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缘经济理论的发展阶段
地缘经济是与地缘政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家间关系的转变而逐步形成的。学术界一致认为，最早提出地缘经济概念的是美国学者爱德华 路特瓦克，他于1990 年发表《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冲突的逻辑、贸易法则》一文，并使用了地缘经济这一概念。地缘经济实际上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新兴起的一门国际关系理论。陆大道认为，地缘经济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基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因素形成的合作、联合或竞争、对立乃至遏制等经济关系。并认为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是同一本质问题的不同表现。认为地缘经济(地缘政治)理论逐渐从二战前的独立学科发展到二战后的交叉学科，是一个多学科不断融合的过程。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地缘经济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脉络，从理论孕育到目前理论框架的基本构建，从地缘经济理论本身来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理论孕育期、理论萌芽期、理论初创期。
第一阶段是二战后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时期，学者们从自身学科角度出发，在这种实践背景下，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等角度对地缘经济现象进行理论解释，为地缘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地缘经济理论的孕育时期。从经济学视角，按照时间先后，经济学家分别从古典贸易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新贸易理论等角度解释了地缘经济合作现象;从政治学视角，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都从自身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国际、区域合作的政治动因和必要性;从地理学视角，用空间相互作用解释地缘经济合作现象，并认为对流、传导、辐射是空间相互作用的三种主要方式。
第二阶段由于国家间固有矛盾冲突的存在和经济合作的松散性质，导致多数经济合作联盟的瓦解和国际经济贸易的颓靡，此时盛行的地缘政治学成为学者们研究地缘经济的最重要手段，从而为地缘经济理论创立作了直接准备。此时的地缘政治学已经从单级论、一元论、对抗论、唯政治军事论，转变为多级论、多元论、合作论、政治军事与经济生态并重论，实际上，这一阶段已经出现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转变的苗头，经济实力成为了地缘政治的一项最重要影响因素。
第三阶段是冷战结束后的阶段。张丽君认为该阶段经济第一已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首要因素，传统的地缘政治学逐渐让位于新的地缘经济学。地缘经济成为地缘政治新的外在形式。欧美各国的学者，立足本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地缘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逐渐形成了美国学派、俄罗斯学派和意大利学派。但是这些学派的观点都没有完全脱离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更像是从新的视角解释地缘政治现象，并借助地缘政治的理论体系逐步建构起地缘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
(二)地缘经济理论的流派划分
由于地缘经济学理论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理论，因此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而实际上，在理论研究中，目前已经形成了特色各异的流派，形成了两个研究中心，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洲，欧洲中心以俄罗斯和意大利为代表。
美国学派：在三个学派中，美国学派是对自由市场最为推崇的学派，也是最为强调经济因素的学派。该学派几乎用纯的经济理论来分析地缘经济现象，认为地缘政治冲突正逐步被地缘经济利益所取代，国家和地区与跨国公司一样，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主体参与者，以收益和成本为利益衡量的标准，最大限度的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维持良好的国际经济关系。相对于地缘政治注重国家边界和位置而言，地缘经济更侧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经济利益。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或实现自身的某些经济利益，国家要尽可能地通过国际经济组织，运用经济、金融手段，对目标国进行经济影响，而不是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
意大利学派：该学派是地缘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融合发展的推崇者，认为地缘经济学的发展是以地缘政治研究为基础的，地缘经济学实际上是经济地缘政治学，政治和经济之间总是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该学派将经济现象与政治目标挂钩，通过两者的双向互动，来确定国家发展的目标和行为。例如，他们认为外国投资一方面能促进发展，但另一方面会造成贫困化，这就是典型的将地缘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表现。
俄罗斯学派：强调地理因素对地缘经济学的影响和试图构建一般化的地缘经济分析模型是俄罗斯学派的典型特点。该学派试图通过将包括气候、地理特点等影响国际地缘经济关系的因素全部纳入分析框架，来建构起能够实现国家间战略利益均衡和避免技术模式碰撞的一般化的地缘经济分析模型。
(三)地缘经济理论国内研究进展
由于现代经济理论是以西方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所以，国内对地缘经济理论的研究也是晚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其基本理论框架也是源自欧美。我国早期对地缘经济的研究主要是以加强跨国合作为目的的实证研究，主要针对的区域是东北亚和东南亚，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陈才、刘继生、王勤、施本植等，他们都是从加强跨国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研究特定区域的开放发展问题，并未特别明确地提出地缘经济的概念，也并未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地缘经济基本理论框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入实施，学者们开始觉察到欧美地缘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动向，并将其纳入中国实际，在我国特有的条件下，验证并发展了国际地缘经济理论。
1、 地缘经济理论的认识
由于地缘经济理论多学科交叉的性质，不同的学者对其理解的角度也有差别，有学者认为地缘经济是对地缘政治理论的延伸，是一种后地缘政治学，虽然地缘经济理论将竞争形势从军事、外交转变为了经济、贸易，但在精神实质上，它只是继承了权力政治理论，并从经济角度进行了补充;也有学者将地缘经济理论狭义的看作是国家战略目标实施的一种手段，是从地缘经济角度应对挑战和威胁，维护国家利益的构想;更多的学者则是将地缘经济理论看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如何高效地匹配、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和市场，以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和本国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一种经济理论。一般情况下，我们对地缘经济理论的理解更倾向与最后一种解释，虽然不否认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历史继承性，并且是为地缘政治服务，但是，我们更加倾向于将地缘经济理论归结为一种经济理论，因为过于复杂的理论关系会造成理论体系难于构建的后果。
2、 地缘经济系统理论
陈才认为地缘经济系统也叫地缘经济区，一般是指地区位置邻近或地体毗邻的国家或地区所采取的资源互补、经济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地域组织形式。黎鹏总结了地缘经济系统(区)普遍存在的主要特征，认为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能够加快世界空间经济系统的融合，能够为参与国或地区提供更多的外部发展空间和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能够为所在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和国际合力，提出了构建生产型地缘经济系统的操作思路。李红等通过贸易网络分析，解释了地缘经济系统中贸易伙伴国或地区在各自网络中邻近关系的变化规律，提出了促进贸易合作的具体途径和方法。
3、 地缘经济战略理论
所谓地缘经济战略是指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从地缘经济空间的角度，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和资源，应对核心挑战与威胁，维护国家利益的总体构想。根据地缘经济空间的范围，地缘经济战略可以分为国际区域战略、国家战略和地区战略。段进军、陆大道从国际层面，分析了世界主要大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战略，认为要制衡美日，必须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地缘经济合作，并要不断促进东亚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王志民从国家层面，分析了中国地缘经济发展的态势，认为不断增强的国力为我国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地缘经济空间，有利于中国在不打破现有国际秩序的前提下，成为世界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但是仍然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吴垠、唐剑从地区层面，分析了我国在南海的地缘经济战略，认为中国南海地缘经济战略是中国国家战略体系中的一环，其主要功能在于使用一切国家资源，通过分配任务和协调行动来妥善解决这一领域中的经济、政治、外交等问题，有时为了服从国家总体战略的需要还必须做出必要的让步并制定放眼长远而又务求实际的战略政策。
二、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背景
(一)全球地缘经济格局演化态势与走向
地缘经济格局(有的学者也称之为地缘经济板块)是指在一定宏观区域范围内的国家或地区组成特定的区域经济集团，集团内部进行着密切的经济联合，尤其是社会再生产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共同调节，以维护集团内部成员的共同利益与发展。二战前，世界经济格局以英国为中心，西欧各国围绕英国形成了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带。但是随着二战的爆发，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各国受到战争的影响程度不同，战后欧美各国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再加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和崛起，伴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世界经济格局也开始发生剧烈的动荡。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二战结束至苏联解体
二战结束后，由于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世界地缘经济格局一直以两大经济体系为主，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政治上，两大经济体系分属不同的阵营，局部还存在着军事冲突和斗争，这使得两大阵营之间在经济上来往甚少，而两大经济体系内部经贸往来则较为频繁。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随着日、德经济的快速恢复，在两大经济体系的框架下，又形成了四个地缘经济集团，即以英、德、法、意为主的欧共体经济集团，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经济集团，以日本为主的亚太经济集团，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欧经济集团。四大经济集团的目标都是保护本集团内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经济一体化的方法和手段，扩张本集团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但是由于这一阶段的经济共同体多少都带有政治遗留的问题，所以都是一种较为松散的经济合作组织。
2、 苏联解体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二战后，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美、苏两霸的世界经济格局，随着苏联解体、华约组织解散、东欧剧变、西欧尤其是德国经济的复兴、日本经济的崛起，已完全崩溃。从而世界范围内的地缘经济格局从四大经济集团减少为三大，即：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亚经济圈。有学者认为，随着日本和欧共体经济规模的不断壮大，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急剧削弱以至丧失。但是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单纯从国家层面考虑经济实力，已经不能满足冷战后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经济竞争的需要。邓瑞林就认为美国经济不是衰落，而是相对的削弱，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世界地缘经济格局形成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北美、欧洲和亚太成为世界上三大地缘经济区。史敏认为世界经济体系也将逐步形成由美、日、欧三驾马车主导的格局。
3、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至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1997 至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影响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一次大型危机。虽然危机发生在亚洲，但是除了对亚洲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影响较大以外，对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危机之后，日本在东亚乃至世界中的相对地位下降，美国不但没有受到危机的冲击，甚至因危机受益，其经济霸权地位有所上升，危机还进一步促进了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了东盟与区外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东盟成员国与区外国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中国受危机的影响不大，其在亚洲的经济地位逐渐与日本平起平坐。可见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影响主要是东亚内部，北美、西欧、东亚三足鼎立的地缘经济格局发生微调，北美经济实力略增而东亚实力略减。东亚经济体内部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由原来的日本一支独大，逐渐转变为中、日、东盟协调发展。
4、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现在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点是美国金融界，但是由于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和美元的强势地位，这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是世界性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金融危机对世界地缘经济格局产生的影响研究也越来越丰富，对影响的机理和途径的分析也越来越具体。金芳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国际金融格局、国际贸易格局、国际投资格局、国际生产格局、国际经济协调格局等6 个方面探讨了次贷危机对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影响。陈继勇等则在金芳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规模、世界经济治理格局两个维度来分析危机后国际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化。胡艺等则将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作为新的变量加入分析框架，认为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动不再是发达国家之间内部力量的再分配，而是新兴发展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角力。
总结以上学者对危机过后世界地缘经济格局新变化的认识，可归结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世界地缘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世界贸易、金融、投资等都从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影响力开始被新兴经济体所稀释;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世界经济管理格局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诚然，新兴经济体国家成为这次危机的胜利者，中国在2010 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巴西、俄罗斯等过经济发展势头迅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世界地缘经济格局向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区域性经济组织的不断涌现，正逐渐打破已有的世界地缘经济格局，使得世界经济逐渐扁平化。但是由于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实力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尚有距离，且共同面临发展模式转换的问题，因此现有西方主导的传统世界地缘经济格局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二)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走势
1、 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发展历程
1967 年东盟成立，但是在冷战阴影的影响下，东盟国家内部在推动区域合作方面并未有实质性行为，之后，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东盟主要国家增强了对美国的依赖性，与中国只是保持低水平的民间或者半官方的贸易往来，贸易量占总贸易额的比重极小。20 世纪70 年代，随着中美关系步入正常化，依附于美国的主要东盟国家也纷纷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与中国的政治和经贸往来，相应的中国也调整了自己的地缘经济战略，肯定东盟的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中的积极作用，迈出了改善与东盟关系的步伐。但是该阶段双方的经贸往来依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个别东盟国家对中国仍然实行贸易禁运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事例。随后中国与东盟某国的军事对抗，曾一度导致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贸易往来陷入冰点。自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合作领域从经贸往来，扩展到政治、教育、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贸易量也不断扩大。1996 年第29 届东盟常设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将中国由东盟磋商伙伴国升格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
在随后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力所能及地为东盟国家提供经济支持，避免东盟部分国家被金融危机摧垮，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关系。2004 年开始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黄金10 年，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动下，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进入全新的时期。经过10 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2、 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强度
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向，地缘经济关系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竞争性关系和互补性关系。程永林、邱丹阳按照地缘经济依存度和互补性，将我国的国际开放格局划分为三大圈层。第一圈层：与中国互补性最强，地缘、人文优势条件最佳。范围大体包括大中华经济圈、中国与西欧北美经济圈、中国与东北亚经济圈;第二圈层：与中国互补性次强，地缘、人文优势良好。范围大体包括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圈、中国与中亚经济圈、中国与西亚经济圈;第三圈层由于与中国的地缘联系较弱，基本上处于我国对外开放的边缘层。东盟国家作为第二圈层的核心地区，是中国对外开发地缘经济空间的重要区域。苏东辉等运用多元统计方法，更加精确的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内部各个国家的地缘经济关联强度。认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资本利用率和利用数量上互补性较强，与泰国在资源转换效率上互补性较强，与越南在资本转换效率和劳动效率上互补性较强，与柬埔寨和缅甸在资源与产品外向流动上互补性较强，与新加坡在劳动效率上互补性较强。
3、 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发展趋势
2013 年9 月，李克强总理在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提出了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倡议，这被视为是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发展的未来趋势。升级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主要着重提升双方的贸易质量，提升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扩大双向投资的发展，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互联互通、金融服务以及海上合作等。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建设从目前来看，主要面临几大考验，一是，美国重返亚太就是冲着削弱中国在东盟地区的影响而来;二是，南海部分岛屿主权争端矛盾上升，个别东盟国家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在中国还没有强大起来之前，尽快解决争端问题，三是，东盟优先建设东盟共同体，分散了对升级版的关注;四是，个别国家担心进一步开放会给本国产业带来冲击。针对这几大考验，学者们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梁颖提出一方面要扩充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的内容和范围，另一方面要加强陆路、海路基础设施、金融、产业等方面的合作。邓应文则认为加强中国东盟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和青少年互信是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必备条件。高歌则以广西边境自由贸易区为例，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探讨了自贸区升级版的路径选择。
三、已有研究未及问题与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理论研究方向选择
(一)已有地缘经济理论研究未及问题
国内外对地缘经济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按照今后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趋势，以及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实践的需要，已有相关研究存在许多未及或未深入研究之处：
一是已有相关研究没有系统地结合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新趋势与时代特征系统的研究地缘经济理论发展前沿与进一步综合创新的理论空间与应用空间探索。
二是已有相关研究没有系统地考察与分析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与驱动因子，没有系统分析影响因素与驱动因子在地缘经济演化进程中的影响机理、影响方向与路径、驱动力大小与驱动传导机制;构建影响因素、驱动因子与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逻辑与路径网络关系，揭示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影响因素、驱动因子体系对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影响动因与驱动方向、影响特征与影响机理、影响路径与影响趋势。
三是没有系统地结合全面开放发展的宏观背景与综合国际地缘经济环境，以及开放发展对开放经济战略的构建与实践需要，结合新形势系统研究地缘经济格局演化与地缘经济理论创新，系统开展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影响开放经济战略要素分析、揭示开放经济战略的地缘经济战略环境要素构成、更替组合规律以及与开放经济战略的互动关联路径，揭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动态机理与因果路径，揭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特征、规律与趋势对开放经济战略的影响动因、影响机理与互动关联模式，以及地缘经济格局下开放经济战略构建实施的实践方法等。
四是没有从国际视角与国家开放发展战略高度研究一带一路建设对地缘经济关系及地缘经济博弈演化的契合与对接问题，没有系统分析揭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良性互动的主要结合点;没有深入研究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的要素及其指标层次与指标体系;没有深入研究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中国东盟一带一路建设的关联支点与耦合机制，以及避免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不利因素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影响的机制;没有系统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与深化中国东盟合作要求及其与地缘经济关系的关联耦合与相互促进等问题。
五是没有系统研究在国际地缘经济格局下，东南亚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我国新型周边经济外交战略的定位与调整，以及研究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格局下面向东盟开放发展战略定位与优化布局等重大问题。
六是没有系统研究国际地缘经济格局下中国东盟跨境产业网络分工与我国产业开放战略的构建与实施管控，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与东南亚地缘经济新格局，研究跨境产业网络分工演进的关联与互动，高端价值链的产业开放战略构建与实施管控等问题。
七是没有系统研究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流空间面向东盟的互联互通的关联互动特征与规律、相互关联运动方向与趋势，互联互通中的信息技术战略地位与作用途径，互联互通建设的空间博弈竞争合作与战略布局，新阶段面向东盟互联互通建设升级的方向、内涵、要求与策略等问题。
八是没有基于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博弈背景，系统研究地缘性国际金融合作理论与金融市场一体化关系理论，中国和东盟全面深化合作中金融市场一体化需求，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和区域化关联程度的综合测评与存在的问题，中国和东盟金融市场一体化战略构建和实施的政策支持等问题。
九是没有系统研究在国际地缘经济格局及其演化博弈条件下，地缘经济关系与多边博弈关系及其与信任关系消长理论问题，地缘经济关系多边博弈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信任关系及其风险特征问题，地缘经济关系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信任关系风险分析与测评问题，中国与东盟国家企业信任、政府信任与制度信任机制建设战略的建构问题，面向东盟开放的经济合作中信任危机的处理机制等。可见，已有研究成果并没有系统研究和解决上述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方法论问题，需要对今后的地缘经济理论研究做出思考。
(二)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理论研究方向思考
1、 国际地缘经济演化驱动理论问题
基于地缘经济理论时空规律支配的前沿研究与创新方向，揭示新阶段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特征、规律、趋势并思考、探索国际地缘经济演化驱动理论模型的理论研究，以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拓展地缘经济理论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基于地缘经济理论核心内涵与核心思想，科学全面搜罗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与驱动因子，系统分析其在地缘经济演化进程中的影响机理、影响方向与路径、驱动力大小与驱动传导机制，从而建立影响因素、驱动因子与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逻辑与路径网络关系，揭示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影响因素、驱动因子体系对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影响动因与驱动方向、影响特征与影响机理、影响路径与影响趋势，由此建立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演化驱动理论模型系统阐释国际地缘经济演化驱动理论模型的理论内涵，模型分析与应用的国际经济与政治关联规律，影响因素及驱动因子分类与组合模式(类型)，影响因素及驱动因子对国际地缘经济演化的关联互动机理与关联互动调控路径等，形成特定内容构成的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新学说理论内涵，极大地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拓展地缘经济理论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
2、 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开放经济战略关联互动理论问题
基于地缘经济理论应用前沿与地缘经济理论应用创新研究，探索创立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开放经济战略关联互动理论模型的内在理论规律与关系，以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地缘战略管理理论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基于地缘经济理论基础与地缘经济理论应用的核心思想内涵，结合人文(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与战略管理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思维与方法，结合新阶段新形势背景下地缘经济理论应用方向与地缘经济理论应用创新，结合地缘经济格局演化与开放经济战略要素关联分析，来梳理开放经济战略的地缘经济战略环境要素构成、更替组合规律以及与开放经济战略的互动关联路径，揭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与开放经济战略要素关联互动的关联方式与方向、关联强度、关联动态机理与关联因果路径等，揭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特征、规律与趋势对开放经济战略的影响动因、影响强度、影响机理与互动关联模式等，由此构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开放经济战略关联互动理论模型。并系统阐释该理论模型的理论内涵，开放经济战略的地缘经济战略环境要素指标识别与选择，地缘经济格局演化与开放经济战略的关联互动机理与关联互动调控路径等。由此极大地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战略管理理论，拓展它们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
3、 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理论问题
基于地缘经济理论与规律，结合博弈理论思想与现实，探讨国际( 特别是中国东盟区域) 地缘经济演化博弈格局及动态趋势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的契合点与链接平台，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理论模型，以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博弈理论、点轴(交通经济带)理论及相应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拓展它们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通过深入分析地缘经济理论与博弈理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交合区间，以取得地缘经济博弈演化叠合形成的特点与规律;在此基础上，在国际地缘经济发展特殊时期的新阶段，在共赢性目标、共同性需求与平等合作基础上，系统分析中国东盟一带一路建设与地缘经济博弈演化关联耦合的最优目标，从时间和空间视角建立一套国际层面的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地缘环境指标，分析揭示其中地缘经济博弈演化具体指标的构成、动态组合与动态影响，研究一带一路与地缘经济良性互动的主要结合点，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指标层次与指标体系;研究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中国东盟一带一路建设的关联支点与耦合机制，建立避免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不利因素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影响的机制。
由此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理论模型，阐释该理论模型的理论内涵、一般化理论分析框架与理论分析思路，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联耦合机理与关联互动路径，契合点链接方法与协调机制等。由此极大地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博弈理论与点轴开发理论或交通经济带理论等，拓展它们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
4、 多维度的地缘经济与分领域开放经济战略建设实施的理论与方法论思路问题
基于地缘经济理论及地缘经济演化影响因素、特征与规律，将主要领域(或维度)开放经济战略的研究制定与实施调控，与新阶段地缘经济博弈演化紧密结合起来，研究构建多维度的地缘经济分领域开放经济战略建设实施的理论框架与理论思路。在国际地缘经济格局博弈演化的新阶段，我国基于地缘经济格局面向东盟开放经济战略主要包括跨境产业网络分工与面向东盟产业开放战略、面向东盟的互联互通升级战略、面向东盟金融市场一体化战略、面向东盟互信机制建设战略等。而研究构建有如地缘经济格局演化跨境产业网络生成高端价值权力产业战略理论框架与理论模型，地缘经济演化流空间跨境互联互通战略升级理论分析框架与理论思路，地缘经济博弈演化金融市场一体化战略理论分析框架与理论思路，地缘经济多边博弈互信机制建设战略理论框架与信任关系风险管控理论思路等，以丰富与发展全球价值链与价值网理论、产业网络理论与产业分工理论、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国际金融理论、金融市场一体化理论、流空间理论、国际贸易便利化理论、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关系理论、多边协调机制理论与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等，拓展它们的理论探讨空间与学术研究空间。
关键词：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政府政策；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
世界经济波浪式的涨落或起伏式的运动，可以表现为周期性与非周期性两种类型。在这其中，更为特殊的，也是目前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还较少的一种形式――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反映的是突发事件对一国（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各种外生因素的作用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对经济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需要政府对其做出相应的反应。但波动本身的复杂性要求对危机做出正确的阶段性划分，以此为基础，政府反应所应采取的政策在各个阶段需要有不同的侧重点。
一、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界定
世界经济随时会受到各种外生冲击的干扰和影响，这些冲击包括能源危机、战争、自然灾害、流行性或传染性疾病、金融危机的爆发、重大技术性事故，以及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对这些因素进行概括，我们给出对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一个统一概念：由于各种偶然的、无规律性的突发危机事件的存在，将导致既有经济波动轨迹发生结构性突变，我们把经济波动的结构性突变称为经济非周期波动。这一界定表明，由于这类突发危机事件的发生，可能对一国（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经济运行偏离正常运行轨道，引起经济数据出现明显的跳空和断裂。
二、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特点
分析不同于引致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各种因素，突发危机事件由于其特殊性，使得其所引起的经济非周期性波动也具有一些新特点：
1、波动的出现呈现无规律性。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最明显的特点即是波动的出现呈现无规律性，集中体现了“非周期性”的特点。危机是“发生中断的一个时期，它是模式化线性过程的一个明显的断点”。导致出现各类突发危机事件的因素通常较为隐蔽，事发突然，信息途径非正常堵塞，往往给一国的危机预测技术与手段提出新的难题，使得其所造成的经济波动难以预测。
2、波动的出现具有不可避免性。不可测因素使得非周期性波动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Arjen Boin对此做了两方面的分析：一是经过深入的经验研究发现，诸如事故、环境公害等等本身是“正常”的，因此危机实际上是大量存在的这些各种因素巧合地混合在一起，从而产生的正常结果；二是从公共行政的角度，出于各种原因，对于安全方面的投资总是不足，而危机只是在既定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转过程遭到扰乱的情况下才会爆发。因此，波动总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在经济正常运转的背景下。
3、波动产生巨大的破坏性。非周期性波动产生的极强的破坏性是历次危机所具有的共同特点。这种破坏是两个层次的：一是实际面。突发性危机事件所带来的后果是对人身、财产、社会经济甚至政治等各个方面造成损害，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是危机给一个社会带来的最明显的破坏；二是挑战人们的心理极限。危机的突发性造成社会实际面上的严重破坏，加深了社会公众对危机的恐惧心理，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导致其对于事件相关的各个方面过度紧张和谨慎。此外，实际与心理两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极易形成恶性循环，加重波动的破坏性。
4、波动的后续影响难以测度。通常情况下，非周期性波动不同于周期性波动，更为明显的一个特征是波动之间往往可能存在极强的关联性，使得一个波动出现后会产生难以测度的后续波动。如政治动乱、军事冲突的发生，可能引发股市大崩盘后造成财富效应的消失，社会财富的强制性再分配，社会经济处于萧条状态，失业率飙升，从而导致社会秩序出现混乱；又如生态危机的发生，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可能对公共卫生领域产生连锁影响，引发诸如疫病流行等严重后果。地震、洪涝、海啸等自然灾害突发后，往往造成次生传染病的流行，导致多人患病和死亡，加重受灾程度。
三、政府应对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机制分析
危机潜伏期与政府反应这是处于时间序列最前面的阶段，危机因子隐匿，存在于潜在的领域而没有显示性的症状，为危机的形成埋下了隐患，如传染体的形成、潜藏矛盾的政治格局的建立。这个阶段之所以存在，来自于波动的不可避免性这一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危机潜伏期与危机消除期首尾相连，表明即使处于危机消除期，也无法排除为下一次突发事件种下危机因子的可能性。危机潜伏期是未来可能爆发危机的源头，因此在这一时期就应该主动做好预防工作，建立有效的防范系统。通常情况下，本阶段需要从组织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危机管理应急预案系统构建、危机预警体系建立四个方面着手，并在实践中配合必要的危机管理预演和实战演习，增强政府与民众的危机防范意识。在这其中，预警系统的建立、预警指标的选取、警戒线的划定、对策库的形成、专家系统的建立等，对于危机的防范与事前管理十分关键。此外，本阶段通过对历次出现的波动（包括最近和更远发生过的危机）的深入研究，回顾和审视所采取的各种管理措施，充实危机管理对策库的内容，应用于增强公共部门对危机预测的及时性与准确性，促进危机预防与管理的技术水平的发展，提高对潜伏阶段危机因子的诊断能力。
1郑州市工业化发展阶段研判
目前国内外经济学领域，广泛采用钱纳里-库兹涅兹“标准结构”量化测度地区的经济和工业化发展阶段。钱纳里-库兹涅兹“标准结构”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实现和后工业化三个阶段，其中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判断依据包括人均收入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如表1所示。2015年，郑州市人均GDP达到10724美元（2005年美元价）；三次产业比重为2、1∶49、6∶48、4；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为19、6%；城镇化率为69、7%。依据钱纳里-库兹涅兹“标准结构”研判，郑州市当前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尚未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同时，全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河南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如表2所示。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看，英国、美国完成工业化的时间分别花了200年、135年，日本、韩国仅分别花了65年、33年，日本、韩国完成工业化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时间分别为1973年、1995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明显快于发达国家发展历程，综合考虑技术进步等后发优势，预计中国将以较短的时间完成工业化，郑州也将在未来5～10年内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2郑州市电力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当前，郑州市经济发展呈现两大特征。一是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十二五”期间，郑州市三次产业结构由2010年的3∶54∶43调整为2015年的2∶50∶48，第三产业占比持续上升，且对郑州GDP的贡献率由2005年的38、2%上升为2015年的45、4%。二是工业结构转型升级速度加快。规模以上工业中传统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由2010年的51、4%下降为2015年的40、2%，而四大战略性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由2010年的36、2%上升为2015年的49、4%，成为郑州工业发展中的主要动力和新的增长点，如表3所示。电力发展方面，郑州用电结构也呈现调整态势。“十二五”期间受国内整体经济放缓和产业结构升级影响，郑州工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经营形势严峻，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速仅为4、1%，较“十一五”年均10、3%的增速下降明显。三次产业和居民用电结构由2010年的2∶72∶14∶12调整为2015年的2∶64∶19∶15，二产用电量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比重逐步下降，居民和三产用电快速增长。同时郑州市度电产值稳步提升，由2010年的9、8元/kWh提高至2015年的14、6元/kWh，领先于全省整体水平，这也表明郑州产业结构更好、工业效率水平更高。郑州电力与经济发展强相关，用电量变动更敏感、更先行。2001—2015年郑州GDP和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2、9%和10、0%，两者的变动趋势、波动节奏总体一致。郑州电力与经济发展呈现阶段性特征。“十五”期间为上升期，用电量增速大于经济增速，电力弹性系数大于1；“十一五”期间为波动期，电力弹性系数接近1，电量增速波动幅度较经济更明显；“十二五”期间至今为回落期，电力与经济增速同步回落，用电量增速回落幅度更大，电力弹性系数小于1，如图1所示。2010年以来，郑州市GDP基本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但电力消费增速明显下滑，电力与经济发展呈现出背离的态势。经分析，高耗能行业不景气是导致两种背离的主要原因。郑州市六大高耗能行业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始终高于50%，产值仅占郑州市GDP的24%左右。由于其度电产值明显低于全行业平均水平，高耗能行业发展形势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速的影响幅度明显高于对GDP的影响。“十二五”以来，剔除高耗能行业后的郑州市GDP和用电量增速均呈波动下行趋势，且二者变动趋势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经模型分析，二者增速相关系数达到0、9。剔除高耗能行业影响后，郑州GDP和用电量增速高度相关，背离现象基本消除，如图2所示。
3结语
【关键词】社会形态理论；卡夫丁峡谷；中国社会发展模式
由于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不同运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在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体现出不同的结果，“五形态论”混淆了跨越“卡夫定峡谷”后我国社会特征与直接“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两者的特征，因此出现了“”、“化运动”、“”为代表的社会危机。“三形态说”则阐明了两种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正确提出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道路，提出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马克思两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具体内容
马克思主义在阐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候，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有两种观点，即“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论”。
“三形态说”中认为，社会的发展会经历三种形态，分别为依赖关系型社会、独立型社会与自由个性型社会，其中依赖关系型社会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独立型社会以“商品经济”为基础，自由个性型社会以“产品经济”为基础。
在“五形态论”中，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人类社会历史中存在五中基本生产关系类型，分别为：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封建私有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
对马克思主义这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理论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被普遍认为是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能否正确认识不同社会形态理论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社会本质特征的诠释，并分清其与直接“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成为我国社会发展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
建国60余年来，之所以在前三十年会出现化运动、运动与等社会危机，主要根源在于“五形态论”没有正确区分中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本质特征与直接“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而在后三十年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道路，及时纠正曾走过的弯路，在中国发展模式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二、两种“社会形态”理论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社会本质特征的不同解释
1、两种“社会形态”的发展现状
对于“五形态论”中提到的五中生产关系的变化，马克思并没有认为其发展规律是依次更替的，我国理论学术界常说的“五种形态依次更替”主要受到斯大林与本人思想的误导，这种单线发展的模式，长期以来统治着我国的理论界。例如，郭沫若出版的《奴隶制时代》一书中就明确强调，“五形态论”是永远无法颠扑的真理，当今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也坚持着这种观点。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五形态论”提出了质疑。例如曹大为在《中国大通史》的编写过程中提出：不再应用原有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变的模式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并赞同马克思的“三形态说”，即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应以生产力的发展方式，也就是社会经济形态为标准，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分为三种不同形态：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依赖关系型社会，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独立关系型社会与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自由个性型社会，这三种经济形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依次更替，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
2、两种理论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不同理解
“五形态论”学者认为“不通过”即为“跨越”，因此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具有完全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特点，不经过商品经济阶段，从自然经济社会直接转变为产品经济社会。
“三形态说”则将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本质理解成“积极吸取与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研究成果”，从而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因社会矛盾而产生的阵痛”。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同时又不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直接“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此外，由于此类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低于直接“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因此必须根据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走具有国家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实践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直接“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尤其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差异，尚处于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阶段，并没有达到产品经济的形态。因此，如何正确对待直接“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与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对我国的发展模式产生重大的影响。
三、计划经济模式
通常认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危机时期为1958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时间，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停滞，政治局面也十分混乱。其根源在于没有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将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和直接“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二者的社会与经济特点进行准确区分，生搬硬套固定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同志将建国初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直接“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等同起来，认为这种矛盾不会发生激化的可能，并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认为我国社会成员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必须加以足够的重视。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产生严重的社会危机。
第二，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试图通过生产力的超正常发展与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水平快速提升到与直接“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水平相一致，运动与化运动正事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
第三，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将按劳分配制度、工资制度、商品的货币交换制度与资产阶级产生的经济基础联系起来，同时把社会主义体制下存在的非公有制的生产方式与资产阶级的产生方式相互联系。因此在期间，我国领导人多次表示：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度、商品的货币交换与旧社会没有什么差别，必须在共产党内消除一切资产阶级可能产生的条件，反对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阶级斗争上升成为纲领，用来保证社会主义的建设。
由于建国初期，我国领导人没有正确区分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直接“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二者的关系，错误的使用极端公有制的作法来消灭资产阶级。一方面，不切实际的提高生产力发展速度，通过大炼钢铁等方式，达到生产力数字性的上涨；另一方面，通过实行化运动，改变生产关系，不断提高国家公有化的程度，试图通过这种手段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些做法不仅导致国家将计划经济体制、公有制形式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标准，同时使极左的思想盛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这无疑是不正确的。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由于建国初期国家领导人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最终导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针对这种情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重新进行思考，并提出新型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根据“三形态说”的相关理论，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状况（下转第245页）（上接第243页）看，我国处于由自然经济转为商品经济的时期，远远没有达到产品经济的阶段。因此，想要实现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转变的过程中，一切有益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文明成果都可以用来发展社会主义，例如市场调节、价值规律、资本与股份制等与资本主义制度密不可分的因素。
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在正确的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与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准确的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提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
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经历着“解决居民温饱问题阶段”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不断前进的过程。在这个前进的过程中，只有充分利用一切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改变我国由于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不完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现状，最终进入到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自由个性型社会。
五、总结
由于“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论”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不同诠释，中国社会主义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五形态论”没有明确区分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直接“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二者的关系，导致我国前30年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危机；而“三形态说”则澄清了二者的关系，并正确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特征，使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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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全球化；霸权资本
〔中图分类号〕F03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4）01-0042-03
尽管有学者对金融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三种形态而非三个循序渐进的发展阶段，〔1〕但是大部分学者还是以各种相近的称谓认可了金融资本主义〔2〕的定义，包括国际垄断资本主义〔3〕、金融垄断资本主义〔4〕、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5〕、金融帝国主义〔6〕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金融资本主宰的历史发展阶段。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资本全球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美元霸权是金融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主要支柱，由此决定了金融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一、金融资本主义的历史方位
法国经济学家让・克罗特德罗奈提出“金融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定义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方位，认为“金融资本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后力量和手段，是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广泛地‘再植入’的操作工具，这是资本主义的变动不居的本质。因为‘金融资本主导并决定资本主义的平行经济运动。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必然导向资本的金融化。’”〔7〕虽然与上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帝国主义提法略有不同，但与上述提法一样都准确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特点鲜明的国际金融垄断的新阶段。
学者尹斌认为当前世界体系的“本质可以概括为金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资本本性是榨取利润，资本先从做贸易开始，是商业资本主义，后来为了更多更稳定地赚取利润，资本控制生产领域，成为产业资本主义，后来发现生产领域利润越来越低，又走向金融投机，成为金融资本主义。”〔8〕
20世纪70年代被普遍认为是金融资本主义得以确立的时间，主要表现为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资本迅猛发展，金融资本演变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不仅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而日益膨胀，金融资本内部的金融业资本也相对于产业资本而日益膨胀，金融垄断资本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全球走向国际化。
二、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第一，经济金融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首要特征。所谓经济金融化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地涌现，从商品生产派生出来的资金融通反过来主宰了商品生产，金融资本由此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宰者。”〔9〕北京大学李淑珍对此做出进一步阐释，“工业资本主义（或曰实体经济）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其主要标志就是金融资本脱离了实体经济，使经济的发展陷入结构性的矛盾之中。金融资本原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主要目的是给实体经济融资，而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同实体经济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实体经济越来越依赖于金融资本，但金融资本却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运作，它不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更多的为自身‘融资’，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10〕这种被斯威齐称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正是支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第二，金融资本全球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另一重要特征。“金融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占据统治地位后，必然要求对外扩张，推行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以便将其垄断势力扩展到世界范围。”〔11〕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金融资本与全球化的结合使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润追逐，并形成超越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最终实现对全球经济的霸权统治。“金融资本全球化主要由金融资本或金融资本统治集团尤其是具有强大实力和明显优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或者金融资本统治集团发起并主导的全球化，是高级垄断资本即金融资本的全球化。金融资本具有规模大、强势、独占和霸权的特点，因此，金融资本全球化是一种规模巨大资本的全球化、强势资本的全球化、独占资本的全球化和霸权资本的全球化。”〔12〕
第三，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20世纪 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制。新自由主义体制推崇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主张放松或者解除金融监管并大力推进金融创新，为金融资本拓展了广阔的获利渠道。新自由主义体制从根本上讲是符合金融资本利益的资本积累方式，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行是金融资本“洗劫各国财富，构筑财富殖民地的基础。”〔13〕
第四，美元霸权是金融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主要支柱。1973 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世界货币体系就废除了金本位制，由美元来充当国际流通和结算货币。美元成为世界货币。这就意味着美国能够不生产，仅仅依靠印刷自身几乎无价值的美元纸币，就能一本万利地套购世界其他地区的具有真实价值的商品，服务和资源，这是美元霸权的基础，因而也是垄断了纸币发行权的美金融寡头集团洗劫世界财富的基础。“美国通过其强大的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力量，让信奉货币主义的各国央行不断地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对外战争以及美国公司收购外国经济制高点的行为融资。这是一种由美国政府长期高度介入，以剥削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为核心的金融帝国主义。”〔14〕
三、金融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金融资本是金融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宰者，金融资本的统治必然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首先，金融资本的增值方式内在地决定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从抽象的特征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是一致的，均统一于资本‘增值性’这一根本特征。两者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最本质差异在于，产业资本通过M-C-M ′方式实现增值，而金融资本的投入与产出都是货币，其增值形式是M-M ′。”〔15〕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金融化和虚拟化导致的结果是实体经济严重削弱，产品生产不足以支撑国家经济的运行，于是不断地发行国债为财政赤字融资，形成了债台高筑、入不敷出的局面。虚拟资本由于其虚拟性、投机性和不稳定性，必定会带来信用泡沫、资本泡沫、投资泡沫及负债泡沫。一旦经济体系当中有泡沫破裂，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会随之发生。
其次，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形式，债务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形态。20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基本都是工业主导型，发生的金融危机多是共生金融危机，其原动力来自于工业领域。金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16〕，金融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形式。〔17〕所谓债务危机是指国家的信用或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而导致的系统性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了避免金融上层建筑的崩溃，各国政府被迫投放大量的资金来挽救脆弱的金融体系，政府负债和重新制造金融泡沫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金融危机，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手段，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大幅度上升，引发债务危机。债务危机作为一种危机形态主要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但是，“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以来，欧元区的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先后遭受信用危机，受影响国家GDP占欧元区GDP的37%左右。这表明，债务危机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主要危机形态。”〔18〕
第三，金融资本操纵并制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并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却能够集中货币的社会权力。以‘金融强权国家’为后盾的金融寡头统治集团，通过金融形态的资本流动，使世界上其他民族与国家陷入越来越深的归属与依附的境地。”〔19〕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首先以其雄厚资本，通过借贷或者投资等手段推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用投资取得当地发展的红利。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依附性经济。”〔20〕当发展中国家的财富积累达到预设目标后，国际垄断资本通过改变经济环境，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下滑陷入危机，然后以牟取暴利为目的抄底买进价格暴跌的各种资产，或者以控制经济命脉为目标，借机入主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或者企业，获取暴利。〔21〕
在金融资本主义构建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网络和“中心―”的世界经济结构中，“美国居于最核心，欧洲和日本处于次核心，它们都是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而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则处于最。正是这一‘中心―’的世界经济结构使得美国可以通过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并借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推行新自由主义，强制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以此构建金融贸易自由化并确保其套利套汇收益的平台，大肆掠食，攫取发展中国家财富，由此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动荡不安和国家债务的危机。发生在阿根廷、墨西哥、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一世界经济结构，通过金融资本的信贷杠杆掠夺财富，并以此转嫁其内部危机的结果。”〔22〕可见，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繁荣、危机和衰退已成为金融资本可以操纵和控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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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危机；危机深化；对策；表现形式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管理学家——伊查克·爱迪思认为：企业的成长与老化同生物体相似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即，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死亡期——不同的时期遭遇不同的危机。但是，与生物体成长规律不同之处在于，从孕育到死亡并非企业发展的必经历程。也就是说，企业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完全取决于企业管理的灵活性及其危机管理的可控性。
一、企业危机的表现形式及特征
1、企业危机的表现形式。目前，我国企业危机深化过程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表现：（1）产品危机，产品性能与市场需求脱节造成企业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2）价格危机。内外部环境掣肘产品定位，引起产品销售困难，市场占有率急剧下降；（3）资产危机。如，意外事故、人为失职等主客观因素导致企业资产的不必要损耗；（4）财务危机。如，资不抵债、经营亏损、资金周转受阻等对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5）技术危机。如，技术决策失衡、创新能力不足、进步缓慢甚至停滞都会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状态；（6）人才危机。行政管理与技术研发骨干大规模流失促使企业管理断层、技术断档，导致企业正常的生产运营管理难以为继；（7）信息危机。兵法云：“兵马未到，粮草先行”。而在瞬息万变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就是企业成长的“粮草”，其及时与否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制胜法宝；（8）信誉危机。“人无信不立”，企业亦是如此。信誉降低，失去公众、顾客的信任与支持，必然使企业处于“墙倒众人推”的不利局面；（9）绿色危机。“绿色壁垒”伴随各国环保标准不断提高，逐渐成为企业产品出口与内销的第一道关卡；（10）品牌危机。品牌形象维护的到位、知识产权保护的得力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水与舟的微妙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2、企业危机的特征。企业危机的发展主要分为，潜伏期（表面上企业的运营一切正常，但在平静的海面下潜在的危机因子正滋生）、征兆期（企业运作开始产生波动）、爆发期（企业管理失控，危机不断扩大）。因此，企业危机无论表现为哪种形式都具有如下共同特征：（1）突发性。企业危机发生的时间、规模、态势、波及范围难以预测。虽然，内外部生存环境引发的企业危机在爆发前总会存在些许征兆。但是，人为疏忽或习以为常的视而不见往往导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结果；（2）聚焦性。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性、范围的全球性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因此，面临危机挑战时企业的应对策略与机制在媒体无限放大传播给受众、顾客的情况下，危机处理与公关的滞后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早已超越了危机本身对企业发展的威胁。如处理不当，只会导致企业危机的不断升级。（3）破坏性。任何企业危机都具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特点，不论其形式如何、规模多大，都必然造成企业不同程度地破坏、混乱与恐慌。这种“连锁反应”不仅破坏企业正常的经营秩序，更有甚者动摇企业立足于市场经济的根基，从而威胁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4）紧迫性。企业危机一旦爆发，伴随其破坏性能量的迅速膨胀与释放，危机应对策略提出的时效及其可供决策的信息凭借急剧萎缩与缺失。这往往造成决策者忽略其他部属或部门的不同意见而影响决策质量，导致危机态势急剧恶化。（5）不确定性。主要有表现形式的不确定性、影响规模的不确定性、持续周期的不确定性。除上述特征外，企业危机还具有普遍性、客观性、阶段性和效果双面性等特征。
二、企业危机产生的原因
企业危机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只有掌握不同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危机深化过程中企业管理的应对策略。因此，通过研究企业管理相关理论以及参考企业危机案例，总结出下列三项企业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1、缺乏危机意识、形成管理误区。缺乏有效的全局规划、系统的行业预测与分析。盈利时没有全面的战略布局、制定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亏损时又因陷入困境束手无策，无法主动预防危机的滋生。上述行径都为企业危机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此外，忽视企业管理的基础性、多样性与灵活性。过分强调经济手段的绝对作用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企业管理步入误区。形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见木不见林”的短期管理行为，也给企业危机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2、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及其应急预案。因受资金、人才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或前期投入与准备不足，大多数企业无法制定行之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和应急预案，对于企业危机的预防与管理仅仅凭借主观经验判断。加之内部人员流动频繁，致使企业内部的危机管控机制随之变化——忽高忽低、良莠不齐——无法实现危机管理机制与应急预案完善应有的经验积累、补充与延伸，更不可能对风险的预知与确认形成全面的体系。最终，无法避免企业危机的产生。
3、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性危机。本文伊始提及企业发展处于不同生命周期必然会遭遇不同阶段的危机。（1）企业成长阶段。立足未稳、势单力薄、缺乏相关技术研发技能或管理经验，容易产生领导管理与决策危机。（2）企业成熟阶段。企业运营与管理逐步进入专业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但是，经过长期稳定发展后，因各种规章、制度、条例、计划、报表等文件日益繁多而造成管理结构的日趋僵化。导致企业管理欠缺灵活性、可控性，创新受到约束，从而产生管理效率危机。（3）企业老化阶段。陈腐、僵化的管理营运机制与体系更会引起诸多企业危机的爆发。例如，世界500强企业、至今已成立170余年的日本崇光百货公司2000年突然倒闭就是一个显著案例。
三、危机深化中企业管理及其应对策略
针对企业危机产生的不同时期（潜伏期、征兆期、爆发期）对应制定如下企业危机管理机制及其应对策略从而达到：在企业危机“潜伏期”杜绝危机，在企业危机“征兆期”限制危机，在企业危机“爆发期”控制危机的目的。
1、做好企业危机的预测与防范。“防微杜渐”是企业危机预测与防范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最有效的一步。变被动应急为主动预防，将企业临时应急机制转变为常设预防机制。通过定期开展企业危机检查、评估工作，获得危机管理的主动权。同时，改变固有思维模式。要意识到企业危机的预测与防范不能只依靠管理层，要明确各级人员的责任，动员企业全员共同参与、相互协作——这也是企业凝聚力的体现。另外，企业预防与防范机制不同于一般的规章制度。该机制需要灵活掌握修改时间，定期对其可控性进行评估，随时增减内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此外，主观上还要努力缩短管理机制从制定到执行的周期，使该机制在企业危机深化过程中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管理作用。2011年报喜鸟集团董事长高瞻远瞩，面对2012年宏观经济形式以及报喜鸟微观经济策略都做了精辟的剖析，从而制订出了适合报喜鸟的风险防范机制，以提高报喜鸟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逆势而上。
2、打造有效的企业危机管理团队。一支反应迅速、经验丰富的领导团队是企业危机管理体系中的核心力量。这股力量直接影响到不同时期对企业危机杜绝、限制和控制的效果。因此，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调整组织结构，建立矩阵式的灵活多变的危机管理团队——企业高层以危机管理委员会的形式存在，由最高领导者担当委员会主席，从各个职能部门抽取核心管理骨干担当委员会的成员。企业危机管理团队存在意义在于：计划性、系统性地收集企业危机信息，检测危机信号、发现平静海面下滋生的危机因子、处理企业危机征兆期造成企业运作波动的消极因素、控制危机爆发后的破坏性能量与波及范围。最终，形成健全的企业危机管理策略。2012年我认为报喜鸟一直以来都重视团队建设，希望报喜鸟能加强管控环节，让专业人员的参与决策，让管理经验的人系统评估决策方案，让经营班子真正把握经济形式以及报喜鸟企业发展的实情特点，真正代表员工让企业经营强势发展。
3、做好企业危机管理后的完善工作。企业危机的结束不代表危机管理及其应对策略工作的结束。危机过后的经验总结与相应企业危机管理手册的制定与更新尤为重要，该项工作将决定企业今后的持续发展。如果不能杜绝重蹈覆辙、无法重建社会责任、恢复企业形象，同样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有时还会引出新的危机。因此，必须克服重事态平息、轻善后处理的错误做法。面对当前经济形势及经营情况，我们能做什么？经营策略调整？经营目标调纠？经营措施完善？应急组委会成立？阶段性重点工作调纠？我们做还是没做？还是准备做？
4、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企业所面临的危机也可能是社会的危机，甚至是国家的危机。因此，企业在处理危机时，单靠自身的力量是杯水车薪，这时企业在管理危机时就要借助社会和政府的力量。传播媒介、科研院所、知名专家、社会团体，甚至国家检验机构、执法机关，都可能在危机发生时成为企业渡过难关的关键所在。第三方的正确介入为危机的解决争取更多的时间，防止负面影响的扩大和蔓延。特别是政府的介入，依靠政府在国家管理中的特殊地位，有时可能产生扭转乾坤的作用。因此，在处理重大的企业危机时，考虑合理的利用社会和政府的资源是极其必要而且有效的。
四、结论
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会遭遇不同的危机。所以，企业应根据危机发生时所处的生命周期制定企业危机管理策略。首先，要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这样有助于提升危机预测能力；其次，伴随客观环境的变化进行组织系统的更新；再次，当企业进入成熟期或衰退期时，应进行业务流程再造，改变企业目前所处于的生命周期，使企业持续保持青春和活力；最后，建立企业危机预警系统对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风险进行适时监测、警报与预先控制。
总之，企业危机管理的应对策略就是要以企业的管理团队为核心，以全体员工为基础，以方案制度为依据，以内部控制为手段。调动社会和政府资源，构筑完整的危机应对网络，最终提高企业在市场激烈竞争中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参 考 文 献
[1]张芳、企业危机管理的现状及对策分析[J]、科技与企业、2012（20）：78
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率；稳定性；非对称性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经济周期实质上反映了一国经济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对其均衡状态偏离与调整过程。经济发展历史表明，经济增长方式从来都不是按部就班、一成不变的；经济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过程中，常常伴随着经济活动的上下波动，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特征。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的周期性运动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经济活动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经济周期不可能像星体运动那样具有严格固定的规律，中国经济发展也不例外，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中，我国经济有时发展的很顺利，有时又出现了较大的滑坡，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增长过程中，呈现周期性波动的特征。研究我国经济周期的阶段变化，认清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有助于更好地判断当前我国的经济周期形势，也有助于为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依据。
一、关于经济周期的描述
世界上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于1825年发生于英国，从此经济学家就注意并开始研究经济周期这一问题。经济周期是源于对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已有两个多世纪，以二战为界点，二战之前，经济学家一般把经济周期理解是经济总量上的上升与下降交替的过程，强调经济在绝对量上的扩张与收缩。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经济总量绝对值下降的情况已经较少出现，二战之后，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的描述也发生较大的改变，一般把经济周期理解为实际经济增长对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均值发生的周期性偏离，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考察逐渐由经济产量的绝对量上的研究转向对年度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研究。
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周期分为扩张和收缩阶段，波峰和波谷是周期的转折点，波峰是一轮经济周期的最大值，波谷是一轮经济周期的最小值，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包括了：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其中，经济的衰退和萧条阶段构成了经济周期中的收缩期，复苏和繁荣则构成了经济周期中的扩张期。
历史上对经济周期的分类并不唯一，根据经济周期波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及发生时间的长短，可以将经济周期划分为四种类型：短周期、中周期、中长周期、长周期；根据经济收缩的不同含义，经济周期又可分为古典循环和增长循环周期，也称古典型和增长型周期。古典循环周期是经济周期波谷时总量出现绝对水平的下降（即增长率为负值），并且这种下降保持在最短的时期，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国家；增长循环周期则是经济周期的波谷时，经济总量并不会出现绝对水平的下降，而只是经济增长率减少和国民生产总值出现相对下降。目前，我国大多数研究部门和政府机构都采用增长率研究我国经济周期波动。
综上，所谓的经济周期就是一个经济增长率升降过程交替出现的连续过程，从趋势上划分为扩张和收缩两个大的时期。扩张期是从波动的谷底到峰顶的上升期，收缩期是从波峰到谷底的下降期，经济变量是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经历一次扩张和收缩的过程就构成了经济周期的一个完整过程。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运行阶段分析
经济周期存在于任何社会经济阶段，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周期呈现古典循环周期型；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经济周期波动运行特点与经济体制改革以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我国经济周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关于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划分存在分歧，一般来说，从GDP年增长率入手，根据传统的“谷-谷”划分法可以将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运行时段划分为六个时段：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1年、2002～2009年、2010～至今。（图1）
第一个周期（1977～1981年）。后，我国经济得以缓慢恢复发展，GDP增长率从1977年的7、6%增长到1978年的11、7%。1978年改革开放初，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的调整措施，我国经济进入一个小小的调整阶段，之后GDP出现下滑，到1981年经济周期走入低谷，谷值为5、2%，从而完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经济周期。
第二个周期（1982～1986年）。经过1981年的低谷之后，我国GDP迅速地恢复了较快的增长，1982年GDP达到9、1%，1983年又突破两位数达到10、9%，到1984年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值15、2%。由于1985年我国投资规模特别是预算外投资不断膨胀，使原材料、能源、交通等处于趋紧状态，1986年国家压缩投资规模进程，实行了“双紧”的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1986年经济周期到达谷底，谷值为8、8%。
第三个周期（1987～1990年）。1987年为上个周期的恢复期，1988年居民消费行为发生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急剧增加，增长率高达27、8%，而此时居民的存款储蓄余额的增长率仅为23、7%，居民消费行为的突变造成物价涨幅快速上升。总的来说，面临经济过热和物价涨幅急剧上升的问题，1988年9月国家再次决定进行调整，实行了“双紧”的调控政策，1989年GDP增长率降为4、1%，1990年再降为3、8%，比1987年的顶峰11、6%下降了7、8个百分点。
第四个周期（1991～2001年）。1990年国家采取通过扩大投资来刺激经济回升的措施，一年后我国经济增长在投资的带动下走出了低谷；1991年经济增长快速上升，至1992年GDP增长达到14、2%的高峰，经济增长开始回转。从1993年开始，我国GDP增长率连续几年回落，从1992年的14、2%下降到1999年的7、6%，2000年有所回升，增长率为8、4%，2001又下降为8、0%，同比前一年下降了0、4个百分点。该轮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增速轨迹从1993年起到2001年经历了长达10年的下降阶段，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周期波动中未曾有过的现象。
第五个周期（2002～2009年）。2002年我国经济周期进入到新一轮增长时期，GDP增长率开始缓缓上升，2003年以来，GDP增长实现了两位数的持续增长，2007年经济增长进入峰顶，峰值为11、9%。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下滑到9、0%，2009年经济增长进入调整期，全国的GDP增长8、7%，比国家期望的8%高出0、7个百分点。
第六个时期（2010～至今）。在国家有力的宏观调控下，经济仍然获得平稳较快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第一季度GDP比上年同期增长11、9%，第二季度GDP增长11、1%，第三季度GDP增长10、6%，2010年GDP增长率为10、1%，同比上涨1、4%。根据国家对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一系列调整政策，预计201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以一个比较平稳的速度发展。
三、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与趋势
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研究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观察经济周期波动的峰位、谷位、波幅和持续时间等的特征，得出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总体特征，从而为对未来经济周期波动进行更好的预测及制定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图2是1953～2009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曲线图，表1是我国经济周期的峰谷落差。（图2、表1）从图2和表1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周期波动特征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其主要特征如下：
1、1953～2009年，按照“谷-谷”法进行划分，我国宏观经济经历了10轮完整的周期波动，其中1953～1978年间经历了5轮周期，1978～2009年间有5轮周期，目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从图2中的经济周期波动趋势可以预计，2011年我国经济周期将进入比较缓慢的上升时期。
2、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逐渐变小，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好。改革开放前，经济周期的扩张表现出大起大落的特征，最大谷峰落差接近50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稳定性差。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宏观经济波动总体表现为峰位下降，谷位明显上升，经济周期增长大致表现为较平稳和高位的特征，峰谷落差保持在4～7个百点，在第5个周期中，峰谷落差仅为4、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前共有6个波峰，平均峰位为16、38%，共有5个波谷，平均谷位为-6、9%；截止到2009年，共有5个主要波峰，平均峰位为12、92%，共有5个主要波谷，平均谷位为6、82%。
3、峰位明显下降，经济增长的扩张力度效果较好。峰位是每个经济周期内波峰的经济增长率，刻画了经济周期的扩张强度。从表1可知，改革开放之前，经济波峰时刻从1958年的21、3%降到1975年的8、7%，相差14、4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波峰从1984年的15、2%降为1992年11、6%，只相差了3、6个百分点。
4、谷位显著上升，经济增长抵抗危机的能力有所提高。谷位是指每个经济周期内波谷的经济增长率，描述了经济周期的衰退程度，也是反映经济增长稳定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表1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前有4个周期的波谷为负值，波动范围是-27、3%～4、2%；改革开放后的5个周期的波谷为正值，波动范围是3、8%～8、8%。
5、经济周期的分布对称性逐渐消失。所谓的对称性是指由于经济周期的扩张时间和幅度与收缩的时间和幅度的大致相同，其在经济周期波动中表现出所谓的“陡升陡降”现象。
由图2得出，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周期总体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对称性特征，即经济上升和下降所经历的时间和幅度大致相同，经济波动大起大落；而改革开放以来，非对称性分布特征逐步增强，经济波动逐渐趋缓。1992年达到了最高点，然后开始缓慢下降，一直持续到2001年，非对称性分布更为明显。2007～2009年间，我国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有所下滑，2009年GDP增长8、7%，比2007年增长降了近3个百分点。面临全球金融危机，政府坚定信心，实行了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等一系列宏观政策，使得经济下滑的压力有所遏制。
四、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经历了6个周期，从周期波动的特征来看，实现了波动幅度的缩小、峰位下降、谷位上升，经济波动处在较高位稳定的状态，经济周期的扩张时期将不断延长。在后金融危机阶段，根据前面的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分析，为了实现经济健康平稳地增长，遏制经济的下滑，在宏观调控政策上应该继续立足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实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力争实现消费、投资、出口的均衡发展。
（作者单位：1、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2、青岛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陈磊、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测定和理论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10、
[2]陈乐一、我国经济周期阶段与持续繁荣[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
[3]陈乐一、再论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M]、财经问题研究，2007、3、
[4]崔友平等、熨平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2、
[5]解三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周期研究[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10、
[6]贾俊雪、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及原因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6、
一、以“缩放法”灵活分析阶段特征
“以阶段特征来理解史实,以史实印证阶段特征”是高考命题的常见思路。有鉴于此,大多数历史教师在二轮复习中会以通史形式组织教学,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阶段分析实现模块知识整合。这不失为知识重组和查漏补缺的良策,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则难免使学生的历史理解停留于较浅的层面上,从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角度看,也容易养成教条主义的分析习惯。要使学生在巩固知识的同时,深化历史的理解、有效提升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必须更灵活地分析阶段特征。
1、从历史趋势着眼分析“长时段”特征
“缩放法”中的“放”是放宽历史的视野,将事件、人物、制度放在“长时段”中加以考察,是宏观分析历史发展的总体特点。这种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在分析一些历史现象时有特殊意义,如2007年宁夏高考文综卷:
中国古代强调“家齐而后国治”,这种观念的经济和思想基础是什么?
参考答案: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儒家的伦理道德(或儒家思想)
此题就是要求运用秦汉以后几千年的经济和思想特点分析“家齐而后国治”的观念。由于长时段的历史所涉及内容纷繁复杂,从具体事件、制度中概括阶段特征比较困难,因此,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分析的主要方法是看趋势。如2011年浙江文综卷第38题:
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趋势。
本题涉及的时间范围是“近代以来”,要求考生答出时间跨度超过150年的政治变革的趋势: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沦丧到国家独立。这一趋势事实上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征。如果教师没有在近现代史的阶段复习中分析这类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学生就难以全面地分析出这三个变革趋势。引导学生分析此类长时段的阶段特征不仅可以深化历史理解,也可以提高调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首先要学会分辨历史事件是否反映历史趋势。例如,近代中国有袁世凯复辟帝制,有日本全面侵华,有“”,但这些事件不能反映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势,因而不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领域的阶段特征。其次,要善于在比较中分析历史发展的趋势。例如2011年浙江卷第38题要求“分析说明周秦政治制度的主要差别”:
西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机构,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秦形成了中央垂直管理地方的制度,君主集权的官僚取代贵族政治。
在周秦政治制度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周秦之际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过渡,形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2、从重大事件入手分析“中时段”特征
历史复习教学中的“中时段”是个相对的概念,在古代史中可能指一个朝代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在近现代史中则一般指几年、十来年的时段。与长时段的阶段特征着眼于历史趋势不同,中时段的阶段特征应该从本时段中的重大事件入手。一般可以通过“界定历史阶段——罗列重大事件——概括阶段特征”三个步骤来完成。只有详尽罗列史实,才能做到特征概括的准确全面。如五四时期中国的外交,主要事件是参加“一战”、参加巴黎和会、参加华盛顿会议,三个事件反映的特征是不同的,如果漏列了其中一项,就会影响对当时中国外交的理解。又如五四时期思想领域的特征,如果只看到必修三的“新文化运动”,就只能看到“民主、科学成为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这样的阶段特征,但如果联系必修一的“”,就能认识到当时另一种重要思潮是“爱国主义成为时代强音”。
阶段特征的把握还应注意不同史观的综合运用和史学新成果的引入。仍以五四时期为例,要看到“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特征(革命史范式),又应看到“共和制度逐渐巩固,北洋军阀统治下,专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文明史范式)。要看到“中国仍是被列强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仍是中国人民面临的最迫切任务”的一面,也要看到“开始参与国际事务,走出半殖民地的最低谷”的一面。
3、从历史背景切入分析“短时段”特征
这里说的“短时段”是将阶段特征缩到某一个时间点。给出一个时间点,要求分析它所体现的阶段特点,或者给出某种典型的历史情境,要求判断相应的时间点,是高考命题的常用手法。如2011年浙江卷第18题:
在西北小山村的土坯墙上,写着醒目的黑字标语:“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中国红军万岁!”这一历史场景最早出现在
A、九一八事变前后 B、一·二八事变以前
C、西安事变前后 D、八一三事变以后
给出的历史情境提供的信息是: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红军尚没有改编,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在逐步形成,但又没有最终形成。根据这一阶段特征可以判定最早可能出现在“西安事变前后”。这种短时段的阶段特征,一般可以从历史背景切入,将之纳入“中时段”中进行分析。如2011年浙江卷第21题:
迄今所知,在中国出版的书刊中,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是1899年上海广学会编译的《大同学》,其中称:“其以百工领袖着名者,英人马克思也。”由此可见
①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找到了自己的领袖
②当时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身份是“工人领袖”
③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④当时的介绍者连马克思是哪国人都没有搞清楚
A、①③ B、②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将1899年这一时间点纳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时段”中,就可以发现:当时思想界的特征是维新思想的传播和革命思想的兴起,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从而排除错误的选项(本题还涉及史料的证明力问题,此处不展开论述)。
二、以“辐射法”深度理解历史概念
历史概念是叙述历史的细胞和单位,掌握历史概念不仅是 历史学习的基本功,也是深化历史理解的关键。复习中可以用“辐射法”全面分析概念的产生、特征、影响等要素,从而深度理解历史。
1、步步为营,逐节梳理
就高考而言,有些历史概念要全面掌握其定义、时间、性质、主要特征、历史地位等方方面面,有些概念则不需要说出具体定义,只要能够理解其大致含义、主要特征,并能运用于分析问题就可以了。所以概念复习的第一步是根据“教学指导意见”和考纲要求将教材中出现的历史概念逐一排查掌握。以必修一专题一为例,宗法制、分封制、郡县制、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明内阁制、军机处等概念属于前一类,要求掌握得比较“细”。而血缘政治、官僚政治、专制主义等概念则属于后一类,只要“观其大略”就可以了,要求掌握得比较“高”。
2、变换角度,全面掌握
无论哪一类历史概念,在掌握时切忌片面地、僵化地理解,而要善于变换角度,通过“移步换形”认识历史概念的多个侧面,形成对概念的多重理解。例如,对于“斯大林模式”,一般会从其政治经济特征入手,肯定它在推进苏联工业化中的积极作用,指出它给前苏联政治、社会、经济带来的各种弊端。但这种常规的理解尚不足以应对高考的挑战。试看2009年浙江高考调测卷第39题:
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用一句话概括“斯大林模式”,并分析其对苏德战争的影响。(材料略)
本题不但要求考生知道“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而且要求变换角度分析“斯大林模式”对苏德战争的影响。这类对历史概念的“换位”审视在高考命题中屡见不鲜。多做变换角度的训练,不仅能深化对历史概念的理解,也能有效地提高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3、纵横联系,形成网络
历史概念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概念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复习中要注意概念之间的联系。例如,“官僚政治”这一概念出现于必修一专题一:“郡县制的建立是中央集权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在教材中可以说是鳞爪偶现,但它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迁有着重要意义。复习中就应该引导学生纵横联系,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它:
从时间上看,它是秦汉以后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从特征上看,它不是以血缘为分配政治权力的依据,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僚由统治者任免并有一定任期的垂直管理体制;从具体的表现形式看,体现为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郡县制等制度;从政治发展史上的作用看,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中的重要环节;从官僚的产生办法看,在否定了以血缘为依据的世官制后,先后形成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选官制度。如果将官僚政治纳入整个古代政治体制中,就可以得到如下的图:
通过上述纵横联系,学生就可能对官僚政治有深入、全面的理解,从而实现历史知识的系统化和网络化。
三、以“问题法”多向梳理专题线索
现行高中历史课程的内容框架是专题式,由于很多教师在一轮复习中遵照教材体系,所以在后阶段复习中可能会出现两种误区:一是认为专题线索的梳理在第一轮已经完成了,不再重视;二是仍然遵照教材的专题框架,大而泛。其实,从2010年和2011年浙江历史高考的命题情况看,拉线索的小专题形式在浙江历史卷中已悄然出现,如2010年高考卷第38题民国时期民族工业发展情况的小专题;2011年第38题中国政治变革的小专题,而第39题也带有苏联史的小专题色彩,这是2009年高考卷中所没有的新变化。因此,以小专题形式梳理历史线索在后阶段复习中绝不能忽视。
1、灵活选择专题
后阶段的专题复习要摆脱教材框架的束缚,做到依托教材、以问题为中心多向梳理。问题的选择可大可小,以经济发展的线索为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是“大线索”,从中国古代“市”的发展到近现代城市化进程则是“小线索”,各有其不同的复习价值。要抓住重点问题,在调动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多向的线索体系,以达到“围绕历史问题,梳理历史知识,理解历史趋势,形成历史认识”的复习目标。
问题可以是围绕现实热点的历史挖掘。例如,2011年初和年末分别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讨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我们可以将文化和教育问题作为线索。如教育问题的线索:从先秦“学在官府”到“私学”出现,从汉代太学到唐宋明清时期与科举制相配套的教育,从西学东渐和近代教育出现到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建立,这样的线索梳理不仅可以深化历史理解,也可以变换复习视角,扫除二轮复习中容易出现的“腻味感”。
问题也可以是史学热点的教学运用。2009年、2010年的浙江卷中连续出现民国史试题就反映了民国史研究这一史学热点;2011年苏联史的试题则既是苏联解体20周年的纪念性时事热点,也反映了冷战史研究的学术热点。备考中教师要适当关注学术热点,作为问题选择的依据。例如,社会生活史是近些年来史学研究的一大热点,新课程中也增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复习中可以选取适当的切入点梳理线索,如从服饰演变看历史:从古代葛、麻、丝、棉纺织业的发展到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从古代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到近现代中西融合、平等、多元的服饰趋向。这样,通过“服饰演变”的小专题梳理,运用和调动了经济、政治史知识,实现了知识整合和理解的深化。
2、多向梳理线索
问题中心的线索梳理还应该注意“多向性”。例如,自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来,引起的经济震荡至今没有过去,“应对危机”是近几年来经济史考查的重点,也可以梳理出很多线索:
一是从生产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前苏联和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模式是通过计划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20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政府干预经济模式;在几次科技革命不断推动下新兴产业的不断崛起则改变了产业结构。生产的“计划、干预、升级”三种路径互为补充、相互借鉴,推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二是从拓展海外市场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从工业革命前后通过殖民扩张和“炮舰政策”拓展海外市场,到通过自由贸易制度的拓展世界市场,不仅可以梳理近代欧洲殖民体系建立和瓦解的历史线索,也可以梳理从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条约到世界贸易组织诞生的历史线索。
三是从促进社会公平、扩大国内市场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从19世纪欧洲国家相继出台的工厂法和劳动法,到罗斯福新政期间《联邦紧急救济法》、《全国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险法》、《公平 劳动标准法》等法律的颁布,再到20世纪中后期,欧美国家开始建立福利国家。
3、问题提升能力
小专题的复习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线索梳理,而是要通过问题设计,提高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实现专题知识的“题型化”掌握。下面以教育发展问题的线索为例,来说明“问题法”梳理专题线索的路径。首先提供材料:
材料一:《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上书汉武帝:“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材料二:蔡元培在1912年2月发表的《对新教育之意见》中将公民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五大内容之一,并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材料三:1949-2008年全国各级类学校招生数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