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全球化的本质问题
西方主流理论认为全球化是技术进步的结果。1997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国际贸易迅猛增长。我国相当多学者在论述经济金融全球化成因时，往往也与西方主流学派观点相类同，他们说：“导致金融全球化的因素可归纳为三类：一是实体经济因素，诸如贸易、直接投资、科技进步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二是金融技术因素；三是全球金融自由化创新因素。他们根本不提和掩盖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驱动力是资本无限扩张的冲动。
笔者赞同宿景祥等同志的观点，他们指出：“西方主流理论描述全球化是技术进步等因素的结果，却避开了全球化的本质”，从导致全球化因素剖析，“其根本驱动力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是资本的本性要求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马克思)，“不论经济全球化的每个阶段各有其什么特点，资本关系向全球扩张这个实质并没有改变”，“目前的世界经济依然由西方所主导，因而全球化问题仍然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范畴”“资本主义全球化从本质上说，是指以资本主义为主导、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现象和过程”，“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表现”。而今，西方跨国集团向超级化发展，全球民航客机市场已被美国波音、麦道公司合并坐上霸主宝座；在世界前10名金融巨头中美国竟占了7个，使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中处于霸权地位，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其政府只不过是国际垄断资本的“人”，利用军事、经济、金融实力称霸世界，企图控制、左右全球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与民族化是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两种基本趋势
不少学者只宣传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化等等，说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而忽视在全球化的同时，还存在民族化的另一种基本趋势。不能否认，推动当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是同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最新阶段的巨大作用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世界是有众多的有的民族国家组成，资本所追求的全球性垄断与民族国家的之间，是相互尖锐对立的，它们所决定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趋势，是世界经济这一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全球化趋势越强，民族化问题也随之越突出。因此，我们在重视研究、适应和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同时，也必须要重视研究各国民族国家、民族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经济金融的安全。我国是一个寻求经济金融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繁荣与富强，这是第一位的。因为，其一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放弃对资源的控制，听任外国资本对本国资源的任意配组和利用。波兰的国有银行已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外国资本家将波兰银行筹集的资金调往国外，使波兰的企业得不到信贷扶持，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前车之鉴。其二是在世界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福利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全球，因为世界尚未大同。在参与世界经济金融竞争中，如果本国银行不重点扶持提高本国民族经济的竞争力，这是舍本逐末，颠倒了主次，最终会导致民族经济被淘汰出局，就不可避免的使本国人民的福利受到根本性的损害。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宣扬全球化已使民族经济范畴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而终结，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利己主义的宣传，是企图实现他们无阻挡的控制，占领整个世界市场，攫取最大的垄断利润。三、全球化与自主化
在参与经济金融科技全球化的同时，必须要坚持自主化(核心是国产化)。从全球来看，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印度在坚持自主化问题上是做得很成功的。俄罗斯的电脑网络均是自主开发的，国际上的黑客袭击不了俄罗斯的互联网站，确保了俄罗斯的经济金融安全。印度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也十分重视支持技术国产化，印度风险投资公司投资范围和方式鲜明地为实现国家目标：注重技术的国产化和项目对国家和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使印度科技产业发展在国际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令世人瞩目。我国在电脑网络上引进的多，自主开发的少。引进的美国计算机、交换机、路由器均被装有密钥芯片，为美国政府留有一个人口，对经济金融安全存在着不安全的隐患。全球化与自主化是一对矛盾，我们既要参与全球化，也必须要坚持自主化。正是由于我国党和政府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终于使“两弹一星”自主地开发，上了天，赢得了今天我国在国际上较高的政治地位。当然，今日的自主化、国产化并不是关起门来搞大而全、小而全，而是吸收利用国外先进适用的技术，进行技术集成，形成集成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创中国品牌，才能在竞争中取胜。在这里，核心的问题是我国的企业要掌握总体设计、核心技术、采购和销售的控制权，不然，我国的企业只能受制于人，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打工仔”而已。我国的银行、金融机构、风险投资公司，要学习印度风险投资公司的经验，注重扶持技术国产化的经验，过去只重视支持重复引进彩电、冰箱等生产线，造成了贷款大量呆滞的教训应予以牢牢记取。参与全球化必须要坚持自主化、国产化应该成为经济金融工作的一个指导思想，才能防止经济金融的控制大权旁落，受少数发达国家所摆布。
四、全球化与跨国公司
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是由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所主宰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仅在于它无限的扩张，而且要取得主宰世界的地位。当代资本主义最突出的特征是：4万多家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正日益主宰着世界经济和世界金融。据统计，1998年全球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共有6万家，其境内外分支机构已发展到近50万家。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生产的1／3、全球贸易的2／3以上、对外直接投资的90％。它们依靠竞争优势，挤跨、吞并各国的民族工业，独享垄断利润。排名全球1000家大银行几乎垄断了商业性金融服务。有些著名学者，主张国企改组借重跨国公司的国际资本，他们认为，只有大型跨国公司有能力进行较大数额投资，只有依靠跨国公司的进人才能显著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他们理由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开发与技术流动，愈来愈依靠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掌握着先进技术开发与跨国转让的主要份额。他们把跨国公司当作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救世主”，这个想法过于天真。因为跨国公司战略，就是要采取各种竞争手段，战胜搞跨吞并竞争对手，收购和控制我国国有企业的股权，他掌握的核心技术是不可能转让的，只能把我国企业作为他的一个车间，甚至把我国企业彻底搞垮。最近，“PT水仙”股票被中国证监会终止上市，很能教育对跨国公司抱有奢望的学者和官员。美国惠而浦有限公司是世界最早生产洗衣机的厂商，其技术力量相当雄厚。上海“水仙”原也是名牌家电企业，但1995年与美国惠而浦公司合资建立大型合营公司——上海水仙惠而浦有限公司，中方只占45％的股权。水仙本想借此利用自己遍布全国的庞大销售网络，上个新台阶。但合资公司成立后，从生产、管理到销售全被外方掌握，没有利用水仙现有的销售网络，而是花大价钱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造成水仙惠而浦成本大幅上升，连年亏损，水仙也未能获得先进技术，最终被股市淘汰出局。波兰在私有化中，大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股份被外国资本所控制，70％以上的银行股份被外资所掌握；外资每年以25％的增长速度进入波兰，在同外企竞争中，大批波兰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外企利用波兰在外资管理方面的漏洞逃税。专家警告：如果外资流人波兰的高速度仍然维持下去，那么10—12年以后，外国资本将掌握整个波兰经济，并把所有波兰企业排挤出局。以上两个实例足以使那些主张依靠跨国公司改造国企的学者有所醒悟。美国的资深经济学教授托马斯·内勒最近指出：“规模空前的全球化，已使经济活动变得有点像一场战争。通常，战争是用军事力量获得或保存财富、领土、自由和控制权。但是，在当今时代，无须军事行动，利用技术、经营手段、压力和经济外交，同样能够实现权力的控制。在这里，跨国公司是最合适的执行者”。而今，美国的跨国企业，不仅是一个经营实体，还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因此，笔者认为，对跨国企业和银行的政策是，只能利用它对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有利方面，对某些非国计民生的行业可允许其进行适度投资；必须严格限制其企图垄断、控制和冲跨我国民族经济金融的消极方面，对那些关系到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国计民生的行业必须要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
五、全球化与金融霸权
在为经济金融全球化唱赞歌声中，切切不能忘了而今的经济金融全球化是在金融霸权的垄断、控制和剥削下的全球化。从国际经济金融发展进程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金融霸权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世界经济金融、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形式，也是发展中国家纷纷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金融霸权是霸权国凭借其压倒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金融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自己的意志、原则或规则强制性地在整个体系中推行，从而获得霸权利润。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发达国家利用金融霸权实现金融侵略和剥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突出。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三条均与金融霸权有关：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球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美国金融霸权国主要通过以下四种形式实现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1)美元霸权。目前，美元仍是国际货币，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4％、外贸结算的48％和外汇交易结算的83％。美元的这种特权地位给美国带来霸权利益，使美国获得巨额的铸币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约有半数美元(约3750亿美元)在美国境外流通，使其每年约获益15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0、2％；美国还通过向全世界举债和美元贬值，以及转嫁危机等手段，剥削其它国家。(2)国际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追逐超额利润是国际资本的本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国际资本盈利提供了良好环境。1990—1998年流人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资本总额达14622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剥削。美国实施金融大改革后，利用美元霸主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运用十分成功，低成本的资本输入和高回报的资本输出，使美国获取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大部分利益。(3)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具有极强的投机性、无序性和破坏性。目前，美国有1万多只共同基金拥有近4万亿美元资产，3000只对冲基金拥有4000亿美元资产。到目前为止，不少有油水的新兴市场国家均被美国投机基金所袭击，使这些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攻击性的金融投机是金融霸权对发展中国家侵略和剥削的新方式。(4)美欧银行大肆低价收购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金融机构和企业倒闭、破产成为普遍现象。在金融霸权国炮制出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再杀出“回马枪”，以低价收购东南亚金融机构和企业，而后者这时已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任人宰割。东南亚国家挥泪大甩卖的过程就是金融霸权的实现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被剥削的过程。面对金融霸权的横行，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国在金融改革开放步骤上、在利用外资政策上、在资本账户开放上、在允许外资控股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比例上等方面，切忌急燥冒进，必须要做到十分审慎，要反复调研、反复论证，切实做到知己知彼，万无一失。对金融霸权可能带来的危害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和相应的对策措施。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金融改革的指导思想上要有防范金融霸权危害的警惕性。才会奋起推进金融改革，从各方面切实增强我国金融体系抗击金融霸权袭击的风险和应变能力，确保我国金融业有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六、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和国际惯例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贸易自由化，世界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4纳入国际贸易渠道。贸易占全球收入的份额已从二战结束时的7％上升至目前的21％。近年来，世界贸易以3倍于世界GDT的增长速度扩大，但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霸权，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推行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金融自由化政策，削弱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金融权利，甚至运用所谓的“国际惯例”，使不发达国家非但不能平等获利，而且还受到不应有的歧视和限制。例如1989年，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所谓“经济制裁”时，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冻结了对我国的贷款。1968年联合国贸发会议通过的普遍优惠制原则，即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予以优惠待遇，并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关税优惠待遇。但美国则对此拒不执行，自行规定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排除在受优惠待遇之外。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还频繁地运用反“倾销”调查手段，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全球反倾销案件：1995年156件，1999年剧增至328件。其中1999年，美国和欧盟提出的反倾销案件达110件，占全球总数的1／3，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高喊的所谓经济贸易自由化。美国银行在中国设立了不少分行，但当中国的银行要在美国设立分行时，美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则找种种借口，左审查右审查，进行百般刁难，就是拖着不予批准，不执行国际通行的对等原则，这就是美国所高喊的金融自由化!在贸易自由化中，我国也应运用反倾销保护本国企业。
七、全球化与贫困化
按理说，经济金融全球化，使全球生产、商品交换加快发展，有利于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实际结果却相反：一方面世界经济金融持续发展，世界财富急剧增加，而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另一方面世界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不断增加。据世界银行统计，1993年全世界每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绝对贫困人口为13亿，1999年则增加到15亿；有关统计资料表明，40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是30：1，而现在上升到74：1。在占世界人口1／6的发达国家集中了全球80％的财富，而占世界人口60％的63个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却只占全球总收入的6％。从美国来看，最富有者与最贫穷者之间差距也越来越拉大，美国26、1％的财富集中在10％的最富裕者手中，而10％的最贫穷者只占有1、7％的财富。这是由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工业、金融寡头垄断的全球化，其结果必然是导致两极分化，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因此，主席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平等的经济全球化、公平的经济全球化和共存的经济全球化。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主席指出：关键在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
八、全球化与第三世界
在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违规放贷，还贷人因各种原因不能和不想还贷，后导致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紧接着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最终引起的金融风暴。金融风暴蔓延全球，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个过程发展之快，数量之大，影响之巨，可以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大体上说，可以划成三个阶段：一是债务危机，借了住房贷款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引起的问题。二是流动性的危机。这些金融机构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一些有关金融机构不能够及时有一个足够的流动性对付债权人变现的要求。三是信用危机。就是说，人们对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活动产生怀疑，造成这样的危机。然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激发了世界经济长期积累的“症状”一一恶化，例如，增加了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化的不确定性；降低了短期通货膨胀压力；加剧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加大了发达国家通货紧缩风险。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过度放纵的模式有碍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也佐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摆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和商品供给过剩与购买力缺乏之间的矛盾。仔细察看危机爆发每个细节，我们易于发现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深处就已经潜藏着暴发这类危机的基因，简单地说，金融危机出现是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资本本身的贪婪自然地引导出宽松的货币政策，长周期的金融管制以及法律漏洞。这些问题也将势必引发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资金链条断裂和以美元为国际货币全球资金安全性下降。无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受到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必要的和严峻的警示———我国法律制度很不健全，因此，加强我国立法薄弱环节的建设紧迫而必要。例如，金融经济领域的立法无论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显得强度和力度不够。倘若金融经济领域的法律健全就能有效地防控金融经济风险，减轻国际金融危机的毒害。因此，如何通过科学地立法达到有效地防控金融经济危机的毒害，是一项急需而必要的战略性课题。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立法的警示
1、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警示
金融危机有助于我国认清国际金融规则，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权重，也有助于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下面从三个方面作相关论述：
①促进完善的金融体系建设。在美国，所谓的金融危机是指以银行、保险公司、中司为主要代表的金融企业出现严重的资金问题，例如，筹措资金困难、不良贷款增加、资金流动性差等等。这危机也延伸到我国银行业，因为我国银行业握有美国的按揭证券化产品，而且这些产品种类齐全和数额巨大。由是观之，我国有必要高度重视宏观经济政策的风险，积极与国际银行业保持联系，对其相关制度的修订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其实，这样还有助于消化我国银行业发展不失衡现象，提振银行业。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无论在制度还是执行力度方面都有必要进行具体的强化和提高，以求防止非法牟利。由于当前我国经济开放度不高，所以对西方世界的经济金融“病毒”略存抵抗力。但是，我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化，寻求完善健全的金融制度和监管势必长期存在，而且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
②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金融危机出现说明金融衍生产品并不总是如人所想的那样有利于经济发展。金融衍生产品(derivatives)是指其价值依赖于基础资产(underlyings)价值变动的合约(contracts)。合约分有两类———标准化的和非标准化的。标准化合约是指其标的物(基础资产)的交易价格、交易时间、资产特征、交易方式等都是事先标准化的，因此这类合约大多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如期货。非标准化合约是指以上各项由交易的双方自行约定，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如远期协议。金融衍生产品的共同特征是保证金交易，即只要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可进行全额交易，不需实际上的本金转移，合约的了结一般也采用现金差价结算的方式进行，只有在满期日以实物交割方式履约的合约才需要买方交足贷款。因此，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具有杠杆效应。保证金越低，杠杆效应越大，风险也就越大。由是观之，金融衍生产品主要用于规避风险，但当交易不当时，风险就变得出乎意料的巨大，而且这种风险会不断的传染。从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来看，由于金融机构监管不利，过度发展金融衍生品。金融衍生品有着巨大的传染性，美国的金融衍生品所积累的风险就像“蝴蝶效应”传遍全球，我国也受其影响。目前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产品单一、交易方式古板，缺乏规避风险和价格发现能力。在此时，我国不健全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会让国际投机资本的有机可乘，出现风险，发生危机。因此，创造出合乎国情的金融衍生产品和更新监管制度，使我国金融衍生产品与实体经济保持相关的一致，降解潜在风险。
③调整经济结构。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我国经济长期是依赖于低人力资源成本和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而赢得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且是浓烈的外向型经济。然而当今国际金融危机袭圈全球，使得我国经济的外向特色必须转变，对出口的依赖度必须下降。这是经济发展方式改变，更是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也是民族自信的伸张。具体地说，今后，我国经济需要从“出口拉动型”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经济”，依靠本国国民消费的增长来带动。
2、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金融立法的警示
①深化金融监管立法。首先，转变观念。事实证明，市场并非万能，所以监管必须存在。目前，我国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各司其职，然而这“一行三会”能否胜任，有无纰漏值得深思。其次，明确权责，落实问责。金融监管机构的权责不明和独立性不强的现象急需更改。对于金融监管机构和人员渎职失责应当采取问责手段，以示惩戒。
②建立金融市场的风险预警机制。从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来看，对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抱有盲目乐观的预期激促出次贷危机。这也警示着金融投资不可能无视风险的存在，因此，对投资市场风险的辨识能力有助于预防和消除不必要的金融市场的风险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由此可知，建立金融市场风险的预警机制的重要性在于保护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利益，有助于本国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信心的稳定。
③构建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美国次贷危机部分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市场失灵。因此，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相关而必要信息公开透明有利于投资者和机构准确预判风险。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应当包涵信息披露的原则、标准、内容、方式、手段等。具体的披露方式众多，如网站监管规则和信息、出版定期公报、编制和公布年报、定期举办新闻会等，其中如实年报是多数国家法定义务。
三、此次金融危机引起我国涉外金融法律关系的新变化和对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议
在金融危机之际，我国政府在关注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当与各国保持联系与合作，以获得相应的资助，并且能够共同探讨应对经济发展之策。合作和助益表现有以下几点：
1、边贸合作增多，有利于经济复苏
合作范围扩大能吸引丰富的投资，对各国经济发展都较强刺激力量。如东盟10+3创意就很好。经贸合作的目标就是要达到无障碍与双赢。因此，我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期，边境贸易应当有所突破。第一，由单一边贸方式向综合边贸合作方式发展；第二，由单边实施建设转向双边共建；第三，由单一机制改为多重机制；第四，努力搞好双边的产业对接，由产业间合作向产业内合作发展。也就是说，通过创新边境经贸合作的方式和机制，来加快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由边疆地区的“中介效应”向“集聚效应”转变。
2、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共同探讨解决之策
金融危机袭卷全球之后，我国积极参与基金组织资金交易计划，把我国已认缴的份额资金作为救助的交易基金，以助一些需要资金渡过难关的国家与地区。还有一些国家希望我国政府能够购买他们政权债券或者向我国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这想法不错，也正处于积极研究当中。其实，在危机之后，我国已经积极地购买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多边开发机构的债券，以帮助某些国家渡过危机难关。
金融全球化是金融自由化和放宽金融管制的必然结果。它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由跨国金融机构担任运行主角，其发展建立在金融各类市场融合的基础上，并紧密依托于多种科技化的创新。今后国际的金融体系将进一步自由化，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跨国金融机构业务综合化、网络化，金融业的竞争更趋激烈，威胁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阴影依然在全球徘徊。
20世纪最后10年国内外理论界和决策者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是经济、金融全球化，诸如经济、金融全球化发生的原因，对各国和整个世界经济、金融带来的影响、机遇和挑战，以及面对这一形势各国和各微观经济主体应采取的对策，等等。在此基础上，人们又进一步预计在新世纪或新千年各国经济、金融必将进一步融合，甚至一体化。以上这些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认为，对经济、金融全球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在分析经济金融全球化本质的基础上，对全球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自主化、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和国际惯例、全球化与贫困化、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分析、揭露和论证，指出西方掩盖全球化本质的主流理论在国内泛滥，我们既要积极参与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为我所用，发展民族经济，壮大自己；又要必须坚持民族化、自主化(国产化)，这应该成为经济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我国金融机构首要任务必须要扶持技术、品牌国产化，以赢得在全球化中取胜。
不少学者只宣传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化等等，说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而忽视在全球化的同时，还存在民族化的另一种基本趋势。不能否认，推动当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是同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最新阶段的巨大作用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世界是有众多的有的民族国家组成，资本所追求的全球性垄断与民族国家的之间，是相互尖锐对立的，它们所决定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趋势，是世界经济这一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全球化趋势越强，民族化问题也随之越突出。因此，我们在重视研究、适应和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同时，也必须要重视研究各国民族国家、民族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经济金融的安全。我国是一个寻求经济金融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繁荣与富强，这是第一位的。因为，其一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放弃对资源的控制，听任外国资本对本国资源的任意配组和利用。波兰的国有银行已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外国资本家将波兰银行筹集的资金调往国外，使波兰的企业得不到信贷扶持，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前车之鉴。其二是在世界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福利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全球，因为世界尚未大同。在参与世界经济金融竞争中，如果本国银行不重点扶持提高本国民族经济的竞争力，这是舍本逐末，颠倒了主次，最终会导致民族经济被淘汰出局，就不可避免地使本国人民的福利受到根本性的损害。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宣扬全球化已使民族经济范畴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而终结，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利己主义的宣传，是企图实现他们无阻挡的控制，占领整个世界市场，攫取最大的垄断利润。
金融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和时代潮流。我国在获得金融全球化利益的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和对全球金融利益的过度追求，势必会产生一些利益损失，坚持一定的利益原则，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如提高银行业的竞争能力，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并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等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金融利益，是我国金融全球化过程的重中之重。
虽然许多人都预测在亚洲也必然会出现货币整合，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亚元的出现似乎遥遥无期。亚洲货币一体化远远滞后于贸易和投资合作。显然，如果欧洲、北美完成了金融整合，而亚洲各国依然一盘散沙，那么在经济竞争中非吃亏不可。
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剧烈冲击之下，亚洲各国普遍认识到通过货币整合来增强金融市场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由于亚洲各国，除了日本之外，经济规模都不是很大，缺乏相互协调的机制，结果被国际金融投机集团各个击破。一个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很快就通过外溢效应蔓延到邻国，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台湾、香港、一直冲击到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在金融风暴中各国都竭尽全力应付，也曾经相互磋商，希望能够协调一致，集合地区内更大的力量来制止风暴的蔓延。但是，由于缺乏协调机制，甚至还出现了以邻为壑的做法，结果一个又一个国家在金融风暴中倒了下去。整个亚洲经济遭遇到难以估量的损失。实践证明，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下，一个孤立的经济体很难独善其身。只有联合起来，建立某种形式的货币联盟才能增加地区的金融稳定性。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泰国外长素林提出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增加“灵活干预”这一原则，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金融货币联动体系。
参考文献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逐渐过去，关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曾经是学界讨论的一大热点。在危机的实质问题上，有的学者将其归结为金融创新复杂化、金融监管不力；有的学者将其归结为美国严重超前的信贷消费、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风险信贷过度膨胀；有的学者将其归结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些解释都仅仅是从技术或具体表象层面来分析危机发生的原因，只涉及表象而难以显现本质，必然掩盖了危机发生的真正根源。其实，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揭示的：危机的真正根源就是不断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本身，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而且这种生产过剩表现出了明显的全球性特征。
一、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的全球扩张，实质上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具体而言，资本主义扩张的途径是通过国际分工，或者说通过国际产业链的建立来实现的。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资本不断扩张的过程，资本全球扩张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这是因为资本扩张不是单纯生产要素的扩展，而是包括了社会关系的扩张在内的扩张。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具有两重意义，一种是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另一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而且这两种资本不是分离的，而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资本的本质是社会关系，载体则是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只有被纳入社会关系之中才能成为资本。因此，“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①。
正因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扩张，而资本又具有两重属性，所以我们说其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资本扩张具体表现为全球产业链的建立。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构成大致可以概括为：美国处于最高层次，掌握着金融霸权和高技术，第二层次是欧洲和日本，第三个层次是新兴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外向型经济部分首先卷入国际分工，这也是最直接同时也是最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部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体已经被纳入到这个资本主义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中。
二、本轮金融危机的实质是整个资本主义全球生产体系的生产过剩
2007年下半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很快危机演化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普遍实质。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如此，只是具有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危机的新的形式。由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生产过剩不再局限在某一个国家内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危机更为明显地具有了全球性的特征。这也是此次危机在一个国家发生之后迅速升级为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原因所在。
1、危机发生前，全球供给与需求处于暂时的平衡状态。
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需求不足，美国经济当局于是尝试着依靠从公共和私人两方面鼓励提高借贷的方式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公共借贷的结果是国家财政赤字的增长，私人借贷的结果是家庭的透支。一方面，美国公共和个人的透支消费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美国的消费品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东亚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这种经济关系通过两条渠道来完成循环：一是贸易渠道，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生产并出口到美国；二是金融渠道，东亚经济体通过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积累的美元，又通过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回流到美国的金融市场，这些资金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同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一起，吹起了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泡沫，由此带来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实际消费能力。
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刺激了美国的消费增长。同时，也使得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当然，也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危机之前，世界经济就是在这种暂时平衡中实现了快速发展。在2003―2007年间，世界经济以年均近5%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国际市场需求明显扩大，拉动我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众多行业纷纷增加投资扩大产能，在推动我国经济以10%以上速度快速增长②。在美国不断增长的消费能力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张，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生产体系不断扩大生产能力，以满足消费需求，使二者达到暂时的平衡。
支撑这种平衡的关键因素就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和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因为如果没有美元的特殊地位，巨额的外债将拖垮美国经济。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使美国能够足以承受巨额的贸易逆差和外债。而巨额外债的实质就是美国人的消费远远大于了他们的物质创造。数据显示美国消费占世界总消费的接近30%，美国的这种消费能力实质上是不真实的，它的存在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美国内部的过度信用；一是外部的美元霸权。在二者的支撑下美国消费能力被极大地放大了。但是，这种世界经济增长模式是建立在国家和个人的过度借贷的基础之上。美国人依赖其自身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导致消费的畸形膨胀，即公共和私人的透支消费。以经济长期透支为基础的过度消费，使得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体，汇丰银行的一份报告估计美国消费市场占全球的比重约为37%，高于其GDP占全球比重近10个百分点。全球经济长期以来不得不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因此，一旦美国经济开始下滑，进口首先大幅收缩，对全球经济造成直接冲击。这体现出美国的消费远远超过其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美国经济对世界长期透支放大了全球经济的风险。根据统计，80%的美国家庭拥有信用卡，每个家庭2008年底的信用卡平均债务为1、0679万美元③。
在2001年―2007年的经济周期中，美国的GDP增长率处于战后最低水平。经济的增长完全依靠个人消费和住房投资，这些皆源于宽松的信贷和飞涨的房价。尽管房地产泡沫和布什政府的庞大联邦赤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刺激，但是经济表现依然糟糕。在2001―2005年间，房地产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几乎达到三分之一，对就业率的增长贡献接近一半。因此，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消费和住房投资就会下降，经济就会跌落④。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1976年以来，按照国民经济核算的美国经济透支率（私人和政府总支出与GDP的差值占GDP的比重）一直为正，也就是说美国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透支状态。80年代上升到1、8%，90年代回落到1、3%；但是2000年后急剧上升，2000年―2008年平均透支率超过4、7%。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经济透支率超过5、7%。透支率的不断增加正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总之，与世界经济生产能力相平衡的是被严重放大的美国消费能力。在这种暂时的平衡背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需求。
2、平衡破坏――危机发生
这种虚假需求是靠房价的不断上升来支撑的，但是，一旦金融泡沫破裂，消费能力必然要向真实水平回归，从而导致中国的消费品生产出现过剩，使大量外向型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甚至倒闭。由于事实上生产能力已经远远大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真实需求，所以一旦泡沫破裂，市场需求将向真实值回归，这样就会在整个链条中出现生产过剩。美国的虚假消费能力，信贷市场快速增长，规模庞大，透支消费非常普遍；不仅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美国在国家层面的透支，表现为它的巨额国债。由于投资的支撑，美国经济表面数据一片繁荣，但是背后却是信用泡沫的不断积累。最终，泡沫从房地产信用贷款领域开始破裂。
信用泡沫的破裂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以上循环。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之后，基于房价不断上涨而设计的金融产品面临价格的不断下跌。由于其杠杆率过高，金融机构被迫出售资产以偿还债务，以防止资产负债表恶化。市场主体都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资本市场急剧下挫，资产价值快速缩水。在负债不变而资产价格不断贬值的双重作用下，包括金融机构、公司和家庭在内的资产负债表都迅速恶化，市场信心缺失，流动性急剧收缩，并严重侵袭到实体经济。金融危机将迫使美国消费者改变消费行为模式。由于信用紧缩和资产价格下降，之前过度借贷的消费者现在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就是增加净储蓄，以缓冲家庭净财富的萎缩，而这只能通过减少举债或提高储蓄率来实现。以消费放缓为代价的储蓄增加，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恶化的速度和程度。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者又要进一步紧缩开支，由此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而这注定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调整过程。
自2008年7月美国“房利美”、“房地美”两大房贷公司濒临破产，美国政府向其注资2000亿美元“救市”以来，美国次贷危机便演变成金融危机。此后不久，美国金融危机酿成金融风暴，其五大投资银行悉数解体，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等25家银行先后倒闭。除美国以外，其他许多国家金融危机也随之恶性发展。欧洲国家的金融机构同美国关系密切，受害尤深。不少金融机构或破产倒闭，或被其他银行并购，或被政府接管。连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英国汇丰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虽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仍难摆脱危局。前苏联东欧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其苦，许多国家股市大跌，货币大幅贬值，外资大批撤离，财政和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特别是东欧国家主要靠欧洲银行提供贷款来维持经济增长，共欠外国银行债务达1、65万亿美元。金融危机使外资纷纷撤离，加重了其困境。在东欧国家中经济形势向来较好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的货币分别下跌48%、30%和21%⑤。此次世界金融危机最严重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造成全球财富大缩水。据权威专家估计，危机使全球财富损失达50万亿美元，全球股市总值从2007年的63万亿美元降至2009年2月底的28万亿美元，降幅达55%。
这次的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虚拟经济，也重创了全球实体经济，无论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大国，还使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无一不受到冲击，经济都出现严重的下滑势头。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和世界媒体均认为，这次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将是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表现为：世界各类国家都遭遇工厂大批倒闭、失业率大幅上升、工业产值急剧下降。至2009年3月底，工业产值下降10%，其汽车制造业三巨头中就有克莱斯勒和通用两家公司相继宣告破产。欧盟失业人数一度达到2000万人，比危机前剧增20%。不少新兴国家工业产值也快速滑坡。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4月22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09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负增长1、3%，发达经济体负增长3、8%，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大幅减少，其中俄罗斯出现了6%的负增长，为10多年来之首次。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2008年9月以来，欧美市场的萧条和萎缩，导致中国出口的大幅度下降，从而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活动急剧减速。受外需大幅缩减的影响，我国大批出口型企业经营困难、倒闭，失业剧增。据媒体报道，2008年上半年破产倒闭或已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全国有约6、7万家，下半年还在继续增加。随之，返乡农民工有约780万人。受出口持续下降和国内需求减弱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增速大幅回落，GDP的增长速度由2007年的13%，一下子降到2008年的9%，2008年第四季度更降为同比的6、8%，2009年第一季度降为6、1%⑥，由此可见危机使我国的经济陷入了极大的困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轮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全球生产链条的生产过剩，危机发生的机制可以表述为：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矛盾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信用消费和透支消费（以房价上涨为依托，由于其财富效应，导致消费能力被严重放大）――虚假需求快速膨胀――全球范围扩大生产能力――暂时平衡（潜在生产过剩）――房价下跌――信贷违约上升――金融危机――潜在生产过剩转化为直接生产过剩――经济危机。
本轮危机的突出特点在于生产过剩表现出了明显的全球性特征。对危机的发生机制可以做如下的描述：由于美国信用泡沫的泛滥，导致消费水平远远超过实际消费能力，为了满足被放大的消费需求，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生产能力，以使二者达到暂时的平衡，这样的结果就是使生产能力大大超过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真实需求，所以维系过度消费的金融泡沫一旦破裂，市场需求将急剧下滑并向真实水平回归，这样就会在全球性生产链条中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进而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经济危机。
三、中国对策
由于中国已经加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之中，遭遇危机的冲击就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应对策略也应当具有这样一种视野，也应当从这个现实出发。即从中国在整个全球生产链条中的位置现状和未来发展出发来寻找因应策略。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应当采取的策略包括：必须力争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在国际分工链条中改变被动的处境；应当提高工人工资，提高资源价格，逐渐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从全球产业链的角度来看，我国要发展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逐步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再次说明我国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无论是保持短期宏观经济稳定运行，还是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都要求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扩大内需，不是靠投资，而是要提高普通大众的购买力，这就需要包括提高收入水平、改善社会福利。另外，要启动内需还必须控制房价。因为房价过高，居民为了买房就不得不减少消费。总之，我国必须通过扩大内需来逐渐改变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被动地位，这是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注释：
①丰子义，全球化与资本的双重逻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月。
②毕吉耀，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经贸导刊，2009年第12期。
③陆俊龙，“架”在信用卡上的美国，中国报道2009，7。
④布伦纳著，蒋宏达、张露丹译，布伦纳认为生产能力过剩才是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5期。
2008年10月，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断向世界蔓延。这场金融危机波及之广、影响之大、危害之深、情况之复杂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严重冲击了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这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有所恶化，给中国实现今后的经济增长目标造成了很大压力。众所周知，以改革为动力促进发展，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基本经验之一。在总理的领导下，中国政府牢牢抓住稳定发展这个基本环节，积极推进了金融体制改革。在受到世界金融危机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从保持本国经济协调发展和稳定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形势的大局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增强预见性、针对性、灵活性来继续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保持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将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积极与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的协调与配合，共同维护全球的金融和经济稳定。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可低估，其滞后影响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应对这场挑战需要国内的稳定和发展，也需要国际上的信任与支持。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进程显著加快，知识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交通、电讯、电子信息等技术的普及，使得国际间经济与科技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紧密，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国际交往与合作。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广泛参与国际多边贸易过程中，在与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经贸交往中，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和国际义务，也得到了相应的权益，发展了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今年以来，尽管中国对外出口下降，尽管部分地区对华投资幅度下降，但由于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得力，中国有信心克服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种种困难，保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继续增长和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问题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大力推进工业化，国民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但同时负面问题也层出不穷，特别是对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危害特别巨大。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以及人们的错误发展观念，不良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导致了中国生态的恶化甚至崩溃，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虽然我国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地形复杂、水土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且人口众多，因而问题很多。2002年，我国共有耕地18、89亿亩，人均耕地约1、47亩，为世界人均数的45％。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数的1／4；全国600多个城市中，一半缺水；108个重要城市因缺水每年损失工业总产值约600亿元。全国属于干旱、半干旱及岩溶地区的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43、5％。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8％，每年流失土壤量达50多亿吨；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8％。石油问题更大，按最低需求量计算，到2010－2020年，国内的开发生产估计只能满足需求的50％左右。我国很多部门、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都较低，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能源、资源的消耗量大，利用效率低，污染排放严重，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极大。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海关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4821、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26、4％。其中出口8029、1亿美元，增长22、6％；进口6792亿美元，增长31、1％。累计贸易顺差1237、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虽然下降9、6％，但依然保持净出口的高速增长，这种情况通常反映了国内需求的不振。事实上，在我国经济增长轨迹发生转折的年份，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净出口增长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一的现象，由此得出我国经济的增长过于依赖出口。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
当前，中国遇到了过去5年没遇到过的世界经济局面，最重要的就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2007年世界经济总量为54、3万亿美元，美国的经济总量为13、8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25、5％，因此，美国的经济问题会极大地影响世界。今年广交会美国客商的签约量下降了3、3％就能印证这一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冲击最大的就是出口。多年来，我国对美的出口增长率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今年首次降到8、9％。这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第一，次贷危机导致美国需求减弱，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第二，次贷危机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被迫升值，虽然这也带来了一些好处，但直接削弱了我国的出口竞争力；第三，就是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涨价。
而出口增长速度减慢则意味着工业增长速度放缓。据统计，我国39个工业行业中，31个增长速度在减弱；31个省份里有23个省份工业增长速度放缓，如广东省今年的加工贸易就回落了33、3％。因此，在我国内部消费力不足而必须依靠出口保持经济增长的背景下，缓解出口压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拉动内需，促进消费。虽然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出现越来越困难的现状，但这不是中国经济出现了问题，而是美国经济、世界经济出现了问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好的，应该对其有充分的信心。今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0、4％，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经济结构也正朝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外汇储量已达19056亿美元，居世界第1位，而且今年后半年中国政府采取的控制物价的政策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对提升国民信心，抵御国际金融风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目前中国经济依然增长较快，结构趋优，效益优先，民生改善。
虽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变，但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困难也不可忽视，对经济下行现象不可掉以轻心。虽然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10、4％，其中第一季度10、6％，二季度10、1％，三季度9、9％，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抵御金融危机扩大国内需求的话，四季度可能就要到8％。因此，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将会成为后半年的经济指导方针。
四、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措施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是中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所在，也是抵御国际金融危机风险，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有效措施。金融危机一方面也是好事，因为它能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通过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改善金融结构，扩大内需，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措施如下：
(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作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以产品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和废弃物高效回收为主要特征的生态经济体系。由于对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程度，并
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从而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工业、农业和消费等各类社会活动，需要各种新技术作为支持，更需要法律规章的保障。因此，催生我国再生资源产业，不仅需要政府扶持、企业自身努力，也需要全民树立循环经济的意识。
(二)建立绿色GDP指标体系
解决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核算问题，是建立绿色GDP指标的关键。实行绿色GDP指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国民核算新体系，不仅有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效益，进而增进社会福利。
(三)积极进行技术创新
从全球发展趋势看，技术创新日益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只有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治理技术为基础，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因此，中国必须把技术创新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各种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四)经济发展转向内需为主
经济大国应该以内需为主，这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共识。因为，中国不能总指望国际市场来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最近几年，大量的投资和出口形成一个循环，投资主要为出口服务，投资最快的是沿海、外向型的地区，为消费服务的投资则相形见绌，这样一旦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对国内经济就会造成很大的冲击，而这次金融危机就验证了这一点
(五)降低外贸依存度
从国际经验比较看，我国经济增长当前有三个突出问题：一是外贸依存度高，现已高达70％，在此前的经济发展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大国曾有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二是第二产业的比重高，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2004年高达52、9％，比日本顶峰时期还要高10个百分点；三是服务业在2003年后比重一直下降，这是不正常的现象。这三个问题都和出口过多过快有密切的联系。
(六)增加居民收入
经济全球化正以不可遏制的趋势逐步推进。1992年意大利里拉和英国英镑受到冲击,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投机失手造成银行倒闭,以及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后发生的。这充分说明,在以金融资本国际化为突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金融风险比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加大加重了,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着金融风险,只不过是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更为严重一点罢了。我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能够免受波及,并不表明我国金融行业就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一叶稳如泰山的安全之舟。据有关人士分析,我国之所以能避开金融危机的灾难,其中有两个原因不可忽视,一是金融体系尚未完全开放,保护了不甚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二是银行拥有大量储蓄资金,抵销了银行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会不断走向开放,金融体系迟早会完全开放,这也会导致居民投资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投资选择自由度逐步加大,因而直接影响我国银行体系运行。可见,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如何建立和健全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机制,不断提高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亟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及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因素,在19世纪中晚期就已出现,当时经济、贸易、投资甚至人员的跨国、跨地区活动就相当频繁。不过,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尔后的“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刚刚兴起的经济全球化被迫中断。二战后,经济全球化重新发展,特别是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带来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新生,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广泛而迅速的发展。
正在进行中的经济全球化已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世界贸易重新展现自由化的新趋势。如果说过去贸易自由化主要是通过交易国双边协定来实现的话,那么,今天贸易自由化则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来进行的。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促使全球范围内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网络的逐步形成,世界各国的国内市场被逐步联结成为统一的世界市场。加上被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的国际性组织,在驱动经贸自由化方面不断给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如加快开放国内市场、修改某些贸易规则等,这也不仅使关税壁垒大大调低,而且也使非关税壁垒大大削减。这也不仅使物质产品贸易进一步向自由化发展,而且将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也纳入了贸易自由化的框架内。即使目前有许多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展开竞争的需要,设置了“绿色壁垒”的贸易障碍,但它还是不能阻止世界贸易越来越自由化的发展趋势。
第二、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同时,金融资本进一步国际化。战后,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产业资本的国际化,即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快猛。据有关资料统计,1970年全年投资额为400亿美元,80年代末迅速增长到1700亿美元,如今每年世界的平均投资额为2000亿美元。[1]不仅发达国家之间跨国界兴建厂矿、兼并企业已蔚然成风,而且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开始对发达国家投资,比如韩国最近几年来在西欧、北美的投资呈上升势头。当前,在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同时,金融投资即在证券、股票市场上的投资更趋活跃。据有关资料显示,全球金融资本的交易额1980年为5万亿美元,1992年增加到35万亿美元,预计到2000年将达到83万亿美元,相当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的3倍。[2]
第三、跨国公司成为贸易、资本等经济因素流动的重要桥梁,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组织力量。跨国公司,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开始产生,二战后得到了迅猛发展。截止1995年,全世界共有跨国公司3 9万家,在国外的子公司达27万家,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总额达到6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跨国公司销售达千亿美元以上。[3]目前跨国公司主要集中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它们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1/3,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70%,世界贸易额的2/3,世界高新技术的80%。更为重要的是,跨国公司正以其资金、技术、管理和高科技的优势,不断扩充其发展规模,日益支配和控制许多发展中国的部分产业、市场甚至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经济全球化日益强劲的发展趋势,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国际金融具有积极的影响。它有利于经济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推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可以借调整换本国产业结构,引进一批先进技术,获取较多的经济信息,吸收大量外资,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它对各个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发展中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归纳起来,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消极影响主要有:
第一、削弱一国经济主权,冲击国家金融监管的调控能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随着国内市场逐步与世界市场接轨,民族国家调控本国经济的作用和能力日益缩减。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国际金融市场,不仅使资本能够以光一样的速度从世界某地转移到世界他地,而且将国际金融融合成“网络金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或地区稍不谨慎发生某方面失误,都会威胁到其金融安全。一旦某一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极容易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起连锁反应,引发全局性、系统性的金融风暴,并可能导致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及至政治动荡。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势必会向被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救助。国际经济组织在对这些国家进行“援助”或贷款的同时,必定提出诸多十分苛刻的条件,比如调低经济增长速度、削减财政预算、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实行国企私有化、提高利率、降低进口关税、大幅度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宽对外商投资或持股的限制、关闭或兼并部分金融机构,等等。显然,国际经济组织的“援助”,集中体现了少数发达国家的意志,使受援国出让或丧失了相当大一部分经济主权,削弱了这些国家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
第二、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国际支付能力下降、引发债务危机。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而且绝大多数初级产品是面向欧美日发达国家的市场。在冷战结束后日益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中,发展中国家科技基础薄弱,在研究开发中投入不足,加之自主研究开发成本越来越高,知识和技术更新越来越快,创新能力越来越集中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从而导致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剪刀差”越来越大。此外,国际贸易的一些新规则对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不利,从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金融与贸易密切相关,逆差逐步扩大,外汇收入大减,外债负担加重,导致本国货币币值不稳定,从而引起资本大量外流。这样就使发展中国家无力偿还债务,信用制度崩溃,最终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战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债务危机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是影响这些国家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外一些学者研究结果显示,多数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贸易条件明显恶化。[4]
第三、国际金融市场自由而开放,金融投机便捷而频繁。资本所追逐的就是利润的最大化。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套利交易机会。在汇率不变的条件下,投资者能够无风险地获得高额利润。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金融市场开始变得动荡不安。随着发达国家将竞争重点转向金融领域,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英、美、德、法、日等发达国家相继取消对资本进出口的管制,对金融市场实行自由、开放的政策。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下,许多“新兴工业国家”也纷纷推进金融改革,金融市场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显著加快,国际资本市场骤然扩大,资本流量急增。特别是金融工具不断衍生和创新,使股票、债券、期货、期权、外汇等各种传统的或派生的金融资产交易额正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膨胀,并在绝对数上成倍地超过了相应的实际社会财富。这既能给全球投资带来更多便利,又会形成大量游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游资高达7 2万亿美元。如此高额的游资必然对一国金融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力。而且,国际垄断资本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已经不再满足于商品贸易的盈利了。还投机于国际金融市场。如果发展中国家自身存在问题,就会被投机资本冲击成功,酿成金融危机。需要指出的是,投机资本的冲击往往体现少数发达国家的政治意图,是为其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制裁某些“不听话”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比冲击其金融更隐蔽、更致命的了。
二、确保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持金融安全的措施建议
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不以任何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我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并逐步走向国际化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在这一历史大潮中,我国理应充当顺应历史潮流而且有所作为的“弄潮儿”,而不是在历史潮流面前无所事事的“懦夫”。因此,我们要努力学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做到趋利避害。
第一,正视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风险因素,迅速增强金融意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金融行业成为一个特殊的风险性很大的行业。因为现时的金融业进入到一个“交易金融”阶段。在这一阶段上,银行信贷的中介作用相对下降,而股票、债券的地位迅速上升,货币合约交易不断地重新分配着一种货币的现时价值与其远期价值的差价,或两种货币汇率的现价与远期价格。这种状况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将使整个社会的名义财富极大地超过其实际财富,形成所谓的泡沫金融。这时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势必会导致金融风潮,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之前很少出现金融风潮,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频频发生金融危机,这种客观事实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树立金融风险意识。可以说,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极大程度上就是这些国家缺乏风险意识的直接后果。因此,我们应认真吸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这方面教训,清醒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利与弊,正确估计我国经济和金融已经存在的各种风险因素,从而增强金融风险意识。
第二,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的调控监管制度建设,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众多发达国家在国际自由化趋势中纷纷加强了金融监管,如美国强调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与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证券交易委员会一起负责机构的监管,英国成立一个归属于财政部的专门金融监督机构并由英格兰银行(中央银行)配合进行管理,德国设立“联邦银行监督局”对银行实行监管,等等。这些措施在抗击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东亚许多国家在这次危机后看到了加强和健全国内监管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国这次之所以能够比较成功地避免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加强了中央银行的调控监管。当前,我国金融形势总体情况良好,但仍然存在着较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如前所述的非银行机构设置过多过乱、社会上乱办金融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证券市场上违规违法现象较严重,等等。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的调控监管,构建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切实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为此,我们要积极地建立和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系,调控监管方式由过去以行政手段调控为主迅速转向以经济、法律手段调控为主;在继续加强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的同时,不断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在搞好国内金融市场监管的同时,努力扩大和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性交流和合作。
第三,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企业、银行的关系。改革开放20年以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客观要求还很不适应,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必须加大金融体制改革的力度,特别是重点解决政府与企业、银行的关系问题。在我国,政府对金融机构拥有绝对管理权,与金融行业的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经营原则存在着矛盾,这很容易造成信贷资金财政化,出现所谓“政治性贷款”,加上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政府管理职能尚不明确,政府管理行为很不规范,从而增加了金融资产的风险。同时,国有企业久治不活,亏损额较大,支付贷款难度加大,易导致社会信用危机,带来金融风险。为此,我们首先应该下决心切断政府与银行、企业之间各种非市场关系的“脐带”,加快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步伐,正确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关系,从而一方面减少官员腐败现象,促进银行转换经营机制;其次,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促进银行转换经营机制;再次,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减轻依赖银行贷款的程度。只有将政银、政企关系理顺,并将银企关系转为真正的商业合约关系,才能规范各自的行为,真正减少金融风险。
第四,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对外依存度的关系,并加强对外债的统一管理。现有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是这些国家过度开放的恶果,因此我们要维护金融安全就不必扩大对外开放。这显然是不对的。其实,东南亚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作具体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基本原因不是过度开放造成的。在我国,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不存在一个开放过度的问题。不过,在对外开放中,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许多专家、学者提出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要慎之又慎,这是中肯之言,必须谨记。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尽可能减轻对外依存程度。对外依存度主要由“三依靠”(依靠外贸、外债、外资)的程度来度量。在这个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的外贸依存度只有19%,日本是18 4%[5],它们开放度很高,但外贸依存度不高,值得我们注意。目前我国外贸、外债、外资都达到相当规模,对外经济依存度偏高。为此,我们必须把握好扩大对外开放与减轻对外依存度的关系,尤其是要加强对外贸、外资和外债的管理,最好实行“一元化管理”,克服多头管理的缺陷。外资方面要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优化外资结构,加强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外债方面,要提高外债的使用效益,坚决杜绝外债非生产性借入和债务消费化倾向。外贸方面,努力克服出口结构与东南亚国家同构现象,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
第五,加强金融立法,依靠法律武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往往需要综合治理,需要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综合运用才能取得较好效果。从世界范围来看,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交易日益频繁的今天,各国政府越来越注重依靠法律武器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美国在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事件后很快颁布了《加强对外国银行监管法》;英国在金融风潮过后不久即通过立法授权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决定权;日本自1997年以来先后通过了《金融监督厅设置法》、《银行法》、《存款保险法》、《禁止垄断法》等等。实践证明,法律手段是加强金融监管、维持金融程序、保障金融安全的最适当的武器之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经济立法(包括金融立法)驶入快车道,也制订了不少涉外经济(包括金融)的法律和法规,但在经济安全(包括金融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不多,致使我国在维护经济安全(包括金融安全)过程中陷入一种无可奈何的困境。因此,为了适应金融市场日益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必须加快金融安全方面的立法步伐。
第六,加快经济发展,不断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效益和素质。从根本上来讲,加快自身经济发展,是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的治本之策。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战略”,“发展才是硬道理。”①。可以说,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都在于发展。发展问题既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解决我国众多问题的关键所在。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当然也离不开发展。只有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国际竞争能力提高了,综合国力增强了,才能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国际地位,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并争取到更大的世界经济制空权,努力保证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动权,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经济利益和金融安全。如果离开了经济发展,就没有金融安全可言。为此,我们必须迅速搞好国有企业改革,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引导企业逐步适应世界经济各种复杂环境的变化;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努力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坚决摒弃“弄虚作假”的高速度,力戒泡沫经济的产生。
[参考文献]
[1]丁一凡 大潮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面临的挑战[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
[2]波梭纳 21世纪的挑战[j] 评论(法国),1995,(秋季刊):477-482
关键词：全球经济治理；次贷危机；国际经济
全球治理的理念是在应对全球化催生出来的众多全球性公共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全球性的公共问题已经发展到了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或者无法解决的。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得各国能够在一系列共同认可的全球治理机制和框架内进行合作。当前，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内容和议题仍然是全球经济问题，很多诸如气候、能源等全球问题都是由经济问题衍生出来的次级问题。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是践行全球经济治理理念的基础，同时，也是各国实现和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重要途径。因此，全球经济治理一直以来都是各国普遍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危机前的全球经济治理
自二战结束之后，存在了数个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尤其自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经济全球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已经使各国的经济彼此相互依赖。二战结束之后，在美国霸权的主导下，以外汇、资本、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全球经济治理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解体，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依然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保存下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主导着全球经济治理。
上世纪70年代，为了应对石油危机和全球性金融危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核心的7国集团由此诞生，并对全球经济事务议程和全球经济治理发挥着明显的导向作用。冷战结束之后所形成的8国集团又大大增强了这个“富国俱乐部”的政治影响力，这也标志着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权力结构完成了一次新的安排和调整。但以此同时，8国集团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外部日益增长的压力，使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的加强，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日益崛起，以8国集团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开始受到冲击。对此，1999年，20国集团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20国集团仍然处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边缘地位，没有足以影响全球经济事务的实质性权力，仅仅是为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运行和完善提供决策参考。
二、 次贷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
全球化促进了金融的一体化的发展，金融一体化在促进了生产、资本国际化和国际投资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国际金融风险。2007年，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这场源自美国金融体系过度发贷、投资以及缺乏有效监管而引发的危机却成为了自二战结束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受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迅速恶化，全球股市严重受挫并呈现出迅速下降的趋势，严重波及到了全球实体经济，全球经济开始陷入缓慢增长乃至衰退的境况。大量中小企业的破产，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国家经济的衰退成为了各国政府联合在一起共同对全球经济施加干预的主要动力。
本次危机揭露了全球经济治理手段供给的不足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缺陷，暴露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在高度自由化而不受有效监管下的弊端和不足。全球化的高速发展下的利益联系和缓慢发展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间的矛盾使得各国意识到应该变革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本次危机严重地削弱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对全球经济格局造成了显著的影响。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家对其所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秩序具有着关键的维护作用，二战后所形成的的经济治理体系也就是建立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经济霸权基础上，但是，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都很难再依靠自身力量来维护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和向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因此，接纳新兴经济体和有效地变革全球经济治理成为了必然的趋势。
2008年金融危机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经济秩序，危机带来的破坏性让各国很快联合在一起共同对全球经济施加干预，同时，危机向世人揭露了现存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不足和弊端，也大大改变了全球经济的格局，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到了全球经济治理，并让其在后危机时代中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
三、 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治理
2011年，以欧美实体与金融业好转，新兴国家因通货膨胀压力而普遍实行货币紧缩为标志，世界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普遍复苏，在全面复苏的过程并存着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新兴发展中国家引领全球经济的增长，发达国家经济缓慢复苏，欧洲债务危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成为了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经济危机加剧的多极化发展趋势在后危机时代得以延续，推动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了新一轮的变革。
20国集团快速崛起并取代8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是该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既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力量变化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对本次金融危机的一种反应。在应对金融危机中，20国集团从财长和央行行长级别的会议升格为领导人峰会，并在两年的时间内密集召开了五次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其中，伦敦金融峰会和华盛顿峰会揭开了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序幕，20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匹兹堡峰会确定了20国集团将取代8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论坛，从8国集团到20国集团，标志着世界已经迈入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新时期。
20国集团的诞生及发展离不开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推动，也因此使得20国集团往往扮演着危机应急者的角色。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20国集团危机应急的任务宣告一个段落，但是，20国集团仍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后危机时代仍然面临着众多挑战，其中包括各大新兴发展中国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欧洲债务危机以及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各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仍然依赖于政府的政策驱动。为了巩固全球经济的复苏，促使世界经济实现自主性增长，各国对20国集团寄予了厚望。欧债危机后的多伦多峰会所发挥的作用也证明了20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20国集团在后危机时代还充当着新兴经济体利益表达的渠道，后危机时代国际社会正在经历扁平化的发展进程。该进程的主要表现在：国际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差距在缩小；国家高度依赖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导致国际组织的权力和地位不断提升；区域或跨区域国际联盟的发展，缩小了大国和国家集团间权力分配的差距。20国集团在后危机时代正好顺应了这个趋势。后危机时代，由于再次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未彻底解决，国际经济力量格局发生了改变，8国集团自身的局限性等多重因素都促使20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刘青建、八国集团框架下的南北对话探析[J]、现代国际关系2007第11期
论文摘要：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全球化与中国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但它对中国的经济主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必须在对外开放中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有效地维护中国的经济主权。
在当代，中国作为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大国既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及其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提供的重大机遇，又面对着它们提出的主权方面的严峻挑战。如何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快的进程中积极而审慎地对待金融全球化、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是中国政府必须审慎考虑的重大问题。
一、 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现
金融全球化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它既可以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也可指现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扩展，使世界各国金融政策趋同化，还可以指金融风险意识和金融全球监管共识的达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义应当是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各国经济与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一种客观历史趋势。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纪8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条件。二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电子网络的形成，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交易系统的联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离岸金融市场所构成的覆盖全球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标志着全球统一的 “24小时”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实现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的膨胀化。从 20世纪60年代起，各国金融机构先后掀起了金融创新浪潮，随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断扩张，全球经济虚拟化。四是国际金融证券化。它包括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年到 1998年上半年，亚洲市场上通过公开方式发行资产证券达 30多亿美元。从融资方式来看，20世纪 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占国际筹资总额的58、9％。五是国际金融资本规模膨胀，全球经济频繁波动。
1990年以来，国际金融资本规模急剧扩张，无论从总量上还是速度上已经远远脱离了世界贸易和世界总产出等实物经济指标的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波动性和全球金融资本无限供给，自由流动，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更为频繁。六是金融监管国际化。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资本巨额流动于各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追逐投机，潜在的金融风险随时都会发达。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塞尔协议”、“清迈协议”等的签署，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督合作的空前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更趋国际化。
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不是迫于“胡萝 b加大棒”压力下的开放，而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自发选择。实行金融开放并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与国际金融的互动是一种良性互动。
但是，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主权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第一，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缺乏事实上的公正、合理性，对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具有危害性。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制订权和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国际金融机构的各种规则制度，基本上是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金融管理规则的翻版。虽然规则建立后一视同仁，机会均等，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在现实中，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对这一套规则一无所知势必屡屡违规操作而受到惩罚，同时为了获得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被迫主动对金融管理权限作出某些让步，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 “金融霸权”地位。第二，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形的主权让渡和无形的主权销蚀将对中国的经济主权产生深刻的影响。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一些国家提供援助时，不仅规定要监督援助资金的使用，而且还要求受援国改变经济政策，进一步开放市场。这就对一个国家主权构成严重干涉和破坏。一旦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而求助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干涉中国经济主权亦不可避免。无形的主要销蚀主要表现为金融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的行使。短期资本的不规则涌入和涌出，国际金融投机者在市场上的作乱，将会引发我国货币汇率波动和资本市场的震荡，在一定程度上将限制中国的利率主权，使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面临冲击的风险。第三，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从众行为、资产组合选择行为、资产相关操作以及预期心理等复合渠道在国家间传递的。金融市场的跨市场 “羊群效应”和 “交叉感染”EI益显著。金融资本市场的全球统一性，使民族国家依靠传统的领土主权来保护一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成为不可能。中国之所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损失较小，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广阔和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也与中国整个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分不开。第四，金融全球化放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引发信用危机的风险增大，给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我国，目前的金融风险从自身来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竞争力较差；另一方面是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金融改革几近于零，法制建设落后，没有健全的风险控制机制，自我保护能力较差。随着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外资大规模流入、在高竞争、名品牌战略面前，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因行政手段的掩盖的终结而被放大，极可能引发国内金融界的信用危机，也对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