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就业引导西南民族地区
高等教育相对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9C-
0078-03
高校以人才培养为目标，人才建设是高校的本质要求。随着我国高校的不断扩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人数和压力在不断地扩大，人才市场超载成为当今就业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若想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取得领先和优势的地位，除了毕业生自身加强能力和素质建设外，高校也应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高校的发展要紧随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以社会需求为目标，以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为出发点，不断培养既满足社会要求，又具有综合素质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一、以就业引导西南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相对均衡发展的可能性
（一）国家、社会、高校对就业的重视程度逐年加强。党的十明确提出：“努力实现就业更加充分，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也指出：“预计‘十二五’时期，高校毕业生数量仍将持续增长，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要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首位，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切实加强就业服务，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并强调要积极拓展高校毕业生就业领域：“在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着力发展既具有较高科技含量又具有较强吸纳就业能力的智力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开发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各高校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认真做好相关专业人才需求预测，合理调整专业设置，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强化实践教学和实习实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支持相关行业和产业与高校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和岗位对接活动，使广大高校毕业生能够学有所用。”随着国家对高校毕业生的重视，各地、各高校也根据地方特点，制定符合地域发展和高校特色的就业政策以及就业教育教育目标，不断加大对就业的重视力度，推进就业的实施。
（二）西南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60多年的发展，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从无到有，形成了学科类别和专业比较齐全，教育层级比较完整、数量可观教育队伍的发展状况，但总体而言，西南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表现出不均衡性。体现在：
1.高校地域分布的不均衡性。据相关数据统计，西部地区共有高校217所，成人高校212所，但这些高校基本分布于陕西西安、甘肃兰州、四川成都、重庆等高等教育基地，西南民族地区的高校也更多地集中于成都和重庆，其他的如贵州、广西、云南省区等高校相对不多，全国重点学科、博士学科专业点以及硕士学科专业点更是如此。因此，加快东中西部高校之间的横向交流，合理布点西部高校，增强高校在引导地方经济发展，充分发挥高校培育人才的作用，是现阶段西部高校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自我提高的不断需要。
2.院校发展力量的差异性。西部高校的设置，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院校发展力量大差异性很大。在西部地区综合性的高等院校相对较少，比较多的是各专业学校，虽然这些高校在当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人才培养的层次性、发展和后续性、教学科研的力度方面还有很大的缺点。特别是主要面对地方一区的高校较多，涉及其他国民生产和经济提高的各院校很薄弱。工科、政法、林业、体育、艺术类的高校更是如此。
（三）西南民族地区高校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要求。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虽然也使得西部民族地区建立了门类齐全的高校体系，但相比较全国的其他地区，西南民族地区的高校还是存在了以下的现实困境和发展停滞。
1.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民族地区，历来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社会生产力发展比较低的地区，改革开放30年多来，虽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在吸收高技术人才的能力、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与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之间的适衡性还是存在较大的落差。
2.西南民族地区的高校多以师范、农业和医学等专门学校为主，这些高校也在当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综合起来，办学层次以及培养人才的能力方面相对欠缺，服务能力相对较弱。而存在于西南民族地区的部属或中央部委所属高校则又集中服务于部门和中央，地方需要相对考虑很少。
3.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产力的需求，高校中所进行的科研研究成果不能很好地转化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还处于理论对理论的空洞阶段，缺乏实际应用条件，有应用的地方，高校竞争力则又落后于沿海或者经济发达的城市高校，所以，难以转化为实际需求和形成产业链，限制了西南民族地区高校科研的进一步发展、提高。
4.西南民族地区高校的投入以及发展的基础较差。一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虽然在政府层面和政治层面比较重视，但经费预算和投入相对较少，办学水平和学校服务学生的能力水平和硬件设施比较差。二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基础相对薄弱。限制了高校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西南民族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和素质教育还不能得以很好地实施，这使得西南民族地区高校的毛入学率和人数比例都在全国处于落后状态，这也导致了西南民族地区的高校发展的落后。三是高精尖的师资力量缺少，限制了学科专业的发展，西南民族地区高校人才的流失，使得高校的发展后继乏力。
二、基于就业引导的西南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相对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
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高校发展现实状况，除了引用新的发展理念促进高校的发展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
（一）以就业需要为导向，促进高校发展理念的增容。高校的发展理念就是高校在教育观念、教育实践、教育文化及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指导高校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理想信念。发展理念是高校关于如何运作的理性认识、价值追求、教育思想观念的集合。办学理念和发展理念是对学校整体发展的理性认识和目标追求、价值探索，是学校精神的内核，更是学校的灵魂，它“体现了教育的本质和学校特色，一般是用精炼、鲜明、生动的词语，严密的逻辑结构，将指向明确、丰富而深刻的学校发展内涵表达出来，使之具有启发性和引导性。它具体体现在培养目标、育人途径、校风、校训、校规、校歌、校园布局等方面”。现代学校发展史表明，明确而先进的办学理念是学校办学的动力所在，它引导着学校不断向前发展。学校的办学理念是不断延续传承和发展的，在当今时代不断重视人才培养、注重人才和社会的适配性和重视就业的状况下，高校要再坚守自我发展理念的同时，加入就业导向元素，使得办学理念更为贴近学生实际，更为贴近社会实际需求，在实现高校育人固有学校精神传承和行为习惯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培养学生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二）整合区域经济、社会条件，制定符合西南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长远规划。高校的发展离不开地方的支持，更离不开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以就业引导西南民族地区的高校发展，就是注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对高校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单纯地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推动高校的发展，还是有所欠缺，也更显得现实和短视性。因此，要整合区域经济、社会条件，制定符合西南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长远规划
1.把西南民族地区高校发展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一是制定符合高校特点的指导思想和综合性发展目标。不能走高校发展的集中模式和一窝蜂模式，每一所高校都有着自我的特点，在制定高校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要明确自我发展的指导思想是服务地方、提升自我，还是重视科研、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全国服务。二是明确高校自身在国家中长期发展中的地位，特别是高校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高校都有地域属性，这种属性限制使得高校既依托地方，又跳出地方。高校在服务地方的同时还要不断地加强自我管理，提升科研能力、教学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和师资队伍建设能力，优化可持续发展的结构。三是注重长远目标和短期计划的协调性。注重把学校发展的未来目标和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与学校发展的规模、效益、质量、体制等联系起来，使得自我能够协调发展。
2.把西南民族地区高校发展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相联系。地域和当地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是目前西南民族地区高效发展的瓶颈之一。特别是民族地区的本地高校，资金来源、基础设施、后勤服务等都必须依托高校所在地来完成。西南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使得本地高校在谋定自身发展的状况下，必然地和当地经济社会相联系，一方面，要依靠当地的经济、政策和其他投入促进高校的发展壮大，为高校的后续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持；另一方面，高校也要紧密地把自身使命和建设目标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脱离了现实条件的发展目标只能是一句空话。
（三）促进西南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以发展求的均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明确提出：“到2022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优化区域布局结构。设立支持地方高等教育专项资金，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新增招生计划向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地区倾斜，扩大东部高校在中西部地区招生规模，加大东部高校对西部高校对口支援力度。”“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发挥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因此，西南民族地区的高校，要借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的东风，不断提升增强服务地方的效果，加大竞争力度，在竞争中形成优势、创出特色，在服务西部经济发展的同时，理由国家政策向高等教育倾斜的条件，加快发展步伐，在发展中现实西南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对均衡。
（四）改善西南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环境。包括人才引进和培养的环境，改善高校办学的外在环境和学校自我发展的内在环境。
1.优化人才引进和培养的环境。西南民族地区高校的均衡发展，在于国家政策、地方经济，更在于高校自身的发展。高校的发展着眼于人才，对于人才，一是自我培养，二是引进，在高校自身人才培养不能适应高校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引进人才是合理的选择。对于引进人才，要优化人才引进和培养的环境，一是要为引进人才提供合理的资金支持，二是要对给予福利政策的倾斜，三是要改善人才落地和成长的环境，包括科研支持、政策支持等。
2.改善地域高校办学的外在环境。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人口文化素质相对不高，办学环境也比较落后，因此促进西南民族地区高校的均衡发展的条件之一，就是改善西南民族地区高校的外在办学环境。高校办学的外在环境很多，而改善地域高校的办学环境，这里在更大程度和社会心理环境、高等教育的服务环境相联系。促进西南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西南民族地区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地予以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还要优化高等教育的外在环境，包括地域条件、服务条件和后勤支持等。在现有的政策条件下，给予高等教育发展最大的支持。
3.优化调整学校自我发展的内部环境。高校的发展，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更需要内部环境的优化和调整。促进西南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对均和，需要高校优化和调整内部环境，具体体现在优化高校内部的管理体制，从机制上提升高校人才培养的能力、科研能力和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能力；优化结构，增强高校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度与耦合度，确立高校自身发展的专业结构和层级结构，形成自我特色；优化校园文化和发展理念，用文化的延续和校园精神内涵促进学校内部的整合，从而创设有利于学校发展的环境。
（五）促进东西部高校的交流和对口支援。西南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需要内力的提升，也需要外在的帮助，在高等教育东部发展比较迅速的状况下，可以利用东部高校的资源来加快西南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
1.东西部高校的对口支援。东部地区高校对西部高校对口支援，重点在于支援西部高校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学校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利用东部高校的便利条件，提升西部高校的科研水平、人才培养水平、学科建设水平、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力水平。
2.部委高校对地方高校的支援。部委高校的发展投入和发展状况都要远远高出地属院校，因此，在促进西南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均衡发展中，要加强部委高校对地方高校的支援。一是促进部委高校和地方高校科研的支援力度。科研是高校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提升科研能力，不仅能够带来资金的支持，还能够迅速有效地提升学校的学术声誉，促进生源的改善，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二是促进部委高校与地方高校产学研的结合。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是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更好地发展。但创新又不是凭空产生，落实到高校中，必然是学习、科研和产业的结合。部委高校有着地方高校难以企及的产学研体系，促进部委高校对地方高校的支援，加大地方高校产学研的整合，更好地实现高校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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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2年教育部人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710014）
关键词：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教育经费投入；努力程度差异
中图分类号：G46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7-0073-07
一、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背景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国家教育财政制度的改革，高等教育逐步实行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加大了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和责任。高校经费来源渠道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历了由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单一拨款的经费来源向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拨款、学杂费和社会捐赠等多渠道成本分担格局的转变。管理体制的改革和高等教育经费成本负担多元化成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地方政府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提供的主体，提高了地方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高等教育经费负担多元化有效地支持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弥补了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据统计，2009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97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4.2%。然而，伴随着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出现的一些财政问题日益凸显，如：中央与地方高等教育投入的财权与事权划分不清、地方高等教育财政经费投入不足、经费保障水平的区域差异日益加剧等，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1]
回顾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历程，从1999年起，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扩招，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逐步降低，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迫切愿望。我国高等教育已逐步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后，我国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大量原来由中央有关部门主管的高校移交地方，使得地方高等教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据1999年统计。我国共有1071所普通高校，其中248所为部属高校，823所为地方高校，地方普通高校占比76.84%，承担全国62.95%的学生培养（见表1）。同年，国务院确定，中央部委直属管理111所高等院校，其他高校由地方管理。至2009年，地方普通高校发展到1538所，占比93.27%，承担全国86.63%的学生培养。然而，地方高等教育投入的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尽管高等教育的事权不断下移至地方政府，但相应的财政权力并没有得到相应下放。地方政府所掌握的高等教育方面的财权和事权并不适度匹配。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9年地方普通高校经费投入为343亿，中央普通高校经费投入为362亿，地方普通高校低于中央普通高校19亿元。2009年，地方普通高校经费投入为3197亿，只占总经费的68.8%，而111所中央普通高校经费投入达到了1448亿元。经过10年的发展，虽然地方普通高校经费在总量上明显高于中央普通高校，但是培养的学生比例从62.95%发展到近90%，可见地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总体严重不足。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将是决定高等教育提供数量与质量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均衡的重要因素。
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地理位置、人口等因素导致了地方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投入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从1999年到2009年，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呈不断加剧之势，地区财政收入、人均GDP、经济发展区位优势等直接影响了地方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水平的区域差距不断加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地方财政增加对高等教育投入的总量明显高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就全国范围而言，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这也间接造成了区域间地方高校在教育规模、质量、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如果要想实现高等教育健康持续的发展，缩小区域间高等教育投入的差距，均衡稳定增长的教育经费投入是关键。针对上述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差异，通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构造一定的理论假说，考察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对于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的激励效果，对当前的差异状况进行分析，期望能够引起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二、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现状分析
关于政府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研究，选择科学合理的量化指标是一个关键问题，一个好的指标能够准确反映出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力度。国际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指标，是应用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CenterforEducationStatistics）用生均公共教育经费和生均公共教育经费占人均年收入的比例两项指标来衡量“政府教育投入的公共努力”（publicefforttofundeducation）。[2]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比较常用的指标是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3]也有采用地方普通高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地方总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例、[4]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增长速度高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等指标来衡量。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选取以下指标作为衡量标准：选取国际上评价政府对教育重视程度的重要指标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作为指标之一，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适用性；选取地方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经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作为第二个指标，该指标是造成地方高等教育总经费差异的最重要因素。这两个指标分别从地方普通高校的财政收入占GDP、财政支出两个方面考察，既考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高等教育投入的相对总量又顾及到区域差异。是比较完整的评价指标，从不同维度反映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为了研究不同区域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差异，采用最为常用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作为分析单元，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采用2000-2009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对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进行分析。
1地方普通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例
表2中可以看出，2000年-2009年地方普通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例有明显波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努力程度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努力程度最高。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东部地区由0.28%增加到0.37%，中部地区由0.27%增加到0.37%，西部地区努力程度较高，由0.32%增加到0.44%。2000年，东、中部地区的努力程度均低于0.3%，显著低于西部地区的0.32%，十年期间东、中部地区稳定发展，西部地区于2004年出现下降。到2008年突破0.4%。从这个指标的角度分析，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越低，经济欠发达的地方政府努力程度越高。
2地方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经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
表3中反映出地方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经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波动较大，东部地区由2.43%增加到3.08%后又呈现下降趋势，回落到2.65%；中部地区在2.2%附近波动；西部地区最高时达到1.96%，但始终未突破2%。同时，在2009年，各地区的努力程度都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东部地区由3.08%下降到2.65%，回落到2002年的水平：中部地区下降到1.97%，低于2000年的努力程度；西部地区更是回落到1.7%，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可能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地方政府减少了对高校的财政支持。从区域差距来分析，东部地区的努力程度要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要高于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与刘泽云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若以地方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来衡量省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则观察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省级政府的努力程度越高”，[5]这个观察指标受到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显著影响。
三、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实证分析
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人努力程度差异的比较结果。发现不同区域间的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是大不相同的，有的是上升。有的则是下降，并且依被选择的指标不同而不同，现有的分析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经前期梳理发现，究竟是由哪些因素造成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不同，目前还缺乏较为科学翔实的实证分析。通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的角度来分析，以期做出一部分合理的解释。
1理论假说
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可能会随着经济水平发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十分明显，加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事权的划分不清晰，致使地方高等学校财政性经费的差距也比较大。经济发展水平好的地区，地方国内生产总值越高，地方财政越充裕，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可能就会比较大，投入高等教育的努力程度更高。
1994年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地方政府的自不断提高，相应高等教育领域投资的自也有所提高。我国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自，支配财政收入的能力也就相对较高，地方政府可能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基本建设中，导致投入到人力资本的资金缺乏，造成投资的明显扭曲。我国东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尤其是在“土地财政”的支撑下可支配的资金成几何倍数增长，如何使用这笔资金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其投入到高等教育的多少将直接影响财政性经费的比例，从而表现为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差异。
在我国目前政绩考核指标下，政府间竞争也许是一个解释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重要变量。在经费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把经费用于高等教育的投入，相应的其他方面的投入必然减少，地方政府必须在经费投入上进行权衡选择。就我国目前的政绩考核指标而言，GDP的增长是极为重要的指标之一，作为理性的决策者，势必会将经费投入到有利于GDP发展的领域。由于东部地区的特殊地位，其竞争优势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即使不投入大量经费到高等教育领域，也能吸引来大批人才服务于东部地区的发展建设，尤其是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而中西部地区限于地域差异的影响，缺乏区域发展所需的人才资源，吸引外商投资额度较低，竞争优势较弱。为了消除这种影响，培养区域发展所需的人才资源，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中西部地区会投入更多的财政性经费支持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以期形成地区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
因此，需验证的假说是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是否影响了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以及是否由此造成了显著的地区差异。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因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因此预期中西部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要高于东部地区。
2指标选取
通过选取2000-2009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主要涉及4个变量指标。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effort），解释变量分别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财政分权（fd）及政府竞争（fdi）。
被解释变量effort采用的指标为地方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经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王志刚等人的研究曾指出，地方预算内高等教育经费拨款是导致区域间高等教育经费差异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分析这一指标意义重大。[6]
解释变量pgdp采用的指标为地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反映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历年《青海统计年鉴》。在进行分析时，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对数据按照物价指数进行了调整。具体操作如下：以2000年为基数，按照2000-2009年的价格指数（CPI）换算成2000年的不变价计算的数据。
解释变量fd采用的指标为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占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和中央人均财政支出之和的比例。关于财政分权的指标，国内学者根据研究的需要、地区的制度、文化等因素选择了不同的设计方式。如：乔宝云等采用了人均省级支出占人均总财政支出的比例作为分权的主要指标；[7]王志刚等采用两大类分权指标，第一类是各地区人均本级财政支出与本地区人均本级财政支出和中央人均财政支出之和的比例，第二类是用各省人均一般预算内外收支与中央人均一般预算收支进行对比。其中，大多数学者基本认同财政支出分权作为分权的主要指标，因此本文继续沿用这一指标。
解释变量fdi采用某省实际吸收fdi占该年全国实际吸收fdi的比例。关于这一指标，张军等用各省实际人均GDP作为政府竞争指标，傅勇和张晏选择各地区外资企业的实际税率作为政府竞争指标。[8]考虑到对地方政府而言，政府竞争的重要体现就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发展资源依靠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尤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因此本文参考郑磊采用某省实际吸收fdi占该年全国实际吸收fai的比例作为政府竞争指标。[9]
3实证模型及结果
基于以上的分析，选取的面板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effortit=β0+β1pgdpit+βfdit+β3fdiit+μit
这里下标t代表年份，i代表区域，误差项μ表示模型中未考虑到的其他影响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因素。应用统计软件Stata对此研究进行分析。对模型的Hausman选择性检验表明该模型适合固定效应模型，而不适合随机效应模型。
表4给出了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除了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显著，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均为负。首先，考察财政分权程度对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财政分权程度变量的回归系数是-0.0694468，分权程度与地方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努力程度是负相关的，说明地方财政自主性越强，地方投入到高等教育的努力程度越低。拥有较大的自的地方政府，支配财政收入的能力也就相对较高，这些地方政府会将有限的经费和资源投入到促进经济发展的领域，缺乏投入到人力资本的资金，压缩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其次，考察地方政府竞争程度对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影响。地方政府竞争程度的回归显示与被解释变量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0247228（显著性水平达到1%），说明地方竞争优势越明显的地区，地方政府投入到高等教育的努力程度越低，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会将GDP的增长视为及其重要的发展指标，作为理性的决策者，必然会将经费投入到有利于GDP发展的领域，而缩减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同时，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格局。竞争优势明显的地区不需将经费投入到高等教育也能吸引大批的外来人才为之发展服务，从而降低了财政性经费的投入。
最后，考虑到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区域差距，我们进一步在模型中加入地区虚拟变量和各个因素的乘积交叉项，分析各个因素对努力程度的地区差异。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与东部地区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由此可见，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对东部地区的负效应最大，东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较低。具体而言，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各方面的资源较中西部而言都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但是东部地区的努力程度却是较低的。相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却相对较高。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教育经费作为重要的办学基础，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地方政府作为管理主体，必须在高等教育经费管理中有所作为。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低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从中央投入获益最多，中西部地区获益少。中西部地区为了消除这种影响。既需要投入资金来满足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还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弥补由中央政府投资造成的地区差异，无疑造成了这些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进一步扩大了地区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的差距。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降低了东部地区政府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由于我国财力分布十分不均衡，东部地区拥有较高的财政自，加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我国当前的绩效考核机制下，扭曲了地方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地方政府可能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更符合官员晋升的绩效考核指标。加剧了东中西部高等教育投入的不均衡局面。
同时，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投入努力程度显著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也要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虽然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是投入到高等教育的努力程度却较高，说明西部地区将财政支出更多的投入到高等教育之中，可能与培养地区发展需要的人才相关。这与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发展战略比较接近，当时我国为了尽快培养一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投入相对大量的经费发展高等教育，解决了建国初期人才不足的问题。现在，我国东部、中部地区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很少流向西部，西部只能加大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培养自身所需要的人力资本，这样就合乎逻辑地解释了西部地区投入高等教育的积极性。
在解决地区间高校经费投入不均衡问题时，要完善激励机制，提升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财政分权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扭曲了地方经费的支出，降低了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正确的激励地方政府提高高等教育投入是我国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要完善政绩考核机制，加大对教育领域发展程度的评估，明确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责任。还要调整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格局。扭转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认识，注重本地区人力资本的储备。尤其要激励我国东部地区提升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减少对中央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依赖，减轻中央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财政负担。同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平衡地区间高等教育差异。中央政府有责任将更多的经费投入到欠发达地区，减轻学生对高等教育的成本负担。建立科学完善的高等教育转移支付体系，一方面在财政性经费上，加大对中西部高校以及少数几所重点大学的转移支付，缩减一批部属高校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可以加大东部地区高校对西部地区高校的对口援助，在师资、科研以及硬件设施等方面对中西部地区支持。提升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质量，缩小地区间高等教育的差异，提供更加公平的高等教育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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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分权；西部大开发；教育支出
中图分类号：F8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4-0137-03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不断增长，经费总量不断增多，民众的各级受教育机会也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源的受教育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然而，教育快速发展与经费投入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加之西部地区内部的城乡间、区域间及西部与东中部的差距问题，教育贫困、教育公平成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不仅受制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文地理因素，更重要的是制度因素的影响。教育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尽管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远远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但因其收益的长期性、风险性和外溢性特征，私人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受到限制，这也为政府公共财政的介入奠定了契机。鉴于目前我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以GDP考核为主的官员晋升体制下，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激烈竞争形势（LiandZhou，2005），如何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的教育支出责任，激发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是研究现代政府行为的重要课题之一。
1.理论回顾
目前，对中国教育投入不足及其差距扩大原因的研究有很多，综合而言分为两大流派：其一是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导致教育投资差距的经济原因。其主要观点是将教育资源配置差距的原因归咎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或经济发展落后而导致的教育财政不足（杜育红，1999；王蓉，2002、2003；李茂生，陈昌盛，2005），以及认为这种差距是由家庭、社会等支出主体对教育投入的不同参与或成本负担责任划分不合理等因素引发的(杨东平，2005；邓聿文，2005）。其二是财政分权理论或公共经济学理论，认为教育属于公共产品，而对于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则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为主，认为与联邦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通过引入“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竞争机制可以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Tiebout，1956；Oates，1972）。而第二种观点则持反对态度，认为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会导致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降低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效率以及忽略社会福利型公共产品的供给（Keen，Marchand，）［1］。鉴于我国的情况，Blanchard和Schleifer（2000）认为中国在转轨过程中保持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并对地方政府保持了比较有效的政治控制。Li和Zhou（2005）认为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体制下的特点是政治集权制度下的经济分权，中央政府在对地方政府实行政治集权的同时，又在按照一种相对经济增长绩效的指标来奖惩、提拔官员，这种对上负责的体制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十分不对等，政府间的竞争往往会对社会福利投资的忽略。
具体到教育领域，Mauro考察了腐败对政府支出结构及教育的影响，发现腐败的政府会将更大比重的资金投放到基础设施，而降低教育支出的比重［2］。但Simone在考察了巴西的财政竞争与公共产品供给之后，却发现财政竞争对教育并没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国内学者乔宝云、范剑勇（2005）认为经济增长与义务教育的供给水平存在着明显的替代关系，财政分权对所有地区的义务教育供给都带来了负面影响［3］。另外，张晏、傅勇（2007）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给基础建设投资带来积极影响，而对教育的支出却有不利的作用［4］。
由以上关于教育投资差距的理论得知，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及教育的作用及影响对不同的国家和学者来说有着显著的差别，即使是在同样的国家也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鉴于以上学术争论及我国的实际情况，财政分权制度究竟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教育支出和公共支出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加以说明。
2.模型的构建和数据来源
Mauro在研究腐败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时采用线性函数关系，以财政分权作为自变量，以各级教育支出的比重作为因变量。乔宝云、傅勇和张晏同样也是采用线性模型来研究财政分权等制度对公共支出的影响。本文参照以上方法，以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教育财政支出占政府公共支出的比重作为政府的投入力度，同时以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为衡量生产建设型公共支出的代表，与教育支出对比，以此反映政府在公共支出中是否存在结构偏差。为了更加准确地分析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本文还加入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2002、2003年收入所得税改革对公共支出的影响，力求客观的反映各因素对政府公共支出的作用。另外，本文以各省人均财政收支水平占全国相应人均财政支出水平的比例作为财政分权的度量。具体如下：
ELEX代表普通小学经费支出，可以采用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各省地方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JUEX代表普通初中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本省地方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UNE代表普通高等院校支出占各地区财政预算内支出的比重，INEX代表基础建设支出占各省财政预算内的比重，FDre代表各省财政收入分权，以各省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值来表示，FDexit代表预算内财政支出的分权，以各省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占全国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值表示，PGDPperit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FR、PFE分别代表各地区的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和支出。RGDP代表各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用以考察各地区财政竞争而导致的经济增长与公共支出的关系。D2002、D2003为虚拟变量，代表2002年、2003年两次收入所得税改革；T2000代表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虚拟变量。表示参数，表示残差量。I表示代表各地区，t代表年份。
政策虚拟变量D2002、D2003是用来分析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2002年、2003年两次实施、调整的所得税分享财政体制对地方政府支出的影响。T2000是用来描述我国2000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教育支出的影响。
模型所用到的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经济统计年鉴》、《财政年鉴》、《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人口年鉴》
3.模型的检验与结果分析
3.1模型的检验
利用Eviews软件包，使用pool数据方法进行检验。另外，上述模型只是一个预想的理论模型，在实际验证中部分变量与设想的并非完全一致。为了保证方程的最优拟合效果和计量结果，一些没有通过检验的变量将被删除。但这并不会影响理论建模的基本形式。具体的结果见表1。
说明：*、**、***分别表示通过10%、5%及1%以下的显著水平。相应的检验均在1%的水平下拒绝没有组别效应，White检验均在1%的水平下拒绝同方差，Hausman检验对包含时间控制变量的基本建设支出分析、包含全部控制变量的教育分析拒绝零假设，因此采取固定效应。常数项省去。
3.2模型结果分析
3.2.1财政分权对西部教育支出及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
收入分权对西部地区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没有通过检验，这从某种程度说明，1994年财政分权后，西部地区的教育公共支出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收入分权难以体现各地区的财政投资努力程度。
支出分权对于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影响为负，对于基本建设的影响为正，说明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的导向会使得公共教育资源得到挤占而基本建设却得到了大力发展。从教育内部看，分权对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挤占影响强度的边际影响系数依次减弱（系数分别为-0.03、-0.028、-0.013），说明地方政府在教育内部支出过程中同样也存在着“功利主义”，即轻义务教育，重高等教育的教育投资结构偏差。
3.2.2所得税改革对政府教育支出及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
从实证的结果来看，2002、2003年的两次改革对小学、初级中学、大学、基本建设的边际影响率分别为0.78（0.26）、0.33（0.18）、0.25（0.129）和-1.73（-0.91）（括号内的数值为2003年的边际贡献系数）。各级教育的投入影响都为正值，说明国家两次税改的初衷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落实。另外，在教育内部，义务教育比高等教育的边际系数高，说明中央政府对于西部地区义务教育所采取的转移支付政策是正确的。进而也说明了对于义务教育实行一定程度的集权更有利于其发展。
对于基本建设而言，两次税改的边际贡献率都为负值，并且影响最为显著。说明中央参与地方所得税的分享并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返还于地方，有利于纠正地方建设性投资比重过大，有力地缓解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扭曲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3.2.3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政府支出结构和教育投入的影响。
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自2000年起国家对西部地区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西部地区的教育和基本建设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大开发战略对基本建设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小学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最后是初中教育，其边际贡献系数分别为：4.35、0.37、0.2、0.15。由此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资金紧张问题，给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
3.2.4其他经济因素对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影响。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对教育及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
通过检验发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没有通过检验，这种情况与拉蒂•拉姆（RatiRam）的观点较为符合。拉蒂•拉姆在研究政府教育支出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时并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5］。
②人均财政收支对教育及公共支出的影响。
从表中结果看到，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提高会对西部地区的教育公共支出有抑制作用，而对于关系改善投资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基本建设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地方政府还掌握着巨大的预算外资金，其实际的支出结构并非与此结论一致。因为，预算外资金的监督失效会导致政府公共资金配置效率恶化和结构偏差［6］，这种对于基本建设投资的狂热偏好是出于基础设施所具有的显著“追赶效应”的作用。③经济增长速率的影响。
经济增长速率RGDP对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有促进作用，而对于教育有抑制作用。这说明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基本建设的投资拉动而获得。同时政府对基础建设投资重视程度要高于对教育的支出。
4.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财政分权理论的回顾，构建了财政分权及其wb国家政策与教育和公共支出的模型，利用1995～2005年的面板数据碱性检验，得到以下结果：
第一，财政分权制度对于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有着积极的影响，而对教育的投资则起到抑制作用。并且在教育内部，对义务教育挤占的程度要高于非义务教育，进而验证了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的存在及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使得公共支出结构进一步扭曲。
第二，2002、2003年的两次税收改革有力地缓解了西部地区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说明对于义务教育而言，实行一定的中央集权更有利于义务教育的发展。
第三，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但对于西部地区基础性建设的影响和促进更为显著。
第四，经济增长和人均财政收入、支出对于西部地区的福利型公共支出起到抑制作用，而对基本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针对上述财政分权及其他社会政策对西部地区教育和公共支出的不同影响，本文建议对义务教育应当实行中央财政集权，充分发挥转移支付，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的作用，这是促进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稳步发展的有效之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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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乔宝云,范剑勇,冯兴元.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J］.中国社会科学2005(6)：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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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平新乔，白洁.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J］.财贸经济，2006(2)：49-55.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成为主导语境的今天，本土很容易被忽视和掩盖。中国的教育理论在西方话语中也丧失了本土性。表现出“本土失语”。在此情况下，主张比较教育学走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道路是很有必要的。论文首先分析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然后从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两方面展开时比较教育学“本土失语”的思考。
在西方主导的全球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者惟西方马首是瞻，试图斩断所谓的“民族文化劣根”而去与西方“优越”的文化对接，自身具有一种“他者优越”的意识。丧失了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在比较教育的话语实践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因此，肩负教育与文化交流桥梁任务的比较教育学应注重本土研究，并走自主发展的道路。
一、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比较教育之父”法国教育家朱利安(Mare-AntoineJullien)是最早提出比较教育概念的人，他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是：“一部对此项研究能提供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应用效果的著作，其内容应成为欧洲各国现有主要教育机构和制度的比较，首先研究各国兴办教育和公共教育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全学程所包括的各种课程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以及每一目标所包括的公费小学、古典中学、高等技术学校和特殊学校的各衔接年级；然后研究教师给青少年学生进行讲授所采用的各种教学方法。他们对这些方法所逐步提出的各项改进意见以及或多或少地所取得的成就。”
目前，对比较教育学概念比较公认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强调比较教育学的目的和实用价值。认为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旨在吸取外国的成功经验。改进本国教育。其作用在于向人们提供广泛的教育情况与信息。对各国教育问题与趋势进行研究与分析，加深人们对本国教育现象的认识，改善本国的教育状况。
第二，突出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其中又分校外与校内两个派别。校外派强调比较教育学必须透过教育现象，透过对其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分析，揭示控制各国教育制度的基本因素。认为校外的事情甚至比校内的事情更为重要，校外的事情可以支配校内的事情；校内派则认为比较教育学是研究教育本身的一门学科，它有其本身的特点与规律。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是学校，主要实践活动也均在学校内进行。
第三，注重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并试图从方法的角度对比较教育学确立定义或界说。赞成这种观点的比较教育学家认为方法就是比较教育学本身。
第四，特别关注比较教育学的功能与性质。其研究对象是比较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分析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或差异性，揭示教育发展的趋势以及一般原理与规律。
综上所述，比较教育的概念可概括为：它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科学。因此比较教育学既是一门应用科学，又是一门理论科学。其理论当然应结合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由于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历史传统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教育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本文主张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二、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这里所说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是指一种研究方向，即本土化+本土生长。所谓“本土化”，也就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本土化”与“本土生长”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本土化”(nativization)是一个主动吸收西方文化的外烁过程，那么“本土生长”(indigenousevdution)才是发源于本土社会的文化自我演进过程。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明确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实际一味仿效西方教育制度的做法，将其比作“拉东洋车”，认为那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他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可见他所追求的更多的是“本土生长”而不仅仅是“本土化”。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正是比较教育学的发展方向。通过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使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我国的教育现实，预测我国教育发展的前景，从而提出对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确实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下面从两方面来具体谈谈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一)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
比较教育学似乎一开始其研究兴趣就集中于异域而不是本土。虽然说这与它的学科性质(一种致力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是分不开的。但笔者认为在借鉴的基础上。中国的比较教育学目前应将更多的目光转向本国。之所以提出此种说法，是因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种事实：中国的比较教育学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我们也提不出我们的概念、假设和方法。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比较教育学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失语症。
我们有的只是对西方教育理论、模式的遵奉而不存疑，认同而不批判，照搬而不质疑，这种盲目的做法就使一些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与中国教育现象不甚相干的智力游戏。如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旨在纠正我国教育中存在问题的教育改革，其理论根据就来自西方。比如湖北省监利县缓解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买”学校的改革，其理论来源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理论。弗氏理论的目的是在公办学校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是一种在公平解决基础上对效率的诉求。即便如此，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实行“教育券”计划的州并不多。而监利县的教育改革或者别的地方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主张却无视这一点。这种“一厢情愿”的改革非但不能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反而会加大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教育的“鸿沟”。由此可见，“‘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必须基于实践，对本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本土境脉与本土实践中。不能用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与言说方式来套解本国社会现实和规引本国的教育实践”。
(二)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可行性
我们主张的本土研究是要拓宽交流的渠道，使单行线变成双行线，并不拒绝外来的概念、方法、理论，但强调要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做到心中想的是中国的事，为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眼界和思路必须是超越中国的，是全球的。本土研究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比较教育学者对话。具体说来，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并非关门进行研究，而是要有开阔的理论视野，了解最新的国际研究动态，与国内外的研究者保持对话与交流。目前国内的比较教育研究普遍重“思辨”轻实证。进行本土研究就迫切地需要引进多种研究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就要在中国的教育现实下进行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第二，对西方教育理论持批判吸收的态度。对西方理论假设，要思考、质疑，保持对其警惕。对其适用性和有效边界给予充分的反省。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会稀里糊涂地把建筑在这些预设之上的理论框架奉为神明。那些西方教育理论要在中国的本土语境里完成相应的“意义转换”才能切入中国教育现实。
摘要：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随着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数量的不断增长，经费的地区分配问题就越显突出。文章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过去14年间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分配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经费分配自身及其所引发的问题，提出合理分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应做到“一延续、二提高、三扩大、四发展”。
关键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地区分配；教育公平
中图分类号：G4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5-
从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要在20世纪末使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到2012年3月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报告中明确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经过两代领导集体近20年的共同努力，终于实现了中国教育史上历史性的跨越。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只意味着整个国家层面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既定的4%，那么如何合理的分配这些教育资源使其发挥最大的作用就是接下来所要面临的问题。由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差异较大，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对各地区的支持力度也不同，因此分别对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近14年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情况进行实证分析，不仅可以了解各地区教育发展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对如何公平合理的分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具有现实意义。
一、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地区分配现状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客观要求。但是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基本情况不同，国家的扶持政策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也不一致，从而导致了我国在东西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分配上有较大的差异，从总体上讲具有西部地区扶持力度大，中部地区增长缓慢，东部地区绝对量多的特点。
为了便于研究地区经济发展与地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之间的关系，文中东部地区是指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辽宁、广东、广西、海南、重庆、福建、山东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中部是指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内蒙古、安徽、吉林、黑龙江、江西等九个省市自治区，西部是指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九个省市自治区。同时为了保证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用来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和《中国教育年鉴》[2]，并且由于重庆市是在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确定为直辖市的，故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一致性，研究数据的起始年限是1998年到2012年。
（一）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方面，全国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有量逐年增加，东部地区人均值最多，西部地区增长率最高。选取1998年至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地区特殊教育学校、普通中小学校、职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机构）以及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的在校学生数之和，用相应年份各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相除，得到图1。通过图1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人均占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量最多，东部地区的在校学生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有量由1997年的1427元上升到2010年的10189元，大约是14年前的7倍。西部地区的在校学生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有量由1997年的769元上升到2010年的7041元，是14年前的9倍。而中部地区最少，仅由1997年的666元上升到2010年的5656元，增长了大约8倍。西部、东部和中部的增长率比是9：8：7。
图1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万元）
（二）地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比方面，东部和中部地区上升缓慢，西部地区比例最高，上升速度最快。由于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教育扶持力度不断加大，而且西部地区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基数相比中部和东部较小，从而导致西部地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与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最高，此外，按照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共同承担的政策来说，中央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要比东部和中部高，而且更多的依靠于中央财政的支持。并且根据表1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早在2002年就已经超过了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4%，不管是比例的上升速度还是比值，西部地区一直高于东部和中部。
表1地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比
地区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0
0.024
0.025
0.038
2001
0.025
0.024
0.038
2002
0.025
0.026
0.042
2003
0.024
0.026
0.043
2004
0.023
0.023
0.040
2005
0.023
0.023
0.041
2006
0.023
0.023
0.042
2007
0.020
0.020
0.039
2008
0.022
0.023
0.044
2009
0.025
0.027
0.053
2010
0.024
0.026
0.054
2011
0.025
0.025
0.052
（三）东西部地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大约一致，但总体上西部地区的增长率最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绝对量代表了某一地区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投入规模，通过当年与前一年的增长率研究，可以反映在财政方面对于当地教育的重视程度。分别对我国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率的统计（见图2），发现我国在扩大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时候，基本保持东西部地区的增长幅度一致，体现了我国教育协调发展的原则，同时为了支持西部地区的发展，在总体上西部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率要略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说明中央在加大地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时候，不仅考虑到了地区间的协调发展，而且把西部地区的教育扶持政策贯穿始终。
图2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指数
（四）家庭教育支出方面，全国家庭教育支出呈现下降趋势，中部地区的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比例要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全国农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要大于城镇家庭。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提供的各地区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数据，与各地区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人均教育支出相比得到图3。通过图3可以发现，首先，不管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农村家庭的人均教育支出比要大于城镇地区；其次，从整体走势来看，全国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教育支出比例在下降；最后，中部地区的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比例要大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这些现象，一方面与我国经济不断快速发展，居民收入不断增加有关，另一方面也表明需要加强对中部地区和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方面的支持。
图3家庭人均教育支出比
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地区分配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按照“科教兴国”战略的整体部署要求，我国教育事业的经费投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增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断上升。社会公平的集中体现以及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就是教育公平，教育公平的重点就是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作为教育经费的主要组成部分，能否得到合理的分配利用就直接关系到我国人民能否公平的享受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成果。由于自然地域条件和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东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情况具有较大的差异，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地区性分配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发现这些问题，才能逐步缩小东西部的教育差距，实现教育公平。
首先，东西部地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绝对量差距巨大，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有量差额逐年扩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数据分析，2001年的年鉴统计数据显示东部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是12847502万元，中部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是6179279万元，西部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是3844975.1万元，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差额是9002526.9万元。但是2012年的年鉴统计显示东部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是69268654万元，中部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是35931686万元，西部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是26579382万元，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差额扩大到了42689272万元，是东部和西部地区2001年统计数据差额的4.7倍。如果说因为东部地区教育规模大，所以投入的经费量比中部和西部地区多的话，那么比较在校学生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有量，就更能看出东部和西部地区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绝对量上的差异。根据图表一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在校学生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有量在14年中增加了8762元，中部地区增加了4989元，西部地区增加了6272元。由于东部地区在1997年的绝对量就要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再加上图1中起点值最低的中部地区增长速度要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从而就导致了现在的差距又进一步的拉大。
其次，东西部地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协调。表1中可以看出在2002年，西部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就已经超过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4%，并且在2007年以后开始加速上升，这是国家支援西部教育的结果。但是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要低于西部地区，而且一直徘徊于2%-3%之间，上升幅度较西部地区也要小很多。可见要想完成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在扶持西部地区的同时，还需要扩大东部和中部地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基础好、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基数大，所以更要加大中部地区的教育投入。
再次，东西部地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增长指数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数不对等。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99年到2011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12.0045、12.0124、11.2983。而1999年到2011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增长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16.3419、16.6519、19.8698。也就代表着东部地区教育经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会大约促进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7345，中部地区教育经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会大约促进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7213，西地区教育经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会大约促进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5686。虽然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教育经费不断加大，但是对于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要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
最后，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压力较大，中部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不足，家庭人均教育支出比例最大。图1中显示在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方面，中部地区的人均占有量最少，而且增长率也是最低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对于东部地区较低的投入力度，就直接会把教育的支出转移到家庭支出方面，从而也导致了中部地区的人均家庭教育支出要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此外，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要多于城镇地区，是由于农村地区投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不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结果。
三、完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地区分配的建议
关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地区分配问题，不仅要延续国家对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支援政策，还要保证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协调发展。总的说来要解决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地区分配上现存的问题，就要做到“一延续、二提高、三扩大、四发展”。
第一，延续国家对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扶持政策，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由于国家的大力支持，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积累了雄厚的人力资源。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西部地区在2011年以13.38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数，首次领跑于东部和中部。而且由于人员知识结构的变化，西部地区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比例已由1998年的22%上升到34%，直接促进了西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西部地区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虽然西部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在投入量上还是处于全国的最底水平，而且教育质量比较低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对于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还不高，直接影响了教育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水平。
第二，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对中部地区的分配比例，促进中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中部地区的崛起，首先需要良好的教育培养出合格的人才，但是近十几年中部地区的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有量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不仅影响了中部地区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而且由于教育经费的不足，直接导致中部地区城镇和农村的家庭人均教育支出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有研究报告指出“国家、社会和个人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分别为0.6277%、0.0386%和0.1503%。可见，在三种教育投入分量中，国家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最大，远胜于社会和个人投入”[3]，所以通过增加中部地区的家庭教育支出弥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不足是不合算的。此外，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经济形势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逐步减缓，中部地区潜在的人力资源和发展空间巨大，能否开发这些人力资源促进中部崛起，对于我国能否在2022年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在过去14年中，中部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好的贡献率，因此提高中部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分配比例，不仅可以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发展活力，而且可以使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具有更好的利用价值。
第三，扩大东部地区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来源，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利用率。东部地区一直是我国的优先发展地区，东部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不管在总量上还是人均占有量上，均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且东部地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也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是随着东部地区的基础教育条件趋于成熟，中部和西部地区教育经费不足，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数量又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减少东部地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数量，通过扩大东部地区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来源，保持东部地区教育的快速发展。根据余靖雯和杨大楷等做的关于政府教育投入和非政府教育投入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教育投入可以拉动非政府教育投入[4]，所以基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社会资源丰富这一特点，东部地区要充分发挥政府教育投入对于非政府教育投入的拉动效应，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教育中去，以便可以在不影响东部地区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对中部和西部地区投入更多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促进我国各地区教育的协调发展。
第四，发展地区经济，提高教育质量。我国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是由地方财政和国家财政配套支出的，不管是地方财政还是中央财政，都立足于地区的经济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用更多的经费支持教育发展，同样也只有教育的发展，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对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更是如此。西部地区作为国家教育事业重点支援地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经费的困难，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大力发展经济。同时，根据西部地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西部地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经济收益要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这就要求西部地区要切实的提高教育质量，从而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国家扶持的基础上，积极培养自己的人才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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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靖雯.政府教育投入、非政府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J].浙江社会科学，2012（6）：4-14.
Regionaldistribution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ofnationalfinancialeducationfunds
GaoWan-xin，WangCong
（HarbinEngineeringUniversity，Harbin150001，China）
关键词：家庭教育中西文化跨文化比较
引言
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认为家庭是个人的第一所学校，而家长是第一位老师。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家庭教育始终处于最基础地位。家庭教育是一门科学艺术。说它是科学，是因为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说它是艺术，是由于面对的客观条件和教育对象千差万别，实施教育必须具有随机性和创造性。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把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氛围，是家庭教育成功的前提。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逐渐深入，西方教育思想不断传入我国，我们有必要对中西家庭教育从各个方面加以比较。通过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西家庭教育的比较，了解中国家庭教育与西方家庭相比优势和不足在哪里，西方国家的家庭教育对我国家庭教育的借鉴意义究竟有哪些。
一、中西相同点
家庭教育是人类的一种教育实践。首先我们看看中西家庭教育的诸多相似之处。
1.重视家庭教育中的品德教育。
对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在著作《理想国》中，曾借他老师苏格拉底的口强调这样的教育内容：年轻人看到年长者应该肃静；要起立让座以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还要注意发式、袍服、鞋履。总之，体态举止，以及其他诸如此类，都要注意。
比柏拉图早出生100多年的中国古代伟大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在他的弟子们编辑的言论集《论语》中早已表达了同样的教育思想。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则言，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大意是孔子说，孩子们在家孝顺父母，出门恭敬长者，谨慎，讲信用，对所有人都关心，有爱心。这些事情都干好了，如果还有精力，就再来学习文化知识。好的开头等于成功的一半，重视子女的品德教育，让孩子在起跑线上领先，才能为以后上下求索的漫漫长路积蓄能量。
2.重视家教，从小做起。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第一个提出学龄前社会教育思想，指出游戏在学龄前教育中的作用，提出要精心选择童话材料，承认歌唱，讲故事的教育意义。一般认为，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系统教育理论的是柏拉图。他重视教育的作用，提倡德智体和谐发展，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为以后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中国古代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531年-约595年）同样认为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他认为家庭教育必须从婴孩教育抓起。颜之推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甚至要从胎教开始。也就是说在儿童刚能分辨外界事物的时候，就加以诱导。为什么家教要及早进行呢？颜之推认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勉学》）。人在幼年时期，童心未泯，天性纯真，可塑性强，对新事物特别容易接受，抓住这一时期进行教育，不仅是教育的最佳时期，而且可为一生事业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些与现代心理学中关于儿童的发展理论是不谋而合的。
3.父母在教育角色上的分工。
在传统父权制社会中，父亲被赋予“权威者”的角色，这在中西方各个国家都是如此。父亲被社会赋予了权力，父亲是家庭权力的行使者。现代社会中，情况没有太大变化，旧时代那个“威严的父亲”变成了“保持距离的父亲”。无论中西，在许多文化中母亲均被描绘成主要抚养者，父亲则起有限作用。父亲是孩子知性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母亲则负责孩子的饮食起居、物质保障、情感满足等，是孩子情感培育的主要承担者。
4.重视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
约翰・洛克（JohnLocke，1632年～1704年），英国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著作《教育漫话》是人类教育思想史中的名篇。他在书中阐述了自己关于绅士教育的理论。他认为良好的德行是所有品质中最重要的。他说：“我认为在一个人或者一个绅士的各种品性之中，德行是第一位，是最不可缺少的；他要被人看重，被人喜爱，要使自己感到喜悦，或者还过得去，德行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德行，我觉得他在今生来世都得不到幸福。”他认为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中要注意培养以下两个好习惯：热爱求知的习惯和实地观察、亲身体验的习惯。
古代的中国父母同样深知这个道理，他们引导幼儿从小习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激发其求知欲望。陈鹤琴（1892年～1982年）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专家。他非常重视儿童良好习惯的培养，并对此做了深入研究。陈鹤琴认为，人的动作大多数是受习惯支配的，幼年时期是习惯养成的最佳时期。他说：“人类的动作十分之八九是习惯，而这种习惯又大部分在幼年养成，所以幼年时代应特别注意习惯养成。但是习惯不是一律的，有好有坏；习惯养得好，终身受其福，习惯养得不好，则终身受其累。”因此，帮助儿童养成良好习惯，应该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5.重视言传身教。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特别重视“言传”，强调“言而有信”。曾子杀猪和孟母买肉的故事曾流传千古。在重视言教的基础上，又重视身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中国古代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认为“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行于后者也”，所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此外，父母还要积极建设与子女之间的亲情信任关系，“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这样，才能构建良好积极向上的家庭关系。所以，不论中国家庭还是西方家庭，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极其深远。在生活中父母是子女的榜样，子女在家庭中接受教育，大都是活动中无意识接受的，家长的言行对孩子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
父母是孩子的模范，往往一个简单的动作要比上万句指令性灌输有效得多。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四五岁时是培养其价值观和辨别是非能力的最主要时期，97%的孩子的品性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因此，在德国的青少年教育体系里，家庭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父母则是孩子道德教育的启蒙者。德国在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家长有义务担当起教育孩子的职责。德国家长非常注重为孩子营造真诚的氛围。家长普遍遵守这样一个原则，教育孩子诚实守信，家长必须做出榜样。
二、中西不同点
尽管我们了解了一些中西方家庭教育的相似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中西家庭教育的一些重要特征。但由于中西方在地域上相隔颇远，各自有着独特的传统和文化，使得中西传统家教在更多方面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因此，我们更要剖析中西方家庭教育的不同处，有助于我们比较双方的优势和不足，以达到求同存异、相互借鉴的效果。中西家庭教育的不同之处概括如下：
1.家庭教育目的不同
进行中西学生素质对比时，常常发现：中国学生有三好――考试成绩好、书本知识掌握好、基本功好，西方学生有三强――创新能力强、动手实践能力强、语言表达能力强。之所以有如此差异，与两种文化的家庭教育目的和定位有关。
与中国父母希望孩子“听话”不同，西方父母希望把孩子锻炼成独立个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对孩子的教养采取放手而不放任的方法。所谓放手，即从孩子一生下来，父母就设法给他们创造自我锻炼的机会和条件，让他们在各种环境中得到充分锻炼。
2.家庭教育价值观不同
中国家庭教育职能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迫，几千年儒家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教育被赋予直接的社会意义。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又将父母教育跟子女的个体成长与成就看做直接相关的因果。中国家长在教育上所持的价值是为升学而学习，他们只要求孩子用心学习，其余全不用过问。促进子女全面发展意识淡漠，使孩子诸多方面品质发展与提高都没有机会。中国家长最喜欢看到孩子坐在书桌前，或摇头晃脑地背诵，或趴在书桌上演习。眼睛不离书本，手不离书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西方家庭教育则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准备谋生，而是准备生存。西方父母注重从小培养子女的独立意识，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他们给孩子一次次经受锻炼的机会，使孩子敢闯、敢干、敢冒险、敢表现自己。杜威曾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在实践中学习。
3.家庭教育主体与重点不同
中国传统家庭文化表现为家庭内部的权威意识。强调服从和尊重，重视外部控制。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的主要教育者是父母。因此，十分看重他们单方面塑造，影响孩子个性建构。注意自身形象，忽视孩子与成人的相互作用，忽视相互影响的过程和全面性，使幼儿处于被动地位，无视幼儿个体存在。
西方文明是以儿童为主体的，更强调个人奋斗，强调平等、民主并尊重个人权利。西方父母把孩子视为家庭中的平等成员，尊重孩子的人格和尊严，让孩子独立思考、自由选择。尊重孩子的权利，不搞强迫教育。尊重孩子的自尊，主张孩子天性发展，自然发展。父母的责任只在于发现并激发孩子的兴趣，开发潜能。为孩子创造有利的环境，重视与孩子的交流，重视教育的相互性。西方家庭教育中父母不是孩子的主宰，而是孩子的朋友。
4.情感教育与体罚
中国家庭通常信奉“玉不雕，不成器”、“不打不成才”。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含蓄的缘故，中国家庭不善于表达爱，情感教育很薄弱。中国父母与孩子的沟通是极富中国特色的。中国家庭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字是“不”、“不能”、“不行”、“不要”，除了用否定词指导孩子的行为外，还习惯对孩子说“应该”。这都是家长权力色彩的体现。
西方家庭中经常用鼓励性语言表达父母对子女的赞赏。西方父母更注重个人素质与情感沟通。家庭主要围绕情感构建与培育展开。他们会挤出时间与子女交流，倾听孩子的心声，强调心灵沟通。西方国家体罚是触犯法律的。另外，西方父母很高兴在别人面前夸奖自己的孩子，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5.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为本位的，注重个人职责与义务。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出如下特点：（1）家庭的教育功能强化。中国传统社会，家庭肩负多种社会职能，具有家国同构的鲜明特性。子女教育是家庭生命延续的一部分，因此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还在于达到“家教持久”的目的。它是维持发展家庭社会政治地位，保存弘扬家庭文化的重要工具。（2）教育以家庭利益为主要价值取向。传统中国家庭中，“光宗耀祖”、“光耀门第”是读书人的追求与目标。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是融为一体的。
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自由和权利。在教育上表现为将受教育者放在突出地位，强调个性培养。个人本位与西方家庭变革密切相关。这种教育传统历经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及20世纪初的实用主义等思潮而确定。卢梭倡导自然和自由教育。杜威提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个人是掌握自身经验建构的主体。但是个体本位并不等于个人主义，更不等同于以孩子为中心，家庭呼唤有丰富个性的个人，是能驾驭自我、控制自我、超越自我的，拥有完美人格和健全个性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现代个人，而不是自私自利、依赖性强的功利化个人。
6.科学教育与宗教思想
西方的宗教传统直到近代乃至现代仍保留着强大的势力，渗透到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不仅教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西方教育内在精神价值。西方的教会学校因此曾一度盛行。家庭教育中父母很重视宗教这种精神信仰。如就餐前要感谢上帝，周末家庭全体成员要去教堂做弥撒，以永远保持心灵的净土。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了中西方家庭教育的异同。当然分析是次要的，学习才是重要的。因此，我们要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汲取西方家庭教育的精华，促进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改革。首先是家庭教育观念的现代化，摒弃陈旧教育观念，与时俱进，跟上时展步伐。树立新的家庭教育理念，利用亲情教育的优势，开展个性化教育，发展孩子个性，为国家培养各种有用之才；采取鼓励、引导、宽容的科学方法，耐心教育，不断提高孩子自尊心、自信心和上进心。紧跟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发展，进一步拓宽家庭教育思路，增强开放意识，提高家庭教育的适应性；促进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教育的有机结合，教育孩子学会学习和求知；父母要不断学习新时代对人才的新要求，既要充分继承中华民族优秀家教传统，又要不断借鉴西方国家家庭教育中的先进教育理念，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家庭教育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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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基础教育教育投资体制问题
山西省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制度从1985开始，经历了以“乡镇为主”的投资体制到“以县级政府”为主的投资体制的转变，明确了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主体为县级政府。2005年，山西省规定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同时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免除学杂费以及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校舍维修资金等经费由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按比例分担，逐步建立起农村基础教育投资的分级分担投资体制。这一投资体制的建立对于本省农村基础教育健康、均衡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本省地理条件特殊，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在基础教育投资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一、山西省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制度在推行中面临的问题
1．“以县为主”的投资体制导致各县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存在较大的差距
2001年实行了“以县为主”的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体制，把农村基础教育所需的资金交由了县级政府。这样使农村基础教育投资的多少就只能取决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地方的财政收入状况。对于煤炭资源丰富的县区，地方的财政收入多，用于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相对多。以“山西省初中教育现状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组的一项“生均公用经费”调查为例：y市以资源经济为主，属于山西经济较发达地区，2004年gdp产值为401548万元，初中生均公用经费为650元；p县以农业经济为主，属于山西省欠发达地区，2004年gdp产值为185000万元，初中生均公用经费为121.9元；s县以农业为主导产业，而且是贫困县，2004年gdp产值为92166万元，初中生均公用经费为88.7元。这一调查结果明显反映了不同县（市、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现象。
2．农村税费改革使基础教育投资经济薄弱县教育公用经费紧张，办学条件差
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主体提升到县级财政，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进行，即取消农村教育集资和农村基础教育费附加，这两项教育经费来源的取消，使本已严重不足的教育经费更加短缺。对于经济薄弱县，教育公用经费更是捉襟见肘，办学条件无法保障。
3．教师收入经费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山西省各市县中小学不仅实行了岗位绩效工资制度，而且实现了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工资的统一标准，并把教师工资全额纳入了县级财政预算，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教师工资保障机制。但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实力相对落后地区教师的基本工资与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存在很大的差异。市际、县际教师由于津补贴及福利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差异较大，教师工资收入的巨大悬殊给全省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二、山西省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体制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1．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总量不足
《义务教育法》规定，“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1993年通过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1995年通过的《教育法》规定：“到20世纪末，财政性教育支出应达到gdp的4%。”尽管多年来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增加义务教育经费，但与法律的要求和实际需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不仅如此，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资料，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平均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仅为2.79%，2000年这个数字为2.87%，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了10万亿元，而用于教育的资源不足3%，大大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财政对教育投入的总量是不足的。
2．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教育投入的比例不合理
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我国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集中到了中央，而县乡财政所占的比重却非常小。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现有2109个县级财政，4.6万多个乡级财政，2000年财政收入1.34万亿元，其中中央占51%，省级占10%，地（市）级占17%，县乡两级共计20%多。县乡两级财政收入才占到全部财政收入的1/5，而相比之下，所承担的教育支出则占的比重较大。据2001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中国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级财政负担，省级财政负担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约2%。实行改革后，虽然投资主体由乡镇提升到县级政府，但也只是将原来由乡镇负担的经费上移给了县级财政，并未改变县乡两级财政总体的负担比重，以少于20%的财政收入去负担超过80%的义务教育支出，这显然不符合财权与事权相对等的原则。
由此可见，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教育投入结构不合理，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体制将政府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责任过分集中在县，但县财政薄弱，这种事权与财权不统一是造成农村基础教育资金紧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各县区由于资源条件和地理条件制约，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教育投入存在较大差距
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体制后，教育投入的多少除了受领导重视与否等人为因素影响外，还直接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挂钩。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制约教育的经费投入。经济发展滞后、总量不足、资源短缺是山西基础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资源条件和地理条件的制约，导致山西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均衡。山西全省可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部地区煤、铁、铝、盐等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科技文化集中，是发展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西部也有一定的煤、畜牧和水资源，但因历史社会原因和较差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水平较低，科技文化相对落后，其中的西山二十八县是山西最贫困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低。自然的、历史的原因导致山西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差距较大。
三、山西省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对策
1．提高政府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增加用于教育的公用经费总量，以保证农村基础教育顺利健康的发展
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真正树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先进理念。要保证农村基础教育顺利健康发展，就要加大政府用于基础教育的公用经费总量。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财政性教育支出无论是相对量还是绝对量都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其相对量更是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人均基础教育费用更是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因此，应增加政府用于教育的公用经费比重，以保证我国农村基础教育顺利健康的发展。
2．合理确定各级政府教育费用分担比例
农村基础教育是关乎整个国家的振兴与发展的基础事业，各级政府都有责任对农村基础教育进行投入。应坚持“以县为主”的投资体制的前提下，加大中央、省、市政府在基础教育投入中的职责，建立中央、省、市、县四级基础教育分担体制。《义务教育法》中对于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做出了具体规定，主要强调义务教育投入要由中央、省、地（市）、县四级政府共同承担责任，不再强调“以县为主”，而今后所谓“以县为主”，更多地指一种管理责任。这就要求今后在义务教育投资体制上逐步建立中央、省、市、县四级分担体制。
为了明确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投入中的职责，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通过法律形式确定各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投资中的分担比例，并逐步加大中央、省、市（地）级政府的分担比例。山西省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应将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上移到以中央、省、地市级财政为主，以县为辅，并在中央、省、地方和县之间规定一个具体的投资比例。2005年《山西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实施方案》中规定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含县城所在地学生），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免学杂费资金由中央和地方6:4分担，地方分担部分由省、市、县按5:2:3分担，其中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由省、市、县按7:2:1分担，免费提供教科书资金由中央承担。对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资金由中央分担50%，地方分担50%，地方分担的部分由省、市、县按4:3:3比例分担。省级对“两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给予重点补助，两项资金统筹使用。通过建立中央、省、市、县四级投资分担体制，确定农村教育的投资比例，来保证农村教育健康持续发展。
3．健全义务教育投资体制的法制化建设，完善依法筹措和分配教育资源的体制
要依法实现教育预算的单列，完善部门预算制度。在预算中适当强化义务教育财政的相对独立性。要依据义务教育法，尽快制定义务教育投资条例，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投入上的责任，经费负担比例和具体的财政措施。
4．发展地方经济，为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
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只能取决于各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的发展为教育投资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二十
多年来，山西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各县区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层次和不平衡性，因此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发展地方经济，以保证教育的投入。
5．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不断增加教育经费投入
除了要保障各级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持续投资以外，还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办学。教育事业是一项公共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发展教育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我们社会的职责。针对当前山西省农村办学的实际，政府应该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发展教育，解决不同收入阶层的不同需求。要完善企业及公民个人向教育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发展各种形式的公益性教育基金和信托基金，鼓励和支持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发展校办产业。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企业和公民个人捐资助学、出资和投资办学。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还要大力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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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一带一路”政策执行，对西部地区的人才的需求量一直在增加。而中等职业教育一直是我国国民教育的支柱，也是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2)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目标是到2022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然而广西中等职业教育在近年来的发展却出现了相对的下滑，至少来说，十年前的中等职业教育的辉煌——招生大大超出计划，以至于没有教室和宿舍腾给学生的光景早已不在，虽然广西政府一直对广西的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予以重视，但是目前来说，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
一、广西中等职业教育的困境
“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广西与东盟互动增加，在文化教育上的往来也逐渐增多，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的市场也因此得到一定的发展，然而，广西中等职业教育近年来发展停滞不前，表现出来的现象主要是数量和质量的不高，甚至是一年不如一年。
1、广西中等职业院校的规模困境
近5年来，广西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和招生人数都在逐年下降，其中学校数从2010年额357所下降到2015年的280所，年均下降12.8所，也就是说，广西近5年来，平均每年就减少近13所中职院校。招生数从2010年的809508人减少至2015年的736360人。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0-2022)的广西教事业发展主要目标来说，2015年中等职业在校生人数应达到87万人，而本来2012年已经完成的目标由于在校生人数的倒退，距离目标来说，相去甚远，这样的差距值得我们去反省。
2、广西中职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困境
整个广西地区一共有262所中职学校，在校人数约78万人，平均2987人一所学校，而拥有中职院校学校数最多的地区是首府南宁，一共77所，其次是桂林市，一共35所，最少学校的地区是防城港市，仅有3所，与学校数最多的南宁市相比相差了74所。广西各地教育资源占有数的区别相当大，而且利用率也有相当大的区别，个别地区学校很多，就读的人数很少，个别地区的就读人数很多，但学校很少，因此，教育资源配置得不到优化。
3、广西中职的教育质量困境
生师比反映的是一个学校中教师团队与学生人数的比例，从中大概能够了解一个老师的工作量的大小，因此生师比是衡量一个学校教育质量的很重要的指标。根据教育部的《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十二五”期间，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到2015年，基本没有学校达到“十二五”的标准，生师比下降也是广西中等职业教育质量的一个困境。
二、广西中等职业教育困境产生的原因分析
经过数据调查与分析，不难发现，广西中等职业教育的困境产生的原因并非偶然，本文将从教育投入、教师年龄老年化、社会观念以及行业缺口这几个方面进行展开论述。
1、教育投入
广西的地理位置毗邻东盟，从位置上来说，是中国前往东盟的“大门”之所在，也因为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国家对广西的重视程度日益上升，拖入各行各业的经费也逐年上涨，然而，广西近年来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却有两个特点，首先是教育投入低下，其次是各个地区的教育投入不均衡，前一个问题导致了广西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缓慢，跟不上其他地区的应有水平，后一个问题则导致了广西各个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发展不平衡。
2、中等职业院校教师老年化趋势
尽管因为“一路一带”“北部湾同城化”等国家政策的支持，广西的发展越来越好，许多优秀的年轻学者都愿意前往广西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是，就目前来说，广西中职院校的教师近几年来程老年化趋势增长，2015年与2014年相比，广西中等职业教育专任教师51-55岁的人数在增加，增长了19.84%，其余年龄段的教师人数都在减少，其中，40岁以下的教师人数降低了2.88%，41-45岁的教师人数降低了0.06%，46-50岁的教师人数降低了1.60%，56-60岁的教师人数降低了0.42%，61岁以上的教师人数降低了17.65%;
老年化教师虽然有教学经验丰富、学识较渊博的优点，但是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弊端，比如惰于接受新鲜知识、缺乏教学热情以及体力精力不足的缺点。51—55岁人群的教师人数的增多，而其他年龄层的教师人数下降的趋势会导致教师年龄结构老龄化，教学质量容易下降，教学质量下降的结果则会导致招生规模的缩小等系列弊端。
3、社会观念因素
广西的经济在政策的指导下不断地得到发展，但是短期内却改变人们无法对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看法。传统的社会观念因素让中职教育在大众的心中变得无足轻重，高考的逐年降分、社会对中职教育根深蒂固的观念、中职毕业生在市场招聘中的劣势地位、以及国家强力推动高职教育和高等学历教育的现状。使得中职困境越发严重，甚至难以翻身。
(1)高考的逐年降分
自从2010年开始，广西的一本二本三本各个批次的分数均有所下降，到了2015年，二本和三本分数合并，分数线甚至比不上2014年的三本分数线高。专科线更是进一步降低到直到180分。在高考普遍降分之后，经过三年的努力学习，能够就读大专高职甚至是本科院校的几率大大提高。比较中职学校的学习和高职的学习甚至是本科的学历，无论是市场认可度还是对于个人未来的发展无疑是后者更有优势。因此，接受高中三年教育之后再进一步深造变成了更多人的首选也就并不那么让人意外了。
(2)社会对中职教育根深蒂固的观念
由于十年前广西中等职业教育有过一段辉煌的时光，那个时候的广西中职教育一度红极一时，据2004年光明日报的报道：“据自治区教育厅的不完全统计，截至8月21日止，广西部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学校就已招收学生6.9万人，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度地增加。据自治区劳动与社会保障厅培训就业处负责人介绍，广西技工学校的招生从1999年开始，就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递增，今年更是特别火爆。截至9月6日，广西技工学校的招生人数已经突破2.6万。”这段时间的扩招并不意味着质量的提升，因为学生数量的过多，导致了教室使用率的紧张，同时，实验室和设施设备的供给也不足，人数的增长也对学生的管理造成了较大的困难。又由于学生基础比较差，因此毕业生的质量不过关的问题也不难预见了，社会因此也对中职学生不那么友好了。
4、社会职业缺口正在被填充
近几年来，由于“一带一路”政策上的需要，广西在交通运输行业、通信类的行业上的人才缺口前所未有的大，然而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并不是那么的稀缺了，高收入行业的缺口也正在被受过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才填满，而一些低收入但比较稳定的行业则成为了中职教育人才的最终归宿。通运输类行业一直都维持着不错的高增长，主要是归功于广西近几年来由于依托东盟的发展，又有“一带一路”政策的支持，不断地发展交通运输行业，好几条高铁线路已经开通，广西首府南宁也即将开通地铁，人才缺口依旧庞大。而前三甲的加工制造和信息技术行业已经在一直下落的颓势之中。
三、广西中职教育困境中的机遇
虽然表面上看来，广西中等职业教育的困境十分的严重，然而，广西作为我国中西部发展潜力巨大的一个省份，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实行，广西发展的后劲不可小觑。因此广西的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依旧被看好。
1、教师质量的逐步上涨
虽然前文说到，广西中职教育的教师年龄呈现老龄化的趋势，然而，值得欣喜的是，广西中职教师的结构同时也在呈现越来越高水平化的发展趋势。2015年与2014年相比，广西中等职业教育专任教师学历结构中，具有博士学历的教师人数下降了30.43%;硕士学历的教师增长了10.78%;本科学历的教师增长了0.17%;专科学历的教师下降了11.09%;高中阶段及以下学历的教师下降了10.83%。其中，博士人数和硕士人数的增长是令人鼓舞的，而本科学历的教师依然占据着中职教师学历结构的大多数。本科以下的人才逐渐减少。总体来说，中职教师的学历这几年来越来越高，教师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知识能力越强，则在教书育人方面也会更加的优秀，基于此，广西中职教育的未来值得期待。
2、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型人才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中国五个民族自治区之一，地处中国的西南边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西南出海和与东盟连接的国际大通道，不仅承载了本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更担当着维护边疆稳定的职责。近年来，广西社会经济发展快速，GDP年均增幅较大，质量效益明显提高。目前，广西不仅需要高端的管理型人才，更急需具有极强操作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实用型、职业技术型人才。对于青壮年的劳动力，让他们接受适当的教育就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虽然说现阶段许多岗位正在被填补，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会涌现出更多的岗位出来，不同的人才适应不同的岗位，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完全按照市场的需求培养自己的人才，打造自己的天地。
四、对策与建议
综合了广西中职教育的困境、原因和可以发展的机遇，要使得广西中等职业教育更好的发展，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1、依托东盟的合作发展
广西是中国毗邻东盟的一个省，肩负着目前国家“一带一路”政策中建立和东盟邻国发展友好伙伴关系的重要任务，而这个任务明显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机遇，广西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果可以抓住这个机遇，发展必定能够更上一层楼。
目前来说，中国的职业教育与东盟的密切合作已经初步，比如在2014年9月份的第七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职业教育首次纳入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议程，并且成为了这一次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次交流周会议上签署了18个校校合作和校企合作的项目。
贵州方面因为举办交流周的项目，中等职业教育已经和东盟国家建立了许多联系，给广西中等职业教育做了非常好的示范。广西中等职业教育基于已经搭建好的更加完善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平台，对于东盟企业的现状和发展以及人才需求方面有更深层次上的理解，广西中等职业教育如果和东盟展开教育上的合作，必然有其他地区享受不到的好处和优势。
2、利用政府平台，吸收多方资源参与
诸如经费、实训基地、实习机会等资源短缺是制约广西中等职业教育的瓶颈之一，而吸引多渠道的职业教育资源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方面，政府要充分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为了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政府可以通过树立典范，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热情，如对每年积极主动参与职业教育，并取得突出成果的企业，政府可设立奖项，给予一定的荣誉称号及经济奖励;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更新企业观念，让企业意识到参与职业教育不仅是义务，也十分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除增加职业教育的公共财政支出外，还需要用各种方式鼓励社会各界、公民个人以及企业对职业教育的资助和捐赠，并对这些资助和捐赠给予配套资助、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支持。
此外，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教育的国际化。按照我国加入WTO的承诺，非义务教育必然放开。广西要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贸易区的合作平台，积极引进国外资源，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办学，同时促进职业技术人才市场的国际化。
3、增大社会团体的参与
社会团体是指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学术性社团、行业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和联合性社团。其中，行业协会是行业性社团中的一种，是由同行业经济组织及相关单位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社团法人，也是社会团体中参与职业教育的主要力量。由于自身的组织特性，行业协会对本行业的人才需求状况和职业资格的界定更有发言权，其是政府和企业、学校和企业之间的纽带，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由于“一带一路”政策上的支持，以及国家对广西的重视度的上升，广西社会组织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递增，高于全国每年5%的增长速度。截至2015年1季度，据广西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统计，在广西各级民政部门登记和备案的社会组织有2.1万多个。这些社会组织不仅给广西带来了成百上千亿的投资，还吸纳了近10万人就业。
这些社会组织承担了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目前广西全区兴办了4500多所民办学校、幼儿园、养老院、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博物馆、艺术馆、研究院等，已成为当地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之一。
社会团体参与中等职业教育的途径主要有两种，分别是校企合作，企业内部培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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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省级统筹；公共财政
高等教育省级统筹制度的建立加强了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统筹决策与责任使命，有力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办学的积极性，迅速推动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有效地促进了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相互协调。但是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作为高等教育省级统筹重要组成部分与重要支撑的高等教育省级公共财政支撑能力面临着挑战，部分省份的省级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撑能力的薄弱已经直接影响到了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高高等教育省级统筹的公共财政支撑能力与水平，进而提高高等教育省级统筹的能力与水平，才能真正保证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高等教育经费(本研究所用的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变化以及高等教育规模变化对高等教育省级统筹下的公共财政支撑能力进行了定量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省级统筹下高等教育经费
总体增长分析
(一)高等教育经费总体增长情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总量大幅上升，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总量迅速增长。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从1990年的110.7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3634.1亿元，增长了311.8倍；其中，省级地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从1990年的53.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502.2亿元，增长了45.8倍。省级地方高等教育经费、中央部属高等教育经费、全国高等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增长速度，4个指标中省级地方高等教育经费增长的速度最快(如表1所示)。
分析全国31个省份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率与经费增长率的对比变化情况，总体上看，省级高等教育经费增长幅度一般均低于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幅度，只有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浙江、福建、广东、贵州、、青海、宁夏等12
从1999年到2006年，中央部属院校数量由248所减少到111所，地方所属院校数量则由823所增加到1480所。中央部属院校教育经费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由51.33％减少到34.01％，地方所属院校该比例则由48.67％增长到65.99％。但是，与院校数量的迅速增长相比，地方所属院校平均每所院校办学经费占全国总经费的比例实际上呈下降趋势，平均每所高等学校教育总经费占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中央所属院校由0.207％增长到0.306％，地方所属院校则由0.059％下降到0.045％。
以上分析显示，高等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普遍相对滞后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速度，对于地方所属院校而言更是如此。这说明，省级公共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支撑力度相对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呈下降趋势。
(二)高等教育经费构成中财政性教育经费与非财政性教育经费的贡献度
分析全国省级高等教育经费构成中财政性教育经个省份的高等教育经费增长幅度高于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幅度(如图1所示)。费所占比例，总体上看，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普遍呈下降趋势。1998年、2007年、1998-2007年省级高等教育经费中财政性教育经费贡献度曲线对比更能说明问题。2007年贡献度曲线与1998贡献度曲线相比起伏总体上要小一些；除了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省份，其他省份1998年曲线均在2007年曲线的上方，这说明2007年与1998年相比，财政教育经费占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该比重的省际差异相对缩小；财政教育占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下降幅度最大的三个省份是、海南、江西。从1998-2007十年合计的高等教育经费情况上来看，青海、宁夏、等西部地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重位居前列，说明西部地区教育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而江西、黑龙江、湖南等省份则靠后。总体上看，高等教育经费在空间分别的差异和贡献度差异较大，财政性教育经费贡献度高的省份，既有处于教育不发达西部地区的，如青海、宁夏等，也有处于教育发达地区的，如北京、上海等(如图2所示)。
1997-2006年，地方高校学杂费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0.0％，同期，中央部属高校学杂费收入占其教育经费总收入的比例仅上升了7.9个百分点；地方所属院校学杂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增长了22个百分点，比中央属高校该比例高出了14.1个百分点，这说明同中央属高校相比，地方高校的生存和发展更加依赖于学杂费的收取。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适龄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地方高校依赖学杂费来维持学校运转将面临着更大更多的困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高等教育发展对公共财政投入需求将更加强烈。
(三)省际高等教育经费差异分析
为了进一步揭示高等教育经费的省际差异，统计分析了1998-2006年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省际分布的集中度、静态不平衡差指数、变差系数、加权变差系数。集中度为省级地方普通高校前几位之和占全国的比重，CR4、CR8分别表示前4位和前8位；静态不平衡为省级地方属普通高校前几位与后几位之差占前几位之和的比重。变差系数是反映省际地方普通高校经费分布相对差异的指标；加权变差系数反映的是省际地区地方普通高校经费相对于人口分布的相对差异(如表2所示)。
从集中程度看，从1998—2001年CR4和CR8都有降低，说明这四年期间省际地方普通高校的经费差距在缩小，趋向于平衡，而从2002-2006年CR4和CR8又开始上升，说明这五年期间省际地方普通高校经费差距逐步扩大。从考察期静态不平衡差指数看，省际地方属普通高校教育经费同集中度指数一样，也是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再到大的变化过程，这些都说明省际地方普通高校的经费差距这几年逐步扩大，呈越来越不均衡的发展态势。
从均衡程度看，省际地方属普通高校教育经费的变差系数也是以2001年为分界线，1998-2001年变差系数有下降趋势，说明省际地方属普通高校的教育经费由非均衡分布向均衡分布发展；2002-2006年变差系数又开始逐步扩大，这反映了地方属普通高校的教育经费省际呈不均衡发展，而加权变差系数则从0.042上升到0.096，进一步说明地方属普通高校教育经费呈现出明显的省际不均衡发展。显然，部分省份面临着巨大的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投入压力。
二、省际高等教育经费公共财政支撑
能力差异分析
(一)省级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分析
高等教育省级公共财政支撑能力，直接取决于省级财政收入绝对值及其增长比例。将普通高校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进行对比可以发现：
第一，2003年是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相对变化的分界线。2002年“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一财政收入增长比例”之差(简称为DE)为正值的省份有27个，2003年DE值为正值的省份只有14个，超过54.84％的省份DE值为负值。这说明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各个省份都明显加大了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但随着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费总量的扩大，其增长速度开始减缓，而财政收入却始终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幅度，从而导致两个序列增长比例的差距。
第二，1999-2002年期间DE值为正值的省份有山西、内蒙古、吉林、福建、湖北、湖南、广西、海南、贵州、云南和宁夏等11个省份，这说明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启动，这11个省份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相对于财政收入而言有了快速的增长，省级政府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但这11个省进入2003年以后其变动趋势出现了分化。2003-2006年，山西、内蒙古、吉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和云南8个省份4年中有3年DE值为负值，这说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这些省份的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经过四年的快速增长后，其增长比例相对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明显减缓。
第三，2003-2006年期间DE值均为负值的省份有天津、山西、上海、江苏、江西、山东、湖北、重庆和陕西等9个省份，这9个省份在1999-2006年省级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排在前10位的有山西、江苏、重庆、上海、天津、陕西和山东7个省份，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增长比例之差为负值可能是由于其财政收入增长比例更大造成的，而且天津、山西两个省份在这期间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排在全国前10位。
第四，1999-2006年期间，省级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与省级财政收入增长比例的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的相关系数为0.446，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省级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与省级财政收入增长比例总体上呈现相同的发展趋势。
随着高等教育省级统筹政策的实施，各省都加大了对省属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1999-2006年期间省属地方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排在前10位的是浙江、重庆、北京、四川、天津、青海、广东、江苏、陕西和新疆。为了进一步说明省级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撑能力，排除各个省份非省属地方普通高等学校的数据，对31个省份省属地方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也进行了统计分析，其结果呈现与上述相同的变化规律。2003年是两个增长比例相对变化的分界线，2002年地方高校DE值为正值的有28个省，而2003年DE值为正值的只有15个省，超过51.63％的省份DE值为负值。
(二)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差与全国值比较
分年度对“省级DE值一全国DE值”之差(简称为ADE)进行对比，可以进一步揭示各个省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撑能力(如表3所示)。
为了更清楚揭示省级差异特征，对各个省份ADE值进行了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出可以把全国31个省分成了四类，第一类和第二类都只有一个省份，分别是重庆和四川，第三类是河北和，其余27个省份构成第四类；第三类和第四类省级ADE值相差比例都不是很大，没有超过0.5的浮动，而第一类与第二类该值的相差值都超过了1.00，接近2.00。
统计显示出，地方高校省级ADE值之差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ADE值6年为负值的有山西、山东和3个省份，ADE值5年为负值的有内蒙古、上海、江苏、海南、重庆、四川和陕西7个省，ADE值4年为负值的有河北、辽宁、吉林、江西、河南、湖南、贵州、宁夏和新疆9个省份，ADE值3年为负值的有北京、黑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云南、甘肃和青海9个省，ADE值2年为负值的有天津、浙江和福建3个省。相关聚类分析显示出：第一类有四川，第二类有重庆，第三类有山西、海南两个省份，第四类有青海、新疆、宁夏、浙江和等5个省份，其余22个省份构成第五类。相对省级全部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而言，省属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ADE值聚类要多一个层次，即更加分散。
三、高等教育省级公共财政支撑
能力面临的挑战
1980年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开始实施“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高等学校教育事业性经费改为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各自安排，分级负责。1994年国家开始实行分税制，巩固了原有的中央与地方的两级政府财政分担机制，各级政府在教育投资方面的责任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与明确，省级财政成为高等教育公共财政的主体。
研究发现，1999-2007年期间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比例总体是呈增长趋势，从1999年的19.57％增长到2007年的35.65％，但在2003年和2005年增长趋势有所下降，2003年增长率为14.21％，2005年增长率为14.10％。省级财政收入增长比例也呈增长趋势。从1999年的12.26％上升到21.21％，上升了8.95％。从两者增长比例差来看，在2002年与2005年形成了两大转折点。地方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比例差曲线更加直观地显示了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比例低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比例的现象，该增长比例之差只有2003年和2005年两个年份为正值，其余年份均为负值(如图3所示)。
分析1999-2007年期间高等教育总投入中中央政府拨款与省级政府拨款各自所占比例变化情况可以看出：省级政府投入所占比例始终高于中央政府投入所占比例；与此同时，在1999-2006年期间省级政府投入所占比例呈现下降趋势。结合中央财政收入与省级财政收入增长比例变化情况，进一步预示了高等教育省级公共财政支撑能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图4所示)。
有研究预测我国2010-2022年学生规模数分别为3194万、3290万、3389万、3491万、3595万、3703万、3740万、3778万、3815万、3853万和3892万人，并假设生均高等教育经费2010年、2015年、2022年分别约为15600元、18987元、23100元，从而测算出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经费需求总和2010年约为5000亿元，2015年约为7000亿元，2022年约为9000亿元。结合省级财政的增长比例等相关数据综合分析，高等教育省级公共财政支撑能力将普遍面临着困境。
特别是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后，质量公平成为高等教育公平新的焦点，确实保证和不断提升质量将给高等教育带来持久压力，这种压力不可避免地反映乃至集中在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上。
总之，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比例总体上高于省级财政收入增长比例，但是，就高等教育投入比例而言，中央财政始终低于省级财政。如果综合考虑中央财政高等教育投入主要集中在部属院校，则更显省级财政对省属院校支持能力之困境。高等教育省级公共财政投入增长速度明显减缓，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比，已经难以满足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需求，相当一部分高等学校处于负债运行的状况。当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速度随着适龄人口的减少而相对减缓后，因规模扩张而导致的对公共财政的刚性需求与强大压力相对减弱，被迫的高强度的省级公共财政支持度有可能相对减弱。实际上，与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相比，高等教育质量公平对高等教育投入的需求强度更大。一方面机会公平所导致的刚性需求相对减弱，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质量公平对公共财政需求的强度更大，只不过不再刚性化。公共财政支撑能力的乏力对高等教育质量公平的影响是潜在的、长远的，但又不像机会公平那样显得激烈。正因如此，就有可能导致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持度的下降。为此，未来高等教育省级统筹公共财政投入要从过去的规模数量财政转向质量发展财政，更多地从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角度来规划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投入。
四、加强高等教育省级统筹公共财政
支撑能力的措施
(一)通过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强省级政府高等教育公共财政能力
省级公共财政支撑能力制约着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统筹能力与水平，要解决这一困境，一方面要改革整个高等教育的经费筹措机制，扩大财源渠道，另一方面则是增加省级高等教育公共财政。而要提高省级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撑力度，既要靠省级公共财政能力的增强和高等教育拨款力度的加大，同时也需要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增强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更好地履行高等教育统筹职能的财政支持力度。日本和加拿大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日本公立大学经营经费的一部分作为地方交付税的纳付对象，其拨付金额占日本全国公立大学日常运作经费的1/4，并占地方公共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负担额的1/3。地方财力指数低的地方政府的大学的交付税拨付程度较高，而财力指数高的地方政府的大学则较低，地方交付税制度在调整日本各地区的财力差距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加拿大联邦政府并不拥有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直接权力，但是加拿大联邦政府以高等教育是一种公共利益为基本假设，大规模资助高等教育，其资助方式由起初直接向高等学校拨款转向采用现金和税收转移支付形式将资助款项直接转移给各省政府，再由省政府根据各自特有的拨款公式将这～款项分配给高等学校，加拿大联邦转移支付款项占了各省高等教育日常经费的50％～80。可喜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提出了改进措施：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予以扶持；设立支持地方高等教育专项资金；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
(二)基于公共治理构建统筹框架，增强省级高等教育统筹能力与效果
就高等教育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构成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高等学校～中央政府型、高等学校一地方政府型、高等学校～地方政府一中央政府型。我国高等教育省级统筹是高等教育分级管理的产物或者途径，但是，高等教育省级统筹不能仅仅置于分级管理的视野下，必须进一步拓展视野。既考虑政府纵向关系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也考虑高等教育省级统筹横向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以及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管理职能与管理模式的优化。省级统筹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之间既存在着一致性又存在着冲突，政府职能的转变应该放在地方治理的广阔背景下去思考；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决不仅是地方政府自身的事情，它取决于政府问的横向和纵向关系，取决于地方政府与其他横向和纵向的政府问关系，取决于地方政府与私人部门、志愿部门和市民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省级统筹应当由分权思维模式转向公共治理模式，从公共部门转到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志愿(第三)部门共同参与；从静态的制度转向动态的过程；从“划桨”、直接提供服务转到“掌舵”和让其他部门或个人来提供服务；从等级和权威关系转向合作和伙伴关系。
(三)推进高等教育地方化，提升高等教育省级统筹的综合能力
相对于省际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均衡而言，省级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不均衡更为严重[5]。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国家高等教育的整体结构布局，而且带来了高等教育功能的变革。地方高等教育已经由省域统筹功能向属地化表现功能转换，由发挥中央部委所属高等院校的补充功能向履行自身主体功能转换。中央政府应当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地方化战略，在政策法规、财政扶持、质量保障等方面为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向地方高等教育提供各种形式的财政补助，为地方高等教育发展开辟更广阔的财政来源。省部共建地方高校就是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合理调整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战略布局、实现优质资源合理配置和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而进行的一项主要针对中西部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和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旨在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创新和实践。教育部要进一步加强省部共建地方高校工作的力度，以此促进高等教育结构布局的完善，引领区域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支持区域创新体系的建立，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新晨
(四)瞄准高等教育质量与公平，加强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调控
高等教育省级统筹调动了省级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推动了各地区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但受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省级统筹带来了高等教育省际发展不均衡的问题。高等教育省级统筹必然伴随着并允许省级统筹差异性的存在。当前这种差异性从高等教育机会不公平扩展到高等教育质量不公平和结果不公平；而且从省级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撑能力来看，这种差异将逐步扩大，乃至于可能影响到高等教育省级统筹政策的有效执行。而这些方面通常又并非仅靠省级统筹就能有效解决的，还必须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与省级政府统筹决策相互协调，在逐步扩大和有效行使省级政府高等教育发展统筹决策权和创设权的同时，提升中央政府的效能权威，推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质量公平的省际均衡化，确保基本的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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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西方体育中国传统体育传播原因
在西方竞技体育风靡华夏、“笑傲江湖”的当下，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现实：西方竞技体育独自狂欢的比照下，本有着先天本土优势和民族情结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祖国日渐强大的今天反成了被子孙所遗忘的角落。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得西方体育能够如此神速地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对近代以降西方体育在中国迅速传播的原因进行透析，剖析它的合理的一面及其可借鉴的内在规律性，将对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弘扬与创新有着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1.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困境为“他者”潜入提供了机会
1.1中国传统文化中扭曲的体育观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的推行，士风大变，形成“去武行文，废力尚德”、“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及“彬彬多文学之士”为荣的社会风气。“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儒家思想在教育领域里的一个集中反映就是宣传儒经与仕途相结合，读书做官，天经地义。世人对于习武等人大都是一种鄙夷的态度，而读书奔仕途才是“正道”。这种价值取向必然导致重文轻武、重智轻体的倾向。所以，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体育在近代社会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综观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历程，在“重文轻武，重竞智轻竞技”思想根深蒂固的我国，体育虽作为一种文化，但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在我国历史上难入主流、难登大雅之堂，基本上是走着一条扭曲的发展之路。中国体育无法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得到传播和发展。
1.2中国传统体育的“精英”状况
在中国，竞技性、娱乐性较强的传统体育精华大部分并非为市井大众所共享。皇室贵族喜欢马球、蹴鞠，僧侣道人习武强身，蒙古民族酷爱摔跤。诸如此类的传统体育仅仅被圈围在特定的环境和地域里，并没有在整个中国普遍开展起来。从这几类体育的发展环境我们不难看出，宫廷内部戒备森严，寺庙道观大隐于市，少数民族远离于人群聚集区。因此，这些传统的体育项目很难被大众所熟知。从各自的特性来看，贵族内部的体育项目受到阶级矛盾的影响，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很难享有对等地位；寺庙内部体育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现象，然而从动辄“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这些经典影视台词就可见其传播的门槛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再者，这些项目对身体素质、体力等要求也很高，一般人很难进入寺院等地方学习；传统的少数民族体育虽然在当地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由于经济、文化、生活习惯等的差异也很难被汉族等其他民族所了解和接受。诚然，中国的传统体育虽早已不是“初长成”的豆蔻年华阶段，却依然摆脱不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命运。
1.3中国传统体育未受学校青睐
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作为主要教育形式的学校教育，承担着传播本土体育的重要任务。近现代中国的学校体育有了明显的改观与发展，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学校教育的改革深受西方体育的影响，使我们的学校体育教育越来越多的是在传播西方的体育，教学的内容和模式也越来越西化，而中国的传统体育逐步退居次要地位。中国早期的学校体育带有浓厚的中西混合色彩，但民族传统主义思想浓厚，军国民主义思想下传统体育项目依然是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五四”运动以后，学校体育教育全面改革。民国时期，政府加强对学校体育的管理，将“体操课”正式改名为“体育课”，这一时期的学校体育其目标、内容、形式等深受美国“自然体育思想”的影响，西方体育全面融入中国学校体育教育，“军国民体育思想”衰落。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学校体育也经历了曲折与艰辛的改革过程。此时的学校体育教育主要采用苏联的模式，结合我国的国情，制定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1］而后的很长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传统体育虽然得到了各类学校一定的重视，但整体上一直未逃脱被边缘化的地位。
2.西方体育“关怀”下近现代中国体育之实践
2.1早期西方体育东渐――在我国被“关照”
2.1.1列强侵略下中国军队体育的“屈服”。
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掀起入侵中国的狂潮。在列强洋枪洋炮的威慑下，习惯了以传统兵器刀、弓、箭、矛等为作战武器，以传统武艺抗击敌人的清军节节败退。面对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操练技术，清政府被迫改变传统的军事训练和作战模式。1895年，袁世凯奉命编练新陆军，放弃旧式兵器，改用洋枪洋炮。1901年，清政府下令裁掉原有旧军、编练新军，操练新式军事技术，传统的武器及武艺被迫离开军中主流。
19世纪中叶以后，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除了进行一般的宗教活动外，还建立了一些教育、医疗等单位，包括教会学校。到20世纪初，中国已经出现了从小学到中学直至教会大学的完整教会学校系统。教会学校传播西方的先进文化，而体育文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教会学校在中国对于西方体育的传播非常的系统化，更加体现出“言传身教”的优势。首先，教会学校把西方近代体育纳入课程设置中。同时，教会学校在课外组织各种西式体育活动。教会学校在课外组织的各类体育活动比普通的体育课程设置更加灵活多样，也更为丰富多彩。课外的体育活动和比赛更为西方体育的传播开辟了新的舞台。
2.1.3基督教青年会对中国体育的贡献。
中国近代出现的基督教青年会本质上是西方一个比较特殊的宗教组织，其在华活动的目的是传播其宗教教义，扩大其宗教影响。但是，青年会在中国宣传和传播近代体育，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体育运动的引进和迅速发展，尤其是对田径、球类等近代体育项目在中国的开展和普及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体育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基督教青年会对竞技运动的传播、体育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基督教青年会在竞技赛事的组织工作上同样做出了杰出贡献。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以前，中国国内大多数重要的赛事，包括全国运动会、远东运动会的组织工作和训练工作，主要是由基督教青年会负责实施的。
2.2我国对西方体育及其思想的主动吸收和实践
2.3.1“吃螃蟹第一人”：洋务派对西方体育的认同与倡导。
19世纪60至90年代，在民族危机面前，清政府内部一些有实力的官僚在“西学东渐”影响下，发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强兵、强种、强国”的体育观念开始被国人接受。洋务派重视军队的操练，最先引进的是英国兵操，主要内容是队列操练与跑步、跳跃、行军等步兵战术动作。1894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大量聘请德国军官来华，以德式兵操来训练新军。洋务派的新军操练，使欧洲军队普遍实施的近代兵操和部分近代体操项目得以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形成与初期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19世纪后叶，洋务派官员支持翻译引进了众多西方体育书籍，向中国介绍了欧美体育的情况。
2.3.2政治精英呼吁：维新派对西方体育思想鼓与吹。
虽然维新变法在中国持续的时间很短暂，但维新派的思想主张在社会发展上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根据西方近代教育和体育思想，首次提出了“德教、体教、智教”的全面教育主张。将“三育”并重的思想引入中国，从教育思想的角度和理论的高度确定了体育的地位与价值。这对于中国体育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也规划出了我国体育教育发展的脉络，至今仍有深刻的影响。
维新派的另一位领袖梁启超提出要从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民”角度认识体育的价值。其在名著《新民说》一书中，提出教育的任务是要培养出一代具有“民德、民智、民体”的“新民”。另外，他赞赏西洋学校“注重德育、体育”的传统，呼吁“锻炼强民之体魄”。维新派所主张的尚武强国论为后来军国民主义思想及其体育实践在中国的盛行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体育是“强国”“强种”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这一观点逐渐为教育界和知识界所普遍接受。
2.3.3“土洋之争”――间接里为人作嫁衣裳。
中华民国成立之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就积极倡导西方体育。民国时期成为西方竞技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重要的碰撞与交融的时期。“土洋体育”之争成为这一时期体育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的论争的结果是加速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国人对于西方体育的了解，培养了国人对待西方体育的开放心态，也促成了“土洋体育”在一定意义上的融合。［2］具体事宜上，国民政府在教育部下设“教育部体育委员会”，主管全国体育运动、竞赛、学术研究。并仿照西方模式，制定并颁布《国民体育法》，加强对体育的管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中国传统武术等体育项目。然而，在经历“土洋体育”之争后，田径、体操、球类等西方竞技运动完全成为中国现代体育的主体，中国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则降到次要地位，很多在无形中被边缘化。
2.3.4“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外交策略使然。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参与国际体育比赛和体育组织，对于维护和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有着特殊的意义。［1］因此，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尽可能地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交流。1950年，苏联男子篮球队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来访的体育代表团。继而匈牙利足球队、印尼网球队、苏联体操队相继访华，并先后派出国家青年足球、游泳、举重队赴国外学习。在对外交往中，著名的“乒乓外交”就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与外界交往的经典范例。同时，在举国体制下，中国积极参加各类国际比赛，在奥运会赛场上逐步崭露头角，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使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起来。
2.3.5“西学为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有偏好。
由于学校教育的缺失，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学校教育一直走着“西学为用”的道路。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学习苏联、欧美、东德、日本等国的学校体育，可谓博采众家。同时吸取西方学校体育的优势，制定《体育教学大纲》、《学校体育工作条例》、《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等等，为我国体育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依据。并多次召开全国性教学模式、方法、手段研讨会，促进教学模式、教法探索与改革，打破了以往以特殊认识过程为主的单一教学模式及三段式教学结构，深化了对学校体育的认识，先后在西方学校体育理论指导下，出现了发现学习、程序学习、创造式教学、快乐式教学等一系列学习法与教学法。而在这一过程中无疑也培养了大量西方体育的爱好者和实践者，为媒介全球化下现代西方体育的快速传播奠定了受众基础。
3.媒体化放大：西方体育“一统天下”
3.1现代媒介技术为西方体育插上了“翅膀”
弗里德利克说：“假如人在宇宙中的一棵树上眺望遍及世界的新闻和信息流动，就会发现它完全类似于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3］换句话说，当今世界已经成了一个由川流不息的信息所连接起来的多重有机体。人类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不借助媒介，体育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尤其是电视的功劳不言而喻。正如萨马兰奇先生所说：“将来的体育运动会简单地归为两类：一类是适合电视的口味，另一类则不适合。体育项目只有在属于第一类的情况下才有机会发展，否则要么衰落，要么踏步不前。”［4］一次大型比赛，现场观众最多不过几万人而已，可一旦通过电视转播，观众可达数亿人之多，受众会以几何级数增长。由于各种媒介参与，在世界任何角落的大型体育比赛，无论你在天涯还是海角，打开电视便能“身临其境”，一览无余。在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纷繁的传播工具为西方体育插上了翅膀，使体育的传播更迅速、更及时、更直观。正是有了这些新兴电子媒介作为强有力的后盾，才成就了当今西方体育在中国的“豪门盛宴”。
3.2媒介的商业化运作促成了体育和媒介联姻
大众传媒对竞技体育的热衷，这一切源于转播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体育转播在西方国家纯粹是一种商业行为，传媒机构生存的出路就是要播出高质量、具有观赏性的节目，以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有了观众也就有了市场，有了市场很显然就会有商家出钱做广告。观众或读者数量越多，广告就越有价值，媒体所获得的广告费收入就越高。这样的资本循环运作在大众媒体的传播下愈发的完善，呈现出媒介的狂欢与商业的神话。广告收入是媒体的终极利益追逐，媒介和体育的“联姻”则成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大众媒介与体育成为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亲密伙伴。对于大众媒体而言，任何大型的比赛都是演绎狂欢的绝好机会。两者的“联姻”，在造就了体育的影响和规模无限放大的同时，也铺设了众媒体及某些体育组织的“钱程”。［5］因此，以追逐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的西方媒介是不可能错过的，但这显然加速了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成为西方体育迅速传播的催化剂。
4.结语
西方体育能够“统治”中国体育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从近代西方世界叩开中国大门的那一刻西方体育便开始走上“征服”中国之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因受到自身地理环境、价值理念和传播思想等方面的限制，以及西方体育自身竞争性、刺激性、悬念性等特点，使西方体育的全球传播得以实现。同时，一批批中国先进的仁人志士也开始了学习和借鉴西方体育的实践。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尤其在当代大众媒介下，体育与媒介的完美“联姻”更使西方体育迅速传播，媒介的全球化促成了西方体育的全球化，对于西方体育的认同感使其在中国出现了反客为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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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方；主要途径；相同点；不同点
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文化方面的教育，与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传统教育模式的不同也造就了中西方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上的差异，但是也有一些思想和内涵是共通的，只有相互比较、相互促进才能够完善自己的教育方式，取得更加高效的教学成果。
一、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1.课堂教学为主
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都是以课堂教学为主，由老师借助教材内容来向学生传授知识，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也是如此，老师通过课堂讲授向学生教授相关思想政治方面的知识，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思维，建立健全学生的精神面貌。这种课堂教学的模式能够起到较好的传播知识的效果，使学生了解到更多理论知识，但同时也有着课堂较为无聊枯燥、缺乏实际作用等不足之处。
2.家庭和学习环境教育为辅
我国十分注重学生生活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学生从小在家庭教育中就会接受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中也会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同时我国也强调为学生树立榜样，让学生在正确的思想政治氛围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我国高校为了更好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尽力为学生创造和谐、积极的学习环境，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强调学生遵守基本道德约束，在生活和学习中学会帮助他人、服务社会，通过环境的熏陶来巩固课堂教学的成果。这种方式经过不断地传承塑造了我国众多高校的良好校风，培养了更多具有良好素质的高校人才。
二、西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1.注重课堂教学
西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注重课堂教学的重要性，也会在课堂上进行主要的知识讲授，通过课堂教学将一些基本的理论知识教授给学生。但是西方高校由于其传统学习方式的不同，个别高校也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比如，只是通过各种演讲、观影活动来进行教学活动，而没有固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但总的来说，仍然是以课堂教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2.社会实践体验教学
西方高校在课堂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之余，还鼓励学生主动到社会中去体会实际的社会思想状况，学生可以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或者自发的一些活动去体验社会思想，通过了解各种社会时事来了解思想政治的发展变化，并且通过这样的体验来拥有自己的思考，结合自己学到的理论知识加深体会，形成更加全面且具有实际性的思想政治素养。
三、中西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1.相同点
（1）都注重课堂讲解教学的重要性
不管是我国还是西方高校，都是以课程讲解的方式来进行主要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教学，尽管教学内容有所不同，但是都有着许多需要进行讲解和说明的理论知识，要学生更好地理解一些深奥的理论知识，需要老师的讲解说明，以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中西方高校也都注重课堂教学的效果，尽力为学生营造更加生动有趣的课堂教学，以加强教学效果。
（2）都注重学习环境对学生思想的影响
中西方高校都非常注重学习环境对学生思想政治状态的影响，也都有着一些各有特色的校规，通过这种形式为学生建立更加良好的学习氛围，在积极的环境中促进学生的思想政治学习状态的改善，并且通过这种环境的熏陶培养学生发展各种思想政治素质，以便达到教学目的，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但是西方高校由于处于较为开放的社会环境、宗教环境中，学生也很容易接触到一些不好的思想，影响学生建立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
2.不同点
（1）教育对象的主动性不同
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以老师的教学为主，学生在学习中处于相对被动接收的地位，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西方高校比较注重学生主动性的体现，课堂有更多的互动和自主性。但是，西方学生较高的主动性也有着一定的缺陷性，很容易使学生的思想走上错误的道路，影响学生正确政治思想的培养。当然，我国这种学生较为被动的教学方式也存在一定缺陷，课堂较为枯燥，使得课堂教学效果比较差，导致学生的理论知识基础不扎实。
（2）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有所差异
我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为了让学生了解真正的思想政治知识，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心态，通过对学生团体思想政治的教育培养祖国未来社会主要人员的思想政治状态，通过这种形式逐渐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氛围；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更加注重个性，注重公民民主性，但同时这种形式也可以被各种政治教育活动所利用，培养成果很容易被破坏。中西方国家由于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的不同，注定在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的目的上有着诸多区别，这与各自的文化背景的不同有着重要的关系。
四、从中西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比较中得到的启示
中西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不同的教育途径和教育目的，但是也有着各种联系与共同点，进行比较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辩哪种方式更好，因为方式的区别是由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所带来的，进行比较的目的是为了取长补短，通过彼此比较反思来完善自己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中存在的不足。通过这种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中西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都各有自己的缺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缺失一些灵活性和学生的主观性，课堂教学较为枯燥，难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西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则过于开放，学生在思想政治不成熟的情况下就会接触过多的不同思想，尽管有利于学生自主性的体现，却也不利于社会整体思想政治氛围的构建，甚至可能破坏社会的和谐安定，这种教育途径也容易被一些思想政治宣传所利用，造成严重的社会现象。除此之外，中西方高校也还有着一些细节上的缺陷，都需要在彼此的比较中借鉴先进的经验，总结教训。
中西方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方面，由于社会制度与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共通的地方，双方通过这种比较都应该更加了解自己的不足之处，取长补短，逐渐形成更加形成自己文化习俗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才能共同取得更加高效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中西教育，体制，特点，差异
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知识就是第一生产力，社会各界对知识经济的发展高度重视，对高素质、高学历的人才需求急速提高，有人说未来的竞争将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是和国家的教育体制、学校的教育方式、教学质量密不可分的。
对比中西方教育体制，客观上看各有所长，在实践中我们应该扬长避短，在大力弘扬东方教育思想精髓的同时，对西方教育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从学校对教师的管理来看，在中国大学老师吃的是铁饭碗”，竞争机制不强，没有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了被动授课。在西方，聘任教授是可以被校方辞退的，受聘者需要和校方签订应聘合同并接受校方考核，如果不合格就会被校方辞退。教师退休后也有被学校重新招聘的，这些老师不拿工资，他们只拿讲课费，西方对教师的管理制度相比我国更能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从另一方面加强了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同时也对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设置授课内容的侧重点来看，西方教育注重的是对学生创造性及应用性的能力培养上，例如在结束一门课程时，学生如果没有对该门课程提出自己的创新思想中西教育，那么最多只能拿基础学分。教师布置作业也只是给出大的方向，至于如何解决，则由学生自己通过思考、实践来完成。而我国在授课内容设置上往往是填鸭式的教育，学生死记硬背，思维模式相比而言固定僵化，教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很少有学习过程中主动思考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授课模式的优点在于，学生对基础性的内容掌握比较牢靠，但缺乏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我国社会目前创新能力不强的源头之一，应引起高度重视。
从考试内容的设置来看，对于同样一个知识点的考试，中西方考试内容的设置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历史课成吉思汗历史知识的考试，我国的考试内容常常是成吉思汗生于××××年，死于××××年，学生掌握的是成吉思汗的出生年月，对于非专业研究者而言意义不大。而西方的设置则要灵活很多，本人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则题目：请说说你对成吉思汗的看法论文开题报告。看上去一个很不起眼的题目，有学生是这样作答的：如果没有成吉思汗，就不会有蒙古帝国，没有蒙古帝国，东方先进的文化科技就不会传入欧洲，他让欧洲陈腐的骑士不堪一击，唤醒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使欧洲开始了空前的技术、贸易、军事和思想革命。”同样的考点，学生的作答却体现了各自教育的特点。
从中西方大学生的培养方式上看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首先，在西方，学生在进入大学的时候没并有区分专业，所学课程都是公共课，然后各个专业便会派出其最好的老师讲自己专业的经典课，以供学生选择。而在我国，大学生在进校的时候无论自己是否喜欢，就已经选择了自己的专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西方的学生较多的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喜好选择或者变更专业，即使基础不如中国学生，但是由于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也会在专研过程中主动弥补。而中国学生似乎基础打得较为牢靠，但是对所学专业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这也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如西方学生原因之一。其次，西方大学生需要将学习和工作相结合，学生可以半工半读，工作一个学期后要交技术报告，而如果应聘不到工作就算没完成任务，这样加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上述两点决定了西方学生与中国学生相比在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上更强。第三，西方大学采取的宽进严出的教育模式，即进大学容易，但是如果在校期间不能达到学校教学要求，要拿到毕业证书是很难的，反观我国目前是严进宽出的教育模式，每年高考万人争过独木桥”目的就是要进一所好的大学，而一旦进入了大学学习中西教育，部分学生常常是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不思进取，学校也没有采取更为严格的考核标准，总之只要能进来，出去就容易，不光大学，就连硕士也一样，博士现在也已经批量生产。
从上述中西方教育制度对比情况来看，我们中国的大学教育就目前来说还存在着很多的弊端，特别是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像一个磨具”造出来的，缺乏自己的思想，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有待提高，体现在进入社会以后，整个社会的创新性、实践性、科学逻辑性不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比尔盖茨在中国也许不是一个好的学生，因为他中途辍学，在中国叫不务正业”，也许他的成功正是由于选择了自己所热爱的研究领域，学校培养了他如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让他在自己所热爱的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是因为在西方这样的教育土壤的培育下，成就了比尔盖茨的成功，这也是在教育体制上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应该取长补短，使我们中国的教育理念、教育观念、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能跟上时展的要求，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从而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毕业生，更快、更好的推动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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