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文体意识为角度,对文学发展史的思路进行了探索研究。先是阐述了文体意识的定义与我国古代文体研究的现状,提出了文体意识研究要与具体的历史背景结合,并分析了唐宋时期文体的存在的状况和五大主要文体;然后通过唐宋时期文体意识的辨析,提出了古代文体研究应注意的问题;最后重点阐述了文体研究的多面性和文体研究的作用。
文体是指独立成篇的文本体制,是文本构成的规格和模式,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是某种历史内容长期积淀的产物。中国文学在唐宋时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且其文体形式也极为丰富。而以往对于唐宋时期文化的研究,则呈现出了一种重内容轻文体的倾向。本文就从文体的角度出发,对唐宋文学中的文体意识,进行探讨。
一、文体意识的定义与研究现状
(一)文体意识的定义
所谓文体意识,按照陶东风先生的解释,即“一个人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对于文体特征的或明确或朦胧的心理把握”。一般而言,文体意识比较强的人们最热衷于确证规范、辨析源流。
(二)文体发展史与文体意识的研究现状
谈文体意识研究离不开文体发展史的研究,两者不是孤立的,是相互包含与渗透的关系。文学发展的历史以文体的发展为基本内核,考察古代文体形态演变的历史,同时也就是考察古代文学创作、文学观念变革的历史。每当一种新的文体产生,我们的文学史就向前推进一步;每当一种文体成熟,我们的文学史就会增添许多优秀的作品。正是在各种文体的不断产生和成熟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史不断地发展并高潮迭起。
1、古代文学发展史的研究现状
我国对古代文学史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是20世纪才开始的。西方学术对我国初始的文学史研究影响巨大,从当时的古代文体形态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方面来看,古代文体研究未能从实际出发,对中国古代原来非常重要的一些文体形态相当忽视。这是因为,以现代学术研究的眼光看,古代许多重要的文体呈现出是“非文学”的文体形态,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古代实用文体形态与文学文体形态是浑成一体的。故此,为避免以西方的文体形态分类学的框框来套用,削足以适履,我们研究古代文体史,一定要从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的实际情况出发。
2、文体形态意识的研究现状
唐宋文学的研究以及整个文学史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文学史著作甚丰。突出作家的地位,细致介绍作品的内容,具有清晰的历史的线索等是这个时期研究的特点,也是其存在的理由。但由于这个时期的文学史编写甚至教学过程都是根据时间的序列来安排,以作家或作品为主线,辅以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解,呈线性模式编写或讲授。且在文学观念上,则由于当时的政治条件和研究水平,有重内容轻文体的倾向。在这种文学史里,文体的演进轨迹难以勾勒,文体的发生和发展被作家和作品的线索湮没。文体的演进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自然也无法得到清理。
事实上文体形态是文本存在的基本要素,也是作品的语言存在体。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把文体形态看成只是无足轻重的形式,因而忽视了文体形态的研究。其实文体形态并不是纯粹的形式,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文本诸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相对稳定的特殊关系,从而构成了某一体裁的独特的审美规范。而且文体形态具有深广的语言学和文化学内涵。作为一种语言存在体,文体形态是具有一定规则和灵活性的语言系统的语言规则,是依照某种集体的特定的美学趣味建立起来的。人类在长期文学实践过程中创造了文学的体裁及其体式规范,它从萌芽、产生到成熟往往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文体形成的历史长河中,个别作家的努力对于某些文体可能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或者有综合集成之功,但是从根本上讲,文体形态的形成及演变是长期的集体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结果。
众多学者开始重视文体形态研究是近20年来的事。近年来对某一文体形态史研究的著作,如诗史、词史、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批评史等,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只是对文体形态发展与某一时期文学史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不够,缺乏可信的理论基础。因此,探讨文学史中文体形态的演变规律,了解文人的创作心态,评价各种文体所实现的文学成就,还是一项新的任务。
二、唐宋历史文化时期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
前面我们说我国的文体意识研究要摆脱西方文学分类束缚。研究文学形态要考虑具体的历史背景,研究唐宋文学形态就要熟悉唐宋时期政治、社会背景。唐宋时期不是仅指唐朝和宋朝两个朝代,在文学形态研究中它是指以唐宋时期为最主要历史时期的文学时空。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全面繁荣的阶段,产生了多种文体形态,其中诗和词发展到鼎盛阶段。该阶段包括有隋、唐、五代和宋辽金四个时期。隋朝结束了长期分裂动乱的局面。它巩固统一的措施被唐朝承袭,是唐代封建盛世的前驱。隋代文学是由汉魏六朝文学到唐代文学过渡的桥梁。李愕、王通反对六朝骄丽淫靡的风气,启发了唐代的诗文革新。隋诗中边塞题材之作,开唐代边塞诗先声。唐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唐代文学兴盛的主要社会原因有:
1、没有文学禁锢,思想比较活跃,使各种倾向的作品得以存在和发展,文学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
2、科举制度和均田制度的实行,使得庶族地主力量迅速发展。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掌握了文学发展的主流,打破了宫廷和贵族对文学的垄断。他们比较了解民生疾苦,具有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又能够吸取民间文学的营养,使创作开了新生面。
3、国家的统一使文风融合,统治阶级对儒、释、道三教并重并能包容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各种姊妹艺术的繁荣,都促进了各种流派、风格的建立,促进了变文、词等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
4、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频仍,只有西蜀和南唐偏安一隅。诗词适应了统治阶级酣歌醉舞的需要,得到了发展。宋朝时期加强了中央集权,影响制约文学发展的主要社会原因如下:
(1)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扩大,通俗文学继唐代之后进一步发展。天下无事,承平日久也助长了粉饰太平的形式主义文风。
(2)统治集团内部新旧党争以及抗战派和妥协派的矛盾斗争反映在文学中,形成重议论说理的时代特征。
(3)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贯穿两宋始终。反映人民疾苦和表现爱国思想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内容。
(4)理学思想统治体系的建立,使两宋诗文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学问、重说教的“头巾气”和“学究气”。
三、唐宋文学中的文体意识辨析
(一)唐宋文体意识研究综述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是唐宋文学。说到唐宋文学,人们会自然想到“唐诗”、“宋词”,这是两种文体所构成的两个最能代表该时期文学成就的文体形态意识现象。其实这只是唐宋文学形态的部分类型。唐宋文体主要有五大形态,分别为:诗、词、文、小说、批评。但不是只有这五种形态,也有很多文体形态在唐宋时期初见端倪,有的在以后时期逐渐兴盛起来。有的是在前代的历史时期已经出现,但并没有在唐宋时期兴盛起来。
一种文体的发展兴盛并不具有明显的时间性。所以,从文体的发展角度来讨论文学的发展,必须超越时间的界限,要明白一种文体的产生和发展,不可能完全与一个朝代的生灭同步。这样,在中国文学史或唐宋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涉及各种文体演变时,必须突破朝代的限制,或上接前代文学以见发端,如对律诗的形成、唐传奇的产生和批评的形式的探讨;或下延后代文学以见发展,如对词的演变的探讨就涉及到曲的形成。
(二)唐宋文体意识研究细说
依据前面所述研究的思路与要点,结合近年从强化文体意识的角度对唐宋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笔者进行了一些思考。
从文体演变的角度看,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宋诗是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对唐诗和宋诗所展示的艺术境界以及表现出来的各种复杂思想、情感的探讨,可能对领悟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有所裨益。唐诗繁荣,除去社会条件有利于文学发展外,还取决于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楚辞》浪漫主义传统,汉魏诗人学习民歌讽刺时政、反映民间疾苦的经验,以及六朝以来山水田园的描写和声律技巧的运用,都为唐代诗人批判地继承,使唐诗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完成了新体诗是唐诗最大的特色。对诗歌部分的研究应直接从新体诗的源流开始,讨论的时间也应从六朝开始。声律论的发现是新体诗的完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它是后来的律诗得以问世的前提。最重要的诗人是杜甫,他把律诗的写作推向了古典诗歌的顶峰。因此,对声律论和杜甫的讨论就应该相对集中。杜甫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虽然不是律诗的开创者,但他在律诗写作上的追求上,既有完善的一面,又有突破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杜甫成为一位真正的集大成者。笔者从文体角度切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基于诗歌在诗人的心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容可以怎样把握的思考。从诗歌创作的情绪性质看,我试着将诗人分为“入世”和“出世”两大类,介于这两种之间的情绪是“伤感”。这三种是中国诗人或文人在下笔写作时的最重要的情绪。我希望以这样的认识来对唐诗和宋诗所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进行把握。在唐音宋调中,充分汲取近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文学史现象做出比较细致的解说。当然这样的理解显然是“取其一端”也无法面面俱到地对唐宋诗歌作全方位的论述。
唐宋文学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词学。两宋时代,虽然少了唐朝的强盛和自信,淡了少年的梦幻色彩,在政治上军事上懦弱退缩,但经济继续发展呈现繁荣景象,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视文人和文化的时代。两宋二百年间绝少看到文人动辄丢掉性命的记载。因文化政策的宽松以及科举的大规模扩招和文人待遇的优厚营造的承平文化,簇拥着两宋时代的文学颇如满身稚气的书生,充满活力,率尔前行:散文高和唐人大调、诗歌另辟理性余响,而词作更是气象万千,摇曳多姿,成为这一时代文学的主要标志。在词学的研究中,应着重从诗词异同的角度对宋词的特点进行分析,重点是在对“异”的分析,立足于对词这一文体的个性的掌握。从词的特点、风格、结构、修辞与意境以及词人的心态等方面进行分析,在充分汲取学界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对词的特色有所把握。
在古代文体形态中诗是吟的,词是唱的,而文章则是写的,小说就是说的(口头文学)。从不同文体的写作状态和传播形态来研究形态文学史,也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唐代传奇的兴起是中国古典小说在成熟的标志。对于小说的文体特征得研究,则应从叙事文学的角度和传播的角度来加以考虑。鲁迅关于“小说的自觉”的观点成为经典性评论。
中国唐宋八大家的成就是古典散文建立的标志。对古典散文的研究应对韩、柳、欧、苏文章的特点进行分析,这是重点所。值得注意的是,骈文在语文中的意义,骈词丽语其实是汉语的一个优势,关键是“度”的掌握,过犹不及,这是中国文章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启示。现代文与古文整体上的区别是骈体文彻底退出文章领域。而骈偶语在文章中的存在,则是十分自然和合理的现象,因为这是汉语的优势。
在唐宋文学里,有一个很少引人注意的文学形态是批评。批评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著作中起源很早,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有所体现。但中国文学批评形式的多样性,是在宋代形成的,代表性成果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中国文人从此有了一种最佳的批评形式。但诗话这种随意性的评论文字,对中国诗学理论的体系的建立,似乎没有太多的帮助。中国文人从中得到的乐趣,却是十分的丰富。中国文学批评的自成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独特形式有直接的关系。
青词在唐宋时期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但这种形态还没有引起太多人去研究,它源于上古时代人们祭祀的祷文。在唐宋时期可以见诸于好多文献,如《全唐文》、《全唐文补遗》、《全宋文》、《文渊阁四库全书》阅读这些作品,可知青词在唐宋时期已经是一种有专门用途和独立形态的文章体裁。故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吴曾棋《文体当言》等明、清人的文体学著作或文章总集都有青词一类。
四、结语
本文以文体为纲绳,在文体意识统摄之下进行阐释古代文学,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例如对某种语言体式传承关系的研究,对母文体之下子文体的组成形式和演变规律的研究,对某种艺术技巧形成、发展的过程研究等等。认识文学发展的历史,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研究文学“写什么”的范围之内,而应该上升到去研究文学“怎样写”的层次之上。在做文体意识研究的过程中应注意从文体特征人手,在论述中做到文体史演变与文学史描述的有机融合,分析各种文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在文学史发展中呈现的合力,并探求文体兴衰的规律性问题,从而对文学史进行新的探微。万古中华文脉深,管窥蠡测未得神;随处留心多翻检,艺海拾珠粒粒珍。限于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学识的局限,尚未能达到较为理想的程度。本文意在抛砖引玉,还望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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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代诗法论著盎行
古代论诗著作可分为两大系统，一为诗话系统。一为诗法系统。唐代以诗法较为盛行。如皎然《诗式》、齐己《风骚旨格》，署王昌龄《诗格》、自居易《金针诗格》及贾岛《二南密旨》等，皆为其代表。宋代自欧阳修《六一诗话>出．而诗话风行一时。至元复归于唐，诗话类著作极少，仅有吴师道《吴礼部诗话》、韦居安《梅碉诗话》、陈秀民《东坡诗话录《技类似诗话的，诗法则再度流行。
元代诗法著作。较为重要的霄传为杨载撰《诗法家数》、《诗解》(或《诗格》，范柠撰《木天禁语》、《诗学禁脔》，范柠门人所述《诗法正论》(亦作《诗法源流》、《吟法玄微》、《总论》，虞集撰t虞侍书诗法》(与《诗家一指》略同)，揭侯斯撰《诗法正宗》(亦题作《虞侍书金陵诗讲》)、《诗宗正法眼藏》，佚名的《名公雅论》、《编类》，陈绎曾、石梧的《诗谱》，范柠的《杜诗批选》、《李诗批选》等。这些著作的作者，绝大部分已难确知。其中一部分，前人曾有质疑。如许学夷《诗源辩体》就以《木天禁语》、《诗学禁脔为伪托，并指出：“当时虞、杨、范、揭俱有盛名，故浅陋者托之耳。”《四库全书总目》录元代诗法著作三种(即《木天禁语》、《诗学禁脔》、《诗法家数》》，也都一一指为坊贾伪撰。
上述著作是否出于伪作，尚难遽下结论。虞、杨、范、揭是元代最享盛名的诗人，称为“元诗四大家”，他们都对诗法有相当的兴趣。据《元史·儒学记》载，杨载“于诗尤有法；尝语学者日：《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又《蜀中诗话》云：“虞伯生先生、杨仲弘先生同在京日，杨每言伯生不能作诗。虞载酒请问作诗之法，杨酒既酣，尽为倾倒，虞遂超悟其理。”娜于诗有法”、“问作诗之法”是当时的时尚}自然以四人最为当行本色。诗法著作中还载有一些过来人的甘苦之言，如《诗法家数》说：“予于诗之一事，用工凡二十余年，乃能会诸法而得其一二，然于盛唐大家数，抑亦未敢望其有所似焉。”(亦见《诗解》这也足以证明，上述著作当出于有一定创作经验的作家之手。可能的情况是，有四人之作，有四人的门生弟子辑录之作，也有假托之作。尽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这些作品反映了元人的诗学观念。
二、诗法著作中的诗史观
要了解元人诗法著作中的唐诗史观，先得了解其诗史观。即从其对历代诗歌的认识、评价来看对唐诗的定位。元人诗法著作甚多，观点颇有歧异，粗略归纳起来，有“三段论”、“四体论”和“通论”几种。
“三段论”将整个诗歌流程分为三个阶段。《诗法家数>云：“诗体，《三百篇》流为《楚词》，为乐府。为《古诗十九首》，为苏、李五吉，为建安、黄初。此诗之祖也。《文选》刘琨、阮籍、潘、陆、左、郭、鲍、谢诸诗，渊明全集，此诗之宗也．老杜全集，诗之大成也。”从历史时段上，将周秦汉魏视为诗之。祖”，以两晋南北朝为诗之“宗”，而以老杜(唐诗》为“诗之大成”。
“四体论”可视作三段论”的扩展，其说法也见于《诗法家数》，“体者，如作一题，须自斟酌，或骚，或选，或唐，或江西。骚不可杂以选，选不可杂以唐，唐不可杂以江西，须要首尾浑全，不可一句似骚，一句似选。”将诗分为“四体”，即骚、选、唐、江西。实际是在“三段”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时段——宋代，并以江西诗作为“宋体”的代表。
《诗法正论》则历数先秦以至元代的诗歌创作，一一加以褒贬评说，具有一定的“通论”性质。作者认为：“《诗》亡而《离骚》作”，由骚变而为赋，再变而为李陵、苏武五言诗，“当时去古未远，故犹有《三百篇》之遗意”，具有显明的“宗经”意味。对六朝诗歌的看法，则与上述各家不同，认为：“魏晋以来，则世降而诗随之。故载于《文选》者，词浮靡而气卑弱。要以天下分裂，三光五岳之气不全，而诗声遂不复振尔。”贬抑六朝，指称“载于《文选》者”词藻浮靡，气格卑弱，并认为“天下分裂”是诗道不振的原因，显然是“以世论音”思想的反映。“以世论音”，自然会对唐诗特别是盛唐之诗大加肯定。作者说：“唐海宇一而文运兴，于是李、杜出焉。太白日：《大雅久不作《，子美日：《恐与齐梁作后尘《，其感慨之意深矣。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诗自为一体；子美学优才赡，故其诗兼备众体，而述纲常、系风教之作为多。《三百篇》以后之诗，子美又其大成也。”又遍举盛唐、中唐诗人十余家，予以赞赏。
循此继论宋诗，以唐宋诗相较而言，认为“宋诗比唐，气象复别”，究其实，“盖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子达性情，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子立议论，故于《三百篇》为远。然达性情者，国风之余；立议论者，国风之变，固未易以优劣也。”关于唐宋诗之优劣，在宋就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这里从“性情”、“议论”加以分别，并主张“未易优劣”，不失为平情之论。
至言及“本朝”，则云：“大德中，有临江德机范先生，独能以清拔之才，卓异之识，始专师李、杜，以上溯《三百篇》。其在京师也，与伯生虞公、仲弘杨公、曼硕揭公诸先生，倡明雅道，以追古人。”通过表彰“元四家”，再次明确作者的观点，即以“倡雅道”、“追古人”为宗归。其所倡之“雅道”为
“三段”、“四体”以及“通论”，观点和表述方式或有不同，但有两点基本一致。一是以《三百篇》为诗歌之源、诗法之源、雅道所在。再就是以唐诗为“大成”、为嫡派、为楷法，特别是李、杜，被视作通往“三代性情风雅”的津渡。对唐诗不同发展阶段的认识，或者尚有一定分歧(如晚唐诗》，但对整个唐诗尤其是盛唐诗在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则并无异议。唐诗与“三代”或《三百篇》之关系，己如上说。唐诗与“选诗”、宋诗的关系，在诗法著作中亦有讨论，从中尤能见唐诗在元人心目中的地位。
唐诗与“选诗”之别，是从诗歌的体裁之变，也即由古体向近体的演进这一角度论及的。《吟法玄微》说：“问：《古诗径叙情实，于《三百篇》为近；律诗则牵于对偶，去《三百篇》为远。其亦有优劣乎?《先生日：《世有谓此诗体之正变也。自《选》以上，皆纯乎正者，唐陈子昂、李太白、韦应物，犹正者多而变者少。子美、退之，则正变相半。变体虽不如正体之自然，而音律乃人声之所同，对偶亦文势之必有，如子美近体，佳处前无古人，亦何恶于声律哉!但人之才情，各有所近，随意所欲，自可成家，并行而不相悖也。此殆未然。夫正变之说本子《三百篇》，自有正有变，何必古诗为正、律诗为变耶?立意命辞，近于古人，则去《三百篇》为近，远于古人，则去《三百篇》为远，何待拘于声律，然后为远?自《选=》，以上纯乎正，吾亦未之信也。自《选》以下，或正多而变少，与正变相半，恐亦未然。以“正变”论诗，伸正黜变，这是汉儒以来论诗的一大法门，后人多有沿用。有人用此法来区分选诗与唐诗、古体与近体，但遭到了范柠反对。虽然持此说者也表示不必“恶乎声律”，古体、近体可“随意所欲”，“并行不悖”．然而在范柠看来，以“正变”立论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从所谓“选诗纯正”、“正多变少”、“正变相半”的说法看，势必会导出古诗高于唐诗、古体优于近体的结论。范柠提出，音律对偶并非是辨别“正变”的依据，要区分与
言及唐宋诗之别，“扬唐抑宋”差不多是元人一致的倾向。《诗法正论》以“国风之余”和“国风之变”论唐宋诗，实际也是从“正变”的角度立论。虽说“未易优劣”，但“一正一变”，实际已有高下之分。再以范柠“立意命辞”的标准看，唐诗“主于达性情”，宋诗“主于立议论”，与《三百篇》恰好是一近一远。这与前面所引杨载宋人诗尚意而不理会句法，故而“不足观”的说法，立场一致。
这就是说，以“正变说”施之于古诗、唐诗之别，则不可：施之于唐诗、宋诗之别，则未为不可。从总体上说，在元人心目中，唐诗上承《三百篇》，地位要在古诗和宋诗之上。
三、元人诗法宗唐的基本内容
元人诗法著作中之宗唐，就其主导倾向看，可以《吟法玄微》的说法为代表：“诗至唐而盛，而莫盛于盛唐，李、杜则又其盛也。”宗唐、宗盛唐、宗李、杜，在诗法著作中可谓是一以贯之。元人诗法著作中的宗唐，提法不一，内容颇多，如认为唐代“海字一而文运兴”；唐诗主性情，其“风雅性情”于《三百篇》最近，等等，但最为重视的，仍在唐诗的法度方面。《诗宗正法眼藏》说：“学诗宜以唐人为宗，而其法寓诸律。”又说：“然诗至唐方可学，欲学诗，且须宗唐诸名家，诸名家又当以杜为正宗。”按照这种表述，宗唐、宗盛唐，宗杜，实为三位一体。诗至唐方有法度可寻，李、杜等大家的法度最为典正。尤其是杜诗，“铺叙正、波澜阔、用意深、琢句雅、使事当、下字切”(《诗宗正法眼藏》)，故在盛唐诸名家中又最有典型性。
《诗宗正法眼藏》是从五七言律的角度立论，故举杜甫。而元人诗法同样重视古诗，论古诗，自然要标举李白。陈绎曾、石栖《诗谱》论“古体”就以李白为“诗家之圣”，杜甫为“诗家之贤”，这是在“古体”方面，以李白在杜甫之上。但杜甫的古体创作也有人所不可及处，因而又有人将二人相提并论。《名公雅论》引杨载论李、杜说：“李诗，七言歌行自是好，至于五言古诗又更好。作出来皆无迹，此是他天资超逸处。”认为李、杜在五七言古诗方面，各擅胜场。一般而言，李白在古体方面最为卓出，杜甫在近体方面无出其右，而二人于古近体又都造诣甚高，所以在《诗谱》中，李白、杜甫同被列为五七言古、五七言律各体的“模范”。范柠既作《杜诗批选》，又作《李诗批选》，无所轩轾。
相形之下，元人对晚唐诗歌的态度，分歧较大。《吟法玄微》论晚唐说：“皆纤巧浮薄，而不足观矣。”这颇能代表元人对晚唐诗的看法，但也有例外，有对晚唐情有独钟的。《诗学禁脔》论七言律十五格，所举十五首诗例大多是晚唐之作。晚唐诗虽在气格上不及盛唐和中唐，但七律至晚唐最为发达，并能在艺术上臻于“精纯”之境，确有超迈前人之处。可知元人的宗唐，虽以初、盛唐为主，但不废中唐：批评晚唐虽多，而对晚唐诗歌的特色和成就也并非全然视而不见。
元诗法讨论诗歌作法，品目繁多，内容丰富。如《木天禁语》有“六关”，日：篇法、句法、字法、气象、家数、音节；《虞侍书诗法》有：三造、十科、四则、二十四品、道统、诗遇；《诗法正宗》有：诗本、诗资、诗体、诗味、诗妙，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作诗之法，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而且大多是结合唐诗批评进行的。
元诗法讨论唐诗艺术的其它方面，也时有卓异之见。《诗谱》论唐人古诗，将其分为三节，认为：“盛唐主辞情，中唐主辞意，晚唐主辞律。”从辞情到辞意，再到辞律，不仅反映了唐人古诗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实际也代表着整个唐诗演进的大势。对具体诗人创作风格的评价，也不乏妥贴之论，如说高适“尚质主理”，岑参“尚秀主景”，贾岛则“炼景清真，太拘声病”，都是要言不烦，一语中的。
诗法中结合唐诗论创作中的“情景”关系，尤具新意。《总论》拈出“景中写意”与“意中言景”，一方面认为：“善诗者，就景中写意，不善诗者，去意中寻景。如杜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疏灯自照孤帆宿，新月犹悬双杵鸣。《《殊方日落玄猿哭，故国霜前白雁来。《即景物之中含蓄多少愁恨意思，并不消言愁恨字眼，但写愁中之景，便自有愁恨之意，若说出《愁恨《二字，便意思短浅。”
另一方面，又意识到：“然亦有就意中言景，而意思深远者，不可以一概论也。如：《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李频诗：《远树依依如送客，平田漠漠独伤春。《韦应物诗：《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点点独成眠。《亦何尝意思不渊永!大抵善诗者或道情思，或言景物，皆欲意味深长，不至窒塞，不流腐弱，斯为得体矣。”就“景中写意”而不是“去意中寻景”，已成为一般言诗者的共识。这里偏能翻进一层，认为虽“意中言景”，只要“不至窒塞，不流腐弱”，同样可以做到“意味深长”。这是关于“抒情”与“写景”，也是关于“含蓄”和。直露”的艺术辩证法。这种认识对后世影响甚大，这里的“景中写意”，实相当于后人所说之“景语”，“意中言景”则相当于后人所说之“情语”，二者与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也颇有相通之处。
元人诗法在唐诗的鉴赏方面亦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范柠《杜诗批选》、《李诗批选》中的话，就有多处为《唐诗品汇》所收录。他们既着力于体会创造者之用心，其于前人作品就有不少会心之论，试举《诗宗正法眼藏》解析杜甫《收东京三首》其二之一例，以见其实。其云：“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衰白之时，生意自少，故下一《甘《字，他字便不可代。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圣明之朝，岂有哀痛之诏?纵使有之，一已甚，可又下乎?《忽闻《、《又下《四字，多少惊且疑意。盖是玄宗播迁，已有诏罪己矣，肃宗即位，又一诏焉。羽翼怀商老，文思忆帝尧。此十字浑涵多少意思。《抚军监国天子事，何乃促取大物为《，山谷用十四字，太露，如何有此十字之高。叨逢罪己日，沾洒望青霄。”掘出“甘”字，再说“忽闻《、《又下《四字，多少惊且疑意”，又以此十字比较山谷十四字，如诉自家衷肠。如果未曾下过一番功夫，怎能对诗人的情感脉络体察得如此准确到位。元人如何从立意、谋篇、炼字等角度，揣摩、推寻唐人诗中的法度，于此可略见一斑。
元人诗法著作偏重于从辞章、声律的角度论唐诗，而对唐诗其它方面的美学质素则相对忽略，不能不说是其一个严重的缺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唐诗美学质素的其它方面毫无感知。《诗法家数》在论及“荣遇之诗”时说：“如王维、贾至诸公《早朝》之作，气格雄深，句意严整，如宫商迭奏，音韵铿锵，真鳞游灵沼，风鸣朝阳也。学者熟之，可以一洗寒陋。
后来诸公应诏之作，多用此体，然多志骄气盈，处富贵而不失其正者几希矣。”盛唐王维、贾至诸公的“荣遇之诗”，不像后世作者，言及“荣遇”，则流露出“志骄气盈”之态，故可令人“一洗寒陋之气”。这实际上已触及了盛唐诗歌内含的特有的时代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唐诗的“气格雄深，句意严整”，正是这种内在精神的外现。可见作者由推尊唐诗的格调，已进到了唐诗的总体美学风貌。
关键词：杜甫；《丽人行》；中国古代文化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诗作被后人誉为“诗史”，因其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较真实地反映。其新题乐府诗《丽人行》亦是如此，诗中的多处描写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现简论如下。
一、有助于唐代民俗学研究
本诗首句即为“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全诗运用工笔手法详细描述了唐代贵妇上巳节盛装踏青的习俗。“上巳，古代的性自由与祓禊的节日，汉代以后逐步固定于三月三日。”有关此日民间欢庆的盛况在历史笔记中多有记载。唐骈对唐人上巳节游曲江有过较详细的记载“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玩，盛于中和、上巳之节，彩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宋吴自牧也有记载“三月三日上巳之辰……唐朝赐宴曲江，倾都禊饮踏青”。但是检校唐诗就会发现，上巳节时描写帝王赐宴奉和应制的诗作最为常见，诸如张说《奉和三日祓G渭滨应制》、陈希烈《奉和圣制三月三日》、、、王维《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等。而记录有关当时民俗活动的诗篇却寥寥无几，其中又多写一己之见闻、情怀，诸如孟浩然《上巳洛中寄王九迥》、独孤及《三月三日自京到华阴于水亭独酌寄裴六薛八》、元稹《三泉驿》等。唯有杜甫《丽人行》以独到眼光选取并细述“丽人”于上巳节盛装戏游曲江的情景，这为研究唐代民俗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二、有助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诗中对“丽人”服饰妆扮有着较为详细的描述：“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翠为盍叶垂鬓唇”“珠压腰w稳称身”。这些详尽又不失生动地描绘，为研究中国古代服饰提供了佐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太真上马图》中人物头饰较清晰，注解稍显含糊“……此图仍可作为唐代贵妇女的发髻首饰来加以参考……此像为杨太真像，发髻上金凤、花钿并缀以连珠，亦有二鬓掩耳的鬓饰”。而《丽人行》一句“翠为盍叶垂鬓唇”中，“盍叶，古时妇女鬓饰盍彩上之花叶。翠为盍叶，即翡翠所作之盍彩叶。鬓唇，鬓边也”。由此本诗正可为《中国古代服饰史・太真上马图》之注解提供明确的史证。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唐敦煌壁画乐廷环夫人行香图》一章中论及：“唐代衣着丝绸加工大致有五六种……第三种是刺绣，有五色彩绣和金线绣。”但是作者并没有对所提出的论断进行举例论证。而《丽人行》“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一句中，“蹙金，刺绣之一种。”“孔雀、麒麟，皆为衣上所绣物也。”由此可佐证其论断。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唐代丝绸》一章中，谈及唐之丝绸成就高、织造难，已成为了唐统治者奢靡生活的代表。沈从文认为，此等织物“必已经大量织造，且精美必超过一般丝织品。”而《丽人行》的相关诗句即明确了“丽人”衣物的华贵精美，这又为沈从文之论断提供了佐证。
三、较早体现了唐代音乐“悲亦美”的审美观
《丽人行》一诗中，由描述“丽人”风姿之艳丽，服饰之华贵，饮馔之精美，进而写到音乐之动听“箫鼓哀吟感鬼神”。通读全诗，其主体风貌是一种欢乐之境，何来“哀吟”“感鬼神”之由？检校杜诗注本，萧涤非先生之《杜甫全集校注》注为“哀吟，音乐婉转动人。极力形容歌舞之盛、演奏之妙”。诚然，此句确实体现了表演者的高超技艺，并且明确地表明了唐代音乐审美的一种新趋势，即“哀亦美”。
这种音乐审美趋势在历史笔记中多有体现。《唐朝文化史》引段成式《酉阳杂俎》载“玄宗时宁王府歌女莫才人，后进入宫中，其歌喉婉转，号称‘莫才人啭’”“唱《何满子》哥，凄凉悲怆，使人闻之欲绝。”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载“陈后山云：繁钦与魏文帝鼓吹云：潜气内转，哀声外激。大不抗越，细不出散。不若唐崔令钦语也。崔记教坊任智方四女竭善歌，其中二姑子，吐纳凄婉，收敛浑沦……”即明确认定“凄婉”即善歌之表现。
综合三种笔记，我们可以认定，唐代音乐审美的“悲亦美”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
由此可见，杜甫《丽人行》“箫鼓哀吟感鬼神”这简短的诗句即为后世的诗歌创作引领了新的发展方向：凄清哀婉的曲调亦是音乐审美的一种独特表现方式。这对研究唐代音乐有着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杜甫《丽人行》一诗不仅有着高妙的艺术魅力，并且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入研究亦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1.
[2]（唐）唐骈撰.萧逸校点.唐五记小说大观・剧谈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