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投入产出；旅游产业；特征法；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173-04
引言
近年来，昆明的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业为昆明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如何验证旅游业的发展与其他产业协调与否，本文运用投入产出特征分析法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是否协调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生产结构是否与技术经济结构相互协调的问题 [1]。
一、投入产出特征分析模型概述
在投入产出理论中有如下横向平衡关系成立：中间使用+最终使用=总产出，数学表达式为xij+Yi=Xi。
设为最终产品（使用）向量，为社会各部门总产出向量，设=（y1，y2）T和（x1，x2）T为对应的结构向量，并满足条件yi=1，xi=1，因此有=f，=g成立，其中f=Y1+Y2，g=X1+X2，此时投入产出平衡式可以写为：gAx+fy=gx。令s=f/g，s称为最终产品（使用）率，y称为最终产品结构，x称为社会生产结构或产业结构。
通常，随着社会技术的进步，最终产品率s从理论上来说是越来越大的，因为技术进步应该朝着使社会生产系统的中间消耗越来越小而最终使用比率越来越大的方向进行。当s较大时，整个社会系统中间消耗占社会总产值比例较小，可以认为国民经济系统运行的较为协调 [3]。当投入产出模型中只涉及两部门，比如工业和非工业以及本文研究的旅游产业和非旅游产业时，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比较两部门之间是否协调发展。
对于两部门投入产出关系，技术经济矩阵必有唯一的实特征根λ1，使得0
当社会生产结构向量与主特征向量重合时，表示社会生产结构与技术经济结构完全协调，在这种情况下从投入产出角度来讲，多部门国民经济犹如一个整体，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在一般情况下两者不会重合。
在两部门情况下，通过技术经济结构的特征来观察产业结构，即在以主特征R1和R2副特征为基底的坐标系中分解社会结构x，在此，有x=α1R1+α2R2成立。公式gAx+fy=gx可转化为Ax+y=x，即写成Ax+sy=x，综合以上公式可以推出最终产品率用公式表示为：S=α1（1-λ1）+α2（1-λ2） [1]，λi为唯一的实特征根。
由上述公式可以看到，主特征根把结构三角形AOB分为两个部分，当副特征向量R2在第二象限时（如下页图1所示），生产结构向量若从向（即OA方向）靠拢，则最终产品（使用）率增大，表示生产结构与技术经济结构协调，因此R1OB为不协调区域；当副特征向量R2在第四象限时，生产结构向量若从R1向R2（即OB方向）靠拢，则最终产品（使用）率增大，表示生产结构与技术经济结构协调，因此R1OA为不协调区域。即若使S上升，该区域为协调区域，此时认为结构协调，反之不协调。
二、旅游产业特征分析
旅游业的产业定位一直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各地区的标准不同，但一般都是涉及“食、住、行、游、娱”等基本要素。本文根据旅游卫星账户的国际标准来选择旅游特征产业和相关产业，使得结果具有可比性。
把国民经济各行业投入产出数据按照旅游行业的选择整合为两部门，即旅游产业和非旅游产业，对2×2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求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可得以下结果：
投入产出特征分析就是在两部门情况下通过技术经济的结构特征来观察产业结构，在以主特征R1和R2副特征为基底的坐标系中与社会生产结构向量x来进行比较。如上页图2所示，主特征R1在坐标图第一象限，副特征R2在第二象限，这种情况下，R1把结构三角形划分为两个部分，R1与OB之间为协调区域，另一区域为不协调区域，也就是图中阴影部分所示。可以看到，向量x位于协调区域中，并且较为接近OB，说明昆明旅游产业与非旅游产业的协调程度比较好，这也和昆明市政府一直以来大力发展昆明的旅游业密不可分。云南是旅游大省，旅游产业也是昆明的支柱产业，旅游产业均为第三产业部门，投入少见效快，消耗系数较小，产出能力相对较大，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昆明的经济增长，吸纳就业。因此，继续保持昆明旅游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使之更好的服务于人民，并促进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则显得尤为重要。
三、旅游产业内部特征分析
以旅游产业为经济整体，在旅游产业内部研究各部门是否协调发展对于了解昆明旅游产业结构是有必要的。
表3为十二个部门的特征分析结果，对每个部门整理出2×2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和社会生产结构以及最终产品结构，再对A求特征值和特征向量。从结果可以看到，十二个部门中有四个处于不协调区域，分别为铁路运输、公路运输、邮电通讯和零售业（如图3所示）。这四个部门的结构三角形中社会生产结构均处在不和谐区域，说明在旅游行业内部，这四个部门与其他部门发展不够协调，有待改进。
其余八个部门的社会生产结构处在协调区域里。如图4所示，我们观察社会生产结构向量和主特征向量的距离可以发现，住宿业和非住宿业的协调程度最高，其次是景区景点。而航空运输部门的社会生产结构向量和主特征向量几乎重合，可以说是处在协调与不协调的过渡区域，需要予以重视。
旅游业和文化艺术业的特征分析图比较特殊，主特征向量为（0，1），与Y轴重合，这是由旅游业和文化艺术业对其他部门的直接消耗为0所导致的。
旅游产业是昆明的支柱产业，旅游产业均为第三产业部门，投入少见效快，消耗系数较小，产出能力相对较大，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昆明的经济增长，吸纳就业。因此，在继续保持昆明旅游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的情况下，有必要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改善不协调发展部门的行业情况，使得昆明旅游业整体健康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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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特征;动态调整机制
中图分类号： F272、3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4、06、010
1 引言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战略布局，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大举措。与一般产业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初始阶段往往存在市场与技术的双重不确定性，具有鲜明的高技术含量、高投入、高成长和高风险等“四高”特征，这些特征需要政府发挥独特作用，建立有效的引导、协调、激励与约束机制，从技术研发、市场培育、产业规划等不同层面制定政策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
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导和激励政策，有关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
第一，关于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体系的评价，吴敬琏（2011）[2]、刘志彪（2011） [3]等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由政策导向和市场共同推动的，在某种程度上政策导向推动性更大，然而，当前政策体系存在着“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偏差，契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各个发展阶段的政策工具相当缺乏。李文军（2014） [4]认为应整合现有技术政策，合并相似政策，形成政策合力。
第二，关于政策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敏感性，朱云欢（2010）[5]和娄贺统（2008） [6]的实证研究表明，同样的政策在产业不同发展阶段中，其作用效果存在很大差异。
第三，关于政策的调整机制，于咏昕（2010） [7]和李颖明（2008） [8]研究结论表明，政策调整的重点在于政策组合，政府既需要决定每个政策工具的力度，更要注重不同的政策工具的搭配，在不断试错过程中提高政策效率。韩霞和朱克实（2014）[9]指出要从优化研发投入结构、加强组织协调与规划、强化知识产权助推战略等政策选择上入手。已有研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体系评价、政策作用机理以及政策调整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然而，在如何构建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特征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调整机制方面，现有研究较少涉及，构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轨迹高度契合且能形成覆盖新兴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链条及其动态的调整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特征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学者们从战略性、不确定性（技术、市场和组织）、正外部性（研发、产业化）和复杂性（技术、产业化）等特征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基本形成共识。宋河发等（2010）[10]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的渗透力强的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先导性、友好性、导向性、依靠性、战略性等产业内涵与特征。孙国民（2014）[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突出特征主要体现在地位战略性、影响全局性、技术前瞻性、市场风险性、发展可持续性、产业生态性和区域竞争性等七个方面。费钟琳，魏巍（2013） [12]认为按照一般生命周期过程渐次发展规律，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样具有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及调整期等一系列阶段性特征。胡斌（2014[13]从技术创新、组织模式、产业链和市场状况四个维度的不同特征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划分为孕育期、成长期 、发展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演进特征及发展规律的深入分析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诞生于技术的突变性变化之中。Ehrnberg（1995）[14]系统研究了突变性技术的演变特征。技术的突变性变化体现在佛斯特S曲线非连续性跳跃点上，它既可以是从一个技术生命周期转移到另外一个技术生命周期，也可以是从技术生命周期中一个子循环转移到另外一个子循环，如图1所示。
图1 技术周期与突变性技术的变化演进特征
技术的突变性变化往往会改变产业原有的竞争基础，这为我国企业实现弯道超越提供了机会窗口。突变性技术的整个发展历程是由多个里程碑式演进阶段构成，综合Benner（2010） [15]实证研究，这里将依托突变性技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历程分为六个里程碑式阶段：技术孕育期、技术龙卷风期（同时存在多个技术发展路径）、技术大道期（相互竞争的技术标准归一化）、产业链架构期（新的产业在形成）、市场鸿沟期（市场需求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和市场大道期（市场趋于成熟）。伴随着突变性技术演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历程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多重性和动荡性等特征。多项研究表明，产业政策（技术政策、产业投融资政策、市场培育政策和国际合作政策等）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不同演进阶段中的作用敏感性存在很大差异。
例如，在技术龙卷风期阶段，政府应对由两个以上的企业构建的研发联盟采用研发补贴政策，而在产业链架构期阶段，政府应对风险投资公司采用倾斜式税收优惠政策。与其它政策相比，在同样财政资源消耗的情况下，这两种政策的实施效果比较显著。从全球范围看，当前新材料产业正处于技术爆炸性增长的阶段，产业整体处于技术范式的构造期;而光伏产业已处于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完整的产业链在迅速形成;新能源汽车产业处于技术持续增长阶段的产业，其中部分产业已经处于技术突变和需求导向的过渡时期[16]。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务之急是在把握相关新兴产业发展特征的基础上，依据不同的新兴产业不同的技术阶段，构建动态的混合型政策链条，以突破单一政策工具的局限性，提高整个政策体系的动态适应性[1]。
3 现行产业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近几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状况，通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技术政策、市场培育政策、税收政策和专项政策等整体政策架构的系统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制订和实施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现行政策体制无法涵盖和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特点、新诉求，契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各个阶段性发展特征和需求的政策工具比较缺乏，政策协调机制尚不完善[2]。张矗2011）[17]和朱迎春（2011）[18]研究表明，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结构的缺位错位现象严重，政策体系呈现非均衡状态。总体看，我国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调整的机制，而且也缺乏有效的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考核机制，难以满足政策及时调整的需要。一些宏观的产业政策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难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落实。
3、1 在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发展阶段方面，相关政策存在结构不合理、缺位错位现象。
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之间缺乏协同性，使得相关政策呈现“碎片化”现象，政策的整合体系更是缺失。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路线往往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景下，政策与政策之间须形成动态有机耦合关系，以使各项政策产生正向互动作用，最终形成一种有效的政策合力。然而在现实的产业发展环境中，由于政府职能的划分，财政资源、权力资源、信息资源和制度资源实际是由分散在政府不同层面的不同部门把控，不同部门之间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缺乏协调性，甚至互相掣肘。在这种情形下，政策的缺位与错位造成整个政策体系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路径上的分布呈现“碎片化”现象[1]。
3、2 政策主体缺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动态演变进行持续性跟踪，造成政策“粘性化”现象[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政策主体产业政策的推出必须随着产业环境的变化而调整，适时掌控政策之窗开启与关闭的最佳时机，适时进行动态跟踪和控制调整，防止政策的“粘性化”现象，以实现政策体系的既定战略目标。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等多部委2009年启动的旨在促进国内光伏发电产业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发展的“金太阳”工程，采取财政补助方式，对并网光伏发电项目原则上按光伏发电系统及其配套输配电工程总投资的50%给予补助，偏远无电地区的独立光伏发电系统按总投资的70%给予补助。然而，几年来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推进速度远低于业界的预期，多地出现了虚报甚至只报不建等诸多不良现象。没有动态跟踪就没有控制调整，存在监管漏洞和缺乏调整的激励政策对产业是难以产生预期效果的。
仍以光伏产业为例，项目投入阶段有财政补助资金，经营过程中可以享受税收减免与返还，在土地、供电价格等方面得到优惠。产品在投入到太阳能项目中又会享有投资补贴、高上网电价等支持措施。实际上，光伏产业一直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这些政策叠加支持带来的产能扩张远远超过了国内市场的吸收能力，企业过度依靠国际市场，因而受到金融危机和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冲击，出现了步履维艰，并最终还依靠政府动用公共资源救援。
由此看出，如果产业政策支持过度，不仅大量消耗国家的财政资源，而且会强化该产业对政策的依赖性，使其丧失活力和竞争能力。所以必须特别关注政策的时效性，当政策环境发生改变时，继续执行下去势必导致政策成本大于政策收益，政策的适时退出或调整与政策的适时导入同样重要，避免政策出现“粘性化”现象。
3、3 政策主体在政策调整方面（储备、出台、实施和终结）缺乏前瞻性、一致性和连贯性。
如在电动汽车领域，要加快推进其产业化，必须要有包括补贴、基础设施、提高油税、提高传统燃油车排放标准等在内的一揽子政策，既不能有所缺失，更要做到政策间彼此呼应。但我国电动汽车产业化几年来，出台的政策仍比较零散，而且政出多门，政策间相互扯皮，延缓了电动汽车产业化的进程。
4 产业政策动态调整机制的构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无论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还是产业发展的规律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都需要政府的大力培育和引导。当务之急是在把握相关新兴产业发展特征的基础上，依据不同的新兴产业不同的技术阶段，构建动态的产业政策调整机制以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演进发展。
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阶段性演进特征，政策主体应在政策管理实践中系统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的演进规律，分析研究产业技术政策、国际合作政策、产业投融资政策和市场培育政策在技术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敏感性，构建一条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发展轨迹契合且能覆盖其技术不同发展阶段的动态混合政策链条，发挥不同类型政策的协同作用，有效地管理政策的生命周期，提高整个政策体系的动态适应性[1]。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敏感性进行的研究表明，不同产业政策的成本和效果是不同的，对产业作用的敏感性不同，适用产业发展的阶段不同。例如，同样的税收激励政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作用效果存在很大差异;财政补贴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企业研发创新外部性带来的成本与收益风险，相比之下，税收优惠能在更大程度上诱导企业的研发活动。与企业个体相比，同样的政策作用在企业联盟体上的敏感性更为显著，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初期，政府应把政策资源投入到具有优势的产学研联合体上。政策主体既需要研究单项政策的敏感性，更应注重分析政策组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效力及作用速度。需要强调的是，政策绩效的生命力在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市场是推进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财政资金的支持应更多体现在“竞争前”。在产品阶段应该尽量“补需方”而不是“补供方”。政策支持要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防止因不适当的直接干预而抑制市场竞争。
重大技术突破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19]，技术上的突变伴随着大量不确定性因素，政府应建立政策效率的过程节点评估制度，以使政府适时依据产业最新演变趋势对政策资源进行动态再分配。因此，政策动态调整重点在于政策的动态组合，既要考虑每个政策工具的力度，更要注重不同的政策工具的搭配。政策应是一个动态适应的过程，政府有关产业的激励政策须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出现的新业态、新模式而适时调整。政府必须要与企业进行深层次地互动，在不断试错过程中提高政策效率。政策调整实质上是政府决策者的再决策行为，是对政策资源再分配;由于政策资源的有限性，政府须根据产业发展态势有意识地从旧的政策体系中抽出资源，引入至新的政策架构中，政策架构的转换时机、转换力度和转换速度将对整个政策体系的效率产生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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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Policy Dynamic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LIU Hongmin1， YANG Yandong2
（1、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450002;
2、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Hangzhou 310014）
[关键词]城市；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大连
[中图分类号] F062、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3－0040－04
本文是大连市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连市城市定位研究》（08dlsk256）的部分成果。
一、引 言
经济社会发展总表现为一定的阶段性，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准确定位具有重要意义[1]。经济的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相互关联与相互制约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总体状况，反过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又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2]。依据产业结构的特征判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对于正确地拟定城市经济的发展目标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战略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比例关系及主次序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及相关的研究理论表明，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产业和人口经济联系方式，可以通过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序位的变化，以及相应的人口就业比重的变化反映出来[2]。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产业结构特征反向识别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结合城市发展阶段的总体趋势， 准确把握城市发展阶段的下一步目标，识别产业结构角度推动城市发展阶段前移的路径。同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分析及比较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化方向，确定城市发展阶段推进的产业结构障碍，从而准确把握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将城市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二、大连市当前产业结构特征
1、 三产结构特征
近年来，大连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2000～2007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且近两年加速趋势明显，增长率超过16%（见表1）。自2000年以来，大连对产业结构进行了战略性调整，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尽管三次产业每年都在大幅增长，总体上，三产的结构呈第一产业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稳中有增，而第三产业基本稳定的趋势。总体而言，大连产业结构正向高级化推进，随着大连市支柱产业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电子信息工程及软件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大连市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将进一步增加，产业结构将不断优化。
2、产业结构合理性分析
根据产业结构合理化原则，合理的产业结构应充分利用区域资源；技术先进适用；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具有较强的自主发展能力[3]。
（1）从资源利用情况看，区位、港口、旅游资源、科技人才是大连的突出优势，经过近年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大连市的临港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口岸经济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旅游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也获得了迅速发展，产业结构与资源结构基本吻合，资源优势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首先，以现代交通运输业为主体的口岸经济保持旺势，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不断提升。2007年，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2、2亿吨，其中外贸吞吐量0、8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81、3万标箱，港口吞吐量位于全国各港口城市前列[4]。造船、石油、化工、出口加工等临港产业一直是大连市工业中的主要成份。借助区位优势与港口优势，大连的外向型经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2007年GDP增长主要靠出口（贡献度为74%）拉动，对外贸易增势强劲，推动了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
其次，在旅游业方面，大连不仅继续保持了其滨海旅游的特色，更利用了近年来城市建设的成果，结合商贸、会展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丰富了旅游活动的内容，扩大了旅游产业的发展空间，使大连的旅游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7年共接待国内游客2,480万人次，海外游客8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25亿元，增长25%。展会规模化、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全年举办展会92个，参观人数484、1万人次[4]。
最后，大连市高新技术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进一步突出，2007年，全市完成高新技术产业产值2,402亿元，比上年增长38、8%，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602亿元，比上年增长 43、3%[4]。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及重大高新技术产业项目进展加快，成为新的亮点，软件产业及大连软件园建设实现跳跃式发展。
（2）从产业的技术结构看，大连市的制造业在全国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其中机械工业、运输设备、电器设备、电子通讯等在全国地位较高的专业化部门均为技术层次较高的制造业部门，以电子信息、新医药、精细化工、节能环保、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倍增速度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但大连的支柱产业仍然是传统的重化工业，运用高新技术全面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业技术结构还不够，企业创新能力不强。目前大连市的装备工业如机床、冶金机械、橡胶和塑料加工机械等行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资金和技术方面还不具备独立地与发达国家大财团和跨国公司竞争的能力[5]。第三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金融、会展、旅游、信息、房地产开发等新兴产业蓬勃兴起，成为经济增长的生力军。但是第三产业整体素质仍然有待提高，与现阶段的信息产业及未来的知识经济需求相比较，第三产业增加值构成层次仍然较低，传统的交通运输与餐饮服务业所占比重仍然较大，高层次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比重不足。
（3）从产业结构的有序性看，大连市既有信息、金融、会展、旅游、房地产等新兴产业，又有石油化工、运输设备、电子通讯、机械等成熟产业和采掘、冶金等衰退产业，三个阶段的产业同时具备，表明产业结构过程有序；同时大连既有机械、电子等主导产业，又有交通运输、房地产等先行产业和石油、化学、食品、服装等基础产业，表明产业结构功能有序；在区际分工中，大连市第三产业发展迅速，金融、商贸、旅游等产业在东北地区具有突出优势，渔业、轻工业及以船舶、机车车辆制造为特色的重工业也与省内及东北其他地区形成了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但在与环渤海主要中心城市的协同上还需进一步努力，以实现更大范围的区域整体利益与空间有序。
（4）自主发展原则要求区域产业结构必须在区域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综合发展，有一个相对健全的结构体系。
首先，产业结构要有一定的主导能力，经济综合、自主地全面发展要求拥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大连市的主导产业为以船舶、机车车辆制造为主的机械工业和电子工业，具有技术成熟性、市场成熟性、大规模性和大关联性，能够在城市产业结构中起支柱作用，并具有较强的连锁效应（见表2、表3），并且在东北地区与全国具有一定的专业化分工优势。
其次，大连市产业结构相对健全，并拥有较为先进的主导产业，具有较强的整体竞争力，因此对市场和技术等方面变化的适应性较强，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内部组织机制的调节，适应环境，排除干扰，结构的转换能力与应变能力较强。但是，大连市的工业结构类型仍为重型结构，还未能形成以消费品生产的发展来带动重工业或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持续发展的能力还有待提高。最后，大连产业结构的结构性效益较高，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
总体上，大连产业结构与资源结构密切结合，产业的技术结构与有序性良好，具有较强的自主发展能力，产业结构合理性良好。但是从产业总体结构比重上分析，仍存在第一产业比重高，重型制造业比重高而新兴服务业比重较低的弊端。
三、大连市城市发展阶段的诊断
城市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城市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联，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的结构比例关系及主次序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同样，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理论也表明，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可以通过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序位的变化，以及相应的人口就业比重的变化反映出来。以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钱纳里（H、Chenery）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根据三次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构成中的比例序位关系，结合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将经济成长阶段划分为农业时期、工业化时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三大时期，其中工业化时期又具体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见图1）[2]。
此外，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Rostow）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提出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方法对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还有赛尔昆、弗里德曼、霍夫曼等许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各种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1]。根据这些方法以及我国经济学家提出的判别经济发展阶段的指标体系（见表4）[1]，计算大连市相关指标（见表5），可以看出，大连市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城乡经济基本协调，产业重心正逐步由重工业向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转移，资源重心以资本和技术并重，消费水平略显超前，正在迈向工业化成熟阶段。
四、向下一阶段迈进的障碍
大连市在向工业化成熟阶段迈进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障碍因素，主要包括：
1、制造业科研开发与创新能力不强，生产技术革新慢，缺少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具有发达的制造业作支撑，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才能得以迅速且持续的发展。大连市的制造业构成中传统行业仍然占有较大比重，深加工与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仍然较小，技术水平较高的部门发展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强，新技术、新产品更新慢，影响了新兴工业部门的成长与名牌产品、名牌企业的产生。能否像青岛一样，创建出大连自己的名牌企业、名牌产品是大连经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取得阶段性进展的关键。
2、现代技术与组织方法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不够，农业生产率较低。低水平的农业生产率导致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较大。尽管同东北地区及国内大多数城市相比，大连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并不大，但与国内外一些发达城市相比则差距很大（见表6）。与国外城市相比，第一、二产业的比重过高，第三产业的比重较低，就业结构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即使与北京、上海相比，大连的第二、三产业的比重略低，而第一产业的比重较高。另外，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也较大，这些既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也成为大连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3、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县域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大连市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许多指标位于我国上游水平，但一旦按照市域经济比较，许多指标就落在了后面。特别是瓦房店、普兰店、庄河三市经济发展滞后不仅限制了市区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大连市整体地位的提升，更妨碍了大连市经济发展向下一阶段跃迁。
五、未来发展预测
在对大连市产业结构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诊断的基础上，可以预测，大连市产业结构的发展有如下趋势：
首先，发达的制造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大连的制造业具有良好的基础与规模效应，在东北地区与全国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因而制造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作为核心产业在大连市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将不断提高，各个工业部门都将向高度加工阶段过渡。技术进步将推动经济结构的转换与主导产业的变迁，大连正在向工业化后期过渡，以电子工业为主的新兴产业阶段即将到来，进而将进入以微电子技术和信息产业为主的时期，电子、电信、机械等部门将作为核心发展部门，电子产品、船舶、机车则仍是大连制造业的核心产品。
其次，具有高水平的产业技术层次、强大的创新能力、科研与开发能力是提升城市地位与功能的关键，为此，充分利用大连及东北各地在科技、人才、产业、资源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大连市未来发展的核心产业就成为提高大连对区域经济的领长功能、产业示范功能与辐射能级的关键。
再次，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将带来第三产业的繁荣。进入工业化后期，需求与消费的升级将推动基本经济结构的转型，即将进入第三产业加速发展阶段。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将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主体，并将逐步拉大距离，第三产业就业比例也将随之扩大。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都拥有发达的第三产业，大连市作为东北地区的航运中心、商贸、金融、旅游中心要想强化其中心地位，并成为更大范围的区域中心就必然要立足于自身优势，着眼于服务区域经济，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因而商贸、金融、旅游、交通运输与信息业自然就成为其核心产业。
六、结 语
大连市产业结构发展态势良好，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及三产结构等特征分析，大连市正处于工业社会中期向后期转化阶段。从产业现状与城市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转化趋势来看，为了推动大连市迈向工业化成熟阶段，现有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应为：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增强轻型结构，注意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衔接，向产品高加工度化与耐用消费品生产方向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重点发展金融、商贸、旅游与信息业，实现第三产业的高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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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ntification of City Development Phase Based on the Industry Structure――Take Dalian as an Example
Wang Bin1，2，Han Chunyang2
(1、School of Manage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116024, China；2、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 Dalian 116002, China)
摘要：林木种苗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确保造林绿化质量的关键。我国林木种苗事业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为保障林业和生态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保证了生态建设的需要。但是我国的林业种苗业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指出我国林木种苗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并系统地分析了产业化发展的解决对策。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生态建设和林业建设的快速发展，对林木种苗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种苗建设正处在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历史性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种苗工作，在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进程中，尤其是当前生态建设。“治理与破坏相持的关键阶段”，要优先发展种苗，要赋予种苗建设以重要的基础地位。
一、林木种苗业存在的几个问题
1、1种苗总量严重供过于求，结构性矛盾突出
目前，我国国有苗圃已达到9000多个，从事苗木生产的个人和企业超过了30万户，生产能力不断增强，总量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市场需求量。根据国家林业局场圃总站2005年雨季林木种苗供需情况通报，今年雨季种苗的剩余比例为70%：种子方面，雨季直播造林和育苗共需林木种子486万公斤，可供林木种子761万公斤，剩余种子200万公斤左右；苗木方面，雨季植苗造林共需苗木18亿株，实际可供应苗木70多亿株，剩余苗木50多亿株，大部分主要造林树种苗木均有剩余。
同时，由于苗木结构品种与生产需求不对路，以及苗木生产区域结构的不合理，种苗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显得尤为突出。原因主要是服务体系不健全，信息不畅，种苗生产的盲目性依然很大，不能与市场需求很好地衔接。
1、2生产单位经营运行机制缺乏效率，信息化建设缓慢
目前我国大部分苗圃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管理信息系统，仍然沿用旧的管理模式，工作效率低，增加了苗木成本和管理难度，缩小了苗木利润空间。目前，集成的苗圃管理信息系统还没有一个苗圃能实现，即便是入库和销售以及相关数据处理大部分也是用手工或半手工来处理或进行帐本登记。随着苗圃生产能力的提高，种苗品种增加和交易量增大所产生的大量数据给传统处理方式提出了巨大挑战。
1、3科技研发与经济建设脱节，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据国外统计资料，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60%是依靠科技进步取得的。而在我国每年取得的500多项林业科技成果中，能够得到推广应用的不足10%，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林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水平相当低。现在仍有相当数量的科技工作者脱离生产实际搞科研，使得许多科技成果仅能够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根据去年的统计数字，我国林木种苗的基地供种率和良种使用率分别为37%和43%，今年春季全国调度数据显示，大部分省区良种使用率偏低，个别省区仅为2％。
“科技链与产业链没有很好的结合”，取得的科技成果一直以来主要是靠主管部门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推广应用，科研部门重研究轻推广，主动与生产单位结合的少。科研工作不能面向生产和市场需求，市场观念和商品意识淡薄，很难形成市场-科研-开发-市场的良性循环。
二、林木种苗产业化发展对策
推进林木种苗产业化发展，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建立和完善4个体系。
2、1生产供应体系
生产供应体系是林木种苗产业建设的主体。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以国有种苗基地为骨干，国家、集体、个人多层次、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种苗生产供应体系。今后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对国有苗圃进行产权改革和产业化重组，将其纳入市场经济轨道，主要是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能按市场法则办事，彻底抛弃“等、靠、要”的思想，真正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独立享有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实现经营管理机制由事业性管理转变为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自觉适应市场竞争要求。并在市场竞争中做强做大，正发挥国有苗圃的龙头和示范带动作用。
二是建设种苗生产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种苗产业化的核心，它对于促进种苗产业化经营，推进种苗商品化、专业化进程，形成公司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经营形式具有关键作用。
2、2行政执法和质量监督检验体系
种苗行政执法是种苗生产和经营有序进行的保障。种苗行政执法主要是指健全种苗执法体系，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定、明确执法主体、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种苗案件查处等内容。种苗行政执法主要是创造公平有序的经营环境，打击无证生产和经营，维护种苗生产者、使用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2、3科技创新和新技术推广应用体系
种苗产业是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种苗科技含量的高低是林业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林业三大效益的发挥，因此，依靠科学技术不断提高种苗的科技含量，是林木种苗发展的重要保证。
2、4社会化服务体系
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可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即行政服务体系、信息服务体系、中介服务体系和市场体系。种苗行政服务主要是提供法律、政策、资金和规划、项目审批等方面的服务，对种苗产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信息服务包括各级种苗信息网的建设，提供生产和供求关系的信息服务，加强种苗生产的信息引导，减少或避免盲目生产和供求失调带来的损失；中介服务由行业协会或社会团体等相关中介机构负责，以营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为目的，为林木种苗生产、经营者提供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市场体系的建设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种苗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建立林木种苗交易市场，通过展览会、信息会等多种形式，为种苗供需双方提供交易场所和信息交流机会。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是货物劳务税改革的重要组成，而货物劳务税是中国当前收入占比最大的税收类型，收入规模占国内税收总收入6成以上，其征收范围广泛涉及货物和劳务的生产、流通和进出口环节，与国民经济运行高度关联。在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发展形势中，中国货物劳务税面临良好改革机遇和迫切要求。
货物劳务税制度改革的历史机遇
货物劳务税制度改革是改善民生的内在要求。当前，就业和收入分配面临诸多新问题，呈现出新特点。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2012年城镇需就业的劳动力达2500万人，比“十一五”时期的年均数多100万人，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抓紧落实国家提出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推进货物劳务税制度改革，可以通过降低各次产业融合成本，对增加就业岗位产生结构性正效应，拉动就业增长。
同时，收入分配问题也与民生息息相关。在2012年3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总理部署了当年要完成的七大任务，其中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居首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也提出，要抓紧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面对当前收入分配问题，不能完全依赖直接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税收方式，而需要重视通过间接调节购买力的方式予以调节。税收收入分配作用的发挥，主要是在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通过一个完整的税制体系对个人收入来源、分配、使用、财富积累与转让等财富的流转和存量进行直接或间接调节来实现。而货物劳务税则可以对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使用方面进行间接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来实现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货物劳务税尤其可以借助对某些特殊消费品或消费行为征收特定的税种，在这方面产生更加显著和灵活的效应。完善和增强货物劳务税制对宏观经济的整体调控能力，正是发挥货物劳务税易于转嫁特点，在消费环节实现收入分配调节，同时尽量避免减少中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损失。可见，抓紧落实货物劳务税制度改革，有利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完善国民经济分配格局，提高中低收入人群购买力，有利于改善民生。
货物劳务税制度改革是适应国际经济形势发展的紧迫要求。在2012年7月6日举行的中国－新加坡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国均面临不同的挑战，当务之急仍是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不进则退。我们只有抓住机遇，抓紧落实货物劳务税改革，才能更好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更好地适应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使中国经济在协调国际经济关系中发挥应有作用，在新一轮国际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好的比较优势。
货物劳务税制度改革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货物劳务税改革离不开统筹兼顾。现阶段，我们要通过抓紧解决改革的广度问题，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试点工作已于2012年开始实施，货物劳务税制度体系的改革逐步启动，整个制度体系的改革完善需要整体协调。货物劳务税制度改革不仅有利于优化整个税收制度体系，促进经济社会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而且必然增强间接税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使税收制度成为更加灵活和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内生变量系统。
货物劳务税制度改革的几项重点
如果我们认为增值税更具有税收中性特征，那么消费税和进出口税收则更加明确地体现各方面税收职能。基于这样的理解，对货物劳务税制度体系改革提出以下基本认识：
（一）关于增值税
一要抓紧完成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工作。要同时拓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工作的地区和行业，在持续稳步扩大试点地区的同时，建议结合《“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内容，选择部分行业和重点工程，例如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在全国范围实行试点。力求在“十二五”期间对提供货物和劳务应税行为实现统一的普遍的增值税征收。二要降低增值税法定税率，通过协调财政收入和消费税政策调整，在试点改革过程中，将增值税法定税率逐步降低到14%左右。三要同时完成清理和规范增值税优惠政策。
（二）关于消费税
消费税尽管不是普遍征收，但是既承担了财政收入职能，又要能够更加充分明确地体现调节生产和消费的作用，因此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适时拓展税基。消费税征收范围亟待进行结构性调整，从而更好发挥消费税政策各方面主要职能；要完善消费税征收管理方式办法，稳步提高消费税征收管理水平。
一要确立原则。本文认为，现阶段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新形势，对消费税征收范围需进行结构性调整，首先要确立消费税征收范围结构性调整的若干基本原则。调整范围主要在应税货物征收范畴进行，同时应避免因税目划分层次粗放导致大而化之地减少税目。具体调整内容的确定，应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把握和权衡产品结构和消费群体结构关系、税收弹性和市场影响、关联产业政策要求、替代产品情况影响及相关经济效应等因素的原则。
二要选择突破口。要研究当前居民消费的新特点，要了解掌握节能减排不同产业要求，选取调整消费税传统征收范围和促进节能减排的突破口，论证和确立拟开征消费税的产品及其所属行业的生产技术特征及指标，稳步拓展征收范围。例如，可研究对部分一次性木浆制品征收消费税的可行性。
三要摸清情况。摸清情况是完善消费税政策的基本要求。要充分掌握相同税目不同类别产品的相关详细情况，全面了解产品特征及其生产流通消费的整个流程，熟悉产品技术特性和分类标准、明确法定依据，把握行业领先技术水平以及相关产业政策，分析相同税目中不同层次类别产品的消费群体，据以细化税目结构，进行结构性调整，实行分类征收，完善相关消费税政策。
四要加强征收管理。按照消费税征收范围内不同类别产品的特点，依托先进信息和科技手段，采集掌握其生产流通相关信息并予以加工运用，制定完善分类征收办法，适时科学合理地调整征收环节，不断提高征收管理效率。
关键词:文化产业；政府；作用
一、文化产业的界定
“文化产业”(CulturalIndustry)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兰克福学派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他们主要从批判的角度理解“文化产业”,认为文化产业是商业资本对大众娱乐和媒体的垄断,其本质是资产阶级实行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手段。目前,对于“文化产业”比较权威的定义主要采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蒙特利尔会议上的定义:将“文化产业”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是以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为主体对象,从事其生产经营、开发建设、管理服务的第三产业。这一定义概括了文化产业的两个基本属性:一是文化的属性;二是产业的属性。
二、政府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因分析
(一)文化产品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功能,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价值引导。
文化产品的效用主要决定于其精神内容或思想感情内容的社会属性,取决于它对人们精神需要或思想感情需要的满足程度。文化产品的内涵有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健康与腐朽之分,因而大部分文化产品的思想感情或精神属性表现为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功能。因此,同一种文化产品,对于立场、观点、情趣不同的消费者,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不同的文化产品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应。任何政府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代表,总是积极宣传合乎自身利益的文化产品,而努力抵制与之相对的文化产品。
(二)文化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
大多数文化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由于文化产品的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消费者往往不愿为消费付费,即出现强烈的“搭便车”行为,使文化产品的供给者难以收回自己的成本。可见,文化产品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市场难以实现最优供给,政府需要对文化产业进行分类指导,包括通过财政投入,保护文化资源,扶持公益部门,引导、鼓励社会各方面参与兴办民营文化产业并对公益性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给予必要的扶持。
(三)外部性决定文化产品必须要政府提供
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就是一些人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些人受益而又无法向后者收费的现象;负外部性就是一些人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些人受损而前者无法补偿后者的现象。文化产品不同于其他产品,它涉及到诸多社会和价值方面的问题,在文化消费中不知不觉地向消费者传递和渗透文化产品所内涵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人生理念等,从而具有广泛的外部性。优秀的文化产品,会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社会生活,启迪思想,丰富美感,解除疲劳,满足多方面的精神需求。
三、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设计
(一)转变政府职能,由“办文化”到“管文化”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定位,把对文化企业的具体的、微观的管理转到宏观管理上来,将经营权、人事权、管理权、收益分配权等下放给企业,调动企业发展的积极性。政府将精力重点转移到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研究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出台各项扶持措施,培育文化产业发展市场,对文化产业进行有效监管上来。同时,积极培育文化产业行业协会等文化中介组织,推进文化产业行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行业协会作为文化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二)完善各项产业政策,促进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特别是对于刚刚起步的文化产业来说,函需予以资金、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
1、建立扶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政府应每年安排一定专项资金,采取担保、贴息、奖励、资助等形式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资金数额可暂安排每年一定额度,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力增加,不断扩大专项资金数额,并逐步实现按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列入预算,以实现资金保障的长效机制。
2、调整文化产业的税收政策
对文化产业涉及到的税种,在政府的职权范围内予以税收优惠。包括:新办文化企业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试点文化集团的核心企业对其成员企业100%投资控股的,可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在境外提供文化劳务取得的境外收入不征收营业税、免征企业所得税;对列入政府鼓励范围的文化企业,凡符合国家现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规定的,可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从事信息服务业的企业,可享受信息服务业有关优惠政策;公益性单位等举办文化活动门票收入免征营业税。对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暂免征企业所得税等。新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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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媒体产业现状扫描
葡萄牙居民的平均文化水平较低，多于10%的人是文盲，20%以上的人从来没有上过学或者完成过四年的学校教育，只有差不多8%的葡萄牙人获得了高等教育文凭。因此，葡萄牙虽然是欧盟各国当中报纸发行量持续提高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2、5%），但报纸的购买状况在欧盟各国当中却是名列最后：根据1999年的数字，葡萄牙每千人当中，报纸购买者只有73、5人。发行量最大的日报是Correio da Manhǎ，发行量为101,448份，紧随其后的Jornal de Notícias、Diário de Notícias和Público三份报纸，发行量分别为89,021份、65,544份和53,222份。以普通消息为主要内容的周刊中，the Expresso的发行量居首位，达到了136,845份，其后是一家新闻杂志 Visǎo，发行量为100,907份。女性杂志、流行杂志和电视杂志的发行量巨大，销售最好的杂志是Maria，发行量达314,362份，其他发行量超过100,000份的杂志还有Telenovelas, Nova Gente, Caras and TV Guide。专业杂志是杂志出版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但同时也是新杂志推出和旧杂志退出市场频率稳定性最差的部分，这些杂志覆盖了经济、汽车、电子计算机技术、旅行等各种领域。体育类出版物几乎都专注于足球，表现出特殊的生命力。共有三家日报，其中两家的发行量超过了100,000份：A Bola 和Record。
区域性和地方性的出版物算起来有几百种（日报、周报和隔周发行的报纸），但是由于这些出版物的创办人编辑尺度及其信息提供的维度，以及由于一些日报和周报的反对，造成这些出版物极端受限。
在视听媒体领域葡萄牙共有四个主要的电视频道，分别是由政府所有的RTP1和RTP2、私营性质的SIC和TV1。2001年6月的平均每日市场份额排列情况如下：SIC－34、1%；TV1－29、9%；RTP1－19、8%；RTP2－6、3%；其他电视频道－9、9%。其他电视频道包括有线电视以及卫星电视台等等。广播电台方面，天主教会所有的Rádio Renascenca拥有最多的听众，占有40%左右的市场份额，超过政府所有的电台RDP的市场份额，后者的市场份额只有20%多一点。除了具有全国性听众的广播电台（如TSF）之外，葡萄牙还有差不多300家区域性和地方性电台。
目前葡萄牙出版业和视听媒体业中所有重要的事情基本上都由以下四家集团支配：PT/Lusomundo、Impresa集团、Media Capital集团和Impala集团。除此之外，在葡萄牙媒体市场上占据重要位置的还有几家外国集团，比如Hachette Filipacchi和Bertelsmann等等。
葡萄牙的媒体集中的过程，可以分为比较明显的三个阶段：
1974年革命之前葡萄牙有长期的独裁统治历史，独裁主义领导人并不喜欢新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而是集中精力防止对立思想走到近前，自Estado Novo时期以来，作为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审查制度就非常严格，当时广播和电视并没有作为重要的政治工具来促进思想和价值，大多数报纸是家族企业，经常资金不足，并且利润很低或者没有利润。
20世纪60年代，经济集团渐渐地扩大规模，增强实力，解放战争在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爆发，葡萄牙当局由于独裁政治的性质和殖民政策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排斥。因此，政府开始投资于公共媒体（电视和广播），最重要的经济集团被鼓励购买报纸和杂志，媒体集中变得日益明显。很快，到1974年革命之前，最重要的新闻事业被由银行所有或者与银行活动有关联的经济集团所有，这成为最重要的报纸所有权形式。但是银行或者经济集团对于报纸所有权的取得并不是一种经济战略，而是一种政治战略。由于葡萄牙的高文盲率等等原因，报纸的发行量十分有限，广告收入比较低，经济利润十分有限。但是对于获取政治利益来说，一张报纸对于任何依赖于和政府的特权关系的公司都是一张非常重要的王牌。
1974年革命之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74年之后，媒体的所有制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强大的左派势力影响下，葡萄牙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部分如银行、保险业等等都被国有化，银行所有的报业也变成了国家财产，多数都由政府控制。新闻自由得到了法律上的保护，直接审查机构被废除。电视仍然由新政府直接控制，全国性电台既是天主教会的财产，也是政府的财产，最重要的报纸都被国有化，私人垄断的可能性随着主要报纸的国有化而消失了。1976年的宪法对媒体提出了一些条款，保证任何人拥有开办报纸和其他出版物的权利，但是这一保证没有延伸到其他媒体。国家对于电视的独占控制权和对其他媒体的控制也没有吸引对媒体产业部门的更多的私人投资兴趣。这一情况在80年代晚期随着关于私有商业电视和所有公共报纸与广播电台的私有化程序的讨论而得以改变。
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政府迫于外部和内部的压力，认识到自由化和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在统治集团内部仍然存在一种信念，认为如果最重要的媒体掌握在“安全”的手里，媒体对于政治的损害就会减低到最小。因此，如果经济集团和政权保持亲近的话，政府在开放媒体市场、废除审查制度的时候，便迫切希望这些集团买下报纸的所有权。而实际情况则是，直到80年代以前，媒体多元化在葡萄牙十分有限，国家作为媒体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媒体产业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的确以公共利益为代价用大众媒体达到了自己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80年代的媒体集中处于一个加速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些常规的原因，比如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发展。在葡萄牙，媒体公司、媒体运营者、电视生产者和厂商、消费集团、贸易协会和政府都发展了他们各自的战略，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改变市场。但是，由于决策过程中多元化的缺乏，媒体游戏的主要特征主要由少数几个高级政客和几个集团或者已经卷入媒体的参与者决定。另外一些集团则由于太弱而无法对政治结果的决定产生重要影响。
2000年以来，媒体集团的主要目标已经越来越集中到经济利益本身――虽然也不排除政治动机和保持社会影响力的意图。几乎所有的全国性媒体都被大的媒体集团整合了。在葡萄牙，国家是媒体竞技场传统上的主要角色，国家不仅仅管制媒体，而且还拥有和控制媒体本身。这种控制贯穿于整个时期，结束之后又立刻产生，一直到现在。国家拥有两个电视频道和广播电台RDP。另一个历史性的媒体领域参与者是天主教会。它拥有3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电台RR。除此之外，教会还拥有17家区域性电台和26家地方电台。虽然教会不拥有任何全国性报纸，但它的势力却和印刷产业密切相关：它拥有或者控制着数以百计的地方或者区域性报纸，有34家所谓的“天主教的”印刷出版社。除了国家和天主教会的媒体集团之外，四家主要的集团实际上支配了出版业和视听媒体，它们是：
PT/Lusomundo――拥有Jornal de Notícias，Diário de Notícias和其他报刊，包括一部分区域性出版物；它拥有一家重要的以新闻为主的广播电台TSF；这个集团也是一个主要的电影院所有者，在电影和电视节目分销方面具有准垄断的地位，它和华纳公司结成联盟，而华纳公司在西班牙也有生意。PT/Lusomundo在有线电视和因特网（信息和其他服务）方面、蜂窝电话领域也拥有重要的股份。它未来的计划是进军数字电视领域并将生意扩展到巴西。
Impresa集团――以前由前总理弗朗西斯科•平托•巴尔塞芒所有，拥有Expresso, Visǎo, Telenovelas, A Capital, Caras和几十份报纸、妇女杂自、大众杂志、经济杂志和青少年杂志。它和比利时的集团Roulart结成联盟。它也拥有SIC这一葡萄牙受众份额最大的电视台，在因特网技术、出版印刷和分销方面，这一集团也行动积极。
Media Capital集团――拥有Diário Económico、两打专业杂志和报纸，这个集团在经济新闻方面地位重要。它拥有TV1这家受众份额居第二位的电视台、四家电台，其中两家电台属于市场份额最大的电台之一，在因特网技术方面集团也行动积极。
Impala集团――拥有Maria, Nova Gente和两打流行和女性杂志，其中一些杂志属于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这个集团在因特网服务方面行动积极，并在巴西和西班牙开展生意。
在葡萄牙还有占据重要的位置的几家外国集团，比如Hachette Filipacchi (Elle and others) 和 Bertelsmann (Círculo de Leitores, the largest book club);力量比较强大的市场参与者还有Impresa集团中的Abril and Globo集团的巴西人以及Media Capital中美国人的资本。
关于区域性信息，除了一些主要城市的日报和周报（其中一些报纸被整合在地方经济集团之中）之外，天主教会是主要的市场参与者，教会拥有600份以上的小报纸和杂志以及差不多60家区域性广播电台。
葡萄牙媒体产业发展历程的特征与启示
关键词：城市化;城乡结合部;特征;城乡体系;第三空间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5-0075-04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村改社区’组织建设研究”（TJSR11-0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于莉（1976-），女，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曹丽莉（1978-），女，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社会学硕士，研究方向：社会工作。
一、从二元空间到一体化发展
一直以来，城市与乡村被视为人类社区的两个基本类型，尽管很多学者认为城与乡的划分很难有明确的界限，[1]但城与乡的差异一直客观存在且为研究者所关注。
在我国，对城乡二元隔离与对立的研究被视为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研究者普遍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采取“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全民、轻集体”的发展战略，导致了城乡发展的差异化，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的二元化结构。[2]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和城市成为两个相互隔离的封闭系统，各自孤立发展。农村单一搞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和养殖业，城市则发展工业;农村经济以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为主，城市经济则主要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国家计划和投资的重点都放在全民所有制，形成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道路;同时，统购统销制度利用城乡之间的剪刀差，保证城市的生活供给和城市工商业利润，不仅造成了农村的贫困，也严重破坏了小集镇和集市贸易的发展。[3]在这种情况下，城乡差异越来越大，而行政手段人为的将城市和乡村割裂和封锁起来的方法，又进一步造成城乡之间的恶性循环和新的城乡对立。[4]
城与乡的分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城乡融合的趋势逐渐呈现出来。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与理论探讨始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的改革开放。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出售农产品的自;农村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可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恢复发展农村集镇贸易，推动小城镇的建设，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鼓励城市设备、人才、科学、技术和资金向农村流动;改革统购统销制度，建立完善市场机制。[3]由此深刻改变了我国原有的城乡关系，农村打破单一的产业格局，乡镇企业得以发展，小集镇和集市贸易得以恢复，逐渐有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城乡壁垒开始松动，城乡关系呈现新的一体化发展趋势。
城乡一体化理论认为城与乡是相互依存的，二者互相促进，成为一个统一体。城与乡通过生产要素和资源的自由流动，发挥各自的优势和功能，从而实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的协调发展”。[5]而城乡结合部正是城市化成果辐射到乡村的桥梁，是乡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渡，也是城乡之间资源流动的枢纽，作为城乡社会消除隔离、缓冲差异、交流沟通、包容发展的中介，城乡结合部日益成为城乡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二、城乡体系中的城乡结合部
城与乡的融合与一体化是城市化深入发展过程中不可抗拒的趋势。曾经界限分明的地域空间和物质景观，是否会在一体化进程中消失了彼此的区别;曾经迥然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是否会在一体化发展中模糊了彼此的特征？从而，人类生活空间中城不再是城，乡也不再是乡，又或者，城亦是乡，乡亦是城？从现实来看，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辨别出城市与乡村两种不同社区空间的存在。大多数学者都相信，城乡融合与一体化发展，并不是让城市变成乡村，也不是让城市取代乡村，这种发展所实现的是城与乡不再是彼此封闭与隔离的地域空间，而是在交流互动、优势互补中，形成协调发展的一体化的社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城与乡的某些属性特征仍然差异鲜明，而另一些特征则会趋于一致。城与乡的界限不再如楚汉分界般清晰鲜明，同时，在城与乡融合过渡的地带，日益呈现出一个亦城亦乡而又非城非乡的第三空间。随着城乡社会融合与一体化发展进程的推进，这一空间不断扩展，其独特的物理景观与经济社会特性也日益鲜明，并在城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功能，这个被我们视为“第三空间”的地域就是城乡结合部。
1936年，德国地理学家路易斯首次提出“城市边缘区”，[6]这一概念指称的是城市与乡村的交接过渡地带。此后城市边缘区在城市学、地理学、规划学等学科中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学者开始对城乡结合部的研究，研究者在探讨中使用了多种不同的称谓，如“郊区”“城乡交错带”“城乡过渡带”“城市边缘区”等等，虽然概念表述不同，但它们所界定的具体地域范围通常是相同或者重叠的。[7]
在我国，城乡结合部概念是上世纪80年代由国土规划部门提出的，用于指称城市市区的边缘及其与郊区交错分布的区域，它是构成城市区域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城市向近域扩张的表现。[8]本研究鉴于城乡结合部概念在我国行政管理、城市规划和主流话语中经常被使用，并获得广泛的接受和理解，因此使用“城乡结合部”概念界定研究的地域空间。
研究者较为普遍地认为城乡结合部地处城市的边缘，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过渡地带。同时，城乡结合部在时空分布上具有动态性和向外扩张性的特征，它以城市市区为中心，“以圈层扩展的形式，随着城市建成区的扩张而向外扩展”。[9]在地域空间上，城乡结合部是城乡系统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处于城市扩张的前沿，并具备毗邻城市的地理区位，城乡结合部以其独特的空间优势，发挥着其不同于乡村和中心城市的特有的地域功能：[9]首先，城乡结合部成为中心城市的外际空间，为中心城市集聚资源、能源和设施。一些不适合布局在中心城市的设施和生产力要素逐渐外移到城乡结合部，如热电厂、变电站、石油天然气储运站、自来水厂、污水和垃圾处理厂等，均呈现由中心城市向城乡结合部转移的趋势。其次，由于毗邻中心城市，具备交通、信息、科技等多种空间优势，城乡结合部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再加上城乡结合部所具备的土地资源优势，很多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建到城乡结合部，大型工厂、物流中心、储运中心也转移到城乡结合部，城乡结合部成为聚集城市工业、贸易的重要地域。再次，城乡结合部成为城市生态调节与环境改善的缓冲地带。许多大型湿地、公园、水域等景区建在城乡结合部，成为环绕城市的绿化隔离带，同时也控制着城市中心区的过渡扩张。
三、城乡结合部的属性特征
第一，城乡结合部的经济特征。城乡结合部“是城市经济扩散的主要空间载体”。[10]在接收城市原有产业向外迁移的同时，城乡结合部也成为城市新兴产业和各类新型开发区的落户地带。此外城乡结合部原有的乡村经济也部分的保留下来。由此构成城乡结合部传统乡村经济、传统工业产业与现代城市产业多元发展的特征。农业与非农业、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并存共生，形成城乡结合部独具特色的“混合经济形态”。[10]
首先，城乡结合部的传统乡村经济被城市经济形态所替代。许多工业园、开发区落户城乡结合部，在城市招商引资中发挥前沿作用。由于产业聚集，具有较强的发展活力，且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城乡结合部成为工业产业的新基地和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城市工业产业经济形态逐渐成为城乡结合部的主导产业。与此同时，城乡结合部的农村经济形态并非完全被取代，相反，农业产业园区和生态园区的建设和规模化经营，带动城乡结合部传统农业经济得到全面提升和发展。
其次，城乡结合部“既是城市边缘区，又是城市的开发新区”，[10]表现在经济类型上，具有高端与低端并存的经济特征。制造业、能源与资源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传统产业是城乡结合部的经济主体，批发、租赁、零售等低端服务业是城乡结合部服务业的主体，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园区在城乡结合部的落户，也带来了新兴产业形式，并逐渐扩大其比重。
再次，违法违规经济活动的存在是城乡结合部经济结构的又一特征。城乡结合部往往是一些违法违规经济活动的存身之地，无照经营、制假卖假、违章建房租赁等现象常出现在城乡结合部。
此外，城乡结合部的经济要素构成十分复杂。具体体现在：其一，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二者交错分布，带来了规划与管理的困难;其二，集体资产比例较高，长期积累的集体资产和城市化进程中的集体土地收益，使城乡结合部的集体资产规模大，数量多。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具有自身独特特征，大部分集体资产集中在传统产业、低端产业，尤其是租赁行业，对城乡结合部经济形态和发展效率均产生较大影响。
第二，城乡结合部的人口特征。城乡结合部的人口结构往往呈现出“人户分离、农居混居特征”。[11]
首先，由于城乡结合部在经济功能上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大量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储运中心座落于城乡结合部，这同时也意味着城乡结合部具有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再加上相对于中心城市而言，城乡结合部的居住成本较低，因此城乡结合部往往成为外来人口的聚集区。由于我国特有的户籍属地管理制度，使得外来人口的户籍无法转移到居住地，因此存在大量“人户分离”的外来人口，他们虽然在城乡结合部工作、居住，但并不具备本地户籍，也因此无法归属本地社区管理，更无法获得本地的社会保障，成为长期居住在本地的外来人。
其次，城乡结合部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农居混居”的特征。所谓“农居混居”是指农业户籍人口与非农业户籍人口的混居。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乡结合部大量土地房屋被征收改建，很多农民失去耕种的土地和居住的村落，他们被安置在新建小区之中，由于不愿放弃村籍利益，很多被征地农民虽然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迁居到新建的城镇化社区，但他们依然保留农业户籍和“村民”身份。另一方面，中心城市的重建改造，使许多城市居民在拆迁后被安置到城乡结合部的新建商品房社区之中，同时，许多开发商也利用城乡结合部毗邻中心城市的优势地位开发建设商品房项目，吸引城市居民买房定居。从而形成了城乡结合部农业户籍居民与非农业户籍居民混居的特征。
此外，还存在一些农业户籍居民在征地拆迁后，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将农业户籍转变为非农业户籍;一些城市居民虽然从中心城市迁移到城乡结合部，但出于种种考虑，并没有将户籍转变过来等等现象，使得城乡结合部“人户分离、农居混居”的特征呈现多样化。
四、有针对性地解决城乡结合部的独特问题
正是城乡结合部所具有的独特空间特征，导致其所面临的问题也具有独特性。由于城乡结合部是城市扩张和城市化变迁影响最为显著的地带，迅猛的社会变迁在给城乡结合部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和现代化转型的同时，也为城乡结合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矛盾和冲突，它们成为城乡结合部稳定发展的隐患，需要予以关注，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和解决。
第一，城乡结合部作为城市外际空间的新型功能地域，成为政府规划征地的首选区域，大量土地被征收，用于建设工业开发区、住宅小区和公共设施。通常认为“法律和社会所接受的是符合公共目的的土地征用”，[12]因此，各国都严格按照“土地用途是否为公共用途或具有公共利益”[13]来判断土地征用的合法性。但是，由于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经营性开发用地，其回报率大大提高，使得土地功能的转变带来巨大的收益，由此产生了非法占地、不合理补偿等问题。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实现“以地生财”的过程中，被征地农民对于土地补偿、征地安置等环节的权益问题日益关注，围绕征地和拆迁，利益矛盾和冲突比比皆是，被征地农民的不满甚至抗争也是此起彼伏。征地和拆迁既是城市化背景下城乡结合部正在经历的重要现实，也是关系被征地农民利益和城乡结合部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处理好征地补偿和拆迁安置，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应有权益，获得被征地农民对征地和拆迁的积极评价，这样才有利于被征地农民自身的身份转换，有利于城乡结合部社会的顺利转型和稳定发展。
第二，由于城乡结合部成为中心城市设施、生产力要素、经济发展实体外移的载体，因此，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这也带来了城乡结合部土地资源和耕地减少等生态问题。此外，许多城市设施和工业厂房向城乡结合部的外移，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流失等问题。显然，在城乡结合部成为支持城市发展的重要空间和城市经济贸易发展的新的增长点的同时，要注重维护城乡结合部的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和生态为代价，换取城市的发展。
第三，城乡结合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十分显著。农业经济需要集约化和现代化发展;工业经济需要调整传统和现代产业结构，改变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不合理结构;第三产业需要高端化发展，实现资产的高效使用。在城市化的冲击下，城乡结合部所面临的问题最为复杂和突出。城乡结合部的产业结构复杂，层次高低差异显著;经济活动多样，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并存;资本构成多样，集体资本地位突出，运营效率低下;劳动力构成复杂，弱势群体集中，无业、失业比率高;多元管理主体并存，经济管理交叉矛盾……这些问题都成为城乡结合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障碍，需要加大力量促进经济要素的整合提升，协调经济结构的均衡发展，发挥高端产业力量的带动作用，从而推进城乡结合部经济的健康转型和快速发展。
第四，城乡结合部较为复杂的“人户分离、农居混居”的现象，不仅带来了人口身份差异和待遇区别，造成人口隔离、社会距离等现象，而且也带来人口管理的困难。由于很多社会管理工作，例如安置就业、申请低保、婚育证明等，都需要通过户籍所在地的证明和审批，而人户分离情况的增加，带来了户籍所在地人口管理工作的困难。同时，无户籍居民也无法在其居住地获得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此外，由于农居居民享有不同的待遇，例如农业户籍的生育政策、村籍福利不同于非农户籍居民，非农户籍居民的就业与社会保障也不同于农业户籍居民，这也造成了人口管理的复杂性。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采用了分而治之的方式，分别管理农居居民，但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农居居民在社区生活中的隔离，也造成社区资源和人力的浪费。因此，必须改革和创新户籍与人口管理制度，推动城乡结合部的人口城市化发展与融合。
第五，城乡结合部是城乡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相对集中的地带。由于空间开发不平衡，社会结构不稳定，城乡结合部常常存在社会管理与防控的失调失控。[14]首先，城乡结合部人口来源广泛，流动性强，结构复杂，管理困难，导致违法违规行为有了可乘之机;其次，城乡结合部房屋出租量大且管理不规范，地域宽广且交通便利，容易成为犯罪活动的集散和藏匿地;再次，城乡结合部的监管制度尚不健全，导致非正当行业、特种行业和非法行业的集中。以上种种，造成城乡结合部治安问题和犯罪隐患较为突出，威胁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因此，需要加强城乡结合部社会管理与综合治理，完善城乡结合部的管理体系，为城乡结合部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第六，城乡结合部公共管理与公共设施滞后。城乡结合部往往存在公共物品提供不足，公共环境、卫生、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15]首先，城乡结合部的很多地区并没有纳入城市管理体系，存在政府投入不足、管理不完善的情况;其次，由于城乡结合部存在城乡管理体制并存的情况，造成多个管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既可能交叉重复，又可能推诿扯皮，从而导致一些公共问题和公共死角的出现。因此城乡结合部公共设施和公共管理的问题，需要政府更多的关注，不仅要增加投入，而且要规范、创新管理体制和提升管理标准，以促进城乡结合部公共管理水平的提高。
结语
有研究者认为城乡结合部是兼具城市与乡村双重特性的区域，是从城市向乡村的过渡地带，它一方面会逐渐被中心城市吞噬，一方面又会不断向外扩展，侵入更广阔的农村地区，所以它是具有变动性和过渡性的地带。然而，本研究认为，城乡结合部确实具有变动性，但它在变动中存在相对的稳定性。中心城市不会无限扩展，人口可以向外迁移、交通线可以向外延伸、住宅区域可以向外扩展、工业贸易功能可以向外转移、城市基础设施也可以向外搬迁，但中心城市并不需要无限的扩张，现代城市规划也会限制这种不必要的扩张。城市的扩张并非大规模拓展中心城市的区域面积，而是要在中心城市的功能、要素外移过程中，构造出一个具有独特功能与特征的地带，它的面积不断扩展，在功能上与中心城市和农村连为一体，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一方面它将城市辐射与带动的影响传递给乡村，另一方面它将乡村的功能和作用传递给中心城市。城乡结合部的存在有其独立的景观、独特的社会经济特征和独有的功能，它作为第三空间的特征日益明显，它连接城市与乡村、消除城乡二元隔离的功能也越来越显著。因此，不应将城乡结合部简单视为从乡村转变为城市的暂时过渡，而应将其界定为具有独立特征的第三空间。广义上可以认为城乡结合部是城市的一部分，但如果从狭义上看，城乡结合部的未来不是转变为中心城市，它将是中心城市的空间，是城乡交流、功能传递的中间地带，还是城市影响辐射乡村的传送地带。也正因为如此，针对城乡结合部的问题，不能简单照搬中心城市的经验方法，而要采用独立视角，在城乡关联中审视城乡结合部的独特环境、元素和功能。城乡结合部的未来不是转变为中心城市，而是日益形成具有现代性和城镇化特征的独立的第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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