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知识社会学传播学本土化经典理论反思研究新进路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汶川地震报道中多位电视台主持人在播报地震新闻时难忍泪水的画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种传播主体的情感介入，与人们长期以来关于传播主体在实施大众传播行为时应该规避个人倾向介入的惯常认识是有冲突的。有学者通过分析提出在特定的报道情境下。传播中的情感因素体现人类本质和人类普世价值，而传播中个人体验和共同体验的结合，则强化了传播效果，起到社会团结、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限定下，传播中的情感介入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一科学传播的界定
在传播学的概念中,传播是一种共享信息的过程,从广义上来说,所有活的有机体都有传播行为。而人类传播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创造和使用符号。科学传播作为一种交流共享的活动,是人类传播的一个类型,只不过是限定到与科学有关的范围之内。但对于什么是科学传播,国内外都存在争论,一般来说,科学传播至少包括下面一些范围内[1]
?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媒体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权力机构、团体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影响科技政策的人士之间的传播
?在工业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媒体(包括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从另一个角度,科学传播还可以分为专业内容(professionalcontexts)的传播和面向公众的传播(publiccommunicationofscience)。我们所说的科学传播一般是指后者,严格地讲,应当称作是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从上面关于科学传播的内容可以看出,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也有诸多形式,本文则将其限定在”科学、媒体与公众”范围。这里所说的媒体主要是大众媒体。
关于近年来的科学传播的研究,公众理解科学杂志的主编,着名科学传播学者Lewenstein曾评论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关注如何让公众最有效地学习运用科学知识,而其他人则担心公众盲目接受科学机构的声明……一些人强调对于大群体受众行为的定性理解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则主张对小人物或是政治人物的表现进行分析才能形成我们的世界……我们关注的是科学与公众的关系……”[2]
这一方面表明了国外科学传播研究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如果科学传播的研究只重视科学与公众的关系以及传播的内容,而不研究具体的科学传播活动过程的话,就很可能会走入困境,而具体到科学、媒体和公众的研究来说,Lewenstein认为“必须把科学传播是什么搞清楚……科学传播必须考虑到不同媒体、科学家和公众的互动关系。”[3]
二传统科学传播模式提出的问题
早在1686年,就有人认识到科学传播的两个渠道:面向科学家同行和面向受教育的公众。到19世纪中期,大规模的科学传播出现。[4]当时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媒体和记者进行的,科学传播把自己当作是传播的一个类型。科学传播模式与一般传播类型应当是类似的。
在这种思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学者Shapin提出权威解说(canonicalaccount)的科学传播模式,从科学史出发考察了这种模式的起源,认为17世纪以来的科学职业化造成了此后科学与公众之间的隔阂,科学是为了获取公众的支持而通过媒体进行科学传播。[5]
在其它一些传播学文献中,与“权威解说”类似的提法还有不少,如“主流关注”(dominantconcern,Dornan,1990)、“主流观点”(dominantview,(Hilgartner,1990)、“普及模式”(popularizationmodel,Valiverronen,1993)、“扩散模式”(diffusionistmodel,CooterandPumfrey,1994)等。虽然提法不同,但基本含义是一样的。
此种科学传播模式认为,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媒体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科学新闻记者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这是当时,也是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关于科学与公众关系的理解”[6]
现在的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是在不自觉地应用这种模式的。从形式上看,权威解说模式类似于中国的科普概念。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也有学者认为是60年代以前),权威解说模式一直是科学家和新闻从业者的观念指导。
这种对于科学与媒体或者科学面向公众的传播的一般观点实际上来源于下述观点或假设:
1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比如1919年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2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具有如下特征的媒体:一个能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并能理解前者并把前者的思想传播给后者的第三者(科学新闻记者)。科学新闻记者通常是处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而在科学家看来,这种再加工就是“歪曲”。
3科学传播的媒介是通过语言翻译的隐喻进行的。所以科学传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第三者尽量用极限的语言描绘出纯粹的科学事件。[7]
Massimiano认为,在这些论断中包含很多更深刻的关于科学过程和科学工作之本质的假设。按这种观点,科学的公众传播过程是在科学流程结束之处开始的,一旦科学知识完成,知识就会以一种简化的形式传播给非专家。所谓的“普及”、“扩散”等即是这种科学面向公众传播的无问题的版本。
现在,这种传统的假设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摒弃,科学传播是一个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正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证明。法国心理学家Moscovici在60年代提出的社会表现(socialrepresentations)理论分析了科学、常识和社会表现之间的关系,认为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受众对于科学传播内容的吸收是主动的、有选择的。在社会表现框架中,科学理论条理化为一个整体,通过去背景化过程,与受众已有的信息融合,成为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在日常生活文本中成为常识性内容。[8]与此类似,Farr分析了科学与常识的关系,认为社会表现理论应当引起科学家、媒体从业者等的重视。[9]Gross提出与境模式(Contextualmodel),他通过辐射云对坎伯兰的牧羊人的影响的案例,提出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接受是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的结合物,即公众对于科学知识是有选择吸收的,而非被动接受[10]
其实,在传统的科学传播模式中,还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认为媒体本身是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认为媒体只是科学传播的中介和管道,并被假定为能尽量精确地传播科学信息,如果有所谓的“歪曲”,那肯定是出现了意外的错误。在这种传统模式看来,科学共同体面对的是公众,公众面对的是科学,媒体的存在只是为了科学和公众的交流。而许多学者对于传统科学传播模式的修正并没有注意到对于媒体的假设,或者说,上述修正仍旧沿用了以前的假设,科学传播成为了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事情,媒体是不包括在内的。媒体通常被看作是孤立的,媒体中的科学只是简化的科学的一种扩散形式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内,科学与媒体、公众与媒体的关系并没有受到重视,近年的研究只侧重科学与公众这两极,而忽略了作为中间环节的媒体的作用。传统科学传播模式和随后的研究沿用的这一假设也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在互联网等新媒体出现后,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媒体在科学传播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个简单的“管道”。
三科学传播的媒介化
在科学活动中,媒体处于什么地位,现在的研究对媒体有何看法,《独立报》前科学编辑Wilkie认为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1公众理解科学(PUS)研究看到了媒体在传播中的重要性,但媒体并未得到集中的关注;
2有PUS背景的作者力图寻找科学杂志对于公众的效果,因此,媒体在本质上被看作一个有特定问题和兴趣的特殊领域;
3既使新闻工作者被作为是焦点注意,假定的框架也认为,只有当新闻工作者的行为更像科学家时,公众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无论公众还是媒体,都要更好地理解科学[11]。
换句话说,公众理解科学对于科学与公众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媒体的重要性,但仍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上面提出的诸多科学传播模式,注重的仍是科学-公众的关系研究,而非科学-媒体-公众的整体。
科学传播对于媒体的重视,是与当代媒体重要性的凸显相联系的。因特网的出现为科学传播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一对一的邮件,群发邮件、网站,在线信息和新闻服务等,使科学传播变得更为复杂,甚至很多人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得到一些科学知识,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的……传统的科学传播方式,如同行评议、科学杂志等必须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位置。”[12]
Lewenstein提出了网络模式(WebModel),他认为科学传播变成了众多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多线路传播形式。而Lewenstein的主要观点是:这种模式的复杂性导致了信息的不稳定性。他认为,新的传播手段使传播速度更快,数量更多,情绪化的内容增加,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研究者面对众多不确定的信息,而且信息的接收和传播也是不一致的。科学传播以牺牲信息的稳定性的代价而获得了速度。
另一方面,这一模式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科学为了传播的需要,可能迎合媒体价值观和受众需要,可能丧失科学自身及其伦理价值。
Weingart通过将科学传播中的媒体独立化,把上面的问题发展到极端,认为科学已经媒介化。媒体的发展,已经超出了Nelkin或Lewenstein,的理解,人们很难在科学传播中找到可以依靠的东西,他认为,媒体构造了自己的现实,媒体的重要性使科学在某些问题上的垄断性正在减弱,科学对于真理的判断标准正面临着媒体迎合受众的标准,虽然不会被取代,但正在被其他的标准所补充。[13]总之,他认为媒体而不是科学家正在成为科学是否为公众理解和接受的法官。
四媒体对科学的建构
科学知识不仅要满足普遍性、无私利性、独创性、怀疑主义等规范,而且还必须是“适合出版的”。科学的发展总是需要媒体作为载体的,但既使从一般意义上考察,我们也会发现,“自从15世纪以来,印刷技术使各种各样图片的精确复制和传播成为可能。无论哲学家怎么说,科学家们都不能否认这种有效的交流模式。随便翻一翻各种学科的科学文献,也会发现里面有数不胜数的图表、图片、地图等等,这些都远远超出了‘图解’文字内容的需要。”或者说,媒体传达的信息,并不能精确地还原它所表达的科学本身[14]。大众媒体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但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并非仅仅是“不精确”。
1974年高夫曼的《框架分析》一书提出框架理论(frametheory)。他认为,对于大众传媒来说,框架就是一种意义的建构活动,在社会系统中新闻框架是消息来源、社会情境、新闻工作人员等因素互动的结果。一些学者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事件材料经过选择和凸显成为新闻[15]。所以可以理解,媒体中的任何信息都是带有偏见的。而且这种偏见由媒体而非事件本身决定。当科学经由大众媒体“扩散”到公众时,这种偏见也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的形象实际上只是科学在媒体中的形象。
英国学者Nelkin通过对报纸、杂志的报道分析研究指出:当科学理论能强化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时,就能在媒体中畅通无阻,反之则被忽略,而丑闻也被看作是对科学的社会系统的妨碍,从本质上讲,是不想让受众失去社会的安全感。[16]媒体对于科学报道的选择和凸显更多的是迎合受众的口味、符合媒体自身的价值观。Nelkin指出,媒体在科学报道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
1想象代替科学内容,报道很少涉及到科学研究的本质;
2科学活动成了带有情节的戏剧事件,各种夸张和激情的手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草率,盲目乐观或走向另一个极端;
3报道的焦点集中在研究竞争上,而忽视了科学自身的规律;
4科学家在媒体中不是中立者,而像是要通过媒体取得公众支持等等。[17]Nelkin认为,科学传播可以认为是几个共同体出于不同的需要、动机和约束条件而进行合作的公众传播,科学共同体和媒介都对科学在媒体中的观念有重大影响。但从上面也不难看出,前三个问题的产生,是媒体为了更好地满足受众的偏好所做的建构。公众经由媒体了解的科学,完全偏离了科学本身的形象。而正是从媒体中得到的信息形成了他们的科学观念。
另一方面,媒体对于科学的报道还会影响到科学共同体。Massimiano指出,科学共同体在解决科学争论时,常常需要媒体作用。“在这儿同样存在有问题的假设,其中之一就是当争论中的某方的观点在共同体内部取得了优势时,这种争论才会进入公众视野。但事情也并不总是这样的。比如,如果两方或多方的观点都得到了权威科学家的认可时,或者两方的观点在本质上并没有可比较性时。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假设是,在专业化层面取得优势的一方必然也会在公众传播中自动得到增强和重视。这儿的问题就是低估了媒体对于争论解决产生的影响。而且,在科学传播中,并未表明科学传播必须从某一阶段开始,这是不严格的。”[18]对于这些争论,媒体的态度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
但Massimiano的结论并非如此,在他看来,把科学问题放到公众那儿解决,并不代表是媒体在起作用,“应当把它描述成协商性的,并与公众利益相关的,让公众自己去判断。”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研究一直很有争议,1968年传播学者Mccombs和Shaw提出"议程设置"假说(Theagenda-settinghypothesis),认为“议程设置是一个过程,它既能影响人们思考些什么问题,也能影响人们怎样思考。”[19]这一理论在很多地方证明是有效的。
实际上,我们并不期望走极端。科学传播既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又与公众相关,同时包括框架内部的互动关系。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利益共鸣,科学活动者及其赞助者的吸引力或特定时期公众与科学共同体的关系等等都在起着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媒体正在成为独立的力量,并在科学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无论是媒介技术,还是媒体自身的影响,都在改变着科学传播的进程。
参考文献
1.OfficeofScienceandTechnologyandtheWellcomeTrust,Scienceandthepublic:areviewofsciencecommunicationandpublicattitudestowardscienceinBritain,PublicUnderstand.Sci.10(2001)315–330
2.http://www.dur.ac.uk/~dss0www1/bruce.htm
3.同上。
4.MassimianoBucchi,scienceandthemedia---Alternativeroutesinscientificcommunication,Routledge(1998)1-2
5.StevenShapin,scienceandthepublic,Companiontothehistoryofmodernscience,editedbyR.C.Olby(1989)990-1007
6.同上。
7.同4
8.Thephenomenonofsocialrepresentations,Socialrepresentations,SergeMoscovici(1984)3-69
9RoberM.Farr,Commonsensescienceandsocialrepresentations,PublicUnderstanding.Sci.,2(1993))189-204
10AlanG.Gross,Therolesofrhetoricinth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PublicUndersund.Sci.3(1994)3-23
11http://www.esrc.ac.uk/esrccontent/PublicationsList/whom/maps.htm
12B.Lewenstein,Fromfaxtofacts:communicationinthecoldfusionsaga,Socialstudyofscience,25:3(1995)403-436
13PeterWeingart,Scienceandthemedia,ResearchPolicy27(1998)869-879.
14《真科学》约翰?齐曼着曾国屏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p134
15http://cdmedia.vip.sina.com/zhz11228.html
16DorothyNelkin,Sellingscience---howthepresscoversscienceandtechnology,W.hfreemnandcompany,NewYork(1987)71
17DorothyNelkin《sellingscience---howthepresscoversscienceandtechnology》W.hfreemnandcompanyNewYork(1987)6-7
收稿日期：2013-02-12
作者简介：刘兵（1958-），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史和科学传播研究，（E-mail）liubing@tsinghua.。
摘要：科学传播是STS领域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也是过去20年较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通过梳理国外几种重要类型的科学传播理论，揭示国外科学传播理论的研究具有突出重要性的内容和研究方向，反映出科学传播理论的案例研究特点，为中国科学传播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科学传播；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研究类型
中图分类号：N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2909（2013）03-0142-05科学传播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历史非常短暂，而科学传播活动却由来以久。在学界，“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与“科学传播”经常被混淆在一起交替使用，但是这一系列有着“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却反映了不同时期科学、公众与社会的关系，成为科学传播理论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马丁·鲍尔对过去25年间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他认为用“科学素质”“公众理解科学”以及“科学与社会”三个范式可以概括过去25年中，公众对科学发展的理解过程，每一个范式都联系着公众与科学之间关系的特定问题框架、特定研究问题以及优先的介入策略，并且每个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有“进步”[1]。科学传播作为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发展。近年来，随着科学与社会日益紧密的关系，科学传播活动的“行动者”也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科学传播的理论研究也有了更为丰富的研究内容，研究重点也由理论研究转入案例研究，从而为科学传播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科学传播研究成果。
一、科学传播模型
受传播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科学传播模型是理论研究者最初关注的问题域之一，学者们希望通过建立标准模型反映科学传播活动，科学传播模型也成为早期研究的重点。科学传播学界最早对科学传播模型进行研究的是杜兰特，他以定量调查为主，研究公众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对科学持有的态度，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2]。该模型被称为“缺失模型”，隐含了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知识”这一潜在假定。在科学传播研究中，“缺失模型”是早期颇有影响力的理论模型。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的“博德默报告”，也是第一份与公众理解科学相关的报告，是缺失模型的典型体现。同时，传统的科学普及模式被认为是“教科书式”的，代表了缺失模型的立场。尽管缺失模型受到了科学家、科学传播者的普遍接受与采纳，但批评的声音从未停止。诘难主要来自于社会学家，西尔加特纳将科学传播比作河流，在他的“河流模型”看来，并不是只有“科学”和“非科学”两个范畴，而是存在连续谱系的知识和科学背景。在上游我们看到的是实验室的工作讨论、会议或技术研讨，在下游是教科书和小报。真正的科学和被普及的科学之间的界限可以划在很多地方，取决于你采用什么样的标准[3]。迈克尔的“根茎模型”认为，在专家和公众、科学与外行、事实与虚构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区别[4]。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温对“坎布里亚羊”的调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将外行公众与专家作出区分，认为“缺失模型”简化了公众，忽略了他们所具备的知识，并试图以“内省模型”代替“缺失模型”。杜兰特也将“缺失模型”作了进一步改良，被称为“民主模型”，这一模型强调公众与政府、科学家的平等对话，共同参与科学决策的科学传播过程。公众也被视为科学传播的主体，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科学决策者，公众的外行知识作为专家知识的一种补充被认可，但是，对于专家知识与公众外行知识对话的形式依然存在问题。
在“民主模型”中，专家知识和外行知识是在完全分开的背景下分别独立地生产之后才彼此接触，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知识体系。卡龙提出“混合性论坛模型”（hybridforumsmodel），反对这种知识体系的二分。在“混合性论坛”中，结论由专家知识和外行知识交替交换（alternateexchange）产生，超越制度化的表示方法，形成共同发现、发展和可塑性的特性，从而考虑对方的立场而改变自己的观点[5]。这一模型不再强调专家知识和外行知识的对话，而是推崇在具体语境中双方磋商，各自受对方知识的影响，从而达成双方可接受的结果。
从“缺失模型”“民主模型”到“混合论坛模型”，对科学传播模型的理论研究将公众与科学的关系抽象地表现出来，揭示专家知识对外行知识从忽视到认可的演进过程，同时也反映出科学传播走向具有反馈、参与多元立场共生的趋势[6]。“混合论坛模型”也使公众的外行知识真正参与科学成为可能。但是，科学传播模型这种基于“公众理解科学”背景的静态理论研究带有理想化的色彩，未能深入科学传播活动本身，因此，也未能反映科学传播活动实际运作情况。
二、科学传播的媒介研究
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媒介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近代社会里，大众媒体组成了公共领域的重要论坛，并且提供一种社会自我观察的组织框架，使得大量的公众了解有关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进展，对于社会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19]。因此，对于媒介的研究也是科学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20世纪90年代，莱文施泰因对科学与传媒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并且将科学与传媒解释为，科学新闻——报纸、杂志、书刊、电视新闻以及纪录片中对科学的非小说类的描述，更宽泛的还包括博物馆、戏剧、电影、电视对科学的刻画[20]。他综述了学界关于媒介对科学传播活动影响的研究文献，包括科技新闻记者和职业撰稿人的工作、大众传媒的科学内容、传媒对争论的报道、科学家与传媒的关系以及传媒对科学形象的塑造等[20]。莱文施泰因还指出了未来研究的目标：“把科学与传媒的研究整合到一种更宽泛地理解科学传播的情境中来，弄清科学传播在科学与科学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20]随着媒体重要性的凸显和互联网的兴起，科学、公众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杜兰特提出的互动模式认识到了媒体与公众的互动关系，莱文施泰因提出的网络模式则提出了新媒体大大增加了传播的复杂性，魏因加则把科学媒介化推到极端，认为媒体正在取代科学的垄断地位[21]。
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便利，媒体在科学传播方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第一，媒体报道科学技术新闻的数量越来越多，促使科学技术成为基本的公共议题，也成为固定的媒介观察对象。第二，媒体报道科学技术的立场更全面，不仅作为向公众进行“传播”和“翻译”的工具，而是以更平等、更多元的视角来报道科学技术。第三，媒体对科学技术多元化的报道，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争议，媒体成为科学争论的主要场所[22]。同时，在科学媒介化的过程中，受到“认识论文化”[23]的影响，不同认识论文化背景下的公众争论也有不同，对不同的科学领域，媒体报道对于公众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
近年来，媒体报道强烈影响了科学的公众形象，更重要的是影响了科学的合法性、公众支持以及资金资助。因此，许多科研机构也同媒体建立了专门的联系，媒体成为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科学也成为大众传播的重要主题，形成了科学—媒体互动的科学传播机制[24]。鲍尔通过对大众传媒（包括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网络）中科学报道的系统分析，补充公众理解科学的调查数据，用以建构科学文化指标，并建议将社会调查与媒介分析和其他语境的数据分析结合，在多文化背景下建立指标测量科学和技术[25]。
同时，也应该看到科学传播中媒介研究的不足，第一，有关媒体报道的研究大多以自然科学为对象，忽视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第二，以有关西方社会的媒体研究为主，几乎没有非洲、南美洲和亚洲国家的研究文献。第三，印刷媒体是最普通的研究形式，一定程度上归结于数据的易得性和相对简单的可分析性，不同于需要声音和动态影像编码的电视分析[19]。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对不同国家、不同媒介的案例研究也是科学传播应该关注的问题域。
三、从“公众理解科学”到“公众参与科学”
受香农信息论的影响，早期的科学传播也被还原成简单的“发送者—信息—接受者”形式，并且用“噪声”来加以说明，成为20世纪科学传播的主流传统。英国皇家学会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进一步将这一传播形式与科学素质关联，如多南所描述：“科学家是信息来源，媒体的输送通道，公众是最终目的地。其目标在于减少媒体的干扰，因此以最大的保真度传输尽可能多的信息。”随着1992年《公众理解科学》期刊的推出，这一科学传播模式依然成为主流观点。因此，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语境下，公众被预设为缺乏科学知识的被动的接受者，而科学家可以探究出真正的科学知识，科学普及者将简化后的科学知识传播给大众，对于一般公众而言，“理解”科学的既成知识最为重要。但是，米勒认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应该有三个方面：（1）认识和理解一定的科学术语和概念；（2）基本理解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3）理解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所具有的影响[7]。在米勒看来，“理解”的目的不在于使公众赞赏科学，支持科学的发展，而是通过揭示科学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促使公众对科学的全面认识。但是，虽然理解的内容发生了改变，但公众被动接受的地位并没有改善。而英国皇家学会2004年的《社会中的科学》报告提出一系列的目标：“发展出广泛的、创新性的、有效的社会对话体系；让社会更为积极地影响科学事务政策，并承担此间责任；在决策上采纳开放的文化；将公众的价值和态度考虑在内；赋予社会促进国家科学政策的能力。”[8]由此，“公众理解科学”相应的转变为“公众参与科学”。
“公众参与”并不是修辞上的进步，而是一种实践，涉及公众成员在负责政策发展的组织/机构中，进行议程设置、决策制定和政策形成活动[9]。简单来说是指公众对决策进程提供输入，以影响决策的结果。威尔斯顿和威利斯认为，科学家面临着因为科学、商业和政治之间的模糊边界而造成的信任危机，因此需要更多的公众参与和对话，通过“参与”实现对问题的建构，从而影响讨论中的政策和进程，进而结束争论[10]。“公众参与科学”也体现了公众对科学依赖程度的提高，在“公众理解科学”阶段，公众对于科学的优越姿态，常常表现出敌视的态度[11]，因此，如何将公众吸引过来并形成与其对话的适当策略成为关键问题，“公众参与科学”便是促进这一目标实现的转变。通过“参与”，公众可以通过对话、磋商来确定自己的议程，设计自己的问题，从而作出自己的决定。知情与理解并不能带来信任，公众需要被赋予权力，因此，“公众参与科学”实际上也反映了协商式的民主体系[12]。罗和弗里沃进一步考察了公众参与的八种方式，分别是公民投票、公众听证会、公众意见调查、协商式规则制定、共识会议以及公民陪审团。这些参与方式在人员数量、构成、地理分布，以及持续时间上均有显著的差别，效果也有显著的不同，而“公众参与科学”也为科学传播的案例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
四、“公众参与科学”语境下的科学传播案例研究
随着科学传播理论的演进和“公众参与科学”观点的确定，科学传播研究也从早期的以理论研究为主转向了案例研究。其中，共识会议的形式是最早的案例研究之一。
作为早期的“公众参与科学”活动，共识会议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主要用于对新医学技术作出专业评估，80年代后在丹麦形成比较成熟的模式。丹麦技术委员会采取了让外行公众在共识会议中担任主要角色，就存在争议的科学或技术问题向专家提问，并评估专家对此作出的回应，最终达成共识。1985—1999年间，就基因技术、动物器官移植、食品生物技术（包括转基因食品的生产、转基因玉米的种植和转基因种子的销售）召开了多次共识会议[13]。以相同内容为主题的共识会议也在欧洲、美州、亚洲、大洋洲等地的其他国家召开，成为公众参与科学的主要形式。对于这一形式，也不乏批评的声音。有学者认为，这一参与过程的局限在于其明确的转化为政治过程及其相关的考量，而现实中，大多数意味着妥协的意见几乎很难发现，预期的对话过程也很少实现[14]。由于是对既成事实的科学知识的讨论，议程设置和讨论形式都是事先制定好的，所以，这一参与模式为一种事后的对话和协商，对于政策制定的影响十分有限。
愿景工作坊（scenarioworkshop）也是近几年兴起的公众参与科学的主要形式，目标在于为一个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方案可能是技术的、规则的，或是组织和管理某些问题的新途径[15]。在多数时候，愿景工作坊是一个地方性的会议，参与者包括当地的四类组织，决策制定者、商业代表、专家和公众。参与者对问题提出技术的或非技术的解决方案，形成未来解决方案的图景并计划实现它。由于参与者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的方案计划，因此，参与者需要对话和协商，提出最为适当的解决方案，这一公众参与形式经常用于有关环境问题的解决。
纳米科技是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科技，是涉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材料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也在近年成为最有争议的科学技术之一，纳米科技的发展吸取了生物技术的经验教训，从开始便采取了审慎的方式，并以此发展为科学传播新的方式，形成了史无前例的交流和多角色合作的纳米科技子域[16]。确定了通过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对话和更早、更频繁地交流导向的参与来强化公众参与科学的中心思想[17]。2004年，英国皇家学会与皇家工程学会也号召公众在纳米技术的早期发展阶段进行更多的民主参与，即逆向参与（upstreamengagement）路径[18]。逆向参与的目标在于，将公众知识视作有关新兴科技决策制定的关键要素，并通过相互学习承担起科学与社会真正的、民主的互动。因此，纳米科技领域的公众参与为公众更民主地参与科学技术提供了认识论基础，科学家、公众在新兴科技发展的早期阶段作为交流者和相互学习者，打破了专业知识和外行知识之间的壁垒，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
基于“公众参与科学”视角下的科学传播案例研究，以公众参与科学决策活动为案例，考察公众与科学共同体、决策制定者的协商对话与互动。公众的外行知识被拥有专业知识的科学共同体认可，在具体语境中拥有与专业知识平等的地位。这类案例研究也为公众参与科学，以及科学传播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借鉴和指导。
五、结语
通过对国外几种重要类型的科学传播理论的梳理发现，科学传播理论已经从静态的模式研究逐渐进入对异质性参与者的研究，其学科互涉性越来越强。同时，对于具体科学传播活动案例的研究也成为科学传播理论研究新的生长点，从中考察决策制定者、专家、公众以及其他组织在科学传播中的互动关系及其对科学传播的影响。基于这些理论发展趋势，中国的科学传播研究应在立足理论的基础上，加强对反映中国科学传播现状和特色的案例进行研究，从而使国外的同行有机会了解中国科学传播的具体状况和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BauerM.TheVicissitudesof‘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from‘Literacy’to‘ScienceinSociety’[J].科普研究，2006（8）：14-22.
[2]李正伟，刘兵.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研究：约翰·杜兰特的缺失模型[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3（03）：12-15.
[3]HilgartnerS.TheDominantViewofPopularization：ConceptualProblems，PoliticalUses[J].SocialStudiesofScience，1990，20：519-539.
[4]Michaelprehension，Apprehension，Prehension：Heterogeneityandth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J].Science，Technology，&HumanValues，2002，27（3）：357-378.
[5]CallonM，LascoumesP，BartheY.Actinginanuncertainworldanessayontechnicaldemocracy[M].Boston：MITpress，2009.
[6]刘华杰.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J].科普研究，2009（2）：10-18.
[7]MillerJD.ScientificLiteracy：AConceptualandEmpiricalReview[J].Daedalus，1983，112（2）：29-48.
[8]RoyalSocietyGB.Scienceinsocietyreport2004[R].London：RoyalSociety，2004.
[9]RoweG，FrewerL.ATypologyofPublicEngagementMechanisms[J].Science，Technology，&HumanValues，2005，30（2）：251-290.
[10]WilsdonJ，WillisR.See-throughscience：whypublicengagementneedstomoveupstream[M].London：Demos，2004.
[11]PitrelliN.Thecrisisofth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inGreatBritain[J].JournalofScienceCommunication，2003（2）：1-9.
[12]彼得·布洛克斯.理解科普[J].李曦，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13]EinsiedelEF，JelsoeE，BreckT.Publicsatthetechnologytable：TheconsensusconferenceinDenmark，Canada，andAustralia[J].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2001，10（1）：83-98.
[14]KurathM，GislerP.Informing，InvolvingorEngaging？ScienceCommunication，intheAgesofAtom-，Bio-andNanotechnology[J].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2009（18）：559-573.
[15]AndersenI，JaegerB.Scenarioworkshopsandconsensusconferences：towardsmoredemocraticdecision-making[J].ScienceandPublicPolicy，1999，26（5）：331-340.
[16]KearnesM，Grove-WhiteR，MacnaghtenP，etal.FromBiotoNano：LearningLessonsfromtheUKAgriculturalBiotechnologyControversy[J].ScienceasCulture，2006，15（4）：291-307.
[17]GavelinK，WilsonR，DoubledayR，etal.Democratictechnologies：thefinalreportoftheNanotechnologyEngagementGroup（NEG）[M].London：InvolveFoundation，2007.
[18]RoyalSocietyGreatBritain，RoyalAcademyOfEngineeringGreatBritain.Nanoscienceandnanotechnologies：opportunitiesanduncertainties[M].London：RoyalAcademyofEngineering，2004.
[19]SchferMS.Takingstock：Ameta-analysisofstudiesonthemedia'scoverageofscience[J].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2012，21（6）：650-663.
[20]布鲁斯·莱文施泰因.科学与传媒[J].//希拉·贾撒诺夫，杰拉尔德·马克尔，詹姆斯·彼得森，等.科学技术论手册.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21]候强.欧美传播理论背景中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模式研究[D].清华大学，2004.
[22]ScherMS.FromPublicUnderstandingtoPublicEngagement[J].ScienceCommunication，2009，30（4）：475-505.
[23]Knorr-CetinaK.Epistemiccultures：howthesciencesmakeknowledge[J].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
[24]PetersHP，BrossardD，etal.Sciencecommunication.Interactionswiththemassmedia[J].Science，2008，321（5886）：204-205.
[25]马丁·鲍尔.作为文化指标的“媒体科学”//克劳迪娅·冯·格罗特.在理解与依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Severaltypesandreviewofforeigntheoriesofsciencecommunication
LIUBing，ZONGZong
（InstituteofScience，TechnologyandScociety，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P.R.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