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对现代国家必须建构“政治民族”的认识,是导致当前民族关系出现复杂局面的主要历史原因
在大批学者都纠结于民族问题是否应该“去政治化”的论争时,少有人意识到,问题的要害其实并不在此,而在于我们不懂得“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的关系,缺乏现代国家如何建构“政治民族”、如何妥善引导“文化民族”向“政治民族”过渡的战略思维,才使得马戎教授全方位质疑的种种问题在当前复杂国际环境下的社会现实中凸显出来。什么是民族?东西方话语大不一样。眼下中国和西方学术界虽有“文化民族”、“政治民族”、“法律民族”等等诸多提法,但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尚未能达到一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民族理论界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是斯大林所谓“四要素”的定义,即民族是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但是斯大林又强调,“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2](P.33)斯大林讲的是欧洲近代产生出来的国家层面的那个“民族”,这一句话把习惯于中华传统思维、对现代国家在国家层面的民族话语似懂非懂的中国学界搞懵了,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展了一场“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所讨论的就是“什么是民族”的问题。讨论的结果,虽然多数人以“斯大林同志所论”为依据,但范文澜等学者坚持民族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已经形成。这个问题最后未能形成共识,但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要素”定义,一直被学界看作是对“民族”最权威的阐释。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个人倾向于将“民族”划分为“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两种类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这样一段叙述:“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已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3](P.160)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指出:“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4](P.515)以此为佐证,恩格斯所言的那个“文化民族”,显然同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那个“民族”不是一回事。“文化民族”用以维系自身成为一个较为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或曰民族“认同”)的诸要素,比如2005年我国关于“民族”的新说法的6+1要素,其基本特点体现为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性,没有特定的政治指向,此种认同具有比较鲜明的“文化认同”特征。而斯大林所说的那个“民族”是具有特定的政治指向的,更强调“政治认同”。这种认同,首先是对国家的认同,即对国家的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的认同。此种认同是国民的第一意识,在此基础上人们相互认同,而对多元文化的各自认同继续存在,但后面这种文化的认同与前者相比居于次要的地位。要弄清斯大林所说的那个“民族”,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欧洲的历史。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指出:“罗马的世界霸权的刨子,刨削地中海盆地的所有地区已经有数百年之久。凡在希腊语没有进行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语言都不得不让位于被败坏的拉丁语;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高卢人、伊比里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再存在,他们都变成了罗马人。罗马的行政和罗马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这样也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残余。新赐予的罗马公民权并未提供任何补偿:它并不表现任何民族性,它只是民族性缺乏的表现。”[3](P.415)当高卢人、伊比利亚人等众多民族被罗马帝国“刨削”成罗马人后,原有的民族文化处于一种被湮没的状态,直到以后整个中世纪的欧洲也基本如此。历史的进程终于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上了日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互相推动,斗争锋芒直指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思想支柱———基督宗教。资产阶级竭力启发并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并将这种意识引向自觉,升华为“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是将原本作为帝国统治一部分的某个以文化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转变为一个政治实体———国家,其共同地域固化为新的国家的版图,人们共同体活动的边际(文化边际)确认为国家疆界,并提出国家疆界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启蒙思想为指导构建国家的政治制度;将以文化(被唤醒而复兴的“民族文化”)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转化为与政治实体———国家相适应的“民族”,建立起新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nation-state)。[5]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也就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相继建立的过程。新打造而成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民族”,其文化经过了塑造,加入了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及核心价值相适应的大量内容,且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发挥着主导作用。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就是以“自由”、“平等”、“人权”为口号动员民众结成一个整体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在面对外国武力干预时,又以维护“法兰西民族”的独立为号召,激发全体民众同仇敌忾的精神,去保卫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体现“自由”、“平等”、“人权”和议会民主的那一套法律制度,从而也建立起“法兰西民族”的自觉意识,构建起近代的“法兰西民族”。如果追溯作为这个“法兰西民族”前身的“文化民族”,当然具有十分复杂的成分,而此时这种历史的身份和认同几乎完全被“法兰西民族”的身份和认同所取代。这个近代才形成的具有明确政治指向和政治认同的新的“民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由资产阶级国家建构的,而她同时也参与了这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个“民族”相互认同的基础不是各自传统的民族文化,而是具有特定政治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的国家。这才是斯大林所说的民族,这个民族应该叫做“政治民族”。“政治民族”是在对国家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人们相互间的“民族认同”。此种认同已超越“文化民族”以传统文化作为主要认同意识而成为第一认同意识,因此,“政治民族”与国家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具有较为紧密的契合关系,这是现代民族的特征。民族主义在欧洲应运而生之时,其原本的教义是“一族一国”理论,即由一个“文化民族”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但事实上,“一族一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办不到的,即便在“一族一国”理论的民族理论与政策3原生地欧洲也办不到,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由多个“文化民族”组成。于是,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有一个民族整合的问题———把原本并非一个民族的多个人们群体(文化民族)整合成一个“民族”(政治民族)。因此,与现代国家相适应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一个从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民族”向与国家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契合的“政治民族”过渡的整合过程,即便是那些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也是如此,即以文化认同为第一意识转变为以政治认同为第一意识。为数众多的“文化民族”在保留若干“存异”的文化特色的同时,都要经历在国家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方面“求同”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族民”认同意识渐趋弱化,而以国家认同和以国家认同为基础的相互认同的“公民”意识逐渐强化并成为第一意识,于是若干“文化民族”整合为一个现代“政治民族”,或者也可称为“国族”。这个整合过程和整合工作不可或缺,这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大局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国之大事”,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尤为如此。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一文中,提出了“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的概念,认为“现代民族”分“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两类。斯大林的这一论述很有道理。“现代民族”这种“政治民族”虽然是伴随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率先形成,但并非由资产阶级民族所独占。作为“政治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的属性,是与启蒙思想及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体制与制度相契合而决定,那么同样可以建构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国家体制与制度相契合的社会主义民族性质的“政治民族”。然而,东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差异。当西方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相继完成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建构并进行殖民扩张时,中华帝国的统治集团和知识精英们还沉缅于“天子”领有“天下”的梦幻之中,根本不知“民族国家”为何物。当西方民族主义思想随坚船利炮进入中国后,一些得风气之先的知识精英才开始接过民族主义并试图按西方民族国家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建构民族国家同时也要建构政治民族———把中华大地上众多的文化民族整合为“国族”,于是才有“中华民族”说法的大力传播和流行。但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尴尬是:要在一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根本未曾到来的社会条件下去整合、建构与资本主义体制和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民族”,这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承认多民族(文化民族)的客观存在,以建立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为奋斗目标,而非走国民党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道路,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坚持民族平等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但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大、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总体上十分贫困落后、根本就没有出现过所谓“资本主义上升的历史时期”的国家,与民族国家产生地欧洲诸国完全是两回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不承认不同文化民族的身份、不实行一系列由身份决定的保护政策,要消除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进而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因而,建立多民族国家,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中国国情决定的。但是现代国家必须整合建构“国族”。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认识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建构“国族”的必要性?经过我的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党把“中华民族”作为“国族”来认识,但在对于“国族”需要作出种种努力并通过正确的途径和措施来建构的问题上,缺乏明晰的认识,更何论建立战略思维、确定战略目标和实施战略规划了。新中国成立以前,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使用了“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外,此后未见党内有人对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对于什么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应该如何建构等问题不甚了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基本倾向是:承认各个“文化民族”的客观存在,对于各个“文化民族”“存异”的种种措施十分具体而实在,如实行民族识别、对民族身份在社会生活中的强调、制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种种民族优惠政策等等。然而促使各个“文化民族”向“政治民族”过渡的“求同”措施,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种正确的方式和途径。对新中国的体制、制度和核心价值的认同工作,我们努力地去做了(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经济制度改革和政治运动),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当然也有不少的教训。但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向“政治民族”过渡、使各民族“族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化的“求同”措施,要么虚化,如“中华民族”只是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至于如何建构却没有思路和具体措施;要么就搞“左”的一套,如“大跃进”时在民族地区普遍开展对所谓“特殊论”的批判,搞“一刀切”,甚至有的地方人为地刮“民族融合”风等等。这种“左”的“求同”措施被纠正后,“求同”问题又回到被虚化的轨道上。长期以来的一实一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诸如马戎教授所指出的那些问题终于凸显出来了。我认为,造成这种失误除社会历史原因外,还具有深刻的理论原因:1.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看重的是阶级而非民族,倡导的是以阶级为本位的国际主义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
论文摘要: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是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彝族毕摩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及民族文化学的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目前，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的学科建设，以推进彝族文化学学科的整体进程。相形之下，彝族文化学的微观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影响尤大，而彝族文化学宏观方面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则稍显不足。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关系到整个学科的走向和进程，关系到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地位。钟敬文先生在论述民俗学学科建设时，曾指出:“民俗学的所谓‘学’的含义，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这对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应该是彝族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学
谈到彝族文化学，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学学科的定义问题。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学呢?彝族文化学的定义包含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两个方面的内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呢?彝族文化学作为狭义的民族学学科，民族学的学科范围界定，对彝族文化学不无启示。一般来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在早期占主要地位，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民族。在1950年代以来学术发展延续性的影响下，人们将民族学定义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体点，民族学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历史科学。”[4]第二种观点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识。“民族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民族学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化，而不仅仅是民族，民族不过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而非民族。”[7]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说，彝族文化学的研究顾名思义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学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宏观上来说，二者同为一体，就如物质与精神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统一。先有民族实体———彝族，再产生精神状态———彝族文化。正因为有这个民族实体的存在、发展，才有了相应的彝族文化。这里有个产生的时间逻辑关系。但二者从辩证的关系来看，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产生，尤其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标志和内在动力。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现在把彝族文化学定义为:彝族文化学是一门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以揭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为三个概念层次:一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彝族及其文化;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终指向———提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三是学科类别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个概念层次已在前边作了阐述。第二个概念层次与第三个概念层次有着内在联系，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学科的性质。彝族文化学从科学分类上，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的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社会之有序、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管理手段的科学。”“人文科学，则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体系与心灵情感为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理解把握存在意义、生命本质、生活目的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价值理性、知识、思想、理论的科学。”[8]二者同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只是研究的角度、层次、领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学着重于人的本质属性，如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社会科学则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系统，如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突出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彝族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
二、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主要包括学科的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三个方面。
1、科学性
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属于科学的范畴，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学研究是一个对彝族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彝族及其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是与彝族及其文化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一方面，彝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维逻辑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彝族作为民族主体对自己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彝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种文化事象上表现出来自己的民族意识、性格、风格，如毕摩经、彝族服饰、民居、歌舞、民间文学等等。因其文化的独特个性，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从而引起国外研究主体的关注、参与、深入研究、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本质的客观认识过程，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过程决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着彝族文化学的学科价值。
其二，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前述彝族文化学之“学”，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一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有发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的科学性主要包含两个发展过程，一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二是从理性认识在客观现实中检验丰富、完善的理论发展过程。相对说来当前的彝族文化学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层面上，热衷于对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罗列、阐述，虽然一些濒危的文化事象，如毕摩经的抢救、搜集，传统文化生态传承保护是必要的，但庸无讳言，彝族文化学的这种微观研究过热，宏观研究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势必影响彝族文化学的整体进程。这种过份注重微观，单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学的独立品性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虽然现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热闹，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当作其他门类学科输送、提供材料的资讯库。一门学科的第一阶段是明确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对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挖掘整体文化的深层内涵，探索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自身的理论构建，在多学科的交汇与融合中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其学科的理论性构建仍任重道远，但这是不可忽视的。
其三，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实践性的社会活动。科学性表现在客观性、创造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个认识利用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创造性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对性的一面，理论来自实践。理论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活动，其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尤显重要。同样，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彝族文化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彝族文化学要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适应、促进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其理论方法的创新是关键。如何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来的过程是认识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去的过程则是理论检查、丰富、发展的过程。彝族文化学现在面临着两个历史性机遇，一是国内现代化和国际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术环境、氛围大为改善的学术背景。如何在这两个历史性机遇中，以创新的姿态面对彝族文化学新形势，更新学术理念，调整学术方式，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学理论体系，自觉地建立彝族人文传统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特征的国际彝族文化学，成为彝族文化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彝族文化学作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的研究对象
从内容上看，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渗透着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构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诸要素和它们的各子要素及其历史演化过程本身就属于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诸如彝族的语言、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历史、文学、伦理道德等。
(2)学科的理论构成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源于对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本身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理论构成的过程，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渗透着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毕摩经中的《吾查买查》翻译成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文本，其过程由于不同民族语言本身的差异性，作品的原生态性会出现脱落、异化的情况。这是研究对象决定的客观差异性。没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为主的以主体自居，视研究对象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验理论来分解、包装、组合、炮制，这样的学术理论构成必然是空间失败的。只有承认民族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主———客”关系，虚怀以待，还原客体同样的主体身份，变成“主———主”关系，相互倾听、交流、对话，达到文化的沟通、理解，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这样的理论构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过学习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以平等、虚心的姿态切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理论构成也最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渗透;另一方面，这种渗透又通过其研究文本或理论构成表现出来，又因为研究者自身拥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精神产生碰撞、融合的良性运动，其理论构成更具有文化参考价值。
(3)学科的表达形式
彝族文化学具有的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其表述的文体形式上。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吸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纳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原本属于异民族、异文化的理论、方法，要吸纳、融合到本民族的学科理论中，必须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审美标准、历史状况，尤其是表述文体，这样才能使外来理论有机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成为具有彝族文化学特色学科理论。彝族文化学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实现科学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从而得到发展、宏大。
3、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的复合性是历史发展情况和学科发展要求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受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影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性特点。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要求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研究主体的参与，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体的复合性特点。
(1)研究对象的复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文化层面互化和整合的结果。彝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经历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接触交往过的民族有早期的华夏族，后期的汉族，还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独龙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过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华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农耕文化圈、建国前保留着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等多层次社会形态。这种由历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复合性的特点。从彝族的毕教来看，有着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传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汉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道教的“五行说”、“三界六道”说等等外来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门也融合了彝、汉、白族等建筑艺术的文化因子。
(2)研究主体的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最早兴起于国内，逐步向国际型学科发展。彝族文化学的产生、发展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者、专家共同合力的结果。如早期的杜达尔·特拉格来、安邮德、拉波特、儒贝尔、托雷尔、奥尔良、沙尔雅、享利·科尔迪埃、侏禄维亚等;中期的杨成志、丁文江、高华年、马学良、马长寿、余学良、傅懋勣、林耀华、方国瑜、罗国义、刘尧汉、施学生、果吉宁哈、冯元慰等;后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一批彝族及汉族中青年学者。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研究主体群一方面给彝族文化学注入了新鲜的文化因子;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理念、理论方法使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别开生面，为学科建设提供了极大参考价值，同时推动彝族文化学与国内外学术发展方向、发展潮流进一步融合、接轨，彝族文化学进一步实现了学科国际化的目标，把彝族文化学纳入国内、国际的学科建设平台上，使彝族文化学的发展空间趋于广大。
关键词：英语教学；跨文化交际；大学生；民族文化
跨文化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学生交际能力，是广大学者的重点研究课程，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对我国当前的教学现状分析可以看出，跨文化英语教学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度不够，缺乏中国文化输入，大学生无法通过外语表达我国传统特色文化，导致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障碍。因此研究跨文化英语教学对提高大学生民族文化自豪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利于中国特色民族文化的传播，更好的指导实践教学，为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意见。
1高校大学生民族文化缺失的现状
同其他学科存在明显的不同，跨文化英语教学因其特殊性，要求学生在掌握外语沟通能力和扎实英语基础的同时，更要通过外语语言这种交流手段，使母语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根据高校英语教学大纲的规定，传承和发扬我国的民族文化是一项关键的内容，而传统的教学模式根本达不到培养大学生文化素质的目标，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过分的强调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从而导致我国本土民族文化逐渐缺失。
作为传播中国特色文化，培养高文化素质人才的主要场所，各大高校肩负着重要的职责。但在外语教学时，受传统教学理念和模式的影响，教学方向主要为西方文化、道德观、价值取向及审美等知识，本土民族文化输入程度远远不够，影响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致使多数大学生无法通过外语实现中国特色民族文化的表述[1]。除此之外，由于高校没有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跨文化交流氛围，学生不能进行实践应用，影响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锻炼和提升。而从教学内容和资源方面来看，高校教学资源不足，学生即使想在英语教学中获取同我国本土民族文化相关的知识，也无法提供相应的书籍和材料，知识获取途径较少，教学资源配置程度低，拥有民族文化知识的跨文化英语教师较少，大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薄弱。
2跨文化英语教学对提高大学生民族文化自豪感的影响
2.1培养大学生的文化传承能力，利于民族本土文化的积累
跨文化英语教学要求必须要对本民族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分析我国特色文化同西方文化的差异和相似点，并深化中西方文化的研究。跨文化英语教学处在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环境下，强调的是差异和相似并存的理念，在追求文化一体化的同时，保留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上的特性，使得文化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2]。在这种交流环境中，高校大学生的跨文化外语应采取平等的模式进行教学，在交流时为了延伸对话，要进行有效的倾听引导，在平等的条件下，增强自身的文化意识，寻求一种文化共存的基点。而摒弃自身民族文化而进行的跨文化交流根本不存在文化认同感，也达不到文化层面上的双向互动。
高校开展跨文化英语教学时，应丰富和充实教学内容，让学生充分的吸收本民族文化的内涵，并将其同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分析，循序渐进的提升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借助优秀的民族文化，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加强学生对民族文化和情感的归属感[3]。在学习过程中使得民族本土文化得到积累，激发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构建平等的中国民族文化输入和文化输出交流格局。
2.2增强大学生的文化意识，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
要想实现跨文化交流，关键就是必须要对自身有充分的了解，能够透彻的掌握民族文化，拥有强烈的本文化认同感，目前高校跨文化英语教学中存在的民族文化缺失问题，正体现了本民族文化意识形成的重要性。通过实施高质量的跨文化英语教学，转变教学模式和手段，可以有效的加深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意识到中国特色民族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明确英语教学同民族文化传播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跨文化英语教学使学生在拥有民族文化意识的基础上，合理的确定自身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位置，树立良好的跨文化交流形象，站在整体的角度，客观的看待中国特色民族文化的历史纵向深度。
在跨文化英语教学中，可以将有关本民族文化的知识合理的渗透到教学内容中，弥补学生对民族文化认识的缺失，帮助学生产生民族文化认同感。通过创设跨文化英语教学第二课堂的形式，重点讲述民族文化的缘由、发展、意义和作用，让大学生意识到自身承担的重任，实现文化、英语语言教学的整合[4]。在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时，加大本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力度，提升大学生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
2.3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迎合本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
大学生在拥有中国民族文化意识、情感后，跨文化英语教学就需要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将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通过不断的交流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大学生形成跨文化意识，高效的整合英语学习、民族文化。还要创设良好的跨文化交流情境，巩固学生的交际能力，为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做贡献[5]。
采取英语语言、中西方文化及本民族文化的不同层次教学架构，跨文化英语教学效果得到明显的提升，有利于学生结合当地的实际发展状况，从课堂学习走入实践应用中，获取真实的民族文化知识，积累跨文化英语学习经验，进而传承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探索出一条同我国民族文化相适应的跨文化发展道路。
3结语
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是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但需要以一定的文化背景为基础。跨文化英语教学不仅需要培养学生的语言沟通和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深化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还要提高对中国特色民族文化的传播，是当前英语教学的重中之重，受到教育界学者的广泛重视。面对跨文化英语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本民族文化缺失的问题，高校在进行英语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将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的形成摆在重要的位置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跨文化英语教学的作用，培养大学生的文化传承能力，强化民族本土文化的积累，增强大学生的文化意识及创设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迎合本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最终达到提高大学生民族自豪感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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