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产业转移 产业结构 新趋势
一、国际产业转移现状及新趋势
国际产业转移是指在一定的技术和政治环境的背景下，某些国家或地区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是一种产业在空间上移动的现象，涉及到环境、产业转移主体（产业移出国）到转移受体（产业接受国），转移的客体就是产业或者产业要素[1]。从长期来看，发达国家将进一步加速国际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也将进一步提升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接纳能力，加速本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升级[2]。随着生产的国际化、投资便利化以及经济全球化加快，当前第四次产业转移与前三次都不相同，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2010年，FDI总额为1、122万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吸引了53%的FDI，规模首次超过发达国家[3]。由此表明，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在进一步扩大。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国际产业转移方式创新
除了转移传统的生产环节外，跨国公司也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产品价值链的其他环节如研究与开发、设计、售后服务等。这种产业转移方式有利于提高企业整体的竞争力，优化资源配置。国际产业转移进程主要由跨国公司引导和控制，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相互合作与协调的企业组织框架。随着竞争的加剧，跨国公司抛弃了传统的产业转移方式，积极地引导和带动其海外供货商到东道国投资，发展配套产业并建立产业群，将整条生产产业链搬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4]，整体产业链条转移趋势明显。
（二）国际产业转移层次提高
发达国家为了提升全球竞争力，继续加快发展更高附加值创新性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转移低附加值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中国家为了承接产业转移，发展传统加工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并带动配套产业和服务业发展[5]。
（三）国际产业转移空间集聚趋势明显
随着区域竞争不断加剧，跨国公司已成为地区产业集聚的重要参与者。国际产业向产业集聚地区的转移，使得区域产业集聚的程度得到强化。在日本，4/5的外国分支机构集中在东京市区，它们占所有外国分支机构销售总额的90%左右；在美国，加利福利亚、纽约、得克萨斯、新泽西州和伊利诺斯5个州的外国分支机构占了全美外国分支机构的一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承接近90%的外资份额[6]。
（四）低碳绿色产业加速转移
全球社会和经济对能源需求不断增长，能源消耗量持续扩大，开发利用新能源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发达国家在开发利用新能源，发展绿色产业、低碳方面占有领先优势，从产品研发、技术专利产品应用等方面引领行业发展趋势。美国将新能源作为未来战略性产业加以培育和扶持，提出了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日本几十年来一直追求节能环保，拥有突出的产业领先优势。我国作为发展中的能源消耗大国，正在利用市场优势和加工制造的优势，不断增强在这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加快新能源等低碳绿色产业的开发利用，是我国保障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途径。
二、国内产业转移现状
（一）珠三角产业转移现状
2005年，广东省出台珠三角与欠发达地区联手共建产业转移园区的重大举措，开启了珠三角的产业转移[7]。近年来，由于珠三角多年的快速发展，土地空间狭小、能源资源短缺、人口压力过大、环境承载力透支等问题日益严重。2008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8]，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推进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的决定，以400亿巨资将珠三角既有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西两翼和山区。“以转移谋升级，以升级促升级”的大潮中，广东省的“双转移”工作成效显着，有力推动了全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9]。随着“双转移”的继续推进，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并且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不少挑战。随着民工荒的问题日益显现，珠三角地区原有的廉价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已经不复存在，随着劳动力日益减少，已经渐渐暴露其弊端、。
（二）长三角产业转移现状
尽管长三角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但是其产业结构和资源方面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长三角区域分属两省一市，行政隶属关系比较复杂，相互之间的协调难度非常大，恶性竞争和地方保护等现象难以避免，制约了长三角区域内企业之间的正常运作。21世纪以来，长三角开始调整区域产业布局，把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扩散出去，实行产业区域转移， 既向中部地区，又向西部地区转移，主要转移以纺织、服装、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为主和以原材料加工为主的传统加工制造业。
三、小结
面对当前国内外产业大规模转移的新机遇，蚌埠市要主动发挥自身的综合优势，努力实现自主创新，创造良好的产业承接环境。蚌埠市的主导产业选择是地区未来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的基础，应该适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符合国家产业布局的基本取向，能够发挥蚌埠市的承接优势，带动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乃至安徽、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林、知识经济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研究新趋势[J]、 东南亚纵横，2010，6、
[2] 张自如、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特点及效应分析[J]、经济论坛，2008年、
[3] 方雯、浅析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
[4] 吴琦、合肥经济圈承接产业转移研究[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6）、
[5] 王雪、国际产业转移理论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工业技术经济， 2006，（10）、
[6] 来源（互联网）： http：///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
[7] 赖红清、广东产业“双转移”效应分析作者[J]、经济论坛， 2011，（5）
一、背景和方法
1980年以前的乡镇企业（1984年前叫乡村企业）多数是1958年工业化冲动失败后的遗产和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衍生物。80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使乡镇企业逐步突破了“三就地”原则和“国民经济补充”地位的桎梏。虽然政策上的突破在1992年之后才真正实现，但政策上对乡镇企业的许多限制在80年代中期就不起作用（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乡镇企业最辉煌的时代正是80年代，因为那时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不到3％上升到超过30％，而在发达地区则接近或超过50％。这一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江苏的“苏南模式”和浙江的“温州模式”。因为两种模式本身具有历史渊源、典型性和先进性，在当时是乡镇企业成功的代表，同时又受到两地政府和理论界的大力推崇，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就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简单地说，“苏南模式”是指乡镇企业以集体（乡、村一级）企业为主、以中型企业（相对而言）为主、以工业为主、依托大中城市的一种发展模式。而“温州模式”则是一种以非集体（个体、私营或联户）企业为主、多元化发展、专业化市场分工与专业化市场导向为特征的一种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已有众多学者对这两种模式的特点、优势、劣势进行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在此不再赘述。由于缺乏合适的样本和必要的数据，很难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进行直接比较。本文以江苏和浙江省1987－1998年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来代表“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双方地理位置相近，都属于东部沿海地区，比邻上海，自然经济条件优越，历史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双方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基本一致。
2、在我们进行比较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1987年，江苏人口是6438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971亿元，工业产值占80、7％，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6、6％，人均工业产值2505元。同年浙江的人口是4121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078亿元，工业产值占78、9％，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3、2％，人均工业产值2064元。从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来看，两省都比较接近，仅浙江略逊一筹。
3、在1987年以后，两种模式基本已经得到理论界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而且有足够的文字资料证明江苏省政府更倾向于肯定和推进“苏南模式”，而浙江省政府更积极推动“温州模式”。
4、有足够详细（按所有制划分）和足够时间段（1987－1998）的可比资料。
由于统计口径上的可能差异，比较时我们只采用《中国乡镇企业年鉴》，并尽量只进行横向比较，需要纵向比较的数据也经过处理，以消除价格、统计口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二、基本结果
通过对1987年至1998年12年间的两省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1、浙江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要远快于江苏。我们可以从表1看出：1987年，江苏的乡镇企业无论是企业个数、产值，还是雇佣人数方面都远远超过浙江，企业人均创产值也略高于浙江。而到了1998年后，除了雇佣人数略占优外，其他几方面都落后于浙江。反映了江苏乡镇企业经过12年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全面落后于浙江乡镇企业。
2、整体上，集体企业的发展慢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快于江苏非集体企业的发展。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浙江非集体企业产值在乡镇企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除个别年份（1991）之外，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江苏情况则不同，在1991－1994年这一阶段，集体企业的发展明显快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直到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仍低于1990年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南模式”的影响。而正是在这一阶段，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最快，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超过集体企业，非集体企业逐步由经济舞台上配角演变为主角。值得注意的是，在1989－1991年宏观经济进行治理整顿的过程中，对乡镇企业的影响巨大，而非集体企业更是首当其冲，这也是导致两省非集体企业在1991年相对萎缩的重要原因。另外，1998年江苏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的突破增加主要是由于集体企业改制为非集体企业所致，而不是非集体自我发展的结果。
3、在企业规模方面，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价格变化较快，以产值和收入为指标难以反映企业规模的真实情况，因此我们以企业雇佣人数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根据表3我们可以看到：从企业平均规模来看，江苏变化不显著，浙江则呈下降趋势。江苏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变化不大，浙江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则呈扩大趋势。但整体来看，1994年之后集体企业的规模都呈下降趋势，若将1998年许多小的集体企业转制因素考虑过去，这一趋势就更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集体企业在1994年后就逐步失去活力。由于江苏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浙江，从而导致其在体制改革、经营管理上要比浙江遇到更多的困难。同时两地的非集体企业规模呈明显扩大的趋势，说明非集体企业更具成长动力和潜力。而浙江的非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江苏，因此当集体企业逐步失去活力而非集体企业成为主角之后，浙江乡镇企业就有比江苏更坚实的基础。
4、从乡镇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情况（表4）来看，江苏从1988年开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浙江则在1988年后呈明显增长趋势，但在1994年后处于稳定状态。由于企业个数增加，浙江乡镇企业的规模在缩小。这说明当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现存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就会趋于饱和甚至还会释放部分劳动力。浙江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虽呈增长趋势，但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在减少，劳动力的吸收主要依靠非集体企业。但现有非集体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也非常有限，而主要依靠新增企业来吸收劳动力，这从1996年后非集体企业规模有缩小趋势可见一斑。同时，无论在江苏还是在浙江，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显著存在，各大中城市的众多温州发廊和裁缝店可资为证。
5、从乡镇企业人均创产值（表5）来看，1987年，江苏略高于浙江，但1998年，浙江的人均创产值比江苏高13％。说明江苏乡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已落后于浙江。这种差距主要发生在1997年后，也就是在集体企业失去活力之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南模式”的负面影响。若从不同性质企业的情况来看，不同模式的影响就更显著。1987－1998年间江苏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一直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说明江苏集体企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有相对优势，但优势不明显，也没有扩大的趋势。而浙江非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明显高于江苏，而且差距在扩大。同时浙江的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1997年超过集体企业，1998年仍然维持这种差距。说明“温州模式”不仅导致非集体总产值超过了集体企业，也导致非集体企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总体上看，两省非集体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集体企业，说明非集体企业更有活力。
三、分析与结论
1、从上述比较结果来看，尽管“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并且江苏的集体企业仍然显著地优于浙江，但“苏南模式”在1994年之后就已经明显地失去了活力，这是导致江苏乡镇企业在1998年落后于浙江的根本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委托一关系问题之外，“苏南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抑制非集体企业的发展，这在1992－1994年间乡镇企业大发展时非常明显：集体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稀缺资源（人才、资金、机会、政府支持等），另一方面，增加了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因此，尽管1996年后江苏有大量的集体企业转制为非集体企业。但并没有改变江苏乡镇企业相对于浙江的颓势。浙江乡镇企业的成功在于集体企业减少时有大量的新的非集体企业产生，而江苏则没有，这是“苏南模式”的弱点。
2、“温州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其纵向专业化市场分工和长期形成的市场基础。纵向分工产生了内部专业市场和各种专业村、专业镇，这种模式在初期，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重复建厂、相互模仿、过度竞争、追求短期利润、小规模、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等特征。但它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纵向分工导致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很低，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建厂，同时也容易逐渐发展出有一定水平的专业企业。内部激烈竞争导致其生产效率的迅速提高，从而更有效地占领外部市场。从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集体企业和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江苏非集体企业可以看到，“温州模式”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更具优势。
3、许多地方政府喜欢上规模。但就上述比较来看，乡镇企业在较低规模水平上时，规模与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超过40人以上后，规模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就没有显著关系，甚至是负相关关系。例如1991－1994年间，江苏的集体企业规模在缩小，而浙江的集体企业规模在显著扩大，但这一阶段江苏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显著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因此规模并不意味着劳动效率。1997年后，浙江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就高于集体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小企业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下有其优势，这是“温州模式”的另一大特点。
4、从吸收劳动力的情况来看，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会显著减少，甚至出现回流情况。江苏和浙江都是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地区，但江苏自1988年从业人员数达到最高之后，十年间从业人数减少140多万，浙江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在1995年达到高峰之后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即使在这样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并没有解决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仍在大量无限地流出，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尽管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珠江三角洲、宁沪杭地区）已经呈现典型的城市化趋势，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因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市场扩张、低进入障碍）已不复存在。农业由于相对过剩，导致与其它部门的交易条件持续恶化，实际上缺乏有效积累的现实条件，因此期望靠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越来越趋于不现实。农村问题只有靠农业本身来解决。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农村的收入水平下降，并制约了与农村进行贸易的产业（如电视机等家电）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空间差异；经济空间结构；标准差椭圆；沿海地区；中国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随着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崛起，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引擎。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以及在2007年～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沿海省市因其外向型的经济特点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我国经济空间格局发生了复杂、多样的变化[1，2]。由此而带来的区域经济差异随之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目前已有研究主要基于省域及三大地带的研究[3-6]，且已有研究方法多从区域、非空间的角度展开，忽略了研究区域的空间区位等空间结构信息[5，7，8]。作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及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区，沿海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区域内部经济空间差异。了解和把握这种差异特征及其动态演化，对制定区域均衡发展政策、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更好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较少有研究对2003年以来国内市场崛起和国际市场冲击影响下的沿海地区经济空间差异展开动态研究[9-13]。鉴于此，本研究采用标准差椭圆方法，基于地级市尺度，以空间可视化的方式从多重角度定量研究2003年～2011年复杂时代背景下的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空间差异的动态变化过程，在此基础上主要回答3个问题：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空间差异如何随时间变化；沿海地区经济空间差异波动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是否吻合；沿海地区经济空间差异变化与全国经济空间差异变化是否一致。
2 研究区域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
本研究所涉及的沿海地区，由北到南包括辽宁省、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省。研究主要针对该11省所辖的1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展开，该113个城市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4%，GDP达到全国总量的60%以上，是我国经济的主体区域。
2、2 研究方法及数据
经济空间差异识别旨在确定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特征，有不同的参照标准和方法。国土空间和人口常常作为空间差异识别的标准[14，15]，但考虑到我国国土空间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使用国土空间作为参照标准可能夸大区域差异的水平[16]，使用人口分布作为参照标准可能更准确一些。区域经济差异是生产与人口分布不一致性的反映[17]，重心（平均中心）方法是目前空间差异识别的主要工具[18，19]。
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SDE）不仅可以从重心角度，还能从展布范围、密集性、方向和形状等多重角度全面揭示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整体特征及其时空演化过程[20-27]。一个均衡的经济空间分布应该与人口空间分布具有相同的空间整体特征，因而其空间分布将表现为相同的标准差椭圆，否则，二者的空间分布标准差椭圆将存在差异。因而经济要素与人口分布的空间不一致程度可以直接地反映经济空间差异，本研究中将其定义为空间差异指数，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SDIj，p=1-■ （1）
其中，SDEj、SDEp分别为经济要素j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标准差椭圆，Area为面积。SDIj，p为经济要素j和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指数，介于0和1之间，值越大，空间差异越大。
标准差椭圆是以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平均中心为中心，分别计算其在X方向和Y方向上的标准差，以此定义包含要素分布的椭圆的轴。使用该椭圆可以查看要素的分布是否被拉长，并由此而具有特定方向。因此，中心、长轴、短轴、方位角是标准差椭圆的基本参数[28-30]。本研究采用加权标准差椭圆方法，基于113个城市的空间区位（经纬度），用该城市的对应经济要素指标值表示相应的权重，计算各经济要素空间分布的标准差椭圆。计算公式如下：
平均中心：■=■；：■=■ （2）
方位角：tan？兹=■ （3）
x轴标准差：？滓x=■ （4）
y轴标准差：？滓y=■ （5）
其中，（xi，yi）表示城市区位经纬度坐标，wi表示每个城市对应的经济要素的值，（■，■）表示加权平均中心；？兹为椭圆方位角，表示正北方向顺时针旋转到椭圆长轴所形成的夹角，■■、■■分别表示各城市区位到平均中心的坐标偏差；？滓x、？滓y分别表示沿x轴和y轴的标准差。
研究主要涉及2003年～2011年沿海地区113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人口以及城市区位数据。城市区位经纬度数据来源于中国地图出版社，其他数据主要来自2004年～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城市市辖区统计数据，空间计算主要基于ArcGIS10、0展开。
3 沿海地区经济空间差异变化
3、1 经济空间差异动态变化特征
从空间差异指数的测算结果来看，沿海地区GDP-人口这两个分布之间的空间差异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表1）。
2003年～2011年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空间差异时空变化见图1。通过对比沿海地区GDP和人口空间分布椭圆，从定性的角度来看，2003年～2011年沿海地区GDP和人口空间分布总体均呈现“南（略偏西）-北（略偏西）”的空间格局；相对于人口空间分布，沿海地区GDP空间分布偏西南方向，且其在空间上分布更加集中（GDP分布椭圆范围小于人口分布椭圆）；GDP分布椭圆有空间扩张的趋势，人口分布椭圆有空间收缩的趋势，二者之间的偏差有减小趋势。
3、2 沿海地区经济空间格局变化
我们将首先从中心性、展布范围、分布形状、分布方向和空间密集性这5个方面定量分析沿海地区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化，继而结合113个城市的GDP、人口变化情况，在城市层面对沿海地区经济空间格局及经济空间差异的动态变化给出相关的空间解释。
（1）空间分布重心变化
标准差椭圆的中心可看做是经济要素在空间上分布的重心。2003年～2011年，沿海地区GDP、人口重心空间迁移轨迹及二者之间的距离变化见图2。沿海地区GDP重心自2004年起总体向西移动，其中，2004年～2006年主趋势为向西南方向移动，2006年～2010年起主趋势为向西北方向移动，2010年～2011年主要向西南方向移动。人口重心总体向西南方向移动，其中，2003年～2005年主趋势为向西南方向移动，2005年～2006年向东北方向移动，2006年～2010年主趋势为向西南方向移动，2010年～2011年主要向东北方向移动。GDP重心总体向西移动，表明相对于位于轴线西部的城市，位于沿海地区GDP分布椭圆轴线东部的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其对沿海地区经济总体分布格局的影响作用有所减小；人口重心总体向西南方向移动，表明相对于轴线东北部的城市，位于沿海地区人口分布椭圆轴线西南部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其对沿海地区人口总体分布格局的影响作用增大。
GDP与人口分布重心之间的距离是分析区域经济空间差异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从图2可看出，二者之间的距离总体缩短，其中，2005年距离最小，2010年～2011年又略有增加。重心间的距离减小，表明沿海地区GDP-人口这两个分布之间的差异减小。
（2）空间分布范围变化
分布在标准差椭圆内部的地区是沿海地区经济的主体区域，其长轴标准差可以反映经济要素空间分布的范围。2003年～2011年，沿海地区GDP、人口空间分布范围变化见图3。
沿海地区GDP空间分布范围呈现明显的扩大趋势，标准差椭圆长轴标准差由2003年的1067km增大到2011年的1084km。人口空间分布范围在波动（波动范围为1077km～1096km）中略有减小，2003年标准差椭圆长轴标准差为1082km，2011年为1078km。此外，通过计算得出，2003年～2011年沿海地区GDP空间分布标准差椭圆面积由124、38万km2增加到125、39万km2，人口空间分布椭圆面积由136、11万km2减小到135、02万km2。
沿海地区GDP空间分布椭圆范围扩大，表明相对于位于空间分布椭圆内部的城市，位于沿海地区GDP分布椭圆的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增快，其对沿海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增强；人口空间分布椭圆范围减小，表明位于沿海地区人口分布椭圆内部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相对加快，人口分布更加集中在椭圆内部，促使分布椭圆空间收缩。
（3）空间分布形状变化
标准差椭圆短轴与长轴标准差的比值可以反映经济要素空间分布的形状，比值越接近于1，表明经济要素空间分布主体区域形状越接近于圆。2003年～2011年，沿海地区GDP、人口空间分布形状变化见图4。沿海地区GDP空间分布形状表现出明显的扁化趋势，这与其标准差椭圆长轴增长、短轴缩短相关。人口空间分布形状虽有波动，但总体变化很小，自2006年起基本保持稳定。沿海地区GDP空间分布椭圆扁化（长轴增长、短轴缩短），表明分布在代表长轴方向的南-北方向上的城市GDP增长明显，而分布在短轴方向上（东-西方向）上的城市GDP增长相对减缓。
（4）空间分布方向变化
标准差椭圆方位角（正北方向与顺时针旋转的长轴之间的夹角）反映经济要素空间分布的主趋势方向。2003年～2011年，沿海地区GDP、人口空间分布方向变化见图5。沿海地区GDP空间分布方位角在波动中略有增加，其空间分布标准差椭圆在空间上表现为小幅度的顺时针旋转（方位角由2003年的9、43度增大为2011年的9、59度）。人口空间分布方位角基本保持稳定增大趋势，由2003年的10、85度增大为2011年的11、40度，标准差椭圆在空间上表现为较明显的顺时针旋转。沿海地区GDP、人口空间分布方位角增大，表明位于相应分布椭圆轴线西南部的城市GDP、人口增长速度快于位于相应分布椭圆轴线东北部的城市，因而出现分布椭圆轴线顺时针旋转的趋势。
（5）空间密集度变化
单位标准差椭圆上分布的空间要素总量可以体现其在二维空间上展布的密集程度。2003年～2011年，沿海地区GDP、人口空间分布密集度变化见图6。沿海地区GDP空间密集度快速增大，由688万元/km2增大到2458万元/km2。人口空间密集度平稳增长，由125人/km2增大到144人/km2。这表明，沿海地区聚集经济效应作用越来越显著，而经济集聚并没有产生相应的人口集聚，这也是经济空间差异产生的重要原因。
（6）基于城市层面的空间解释
由于标准差椭圆是基于研究对象的空间区位和空间结构计算的，因此如果城市区位保持不变，若城市体系经济等比例增长，其所表现出的标准差椭圆将保持不变。而实际上，沿海地区113个城市GDP、人口均为非均衡增长（图1），因此，我们可结合图7在城市层面了解和把握2003年～2011年沿海地区经济空间格局的时空变化，并根据不同城市经济发展对上述五个方面的结果分析给出城市层面的空间解释。
对于GDP来说，我们通过图7可以直观地发现其空间分布椭圆总体向西移动，且呈现空间扩张的趋势。从城市层面来看，上海市以南主要东部沿海岸线的城市GDP比重明显减小，其对整个沿海地区GDP空间格局的影响相对在减弱，因此，GDP分布椭圆有向西移动的趋势；同时，标准差椭圆内部长三角地区以及山东省北部主要城市GDP比重下降，其对沿海地区经济的影响作用减弱，而标准差椭圆京津地区、珠三角地区城市GDP比重增加，其拉动作用增强，这就促使2011年GDP分布椭圆空间范围有扩大的趋势。
对于人口来说，其空间分布椭圆总体向南移动，空间格局以南-北方向变化为主。从城市层面来看，北部城市以比重减小为主，标准差椭圆内部江苏省北部主要城市人口增加显著，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人口减少明显，而同时，标准差椭圆外部深圳市、南宁市等城市人口增加显著，这就促使2011年人口分布椭圆表现出向南移动的趋势。
综前所述，2003年～2011年沿海地区GDP空间分布明显扩张，人口空间分布略有收缩，二者空间分布重心间的距离减小，空间上均有一定的逆时针旋转，空间聚集性均增强，空间分布标准差椭圆之间的差异减小，经济空间差异波动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相吻合。
3、3 与全国经济空间差异变化对比
我们同样采用加权标准差椭圆方法，基于2003年～2011年我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及人口空间分布，分析了该时段我国经济空间差异的变化特征。
从图8可看出，全国范围内的经济空间差异主要存在于东-西方向上。通过计算发现，在全国范围内，GDP空间分布标准差椭圆长轴呈减小趋势，GDP标准差椭圆短轴有增大趋势，且长轴收缩趋势强于短轴扩张趋势，表明我国经济在东-西方向（短轴方向）上的增长趋势强于南-北方向（长轴方向）。具体来说，成渝地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中原地区经济发展，东北地区经济衰退，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经济相对受到2007年～2009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同时人口逐渐向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地区聚集。总的来说，2003年～2011年，国内市场的聚集经济拉动全国经济向内陆方向发展、人口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聚集，全国范围内的GDP-人口两个分布椭圆之间的空间相似度增强，全国经济空间差异有明显的减小趋势（空间差异指数由2003年的0、2220减小到2011年的0、1891）。通过沿海经济空间差异变化与全国经济空间差异变化的对比发现，2003年以来，沿海地区经济空间差异与全国经济空间差异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图8）。沿海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引擎，其经济空间差异减小，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全国经济空间差异减小。
沿海地区作为我国外向型经济的主要区域，其经济发展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双重影响，并且更多地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作用，因而国际市场扩张作用的影响下，沿海地区GDP空间分布椭圆表现出空间扩张的趋势。沿海地区GDP在空间扩张中密集化发展，而全国GDP在空间收缩中密集化发展，这表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沿海-内陆双轮驱动的发展轨道。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3年～2011年，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空间差异呈明显的减小趋势，经济空间差异波动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相吻合。总的来说，沿海地区GDP空间分布明显扩张，人口空间分布略有收缩，二者空间分布重心间的距离减小，空间分布标准差椭圆之间的差异减小。同时，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整体空间差异具有减小态势，沿海地区经济空间差异与全国范围变化趋势大致相同。此外，本研究也表明，标准差椭圆方法考虑了研究对象的空间区位信息，为从全局、整体、精细空间结构的角度出发分析区域经济空间差异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沿海地区经济在空间扩张中密集化发展，国际市场的要素扩散作用依然占主要地位，而全国经济在空间收缩中密集化发展，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加快，国内市场的聚集经济作用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沿海-内陆双轮驱动发展轨道。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空间差异主要存在于南-北方向，全国经济空间差异主要存在于东-西方向，建议构建以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区，可以有助于促进沿海市场空间由南向北发展，并提升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加大对安徽、湖北等靠近全国人口重心的经济投入力度，推动中西部经济发展，减小全国经济空间差异，促进我国经济的沿海-内陆双轮驱动发展。
参考文献：
[1] 陆大道、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与新格局[J]、地理研究，2003，22（3）：261-271、
[2] 李建平，李闽榕，高燕京，等、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 骆培聪，张莹莹，佘赛芬、福建省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尺度分析[J]、世界地理研究，2010，19（4）：169-176、
[4] 关兴良，方创琳，罗奎、基于空间场能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评价[J]、地理科学，2012（9）：1055-1065、
[5] 俞路，蒋元涛、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分析—基于全国与三大都市圈的对比分析[J]、财经研究，2007，33（3）：17-28、
[6] 周玉翠，齐清文，冯灿飞、近10年中国省际经济差异动态变化特征[J]、地理研究，2002，21（6）：781-790、
[7] 闫小培，林彰平、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变动分析[J]、地理学报，2004，59（3）：437-445、
[8] Niko S， Guillermo P， Amit P， et al、 Inequity in human resources for health： measurement issues[J]、 Geographical Analysis， 2012（44）： 151-161、
[9] 伍世代，王强、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差异及经济增长因素分析[J]、地理学报，2008（2）：123-134、
[10] 张落成，吴楚材，季子修、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差距状况以及经济低谷地区的崛起[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2，11（3）：203-208、
[11] 张蕾，王桂新、中国东部三大都市圈经济发展对比研究[J]、区域研究，2012（3）：1-6、
[12] 曹广忠，王纯洁，齐元静、我国东部沿海省区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J]、地理研究，2008，27（6）：1399-1406、
[13] 曾庆泳，暖、基于GIS空间分析法的广东省经济发展区域差异[J]、经济地理，2007，27（4）：558-561、
[14] 刘卫东、经济重心地域迁移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J]、经济地理，1993，13（2）：10-15、
[15] 赵作权、国土空间经济分析理论与方法、 国土经济学学科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23-41、
[16] 李秀彬、地区发展均衡性的可视化测度[J]、地理科学，1999，19（3）： 254-257、
[17] 李国平，范红忠、生产集中、人口分布与地区经济差异[J]、经济研究，2003 （11）：79-93、
[18] 樊杰，陶岸君，吕晨、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的耦合态势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J]、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 87-95、
[19] 周民良、经济重心、区域差距与协调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 2000（2）：42-53、
[20] Lefever D W、 Measuring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by means of the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6（1）： 88-94、
[21] Robert S Y、 The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an updated tool for spatial description[J]、 Geografiska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1971（1）： 28-39、
[22] Furfey P H、 A note on Lefever’s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J]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7（33）： 94-98、
[23] Tellier L N、 Project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North American urban system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s of a topodynamic theory of spatial polarization[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95（27）： 1109-1131、
[24] Burt J E， G M Barber、Elementary statistics for geographers（2nd Ed、）[M]、 New York and London： Guilford， 1996： 76-112、
[25] 赵媛，杨足膺，郝丽莎，等、中国石油资源流动源—汇系统空间格局特征[J]、地理学报，2012，67（4）：455-466、
[26] 俞路，张善余、近年来北京市人口分布变动的空间特征分析[J]、北京社会科学， 2006（1）：7-12、
[27] 赵作权、地理空间分布整体统计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09，28（1）：1-8、
[28] Lauren M S， Mark V J、 Spatial statistics in ArcGIS[A]、 M M Fischer and A Getis（eds、）， Handbook of 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Software Tool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M]、 Berlin， Springer， 2010、
[29] Wong D W S、 Several fundamentals in implementing spatial statistics in GIS： using centrographic measures as examples[J]、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s， 1999（2）： 163-173、
[30] Gong J、 Clarifying the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J]、 Geographical Analysis， 2002（34）： 155-167、
Dynamics of the Economic Spatial Disparity
in Coastal Area of China
ZHAO Lu， ZHAO Zuo-quan
（Institute of Policy and Manage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
在实行区域经济差别式发展二十余年来，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林毅夫、王绍光等学者的研究都证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正呈现扩大趋势。那么，经济发展滞后地区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呢?本文以此为思路，首先对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思考其他地区的有效借鉴模式。
一、分析框架
本文以mankiw增长模型为基础，对我国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进行考察(1990—2004)。采用c-d生产函数将三要素经济增长模型的人均对数形式表示为：
在式(1)中，对人力资本的测量是分析的难点。本文采用对各类受教育水平进行加权测算，相应权重由主成分分析法加以确定的方法来考察人均人力资本水平。
定义：a0=ln(a0)，yt=(yt／lt)，kt=ln(kt／lt)，ht=ln(ht/lt)。同时，考虑到模型中相关变量具有单期滞后效应，即变量t期值依赖于t－1期值的情况。那么式(1)可表示为：
二、经济发展典型区域的发展模式分析
运用计量模型对经济发展典型的粤、苏、浙三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进行考察。通过三要素模型的长期协整方程，考察各解释变量的长期贡献度水平；通过误差修正方程，分析各解释变量增长率的贡献度水平。经单位根检验表明，三省相关变量数据均为，(1)变量。首先，考察经济发展最为显著的广东省。其协整方程式与误差修正模型表示如下：
式(5)、(6)表明，对广东经济增长的长期水平而言，人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三要素每增长1％，将各自带来人均工业产出增长0、28、0、35、0、37个百分点。在该省经济增长中，对人力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的敏感度要高于对物质资本投入的敏感度。而对短期经济增长而言，人均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和人均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分别为0、30和0、16，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为0、056。
其次，我们考察江苏省经济增长情况。其协整方程式与相应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式(7)、(8)协整关系意味着，从经济增长的长期角度来看，江苏人均物质资本、人均人力资本和人均劳动等三要素对人均产出的贡献度分别为0、38、0、39和0、23。同时，其技术水平以0、0271的速率作用于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人均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和人均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分别为0、40和0、08。
最后，对浙江省进行考察。考虑到以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为主的浙江省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进步率较低，我们把技术变量中的时间趋势降为较低值：设定5年为一变动水平。运用ols进行回归，其结果如下：
该模型中，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对产出的贡献度分别为0、42、0、29和0、29。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分别为0、33和0、44，表明该省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和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率的贡献度相对都较大。
以上结果有两个特点：一是各要素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有较大的差异；二是每个区域的误差修正模型中各要素的贡献度与相应协整方程中各要素的贡献度往往成反向变动的趋势。何以解释?本文认为这正是体现了各省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趋势。
我们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出水平在三省的横向比较出发来考察这个问题。图1、2、3分别为对数形式的三省人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出在样本期内变化情况。
先分析三省经济发展中各要素的贡献度趋异问题。各要素贡献度分布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物质资本相对密集的地区，该要素的贡献度相对较小；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地区，该要素的贡献度却相对较大。
在物质资本贡献度方面：广东为0、29；江苏为0、38；浙江为0、42。从图1、3可以看出，在样本期内，广东省与苏、浙两省的人均产出水平相差并不大，但其物质资本存量却远高于后两者。因此，广东经济依赖于一种相对的资本密集型增长方式。从广东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以物质资本和技术为发展主导的外资和国有工业企业数占总量的54、10％，其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占总量的比率更是分别高达77、76％和83、81％。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广东物质资本的贡献度相对较小而苏、浙相对较大的现实状况了。
再考虑人力资本的状况。图2中，对三省人力资本的排序水平是：浙江最低，广东居中，江苏最高。根据人力资本贡献度分布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协整方程中人力资本贡献度的拟合值是合理的，即浙江为29％，广东居中为35％，江苏则高达39％。我们再通过三省的实际教育发展水平加以考察。根据相关数据，江苏省劳动力中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比率要比广东和浙江分别低5％和9％，而其拥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比率要比浙江高2、8％、比广东高1％，在高等教育水平方面，江苏、广东在样本前期有较大优势，但后期三省基本上处于持平状态。
其次，我们认为各地区短期模型中各要素的贡献度与相应的长期协整方程中各要素的贡献度反向变动的趋势实际上反映了各省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发展趋势。
先分析浙江省的情况，其物质资本的存量在样本初期与广东、江苏有一定的差距，但近年来的发展则与其他两省逐渐趋同(图1)，而人力资本初始存量尽管较低，但样本期内的绝对增长量却是最显著的(图2)，为该要素对数值的1、88个点，远高于江苏和广东的0、88和1、71的水平。这说明，在短期的经济增长中，浙江的物质与人力资本正在日益加速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文中式(9)的各要素对式(10)的反向修正也表明，浙江工业经济的发展在短期内正从劳动密集方式向以资本、科技为先导的大中型方向发展。
就江苏的情况而言：物质资本的绝对增长量是最为显著的(图1)，为该要素对数值的1、91个点；人力资本的绝对增长量却是最低水平(0、88个点)。这实际上体现了江苏经济工业园模式的典型特征。在近十几年中，江苏一直以引进港、台、日等外资为主，结合其在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使其较快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日益
体现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趋势。
广东经济的发展趋势则是另一种模式。从上图1-3可以看出，就生产要素的作用而言，广东经济发展已逐渐不具有特别优势。实际上，广东经济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式(5)、(6)表明，广东经济增长中技术变化的贡献度都是相当的明显，远高于其他两省的水平。从近期广东实际经济发展来看，其工业企业的数量实际上一直处于减少的趋势，而是在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后，向集团化和高新技术化的方向发展。
以上分析，使我们较好的实证了传统生产要素对三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差异及相关的现象解析，得出了三要素增长模型下地区发展工业经济的主要特征：经济发展应当从地区实际条件出发，特别是利用自身要素禀赋上的优势并建立相应的特色工业经济发展模型。
三、经济增长典型模式的特征与其他地区的相应借鉴方式
东部三省经济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典型，关键在于有效利用自身的优势：既指传统的生产要素，也包括制度变革因素；既考虑经济发展初期的优势状态，更分析可持续发展的优势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
广东模式的特点：在对外开放的特殊条件下，高度外向化的广东经济运用其出口导向型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特点，充分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工业经济。当前，广东经济逐渐从初期依赖资本的状态向以技术和研发为重点的集团化和高新技术化的方向发展。
江苏模式的特点：采用新加坡式的工业园经济，形成了以县域为特点的苏南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是能够带来较小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引进外资等因素的结合，且难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平衡增长，因而后继发展相对比较乏力。
浙江模式的特点：在初始发展阶段，考虑到资本要素相对缺乏和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状况，大力发展对资本要求比较低或者说固定资产相对较少的中小型劳动力密集型民营加工企业。当前，浙江经济逐渐向以资本、高科技为先导的大中型企业方向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在通过吸引外资和建立工业园区等方式来发展地区经济的同时，更需要根据自身的要素分布优势、经济发展阶段来借鉴经济发展典型地区的发展模式，从而来确立自身相应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
东北部四省区，在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存量方面有较大的优势，而且作为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各种矿产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比较完善。因此，就经济增长的短期赶超战略而言，借鉴广东模式，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工业经济应当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先方向。在目前国家已提出振兴老工业基地政策的情况下，实践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对原有国有大中型工矿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结构重组，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它们恢复活力，并引导它们走出口导向型的国际化道路。
关键词：城市土地利用；演变趋势；人均GDP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4-0076-0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土地利用快速扩张。1984～2010年，我国地级城市建成区总面积年均增长548%。特别是1994～2004年，年均增长率达到727%。同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1646%，长三角地区年均增长911%，京津塘地区年均增长731%。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我国的城市土地利用形势日趋紧张。到2010年底，我国有城镇人口670亿。据估计，到2030年我国城镇人口比例将达到675%[1]，按联合国对中国人口的预测，今后20年间我国城镇还将吸纳人口275亿，平均每年净增1375万左右。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在人多地少的国情和耕地政策约束下，城市土地利用越来越紧张。
因此，研究我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及其各项用途中所占比例的演变趋势，对于我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将以我国具备完整数据的226个地级城市数据为基础，重点分析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及城市土地各项用途分布的演变趋势。
二、文献回顾
最先考虑到城市土地利用问题的是韦伯提出的工业区位论。但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主要集中于工业企业的布局选择上。伯吉斯、霍伊特、哈里斯和厄尔曼分别提出了同心圆模型、扇形模式和多核心模式。20世纪60年代，阿郎索[2]从家庭在平衡通勤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基础上构建了现代城市区位模型。布吕克纳[3]和亨德森[4]将阿朗索模型中的距离参数改变为闲暇时间，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的区位均衡是距离增加导致住房成本的减少被闲暇的减少所抵消。穆特（1969）和米尔斯[5]则认为家庭选址的最优区位是通勤距离增加导致的运输成本提高被相应的住房成本减少所抵消。20世纪末，对城市土地的利用主要集中于资本全球流动和产业全球转移情况下的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演变[6]。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土地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如王爱民 （2005）、李明月和胡竹枝（2005）等等。二是从土地利用结构方面探讨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的合理性问题。如边学芳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目前城市土地利用中工业用地比例过大，而道路、绿化用地比例过低[7]。郑新奇等人则通过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来探讨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的合理性问题[8]。三是针对土地瓶颈效应研究我国土地集约利用。董黎明和袁利平针对我国“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圈占浪费土地的现象，研究认为我国城市只能走土地集约利用、提高城市土地使用效率的道路[9]。陈彦光和刘继生采集了北京、上海、广州等10个大城市1995年城市土地各项用途比例数据计算了信息熵和均衡度来研究城市土地利用向均衡状态的趋近问题[10]。赵鹏军和彭建（2001）、谭永忠（2003）、曹银贵（2008）等在构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方面进行了探索。
从以上文献回顾可见，国外对于城市土地利用问题的研究着重于从产业分布与通勤成本角度来研究城市土地利用模式。而国内对于城市土地利用问题的研究则更多侧重于城市土地投入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从单一类型、区域甚至是单个城市角度探讨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问题或构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本文则从整体上探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单位面积城市土地的人口承载力、投资密度、产值密度以及城市土地各项用途所占比例的演变趋势。
三、指标、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1、我国城市土地利用分类
依据建设部1991年3月颁布实施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城市建成区土地各种用途类型主要包括居住、公共设施、工业、仓储、对外交通、道路广场、市政公用设施、绿地、特殊用地等9种类型。本文对以上9种用途进行了归类，分别是：将公共设施用地和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加总当作城市公用设施建设用地，将道路广场用地和绿地用地加总当作城市广场绿地用地，将对外交通用地和仓储用地加总作为城市交通仓储用地，加上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总共是5类。
2、本文的分析指标及数据来源
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1），《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1998～2010）。本文将依照如下指标来探讨城市土地利用模式：
（1）城市人均用地=城市建成区面积/市区人口（平方千米/万人）。
（2）城市土地单位面积的产值=市区GDP/城市建成区面积（亿元/平方千米）。其中市区GDP均采用以1998年为基准的全国GDP平减指数进行校正得到的可比数据。
（3）城市土地单位面积的投资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建成区面积（亿元/平方千米）。其中市区固定资产投资均采用以1998年为基准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校正得到的可比数据。
（4）城市土地各种用途的比例。计算各个城市的各种用途土地所占的比例。
3、模型设定
本文统一以历年城市人均GDP（单位：万元）为自变量，分别衡量历年城市单位面积人口密度、投资密度、产值密度及5种城市土地用途所占比例随人均GDP的变化趋势。模型如下：
yti=αti+βtixt+εti （1）
其中yti代表t年（t=1998，1999，…，2010）城市单位面积人口密度、投资密度、产值密度及5种城市土地用途所占比例等变量，xt为t年各城市市区人均GDP，αti为常数项，βti为参数系数，εti为残差。
四、城市经济增长与我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演变趋势
对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演变趋势的分析主要从城市市区人均GDP与城市土地人口密度（万人/km2）、单位面积城市土地的GDP产值密度（亿元/km2）、单位面积城市土地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亿元/km2）之间的面板数据回归来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参见表1。
1、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与城市土地人口密度
如表1所示，回归方程的常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常数项结果表明，我国城市每平方千米土地上分布的人口大约为1万人，且上升趋势不明显。而从城市建成区土地人口密度对城市市区人均GDP的回归系数看，除1999年、2000年在5%显著性和2008年在1%显著性上体现出人口密度随人均GDP的升高而升高外，其他各年均不显著，表明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城市土地的人口承载力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以认为，1998～2010年我国城市土地的人口承载力没有显著增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城市土地的人口承载力整体上没有显著影响。
2、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与GDP产值密度演变趋势
表1中GDP产值密度对城市市区人均GDP的回归结果显示，常数项α除2002、2004和2006年不显著外，其他年份均在5%或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常数项α的回归结果表明，自1998～2009年，城市土地GDP产值密度不断上升，由1998年的05亿元/ km2左右提高到2010年的179亿元/ km2。回归系数β的符号为正且全部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城市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密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表中回归结果还显示，1998～2004年间的回归系数β不断提高，表明该时期内城市土地产值密度的差距随城市市区人均GDP的提高趋于扩大，而2005～2010年间的回归系数趋于下降则表明城市土地产值密度差距随人均GDP的提高而趋于减小。
3、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密度演变趋势
五、城市经济增长与我国城市土地各项用途分布演变趋势
1、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与居住用地所占比例演变趋势
如表2所示，居住用地所占比例对城市市区人均GDP回归分析结果，常数项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则在2001年及之前不显著，2002年后均显著，且2006年后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从常数项α看，从1998年的3072上升到2010年的3418，表明居住用地在我国城市土地用途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而参数系数β的符号全部为负且显著性越来越强，表明我国城市居住用地所占比例呈现出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下降的趋势，且人均GDP每提高1万元，居住用地所占比例下降值在2003年之前越来越大，2004年之后则趋于减小。
2、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与工业用地所占比例演变趋势
与居住用地所占比例日益提高的趋势相反，工业用地在我国城市土地用途中所占的比例则不断减少。如表2所示，回归结果常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α的值从1998年的2462下降到2010年的1733。而回归系数β在2002年之前要么不显著要么仅在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2003年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2004年之后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3、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与绿地广场用地所占比例演变趋势
如表3所示，绿地广场用地所占比例对城市市区人均GDP的回归分析结果，常数α从1998年的1663上升到2010年的高于2193，且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绿地广场用地在我国城市土地利用中所占的比例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回归系数β的符号不规则，且显著性不确定，表明我国城市绿地和广场用地所占比例没有表现出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而变化的趋势。
4、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与交通仓储用地所占比例演变趋势
如表3所示，交通仓储用地所占比例对城市市区人均GDP的回归分析结果，常数α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其值从1998年的11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796左右，表明交通仓储用地在我国城市土地利用中所占的比例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尽管回归系数β的符号除1998年外均为负号，但显著性较差，表明我国城市土地利用中交通仓储用地所占比例没有表现出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或下降的趋势。
5、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与城市公用基础设施用地所占比例演变趋势
如表3所示，城市公用基础设施用地所占比例对城市市区人均GDP的回归分析结果，常数α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其值由1998年的146提高到了2001年的1628，但自2001年来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可以认为，我国城市土地利用中，公用基础设施用地所占比例基本保持在16%左右不变。回归系数β除2000年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外，其他年份均不显著，因此可以认为城市公用基础设施用地所占比例没有表现出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而变化的趋势。
六、结论及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从反映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指标来看，我国城市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在1998～2010年间没有显著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同样对城市土地的人口承载力没有显著影响；我国城市单位土地面积的GDP密度不断上升，并明显表现出随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市区人均GDP）的提高而上升的趋势，且在1998～2004年间城市土地GDP密度的差距随城市市区GDP的提高趋于扩大，而2005～2010年间随人均GDP的提高而趋于减小；我国城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提高，并明显表现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市区人均GDP）的提高而上升的趋势，且同样表现出1998～2004年间投资密度的差距随城市市区人均GDP的提高趋于扩大，而2005～2010年间随人均GDP的提高而趋于减小。其次，从城市土地各项用途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演变趋势看，居住用地所占比例在1998～2010年间不断提高，并在2002年之后体现出明显地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减少的趋势；工业用地所占比例则不断下降，但在2002年之后表现出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趋势；1998～2010年间，绿地广场用地所占比例不断上升、交通仓储用地所占比例不断下降，而城市公用基础设施用地所占比例大体维持不变。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我国城市土地的人口承载力没有得到显著提升，而且居住用地所占比例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这意味着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将导致城市土地利用近乎等比例地增加。由此将对我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日益紧张的土地利用问题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提升城市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日益重要。其次，从城市土地的GDP密度、投资密度不断上升且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的趋势，以及工业用地所占比例不断下降的趋势表明，随着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用途的城市土地（比如工业用地、对外交通和仓储用地）集约利用程度在不断上升。但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土地利用中，绿地广场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公共设施用地维持较高比例，意味着我国城市土地利用中非经济用途所占比例在不断增加。尽管这同时意味着城市的生活环境可能得到了改善，但从解决进城人员的非农就业问题角度看，应在保证城市生活环境不断得到改善的同时适当加强城市土地的经济用途。
参考文献：
[1]陈甬军，景普秋，陈爱民、中国城市化道路新论[M]、商务印书馆，2009、369-372、
[2]威廉·阿朗索、区位和土地利用—地租的一般理论[M]、梁进社等译、商务印书馆，2007、
[3]Brueckner， Jan K、 Residential Succession and Land-use Dynamics in a Vintage Model of Urban Housing[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Elsevier，1980，10（2）：225-240、
[4]Henderson J、 Vernon、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Cities[M]、 Second Edition、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1985、
[5]E S 米尔斯、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二卷：城市经济学）[M]、郝寿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8-22、
[6]Edward L Glaeser & Matthew E Kahn、 Decentralized Employ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City[Z]、 NBER Working Paper，2001、8117、
[7]边学芳，吴群，刘玮娜、城市化与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相关分析[J]、资源科学，2005，27（3）：73-78、
[8]郑新奇，孙元军，付梅臣，等、中国城镇建设用地结构合理性分析方法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8，22（5）：4-10、
[9]董黎明，袁利平、集约利用土地—21 世纪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的重要方向[J]、中国土地科学，2000，14（5）：6-8、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单元与数据来源从分行业角度，本研究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02)中工业这一门类，分为三个大类:采矿业、制造业及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下简称水电业)。由于个别中类行业数值很小，故将部分中类行业合并成一类，文中实际上统计了33个工业中类行业数据，其中采矿业含4类，制造业含26类，水电业含3类。从分区域角度，本研究以浙江省69个县市为研究单位，将它们依据地理相邻以及经济发展状况分成3个区域，区域Ⅰ(浙北地区):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区域Ⅱ(浙中西部地区):绍兴市、金华市、丽水市、衢州市;区域Ⅲ(浙东沿海地区):舟山市、宁波市、台州市、温州市。由于浙江省部分县市的行政区划在2001年有所变动，对于变动县市的数据难以归类处理，因此选择2002—2012年为研究年段。文中所选取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02—2012年《浙江统计年鉴》及主要年份各县市《统计年鉴》。
1、2研究方法泰尔T指数具有分解成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的优点，常用于衡量区域经济差异，本研究创新性地将该指数同时运用于衡量行业经济差异方面。综合测度浙江工业经济差异在行业之间、行业内部以及区域之间、区域内部的特征及变化。
2工业经济时空差异分析
2、1分行业差异演变特征2012年浙江省工业经济在三大行业内分布很不均衡，采矿业总值仅占全省工业经济的0、3%，水电业占7、3%，而制造业占比达到92、4%。从泰尔T指数的结果(由于篇幅有限，具体数值略)中可见，浙江省工业行业总体差异在2002—2012年期间呈波动上升趋势，且上升的速度加快。其中，行业间差异贡献率较小，行业内差异是造成行业总差异的主要原因。在行业内差异中，制造业内部差异明显高于采矿业和水电业。从中可以得到:“强势行业制造业、水电业行业内差异越来越大，弱势行业采矿业的行业内差异越来越小”的特征。
2、2分地区差异演变特征2012年浙江省工业经济规模在三个区域内分布不均衡，区域Ⅲ工业总产值占全省46%，区域Ⅰ占35%，而区域Ⅱ仅占19%。通过泰尔指数按区域分解(由于篇幅有限，具体数值略)可知:工业经济区域总差异在2002—2012年期间呈总体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占比小，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区域Ⅲ内部差异没有减小之势。区域Ⅱ与区域Ⅰ都有“持续下降”的特征走势，且区域Ⅰ的下降幅度比区域Ⅱ大。
3工业经济趋同特征分析
3、1以工业行业为单位的工业经济增长趋势分析以工业行业为单位的工业经济增长，通过β趋同检验，得到表1的结果。全行业在2002—2012年期间没有发生趋同现象(系数b不显著)。为了了解不同时段有无发生趋同，选取了2002—2007年，2007—2012年这两个时间段做趋同检验，结果显示都没有发生趋同。这一结果与上文中泰尔指数按工业行业分解后得出的结论，即:“浙江省工业行业总体差异在2002—2012年期间呈波动上升趋势”是一致的。
3、2以县市为单位的工业经济增长趋势分析以县市为单位的β趋同检验中，得到2002—2012年期间全省人均工业增长率与人均工业总产值呈负相关关系(见表1)，即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趋同。为了观察区域内的工业经济趋同情况，分别测定了2002—2012年段内区域Ⅰ、区域Ⅱ、区域Ⅲ的趋同速度。区域Ⅲ中系数b不显著，即没有发生趋同现象，这与前述“区域Ⅲ内部差异没有减小”相符合。区域Ⅰ与区域Ⅱ都发生了趋同，从结果看，区域Ⅰ趋同快，区域Ⅱ趋同慢，这与上文中区域Ⅰ比区域Ⅱ泰尔指数下降幅度大的结论是一致的。由此得到“区域内差异大的区域趋同速度快，而区域内差异大的区域趋同速度慢”的结论。
4工业经济差异变化与增长趋同成因分析
4、1行业差异变化成因分析为了综合评估浙江省工业各行业差异演变成因，本文以33个工业中类行业为单元，以2002—2012年各行业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Y)为因变量，相应的选取行业从业人口、规模以上工业利税总额、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行业经济占比4个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代表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X1)、工业效益变化(X2)、行业发展战略(X3)、行业结构变化(X4)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见表2)，得出劳动力投入变化、工业效益变化是浙江省工业各行业差异变化的主要原因。
4、2区域差异变化成因分析为了综合评估浙江省工业经济区域差异演变过程中的成因，本文以浙江省69个县市为基本单元，以2002—2012年工业经济平均增长率(Y)为因变量，选取工业从业人数、实际使用外资、工业经济产值占比、规模以上工业利税总额、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人员、公路货运量、工业固定资产合计7个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代表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X1)、对外开放程度变化(X2)、产业结构变化(X3)、工业效益变化(X4)、人才技术投入变化(X5)、交通运量变化(X6)、工业发展战略(X7)。通过线性回归模型(OLS)、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AC)做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3。空间统计中得到Moran'sI(error)是显著的，验证了浙江省工业经济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因此采用空间回归模型更为合理。根据Anselin提出的判别准则可以判定空间误差模型(SAC)是更适合的模型(由于篇幅有限，具体数值略)，基于此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近年来浙江工业经济时空演变主要受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工业发展战略的显著影响。(1)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劳动力是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因此工业劳动力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工业经济的发展。从各县域的工业劳动力投入对比图中(图1)，可以看出增长较快的主要集中在区域Ⅱ中工业落后地区;而发展较快的区域Ⅰ、区域Ⅲ则增长慢。总的来说工业从业人数增长趋势与工业经济规模有相反的态势。一方面很多工业企业纷纷转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使得欠发达地区工业劳动力投入加大，由此带动了这些地区的工业经济。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的工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对中高端技术人员的需求加大，对数量庞大的低端劳动力需求减小，而欠发达地区的工业经济呈跨越式发展，需要低端劳动力的投入。(2)产业结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说是地区工业经济发展变化的内在推力。在经济发达地区，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随之工业经济比重下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工业经济进程加快，因此工业经济占了很大的比重。本研究选取了2012年对2002年的工业增加值占总GDP比重的增长率进行画图对比，结果显示(见图2)增长率的高低与工业经济规模分布也呈相反态势。这也是浙江工业经济发生趋同的主要原因。(3)工业发展战略。浙江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致力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尤其是在缩小地区间工业经济差异上，对工业欠发达地区一直是实行鼓励政策。这些政策环境为缩小区域差异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通过对各个县域的工业固定资产总额从2002年到2012年增长率的考察(见图3)，可见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区域Ⅱ中工业落后地区;而工业经济发展较快大部分县市工业固定资产增长缓慢，总的来说工业固定资产增长趋势与工业经济规模有相反的态势，这对浙江工业经济总体差异减小有很好的说明。
5结论与对策建议
【关键词】会计发展 趋势 会计管理
一、引言
会计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个飞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导致了会计有了新的发展趋势。随着全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活动的频繁发生，所以对经济活动的核算就促使会计行业的新发展。认清新时代下的会计发展趋势，有利于会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会计核算
（一）会计核算朝着集中化方向发展
目前，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很多的跨国企业，跨地区和跨行业集团，这就需要对经济活动进行集中统一的核算，包括核算资金、销售和成本等要素，来增强企业集团的整体经济实力。不过就企业内部而言，各级单位还需要进行单独核算，对自己企业的资金、销售额和成本等进行核算，先让部分得到精确的核算结果才能保证整体核算的准确。
目前，很多小企业实行会计核算外包，就是由专门的会计师事务所或者会计公司帮助核算，企业提供资料进行辅助核算，这种方式无疑能够节省企业的核算成本和精力，也能体现了会计核算的集中化趋势。
（二）会计核算的国际化趋势
自从我国加入WITO之后，不断地与国际接轨，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在企业与外国进行经济往来时，都需要进行国际会计核算，体现了会计核算的国际化，就是为了完成相应的核算工作，相关人员需要采用国际会计规范和国际会计标准，采用国际会计工作的组织形式和方法。从目前来看，会计工作的国际化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的核算标准和规范，通过协调我国的核算标准、核算惯例与国际上的会计标准和惯例来实现，同时还需要考虑国际会计职业道德与我国的不同，要适当地改变做到相适应。
（三）会计核算的标准化趋势
会计核算需要核算企业的资金、销售额、成本支出以及利润收益等多个项目，所以内容很庞杂，需要核算规范化，就是会计机构采用标准一致、统一的手段来进行核算。标准化的具体要求就是：（1）规范化，会计核算应该按照规范的准则和要求、程序来进行，主要是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不能违法行事，如果违法要受到制裁。（2）会计核算需要按照统一的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展开。（3）会计核算应该达到一致，即使不同的时空下的核算也需要达到一致，不过随着客观条件变化，这个一致性也相对变化，可以进行适当的修改或补充。
（四）会计核算的信息化趋势
企业想要获得发展，需要企业股东和其他人员获得公司财务状况信息，然后进行战略调整，而会计核算就能提供股东想要的财务状况信息，帮助企业领导做出正确的决策，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财务状况一般以财务报表的方式提供，分为期初和期末两个会计核算信息，从而方便得知企业的资源是都得到有效利用，企业的管理是否有效。目前，因为委托的出现，会计的信息逐渐变得对称，能够防止经营者的不当行为，起到预防作用。
三、会计管理
（一）会计管理系统的发展趋势
会计系统是由很多要素之间相互连接而成的整体，它即开放，因为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很封闭，是企业自己内部的系统。所以，会计管理工作要重视对系统的管理，从整体上进行管理的同时抓好对子系统的管理，因为子系统相对独立，比如对资金系统的管理，对销售系统的管理等。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会计系统还分为对会计的预测，形成会计决策，对会计的控制，对会计工作的监督和考核等多个方面，所以这些过程也需要严加管理。
（二）会计的战略管理
现代企业都开始进行企业的战略研究，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需要对技术创新和市场营销策略进行战略分析，对其进行战略管理。在会计的战略管理中最重要的是对财务的管理，因为财务关系到企业是否能够正常运行，关系企业的长远利益，所以应该制定财务的战略，保证企业的顺利发展。
（三）会计无形资产的管理
21世纪是知识的时代，所以企业现在格外重视对知识的管理，开始从管理有形资产转向管理无形资产，这种变化表明了知识的重要性和人才的独特性。企业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企业所发明创造而获得的专利，一些技术秘密等的非专利技术，设计的软件等权利，企业的无形商业信誉等。
（四）内部会计管理
企业内部对会计的管理主要是以责任会计为主的，内部管理能够强化对企业资金、成本、销售和利润的管理，实现目标明确，赏罚分明。企业内部会计管理一般都建立内部监督制度，会计机构如果违反会计法规，内部机构就有权要求其改正，按照法规进行操作，对一些会计人员的违法行为也要严厉打击，纠正他们的不良行为。内部管理要与外部的管理监督部门相结合，形成一个监督系统，比如与人民银行合作，进行内外监督，防止不法行为出现。
四、会计学
（一）会计学逐步综合化
会计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开始涉足管理等领域，这就大大丰富了会计的内容，会计学也开始向综合性发展。主要体现在：第一，会计学科不再分散，而是集中起来了，对整个会计学进行研究，对其理论、方法等形成整体体系。第二，将会计学科进行内部分类，将相似的会计学科分类进行研究，比如现论上有会计基础学科、会计专门学科等，这样更有利于获得对会计学科的认知。第三，比较研究，将会计学科中相同的学科相互比较，得出一些研究，进行分析比较。
（二）会计学逐步具体化
随着对知识的重视，会计领域也逐步扩大，对会计进行综合研究的同时，会计学出现了具体化现象。对某些专门的问题进行研究，现在理论界出现的财务会计学、破产会计学、质量会计学等都是对会计进行具体化研究的结果，这种具体化方便对某方面进行集中管理，方便某一领域的提升。
五、结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会计工作面临着新的环境挑战，会计的发展趋势也变得清晰，主要是在会计核算上，逐渐集中化、国家化、标准化，并呈现信息化，在会计管理上，也开始不断地重视系统管理和内部管理等，使得企业逐步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有利于提升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同时会计工作的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会计学科的发展，使得会计学科的综合性不断加强，具体化也逐步明显，便于形成更多的理论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龙子午、会计监管国际发展趋势及其借鉴[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7（11）、
[2]王颖，裴新利、浅析未来会计信息系统的发展趋势[J]、当代经济（下半月），2007（11）、
[3]何日胜、论会计电算化的局限性及其发展趋势[J]、财政研究，2007（08）、
[4]韩萍，沈燕、浅谈管理会计的发展趋势[J]、理论界，2007（04）、
[5]Bao，B、H，& L Chow、The Usefulness of Earning and Book Value in Emerging Markets： 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1999、
关键词:长三角经济圈;货运联系;空间物流结构;时空演化
abstract: from analyzing the flow of freight transport from 1991 to 2006 of every city in yangtze delta, the author firstly studi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freight transport linkage in this region, and then on this account summarized the trends of revolution of regional logistics spatial structure in yangtze delta、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shows: the timely changes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regional freight logistics in yangtze delta the time showing a non-balance-relatively balanced-non-balance-a relatively balanced development trends; at the same time, the double freight logistics system in yangtze delta region shows its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system strengthening and the coexistence and integration、
key words: yangtze delta; freight transport linkage; spatial logistics structure; time-spatial revolution
0引言
长三角经济圈是指以上海为龙头,由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和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台州等16个城市所组成的城市群或经济圈。该区域已经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核心经济圈之一,其经济规模总量和发展速度都居于前列,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科技、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被公认为全球第六大都市圈、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空间运输联系是指在自然、社会、经济诸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区域间通过交通运输设施进行旅客和货物交流产生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区域间运输联系在区域经济时空推移和结构演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特征也必然不同。本文结合长三角区域物流货运量的历史变动趋势及其特征,探讨长三角区域物流空间结构演化的规律。
1长三角区域物流货运联系及其演化
1、1长三角区域物流货运量的总体发展趋势
自199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16城市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发展态势,区域间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更加活跃,也更加频繁,货运量稳步增长。从表1可以看出,1990~2006年长三角区域物流货运量年均增长率达到7、37%,高于全国4、79%的平均水平;1991年长三角区域的货运总量为81 306万吨,2006年货运量达到247 866万吨,是1991年的3、05倍。这一对比体现了17年来长江三角洲16城市空间物流运输联系随区域经济的繁荣而日趋增强,显示了长三角区域物流货运量的发展及变动趋势。此外,除了1997年和1998年等各别年份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的货运量出现负增长以外,其他14个年份的货运量都是正的增长,且有10个年份的增长率高于全国的增长率,从占全国货运量的比重来看,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
1、2货运量区域分布的非均衡系数及其变化
为了衡量货运量在区域系统中各城市地域分布的平衡程度,我们可以引入地域分布非均衡系数δ加以度量,δ反映了区域物流货运量这个变量偏离平均值(中心值)的偏离程度。δ的计算公式如下:
δ=
式中,p为各城市货运量的分布比,为分布比的平均值,n为城市数量。δ越大,说明分布的集中程度越高。
从1991年至2006年16个年份的变化(表2)可以看出,长三角货运量地域分布的非均衡值δ呈现出先降低后增加再降低的发展趋势,伴随这一值的变动,上海货运量占长三角区域物流货运量的比重也是呈现出现降低后增加再降低的变动趋势。如按长三角16个城市货运量平均分布来计算,δ的值应该是1/16,是非常小的,而实际计算的δ比较大,最小的δ值也是平均分布的δ值的12、16倍,说明长三角货运量的地域分布比较集中。
货运量的集中分布充分体现了长三角地区生产力布局的高度集中趋势,如上海1998年货运量占长三角区域的比重为34、15%,三分之一还要多,而当年的δ值也达到最大,为1、24,是平均分布δ值的19、84倍。从1998年后,由于长三角其他城市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当地货运量的迅速发展,使得上海货运量比重在逐步下降,同时,δ值也在不断下降,这一变动趋势说明长三角区域物流货运量在地域分布的时间变化上,呈现出非均衡——相对均衡——非均衡——相对均衡的发展趋势。
2长三角区域物流货运联系的空间演化特征分析
2、1货运量区域分布的单极化效应减弱、多中心效应明显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上海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一极,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货运量比重在不断下降,说明上海作为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单一极化效应在减弱,长三角货运量分布从一个中心(上海)逐渐演化为三个副中心(南京、杭州、宁波)的格局。1991年上海货运量占长三角区域的31、96%,以后逐年下降,到1995年达到最低点,为21、76%;1996～1997年又逐渐上升,到1998年达到最高点,为34、15%,从1998年后,表现为缓慢下降的趋势,到2006年,上海货运量占长三角货运量的比重下降为30、33%。在这一变动趋势中,上海作为长三角区域最大货流中心的地位没有改变,但从中可以看出随着长三角其他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极化效应在逐渐减弱。2006年,货运量超过2亿吨的城市有3个,分别是上海(75 184万吨)、宁波(22 238万吨)和杭州(20 911万吨),其中宁波和杭州是首次超过2亿吨,接近2亿吨的城市为南京(18 310万吨),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三个货运副中心,4个城市占长三角货运量的比重为55、13%。
2、2货运量区域分布的廊道效应明显、浙江湖州异军突起
从对长三角主要交通轴线城市货运量的变化来看,廊道效应非常明显。其中沪宁交通轴线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货运量一直在50%以上,但其比重却在不断下降;而杭甬交通轴线的货运量比重在最近几年中在不断增加;宁通交通轴线的货运量比重在一直下降;沪杭交通轴线的货运量比重除在90年代初期下降外,其他时间段内则基本上变化不大,保持比较稳定的发展趋势,具体见表3。
货运量的增长更能体现区域经济活动交流的活跃程度和空间运输联系的日益频繁,毫无疑问,这四条主要交通轴线已经成为长三角区域重要的经济走廊和运输通道。
此外,湖州自2001年以来,货运量发展迅速,年均增长率达到16、63%,2003年货运量首次超过亿吨,达到10 764万吨,2006年更是达到15 591万吨,远远高于长三角区域其他城市的货运量,成为仅次于南京的第五大货运中心。
3长三角区域双重货运物流体系的形成和强化
长三角区域拥有以上海为中心和以宁波为中心的两个主要货运物流体系,作为这两个货运物流体系枢纽的上海港与宁波—舟山港,隔海相望,相距约90公里,形成全球少有的大型港口双子星座格局,更重要的是,这一双重货运物流体系具有体系强化与融合并存的特点。
3、1边界清晰、竞争有序
两大货运物流体系以钱塘江—杭州湾为界,形成各自的开放式集疏运体系。在这个两体系中,货主出于最小化综合运输成本的要求,在两大货运物流体系均形成一定规模、且没有特殊原因的情况下,通常不会跨江(湾)托运。处于中间地带的嘉兴、苏州等地货源流向可能摇摆不定,但上海港具有长期形成的先入为主优势。从港口腹地来看,上海港口的直接腹地主要是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港口的间接经济腹地主要由浙江南部、江苏北部、安徽、江西,以及湖北、湖南、四川等省。目前,上海的外贸集装箱箱源约95%来自长江流域,内贸集装箱流量近60%分布在长江流域港口,上海港的腹地性质和中转枢纽作用十分突出。
宁波港口集装箱腹地主要是宁波市和杭州以东、以西南的浙江地区。“十五”期间,宁波港以巩固和拓展浙江腹地为依托,坚持水陆并进,拓展腹地。省内腹地方面,宁波港积极推进义乌、金华、绍兴等“无水港”建设,构筑省内物流网络,通过加强宣传、调研沟通、召开座谈会、设立资讯联络点等各种方式,对重点货主实施个性化服务,使省内的腹地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巩固与提升。在省外方面,宁波港还积极开发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外腹地。水路方面,宁波港继续巩固南下内支线,开发北方线,增开了大连至宁波、青岛至宁波内支线和营口、大连至宁波的内贸线,进一步吸引了北方货物到宁波的中转。同时,宁波港进一步加大集装箱国际中转力度,2001
～2007年宁波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率高达39、9%,明显高于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的增长率24、8%。
3、2规模巨大、航班密集
2007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达到5、61亿吨,连续三年居全球首位,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 615、2万标准teu,在连续四年稳居第三的基础上,2007年跃居世界第二大集装箱港,其中,洋山深水港区达到610、8万国际标准箱,深水中转比例超过35%。2007年宁波港货物吞吐量达到3、45亿吨,居世界第四位,集装箱吞吐量935万标准teu,居世界前20位,继续保持全国大陆沿海港口第二和第四位。上海港集装箱月航班密度已达2 100班,宁波港集装箱月航班密度810班,最高月航班达844班,月作业量连续突破80万标箱的新水平,两港均已具有较强的国际集装箱运输的规模优势。
3、3体系强化与融合并存
长三角区域两大货运物流体系均有高度活力的区域经济支撑,产业结构正在加快提升优化,集疏运体系日趋完善,跨越杭州湾的数座大桥将成为沟通两大货运物流体系的重要通道。局部的相互渗透也有利于提升优化两大货运物流体系的整体效率,上海港由于集装箱航班密集的优势,对钱塘江—杭州湾以南地区仍有渗透,而宁波港的原油管道运输则已到达南京。这种相互渗透不但不能撼动两港在其各自领域的霸主地位,反而提升了长三角的综合物流优势。长三角两大货运物流体系功能不断强化,体系融合日益紧密,既各具独特优势,又互为一体。上海港和宁波港两大货运物流体系在相互促进、相互替代以及各自独立发展并重的进程中,促使形成长三角区域最优的物流通道,促进形成全球最具竞争力的航班密度和运价体系,成为长三角多核格局发展的强有力的支撑。
4结束语
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货运规模的扩大必然带来城市之间、区域之间货运联系的增强,而区域物流货运联系无疑也是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形成和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长三角区域物流货运联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区域经济结构的时空演变,随着杭甬交通轴线的逐渐隆起和宁波-舟山联合港的深入发展,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天平已经开始向南倾斜。同时,随着宁杭交通轴线的发展,第五交通轴线将会迅速发展,更加强化长三角区域城市之间的物流联系、经济交流和产业转移,加快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荣朝和、 论交通运输在经济时空推移和结构演变中的宏观作用[j]、 地理学报,1995(5):394-401、
[2] 张文尝,金凤君、 空间运输联系的生成与增长规律研究[j]、 地理学报,1994(5):441-448、
[3] 曹小曙,阎小培、 珠江三角洲城际运输联系的特征分析[j]、 人文地理,2003(1):6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