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公有制经济和官僚资本的矛盾。择要进言，公有制经济的异化导致了现实官僚资本的出现，这也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初级公有制经济主要矛盾演化的必然结果。公有制经济是现实中国经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内在矛盾的演化趋势及其结果，是制约中国经济矛盾总体变化的主轴。30年来国有企业的变化，首先，就是混淆了“国家所有”和“全民所有”的概念，造成所有权主体被虚置的问题，由此牵出所有权到占有权到经营权，以至处置权和收益权等逐个环节的层层矛盾。其次，国家资本的性质更为突出，集中表现为国有企业劳动者的各项权利和国有企业的全民属性有待进一步落实。再次，企业经营者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强化，集中体现在企业内相异主体收入分配和参与企业管理的差异上。最后，国有企业数量大为减少，关键是国家特定机构在国有企业的权利体系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复前述及，在国际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双重作用、苏联模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和美欧资本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双重影响下，对国家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中国国有企业性质的认识日趋模糊化和复杂化。
要而言之，中国国家资本的社会主义性质，取决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性质。国家仅是行使所有权派生的公共占有权的机构，而非国有企业所有权的主体。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作为所有者的全体中国劳动者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的现实载体，而非少数权贵利用职务之便的经济工具。理性论察，中国国有企业在改革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劳动者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落实不到位的现象说明，国有企业在现阶段仅是初级劳动公有制经济的表现形式，国有企业以提升劳动者权利和保障劳动者利益为方向的深化改革迫在眉睫。只有明确中国国有企业的权利关系，以民主制度创新积极扬弃资本雇佣劳动制度，据此革除所有权主体被虚置的实质性弊端，才能使在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中相分离的劳动者个人的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合二为一，从而更好地体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国家资本之社会主义性质，这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一环。
三、解决现实中国经济矛盾要明确国有企业权利体系
国有企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缺陷，是公共占有权的行使机构不能被作为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个人所控制。这有悖于劳动公有制经济的本质——保障并落实劳动者个人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并且，劳动者的雇佣化又将国有企业职工外在化于国有企业的权利体系，进而使得劳动者完成身份置换，以一种“资源”成为劳动力的出卖者。相比之下，公共占有权行使机构却成为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实际掌控者，全民作为所有者将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交由国家来行使占有权的理论逻辑在现实委托关系中被颠倒反置过来。有鉴于此，通过创新民主机制，使得国有企业投资、生产、经营、积累、收入和分配的全过程均能贯彻所有权主体的利益和意志，进而使得国有企业的全部权利体系真正反映所有权主体的利益和意志，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环节。作为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如何控制公共占有权行使机构，进而明晰处置权、监督权、管理权和收益权之间的委托关系，是国企改革的难点所在。换言之，所有权主体通过所有权派生的政治民这个改革发展国有企业的必要中介，形成民主制，并展开为法制，即所有权主体——全体劳动者以民主法制来选举、控制行使占有权的国家机构是解决现实中国经济矛盾的关键。
面对种种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案设计，中国劳动者及其理论代表要明确主体性，准确理解“国家资本的性质，取决于其国家性质”的理论逻辑，清醒认识到苏联模式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美欧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双重影响，努力构建基于中国逻辑和中国实践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劳动者的理性劳动论证劳动者的权利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体地位。
综上，中国国有企业的兴衰存亡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农民工市民化，各地社会保障同质化，海洋强国建设，经济转型升级，政治体制改革乃至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等一系列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重大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使得全世界劳动者作为一个阶级存在，出现了碎片化趋势。而在当代中国，劳动者碎片化问题的破解之道就在于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权利体系。明确国有企业权利体系，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当务之急；界定并理顺国有企业委托关系的层次和环节则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中心任务。一方面，国有企业委托关系的中心环节是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的权利；另一方面，劳动者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内在统一于国有企业权利委托诸层次。从逻辑上讲，被虚置的所有者主体实体化过程，正是国有企业权利体系委托关系的建构与明晰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确保工人阶级在国度和世界范围内实现整体性大联合的重要基础。就现实而言，通过民主法制的途径把所有权派生出的占有权和经营权等一系列权利委托关系置于所有权主体的掌控之下，使得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名副其实地成为所有权的主体，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必由进路。展望未来，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逻辑上并非国有企业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主体，而只是行使所有权派生的公共占有权的机构。劳动公有制中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是由公共权利机构形成的以联合劳动为根据的交往；明确劳动者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劳动公有制法权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最终实现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基本前提。中国为解决现实经济矛盾而进行以明确国有企业权利体系为导向的全面改革，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必须，更是全世界劳动者大联合未来图景在现实国度性层面趋前演进的必然。
参考文献：
[1]卫兴华.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N].光明日报，2013-05-11（07）.
[2]张喜亮.国企改革：靠群众不能靠“官僚”[N].人民政协报，2013-05-06（B01）.
[3]刘海波.突破国企改革的误区[J].先锋队，2013，（11）.
[4]杨思远.国企改革方向是恢复其全民性[J].国企，2013，（2）.
[5]邹广文.实践优先与理论缺席[J].人民论坛，2012，（12）.
[6]刘永佶.当前国企与私企改革重点及途径的辩证思考[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3）.
[7]何伟.对国企改革历程的深层次思考[J].理论探讨，2011，（2）.
[8]刘国光.共同理想的基石——国有企业若干重大问题评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9]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关键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探讨
财政税收是我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改善民生的重要物质保障。完善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能够实现国家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进一步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传统的财政税收体制已经不能够充分的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必须进行适应性改革，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改革的要求决定的。因此，分析和探讨财政税收体制存在的不足问题，为创新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提出建设性的改革建议和对策，对更好地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了国家改革进程的进一步深入，随着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强，为了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和重要内容的财政税收体制面临巨大的创新和改革压力，推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对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过去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和效果来看，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财政税收体制，有利于推动财政税收体制的转型，促进财政税收体制更好的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的服务于民生民建，有效的缩小社会收入差距，能够有效的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完善财政税收体制还能够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平衡政府财政收支水平，充分地发挥财政税收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的重要作用。创新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深化部门预算体制，改革财政收支体制，促进财政管理体制的建立健全，能够充分的调动财政税收的积极因素，促进整个社会的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当前财政税收体制的现状和问题
1、财政税收体制不健全、不完善
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局限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税收体系的不健全。我国税收体系没有充分吸纳促进社会稳定、支持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税种。税收体系对部分税种的缺漏，不仅造成了财政收入的损失，影响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造成社会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缺乏充足的资金来源。其次，分税制改革不够彻底，分税制改革造成的负面影响，造成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不均衡，重要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划分的不均衡，造成地方政府缺乏行之有效的财政体制，财政收入的分配过度的向中央政府集中，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自，影响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造成诸如土地财政等许多不利因素，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债务压力。
2、预算管理体制存在缺陷
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取得显著的成绩，尤其是在税收体制改革和财政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面做出了许多实质性的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我国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依然十分落后，许多问题依旧得不到结局。从整体上看，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所覆盖的范围十分狭小，地方政府在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十分滞后，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缺乏透明度，没有体现公共财政的目标，财政资金造成不同程度的挪用和浪费现象，缺乏科学的、合理的年度预算计划，财政预算管理缺乏严格的审批和监督审核机制。预算管理体制的缺陷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建设的进一步深化和向前推进。
3、转移支付缺乏规范性
实施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为了协调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失衡的现象，采取转移支付的手段，以中央财政支出的形式，改善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财政资金不足。但是，现阶段的转移支付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影响转移支付实施的效力，不利于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推进。例如，在转移支付的过程中，存在资金转移的周期长，转移支付资金的利用率低下，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低，在财政资金转移和流动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容易滋生腐败，财政转移支付存在流程不规范的情况。财政资金在转移支付过程中出现一系列不规范的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转移支付在制度层面缺乏严格的制度规范，造成中央财政自上而下转移到地方政府的过程中出现截留和漏损情况，另外，转移支付在类型上和结构上存在不合理的现象，税收返还和体制补贴作为转移支付中的主要类型比重所占巨大，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严重不足，这不利于经济欠发达的转移支付收入的增加，造成了重要政府财政转移支出的功效的丧失，影响财政支出公平、工作和公共性目标实现。
4、地方财政管理不到位
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长期存在严重的失衡现象，政府不断的深化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迫使地方政府被动的采取精简结构、收缩编制的手段，促进政府财政支出的节约和行政成本的控制。但是，地方政府在处理财政税收问题的过程中，财政税收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被缩编和精简，制约了财政税收管理的有效实施，影响了地方财政管理的有效性发挥。另外，地方财政部门的管理队伍存在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导致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滋生，制约了财政税收管理和控制的目标的实现，影响财政税收在我国宏观调控和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发挥，不利于财政税收政策的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
三、关于深化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考
1、建立统筹中央与地方关系、平衡合理的分级分权财政体系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税收体制，促进财政税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发展，必须充分地结合我国当前的改革发展目标和基本国情需要，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平衡，促进地方财政失衡状态的改变。首先，应该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合理地分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和事权。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例合理的进行划分，对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的比例适当的调整提高，提高其直接支出的责任，相应的降低地方争睹的财政压力。政府财政支出责任与所承担的事权是政府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因此，应该重点推动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体制的改革，解决财政税收体制所面临的突出问题，积极协调和统筹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财政税收关系，合理地平衡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加强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的调整，提高财政资金对改善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例如，政府应该重视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改善城市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加强对低收入者的扶持，加大对社会公益的财政支持力度，帮助弱势群体改善社会质量，使其共享改革发展所带来的收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谐。最后，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将中央政府所掌握的财政权力进行部分下放，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自由权，促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提高。另外，在释放地方政府财政权力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对地方政府财政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加强对地方财政工作的监督管理，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工作科学、合理的实施。
2、深化财政预算体制改革
财政预算体制改革是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应该建立专门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促进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监督能够在科学的、严密的系统中运行。政府应该重视实施短期预算和中长期预算规划相结合，实施复式的预算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复式预算体系，需要进一步扩大经常性预算和资本性预算在内的国家复式预算的范围，将国有资产管理、社会保障预算等财政性收入通通纳入预算管理的框架当中，加强对政府预算管理体系的改革，成为专门的预算管理局和预算管理委员会等预算审查和预算监督机构，加强对政府财政预算的监督体制的改革，将预算监督作为深化财政预算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提高社会力量对政府财政预算的监督作用，保证政府公共财政目标的实现，促进政府财政预算的科学性、公共性、公开性和透明度，实现政府预算管理和监督能力的有效提升。
3、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支付体系
创新和完善财政税收体制，应该重点关注政府的转移支付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的结构和比例，促进专项转移支付的与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有效结合，适当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在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比例，进一步加强增值税分享制度和税收返还制度，保证政府转移支付资金的稳定性。另外，中央政府实施转移支付，应该充分考虑地方的社会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地方人均特征等因素，科学的测算并确定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比例，保证转移支付的科学、公开、合理。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深化转移支付，保证转移支付的资金的稳定来源，提高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对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的提高，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促进转移支付分配的目标的合理性、全局性和科学性。
4、建立精简高效的财政管理体制
首先，应该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促进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精简和完善，提高税收征管的一体化和合理性，进一步改革乡镇财政管理体制，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支配权力。促进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同时，应该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工作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防止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滋生。另外，对于地方政府所存在的债务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处理措施，实行分类、分流处理，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的执行和管理制度，提高地方政府在实施投资建设过程中的自主融资权力，激发地方活力，促进财政支出管理的有效性提升。
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只有不断完善财政税收体制，才能够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改革和完善财政税收体制需要从多个层面着手，科学实施、稳步推进，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持续，促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效果能充分地反映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参考文献】
[1]孔善广：分税制后地方政府财事权非对称性及约束激励机制变化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1）.
[2]胡忠毅：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思考[J].现代经济信息，2011（19）.
关键词：地勘勘查;会计制度;改革;创新
一直以来，我国的会计制度都是跟着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变化而变化的，由于地质勘查单位的会计制度也是归属于会计制度的，因此，也随之不断变化着，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这使我国的地勘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但同时也使我国的地勘会计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勘会计制度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地质勘查行业一直都是跟紧国家经济的发展趋势而不断进步，但由于地勘行业本身具有的性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特殊性，所以，尽管地勘行业一直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还是远远不及国家一系列的重大的改革，这使得地勘会计制度的改革不得不走上一条不断发展和创新的探索之路。
（一）地勘单位初期的会计核算
1991年以前，我国的地勘行业没有统一的全行业的会计制度，其主要原因是受到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和地勘行业改革开放步伐的滞后效应的影响。在当时，地勘单位往往隶属于不同的单位或行业，其所执行的会计制度大多是隶属行业的会计制度，因而很难实现同行业间的会计数据的比较与交流。
（二）我国行业会计制度的发展历程
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得地勘行业的封闭性土崩瓦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就越来越看重地勘经济的变革与发展情况。在1991年1月1日，国家财政部和地质矿产部就制定并开始实施《地质勘查单位会计制度》，这也是我国地质勘查行业中的第一部全行业统一会计制度。
（三）《地质勘查单位会计制度》的成熟和完善
地质勘查会计制度自实施以来，为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和新兴业务与服务领域扩充的需要先后做了多次修改和补充。1997年，我国正式颁布实施了新的会计制度体系，该体系以《企业会计准则》作为基准，在整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会计制度，再以企业内部的会计核算制度作为辅助的工具，并对会计模式作出一个全新的改变，这样会计体系就会逐渐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同一时期，为适应地勘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地勘会计体制也进行了新的改革，通过众多的专家和广大地勘会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对1991年制定的《地质勘查单位会计制度》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和改进，在1996年1月1日，财政部又重新制定并实施《地质勘查单位会计制度》（以下简称《地勘会计制度》）。自从新的《地勘会计制度》实施后，就没有改变，基本一直沿用至今。这其中，地勘单位根据实际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完善，使得地质会计核算和地质会计工作的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质勘查经济改革和发展，为地质单位参与市场化竞争，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地质勘查会计制度》改革再度提上工作日程
自1998年以来，我国的资源需求量持续升高和地质单位的改革也不断深化，我国的地勘经济领域不断扩展，特别是地勘队伍属地化改革，对地勘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地质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和管理模式的变化对地勘会计制度的影响
自1999年起，国务院办公厅了一系列相关法令条文，调整了相关部门的管理权属，正是这次重大的体制改革，地勘管理单位的管理方式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一是某些权属地方管理的地勘单位划分为省级单位直接管制，二是中央国资委管理的地勘单位也采取不同层次的分级管理模式。由于管理的体制和管理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以，各级管理层次的单位在执行制度上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样地勘单位在深化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在地质成果不断向市场化和商品化发展的今天，新兴事物和新兴领域不断涌现，加之国民经济对资源的需求量不断的增加，促使了地勘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地勘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推动和促使了地勘会计制度不断的推出新的内容和对策。越来越多的会计处理问题和地勘单位财务管理问题使现行的地勘会计制度已经无法适应于地勘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但在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会计制度的情况下又不能抛弃现有的会计制度，所以，对现行的地勘会计制度进行改革势在必行也迫在眉睫。
三、目前我国的《地勘会计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地勘会计制度》的局限性
随着地勘经济体制和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目前我国的地勘经济已经变得空前的繁荣。首先，地勘单位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营领域不断拓宽，管理也变得愈加的复杂;其次，由于地勘单位的管理层次不断增加一些不必要的管理层次，有一些单位甚至达到了五级管理层次，这样显得管理比较繁杂，影响了工作的效率;再者，地勘单位的经营种类的不断增多造成多业混营的交叉局面的现象。正是因为这样，现行的地勘会计制度就显得十分局限了。
（二）《地勘会计制度》具有时限性，无法与时俱进的解决问题
《地勘会计制度》自1996年实施以来到现在已有18年的历史，这一时期内，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体制、市场环境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勘单位涉足的服务和经营领域越来越宽广，其涉及的会计处理问题也越来越多。而《地勘会计制度》由于时间跨度太长，制度长没有依据实际情况而改变，已经难于与时俱进的解决现实问题。
（三）《地勘会计制度》与新会计准则的不相符
现行的《地勘会计制度》出台于1996年，而在十年后的2006年，国家财政部为与国家会计准则接轨又出台了新的会计准则，然而《地勘会计制度》还在保持着传统的会计准则，并没有根据新的会计准则作出相应的改变，因而也无法应用全新成果的优势，且也不能应对新的问题，这显然与国家制度惯例是相悖的。
三、地勘单位会计制度改革趋向和改革措施
《地勘会计制度》的过渡性、实用性等都决定了其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所以，在当今社会形势下，地勘会计制度并不是盲目的改革和创新，必须要结合实际的发展需要，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应对新一轮的问题，紧跟时代的步伐，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的指导思想。当然，在改革的过程中，首先地勘单位应该符合企业化经营的定位要求，其次，应该保持地质勘查行业所具有的本质特性，以便于和其他企业、事业明显区别开，最后，应该废除地勘单位综合性财会制度，以满足事业企业分离的需求。
（一）要充分体现地勘队伍改革的特点和地勘行业“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
目前我国国土资源部要求地勘队伍改革的思路和定位是不仅要提高工作的效率，更要做出业绩。因此，地勘会计制度改革创新的过程中，这点必须要得到重视并要在具体工作过程中体现出来。与此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地勘企业不同于其它事业单位和企业的特殊性。
（二）符合国家会计准则且与地勘经济的改革开放相协调
地勘会计制度改革和创新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地勘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地勘会计制度也是属于国家会计制度的组成部分，因此，其改革的目标与方向必须服从国家会计制度的改革。
（三）地勘会计制度的改革要以实践经验为基础
改革经验来自于实践，对地勘会计制度的改革要从其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总结经验，并对相关的、典型的地勘单位的《地勘会计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分析，最终形成科学、合理，有据可依的改革思路和规则。
四、结束语
地勘经济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地勘会计制度是国家会计制度的组成部分，国家经济要发展，离不开地勘经济的发展，而地勘经济的发展，则要以与之相适应的地勘会计制度作为保障。减少沟通障碍，减轻财务工作人员负担。会计语言应该是普通话标准，而地勘会计还在说方言，每年财务决算，国资委决算编报说明会有一个单列的地勘单位转表说明，对会计科目转表做出专门要求。最简便的变更可以以转表说明做蓝本修改，除保留工作手段等特殊科目不变外，其他资产负债类完全可以统一，无需再进行转表。
参考文献：
[1]刘芳.地勘单位矿业权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8（07）.
关键词：后勤；管理体制；创新
1高校后勤管理改革成果
高校后勤经过近十年的社会化改革，初步建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后勤管理体制，总体上实现了准企业化管理，高校后勤保障能力显着增强，高校后勤服务质量逐步提高，改善了学校的经费结构，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上基本实现了如下几点：
1.1政企分开，将学校承担经营、服务职能的部门分离出来组成后勤实体，后勤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实现了管理的企业化。
1.2变学校拨款的无偿服务为用户付费的有偿服务，实现了服务商品化。将过去拨款驱动的运行机制改为市场驱动的运行机制。学校将经费分拨给各单位，对教职工的福利也逐渐变暗补为明补,后勤经济实体以让用户满意的服务换取经济收入。
1.3逐步开放校内市场，引进校外优质服务，实现了后勤服务主体和后勤基础资源配置的社会化。
1.4实体内部建立了适应企业化管理的新型人事、分配制度。后勤实体人员全部列入实体编制,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过渡措施,实行干部聘任制和全员劳动合同制。实行以岗定薪、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充分调动后勤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1.5后勤实体与学校建立以合同制约的甲、乙方关系。后勤实体按照甲方的目标责任制,一方面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强成本核算，努力创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坚持为教学、科研、师生提供优质服务和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宗旨，同时保证了后勤服务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学校对后勤实体加强目标责任的过程管理和监控,以确保其经营服务目标的实现。
党的十五大以来，我校开展了以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为目的，以教学改革为核心，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后勤社会化改革为重点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也正是推进了这一改革，才为学校的全面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形成了有利于学校全面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从办学规模到办学条件，从教育质量到办学水平，从后勤保障到服务水平，实现了我校近年来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后勤社会化改革作为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为学校和后勤的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后勤也逐步增强了自己养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能力，建立起基本适应学校发展的社会化后勤服务体系。
2当前高校后勤体制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大多数高校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还没有实现质的突破，进入良性发展状态的高校还是少数，依然在较大程度上垄断市场，自办后勤；后勤运行效率低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学校领导还没有从繁杂的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学校还承担着办企业的风险，后勤依然是高校中较易引发不稳定问题的方面；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政策措施、以及人员素质、市场环境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与后勤社会化改革不相适应的方面，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深入推进还面临着一系列困难。
3坚持后勤社会化方向，科学创新后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后勤管理分会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深化后勤社会化改革，要把体制机制建设贯彻始终，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上下功夫，使改革进入良性发展状态，提高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目前,高校后勤存在的主要矛盾还是后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高等教育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在推进改革中，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寻找差距、总结经验教训、转变观念、调整思路、求真务实。通过改革，科学创新后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实行高校后勤社会化，建立"市场提供服务、学校自主选择、政府宏观调控、行业自律管理、职能部门监管"的新型高校后勤保障体系。
3.1坚持后勤社会化改革方向，并认识到社会化进程的长期性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十几年，带来了后勤的快速发展。当前后勤工作的问题，是社会化改革不全面、不深入、不配套的问题，是改革中的问题，而不是改革的方向问题。因此，应充分认识当前深化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继续下大力气不断推进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进一步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高校后勤管理体制，取代不利于高校发展的旧的后勤管理体制。
坚持后勤社会化改革方向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后勤社会化进程的长期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推进后勤管理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我国正处于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各方面体制在不断建立和完善，传统的后勤管理体制也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影响，这就决定了后勤管理体制机制还要不断创新，逐步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
3.2基于后勤管理实践，因地因校创新管理体制机制
后勤管理体制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是要根据国家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而不断进行调整、改革和完善的，检验后勤管理创新成败的标准，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学校教学、科研的后勤保障,是否有利于改善师生员工的生活,是否有利于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益和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后勤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而不是追求形式上的创新，所以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后勤管理实践，建立切实符合本校实际的管理体制机制。
3.2.1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要基于管理实践。不加分析、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生搬硬套某些管理体制创新的理论、做法，或机械地按上级指令办事，最终会经不住实践的检验，由此造成的错误决策甚至会造成学校利益的重大损失。决策者应该系统、超前的研究后勤管理理论，重视基层单位在改革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结合自身实际合理的借鉴兄弟高校的先进经验，并将创新方案建立在决策者与执行者、上级部门与基层单位共识的基础上，尽最大努力避免脱离实际的盲目决策。
3.2.2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要基于本校的实际。各个高校的实际情况不同，对后勤管理体制的要求也不同，由于高校所处的市场环境和校内情况各不相同，实现途径和进程也不可能完全一致。高校还应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阶段性目标。鼓励积极进取，同时也要反对盲目冒进。目前，多数高校成立了后勤服务实体，并在争取做大做强。这种做法实际上不是对每一所高校都适合的。对后勤正式职工多、市场环境不成熟的高校，做大做强后勤服务实体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做大做强后勤服务实体，难度很大，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因此，对后勤正式职工比较少、市场环境成熟的高校，最好的选择是不办后勤服务实体，直接将办后勤的职能交给社会。学校之间没有必要比较谁的后勤实体强大，应该比的是谁有能力快速稳妥地达到改革目的，建立起最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后勤保障体制。后勤服务实体的发展也应讲究策略。应该通过与优质企业的合作，整合资源，借助优质资源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3.2.3管理体制机制要适应所处地区的经济环境。目前的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是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在高校后勤领域的具体体现，高校的后勤管理体制自然就受到所处地区经济环境的影响。当高校所处地区的经济发达、相关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较高时，社会能够在更多方面提供高质量、低价格的后勤服务，高校后勤社会化程度会高一些，较多的后勤服务项目可以由社会相关服务企业来经营管理；如果高校所处地区的经济水平不高，相关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不高，由社会提供高校的后勤服务成本高，也不能达到高校要求的服务保障水平，高校后勤社会化程度就相对低些。后勤管理体制要适应所处地区的经济环境。
3.3继续改革后勤管理体制，健全市场运行机制
高校后勤管理体制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坚持育人与效益并重的原则，转换经营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更新管理理念，创新发展模式，积极推进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
要引进现代后勤服务方式，提高后勤市场竞争力。在市场经济下，服务也是一种无形的商品。要提高学校后勤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就必须引进现代化的服务方式，切实提升后勤的现代化服务水平，提高服务质量，使学校后勤服务成为师生心目中优质的品牌。
要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这种激励作用，对高校后勤市场同样具有较深刻的影响，学校后勤要自觉发挥和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一方面加强成本核算，降低成本，减少浪费和损失，使各项服务价格低于社会同类服务价格；另一方面了解市场、掌握市场，主动开拓市场，不断地遵循市场调节的红绿灯信号，使服务在实践中增值，从而最大限度地为师生员工提供优质服务。
要合理的进行资源配置、利用、开发。学校后勤可以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如学生宿舍、食堂、商业网点、体育场馆、园林绿化、物业管理、交通运输、医疗服务等。在保证高校教学、科研、师生员工生活日常需要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并加以合理开发整合，从而使后勤企业形成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良性循环状态。
3.4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分类推进我校后勤体制机制创新
3.4.1经营型的后勤产业借鉴国有企业改制，推向市场，推向社会。按照“勇于创新、稳妥推进、资产运营、彻底剥离”的原则，积极将具备改制条件的经营型后勤实体成熟一个改制一个，改成独立法人企业。
3.4.2经营服务型的，如水电暖、物业等，加强管理、提高效益，积极推进物业管理社会化改革，逐步与社会接轨。
教学区物业管理以项目承包的方式引进社会物业公司根据学校的要求进行管理。教职工住宅区物业管理服务引进社会物业公司，学校改暗补为明补，以往用在职工住宅区保洁、保安及绿化养护管理上的费用按人头直接明补给职工，职工再按社会提供的物业化保洁、保安以及绿化养护管理的服务标准缴费，解决在职工福利上存在的“住校内校外不公”、“单双职工不公”、“住大房小房不公”等不合理问题，有利于改善职工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切实提高教职工住宅区整体管理服务水平。学校教学区、住宅区的单位和个人均按社会收费标准、按实际计量缴纳水、电、暖费，水、电、暖服务逐步与社会接轨，彻底实现社会化。
3.4.3面向大学生生活服务的后勤实体，如学生公寓、食堂等，坚持公益性原则，以服务育人为前提，全面加强管理，提高服务水平。
目前的国情和教育的公益性决定了在后勤社会化的进程中，必须坚持学生住宿、饮食工作的公益性原则,使这样的实体为大学生提供的服务既是有偿的,同时又带有一定的福利性。
学生住宿保障工作是高校后勤的一项重要职能，在公寓的管理与服务过程中，实施亲情式服务，人性化管理。对学生住宿收费的同时，也采取一定的免费送电等形式。
饮食经营实行企业化的全成本核算管理，努力提高饮食经营效益，但不能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饮食工作的公益性对饮食服务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饮食服务实体在确保饮食安全的基础上，要加强内部管理，努力降低服务成本、堵塞管理漏洞，完善原材料采购的竞争机制，建立应对物价波动的长效机制，并且积极争得学校支持，从而稳定学校饭菜价格、稳定饭菜质量，赢得学生的满意。
3.4.4社会型的，如校医院、附属小学、幼儿园等，适应医疗社会化改革、九年义务教育的进程，不断推进社会化。
校医院实行经费定额包干，促进其自我发展。校医院干部职工要转变观念、强化服务意识，要加强管理、办好街道社区卫生服务站，引入竞争、降低药价、赢得市场，同时还要拓宽服务领域、提高经济效益。
抓好附小、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稳定办学规模，从而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进而稳定大学年轻教师队伍。
这种综合型的后勤管理服务模式，既能维持高校安全稳定，又能有序地引进社会上的市场竞争；既能充分地调动后勤职工改革的积极性，又能有力地缓冲后勤社会化改革带来的冲击波；既能显着地提高后勤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又能明显地降低后勤运行成本。从而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渐进过程中，稳步地推进高校后勤社会化。
3.5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促进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3.5.1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各种工作程序。使后勤各项工作有章可依、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努力形成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体制和机制，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度，做到执章必严、违章必究。3.5.2加强财务管理，完善监督机制。一是自觉接受纪委、监察、审计、财务等部门的监督，使后勤的经济活动在体制和机制上始终处于有关部门的参与监督之下；二是严格实行工程和大宗物资采购的招标管理；三是加强后勤各单位的财务监控和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制度，从严控制非生产性支出，努力降低成本费用开支；四是在认真核算各实体的管理成本和运行成本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确定相应的定额费用，逐步推行定额管理，特别是要加强对各经济实体管理费的定额监控；五是科学论证、合理使用发展基金，努力实现资金效益的最大化。
[关键词]市场经济改革措施意义方向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7-0340-01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情况回顾。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三次转变。一是由建国初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变为到1956年的单一的所有制，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由单一公有制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计划经济体制向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转变。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二）改革开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市场商品供应总量持续扩大，需求总量大幅提升，品种明显增多，质量不断提高，供应方式明显完善便利，新型产业不断涌现，实现了商品供应由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的根本性转变，实现了供应方式由单一落后向多样方便现代的重大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由点到面、逐步推进，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化不断增长的需要，建设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历史的必然。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与形成，是以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探索的智慧结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而逐渐清晰起来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突破了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创造性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科学思想，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这一划时代的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注入了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
二、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目前，我国浅层次的、容易改的改革任务基本上都已完成，各项改革进入深水区。一方面，政府职能转换势必精简机构、人员，削弱一些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也必然打破一些行业及其主管部门的垄断地位。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又要注意保护弱势群体，使大多数人受益。
（二）部门自我改革很难彻底，容易引起改革偏离正轨。目前的行政审批制改革，主要依靠政府部门自我申报、自我清理，往往出现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问题。垄断行业的改革方案和相关法规，也主要由该行业和主管部门自己制定，难以超脱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的狭隘眼界。
（三）非经济因素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越来越明显。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越来越触及民主政治、政权建设、干部制度、党的领导方式等非经济领域。如果政治体制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进程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势必导致经济领域的一些重大改革难以推开，甚至产生局部逆转。
（四）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仍然有较强的惯性。一些部门习惯于依赖行政手段对经济生活出现的问题实行禁和堵，不善于运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加以调节，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仍然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对不当干预导致的后果缺乏责任追究，公权侵害私权、行政权侵害财产权、政府漠视诚信的现象难以根绝。
三、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措施
（一）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不可否认，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政府推动、政府投资、政府立项，政府天天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其结果是政府官员整天累得够呛，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时并没有真正“调动”起来。为此，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真正从思想观念、体制机制上解决经济发展中“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
（二）抓住主要矛盾，把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作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然后转入城市，并把国企改革一直作为中心环节。这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随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问题焦点已经集中在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上。因此，如果说国企改革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那么，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将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
（三）统筹城乡体制改革，重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中国要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是关键。目前，城乡二元制的结构依然是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农村要发展，文化、医疗、教育、社保等各方面都需要与城市接轨。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在农村实行市场经济，实现土地流转、人员流动、商品与资金的流通。
（四）继续调整所有制结构，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打好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
这些年中国在调整所有制结构、明晰产权关系和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也是中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标志。但是，毋庸讳言，目前中国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还有很大余地，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战线过长、布点过多、运行质量不高的问题还未从根本上解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还未真正解决。
（五）进行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引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生变化，而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要求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一系列思想观念的转变，这也是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客观规律的要求。
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十报告中有两句话是关键，第一句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第二句是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这两句话深刻体现了在深化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上，需要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需要准确把握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所处的历史方位。
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这既是运用邓小平理论,指明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也符合世纪之交高等教育改革的时代潮流。正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科技、经济的紧密结合,推动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促使知识经济这一新型经济模式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只有教育、科技、经济的紧密结合,才能使科教兴国"战略落到实处,使我国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发展。据此,我认为,如何大力促进高等教育、科技、经济的紧密结合,既是当前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改革大讨论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也是跨世纪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根本途径。
一、邓小平教育理论揭示了教育、科技、经济的相互关系
我们当前进行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大讨论和跨世纪的高等教育改革,应以邓小平教育理论为指导。学习邓小平教育理论,首先要领会其精神实质。我体会,邓小平教育理论的核心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高度出发,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线,揭示出教育、科技、经济(含社会发展,下同)构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转化、辩证统一的发展整体。小平同志以放眼世界的气魄,把握时代精神,高屋建瓴地把教育与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直接联系起来。他不是把教育作为孤立的事物来看,而是从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战略高度来看待教育,揭示出教育、科技、经济之间的本质联系,指出它们构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转化、辩证统一的发展整体。其中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第二层,发展生产力主要靠科学与技术。针对当今世界(尤其在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科学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已超过其它生产要素贡献的总和,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第三层,发展科学技术要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小平同志的整个思路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的基础又在教育。这样就通过发展生产力这条主线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科学技术与教育从本质上联系起来。早在1977年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
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1992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讲得更清楚: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并明确指出:经济、教育、科学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就是小平同志教育理论的核心,把握了这个核心,就把握了教育发展的规律和教育改革的方向。这个理论核心决定了社会主义教育目的,也指明了我们改革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模式、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方向。邓小平同志教育理论的核心实质是从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来揭示教育的本质与功能,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新发展。马列主义、思想在教育问题上,主要研究教育是从属于谁,为谁服务的问题。在任何阶级社会,教育都有阶级性,教育作为培养本阶级的接班人,为巩固和发展本阶级的政权利益服务。但是只强调教育的阶级性是不全面的,过分地强调阶级性甚至会走向反面。十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大革文化的命,结果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地位和作用的基本观点。他指出: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
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深刻地说明,劳动力培养靠教育,科学技术发展也靠教育。人在受教育期间,是一种可能的劳动力,通过教育才能使他们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从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教育是通过劳动力再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再生产,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因而,教育具有生产性,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今天的教育,是明天的科技,后天的经济。教育这种生产性,以及它与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联系,深刻地提示了教育的本质与功能。正因为教育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生产性,即教育具有双重属性,所以必然同经济振兴、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紧密联系,互相促进,融为一体。小平同志站在历史高度,确立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根本方针。同时,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强调在现代经济和科技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是培养人的手段,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小平关于教育、科技、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新发展,是对现代教育理论的巨大贡献。
邓小平正是对教育、科技、经济互相关系和教育本质与功能的深刻认识这一理论核心出发,构建了教育理论新的大框架,形成了教育理论的完整体系。一是确立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战略重点地位;二是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战略思想;三是确立了教育应承担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战略使命;四是确立了三个面向”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方针。也正是邓小平教育、科技、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思想,为党中央制定科教兴国”宏伟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具有跨世纪意义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主席郑重宣布:要坚持实施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等基本方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
二、当今世界高教改革的潮流是促进教育、科技、经济的紧密结合
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用马克思主义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并强调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科技、经济相互关系的精辟论述,对教育本质、功能的深邃认识正是来源于对当今世界的敏锐观察与深刻剖析,是对现代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高教改革的高度概括与升华。从世界的近、现代史来看,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伴随的产业革命都会导致一场高等教育的大改革,推动高等教育一次大的飞跃。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以蒸汽机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相伴随的产业革命,引导世界高等教育出现一次大的改革。19世纪初,德国教育家洪堡倡导了大学应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思想,柏林大学首先突破经院式教学的旧人文教育模式,开创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大学教育的先河。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以电的应用为标志的科技与产业的第二次革命,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美国以及后来扩大到欧洲等地出现了以康乃尔计划”和威斯康星思想”为代表的高等教育第二次大改革,高校走出象牙塔”,逐步形成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高等教育三大功能。20世纪中叶,计算机问世后,引发了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技术革命,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空间与海洋技术等一批高新技术群体相继出现,并迅速形成新的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生产力迅猛发展。#p#分页标题#e#
现代科学技术呈现高起点、高速度、短周期、综合化、整体化态势。新兴交叉学科不断涌现,人文学科与科学技术学科互相渗透、融合。现代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强烈辐射和全面渗透,正在导致以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为特征的第三次大改革。在我国,这种融合和渗透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说: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改变着现代社会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极大地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推动着整个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科技进步贡献率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产业的经济增长率中所占比重愈来愈大,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GDP增长的70%来自科技进步,日本65%,我国25%;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为80—90%,我国为30—40%。这就使经济模式由第一次产业革命中劳动经济”(劳动力密集型经济)、第二次产业革命中资源经济”(资源密集型经济),向知识经济”(知识密集型经济)过渡。冷战的结束,多极世界的形成,经济竞争更加剧烈;而经济竞争,国家整体实力竞争,包括政治、军事上竞争,归根结底都是科学技术竞争,高素质、高水平人才竞争;高等教育成为这场竞争中的制高点,谁能抢先占领这个制高点,谁就能赢得这场竞争。在这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下,随着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世纪之交,一场新的高等教育改革正在世界各地蓬勃展开。美、德、日、俄、韩等国家的政府或高教界都纷纷出台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对策措施,都在探索如何主动参与、积极推进这场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都在探索在现代科技革命、经济竞争中高等学校新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新的发展方针。
在这场新的高等教育改革大潮中,高等学校的功能发挥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既不限于第一次改革中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也不限于第二改革中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第三次大的改革是高等教育、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紧密结合、融为一体。也正是这种教育、科技、经济的紧密结合,加速了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促进了知识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高等学校成为科技革命、经济竞争中的人才源、科技源、信息源和动力源。1997年7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高等教育会议上,中国国家教委周远清副主任提出:在21世纪,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功能的扩展,使高等学校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21世纪将是教育的世纪”。所以,可以说跨世纪的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大潮是教育、科技、经济的紧密结合,是教育、科技、经济发展的一体化。
三、跨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是大力促进教育、科技、经济的紧密结合
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给高教改革带来极好的历史机遇,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对我国高教改革提出极为重要而紧迫的要求。面向新的世纪,我国高教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应当是,以邓小平教育理论为指导,在观念、体制、模式、途径等方面,全方位、深层次地促进教育与科技、经济的紧密结合,实现教育、科技、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新体系。
第一,促进教育、科技、经济紧密结合,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大力改革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特别是改变为教育而教育”的封闭式教育观念,树立大力促进科技、经济发展,主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开放式教育观念。长期以来为教育办教育的观念禁锢着人们头脑,学校从自身的需要来考虑事业发展,单纯以考试成绩来衡量学生的质量。在新旧体制交替、新旧习惯冲突、新旧观念碰撞的背景下,必须以邓小平教育理论为指导,在人才质量观和事业发展观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转变。在人才质量观上,要从教育与科技、经济紧密结合出发,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来研究人才质量问题。应重点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自身发展的个体和群体新要求,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世界高新技术革命对未来人才培养规格质量的新要求,研究21世纪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对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的新要求,制定21世纪各类高级人才的培养标准体系和人才培养的总体改革方案。在事业发展观方面,要从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上来考虑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既不能超越社会经济需求而盲目发展教育,又不能因教育发展滞后而束缚经济的发展。在突出质量、效益前提下,处理好规模、结构、质量、效益之间的关系,真正起到教育促进经济、科技发展,主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
第二,促进教育、科技、经济紧密结合,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抓起,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高教管理新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带来科技与教育体制改革。在相继出台了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和科技体制改革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在1985年公布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科技、教育这三大体制改革决定互相呼应,联为一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济体制改革有突破性进展,促进了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近几年取得显著进展。但是,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我们一定要抓住时机,加大力度,大力推进共建、联合、调整、合并”八字方针的贯彻,力争取得新的更大的突破性进展。在高等学校改革管理体制、调整结构布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同时,还应加强高校与科研院所、工厂企业的合作办学,实行全社会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使教育、科技、经济体制改革共同上升到更高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