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童诗之旅
圣野早在金华蒲塘读高中一年级时，就于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的《前线日报》副刊“学生之友”上，以周大鹿原名，发表了平生第一首儿童诗《怅惘》。不久，居然得到了一元钱的稿费，令他喜出望外，赶紧到附近的民智书局买了一本萧红的诗体自传小说《呼兰河传》，一得空就到村后的小山坡上大声朗读。又巧遇青年诗人畸田，给圣野寄来了一册艾青诗歌的手抄本，令他捧读不舍。因身在蒲塘，圣野还斗胆与一位爱诗同学组织了一个叫“蒲风”的诗社，他哪知道，真有一个叫蒲风的诗人，却从未读过他的诗。可见“初生牛犊不怕虎”。读初中时，圣野在五哥槐庭的帮助下，读到了冰心的不少新诗，以及徐志摩的许多诗，他特别钟爱那册中国文学研究会出的诗选集《雪朝》。读高中一年级的圣野，在爱上萧红小说的同时，又在民智书局购得胡危舟、鸥外鸥主编的《诗创作》，从中读到了艾青、田间的诗。一九四七年起，他与儿童文学作家鲁兵一起，业余担任了《中国儿童时报》的文艺编辑，负责儿童文学版，这就进一步密切了他与孩子们的联系。如此，圣野渐渐摸到了写童诗的门路，且大着胆向上海《新民报》副刊“夜光杯”投稿，儿童短诗《他睡》和一组散文诗《感情的花朵》等竟意外得以发表。此后，《浙江日报》副刊“江风”，《当代日报》的“学生园地”，《天行报》副刊“原野”等一批国统区的报纸副刊，常常刊用他的诗稿。《天行报》的编辑史坚还约他一同主编“原野诗辑”，并以每期赠送三百份作为报酬。乐于以诗会友的圣野，将诗报广赠诗友，和外面世界的联系，便日益扩大。
一九四七年八月，圣野先生的第一本儿童诗集《啄木鸟》问世，以“旗社诗丛”的名义出版发行。诗集的封面上是一幅木刻，一只大大的啄木鸟正在啄树干上的害虫，简洁扼要地点明了主题。收入集子的五十七首短诗，已初步显示出圣野儿童诗的特色。他写《蜜蜂》：“我们/一群向春天出发的/美丽的/采访员/我们介绍/花朵与花朵/结婚/把花朵的/一份心底的/最甜的感谢/带回来”。此诗用的是拟人法，读来亲切有味。集子中有一些讽刺诗，亦以儿童口吻写出，如讽喻当局滥发贬值纸币的《印钞机谣》：“印钞机/摇呀摇呀/白的进去/花的出来。印钞机/摇呀摇呀/信用进去/强盗出来”。这些诗，是圣野儿童诗写作的最初成果。诗评家刘岚山看到《啄木鸟》后，用方元笔名在《新民报》副刊“夜光杯”上撰写了热情洋溢的推介文章，这是对圣野儿童诗最初的评论文字。后来圣野才知道，身为"夜光杯"编辑的刘岚山，是大量采用圣野诗文的责任编辑，每每接到诗稿，他就马上送审，负责终审的原来是著名诗人袁水拍先生。
一九四八年三月，圣野接着出版了儿童诗味更浓的《小灯笼》，列入“小草丛刊”第二辑，同辑出版的还有鲁兵的童话寓言集《桥的故事》等。圣野的这部儿童诗集，计三十六首，都以“小妹妹”为小主人公。这些诗，展示了更多的童心、童趣、童情，是儿童文学园林中格外亮眼的一束迎春花，既充分展示了圣野儿童诗的写作才华，又显示其亲切、生动、贴切的儿童诗独特写作风格，写出了儿童眼里的大千世界。这册《小灯笼》诗集，得到颇多赞誉，著名九叶诗人唐亦在《中国儿童时报》上专门写了诗评。
一九四八年，诗人田地、黄耘在青岛主编《星诗丛》，圣野以《列车》为书名，出版了第三本诗集。这时的圣野，因与史坚合作编《天行报》的“原野诗辑”，得以结识公刘、田地、徐朔方等一大批诗人，视野更开阔。那时，沙鸥在上海编《新诗歌》，曹辛之编《诗创造》，吴在湖南《国民日报》编“诗与木刻”，苏金伞在河南编《诗之页》等等，圣野与他们取得广泛联系，以十来个不同的笔名，轮换着发表作品，是当时相当活跃的青年诗人。从《列车》的几十首诗作看，圣野的诗创作显然有了突破。他的观察，不再留在表层，而是融入自己更多的思考。他对丑恶现象的揭露，对社会的批判，都有了更大的容量与深意，而又不失儿童诗的意趣。如：“狗咬醒了黄昏/黄昏又咬醒了我”（《黄昏》）；如：“我穿着衣服/像穿着一身荆棘/一身的蛇”（《黑夜》）。《列车》亦为六十四开本，正正方方又薄薄的小册子，共十几张纸三十八页码，小巧玲珑惹人喜爱。现今这样的小册子，出版社是不会感兴趣印行的。可以说，这册《列车》，是圣野在民国年间创作儿童诗的一个小结。从《啄木鸟》《小灯笼》到《列车》，可清晰地看出，圣野在儿童诗的创作上，一步一步留下由浅渐深的印痕。圣野还在一九四七年编选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儿童诗选《小母亲》。可以说，圣野是我国儿童诗写作的力行者与开拓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是至今最为年长的老一辈儿童诗人。
解放后，圣野调到少儿出版社任编辑，后又长期主编《小朋友》杂志，先后创作出版了六十多本儿童诗集。然而，没有早期的三本儿童诗集打下扎实的创作基础，就不可能有日后的丰实硕果。
中国儿童诗不知从何起步。在有关现代文学史甚至新诗发展史的书籍中，常常忽略了儿童诗的存在，然从早期新文学史料看，冰心的《春水》《繁星》，其儿童诗的韵味已初露端倪。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下了不少儿童歌谣，他是极力主张用优秀儿童诗来陶冶少年儿童心灵的先行者。熟悉现代文学史料的人都知道，民国时期专写儿童诗的诗人寥寥无几，儿童诗集的出版，亦是凤毛麟角。而圣野在短短的几年中，相继出版了三本儿童诗集，这极为难得。摩挲三册他的童诗旧著，甚觉异常珍贵。当初，正是这些诗集的艰难出版，坚定了圣野毕生为儿童写诗的信念。
以诗养生颐晚年
国外有一种“诗歌疗法”，就是通过写诗、朗诵等诗歌活动，使人得到心灵慰藉，有益身心健康。在我国，尚无人作此实验。但老诗人圣野，则堪称以诗养生的典范。
与圣野老人交谈是一件愉快的事，常深受感染，令人难忘。他语调缓慢，亲切，随和，就觉得我是在听一个“老小孩”说话，充满童趣，心底纯洁透明。谈起养生话题，他总离不开诗，真可谓“为诗快乐为诗忙”。他说：“我的脑子一开动，就进入诗中，身体一走动，亦是为诗而动”。但他不是忙乱，是忙而不乱，多少年来，已形成自己以诗养生的规律。比如，走在路上，圣野也在构思着诗，每得佳句，就立刻捕捉下来，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本上。这样的小本，他已记满两百多本。他按照这个规律，逐渐形成自己探求长寿的独特秘诀。
每天，他都要散步去附近的邮局，除了取挂号邮件，就是寄信，给全国各地小朋友修改儿歌，向他们推荐优秀儿童诗歌范本等。
每周二，这一天他像过节一样，准会兴致勃勃来到光复西路三小，给孩子们讲诗。在他的悉心辅导下，“玉兰诗社”的孩子们，创作了大量诗歌，其中六百多首刊发在全国各种儿童报刊上。而对圣野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到孩子们中间去，与他们交朋友。天真烂漫的儿童，不仅是他创作的源泉，而且使他童心不泯，越活越年轻。他先后担任《儿童诗》及全国几十个儿童诗社顾问。这令他无限快乐，仿佛忘了自己的年龄。
每隔半月，他就要亲自操瓢，自编自印一份叫《诗迷报》的儿童诗小报。他买来复印纸，用自己的家用复印机，选编优秀儿童诗，排版装帧后，一份份复印，然后寄发给孩子们阅读、欣赏。
每年夏季前，他更是为一年一度的“全国小诗人夏令营”而忙碌。大量的组织工作，从化缘筹款，选定会址，到邀请几百个小朋友欢聚数日，一起赛诗评诗，他忙得不亦乐乎。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诗的养分，随着有规律的生活节奏，悄无声息地滋润着老诗人的一颗童心。
圣野说：“人要有爱好，不论什么爱好。当他进入老年时，总得有事可做，也叫精神寄托吧。也许，我的爱好与众不同。儿童诗，别人以为‘小儿科’，我则乐此不疲。几十年来，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觉得越活越有活力。”时下，诗歌不景气，更不用说儿童诗，可圣野一写就是六十多年，矢志不渝地坚守这块圣洁的园地。他以诗来充实自己，亦给别人带来无穷乐趣。
有一年，为筹备第四届“全国小诗人夏令营”，他与《儿童诗》主编黄亦波去浙江武义打前站，不慎在火车站摔了一跤，造成左股骨骨折，急送华山医院动手术。在住院的十七天里，他仍乐哈哈地天天写诗，《摔跤》《一个骨折病人的请求》《躺着》等儿童诗，接连发表。如《摔跤》中写道：“老人最怕摔跤/可小孩却说/摔跤最好玩/我们小孩/就是在摔跤中长大的”。童趣跃然纸上。他不但写自己，还给同室病友每人写一组诗，结合各人情况，写得亲切而贴切，博得大家阵阵喝彩，在嘻嘻哈哈的快乐声中，有的人康复很快，有的人甚至提前出院了。不知这是不是一种“诗歌疗法”，或者说，圣野于不经意中，发现诗歌确能给人带来神奇的疗效。
葆有孩童般的纯真
在我交往的文化老人中，依然葆有一颗纯真童心的，圣野是最为典型的一位。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可对于他来说，不但处处爱护人帮助人，而且从无防人之心。在他的眼睛里，世界如同童话世界，充满爱充满童心般的纯真。他不但把这种爱心给了儿童，也给了家人，给了邻里。
圣野说：“夫妻恩爱，是家庭充满欢乐的基础。”他与妻子方彩香结婚六十多年，养育五个子女，妻子把一切都包办了。他们相爱一生，从来不曾吵过一句嘴。妻子说他不会烧饭菜，不会洗衣服，不会买东西。除了一天到晚给孩子们改诗，给孩子们写回信；除了一起床就拿起一支笔写诗，他什么都不会。妻子虽然因病离开了人世，然而，每当想起相濡以沫的半个多世纪，圣野感到心头温馨而宽慰，仿佛妻子仍在陪伴他，支持他多写儿童诗。圣野说：“只要做我喜欢做的事，写我爱写的儿童诗，妻子在天堂也会莞尔微笑的。”
他的五个孩子，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尤其是他的诗教。圣野的长子周方方，从小在父亲的调教下，从牙牙学语起，就能哼几句童谣一样的山歌。五十年代在复旦中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免试直升外语学院。小女儿周晓波，更是继承了他儿童思维的基因，成为儿童文学研究专家，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出版了《当代儿童文学面面观》《现代童话美学》等多种专著。在女儿眼中：“老爸一生与儿童诗结缘，他生活中的所有的一切似乎都与诗有关，他好像就是生活在他的诗歌里，离了诗，他似乎什么都不会。他是一个纯粹的、童心永驻的老诗人”。
接收官办救助机构
南京以其特殊的城市性质，历来较为重视弱势群体的救助。1929年，南京市立救济院成立，具体负责老弱、残废、游民、弃婴以及妇女的救助。该院由原江宁普育堂、救生局、济良所、乞丐收容所（原属南京警察厅）等单位改组而成，院址在剪子巷。下设养老所、残废所、育婴所，此三所均在剪子巷；另有妇女教养所（分三部：总部及二分所在剪子巷，一分所在油坊巷）、游民习艺所（和平门外笆斗山）、贫民贷款所（夫子庙贡院东街）、水上救护所（下关老江口）。市立救济院是南京官办救助机构，它在救助弱势群体过程中发挥过一定作用。
1949年4月南京解放。6月，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原南京市立救济院、中华妇女福利社、难童救济院等组建成立南京市生产教养院。并将它们所属12个救助单位合并为4个教养单位：安老所、残疾所、难童所、乞丐所。8个生产单位，计3个农场：第一农场（邓府山）、第二农场（孝陵卫）、第三农场（江宁镇农场）；4个工厂：缝纫厂、碾米厂、印刷厂、皮革厂，及一个营业部。之后，生产教养院所属各厂、场、所名称及组织屡有变迁，至1951年6月移交南京救济分会时，生产教养院院部一级领导机构撤销，其所属机构调整合并为：老残教养院（三汊河）、劳动教养院（邓府山）、儿童教养院（孝陵卫）；一、二农场（各近百亩地）取消，分别并入劳动教养院和儿童教养院，由两院附带耕种；第三、四农场改名江宁农场和宣城农场；织布、制鞋、砖瓦、印刷、缝纫等厂和营业部基本维持不变。至此，官方将旧的国民党官办救助设施基本整理完毕，形成了分工明确、内部关系顺畅的新的救助设施。
处理美（外）国津贴救助机构
建国前，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天主教和基督教为招牌，在中国各地兴办了许多救助机构和设施。新中国成立时，由于力量有限，仍然容许这些机构继续经营，规定“这些机关，在遵守共同纲领及政府法令条件之下，应视为私营事业，政府本公私兼顾原则，一视同仁”。但在抗美援朝之后，中央态度陡转。1950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公司财产后，中国政府针锋相对，于同月《关于处理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12月29日，又公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和相应的登记条例。根据规定，“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机关，应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全部予以接办”。1951年4月，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其他接受美国津贴的地方性的救济机关，一律由当地救济分会予以接办”。随即，全国各地掀起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社会救助机构的高潮。
南京市接办接受美（外）国津贴救助机构以接办圣心儿童院为始。和全国的情况大致一样，建国前美国所资助的救助机构多为儿童救助机关。圣心儿童院属于天主教会在南京所开设的较为知名的一家儿童救助机构，是在德籍神父所办修女会基础上发展而来。1936年，该会添设方济幼稚园，收容弃婴孤儿。1939年将前所办机构整合为圣心儿童院，并增设小规模圣心医院。1948年春，两院迁入广州路72号新址，称圣心儿童院。该院成立时，国民党要人陈果夫、南京市长沈怡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都曾应邀参加。其背景可想而知。
南京解放后，圣心儿童院继续经营，并增设一托儿所。1950年5月，《新华日报》编辑柳嘉禾投书该报，声称自己寄养在托儿所的孩子柳贝贝因工作人员的疏忽而被烫伤致死，要求有关部门介入调查。消息一出，舆论大哗，《新华日报》等媒体、各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寄养婴儿的父母纷纷发表文章，谴责圣心儿童院的行为，并要求调查事故原因。随后，南京市委决定由市法院等11家单位和儿童家属组成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经法医认定，柳贝贝“确系沸水重度烫伤，引发酸中毒猝死”。调查期间，该院又发生另一寄养儿童李毛毛因营养不良、高度饥饿而死事件。李毛毛之死被报纸披露后，再次引起公众愤慨。调查组为此事提出两条解决办法：一、圣心儿童院承认由于自身疏忽，烫死柳贝贝，并公开向市民道歉；二、应赔偿柳贝贝、李毛毛的医药费、埋葬费及养育费。对此，该院负责人兰义德（爱尔兰籍修女）、华安德（法籍修女）拒绝接受，并于一周后散发传单《致南京市民一封信》，辩称：“我院以慈爱为本，决无害人之意，柳贝贝系肺炎致死，与本院无关”，“共产党查不出原因，无台阶可下”，“南京市民千万不要轻信，圣心儿童院是无辜的”。为此，调查组再次请相关机构鉴定，结果仍旧如前。接着，调查组向南京市人民法院递交了对圣心儿童院的起诉书。经调查取证，1951年2月，市人民法院正式宣判：“处该院托儿所负责人华安德，院长兰义德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永远驱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并由圣心儿童院赔偿柳贝贝家长原告柳嘉禾之损失人民币200万元。”之后，华安德、兰义德因抗拒判决于3月底被押解出境。
1951年4月，《新华日报》披露了另一天主教所办婴儿救助机构――慈爱育婴院虐杀儿童一百五十余名的消息。结合当时正在展开的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4月17日市政府召开控诉帝国主义分子残害中国儿童罪行的座谈会，会上各界人士悲愤控诉，要求政府严惩凶手，接管“圣心”“慈爱”两院。同日，南京市军管会命令救总南京分会接办“圣心”“慈爱”两院。南京救济分会工作人员于当晚前往圣心儿童院进行接管。结果遭到该院院长白洁贞（法籍修女）等人的抵制，双方对峙二十余小时。救济分会请示军管会，军管会随即命令公安局将白洁贞等7人择日驱逐出境。救济分会于18日晚接管儿童院，委派夏瑛担任院长，并要求6名中国修女和23名员工留任，各司其职，协助移交。19日，在原圣心儿童院工人的指引下，救济分会在该院菜园挖出120余名儿童的尸体。消息一出，又一次震动了南京城。市有关部门随即组织各界人士3万余人，聚集于该院坟场“控诉帝国主义分子滔天罪行”，并要求政府惩处杀人凶手。与此同时，全市工厂、学校、机关、商店、市民和郊区农民7万余人集体收听了大会的转播。23日，军管会命令逮捕白洁贞等人，并将其移送人民法院。5月31日，南京市人民法院就圣心儿童院儿童大量死亡案宣判，判处白洁贞等两人有期徒刑10年，其余人或是驱逐出境，或是限期出境。7月，经请示后，救济分会将圣心儿童院和慈爱育婴院正式合并，更名为“南京市婴儿院”，确定其任务以解决本市弃婴问题为主。由“圣心”“慈爱”两院收容的112名婴儿，成为第一批收容对象。
截止到1951年底，南京处理完毕20余个接受美（外）国津贴的救助机构，这些机构中有的被接办，如圣心儿童院；有的自行结束停办，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儿童福利实验所；还有的仅剩下物资被救济分会接收，如前基督教世界服务委员会中国分会。经过这样一系列的过程，基本清除了国外势力对社会救助机构的控制和影响。
整理民办善堂会馆
建国前成立的“旧式的社会救济福利团体”主要是由各地商人或是城市士绅兴办的“善堂会馆”。建国后，官方对这些团体看法较为负面，随着这些团体政治、经济基础的动摇、瓦解，以及上层管理人员逃亡，它们所办事业基本处于混乱与无人管理的状态，房屋基本供出租用。但鉴于“有些还有力量从事救济福利事业”，以及当时面临的社会救助工作纷繁复杂，救总对这些团体的处理态度主要是团结改造，以资利用。
南京市“原有旧慈善团体性质的善堂38个；地域性的会馆77个；民间神会性质的团体44个；反动会道门性质的11个，共计170个，财产约300处，房屋近6000间，市区内土地数百亩”。1950年7月起，南京市结合社团调查工作，开始对这些善堂、会馆（同乡会）进行初步调查登记。1951年6月下旬至7月底，南京市再次办理全市社团登记工作。并结合南京善堂会馆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关处理方针，对善堂会馆进行处理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重新整理使其发生作用，而是清理、理顺其财产关系，从而为以后顺利交割、接收做准备。
1952年1月，由市民政局、救济分会、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等部门派出代表联合善堂、会馆中部分工作人员组成了“南京市善堂会馆（同乡会）整理委员会筹备处”（简称“整委会”）。“整委会”成立后，于2月中旬首先组织了善堂会馆51个单位的人员进行学习，内容为董必武副总理有关新中国救济福利事业的报告；紧接着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主要内容为揭发原工作人员贪污浪费的事实。然后，又组织学习《反对自由主义》、《为人民服务》等文件，并联系实际进行检查。通过政治学习，“整委会”基本弄清了原有人员的政治面貌；通过“三反”、“五反”，基本掌握了原有人员的经济问题，为以后处理这些人员，重新整合各善堂会馆奠定了基础。
1952年10月，经过7个月的学习，“各单位主要员工纷纷要求接受整理，并愿意为人民救济福利事业而服务”。实际上这些员工多是财产较少，想借整理解决个人出路问题的善堂工作人员，一些财产较多的单位则害怕自己的财产被“统”掉，想自己单搞一套。之后“整委会”选择了7个具有典型性的单位（后扩大为30个），组成“联合办公处”。“联合办公处”使用统一的收据和租约，对外仍用善堂会馆原单位名义。在会计制度上采取“统一收入，分别支出”的原则。“联合办公处”一面整理之前代管机关的单位（大约有18个），一面协助督导整理联合的单位。整理步骤上，确定了由点到面和“先易后难”、“房屋先整，土地后整”、“分散区先整，集中区后整”、“无纠纷先整，有纠纷后整”的办法。
经过整理后，到1954年9月，“整委会”基本控制了南京善堂会馆大部房产、土地及其他财产。伴随着善堂会馆经济关系的理顺，善堂会馆的组织也逐渐瓦解，在已完成94个单位的整理工作中，“其中接管5个单位，代管59个单位，组织联合办公的30个单位”，而“30个联合单位有4/5的组织已告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