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传媒》创办之初,已有较多的省级新闻传播学的期刊,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现在能够跻身于我国新闻传播期刊之林,且地位比较稳固,颇为不易。借这次调整栏目之际,我谈谈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建设问题。
国人知晓有新闻纸,可以上溯到1833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文期刊《杂文篇》第2期发表的101字小文章《外国书论》和1834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第3期上发表的332字的小文章《新闻纸略论》。
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知道了新闻纸,为了向光绪皇帝游说新政,写了不少文章,其中著名的是梁启超于1896年发表在上海《时务报》创刊号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章伊始是这样一段话:“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同则陋,……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那时西方主要国家的大众传媒,已经从党报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报纸根本没有梁氏所说的“通上下”的作用,它的主要职能是满足公众对新闻的需求。各国政府均有有效的信息传达和反馈渠道,从未听说过他们了解民情主要依赖报纸。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传媒到了中国,一开始就被一帮中国的知识分子将其功能中国化了,要求报纸成为政治改革的工具。光绪皇帝也正是在这种对报纸的认识基础上,力挺新式报章。
1899年,通过翻译出版日本人松本君平的书《新闻学》,国人知晓有这么一个“学”。然而,此前梁启超关于报纸功能的认识,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不同党派的中国人,形成了中国政治新闻学的传统。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1918年徐宝璜将在美国学听课学来的新闻学,用中国的语言和实例讲述,在《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加以介绍,国人才比较清楚地知道了学术新闻学的模样。随后,多位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的学术新闻学的建设既定了基础,其代表人物首推戈公振;30年代的黄天鹏为整理新闻学已有的积淀做了许多工作。
然而,以救亡为主旋律的社会革命很需要传媒为其服务,于是,学术新闻学在中国没有获得较为适宜的成长环境,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在革命战争结束之后很长的和平时期,仍旧统治了中国几十年。于是,中国的新闻学长期停留在“××性”的一堆词汇里转不出来。“新闻无学”油然而生,这怪不得谁,是历史情境造成的。
现在,我们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已经30多年了,一些新闻学的文章仍然停留在使用一连串“××性”的水平上,仍然用较多的政治套话填充新闻学的文章。这种情形需要我们检讨,如何回归新闻学的学术本位。2008年要求“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2009年提出“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可是到了具体的宣传部门和媒体,回归新闻学术的思维变化,似乎没有跟上趟。其实,新闻学的历史研究、业务研究现在已经相当学术化了,目前改变不大的是新闻理论。而理论带有指导意义,它的以不变应万变,使得新闻学给外界的印象,很难与其他有着自身系统专业术语和研究体系的学科并驾齐驱。
当我国的新闻学研究被政治化的时候,所谓传播学,只是作为批判用的一些油印翻译材料,知道的仅限于几位研究外国新闻业的老师。直到1978年7月复旦大学出版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一期、发表首篇传播学译文的时候,译者还要加上一段大批判的话:它“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舆论、毒害群众、奴役人民的宣传工具。”同年10月日本传播学者内川方美教授访问中国的时候,我方安排的翻译无法译出关于传播学的话语,因为翻译们没有这方面的词汇接触。
现在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情形大不相同了,它成为新闻学界的热门研究对象。其实,传播学不过为新闻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认识新闻传播的学术背景,它研究的是人类传播现象,视角与新闻学的差别还是颇大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总是被讨论,而且永远没有结论,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不成立的伪命题。新闻学界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学系,仅仅在于研究的都是信息的传播,除此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传播学为新闻学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方法论和认识问题的深度视角。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几乎无所不包,与人文-社科的不同领域都有关联,新闻实践涉及的是整个社会,同样需要人文-社科不同领域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两个“学”的联姻对于新闻学来说是有益处的。
可喜的是,现在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正在全面回归学术,仅剩下新闻理论领域还有些僵化,需要再努一把力。为此,各新闻传播学刊物,有责任推动新闻学研究回归学术,拒绝套话空话文章,带头创造出一种良好的认真研究学术的氛围。
新闻传播学的期刊较多,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严格的学术性质的刊物;与新闻实践联系较密切的工作探讨性质的刊物。前者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国际新闻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大学》、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的《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传媒大学的《现代传播》;后者的队伍就庞大了,《今传媒》亦是其中的一员。
如何办好后一类的刊物?关键一点是要把握好学术研究与现实新闻实践中问题的结合,有一批能够对各种现实问题及时做出学术化阐释的作者(不论来自学界还是业界),这一点做好了,刊物可以在学界、业界同时取得良好的声誉,拥有较大的发行量。如果不在这方面下功夫,而把重心放在收取版面费获得收益,也许刊物会有收入,但声誉就毁了。现在拿起一份新闻传播学的刊物,如果目录数页,均是密密麻麻的文章篇目,栏目设计比较随意,但厚度非凡,就不必费心看了,其中像样的文章很少。
关键词：新闻受众；需求；影响；应对策略
新闻传媒与新闻受众是一对相辅相成的社会角色。新媒体时代，受众不再是消极、被动地接收信息，他们对新闻内容的选择和解读具有强烈的主体观念。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他人观点的影响作用是有限的，受众自我意识相对独立，他们会依照个人的兴趣和要求来积极地选择和解读信息。新闻受众作为信息的接收者，数量众多、分散，并且随时在变化。受众在新闻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闻人应该认识并了解新时代受众的心理变化。因为传统的只讲传播不讲效果的传播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我们应该寻求更加科学的方法提高新闻传播的效果。从这一点上说，了解新媒体背景下受众的变化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受众，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早期的研究普遍认为，新闻传播的主体是专业记者、编辑等新闻工作者，他们是传播新闻信息的主导者，引导社会舆论。早期传播理论最有代表的就是“魔弹论”和“靶子论”，其把受众看成中弹即倒的靶子，认为受众在新闻传播中的作用微乎其微。随着受众研究的不断发展，早期的魔弹论逐渐被取代，有限效果论、适度效果论和强大效果论等理论都把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地位放在了一定的高度。这有力地说明了受众对于传播效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新闻要想追求最佳传播效果，就必须确立受众心理，以满足受众需求为基础。
一、新媒体时代新闻受众的变化
（一）受众的参与性和主动性增强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新媒体不断走进人们的视野。新媒体时代，让“人人即媒体”成为可能。在新媒体时代，新闻受众主动参与到新闻的传播中来，新闻受众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一方面，新闻受众逐渐变成了传播新闻内容的主体，他们本身就能获取大量信息。新闻内容的第一手资料，已经不再为新闻工作者专有。微博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不仅为信息传播带来了新的载体，同时加速了“自媒体”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成了新闻者。另一方面，受众的积极主动性不仅表现在其主动参与上，还表现在接收新闻报道后的议论或评价过程中。此外，新闻受众还会主动提出问题，如很多人通过微博传播自己的所见所闻并提出问题，寻求对某事件的印证与还原，了解事件的真相。
（二）受众的选择性和多样性增强
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与外界的交流，我们需要认知和了解外部世界，以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过去，人们只注重接收新闻，没有自己的选择权，新闻报道什么，受众就了解什么。而在新媒体时代，新闻受众不再像过去一样坐着等待，看还是不看的主动权都掌握在受众手里。受众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新闻。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需求，这些转变也为新闻传播的效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新闻传播要根据受众的群体类别进行定位。此外，新闻受众的群体非常多样，不同群体受众的文化水平和层次素养也各不相同，这就必然导致受众心理的多样性。这要求新闻要适应不同群体的心理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增强新闻的传播效果。
二、受众的变化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受众的变化提高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新媒体为广大网民提供了扮演新闻传播者角色的机会，人人都可以新闻，信息传播比以往更为快捷迅速，定位也更精准，掌握新闻第一线索的网民可以通过互联网传播自己的所见所闻；受众地位的改变扩大了信息来源，信息更为丰富、充分、生动。同时，也扩大了新闻的话语权，为各个群体、各个层面都提供了发声的渠道。不仅如此，受众地位的变化还扩大了新闻的视角，观察社会、看待事件的角度更为多元化。但是，必须以辨证的方法看待事物。同样，受众主体地位的提升也带来了诸多弊端，从传播信息数量上看，互联网信息五花八门，难以筛选，不易辨别。过度的网络言论自由使得网民为所欲为，很多网民为博得大家的关注，一些没有真凭实据的风险信息，便捷的传播方式使广大受众都成了新闻的传播者，扩大了传播范围，产生积累叠加，强化了传播的力度，从而放大了谣言的恐慌效应。
三、媒体的应对策略
（一）正确认识受众地位的变化
新闻媒体需要认清自身的地位和受众的地位。一些媒体人员常有妄自尊大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往往会阻碍新闻记者素质的提升与新闻采写质量的提高，从而影响新闻传播的效果。媒体必须意识到，在更加复杂的传播环境中，作为记者要能以自己的辛勤劳作，取得新闻受众的信任。受众参与性和主动性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媒体提高新闻的传播效果，媒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优势了解受众的观点和建议，增强和受众的互动。新媒体为受众提供了参与新闻传播的途径，很多新闻的第一手资料掌握在老百姓的手中，媒体可以通过与掌握事实资料的受众沟通、互动，来提高新闻的时效性和真实性。
（二）重视受众的新闻需求
受众的需求是影响新闻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满足受众需求的新闻有利于达到更好的新闻传播效果。新闻工作者应该善于利用新媒体来提高新闻的吸引力，调动受众参与新闻的积极性。例如，为满足受众求新的心理需求，新闻应该讲究时效性。时效性是新闻的根本要求和重要特征，失去了时效性，新闻就失去了吸引力，受众自然会减少。当今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大大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新闻传递给受众成为媒体之间竞争的关键。为满足受众的求异心理，针对同一新闻应从不同视角去分析报道，让受众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为满足受众的求近心理，新闻应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新闻工作者要能将“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客观朴素地表述出来，由此达到影响受众的思想和感情的目的。如果新闻报道离百姓生活较远，会使受众认为自身与其差距太大，从而失去阅读的信心和动力。总之，只有采用恰当的传播策略，刺激不同受众的心理，才能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这就要求传媒高度重视受众的新闻诉求，采取多种方式和方法调查受众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新闻采写的内容与形式。
（三）提高新闻采编人员的业务能力
作为新闻采编人员，要加强自身对传播学、采访学等各方面技能的学习和培训，培养自身对新闻传播事业的职业热情与责任感。作为新闻工作者自身而言，首先应放下身段，深入基层，获得新闻事件的第一手素材，多方了解信息，综合各方见解，深化对新闻事件的认识，全面报道事件，增强新闻的准确度，力求还原事件真相。新闻内容必须真实全面，新闻的制作必须以真实性为基础，要加强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加强新闻的舆论导向功能，制作出贴近受众心理的新闻。其次，重视策划，强调创意，以精彩、有价值的选题来吸引眼球，留给受众一定的选择空间，增强受众对新闻的亲切感，引发共鸣。要对一些积极乐观、有价值的事件进行报道，注重反映群众广泛关心的问题。新闻报道应贴近群众的生活，注重新闻各方面的细节处理。再次，要关注新闻内容的组织。在日常工作中，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培养自身挖掘信息的能力，多角度解读新闻内容，对新闻内容进行深入挖掘，深化主题，力求达到令读者耳目一新的效果。
（四）坚守社会责任，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人
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沟通政府和群众的桥梁。新闻工作者不仅是党的代言人，宣扬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也是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他们能够贴近群众，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将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时反映给政府部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机会参与新闻传播，对于复杂事件的解读，新闻受众则留给了新闻工作者很大的空间，赋予了相当的期待。新事物层出不穷，内容性质、影响层面复杂多样，这些对于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带来很大挑战。人们在思想认识、道德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独立性、多样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导致不同受众对同一事件的认识复杂多样。新闻工作者作为传播信息的专业人士，具有靠近事件真相、吸收专家意见、视角客观中立等特点，在解读事件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对整个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具有重要作用。新闻工作者只有坚守社会责任才能正确引导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从而增强新闻媒体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新闻传播对社会发展影响重大，是受众了解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走向的重要方式，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承担起新闻人的责任。
参考文献：
［1］邓江虹.从受众心理看新闻报道的改进［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2）：94-96.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Www.LunWenData.Com]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论文摘要：在媒介整合时代下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大致沿袭三条路径：即分别作为专业课程、专业方向和教育理念来加以建设现有的新闻教育体系。但是由于对媒介融合实质存在认知误区，三种路径在现实发展中都存着问题。作为专业课程上唯技术至上的课程取向，在专业方向上对通识课程设置认知模糊，在专业理念上对新闻教育目标缺乏大局意识，都导致现实改革处于瓶颈状态。媒介融合下的新闻教育实质上是传播者和受传者的传播理念融合，是知识性课程与技术性课程的融合，是对专业人才和社会人才培养目标的融合。
1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的冲击
1.1关于媒介融合
媒体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业模式，是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的采编作业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平台传播给受众。在新闻生产流程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与融合使新闻媒体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体化的数字内容生产平台的建构、一个采编团队同时面对多种媒体终端的内容整合，要求新闻组织与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能胜任媒介融合带来的新的任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布赖恩布鲁克斯（briansbrooks）06年6月在人大讲座时，曾介绍说：媒体融合的“核心思想就是，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以及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记者必须跨平台承担不同媒体交给的工作，98%的工作将和今天要做的极大不同。”
1.2媒介融合呼唤新闻教育的改革
过去的十年，媒介融合已成为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在中西方的传媒界实践中也已经相当普遍。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推动下，各类型媒介会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媒体融合的深度发展为传媒业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新闻教育也必须正视这一挑战作出相应变革。媒介整合影响了整个新闻业制作流程，对传统新闻媒体的生存竞争提出了新的问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传播，促使了以前占据独立市场份额的各个媒介开始从独立经营中转向多种媒介的联合运作，尤其是在新闻信息采集上的联运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力、资金和设备的投入，从而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其次在整合传播的过程，技术因素的力量越来越得到突显。新媒体不仅作为一种媒介载体，更是成为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新媒体发展中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
1.3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现状
中国的不少高校正逐步开始顺应媒介融合的时代环境，进行新闻教育的相关改革和调整，既体现在教育观念上，也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等方面。概况来说，现阶段的新闻教育改革呈现出三个层次。
1.3.1把媒介融合做为一种专业课程体系来建设。通过开设具有实验意义的数字传播课程来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如《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等，在课程体系上将新增加的课程作为原有课程的补充。
1.3.2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专业方向来建设。不单独开设具体的数字传播课程，而将新媒体概念渗透于各个专业的课程中，尝试“大传播”意义上的“媒介融合”，并重点借助“网络传播实验室”、“新兴媒体实验室”等教研一体化实验室，让学生在新技术运用过程中掌握相关知识和技巧。
密苏里大学呼应业界的需求，紧跟技术发展潮流，于2005年9月开设了一个新的“媒体融合”的专业，在“交叉”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新闻传播技能的全面训练，以培养适应媒体融合的新型新闻人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出的“融合新闻学”（convergencejournalism）专业，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引领者。
在中国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介融合的专业建设也悄然起步。2007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获批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方向)，并于2007年秋季开始招生，这是国内高校首次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成立了我国高校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2008年4月3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媒介融合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互为姊妹学院，共同举办“新媒体发展与媒介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推进双方的师生互访，互相承认学分。
1.3.3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加以应用。即整个学院以媒体融合为基础，将媒体融合嵌入到新闻理论演变中，将教师的日常教学和学生的实习实践都按照媒介融合的趋势和技术特点进行调整，探讨多元化互动新媒体教育模式。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调整学院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在教学中，尝试在本科推出6个专业课程包，让学生能够既打好学科知识基础，同时可根据兴趣、发展潜力选择专业课程包。同时，在此前提下，也积极利用学校学科优势，加强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合作互补，试行联合培养，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具有两个以上的学科知识融合。在实践层面，人民大学尝试将学生的实习真正融入到新闻业界的生产流程中，搭建真正具有实战功能的媒介融合平台。
纵观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核心点其实体现在了对专业技术的重视。然而单纯对技术的重视并不足以应对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融合给新闻传播教育带来的挑战，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还体现在受众心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层面的转变。所以，深刻理解媒介融合的实质，正确认识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改变，才能够使新闻教育从根本上适应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
2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的认知误区
2.1对媒介融合对新闻实践影响的认识误区——停留在了对新闻制作者与制作方式上，忽视了受传者的影响
媒介融合带给新闻传播行业的改变不仅是体现在业务流程、行业规则、媒介形态上，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制作者，更重要的是受传者对媒体选择和利用的方式。单一的从制作者层面理解媒介融合，尝试着通过培训全能记者的方式来适应媒介形态的变化，并不足以应变纷复繁杂的现实状况。更重要的是从受传者的角度来分析媒介融合的影响。媒介融合对受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受众对新闻的获取和理解方式上。
2.1.1改变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公众日益摆脱被动接受新闻或信息的状态。尤其是年轻人，乐于回应、参与媒体报道，甚至创建个人的媒体。
而且在年轻人中，拥有这种新媒介技能的人群在增加。专业媒体的记者必须正视这一现实，而且学会从这种方式中获取自身工作的养分。如从网上论坛，在线视频中寻找报道的灵感和故事。
2.1.2改变了受众理解信息的方式。在传统新闻业为主导的新闻时代，人们对新闻的认知和信赖是基于对理论、数据的臣服，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选择和体验新闻更多是出于情感判断。传统新闻学去强调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用社会学解决理念传播、影响力问题，但今天它的效能却在极大减损。现在95%以上的社会判断、社会信任建立在情感判断基础之上，要让人们在情感体验当中产生向心力和认同感，动之以情，这是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学会的一种传播手段。
2.2对融合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认知误区——唯技术至上的专业取向
早期在新闻学框架中的新闻教育注重采写编评的技能课程。在新闻学向传播学过渡的过程中，特别媒介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注重新媒体的技能培养又成了新的学科取向，提出培养“全能型人才”、“跨媒体记者”的新的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核心就是体现在了对技术的重视上，尝试打破早期的专业类别划分，让学生打包学习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知识。实际上全媒体记者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专业质技能的掌握，媒介融合教学目的也不是要求报道者同时掌握所有媒体形式的专业技能。而是要求报道者能够在团队中正确理解自己的角色，将受传者和传播者的身份进行互动，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合适的报道方式和报道技巧，以适应当前的媒体环境的变化。单纯的“唯技术至上论”会导致新闻信息的重复传播，深度信息的缺乏，减损有效传播的的效率。
2.3对融合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的认知误区——对融合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认知模糊
2.3.1融合新闻课程设置上停留在了对多个不同媒介的专业技术知识的融合。
中国目前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实质是力图将网络、报纸、广播电视三种不同媒介形态的技术课程进行打包设计，要求学生必须选修自已主修专业外的第二专业的课程。如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将本科课程设计为新闻学选修包、传播学视觉传播选修包、传播学新媒体课程选修课程包、广播电视专业选修课程包、广告与传媒经济专业选修课程包、学术与应用选修课程包，规定专业选修课必须选修够16个学分，其中在本专业选修的课程不少于3门计6学分，其余学分可以自由选择任意一个课程包，但所选课程至少要来自本专业外的3个课程包。在这种课程体系中，网络是作为独立的课程包来讲授。这样，在实际授课过程中，首先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课程体系重复带来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过多的专业技术课程会减弱课程中非新闻专业领域的课程比重，这样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就得不到全面的系统的提高。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并“重视多能，忽视一专”，而是要实现“一专多能”的综合性人才的培养目标。
2.3.2融合新闻教育的跨学科融合并没有真正体现。媒介融合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对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如何在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上，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多学科知识的融汇，是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美国密苏里大学作为首个开设融合新闻专业的大学，以它成功的教育实践诠释了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威廉姆斯认为，既然将新闻确立为专业，它就既不能不强调通识、整体的文化教育，也不能偏废实践经验所能赋予的训练，新的教育方式是将专业课程和一定数量的经过精心选择的学术课程的结合。以此为理念，密苏里学院非常重视新闻学与其他科系之间的合作。尝试通过加强通识教育的方式来增强跨学科专业的整合。
中国新闻教育在通识课程的设置上，却出现了简单的“拉朗配”的局面，即简单地把两种学科领域的知识进行一定的融合。如有些学院要求学生选修经济类、文化类、法律类、信息类课程，提出培养所谓的军事记者，财经记者，法律记者等等复合人才，实质上这种课程体系培养的人才，相较于相应学科领域的专业人才来说，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只处于粗浅的认知阶段，四年的选修课程由于缺少系统的课程体系的设置，专业的师资力量，充足的上课时间，和与传统新闻学知识的有效融合，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复合型人才”。
3误区的重新认识和反省
3.1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设置——对全媒体记者的认识解读
3.1.1脱离唯技术至上的全媒体技者培养观念，确立培养具备技术能力、专业素养和职业理想的新闻创新人才。全媒体技术这一培养目标的三个层次正是体现了新闻创新人才的三方面素质的要求。一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技术能力：掌握全媒体新闻采集和制作技术，在综合利用各类不同媒介特质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形态的差异化传递。如在报道一个突发新闻事件中，先用手机媒体做短信报道，然后是网络媒体滚动播报，再跟上图片报道、视频报道，最后为报纸、刊物提供详细的深度报道。通过多媒体方式对信息进行整合传播以实现信息的最佳传递效果，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二是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素质是指具有职业道德和素养，遵守新闻伦理和新闻法律，富有创新精神，具有创造性才能。体现在全媒体时代就是脱离简单地对信息的重复性加工，防止信息的爆炸式传递，而是能够根据受众的差异化需求和媒体介质的不同特色，对信息进行多样性的富有深度的开掘。三是体现在新闻的职业理想上。不管传播技术如何进步，传播方式如何变革，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文内涵永远是至上的，新闻教育理念应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精神的培养为目的。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新闻教育走向了误区，即人文理想、新闻专业理念逐渐被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所取代，把新闻教育置于市场逻辑中，漠视生命教育，使新闻教育走向世俗化，功利化的歧途。因此，全媒体记者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内涵即是要培养坚持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维护社会公益和价值体系的社会人才。
3.1.2全媒体记者的核心素质是叙事能力，即要具有深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功底，能够深刻理解社会与现实，不仅能够通过掌握多种媒介技术把信息进行差异化的传递，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突显出信息的力量和价值。
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旧金山州立大学新闻系前主任、新闻学教授贝蒂?迈斯格在演讲中说，新媒体应用技术越来越成为傻瓜，已经变成简单易学的小手艺，今天的新闻院系培养的仍然是发掘和讲述新闻故事的能力，新闻传播院系在教学和科研中对新媒体技术的过分追求，将会削弱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培养的学生很可能只会成为别人原创性的新闻和影视作品的剪贴员或包装工。不管媒体形式如何变化，如何让一个故事讲得生动始终是新闻学教育的关键性问题。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凯瑞说过：新闻就是一种描写的艺术，或者是描述的艺术。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南加州大学的融合课程改革中，新闻写作课程始终是作为核心课程来开设，因为讲述一个好的新闻故事的能力实质是其他媒介技能的平台和基础。
3.2融合新闻课程体系的设置——融合课程实质上媒介技术课程和人文与社会课程的深层整合
3.2.1技术课程融合的实质是不同媒介专业的学科间融合，实现跨学科的整合教育。
媒介整合时代下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是要把广播电视、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报道特色、写作范式、技术理论、视觉需求、专业术语进行课程间的协调整合，建立真正成熟兼容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
美国南加州大学媒介融合的课程在多次改革后逐步建立了这一体系，即把媒介融合中的网络新技术课程融入到整个传统新闻学教学中，不再像中国目前的新闻课程改革那样，把网络、广电、纸质媒体分别授课。这样的设计一方面避免了课程体系的重复导致的教学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从新闻实践的角度考量更适合融合新闻要求记者和编辑结合新闻题材特点选择最佳的媒介方式进行报道的特点。
表1：南加大新闻系媒介融合课程模式
3.2.2融合新闻教育不仅要实现在专业课程上不同媒介技术课程的融合，更要在通识课程上实现多种学科间的融合。
媒介融合催生了融合新闻学的发展，技术层面引发的制作流程的改变，促进了在新闻教育中对技术课程的重视。但是在美国密苏里学院开设的融合新闻课程的实践中，发现单纯的技术性知识的掌握并不足以培养出胜任各种状况的优秀新闻人才。虽然媒体技术的力量谁都无法回避。但是也应该看到，内容永远主宰了高质量的新闻与新闻教育，传输系统永远是第二位的，虽然新技术挑战教育模式，但是我们应该坚持教授学生那百分之八十不变的内容，掌握百分之二十的操作技术比掌握百分之八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更加重要。
在此理念下，美国新闻教育从早期的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发展,开设课程的重点从专业技术课程转向了人文与科学知识。各学校都努力将反映传媒技术性层面内容的课程减少,增加传媒事业社会层面、伦理层面、文化层面内容的课程。如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大众传播系对新闻、广告专业学生人文课程的学习做出了严格要求,要求学生必须修65学分的人文课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历史、国际关系、经济学、戏剧艺术、宗教、讲演等;宾西法尼亚大学传播系认为:“我们的毕业生应该有良好的人文学科基础,我们训练他们能够探求文化、技术、伦理、文艺以及政治事务,并能深刻理解大众传媒对公众的作用、权利和责任。”
目前在中国新闻教育所面临的时代变革和现实危机面前，加强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成了新闻高校改革的一大举措。目前复旦和清华都提出了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这一基本理念，定位于培养媒介精英人才。如下表2、表3可看到，虽然两者的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各有特点，但通识课程中对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加强学生知识面的拓宽是其共同特点。通识教育使学生浸润于文理贯通的博雅教育中,使其成长为更适合社会需求的“通才”。
表2复旦新闻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表3清华新闻学专业通识类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是当代传媒业的一种新趋势，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的联合与合作，早已突破了现行政策的壁垒。与此相适应，融合新闻教育成为现代新闻教育改革的热点和方向。如何在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学科整合进行重新认识和规划，对新闻教育改革来说至着重要。这种学科间整合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指包括不同媒体形态技术课程的整合，尝试将新媒体融入到各个传统媒介的教学体系中。二是在新闻学院内部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知识和传统新闻学科专业课程的整合，着眼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三是打破学院间的藩篱，鼓励学生辅修其他专业，真正实现学科间的联合办学，着力于培养社会性工作人才。只有实现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才能够真正实现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徐沁.媒介融合：新闻传播业的新趋势.东南传播,2008（6）.
2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3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
4editorandpublisher.dec.24.1910,20.
5邓建国.管窥美国新闻传播院校媒介融合课程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以南加州大学新闻系的试错为例.新闻大学，2009（1）.
关键词新媒体语境；新闻专业主义；解构与重构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2）78-0004-01
新闻专业主义不只是一种新闻行业的职业价值理念，同时也是系统化的职业组构和工作模式，随着公民网址及微博等新的非专业型的新闻生产的产生，使得传统的新闻媒体的专属权利弱化，使得新闻传受者之间的绝对界限被打破，从而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新闻从业人员的身份特殊性都受到严重的威胁。这里我们就系统而全面的分析新闻专业主义在新媒体语境下的解构危机，从而实现适应时代和社会需要的重构的新闻专业主义。
1新闻专业主义在新媒体语境下的解构
新闻专业主义从内容上来看主要包括新闻机构、新闻从业人员、新闻价值标准以及新闻伦理方面，在新媒体语境的条件下，传统的新闻媒体主义已经不能满足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从而造成了传统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
1）专业传媒机构的权利扩散危机。由于新的媒体技术被人们的广泛应用，使得不同的人都加入到新闻的生产和传播之中，使得传统的专业传媒机构对新闻生产的垄断性被打破。新闻职业传媒机构是新闻专业形成的一个基本保障，是新闻生产实现专业化、制度化和标准化的运作模式，是新闻能够摆脱政治和经济绑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新闻行业能够完全依靠市场需要和道德约束来进行新闻生产的基础，是新闻产量和质量的重要保证。由于新的媒体技术和传播技术在新闻生产中的应用，导致新闻专业传媒机构没有了新闻生产的绝对权力，从而使得新闻专业传媒机构对新闻的质量不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从而使得新闻的标准化、制度化和专业化丧失；
2）新闻从业人员的身份危机。新闻从业人员经过专业的教育和培训加入到新闻的生产和传播之中，在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中新闻从业人员是新闻生产和传播主体。由于新的新闻媒体技术在新闻领域的应用，从而使得新闻传受者之间的绝对界限被完全能打破，一般民众可以是新闻的接收者，也可以是新闻的制造者，从而使得新闻专业从业人员的身份受到严重威胁。由于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新闻制作和传播，使得新闻的新闻价值和新闻的客观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3）新闻价值的泛化危机。由于新的媒体技术的使用使得普通的民众都加入到了新闻的制作和传播中，从而使得新闻的质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新闻不能在保持其公正性和客观性，往往会加入新闻制作者和新闻传播者的个人情绪，对于新闻的公正、客观、不偏不倚的新闻价值标准造成重大的影响。同时，由于不同素质的民众加入到新闻制作中来，而这些人对于新闻的概念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将各种信息和故事都归宗于新闻中来，使得新闻在传播中不能达到良好的价值体现；
4）新闻伦理危机。由于新的媒体技术的应用使得普通民众进入了新闻的制作和传播领域，由于这些人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新闻从业教育，使得新闻制作者缺乏绝对的新闻理性和新闻责任。从而很容易造成版权侵犯以及不良信息的传播，这样严重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并会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重大的影响。
2新闻专业主义在新媒体语境下的重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新媒体语境造成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危机，造成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解构。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新媒体语境对于新闻的生产和传播做到的推动作用，使得新闻的传播范围更广，新闻的传播途径更多，新闻的传播内容更丰富，所以我们要给予新媒体语境下实现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保证新闻行业的良好发展。
1）新闻专业传媒机构的深化转型。新闻的专业传媒机构要深刻地认识到新的媒体技术的优越性，要废弃单一的新闻传播模式，将新闻从文字传播到声音、图像、文字等进行综合传播；要丰富新闻的传播渠道，要将各种新媒体技术进行有效利用，如可以建立相应的网站、微博等，通过这些方式实现新闻的有效传播；要根据不同的新闻受众来对新闻进行分化，要满足受众的新闻爱好；
2）新闻工作者的意见引导。由于普通的民众加入到了新闻的制作和传播之中，所以新闻工作者不能只停留于新闻的制作和传播，应该对新闻进行筛选、管理和引导，要让将有用的新闻信息从众多新闻中提取出来，从而满足大众需要；要对新闻进行深度解读、意见引导和意见阐述，让大众更好的理解和利用新闻信息；
3）新闻价值标准和新闻伦理重建。新闻的价值标准的重建主要就是制作高品质新闻，实现与大众的互动交流，由于现在的新闻信息的增多，使得很多信息都不能满足大众新闻需要，所以要制作高品质新闻满足大众新闻需要，要加大和大众的新闻互动，实现新闻价值的良好体现。在新闻伦理的重建方面要发挥职业媒体的引导作用而建立良好的新闻理性和新闻责任，同时也要建立大众的新闻伦理认同性，而这一点也是职业新闻的引导作用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刘丹凌.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与重构[J].中州学刊，2012（1）：202-206.
【关键词】国际传播体系；国际传播能力；国际新闻传播硕士；新闻教育；核心能力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国际传播体系的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高端国际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自2009年开始，我国在五所知名高校开设了国际新闻传播硕士专业，要培养“新一代的驻外记者”。从项目设立的背景、培养目标以及已得到的国家层面上的重视程度看，我国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具有相当的高端性和特殊性，因此项目建设需具有高度创新的和感想敢试的培养思路。目前，各校的具体培养方案都仍在不断探索中，因此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目前国际新闻传播硕士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总体看来，目前围绕该项目的创新还不够，总体上有“特殊项目不特殊、高端项目不高端、硕士项目本科办、专业性教育‘学术化’”的倾向。具体存在着以下四个方面：
1.课程数量太多，硕士项目本科化。过度拘泥于全国统一的硕士培养制度，各校都为该项目开出了大量的课程，如人大共开了15-16门课，共34个学分；清华大学29门，共36个学分；北外20门，共34个学分；中国传媒大学22门，共35个学分；复旦大学12门，学分36分。而该项目总共只有两年时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两年学制是个趋势），其中在校学习一年，实习一年。课程数量繁多，使得使学生忙于应付，对每门课都只能浮光掠影，一带而过，无法深入。该项目的培养目标并不要求教师通过独立开课让学生对某一领域的历史、理论和方法都事无巨细地深入了解，而是要结合项目培养目标有选择性地传授各领域的关键知识和技能。一门课程如果能做到深入，不仅能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而且能使其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达到以质取胜，以少胜多的效果。
2.专业课程分得过细，浪费教学资源。这也是造成以上课程数量过多的原因之一。如各校关于“英语新闻写作报道”就分为《初级英语新闻采写》、《高级英语新闻采写》、《初级英语财经新闻采写》、《高级英语财经新闻写作》、《英语特稿写作》、《调查性新闻》等。而实际上一门高强度、高密度的《英语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完全可以囊括以上所有内容。将授课内容过于细分必然造成内容重复，教师浮于教、学生浮于学，浪费教学资源和学生时间。
3.纯语言类课程太多，降低了项目层次。如人大分别开出《第一外语》、《高级英语》；中国传媒大学开出《外语语言基础》、复旦大学开出《硕士生综合英语》和《硕士生高级英语》等。这些课程占用了大量教学时间，将本应注重专业教学的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降级为英语语言提高类项目。
4.公共必修课设置缺乏新意。各校都将“马克思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等作为“公共必修课”开出，而实际上，这些课程在硕士生入学考试中都已经考过。我认为，如果在内容层次上无法与入学考试的内容相区分或提升，这些课程在硕士阶段可以免除，或并入其他课程，如《政治哲学与政治传播》课程中。
由于存在以上问题，目前各校的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给人感觉层次低、目标模糊、教者一头雾水，学者满脸困惑，教师与学生都感觉劳而无当、劳而无功，导致培养目标难以实现。
二、培养三种核心能力：一种课程设计的新思路
我认为，目前五大高校的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的课程设计基本上都没能充分体现未来岗位对学生能力的需求；课程设计模块都是基于传统的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等，尽管有些课程从名称看似乎体现了一些针对性，但授课内容有些“绕圈子”，与项目“短、平、快”的实战性和应用性要求不符。
因此，我认为该项目的课程设计思路首先应从“驻外记者”（或者说新时代的国际新闻传播一线的和高端的从业人员）需要具备何种“核心能力”出发，然后针对这些能力开发出或整合出专门课程。我认为，该项目的毕业生应该具备以下三种核心能力：国际传播能力（外语报道）、新媒体传播能力（技术）和由各科综合知识支撑的宏观逻辑分析能力。其中，前两种能力属于基础能力，处于微观的“术”，而第三种能力则为关键，属于中观乃至宏观的“道”。下面，我对培养这三种能力的必要性分别做一分析论证，然后提出相应的课程设计，供各方参考。
1.国际传播能力――外语报道
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生应该已经具备很高外语能力（目前以英语为主）。而以英语为媒介传授的、高强度和高频率的《英语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和极为广泛的英语阅读可以进一步提升该能力。
目前，对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生的英语能力要求存在着两种“极端”认识。其一，认为“语言不过是一门工具，其他知识更加重要”，因此将国际新闻传播硕士录取的语言要求放得过低，如大学英语“六级”。（还有学校在招生语言要求中，竟将六级与GRE并列，而后者对考生的语言和逻辑分析能力要求远高于前者，这体现有关方面的外行和对高水平入学者的“不尊重”）。我认为，要真正做好国际新闻传播，对语言能力如何严格要求都不为过。其二，过于强调入学者的语言能力，而没有看到纯语言专业背景学生具有的“知识结构单一、视野过于狭窄和微观”的不足。
我认为，以上两种极端观点都有失偏颇，但尤其要克服第一种观点。这是因为，首先，由于项目专业教学语言多为英语，而且今后的工作语言也大多为英语，所以绝不能降低入学者的语言要求；其次，具备了相当英语基础的学生，能较快了解和掌握其他专业知识，而对于英语能力较差的学生，该能力的大幅提高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第三，鉴于人类知识之间的互通性，语言学习得很深很好的学生，已经具备从容获得其他知识的基础能力和时间。学生的英语水平不够高，往往是因为其英语语言和文化阅历不够，这也会导致课程整体水平下降，使得随后的英语新闻采访与报道、编辑、评论等课程很难开展。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要招收的既不是单一的语言人才，也不是其他单一专业人才，而是已经具有相当高（如英语专业八级或GRE成绩优秀）的英语（或其他语种）的外语语言和文化素养，并凭借语言获得了开阔的视野，愿意进一步学习新闻传播理论和技能，投身国际新闻传播事业的学生。这类学生外语已经相当优秀，但不一定是语言专业出身。对这样的学生而言，在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阶段，英语（或其他语种）不过是教学和学习媒介，而不是学习的对象，他们因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其他相关科目。
2.新媒体传播能力――技术
该能力主要通过高强度和高实践性的《新媒体辅助新闻报道》课程来培养。
在2009年全国第一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上，我曾指出，“随着媒介融合进程的深入以及互联网对国际舆论的承载、构建、引领和渗透的日益主流化，互联网上的国际传播战中将出现一个新的战场，即利用社会性媒体实现对目标国年轻网民群体的渗透和争夺，而胜利一定属于精通新媒体本质特征、战略明确和行动迅速的一方。”鉴于这种趋势仍在不断明显和深化，培养学生利用新媒体，特别是互联网获得新闻线索和数据、采访新闻人物、制作和传播新闻的能力至关重要。《人民日报》社已经对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的培养明确提出了增加新媒体课程的要求：“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乃大势所趋。让学生了解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并传授相关工作技能，为成为全媒体记者打下基础。
我认为，新媒体课程不仅仅包括跨平台的报道技能，还应包括对各种网络社会性媒体的应用。在美国，各大新闻学院都已经开设相应课程，向学生传授如何利用Twitter,Facebook、博客和Skype等获得新闻线索、采访新闻人物、研究新闻主题、和推广新闻等。因此，我国国际新闻传播硕士课程中也应该开设这类课程。
3.综合知识支撑下的逻辑分析能力
逻辑分析能力属于人才应该具备的核心智能之一，是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SAT、研究生入学考试GRE，GMAT和LSAT，以及我国的MBA联考的主要内容。我认为，培养优秀的逻辑分析能力应该是我国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的终极目标。
该能力可以指微观层面的，也可以指宏观层面的。微观层面的逻辑分析能力指如“迅速判别西方涉华言论和新闻报道中存在的逻辑谬误并予以反驳”这样的能力。比如说，某些西方媒体和记者一方面批评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另一方面又宣扬“中国对世界资源的威胁”。而实际上，中国通过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数千万的人口，而这自然降低了中国对全球资源的需求，独生子女政策本身就是对“中国”的反驳；又如，西方某些媒体一方面指责中国不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另一方面当中国依法对违法中国法律的英国毒贩判处死刑时，却又指责中国“没有人性”。显然，被西方媒体和记者津津乐道的看似很有说服力的论据彼此间都充满了矛盾，违反了逻辑上的同一律。
而宏观层面的逻辑分析能力，我认为是指经由多方位、系统的和长时间的训练后而具有的高超的，能调动自身具备的一切知识、技能、阅历和经验集中应对和解决当下问题的能力。
该能力的培养无疑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我认为可以具体到以下几门课程：《跨文化传播》（如中国文化源于农耕社会，因而重视collectivism,西方文化源于游牧社会，因而重视individualism等）、《新闻传播学概论》（拟态环境理论、黄色新闻、新闻专业主义、意见领袖、议程设置理论、涵化理论等）、《国情与国际关系》（包括中国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和中欧关系等）、《中外新闻伦理》（中美当代新闻实践中的相关案例）、《政治哲学与政治传播》（如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纳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以及西方国家的政治传播实践等）、《新闻传播研究方法》（如通过各种科学手段获得可靠数据）等、《英语分析写作》（对以上各门课程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
逻辑分析能力的培养涉及对多方面知识的掌握和灵活运用。这里我冒不谦之虞举一例子予以说明。例子中，【】内的内容是该回答涉及的相关知识。
有一次，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宴会接待几位来自《洛杉矶时报》的普利策奖获得者。席间，一位获奖者向我们教师提问：“你们觉得新闻业在中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的这一问题引起了同桌所有其他外国记者的兴趣，他们都停箸看着我们。
对这个问题，提问者显然早已有他认为“正确”的答案，但他“愿意给中方一个说明自己的机会”。我方如果回答不好，很容易被对方不断追问，最后陷入被动。在座的老师们都将问题推给了我。我思考后几秒钟后，回答说：“我认为，中国的新闻业主要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理论】。这是西方新闻界常用的话语，提问者是熟悉的。但是，至于何为“公众利益”，我通过以下具体实例来说明。
2009年初，我在美国时，美国新闻界以及奥巴马总统每天都会对金融危机的不断恶化作实时报道，如美国今天有多少人失业、有多少工厂和商铺关闭等等，这些铺天盖地的报道当然满足了人们的知情权，但无疑也放大了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强化了人们对事态严重性的认知【传播学涵化理论】，有些美国人甚至失去了生的希望，采取极端行为，如在夫妻双方均失业后，面对沉重的经济压力，丈夫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枪杀后自杀【对美国新闻时事的了解】。这种自杀事件当时已经开始不断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之下已有扩散的趋势【美国媒介的copycat效应】。而众所周知，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实际上就是“信心经济”【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对于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新闻媒体不加区别地广泛报道，由于“自我达成的预言”（self-fulfillingprophecy）效应的存在，实际上可能并非那么严重的经济结果真的进一步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心理学知识】。对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影响，你们美国新闻从业人员是有着深刻体味的。金融危机使得报业危机进一步加剧，更多的新闻编辑记者被裁员【美国报业的现状】。但实际上，这些新闻从业人员以及所在媒体对金融危机“无事不报”的做法，加剧了经济形势的恶化，同时也加速了自己的失业。
而在中国，配合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对关于金融危机影响的报道，中国媒体有意识地减少了报道量【对中国媒体制度的了解】，从而提振了公众信心，遏制了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后来，在一片低迷的世界经济中，中国经济却能基本向好，为引领世界走出危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了解】。
“在这个过程中”，我最后总结道，“中国的新闻媒体报道事实和真相，但更关注长期的和更大范围的公众利益，因而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理论】
我回答完后，在座的同事、同行都点头表示同意，而那位提问的记者和其他美国记者们在这一富于逻辑、理性并富有现实意义的回答面前，都无话可说。而这种“有理有礼有节”的应对能力的背后实则是一种在“知己知彼”的丰富知识支撑下的逻辑分析能力。
总结而言，以上所列的三种能力互相区别，但也相互渗透，其相应课程可列表如右：
在教学方法上，我认为，鉴于外教对中国国情和立场普遍缺乏了解，以及本项目的主要目的并非在于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而是传授实质知识与技能，以上课程，除《英语新闻采访与写作》之外，都应该由富有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中国教师用中英双语教授；课程同时使用中文和英文两种教材，辅以大量的英文阅读材料；授课方式以案例分析和讨论为主，突出课程内容传授的目的性和实战性。
当代21世纪的教育核心理念就是“素养”与“能力”的教育。根据Partnershipfor21stCenturySkills（2003）所提出的报告指出，理想中21世纪的学生应具备的“素养”与“能力”应该有二个部份，第一是“知识”的向度，包括了语言、艺术、科学和数学等核心科目（coresubjects）以及全球意识、公民素养、健康素养和环境素养等议题能力（themes）；其次是“技能”的向度，包括了学习与创新、资讯媒体与科技以及生活与事业的技能等，其中又分别涵盖了创造和创新、批判思考、问题解决和自我学习的能力，另外也纳入了资讯素养和媒体素养（如表1所示）。
此外，由于现代传播媒体的日益发达，学生们的学习管道其实已经不再局限于制式环境的学校教室，相反地，媒体传播（包括网路、电视、新闻、报纸、广播等）的各种讯息已经成为学生各类学习的重要管道之一，媒体其实已经成为一种看不见的学校（invisibleschool），能够提供学生在学校以外的各种学习内容。就科学教育的情境而言，透过科技新闻的接触来提升学生的科学知识水准以及科学本质观可以视为是提升科学素养的一种取径，本文将以此概念架构为主，尝试分析科技新闻批判阅读的重要性。
二、资讯、媒体与科技的技能：
1科技新闻与科学传播
在现代的科技社会中，科技相关知识传播的方式有许多种，举凡学校教育、电视传媒、杂志…等。就一般社会大众而言，在脱离了校园环境后，要再学习到科技知识的机会也相对减少；科技相关的新闻报导可以看成是一般大众在走出校园后仍能持续接收科技知识与接收科学讯息的重要管道与来源(黄俊儒、简妙如，2006；Norris,Phillips&Korpan,2003)。然而对非科学相关背景的民众而言，科技相关的知识通常是艰涩与难以亲近的，所以必须藉由传播媒体的力量，将科技的内容与知识转化成大众熟悉的传播符号，包括文字、影音以及图像等表征形式才能方便社会大众的学习与理解(关尚仁，2006)。
所谓的科学传播(ScienceCommunication)可以是多面向的概念，以科学领域而言，科学传播是将科学讯息传播于科学家或相关技术人员；以传播领域而言，科学传播是将科学讯息透过传媒传播给一般大众(谢灜春，2006)。科学传播的路径通常分为两种，其一是学校的正规科学教育课程，其二是一般的大众传播媒体；前者目的在于传承人类文化中的科学知识，提升大众的科学素养(scientificliteracy)，而后者的目的则在于确保一般大众在离开学校教育体系之后，仍可获得相关的重要科技知识。事实上，一则好的科技新闻报导可以帮助大众了解现在科学家在做什么或是能理解科技知识的内容，增加自身的科学素养，进而能理性地辨别或评论相关科学议题；相反地，一则不适切的科技新闻报导，则容易造成大众对科学认知的误解，也会增加大众和科学之间的距离。就报导内容而言，科技相关的文教类节目，因为涉及科技知识与专业面，所需成本比较高，因此电视业者投资也较少，所以一般社会大众主要只能藉由西方节目，如Discovery频道、国家地理频道(NationalGeographicChannelsInternational，NGCI)或是相关的科技新闻来吸收科学知识。但有时常因为编译的错误及记者科学素养的薄弱而造成知识传递上的谬误(曾国峰、徐美苓，2004)。此外，若仔细分析科技新闻报导的过程，可以发现其报导的手法常以”印象”来取代“内容”，忽略完整的科技研发与知识产生的过程，而仅以广泛甚至夸大的报导来满足一般人的好奇心(Nelkin，1995)。更有研究发现，学生在阅读科技新闻的时候，普遍对于科学发展的社会脉络、科学报导知识的内容、新闻背后的相关讯息以及相关的价值关怀等面向都有认识不足的现象，也因此有可能造成对科技议题认识上的简化、难以进行有意义的论证、无法对讯息做出判断以及忽略个人公民角色等缺陷(黄俊儒，2008)。
2科学教育与传播媒体
近年来，世界各国科学教育的目标都在强调科学素养(scientificliteracy)，希望学生在经过学校的科学教育之后，可以“体会到明了和理解自然世界后所带来的丰富感受和兴奋心情”、能够“运用适当的科学过程和原则做出个人的决定”、更可以有能力”智慧地投入有关科学与技术事物的公开论述和辩论”，最后，进而可以“运用以科学素养所带来的知识、理解和技能来增加经济的产出力”（NationalResearchCouncil,1996）。其实“科学素养”是一个非常多元的概念，会因为在不同的情境脉络下而衍生出其他新的内涵。例如Shamos（1995）就曾指出科学素养包含了“文化性”、“功能性”以及“真实性”等三种层面，其中“文化性科学素养”（culturalscientificliteracy）就认为一般人对于在社会沟通过程中常用到的科学名词都应该有基本的认识，因此民众可以阅读报纸及杂志中有关的科技资讯内容，甚至能参与公众议题的讨论；Millar（2006）就提到资讯时代中具备科学素养的人，应该具备相关的阅读能力，可以阅读和理解传播媒体或新闻报导中有关科学事务的讯息，而且可以针对这些相关资讯进行批判的反思（reflectcritically），以辨认出报导中所包含的资讯，甚至是报导中忽略的讯息。Jarman和McClune（2007）更将新闻中的科学成份（scienceinthenews）同时看成是资讯时代提升科学素养的必要条件，也是表现科学素养的一种平台。
一般而言，所谓的素养（literacy）就是指语言或文字的听、说、读、写等基本能力，但是在现代科技的媒体环境中，素养的概念内容必须加入一些必要的元素。诚如美国媒体素养联盟（AllianceforamedialiterateAmerica,AMLA）所提出的概念指出，“媒体素养是一系列的沟通能力（communicationcompetencies），包含对于各类型式的印制（print）与非印制（non-print）资讯，具备取得（access）、分析（analyze）、评价（evaluate）以及沟通（communicate）的能力”（AMLA,2004）；媒体素养也是一种能够运用不同形式去获取（accessing）、分析（analyzing）、评估（evaluating）以及沟通（communicating）讯息的技能（Hobbs,1998）。具备媒体素养的人可以同时是图像（images）、语言（language）和声音（sound）等讯息的批判思考者（criticalthinker），也是一位创意的产制者（creativeproducer），所以媒体素养就是一种在媒体与科技讯息环境中的技能性应用能力（skillfulapplication），能够理解一些具有批判观点的问题，例如媒体中呈现了哪些说服的讯息?为什么媒体要有特定的呈现形式?谁可以从这些讯息中获利?我们会如何受到媒体的影响?以及应该如何改善媒体系统或环境等，而这些反思能力正应该是媒体素养或是资讯素养中的重要元素。
Malamitsa、Kokkotas和Kasoutas(2008)曾经提到，在现今教育研究上，普遍接受批判思考是教育的重要目标。而且，教育是让世界发展与和平的希望，也是批判思考最好发挥的环境(Handford,1993)。许多研究者在谈及批判思考(criticalthinking)的定义时，也会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如表2所示)。根据表2之内容整理，研究者主张，批判思考就是对于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所关心的人、事、物等对象，经由一系列的观察、假设、存疑、评估及判断等过程来解决问题的历程。
台湾自1993年7月后，多数家庭开始安装有线电视，且陆续有许多传播业者加入有线电视的行列，之后随着电脑与网路系统逐次兴盛，对一般民众来说，现今取得各类资讯的方便性已经大为增加，随手打开电视、开启网路，映入眼帘地尽是各种不同的讯息资源(李明哲、唐志宏，2002)。但随着广播、电视频道的林立，以及网路的普及性提高，衍生出的问题也非常多，例如，所呈现之内容趋向以商业利益为导向，逐渐地对社会不同的面向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冲击和影响；节目内容常常都是宣传广告与灌输等谈话性的娱乐节目；记者报导或主持人言论易有个人主观意见或偏见以及节目内容充斥着虚实不分的资讯等(余佳贞，2007；李明哲、唐志宏，2002；关尚仁，2006)。在这样的情形下，一般社会大众渐渐地缺少了想像与思考的空间，甚至在教育现场，部份学生为了贪图方便，直接采用网路上所查询到之相关资料并照单全收，而不加以选择或思考；或是常因媒体传播或网路资讯所提供的资讯而受到误导，甚至受骗(洪敏怡、黄万居、彭彦璟，2008；苏明勇，2003)。这表示出一般社会公民或学生对于传播资讯的内容无法有正确的判断能力，也缺乏批判思考的能力，更显示出批判思考的能力培养将是现代教育工作的重要课题(沈家平、陈文典，2006)。
3科技新闻的批判阅读
要让社会大众都能了解科学与技术相关的议题，所需注意的重点是要让大家有机会接触这些领域的内容或相关资讯。Miller(1998)就曾指出，一般大众接触科学相关行业的经验，相较于其他领域来说是比较少的。透过新闻媒体来传播科学，就可以让一般大众比较有机会接触科学，因此新闻媒体可以成为科学传播的主要通道，而科技新闻的报导也自然地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关尚仁，2006)。但是不可否认的，因为大众传播的过程中会牵涉到许多元素，例如公众(public)、媒体(media)、决策制定者(decisionmakers)以及社会与政治机构(socialandpoliticalinstitution)等，不仅这些元素的整体互动形成了一个大众传播迴路(circuitofmassmedia)，其实各个元素之间彼此也会有不同层次的互动关係，因此媒体传播的过程必然会出现调节(mediation)的现象，也就是说所有的资讯呈现都是经过选择的结果，阅听大众必须了解到，“科学传播不会有一个中立(neutral)或客观(objective)的方法，只有追求真相(truth)与精确(accuracy)才是我们该有的态度”(Miller,1999)。
若就传播资讯的价值性来看，科学家与记者的观点几乎完全不同。科学家社群认为有价值的传播资讯应该是要完整地传达科学研究的过程，其研究结果应该要有教育的功能，可以为科学事业进行公共关系(publicrelations,PR)的经营，报导的内容应以事实为主(factualorientation)，强调理性的诉求(rationalappeal)；而新闻记者社群则认为传播报导的资讯必须要有新闻性，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吸引到最多的阅听众，报导的内容则偏向个人喜好(personalorientation)，强调感性的诉求(emotionalappeal)(Fjæstad,2007)。台湾近年的研究也同时指出类似的结果，首先是新闻记者比科学家更认同新闻的正向功能；其次是科学家比记者更认为科学新闻偏向戏剧化且过于简化，甚至容易让民众产生误解；最后则是科学家认为科学新闻报导的正确性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则，但是记者却不如此认为，反而认为科学家应该设法多去了解新闻媒体(陈忆宁，2011)。姑且不论这二种专业人士对于科学传播的内容看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仅就阅听大众知的权利而言，显然对于科技新闻的报导内容抱持着一种批判思考的阅读态度已经是现代社会公民在面对媒体资讯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的能力，也是一种必要的素养。
参考文献：
[1]AllianceforaMediaLiterateAmerica.(2004).Whatismedialiteracy?2010年12月9日，取自省略/medialit/index.php
[2]Bailin,S.,Case,R.,Coombs,J.R.,&Daniels,L.B.(1999).Commonmisconceptionsofcriticalthinking.JournalofCurriculumStudies,31(3),269-283.
[3]Ennis,R.H.(1996).Criticalthinking.UpperSaddleRiver,N.J.:Prentice-Hall.
[4]Fjæstad,B(2007).Whyjournalistsreportscienceastheydo.InMartinW.Bauer,MassimianoBucchi.,eds.Journalism,ScienceandSociety:ScienceCommunicationbetweenNewsandPublicRelations.London:Routledge.
[5]Hanford,G.H.(1993).Howtosavetheworld:ThroughCriticalThinking.(ERICDocumentReproductionServiceNo.ED370847).
[6]Hobbs,R.(1998).Thesevengreatdebatesinthemedialiteracymovement.JournalofCommunication,48,16–32.
[7]Jarman,R.,&McClune,B.(2007).Developingscientificliteracy:Usingnewsmediaintheclassroom.Berkshire,England:OpenUniversityPress.
[8]Malamitsa,K.,Kokkotas,P.&Kasoutas,M.(2008).Graph/ChartInterpretationandReadingComprehensionasCriticalThinkingSkills.ScienceEducationInternational,19(4),371-384.
[9]Mayfield,M.(1997).Thinkingforyourself:Developingcriticalthinkingskillsthroughreadingandwriting.Belmont,CA:WadsworthPublishingCompany.
[10]Millar,R.(2006)TwentyFirstCenturyScience:Insightsfromthedesignandimplementationofascientificliteracyapproachinschoolscience.InternationalJournalofScienceEducation,28(13).pp.1499-1521
[11]Miller,J.D.(1998).Themeasurementofcivicscientificliteracy.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7,203-223.
[12]Miller,J.D.(1999).Mediatingscience:promotionalstrategies,mediacoverage,publicbeliefanddecisionmaking.In:Scanlon,E.,Whitelegg,E.andYates,S.,eds.CommunicatingScience:ContextsandChannels.London:Routledge.
[13]NationalResearchCouncil(1996).TheNationalScienceEducationStandards.Washington,DC：NationalAcademyPress.
作者简介：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学生媒介角色
迈入21世纪后，新闻学与传播学由于其研究主体新闻传播活动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虽然新闻传播学在我国仍属于较为年轻的学科，但目前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学习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的在校学生成为了建设中国新闻事业的生力军和后备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这些在读的学生为“准”新闻人。
作为“准”新闻人，这些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对于新闻价值取向、媒介角色认知、新闻社会功能等这些新闻专业命题的认识不仅关乎以后新闻报道的风格和内涵，也会影响未来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
其实，自从Johnstone、Slawski与Bow-
man在1976年出版分析新闻人员的经典著作《新闻人员：美国新闻人员与他们的工作之社会描绘》后，新闻人员研究就成为了新闻学者重视的研究课题①。其中，在国内较有代表性的是罗文辉、陈韬文、潘忠党、李金铨等以港台学者为主的研究人员，他们在2004年合作出版的《变迁中的大陆、香港、台湾新闻人员》一书中，第一次比较了香港、大陆和台湾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观差异。
一、研究方法
鉴于广州暨南大学是一所面向海内外的侨校，就读学生除广东省籍外，还有来自内地其他省份和港澳台地区的学生，调查对象涉及面较为广泛。可以作为一份样本，对了解他们对媒介角色的认知起到一点帮助。
在专业设置上，暨南大学对于新闻传播学的专业设置较为齐全，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传播学等专业和传媒经济学方向；此外，人才培养体系涵盖本科、科学学位硕士、专业学位硕士以及博士、博士后。因此本次调查的问卷主要选择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放。
本次调查共派发问卷400份，回收370份，回收率为92.5%；有效问卷为364份，有效样本比例为98.39%。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其中，男性占21.4%，女性占77%。受教育状态方面，本科在读占49.2%，硕士在读占48.1%，博士在读占0.8%。专业分布较集中于新闻学占41.4%，广播电视学占16.5%，传播学占7.6%，广告学占6.5%，编辑出版学占3.5%，其他新闻传播类（主要指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占22.4%。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问卷中考察新闻媒介社会功能所使用的量表，借鉴了罗文辉和陈韬文等学者针对台湾、香港和大陆新闻从业者调查时所使用的量表②，并在此量表基础上作出了符合实际需要的改动。一是，原量表中“成为市民的喉舌”改动为“为民发声，反映民意”，因为在中国大陆地区，关于“喉舌”普遍认同的说法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无“市民喉舌”一说，因此替换成了与此同意的其他说法，以免引起调查对象理解的歧义。二是，罗文辉和陈韬文使用的是5个等级的李克特量表，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对媒介角色的认知情况，本研究采用的是4个等级的李克特量表，删除了“中立”选项。
1、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的媒介角色认知
数据显示（见表1），总体上，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都认同量表中媒介所应承担的18种角色。其中，学生们最看重的媒介角色首先是“推动社会改革”（mean=3.44），其次是“迅速地为大众提供新的信息”和“对复杂的问题提供分析与解释”（mean=3.43），再次是“对政府政策作出解释”（mean=3.41）。相比之下，他们最不看重的媒介角色依次是“为市民提供娱乐和休闲”（mean=3.04），“报道最大多数市民感兴趣的新闻”（mean=3.11）和“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知识与文化”（mean=3.12）。
由此可见，在读学生偏向认同分析解释、报道事实和提供信息的媒介角色，学生们较为接受媒介“宣传者”的角色，媒介功能定位于替党和政府向人民传达和解释政策，辅助政策的开展和实施。相对来说，质疑批评者的角色较弱，知识文化和娱乐的提供者角色最弱。
本研究与罗文辉和陈韬文对大陆记者的调查研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他们的研究发现，受访大陆新闻人员认为最重要的三种媒介角色依序为“迅速地为大众提供新的信息”（mean=4.63），“帮助民众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mean=4.48），“依据事实报道新近发生的事件”（mean=4.46）；最不看重的三种媒介角色依序为“质疑并批评工商界的言行”（mean=2.96），“质疑并批评政府官员的言行”（mean=3.05），“质疑并批评企业的言行”（mean=3.10）③。
从中可以看出，以“90后”为主体的高校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与“60后”、“70后”、“80后”的新闻从业者对媒介角色认知的重要性先后次序不尽相同。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涉及成长环境、学习经历、工作经历等不同因素，这有待以后通过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进行更进一步探究和验证。
对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的媒介角色各子项进行归类，可分成五类：第一个因素由质疑企业言行、质疑社会团体、质疑政府言行3个子项建构成“批评与质疑”（mean=3.23，SD=1.49，Cronbach´salpha=.93），指新闻媒介和政府及企业呈现相对对立关系，具有批评与监督的功能；引导公众舆论、实现权力监督、为民发声、推动社会改革和声援社会弱势团体5个子项构成第二个因素“鼓吹民意”（mean=3.37，SD=1.19，Cronbach´salpha=.87），指媒介应扮演引导民意、推动社会改革、声援社会弱势团体与实行权力监督的角色；子项包括迅速提供信息、依据事实报道和阻止流言散播，形成第三个因素“资讯散布”（mean=3.40，SD=1.00，Cronbach’salpha=.83），指新闻媒介报道新闻时应以中立客观的立场，公正报道新闻，并尽力查证事实；第四个因素由解释政府政策、帮助了解政策、讨论形成政策、提供分析解释4个子项构成“解释政府政策”（mean=3.39，SD=1.02，Cronbach’salpha=.89），指对政府的政策提出解释，帮助民众了解；最后一个因素“文化与娱乐”（mean=3.09，SD=1.21，Cronbach’salpha=.85）由提供娱乐休闲、提升知识与文化、报道最多公众感兴趣的新闻组成，指媒介应提升民众的文化水准，并提供娱乐和休闲。
结果显示，对五种媒介角色因子的认知排序中，受到系统理论化教育的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最为认同的是“资讯散布”角色，对新闻报道社会功能的期待和自觉是以真实、客观、准确记录和传播新闻消息为基础的。在这一点上，“准”新闻人跟一线新闻从业者并无差别，罗文辉和陈韬文的研究发现大陆新闻人员认为最重要的媒介角色同样是“资讯散布”（mean=4.46）④。可见，大众传媒传播消息资讯的基础功能获得了大家的一致重视。
其次，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比较看重的是“解释政府政策”；再次是“鼓吹民意”；与媒介认知各子项相一致，“批评与质疑”角色较弱，最不看重的媒介角色是“文化与娱乐”。
2、影响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媒介角色认知的因素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检测性别对五种媒介角色认知的差异。由表2可见，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性别之间对“资讯散布”和“解释政府政策”两种媒介角色的认知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鼓吹民意”、“批评与质疑”和“文化与娱乐”三种角色认知上存在较大差异。
可见，基于男女生在大学专业学习上使用的教材理论大同小异、老师的理念具有一致的方向性、全国的学习环境大致相同等情况，对于媒介作为传播信息的基本功能，以及媒体在我国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定位等这些事实，学生们都具有相同的认识。
而导致学生们在其他三种媒介角色认知上差异的因素则有待通过深度访谈、焦点小组等质化方法进一步深入考察。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检测受教育状态对五种媒介角色的认知差异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见表3），本科在读的学生和硕士在读（含博士）的研究生对五种媒介角色的认知上没有显著差异，因此个人受教育状态对媒介角色认知没有显著预测力。学生们并未长期参与到新闻岗位的一线工作，他们的媒介角色观不因学习年限的长短而产生不同。
三、结论与探讨
研究结果显示，在五种媒介角色分类认知中，新闻传播学在读学生最为认同的是“资讯散布”角色，最不看重的是“文化与娱乐”。具体而言，学生们最看重的媒介角色首先是“推动社会改革”，其次是“迅速地为大众提供新的信息”和“对复杂的问题提供分析与解释”，再次是“对政府的政策作出解释”。最不看重的媒介角色依次是“为市民提供娱乐和休闲”、“报道最大多数市民感兴趣的新闻”和“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知识与文化”。
在探究人口因素对于是否影响媒介角色认知上，研究发现性别对“资讯散布”和“解释政府政策”两种媒介角色的认知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对“鼓吹民意”、“批评与质疑”和“文化与娱乐”三种角色认知呈现显著性。本科在读和硕士在读的受教育状态不对媒介角色的认识产生显著差异。
“90后”的新闻学生以及未来的“00后”都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在当今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期，更加不能忽视新媒体对他们的影响。因此，今后关于媒介角色的研究，要特别引入互联网、新媒体等技术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罗文辉、陈韬文：《变迁中的大陆、香港、台湾新闻人员》[M].台湾巨流图书公司.2004：305-307、187-188
关键词：“新闻人”；知识教育；精神教育；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4）03-0044-02
在中国新闻学教育的近百年历程中，专业知识教育和职业精神教育一直是两个重要途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蒋荫恩曾言：“新闻教育至少须包括两方面，一为知识教育，一为精神教育。”[1]当代中国新闻学高等教育研讨的核心正是“新闻人”养成的途径，培养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人”以区别于一般的新闻从业者是新闻学高等教育存在的意义。当代中国“新闻人”特征可视为两个层面，操作层面指“新闻人”应具有一专多能的业务技能，理念层面指“新闻人”应具有区别于一般新闻从业者的价值观准则。操作层面体现为专业知识教育，理念层面体现为职业精神教育，智育与德育二者相互渗透、互不割裂；专业知识教育取决于课程体系的改造，职业精神教育取决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二者的共同实现凝聚成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背景下的“新闻精神”。
一、变革本科课程体系――当代“新闻人”养成的知识教育途径
新闻学专业本科课程是新闻学高等教育的核心和关键，是新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落脚点。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创始人谢六逸曾言：“新闻学系课程应理论与实验并重，就其性质可以分为基础知识、专门知识、辅导知识、写作技能、实习与考察。”[2]这奠定了传统意义上课程体系的框架。但就目前而言，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已经突破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的模块束缚。2012年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相较于1998年版的重要变化体现在课程体系和培养目标两个方面，时隔14年后的修订体现了新闻学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特征[3]。
（一）理论类课程变化
新闻学概论、大众传播学分别为新闻学原理、传播学原理所代替，“原理”的要求更为精深；马列新闻论著选读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代替，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地位的提升；同时增加新媒体导论，体现了新媒体对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和对理论新闻学教学研究的丰富。
（二）史学类课程变化
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史合称为中外新闻史，固然是因为新闻史研究中，事业史、学说史、媒介史、社会史、发展史、思想史等侧重不一、众说纷纭，但研究本位完成了从革命史向新闻史的转型，在一般高校本科课程中称为“新闻传播史”，逐步形成“本体意识”。
（三）交叉型课程变化
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新闻事业管理为媒介伦理与法规、媒介经营与管理代替，以“媒介”一词取代“新闻”，研究范围更为广泛，也更加适应目前的全媒体社会的时代背景。
（四）业务类课程变化
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和摄影没有明显变化，相应专业实验环节继续发挥着功能，理论性质强的广播电视学淡出，转化为业务色彩浓厚的音视频节目制作。
此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广告学、公共关系学不再是主要课程，增加“融合新闻”作为专业实验课程。融合新闻的增加是对新闻学实验教学倡导新理念的强调，体现了在媒介融合的当下对传媒新手段的引导和运用。
由上可见，新闻学本科教学在保证一般意义上“提出问题―讨论研究―实习实践”的互动授课模式外，更要应现实的变化，在全能型记者、融合新闻实验平台成为时代召唤的同时加快新闻学高等教育改革。目前可以做的是在保持基本理论类、史学类课程地位不动摇的同时，研究新媒体传播内容、形式、手段、模式、功能，进行教学创新。总之，在传播技术和课程体系发生变化的同时，不变的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社会主义基本属性和当代国内高校近万名新闻传播学科教师培养未来新闻产品生产者“把关人”的使命。
二、塑造“新闻精神”――当代“新闻人”养成的精神教育途径
新闻学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改革反映传播技术的最新成果，“新闻人”的“新闻精神”则彰显新闻学高等教育的中国特色。2012年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相较于1998年版而言，增加了“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人文情怀、道德品质、协作意识、文化修养以及健康的体魄”，并将其置于前列，这正是当代中国“新闻人”应具备的“新闻精神”的完整表达。在当代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精神”的培养途径可以从新闻学高等教育主流的价值观、正确的舆论观、健康的文化观这三方面着手。
（一）倡导主流的价值观
“新闻人”的价值观在新闻传播活动的精神层面表现为职业伦理道德，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对媒介属性规范和社会公众期待的认知。新闻学自身特殊的属性决定了新闻学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倡导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契合，以客观精确的实证研究方法显示其科学性，以价值观的评价判断显示其人文性，其中，“以人为本是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4]。在注重新闻学高等教育“以人为本”的同时，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解读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同样也是积极的新闻学高等教育价值观的体现。具体方法是将其思想性与专业性结合，在提升学生现代传播理念、专业技能的同时，加强对其“新闻精神”的教育，注重其职业伦理的养成。
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学探求和揭示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活动特征及其规律；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为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良性运行提供智力保障，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按照唯物论的本源观，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内含的客观要素，新闻传播者在价值要素受传过程中实现媒体的社会规范功能，“令物质的力量转化为精神的力量”[5]，形成新闻价值观。倡导主流的新闻教育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新闻学高等教育中的贯彻、丰富与体现，是对新闻传播基本职业伦理的遵守，对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百利而无害。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教师在教研中是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规范影响着未来“新闻人”自身的价值观，是目前在校生“新闻精神”养成的途径之一。
（二）树立正确的舆论观
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的环境中，消费主义、拜金主义观念盛行，传统的大众媒体和新兴的网络媒体重构的信息传播范式让新闻传播基本关系出现调整与变化，现实舆论环境影响到高等学校在校生的思想，使其行动产生出了鲜明的差异性。在社会舆论多层次、多类别、多样化的形势下，引导在校生建树正确的舆论导向意识十分必要，途径在于以传统的民族精神发扬、当下的时代精神体现新闻学高等教育人本、和谐、科学的主题。
新闻传播学科教师能否对涉及社会热点问题、矛盾多发问题、的新闻报道做出正确的效果评判、发挥引导和疏导作用事关重大。目前的共识在于让学生认清那些有悖于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规范网络暴力、网络谣言，以高度自觉的责任意识建树媒介文化的自觉、新闻传播理论的自信、新闻学高等教育的自强。如在日常的教学中，厘清“惺星性”等噱头报道挖掘的不是新闻价值，而是轰动效应，不符合正确的舆论导向，应该追求的是新闻价值、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的统一。正确的舆论取向对于社会道德建设起到促进作用：当“感动中国”等社会正能量人物、事迹出现时，记者对这类事件价值的发掘报道起到了舆论引导、道德建设作用；当一些负面影响事件、形象出现时，记者对这类事件的曝光揭露、舆论监督同样起到道德建设作用。新闻价值、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的统一凸显了新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有利于新闻学在校生这一群体在大学生群体中倡导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目前在校生“新闻精神”养成的途径之二。
（三）构建健康的文化观
众所周知，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媒介文化是大众传播媒体的社会影响产生出的文化形态，显现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具有构建社会价值、辅助社会规范的功能。高校媒介文化建设从微观层次为“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支撑与参照。
目前高校中，在校生在社交网络中发表关于学校、社会问题的各种看法，出现了由自媒体构筑的与高校传统媒体不同的“第二舆论场”，正在解构大学传统话语体系、消解大学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分化校园消息权。校园媒介文化是师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是高校建设中的组成部分，日益成为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热点。校园媒介文化所蕴涵的信仰、观念、价值、实物、符号和技术等因素，及其构建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影响着师生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学生是校园媒介文化建设的主体、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作为新闻传播学科学生更应在校园媒介文化中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教师立足高校实际，结合中西方文化发展脉络，让学生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观念、活动和制度进行系统认识，解析新闻传播行为和媒介文化的内在联系，促进校园媒介文化健康发展。这是目前在校生“新闻精神”养成的途径之三。
综上，新闻学专业本科课程解决新闻学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人才培养目标是当代中国“新闻人”养成的方向指南，当代中国“新闻人”的“新闻精神”凝练理应受到重视，强调“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事业的特殊性和新闻工作者的“不可替代性”合情合理，因为这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紧密联系。在肯定新闻工作者正面价值的同时，更要反思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即新闻工作者是否能够对事业忠实，如何防止其成为事业上的特权阶层。这种反思不仅出现在西方新闻界，而且也出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建设过程中。目前对新闻工作者职业伦理道德的研究很丰富，但更应该解读当代新闻学高等教育中“新闻人”的培养途径，这种解读对新闻公正的实现很重要。
参考文献：
[1]蒋荫恩.新闻教育感想[C]//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83.
[2]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C]//民国新闻教育
史料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6-27.
[3]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
介绍[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4]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理念[N].光明日报，
2012-10-13.
一、什么是新闻传播效果
所谓新闻传播效果就是指新闻传播活动在受众和社会中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性质因判断标准的不同而不同。“新闻传播效果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效果问题是整个传播活动的中心,这个问题贯穿于传播活动的全过程。设定效果的实现,需要传播者、受众的良性互动,需要相当质量的信息,需要畅通无阻的传播通道。所有这一切共同协调运作的结果,就是满意的传播效果的获得。”[1]有效传播是传者、媒介、受众协调互动的产物。
从不同的角度看,衡量新闻传播效果有着不同的标准:以传者的价值和目的为衡量标准;以受者的价值和目的为衡量标准;以当前的效果为衡量标准,以长远的效果为衡量标准。[2]本文想探讨的是,站在传播者的价值和目的角度的传播效果,以及如何有效地提高传播效果。
二、影响新闻传播效果的因素
清楚地界定影响新闻传播的因素对于找到有效传播的途径有着重要的意义。影响新闻传播效果的因素有多个方面,但是最主要的有如下两个因素:第一,来自受者的障碍因素;第二,传播者的障碍因素。
1.来自受众的障碍因素主要有:
语言障碍。语言是传播者想要把信息传达给受众的基本障碍,而且它可能成为有效传播中难以克服的障碍。新闻记者应该避免运用专门术语,力求使用平常的、通俗的语言,这样才能与受众沟通,除了意义的精确易懂以外,受众还要求语言的感彩十分贴切。否则也会导致理解上的障碍,字句本身,无论在新闻报道或诗里,都传达了感觉和情绪,它们能引起受众的心理反应。信息的隐含层面是非常微妙的,语文的感彩能影响信息的指向。意义与情感对于语言这种“符号”而言,还存在着“编码”和“解码”的程序问题。特别是当我们想要把两种不同文化的符号和事物相对应时,往往出现较大偏差,不同的语言,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切入现实,它们在现实世界中,为解码提供了相当不同的类目。
经验障碍。受众理解某一新闻报道时,总是结合个人的经验加以判断,因此他们绝不是一张消极被动的白纸,只等着填满每天的新闻。他们在心理上是积极、主动的个体,新闻信息只是加强或削弱自己主观世界的原始资料。由于现实的变动或刺激非常多,受众接受信息时还存在着一个再选择的过程,越是不常出现的叙述,越能给人深刻印象。受众往往运用他独特的经验,以自己的背景来弥补信息的多义性和不明性。受众的原先固有的态度和观念,会减弱、改变甚至颠倒信息的本来意义,从而造成有效传播的障碍。偏见,是这种障碍的突出因素。种族偏见、阶级偏见、道德偏见,以至于意识形态的偏见,都会影响信息的有效传播。
知识障碍。知识障碍是指受众因教育程度的不同以及获得信息多寡的差别,形成了对接受信息的障碍和对信息正确评价的障碍。信息量大的人,其信息会愈丰富;信息贫乏的人,其信息永远贫乏。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或社会上层人士更有可能获得丰富的信息。
兴趣障碍。不同的受众在兴趣上千差万别。媒介传播的信息是否满足他们的需要,或者是否让他们感兴趣,客观上制约着信息传播的效果。
环境障碍。社会环境和人际环境对于信息的有效传播也能形成障碍。首先,“意见领袖”发挥着重新解释信息、再传播信息的作用。信息通过意见领袖进到某个团体的社会环境里,而意见领袖是从媒介中获知信息,然后按照顺序把它传给喜欢讨论公共事务的跟随者,意见领袖比一般人更对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感兴趣,更大量地接触传播媒介,他们的观点对周围的人往往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部分地改变或增强他人的态度。其次,口头传播能够抵消或补充信息的内容。“小道消息”、民谣、流言在人际传播中极有煽动性和感染力。怨声载道、街谈巷议、人言可畏,这些词语说明口头传播能产生强大的冲击波。大众传媒所发送的信息因此而受到检验。若与民意、社会情绪相抵触,则效果适得其反。其三,媒介选择使受众分散或分流,形成意见多元化,对同一信息可以作出多样的解释。
2.来自传者的障碍因素主要有:
报道时效。物质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它一刻不停地向前运动着。新闻报道的任务是抓住一个个瞬间为受众复现世界的影像。新闻报道的相对静止与报道对象的绝对运动之间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这使得新闻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偏差也无法避免。当这种偏差过大时,就会产生与新闻传播者的初衷相反的效果。
报道政策。我们的新闻机构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担负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任务。如果传播者不能吃透政策,并且以准确的方式表达出来,宣传的结果就会不尽如人意。
报道逻辑。新闻报道不会用深奥的文字、严谨的论证来记述事实,它的语言平实、语义直白,记者的倾向也比较明确,或褒或贬,或喜或忧,很少有掩饰。这种文风是由新闻报道的特点决定的,但这并不是说新闻报道就只有一层表面意义,没有深层逻辑意义。逻辑意义不在报道字面上直接表现出来,它是根据报道内容,通过合理的逻辑推理得出的。忽略这一层含义,有可能带来大量新闻传播的负效果。
报道分析。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发生、发展、衰亡的过程。新闻报道对事实的反映应全面。但是由于一些记者在介绍一些新生事物时,缺乏深入调查研究,缺乏仔细分析其发生原因,于是报道没能反映事实全貌,有时尽管事实片断很精彩,但新闻报道本身却没有正确发挥指导作用。
三、有效提高电视新闻传播效果
中央电视台的一份观众调查报告显示,观众看电视的主要目的是增长知识、了解时事的需要。由于电视新闻具有内容丰富、报道面广、知识性强、单位时间信息量大及形声并茂的特点,适应了观众观看电视的内在需要。观众对电视新闻不满意的因素有:
报道面窄,信息量小28.45%
表现形式呆板15.16%
有时报喜不报忧9.81%
知识性差7.20%
事件性新闻少(突发新闻)6.21%
内容枯燥,不吸引人6.09%
时效性差2.73%[3]
克服新闻传播的障碍,适应电视观众的心理,满足观众的收视需求,是提高新闻传播效果的有效方法。
1.追求电视新闻的优秀品质
电视新闻传播者为了达到较好的预期传播效果,必须对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渠道进行控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传播效果。首先要对内容和形式进行控制,这个控制目标的基础就是追求电视新闻的优秀品质。
电视新闻的优秀品质包括哪些因素呢?首先是事实。事实是新闻信息的本源,我们在电视新闻中强调的是:事实,事实,还是事实。要通过对新闻事实的报道来传播有效的信息。
其次是现场。电视新闻对信息的传播首先是通过画面,其次是通过声音,最后是文字。现场是电视化的最根本的手段,这是电视新闻的最大优势。当传播者对新闻进行现在进行时的播报时,当传播者使用同期声和具有现场冲击力的画面时,总是可以让观众如临其境。这时的传播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是观点。观点是电视新闻的灵魂,虽然优秀的电视新闻总是将观点隐藏在事实的背后。应该通过对新闻事实的选择、新闻的编排、镜头的剪辑、字幕的运用和言论来突显传播的观点。
第四是深度。我们要通过对新闻不断追踪来吸引观众的视线,要把新闻事件放在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背景下和关联的事实进行对比,通过对新闻事实的挖掘来展示新闻厚实的一面。
最后是情感。情感是一种打动观众的有效途径,有效的新闻传播经常在新闻中倾注了传播者的情感,通过新闻的人性魅力展现来表达我们的人文关怀。[4]
2.电视新闻的编排,就是把分散的新闻依据新闻价值的大小和受众对新闻接受的习惯,按一定次序排列组合,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新闻节目,达到电视传播媒介的预期传播效果。电视新闻编排得好与坏直接影响着电视新闻的传播效果。要想达到最佳宣传效果,应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要经营好新闻头条。头条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整档新闻的收视率。它的范围可以是反映当地的政治、经济活动,也可以是科技、文化、自然灾害等新闻。电视新闻头条常常通过多种电视手段的运用来展现。1986年1月29日,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失事,中央电视台就打破了“先国内,后国际”的编排常规,把这一事件的几条相关新闻、背景资料等编成综合新闻,安排在新闻节目的头条播出,引起很大反响。
第二,对新闻提要进行提炼,新闻提要是整档新闻的精髓,应该体现出整档新闻的框架和闪光点,折射出它的整个精神面貌和气质,给人以透视和美感。有人把新闻提要解释为“用简明的语言把本次节目中最重要、最新鲜,与人民群众关系最密切的内容概括出来,并在节目的开头播出的文字形式”。现在的电视新闻提要形式采用的是抠像叠加活动背景等各种特技,配上音乐,播音员以简单、精练的语言把新闻提要的精华读出来,让受众对即将播出的新闻有个大体的了解,以此来确定他收看这次新闻的深度和广度。新闻提要能缩短受众和电视新闻的距离,有利于提高电视新闻的威信。
第三,受众心理和整档新闻的关系是电视新闻有效传播应该研究的问题。随着电视频道越来越多,如果一个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不能给受众带来信息和新鲜感,那么,受众就可以用手中的遥控器随时转换频道。有人统计,一个受众在看电视时,因为电视节目的原因,他可以在短短的一分钟内变换7个频道。不同的电视观众有不同的接受心理。他们在观看电视节目时,会运用自己的审美观、价值标准去进行取舍,所以每天大量滚动播出的新闻,如果在编排中没有考虑观众的心理需求,新闻节目播出后就往往收不到较好的传播效果。由于节目定位和观众收视习惯的不同,不同时间段的观众会有所区别,因此传播者还要根据新闻播出的不同时段与受众的心理差别来编排新闻,以达到最佳传播效果。
第四,做好新闻组合搭配。新闻组合搭配是根据传播目的需要对一条或几条新闻进行组合配套,使之形成多侧面、多角度、有一定联系的集合体,形成一定的节目分量。常用的方法是:通过增补言论、编后语、短评等方式使新闻增加说服力,通过增加新闻背景、相关知识使新闻的知识性、可视性、趣味性增强,这样观众对一条新闻所反映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了解,印象也就更加深刻。这种把内容相关、相近、相反的新闻集中在一起汇编,在同一题目下播出,可以使新闻的凝聚力增强,达到节省时间与扩大信息量的作用,观众也可以通过这样的组合新闻了解到事物的各个方面。还有一种编排法是把内容有矛盾的新闻组合起来,在同一时间播发,通过对比,把事物的矛盾提示出来,这样肯定一方否定一方,一褒一贬,也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5]。
3.处理好正面宣传和传播效果的关系
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是我国新闻媒体的内在规定和职责要求,这是一个关系到新闻舆论导向的大问题。但是,由于不能科学地处理正面宣传与加强舆论监督、正面宣传与报道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正面宣传的导向性与艺术性等关系问题,致使新闻宣传质量出现散(缺少信息量)、浅(缺乏思想深度)、板(缺乏可读性)等弊病,大大影响了新闻宣传的效果。实践证明,正面宣传不仅没有束缚新闻报道,而且它还是一项提高新闻报道质量的有效保证。要改进正面宣传,使新闻宣传质量达到精、深、活,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几个关系。
第一,科学地处理正面宣传与加强舆论监督的关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与加强舆论监督并非完全对立,它们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对领导干部、对党政机关、对政策措施的落实执行、对社会管理等方面实施舆论监督,为的是保证党的事业的顺利发展和社会的良性运行,与正面宣传是一致的。
舆论监督的出发点是正面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单纯为了暴露问题,迎合部分读者的不当需求,寻求一时痛快。舆论监督的导向是正面的,是为了让监督报道发挥舆论引导作用,而不是对读者产生误导作用。
舆论监督报道要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揭示其本质,以严肃的态度和严谨的报道手法,引导读者正确地认识问题。它不仅要求报道事实真实准确、客观全面,而且要求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方法科学、观点正确,从而发挥引导作用。
舆论监督的效果是正面的,是有利于建立完善的制度,有利于问题解决,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激化矛盾,诱发新的社会失范。虽然舆论监督的效果不可能在报道采写之时即能体现,但是,作为正面宣传的一个重要内涵,报道者应有足够的认识,因此,监督报道应更为谨慎。
第二,处理好正面宣传与报道群众需求问题的关系。观众收看电视新闻有三个基本要求:好看、有用、重要。“好看”是报道的外在表现形式,只有好看,才能吸引读者;“有用”说的是对读者的服务价值,只有有用,读者才愿意看;“重要”说的是报道的信息在读者心目中的分量,只有重要,才能在读者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
第三,处理好导向性和艺术性的关系。要充分运用电视的声画传播优势,在尊重新闻事实的前提下,运用镜头的景别的叙述功能,运用剪辑的艺术感染力,以及声音的艺术性运用,通过这些手法达到一种真实的艺术感染力,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从而收到宣传效果。
电视新闻传播者往往通过对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渠道进行控制,通过对这一控制的实施在一定的程度上使传播效果向预期的方向转变。实际操作上则要注重发挥电视这一传播媒体的长处,通过对电视新闻的精心编排,处理好正面宣传和传播效果的关系,是可以有效提高电视新闻的传播效果的。
参考文献
[1]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2]程世寿、刘洁:《现代新闻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1版
[3]陈崇山、弭秀玲:《中国传播效果透视》,沈阳出版社1989年3月1版第400-第401页
[4]《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办,2003年6期
[5]《电视研究》,中央电视台,2001年2期
[6]何志武、赵振宇:《改进正面宣传提高宣传效果》,,2003-1-15,传媒人网络
[7]张骏德、刘海贵:《新闻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目前，尚未确定科技新闻的定义。但国内大多学者认为，科技新闻是有关人与自然关系及科技发明的报道。通过科技新闻，人们能够及时了解最新的科技成果，掌握科技最新动态和最新发现。通过新闻，人民群众还可见证科技成果的诞生。科技政策、科技人物和科技成果等，是科技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科技政策多与国家对科技活动的发展策略及管理有关，强制性和指导性是科技政策类新闻的主要特点，具有保障、规范和监督科技活动的作用。科技人物是以重大科技成果人物事迹为中心，介绍科技人物的主要事迹，弘扬其工作业绩，并传承其刻苦钻研、无私奉献等精神。科技成果是以科技调查、研究和实验为主，展示科技成果整个研发过程。
2科技新闻传播准则
鉴于科技新闻的特殊性，科技新闻传播准则包括以下三点。
2.1知识性
科技事件是科技新闻报道的主体，其内容多以大量的科技知识为主，假如不能充分了解相关知识，致使新闻报道缺乏真实性，极易误导人民群众。因此，在报道科技新闻时，要充分掌握科技新闻中的科技知识，客观、准确地反映当今最新科技成果，确保科技新闻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防止夸大新闻内容。在报道过程中，既要注重新闻的实效性，又要保证新闻的权威性，从而确保科技新闻的可读性。
2.2科学性
由于科技新闻的特殊性，因此必须保证科技新闻内容具有科学性。一旦科技新闻科学性缺乏，就必将导致其失去意义。科技事实作为科技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之一，要保证其具有科学性和逻辑性。科技新闻对群众的舆论和认知具有引导作用，要有充足的科学依据为报道内容提供保障，从而保证科技新闻具有正确的引导作用。
2.3规范性
科学研究中存在诸多的专业术语，报道科技新闻时，禁止随意使用其他词汇进行描述，防止出现对科技技术最新研究成果的曲解，因此，必须使用专业术语报道科技新闻。
3科技新闻传播存在的问题
3.1科技新闻传播真实性缺乏
科技成果需通过权威鉴定及同行评议才可进行报道，但就科技新闻记者而言，多数记者缺乏对科技新闻的正确理解，而且记者专业大多是体育、中文、新闻、经济、政治和历史文化等，缺少对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的认知，在采访过程中，尚未充分把握科学事实的本质，就开始撰写新闻。撰写过程中，难以发挥自身的想象力，描述科技事物时，引用大量数字，导致科技新闻变得枯燥无味。对科技人物报道时，过于夸大对人物事迹的赞赏，从而导致科技新闻传播缺少真实性。
3.2缺少人文关怀
目前，科技新闻报道方式及手法正在不断转变，从而保证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同时，科技新闻报道也越来越注重人文关怀，但就目前科技新闻传播而言，仍缺少人文关怀。新闻传播缺少人文关怀，是指科技新闻主体内容具有较强的集中性，大多以宣传和政策为主，传播方式较为单一，使用专业术语过多，不利于读者阅读，而且传播形式较为呆板，缺少与读者间的互动，从而导致科技新闻传播缺少人文关怀。
3.3真伪科学共存
政治和科学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大多数科技新闻工作人员，把政治和科学作为独立的两者，报道科技事件过程中，仅注重科技方面的报道，缺少与政策、政治及全局的联系，致使真伪科学共存。由于科技新闻工作人员，难以对真伪科学进行鉴别，导致科技新闻在传播过程中，错误引导人民群众的认知和舆论，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
3.4夹杂虚假广告
有些工作人员为了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对某项科技成果进行独家报道，然而，在这种急于求成的心理影响下，致使出现假科技新闻。部分企业利用人们相信科技的心理，大量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制造虚假地科技广告，以获得更多人民群众的信任，从而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随着广告市场竞争越来越严峻，传媒企业降低了广告质量的要求，未按照严格的法律法规，谋取更多的广告份额，同时也未严格审查广告的可信度及真实性，致使科技新闻在传播过程中，出现虚假广告，影响了人们对科技技术的了解和掌握。
3.5传播方式过于统一
一般情况下，科技新闻传播分为国内传播和国外传播。但目前，科技新闻在传播过程中，无论是国内传播，还是国外传播都采用同一种传播方式。由于各国文化存在差异，相同的传播方式，存在不同的理解，导致传播效果适得其反。
收稿日期：2014-01-19
基金项目：2010年国家重大招标课题《当代中国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与中国社会文明程度研究》（10&ZD049）的子课题《政治文明与当代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邵腾，男，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张英魁，男，南开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与乡村社会学。
意识形态（Ideology）对于塑造一个国家的国民精神与提升政治正当性具有重要作用。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着诸多新情况与新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指人类精神文明成果体系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的传播问题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电视媒体的时事新闻节目作为大众传媒中的重要政治、经济与文化信息传播渠道，承担着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职责，其传播绩效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塑造与政治正当性的损益。值得肯定地是，多数电视媒体的时事新闻节目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贡献良多。但是，从时事新闻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承载、传播方式以及媒体意识形态的系统传播三方面来考量，当前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却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与主流意识传播的疏离：传播功能弱化
传播主流意识是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一项极其重要的功能。所谓时事新闻，是指“刊期内发生的国内外大事的综合报道、综述、背景分析、大事记、专题报道等”[2]。这表明时事新闻的主要内容是国内外近期发生的大事，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事新闻因而呈现两大特征：时效性与广泛性。而在社会主义中国，电视媒体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喉舌，承担着主流意识传播的关键功能。那么，时事新闻作为电视媒体中的重要板块，更因其与政治高度相关、与社会生活紧密衔接、与受众接触频率极高，而成为电视媒体传播主流意识的主力军。时效性产生吸引力，广泛性带来触及力。时事新闻应充分发挥自身两大优势，担负好主流意识传播的职责，常态化而高频率地将主流意识输送到受众那里，扮演好主流意识传播的尖兵角色。
但在现实世界中，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与主流意识传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疏离，其传播功能弱化甚至缺失。主要体现有三：一是传播的阵地意识缺失。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其主流意识传播功能的发挥，在日常新闻节目的策划环节缺乏对主流意识传播的主动性。二是传播的行为缺失。缺乏传播的阵地意识必然导致传播行为的缺失，一些电视媒体在时事新闻节目中对主流意识传播的份量不多，所占版块不大。三是传播的非常态化。部分电视媒体的时事新闻节目虽然不乏主流意识的传播意识和传播行为，然而却并未形成一种机制化传播的理念和行动，处于一种被动为之的低级状态。如此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了一条极为重要的传播渠道，传播幅度大为缩小，传播效力自然受损，进而导致其辐射力减弱。
上述时事新闻主流意识传播功能弱化现象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逐步向多领域拓展并向深层次推进。与此同时，社会生活领域发育并成长起来，社会文化呈现出与以往迥异的相对自由与世俗化特征。从这一视角来分析，导致时事新闻主流意识传播功能弱化的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基于新闻媒体市场化运作的收视率诉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各种媒体陆续由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从行政统辖转为市场化运作。自负盈亏与市场竞争促使各种媒体不得不遵循市场规律，注重收视率，以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电视媒体节目包括时事新闻在内，必须追随和吻合大众的阅听趣味与现时需求。在此情形下，主流意识传播的弱化就不难理解了。
其二是当下社会文化的娱乐性与消费性。有学者认为，精英文化的衰落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3]。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物质繁荣，温饱而小康之后的文化诉求开始转向以个人官能的愉悦与感性面的暂时满足。应时的娱乐文化与消费文化等迅速发展起来，并因颇受大众追捧而占据了当前文化阵地的主流位置。当这样一种文化形态与媒体的收视率诉求汇至一处，结果必然是后者毅然投入前者的怀抱。这是一种极为现实的抉择。但是，这种抉择的代价是挤压和占领了主流意识传播的生存空间。包括时事新闻在内的电视媒体节目满足了自身利益的考量，却造成了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功能的弱化乃至缺失。
上述失位现实亟待改革，时事新闻应该回归其传播主流意识的应然位置，治理之道在于促进其重回其位。时事新闻固然应为其电视媒体收视率作出贡献，但无论如何它都不能只是作为大众的娱乐佣人和消费向导一类的角色而存在。它有着更加崇高和理性化的职责。所以，时事新闻应该恢复并强化其主流意识的传播功能，总方针是统筹兼顾职责履行与市场效益。
要强化主流意识传播的主体理念。时事新闻的特性决定了其主流意识传播的主体地位，故应名正言顺而又责无旁贷地担起传播主流意识的职责。要端正对于主流意识传播重大价值的认识，真正将其作为自身功能定位而贯彻于传播实践过程中。
合理安排传播主流意识的节目与其他节目之间的版面比例。获取市场效益关乎生存，传播主流意识关乎使命，生存与使命不可偏废其一。所以，时事新闻应在节目设计上推陈出新，合理规划，既要恢复主流意识传播的节目比例，又要避免其过度挤压其他节目版面而造成收视率下滑。总之要通过精心计算寻求一种最佳规划方案。
实现主流意识传播的常态化。时事新闻应该稳健地履行传播主流意识的功能。而且，主流意识的传播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远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坚持不懈地传播，方可深入人心并起到影响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功用。所以，时事新闻应进行机制化管理，设置相关规则，避免主流意识传播的随意性，并进而成为一种固定存在。
二、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主流意识的教条化传播：传播的异化
时事新闻节目传播主流意识的方法应遵循新闻与传播规律。一个完整的新闻传播系统包含四项要素：传播者、信息、传播媒介与受众。有学者认为，受众之所以关注新闻，是出于对异常事物、相关利益和个人偏好的关注，新闻价值就体现于满足受众上述需求[4]。承载着主流意识的时事新闻仍不脱新闻本质，因而同样要具备新闻价值，满足受众需求，进而引其关注。而传播学的核心语汇“传播”，本身就具有“‘共享’的基本内涵，表明其本意是双向、互动的，它是指信息、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和变化”[5]。所以，时事新闻的主流意识传播应重视受众认可与接受心理。唯有取得受众的心理认同，主流意识方可发挥应有作用，其传播方可谓行之有效。这就要求时事新闻工作者应根据新闻的科学规律与受众的心理特征，将严肃的理论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受众乐为观读的新闻形式，做到时事新闻与主流意识的高度融合。在满足受众新闻需求的同时，将主流意识春风化雨般传递给受众。
然而，目前时事新闻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方法层面存在教条化传播现象。部分时事新闻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处理和转化，没有真正掌握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真谛所在，缺乏对于传播规律的理解和运用，也未将新闻与主流意识形态融为一体，反而将主流意识形态生硬地直塞给受众，致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成为单方面的“自说自话”。表面看来，每一句话、每一段文字和每一幅画面都在“传播”主流意识，但实际上已经远远背离意识形态传播规律，而且由于严重忽视受众心理认可与接受状况，激起了受众内心的反感与厌恶，出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异化：欲以传播促进受众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却导致了受众因传播不当而对此产生排斥。空耗人、财、物等资源，未取得预期认同效果不说，反而加剧了某种程度上的不认同现象的产生。
客观地说，时事新闻意识形态传播异化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时事新闻传播主体的传播观念未能与时代变化和受众心理的转向而同步创新，仍在惯性作用下沿袭过去那种单纯灌输传播方法。灌输理论最早源于列宁，他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这种理论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圭臬”式教育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灌输方法成为我国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渠道，并在特定的年挥了显著作用。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这种方法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基本上忽略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和心理认同。在规制宽松化、个人主体性获得增长和思想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现代民主社会中，时事新闻的受众不再仅仅是一个个信息接收者，还是一个信息发出者。单向度的灌输之道只停留于将主流意识形态形态传递至受众，而不顾及受众对此的心理接受和认可。有学者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受众心理机制划分为四个维度：认知图示的运动与契合是受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结构，情感体验是受众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机制，需要驱动是受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根本动力，行为实践是强化受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念的有效方式[6]。对受众心理认同问题的认知不足与把握欠缺是当前时事新闻主流意识教条化传播的根源所在。
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的有效性要求必须摒弃教条化传播。如果将受众心理认同看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成败的关键，就应通过争取受众心理认同来控制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与结果。应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设：
其一，除了作为新闻工作者应有的基本能力之外，意识形态传播主体还应具备对于受众心理的认知和把握能力，包括对受众的语言和行为传达的心理状态的识别与判定，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进行受众心理规律总结的概括能力，以及根据受众心理变化特点适时适度调整意识形态传播策略的能力。
其二，时事新闻意识形态传播的方法应该丰富多样，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传播方法体系。传播方法还应呈现人性化与清新化特征，既充分考虑受众的精神与生活需求，又能避免因干瘪单一而引起受众“审美疲劳”，比如可以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去除意识形态传播节目过于刻板的严肃面孔，以一种生活化的姿态争取与受众之间产生共鸣。
其三，传播与反馈的双向通道建设是实现有效传播的重中之重。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只是时事新闻本身的自说自话，因为缺乏反馈的通道。而“对于新闻媒介来说，不仅要‘联系’读者，还要下更大的工夫去倾听他们的意见，咀嚼他们的批评并向他们作出交代。”[7]所以，不仅要认识到取得受众心理认同的重要性，而且要精心设计受众对于意识形态的反馈通道。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各种通信手段日新月异。要充分利用现代通信和网络科技的发展成果，建立起畅通无阻的反馈渠道，给予受众观点表达和观点争鸣的机会与路径，完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的双向反馈通道，最大限度地避免意识形态传播异化现象的产生。
三、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的主流意识孤立化传播：多元异质信息的挑战
电视媒体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含诸多部分，时事新闻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鉴于意识形态传播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时事新闻一家的传播力量不免显得单薄。因此，包括时事新闻在内的新闻媒介诸节目群，都负有且应担起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传播的系统应是一个有机系统，即系统的每一部分能够做到相互协调和支持。各种媒体节目联袂传播，各种散化资源和力量整合为一股强大合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果自然大幅上扬。事实上，媒体节目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总会传达出一定的思想、价值、理念和愿景，时事新闻之外的其他节目（电视剧、选秀等娱乐节目）自觉或不自觉地裹挟着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引导人们消费和购物的节目所体现出的消费主义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讴歌英雄模范与伟大人物的影视节目也在传递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就目前来说，时事新闻与其他媒体节目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上尚未做到协同传播。一些媒体没有积极主动地履行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职责。更为甚者，部分媒体节目所传播的意识形态与时事新闻正在传播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冲突和悖反，以致抵消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努力和成效。举例而言，部分影视、娱乐作品中个人主义的宣扬、自由化鼓吹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美化，就与时事新闻中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集体主义、四项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等背道而驰。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孤立化显而易见，多元的异质信息正在消解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成效。
以上所言孤立化传播的原因可从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来解读。就客观原因而言，全球化、通信革命与文化改革，推动了各种文化和思潮的多元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构成。各种思想文化成分投射到电视媒体节目中，就出现了电视媒体节目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多元化。
就主观原因而言，一是新闻媒介的自身利益驱动。正如上文所述，市场化了的电视媒体需要收视率以求得生存，因此自然会逢迎受众的口味。而在当代，精粹与糟粕、先进与落后都自有市场。意识形态的理论抽象性与整体性使传播需要主客观条件，对人的理性精神与人文情感都有较高的要求。而其他娱乐化的节目，更容易引起大众的兴趣，因而在传播主流价值观时形成异质价值的挑战。同一电视媒体的不同节目间所传播的意识形态掣肘情形也就不难理解了。二是电视媒体节目管理者的失策，体现为意识形态整合传播的缺失。一些管理者尚缺乏对于其他媒体节目传播意识形态功用的清晰认知，自然不会将其纳入传播体系。一些管理者则尚未察觉其他媒体节目正在传播的意识形态与时事新闻所传播者相悖的现实，因而不能纠正传播中的冲突问题。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导致了当前媒体节目群意识形态传播上各自为战的纷乱格局。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协同传播：
首先，应当建立意识形态传播的整合机制，以改变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孤立处境。整合离不开全部电视媒体工作者的集体努力，所以要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协同传播的教育，具体内容包括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教育，帮助其树立主流意识传播的阵地意识，以及意识形态传播的协作观念等。
其次，对于电视媒体节目管理者来说，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上要具备一种整体经营思维，即在原有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之外，将其他媒体节目也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场域之内。而且，所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要形成一以贯之的理念，并将其推而广之，即全体管理者、策划人和传播人对于主流意识应该达成共识，在节目设计上加强预先沟通，增进相互了解，力争将悖反消除于媒体内部，避免在具体传播过程中出现冲突和自我消解。正如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想实现有效传播，意识形态宣传者必须善于发现信息噪音，排除它们的干扰，并积极利用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其他辅助信息，增强自己的信息传递能力。”[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