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1前言
1.1研究背景
消费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但是近来，外部需求下降，过去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达20%的出口部门面临严峻的收缩局面，实体经济运行规模出现萎缩。从数据来看，中国已随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经济增速放缓。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速为9%，低于市场预期的9.7%，主要体现在出口与房地产两架引擎同时放缓。
图12006年1月-2009年6月GDP走势图
为了弥补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宏观政策将着力于扩大内需，而在扩大国内需求的构成中，扩大消费尤其重要。若想增加消费，保持国民经济稳定、持久的增长，就必须对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特征、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
1.2消费结构概念的界定
本文中的消费结构是指以货币表示的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与用品、医疗保健、交通与通讯、文教娱乐、杂项开支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关系。
2消费结构影响因素
2.1社会保障水平（Thelevelofsocialsecurity，SS）
居民消费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不仅减少了即期消费支出，而且会抑制消费结构的升级，致使消费结构中应有的一些消费需求热点无法显现。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促使居民增加非生活必需品的支出，从而适应不同层次人群的消费需求，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启动多元消费市场。本文以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作为社会保障水平的测算。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2.2受教育水平——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比重（Generalhighereducationpopulation，GHEP）
居民的消费结构与其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密切相关。在理论上，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消费观念越科学，消费结构的层次越高。本文用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作来衡量中国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2.3技术进步（Researchanddepartment，RD）
本文用研究与开发的投入量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中国对技术进步的投入力度，作为影响消费结构的一个因素。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2.4利率（Rate，R）
本文选用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作为影响消费结构的因素。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
2.5人口结构——抚养比率（DependencyRatio，DR）
一般来说，通过人口结构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大体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当论及这一问题，年龄是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的年龄结构是指一个人口集团（或群体）在某一时点上的人口年龄分布状况、各年龄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它可以表明人口发展类型和速度，反映劳动年龄人口和被抚养人口的比例等。人口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将对消费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
本文将抚养比包括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总抚养比，即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作为重要的指标选入模型。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2.6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UrbanizationRate，UR）
城市化率是指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般而言，城市率越高伴随的消费结构层次越高，本文将城市率作为衡量消费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3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分析
表1中国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构成比单位：%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食品
41.67
40.35
42.58
41.94
43.20
33.25
40.05
40.23
衣着
8.94
8.97
7.30
7.29
7.08
8.88
7.59
7.65
居住
10.46
10.18
12.68
12.26
11.43
17.25
12.67
14.95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5.90
5.96
5.47
5.44
5.38
5.97
5.48
5.17
医疗保健
7.24
7.85
7.49
7.96
8.22
7.71
11.40
9.09
交通通信
10.81
11.35
10.19
10.82
11.09
12.82
11.97
11.08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10.31
10.50
11.07
11.61
10.94
11.40
8.11
9.03
杂项商品与服务
4.66
4.83
3.21
2.66
2.67
2.72
2.73
2.79
资源来源:由《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8计算所得
图2中国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构成I图3中国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构成II（比重）
由上述图表可以看出，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人均6668.13元，上升到2007年的26821.60元，消费水平已得到极大提高，但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很低，亚洲开发银行(ADB)在近期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平排在世界第128位。
从消费结构来说：
年人均食品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2778.83元上升到2007年的10790.22，可见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已得到极大提高，食品消费比率由2000年41.67%下降到2007年的40.23%。国际上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可见，中国居民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目标，这主要是由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快速提升拉动的，但是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下降为2008年的37.3%，达到了国际衡量标准中的富裕阶段，间接反映出中国的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
居住消费明显增加，由2000年人均596.41元上升到2007年的2051.99元，消费比率也由2000年10.46%上升到2007年的14.95%。住户条件不断改善，平均每人现有住房使用面积呈现增加趋势。但由于占绝大比率的低收入与其价格差距较大，短期内还不可能形成较强的购买力。消费正处在从一般水平向高档水平转变的孕育阶段。
衣着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720.95元上升到2007年的2972.35，其消费比重由2000年8.94%下降到2007年的7.65。可以预测，在未来的几年内，中国居民衣着消费比重将呈平稳下降趋势。但由于衣着消费的绝对量在增加，人们在衣着消费中更加追赶时髦，更注意质量和款式。这些均表明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在提高。
2007年人均家庭用品消费支出为4010.59元，约是2000年697.63元的5.7倍，其上升幅度是消费结构组成中最大的，这说明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已得到极大提高。但其消费比率却由2000年5.90%下降到2007年5.17%，这说明大部分家庭己经购买彩电、冰箱等耐用电器，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耐用家电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对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必将越来越快。
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消费增加迅速，分别由2000年7.24%，10.81%上升到2007年9.09%，11.08%。前者说明因为人口结构老龄化、人们的保健意识增强以及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使个人医疗负担适当增强。后者说明为方便生活，节省时间的现代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迅速进入居民家庭。
娱乐文教消费总量在不断提高，由2000年人均393.52元上升到2007年1386.08元，这说明中国居民文化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多彩，用于娱乐消费、旅游支出都有明显增长。随着工作强度的加大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城镇居民越来越注重闲暇时的娱乐，诸如旅游、度假等已成为消费热点。并且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父母望子成龙，加大对子女培养教育的投入。还有就是，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对自身学历的提高越来越重视。但从消费比率来看，文教娱乐的消费比重开始逐年下降，2006年仅为8.11%，这与国家提出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政策有关。
4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章节首先对影响消费结构的变量，包括社会保障水平、受教育水平、技术进步、利率、人口结构、城市化水平，进行单位根检验；接着把这些变量与消费结构的变量包括食品、居住、文教娱乐、医疗保健、衣着、交通通讯、杂项，放在一起进行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分析。
4.1单位根检验
表2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单位：%
年份
SS
GHEP
RD
R
DR
UR
2000
1.53
1.02
1.00
2.25
29.9
36
2001
1.81
1.12
1.07
3.06
30.0
38
2002
2.19
1.27
1.23
3.47
41.7
39
2003
1.96
1.51
1.13
2.52
40.5
41
2004
1.95
4.14
1.23
2.25
38.6
42
2005
2.02
4.53
1.34
2.25
40.1
43
2006
2.06
4.95
1.42
1.98
38.3
44
2007
2.18
5.45
1.49
1.98
37.4
45
注:SS是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GHEP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重；RD是研究与开发的投入量占GDP的比重；R是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DR是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总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UR是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利用EViews3.1对上述6个变量进行单位根(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变量ADF检验
变量名称
ADF检验值
P值
(C，T，N）
临界值
1%
5%
10%
D(SS(-1)，2)
-2.965013
0.0251
(0，0，0)
-3.0507
-1.9962
-1.6415
D(GHEP(-1))
-1.926497
0.0954
(0，0，0)
-2.9677
-1.989
-1.6382
D(RD(-1))
-2.127608
0.0709
(0，0，0)
-2.9677
-1.989
-1.6382
D(R(-1))
-2.940666
0.0217
(0，0，0)
-2.9677
-1.989
-1.6382
D(DR(-1))
-2.743578
0.0288
(0，0，0)
-2.9677
-1.989
-1.6382
D(UR(-1)，2)
-8.660254
0.0001
(0，0，0)
-3.0507
-1.9962
-1.6415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Eviews3.1的检验结果表明GHEP、RD、R、DR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平稳的，而SS、UR是二阶平稳的，同时也说明这些变量本身是不平稳的。因此，不能对这些变量直接进行回归，本文采取因果检验与相关系数来进行实证分析。
4.2因果检验与相关系数分析
选择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与用品、医疗保健、交通与通讯、文教娱乐、杂项开支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作为中国消费结构的结构变量，分别记为Y1、Y2、Y3、Y4、Y5、Y6、Y7、Y8。
用Eviews3.1对其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7。
表4:结构变量ADF检验
变量名称
ADF检验值
P值
(C，T，N）
临界值
1%
5%
10%
D(Y1(-1))
-3.725314
0.0204
(0，0，0)
-5.2459
-3.5507
-2.9312
D(Y2(-1))
-3.116793
0.0356
(0，0，0)
-5.2459
-3.5507
-2.9312
D(Y3(-1))
-4.947263
0.0078
(0，0，0)
-5.2459
-3.5507
-2.9312
D(Y4(-1)，2)
-3.598566
0.0368
(0，0，0)
-5.8034
-3.7441
-3.0339
D(Y5(-1))
-4.353490
0.0073
(0，0，0)
-3.1714
-2.0056
-1.6458
D(Y6(-1)，2)
-3.603050
0.0367
(0，0，0)
-5.8034
-3.7441
-3.0339
D(Y7(-1))
-3.118931
0.0356
(0，0，0)
-5.2459
-3.5507
-2.9312
D(Y8(-1)，2)
-6.285693
0.0081
(0，0，0)
-5.8034
-3.7441
-3.0339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结构变量Y1、Y2、Y3、Y5、Y7是一阶平稳的，Y4、Y6是二阶平稳的，同时说明这些结构变量本身是不平稳的。
4.2.1食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表5:食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Granger因果检验
变量
零假设
滞后期
F
P
结论
Y1
SS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2
0.01579
0.98457
接受
SS
Y1不是SS的格兰杰原因
2
67.1668
0.08596
拒绝
Y1
GHEP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1
4.53328
0.1003
拒绝
GHEP
Y1不是GHEP的格兰杰原因
1
0.03207
0.86658
接受
Y1
RD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1
0.54146
0.50265
接受
RD
Y1不是RD的格兰杰原因
1
0.42696
0.54914
接受
Y1
R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1
1.49549
0.28849
拒绝
R
Y1不是R的格兰杰原因
1
0.17164
0.69991
接受
Y1
DR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1
0.06458
0.81192
接受
DR
Y1不是DR的格兰杰原因
1
0.01062
0.92288
接受
Y1
UR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2
0.92002
0.59339
接受
UR
Y1不是UR的格兰杰原因
2
0.04539
0.95748
接受
从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9.97%，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食品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1.15%，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食品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R两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1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6:食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R
Y1
-0.4118
0.272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1(总消费中食品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是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且起到负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高等教育人口指数越大，中国的教育水平越高，人们的总收入水平随之提高，且消费观念更加科学化，在保证基本的物质消费条件下，更增加了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支出，从而在食品消费绝对量增长的同时其比重呈下降趋势。
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平均消费水平还比较低，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其消费水平仅达到温饱，正处于向小康社会奔进的发展阶段，食品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现阶段食品消费结构与教育水平等变量的相关性还不是很显著。
4.2.2衣着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是衣着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63.50%，抚养比是食品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选择DR来进行实证分析。Y2与其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7:衣着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DR
Y2
-0.705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2(总消费中衣着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是DR（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且起到负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少年儿童与老年人都是消费大于当期收入的人群，缺乏收入作为消费的支持和后盾，该类人群所占比越大，人们的消费压力也越大，用于衣着这类可多消费可少消费的物品来说其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自然随之减少。另外，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对衣着品牌和款式的追求也不是十分强烈。
4.2.3居住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居住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97%，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居住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技术进步率即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总值的比重是居住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91%，技术进步率是居住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率是居住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1%，城市化率是居住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RD、UR三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3与这三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8:居住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RD
UR
Y3
0.6533
0.7244
0.6907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3(总消费中居住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RD(技术进步率)、UR(城市化率)，且都起到正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高等教育人口指数越大，技术进步率越高，人们的生产力水平越高，伴随的收入越多，对住房这类高消费需求也越大。另外，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农村居民进入城市谋求发展，对住房的需求也十分强烈。
4.2.4家庭设备与用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是家庭设备与用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75%，社会保障水平指数是家庭设备与用品结构的格兰杰原因；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是家庭设备与用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72%，技术进步率是家庭设备与用品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SS、RD两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4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9:家庭设备与用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SS
RD
Y4
-0.6462
-0.5628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4(总消费中家庭设备与用品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SS(社会保障水平指数)、RD(技术进步率)，且都起到负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国家对居民的相关补助越多，像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农村居民购买家庭设备与用品可以减免13%的费用，由当地政府部门给予补偿等。另外，技术越进步，家庭设备与用品越先进，其耐用性越高，当人们已经购买了所需家庭设备用品后自然不会再轻易购买此类用品，因此，其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的作用有限，以上检验出的相关性不是十分显著。
4.2.5医疗保健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受到普通高等教育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是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8%，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医疗保健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率是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3%，城市化率是医疗保健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UR两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5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10:医疗保健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UR
Y5
0.6515
0.663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5(总消费中医疗保健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UR(城市化率)，且都起到正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越大，人们受教育水平越高，越注重对身体的健康保养，另外，城市化进程越快，越多的人可以享受到城市里较好的医疗保健水平，但其消费价格也较高。
4.2.6交通与通讯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交通与通讯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4%，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交通与通讯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交通与通讯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3%，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交通与通讯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R两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6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11:交通与通讯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R
Y6
0.5841
-0.5022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6(总消费中交通与通讯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R(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前者起到正的作用，后者起到负的作用。高等教育人口指数越大，中国的教育水平越高，人们更注重信息之间的交流与交通的便利，对交通与通讯的需求越强烈。另外，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越低，人们用于储蓄的资金越少，消费越旺盛，汽车、手机、电脑等交通与通讯设备已成为消费的热点，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利率越低在交通与通讯方面的支出越多。
但由于交通与通讯设备的使用期较长，已经购买了的消费者除非特别的爱好与追求不会再轻易购买同类产品，因此受各因素的影响有限，相关性不是十分显著。
4.2.7文教娱乐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文教娱乐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2%，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文教娱乐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技术进步率是文教娱乐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74%，技术进步率是文教娱乐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文教娱乐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5%，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文教娱乐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率是文教娱乐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7%，城市化率是文教娱乐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RD、R、UR四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7与这四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12:文教娱乐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RD
R
UR
Y7
-0.5264
-0.5483
0.5009
-0.414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7(总消费中文教娱乐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RD(技术进步率)，且起到负的作用。这可能是与近几年国家实行的教学娱乐改革有关，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娱乐事业的发展，在教育娱乐方面的投入越高，居民个人在该方面的投入自然越少，因此，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和技术进步率对文教娱乐结构变量起负的作用。
虽然，现在的家庭更加重视文化培养和生活娱乐，对教育质量和生活乐趣的投入越来越大，但由于家庭人口数的减少，越来越多的是3口之家，文教娱乐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变化不大，且其也具有一定的消费刚性，受到各因素的影响有限，相关性并不十分显著。
4.2.8杂项开支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是杂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57%，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是杂项开支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选择DR这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8与这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13:杂项开支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DR
Y8
-0.904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8(总消费中杂项开支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是DR(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且起到负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越大，生活压力越大，将收入来源主要用在必需品上面，用于不十分紧迫的杂项上面的开支自然受到约束，其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自然越小。
4.3小结
社会保障指数、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技术进步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城市化率，通过这些变量的单根检验以及与消费结构变量的因果检验及相关系数的分析，结果显示(下面“+”表示影响因素对结构变量正的影响，“-”表示影响因素对结构变量负的影响)：
（1）影响食品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
（2）影响衣着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
（3）影响居住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技术进步率(+)、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城市化率(+)；
（4）影响家庭设备与用品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社会保障水平指数(-)、技术进步率(-)、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
（5）影响医疗保健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城市化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6）影响交通与通讯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7）影响文教娱乐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技术进步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8）影响杂项开支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
5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消费结构变量及影响因素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因果关系及相关系数的检验分析，得出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各自的主要因素，针对上面分析的结果，给出以下建议：
1、对消费结构的调整要兼顾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
2、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普通高等教育的深度和宽度
3、进一步实施计划生育，控制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抚养比的进一步扩大
4、加大科技投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
5、降低利率，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6、加快城市化改革步伐，提高人们的生活档次
参考文献1王芳.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典型相关分析.经济纵横，2007(2):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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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晏民春，杨桂元.近十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2004(3):72-76
4易月辉，孙凤.地区差异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预测，2000(1):66-70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促销购买意愿联合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SocialRespensibility，简称CSR)是20世纪以来凸现于诸多学科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是关注的，多数消费者认为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同时，企业社会责任要靠市场力量的推动，要依靠消费者选择形成对企业的实质性压力。所以，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是正向的。但是，很多企业在考虑社会责任的成本时常常面临两难选择：提高价格就会失去市场竞争力，会“吃亏”；不提高价格则意味着利润减少。价格是消费者为获得产品必须付出的经济成本，价格越高则吸引力越小，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也会越小，所以价格对其的影响应该是负的。此外，促销是企业为了提高销量而采取的短期销售促进措施，在消费品市场应用得越来越广泛。促销可以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减少消费者信息搜集和比较的负担，易于他们做出购买决定，提高商品的吸引力。所以，促销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会有正面的影响。
本文试图运用规范、科学的方法进行持续而系统的探索，用事实和数据来描述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价格和促销如何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产生影响。
二、研究设计
本文运用联合分析方法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价格和促销活动对产品选择和评价的影响。联合分析(conjointAnalysis)是1964年由数理心理学家Luce和统计学家Tukey提出的，1971年由(Green)和(Rao)引入市场营销领域，成为描述消费者在多个属性的产品或服务中做了决策的一种重要方法。
这种方法的一个重要基本假定是：消费者是根据构成产品(服务)的多个属性来进行理解和做偏好判断。也就是说：消费者对产品的偏好并不是只基于一个因素而是基于多个因素的结合来判断的，消费者对某一产品的偏好可以分解成构成这一产品的多个属性的偏好得分，在联合分析中用效用值来描叙。
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得到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价格和促销三个要素或属性在产品选择中的相对重要性，而且可以得到每一要素下的不同水平(如不同的价格水平)的效用值，确定消费者对具体的属性水平的偏好情况。同时，联合分析还可以获得每一个消费者对不同要素或属性的各种水平的效用值，据此可以将在各效用值上得分接近的消费者归到相同的类别，形成若干个不同的消费群体，即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分析不同聚类群体的差异。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样本获得通过互联网的即时通讯工具(QQ、MSN等)中同学、同事、朋友之间滚雪球的方式。为了更加准确的测量，我们选取数码相机这一大多数人熟悉或拥有的产品为实验产品，以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价格和促销三个要素作为产品属性，设计了不同的属性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分为行业领先水平、行业中等水平和行业落后水平三种属性水平；价格分为比期望低、与期望相似和比期望高三种属性水平；促销分为满足需求和不能满足需求两种属性水平。
如果将以上三种属性各水平组合，我们可以得到18种可能的虚拟产品(3×3×2)，为减轻被调查者的负担，我们采用正交实验设计(Orthogonalexperimentaldesign)，形成了9种虚拟产品，表1给出了它们的属性水品组合。要求他们根据各自的偏好对9种产品打分，1表示决不购买，4表示不一定，7表示肯定购买，从1到7购买意愿越来越强。
问卷共发放347份，有效问卷278份，有效率80.1％。经统计，男性占55.0％，女性占45.0％；年龄在18-35之间的占86.7％；本科生以上学历占90.3％：62.9％的人拥有数码照相机。
三、研究结果
通过用SPSS15.0软件的Categories模块进行联合分析，对全部打分数据进行了处理，结果显示，在选取的三个要素中，消费者在购买数码相机时考虑的要素依次是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价格和促销，其相对重要性权重分别为42.2％、37.2％、20.6％。在3个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中，效用值排序依次是高、中、低；价格不同水平的效用值最高的是与期望相似，其次是比期望低，最后是比期望高；而促销不同水平的效用值依次是满足和不满足需求。
根据每位被试者在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价格和促销各个水平共9个属性水平上的效用值，采用快速聚类方法对被试者分群，最终确定将整个样本分为两类。使用同样的方法对两组样本数据本别进行联合分析，得到表2的结果。根据样本特点分别命名为“企业社会责任型”消费者(171个样本)和“价格要素型”消费者(107个样本)。
“企业社会责任型”消费者选择产品时，影响购买意愿最重要的要素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相对重要性权重为46.8％；其次是价格和促销，相对重要性权重分别为36.4％和16.6％。“价格要素型”消费者选择产品时，影响购买意愿最重要的要素是价格，相对重要性权重为42.1％；其次是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和促销，相对重要性权重分别为38.1％和19.8％。
四、结论和讨论
(一)通过实证研究，本文解释了一个基本事实，即随着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都发生了变化，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是有影响的，并且相对于价格和促销活动，消费者更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
(二)消费者在考虑产品价格因素时，并不是价位越低购买意愿越强，实际上只要与心理期望价格相似是最能吸引消费者的。这与一般的判断和假设有一定的差异。产生这样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于过低的价格，消费者会认为价廉的物品并不一定就物美，而过高的价格会使消费者对产品的性价比产生怀疑，所以，适当的价格是企业吸引消费者的关键，而不是一味打价格战。
关键词：中国居民消费水平；计量分析；EVIEWS8；影响因素
一、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的选择
实际经验以及之前的研究表明，GDP以及人均居民收入对于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解释效力，很多情况下这两大要素被作为直接因素考虑，一般来说，GDP较高的国家说明其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因此居民消费水平相应较高；而人均收入则直接体现一个人的财富，正如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所体现的，收入对于消费具有重大
的影响。
除去这两个因素之外，从理论上直接分析，常见的因素还可能有以下几个：
（一）人口增长率
在财富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率越高，则财富将在更多的人之间进行分配，由此会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同时人口增长率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口结构，而不同的人口结构消费习惯不同，必然导致消费水平的变化，人口增长率较高说明年轻群体在人口中占据主体，则必然导致消费水平的提升。
（二）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使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普遍上涨，这意味着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同程度缩水。通货膨胀使居民的实际收入减少，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另外，通货膨胀对居民的消费预期也产生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持续上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欲望。预期未来收入水平下降，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恩格尔系数提高，对消费结构产生影响。本文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描述通
货膨胀。
（三）居民储蓄
居民的消费和储蓄互相影响。一方面储蓄增加，现实的消费就会减少，而储蓄减少，现实的消费就会增加。另一方面高储蓄往往对应着高投资，银行可以作为中介将财富进行转移，而投资规模的扩张又可以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我国居民储蓄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持续增长，其对于消费的影响也是值得探究的。
二、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研究目标
首先我们将根据1978C2014年的居民消费水平（Y）；1978C2015年的GDP（X1）；1978C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X2）；1978C201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X3）；1978C2015年居民消费指数（%）（1978年作为基期=100）（X4）；1978C2014年居民储蓄（X5）这些数据，分别对以上六个因素与消费水平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确定这六个因素是否都如之前的理论分析一样显著影响消费水平。之后会将显著影响的因素与消费水平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剔除可能存在的共线性情况，最后得到一个较为完美的模型。
（二）模型设定。
1.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Yi=α0+α1Xki+μi（k=1，2，…，5）
分别建立五个一元线性回归模型，α0和α1表示待估参数，通过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相关统计结果如表1：
综合上表可以发现，五个因素都可以解释居民消费水平，但解释程度不相同。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储蓄在模型拟合程度、对Y的解释能力方面都特别强，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消费物价指数对于Y的解释相对较弱。尤其人口自然增长率显著性不是很强。相比较之前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到：在我国人口基数大的基本国情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于消费水平的影响是负向的，即人口增长率增加1%，居民消费水平下降988.2012元。另一方面储蓄与消费水平是正向的关系，这与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也是符合的，我国最近几十年处速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提升的同时储蓄也有增加，人民生活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假设上述的五个解释变量都可以显著解释居民消费水平）
Yi=β0+β1Xi1+β2Xi2+β3Xi3+β4Xi4+β5Xi5+μi
建立一个多元回归模型，β0到β5表示待估参数，通过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图1所示结果：
该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R2=0.999077，R2=0.998928
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非常好，同时F统计值6709.099非常大，对应P-value值为0。整个模型是显著的，但是当α=0.05时，X2与X3的t检验并不显著，这与之前一元线性回归的结果有较大出入，说明可能存在比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情况。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筛选变量。在表一中，我们首先选取R2最大的X2作为基础变量，逐步加入其它变量。根据赤池信息准则和施瓦茨信息准则以及加入的变量可以提高R2这三个准则，我们发现X2与X4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共线性情况，往往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变量同时显著的情r，故这里我们放弃以X2为基础变量的想法，选择X1为基础变量，当再加入X4、X5这两个变量时有：
R2=0.998956
这样修正后的可决系数大于考虑每个变量时的t值，而且各个变量都是显著的，都可以在95%的概率下对模型有显著解释能力，整体上F值等于11481.17，整个模型也是显著的，因此我们这里不再增加变量，原有的X2、X3剔除出模型之外，则可得最终的回归方程：
Yi=-1666.105+0.013Xi1+3.194Xi4+0.015Xi5+μi
三、小结
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分析，我们最终发现，当单独研究时，国民生产总值、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消费物价指数、居民储蓄都可以显著解释居民消费水平，其中国民生产总值、居民人均收入、居民储蓄的解释能力非常强；而当综合考虑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时，由于共线性的问题，只将GDP、消费物价指数、居民储蓄列入模型之中。
从其影响因素来看，GDP、消费物价指数对于居民消费水平来讲更多的是一种被动影响，并不能真正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而随着近几年来我国GDP增速放缓，我们需要更多地依赖一些主动的刺激性措施来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进而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一方面面对社会老龄化趋势，政府放开了二胎政策，这对于社会年龄结构的改变具有重大意义，而年轻群体的增加将带来切实的消费水平改善；另一方面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以及居民金融意识的提高，鼓励更合理的资金配置，促进社会实体投资、加强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控制与监管将会成为推动居民消费的强大动力；最后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从供给端提升生产水平，加大科技研发与科技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将是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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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水平影响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是较大的城市流动就业群体。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资料显示，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对此，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一、国内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水平现状的文献综述
1、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的研究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的研究，部分学者主要集中于对其消费行为的二元性进研究，即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是受农村传统消费观念和城市居民消费行为两个方面的因素影响所形成的。唐有财（2009）通过对400份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存在典型的矛盾性，即二元性。他们通过模仿城市消费行为来寻求身份认同以期融入城市生活，但也会选择储蓄和汇款回家。纪江明、陈振营（2013）利用2010年海外务工人员情况的调查数据，从消费社会学视角，通过建立利用多分类因变量Logistic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其发现该群体在消费行为上具有自我的、个体化特征，消费行为呈现明显的“二元化”问题。
还有部分学者把研究目光转向了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与身份认同问题。刘胜（2010）认为身份定位与消费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得到城市认可的期望使其在消费方式、消费观念及消费结构等方面体现出了新的特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其在职业、收入和教育上有所提升，则更能快速融入城市，得到认可，从而促使他们在消费习惯上向城市居民看齐。
2、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结构的研究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结构上体现了自己独有的特色。部分学者基于代际差异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进行了研究，黄惠英、钟秋波（2013）通过分析北京地区务工人员消费情况的问卷调查数据，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运用ELES模型对两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两代农民工在消费方面仍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食品和居住为主，他们对食品和居住的消费居于各项消费品之首，但由于代际差异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有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趋势。严翅君（2007）通过对长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研究，发现其消费行为正从保守转向开放、消费结构正从简单转向复杂、消费工具正从传统转向现代、消费心理正从后卫转向前卫。同时，田圣炳（2011）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呈现以下特征：较强的品牌意识、从众的消费心理和通信与网络支出不断攀升。此外，赵娟（2014）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诉求：提升文化水平、获取发展信息、提升精神生活水平等。周雨阳（2013）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身文化程度不高在融入城市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因此他们希望通过继续教育提高自身素质和融入城市的能力。而且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继续教育的需求比较强烈，且在这些方面的投入在不断提高。
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水平升级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1、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基本因素研究综述
以往的研究文献主要选择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及家庭等指标进行分析。于丽敏、王国顺（2009）认为农民工消费受到其性别、婚姻状况的影响很大，是提升其消费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韩允（2010）对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性别差异引起的消费行为差异的研究进行总结，发现性别也是制约其消费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邢海燕、于伟、陈三妹（2012）在分层抽样的基础上实际调查1313名农民工，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和对应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各种因素，发现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民工消费的主要因素之一。清华（2012）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消费方式的选择，这也是提升其消费水平的阻碍因素。
国家统计局（2009）对全国31个省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显示，八千多万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占到40.8%、新生代农民工未婚比例为66.2%，199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未婚比例高达98.4%。这表明该群体需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的一系列重大人生问题。国家统计局（2013）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仅占6.1%，初中占60.6%，高中占20.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2.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三分之一，比老一代农民工高19.2个百分点。
2、就业能力研究综述
就业能力包含丰富含义，弗里厄（Forrier）认为它是一种个人拥有和决定职业生涯成败的人力资本。英国学者Hillage&Pollard强调个人不仅需要具有职业技能，还要具备通用技能（学习能力、个人弹性和适应性、合作意识以及沟通能力等）。傅格特（Fugate）提出就业能力包括职业识别、个人适应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奈特（KniSht）和约克（Yorke）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了理解力―技能―自我效能―元认知模型（2004）。Hall（2004）提出了适应能力与自我意识矩阵，二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不同的职业取向，具有高适应能力与高自我意识的人在就业中表现得积极主动、就业能力强，相反就业表现被动、就业能力弱。近年来相关研究又有了新进展，认为就业能力具有交互性与动态性，与特定情景相关，比如在经济景气时，劳动力需求增加使得长期失业的人也能得到工作，而当经济萧条造成工作岗位过剩时，原本就业的人也可能会失业。Brown（2003）等提出就业能力体现在员工是否拥有足够的知识、技能完成工作，同时又依赖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其动态性体现在部分劳动者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不符合经济的发展和技术变革的需要，从而被雇主抛弃，这就会造成拥有一定技能的人也无法实现就业。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力市场演变以及个体社会资本网络的变化，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会呈现出动态变化。不难发现，就业能力既受劳动者自身素质影响，也受社会供求等一系列因素影响。
对于就业能力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国内的主要观点包括：罗恩立（2010）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状况影响自身职业向上流动和城市融入，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理论框架。荣茹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影响程度由小到大分别为社会保障制度、性别、社会福利、家庭状况、个人资本水平、个人主观意愿。赵泽洪从政府、社会、个人三个方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再造系统。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问题，孙超骥和郭兴方（2010）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其存在消费误区，希望能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进行正确健康的引导。
3、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因素
部分学者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问题，徐步宇（2014）认为经济转型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问题是制约该群体就业和提升消费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宏观市场需求决定着农民工获取的工作岗位的数量、质量及岗位流动的可能性。宋月萍、徐彦（2012）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地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所从事的行业以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及服务业为主，而从事建筑业的比例相对于农民工总体而言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相对的，建筑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比较多，就业门槛低，而其他行业的岗位由于人员多，竞争大，此时一部分技术水平较低的农民工若不从事建筑业便可能找不到工作，形成就业困难问题。
还有部分学者将研究方向定位于政策因素，郭军（2012）认为我国是一个政策性导向很强的国家，因此每当国家针对农民工所实施一定的政策，势必会对农民工的就业趋向和就业环境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进入党和国家的政策视野中，国家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将会发挥越来越为重要的导向作用。
三、关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1、研究数据来源渠道窄，研究方法单一
当前，我国统计机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度不高，尚未形成具有规范统一口径的数据以供研究，因此当前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消费问题的数据基本都来自于小范围的问卷调查，这就导致研究结果存在由样本空间和调研区域限制引起的不必要的误差。此外，研究方法也基本局限于对选取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并给出政策建议的研究范式，方法单一，但这一局限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可以丰富研究方法，提高数据准确度，以期提升研究的有效性。
2、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色的研究不够深入
目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能力提升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以上几个方面，没有拓展开来，应该与当前实际经济形势、经济发展新情况相结合。同时，应该对各个指标进行细化，而不是笼统的进行罗列，应该用区域、行业、性别等数据做支撑，加深研究层次。
3、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认知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形成时间不久，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认知。目前，学者们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问题时，大多局限于消费认同理论和符号消费理论，显然并不能完整的解释该群体的消费问题。因此，未来研究的方向应该是，不仅要对现象进行分析，还要对这些问题的形成机制进行深入探讨，辅之以多样化的实证研究方法，以期形成更具解释力的理论。
（注：本文系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消费水平测定与扩展对策研究（项目号07130075）”系列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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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居民消费水平；预期；计量分析
[DOI]10.13939/ki.zgsc.2015.23.013
1引言
从《2014年统计公报》中看当前的经济形势，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中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比提高，消费结构持续完善，初步估算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可见消费水平的提高对推动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发展经济必须密切关注消费。此外，当前中国居民消费不足，对经济形势的发展不利，因此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很有必要。而在中国，关于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因素的分析有许多文章都在陈述，在关于预期对居民消费水平研究的文献中大部分都是在基于预期理论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譬如预期会对家庭消费的时机选择产生影响等结论，但都缺乏实际考察。而本文的撰写主要基于前期对中国居民家庭预期意识的调查，将理论联系实际得出预期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在本文撰写的前期做了大量的实践调查，制作了一份基于中国居民预期意识状况调查的问卷，通过对青海玉树、福建泉州、海南陵水以及四川成都这四座城市的城镇居民家庭为单位，对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家庭做了近两百份的小范围问卷调查，调查数据统计：基本上有近41.7%的人具有预期意识，并在日常生活中对未来有做过预期。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了结论：虽然两地收入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并且储蓄与消费倾向不大相同，但在日常经济生活中人们偶尔会有预期意识，但这并不是一个经常性的行为。由此说明，对于消费主体来说，对未来物价的预期意识也构成了影响他们消费行为的一个因素，因此我们在考虑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中，不仅要考虑收入等关键性的影响因素，从微观个体上来看，居民个人的消费预期意识也应该考虑进去，但这个影响因素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是否应该将其考虑进去呢？因此有必要对此做实证分析。接下来将会对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并着重研究居民个体的预期意识在影响消费行为时对居民支出有多大影响。
2实证分析
通过收集2005年第一季度年至2014年第三季度这十年间的季度数据，运用Eviews软件，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对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
2.1数据收集与变量选取
本文以分析居民消费水平为目的，主要检验居民预期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而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比较多，考虑到样本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收集性，以及本文主要以研究居民预期对消费水平的影响为主要方向，因此只考虑几个关键变量进行模型构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消费函数理论：总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这一思想用线性函数形式表示为：Ct=a+bxYt式中C表示总消费，Y表示总收入，下标t表示时期；a、b为参数。参数b称为边际消费倾向，其值介于0与1之间。凯恩斯的这个消费函数仅仅以收入来解释消费，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因此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一个主要因素应选人模型当中。本文重点讨论居民预期意识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用未来物价预期指数来反映居民的预期意识，该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中。将居民的现金支出即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居民未来物价预期指数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累计值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官网，未来物价预期指数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每季度公布的数据，未来物价预期指数是由央行每个季度在全国50个城市对20000名城镇储户进行问卷调查得到的，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居民对当前经济形式的总体判断、居民物价感受情况、收入感受情况、就业感受情况、储蓄、投资和消费意愿以及房价预期与购买意愿等，调查问卷得到的数据主要是定性数据，央行通过采用扩散指数法将这些数据进行量化得出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及居民通胀预期指数。
2.2单位根检验
由于建模采用的是2005-2014年的季度数据，因此在建模之前应对三组序列进行季节调整，采用Eviews软件中的CensusX12的季节调整方法将序列中的季节变动要素去除，并对季节调整后的序列取对数后进行后续分析，这样处理能使实证结果的经济含义更加清晰，即解释变量前的系数表示相应变量的弹性。
对于时间序列，首先检验其平稳性。将居民消费水平、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季节调整后取对数的序列分别进行检验，序列命名分别为LNY、LNX1、LNX2，利用Eviews软件并基于ADF的检验结果表明，居民消费水平、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都是一阶积整即I（1）（见表1）。
2.3协整检验
由上述检验可知各变量都是一阶积整，不能使用OLS回归，针对多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我们采用Johansen与Juselius提出的极大似然法进行检验，即Johansen检验。以此来估计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长期关系（见表2）。结果显示，居民消费水平、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变量间存在3个协整关系。
从模型检验结果（见表3）中，可得到协整方程：
LNY=0.89LNXl+0.01LNX2
该式表明，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每上升1%，将会导致居民消费水平即消费支出上升0.89%；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每上升1%，将会导致居民消费水平即消费支出上升0.01%。
2.4结论分析
利用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方法，通过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物价预期指数对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的建模分析，发现变量居民物价预期指数对因变量的作用不可忽视，是一个不能从模型中剔除的变量。因此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居民预期意识对其消费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因此，我国居民预期意识理论与实际一致。
由模型结果可知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每上升1%，将会导致居民消费水平即消费支出上升0.01%。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包括对自己收入水平、商品价格水平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方面的预期，由于在建模中居民预期意识是用央行公布的未来物价预期指数来表示，因此结果表明，当人们预期未来物价水平较高时，为了避免未来物价上涨所带来的支出增加，就会增加现在的需求而造成现在的消费支出增加。由此可见，居民的预期意识即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上升，将会导致居民消费水平即消费支出的上升。
关键词：体育需求；体育消费需求；体育投资需求；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6-0751-03
1我国体育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1．1体育消费需求不足1．1．1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不高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总体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六，但我国有人口13亿之多，人均GDP和收入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我国体育消费也处于较低的水平。产生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改革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下岗人员增加与在岗人员收入的低速增长使社会整体购买力下降；随着医疗、住房、教育等多项改革政策的陆续出台，人们的即期消费推后，抑制了需求水平的提高。
1．1．2我国国民的消费率还处于较低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2］。在所统计的36个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的消费率低于70%，其他国家的消费率均在70%以上。就具体国家而言，美国、英国消费率都在80%以上、巴西、印度为80%、西班牙、意大利为78%［3］。而我国经济虽然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消费率并未随经济增长而增长,一直处在60%左右低水平徘徊状态［2］，在2000年也只达到60．8%，明显低于这些国家［3］，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几个百分点。消费率低位徘徊，不仅影响体育需求的增长，也间接影响了体育投资的增加，从而在总体上制约了整个体育经济的健康发展。研究表明，2002年我国居民体育消费仅占人均收入的1．65%左右［4］。
1．1．3我国居民体育消费的比重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各省城镇居民的体育消费支出呈上升态势，但总体消费水平仍然不高。据文献资料统计，山西省(2001)中型城市居民有过体育消费行为的人数比列仅占总人数的37．51%，而从未进行过体育消费的人数占到62．49%［5］；江西省(2002)城市居民仅有31．27%的人有过体育消费，居民家庭体育消费水平年均在100元以下的占68．2%［6］；青海省(2005)城镇居民年体育消费额在100元以下的占50．8%，年消费额在200元以上的占26．7%［7］；湘鄂渝黔边区(2002)少数民族居民年人均体育消费量在200元以下的人数为89．4%，201元以上为10．6%［8］，2003年人均年体育消费为129元［9］；山东省城镇居民年体育消费支出在100元以下的占59．1%，年消费支出在300元以上的占13．9%［10］；甘肃省河西地区(2003)居民年体育消费在100元以下的占60%，年消费额在200元以上的仅占9．8%［11］；江苏省(2000)家庭年体育消费支出在100元以下的占47．2%，年消费在300元以上的仅占10%，并且江苏南部富裕乡镇居民人均月体育消费水平低于10元［12］；陕西省(2001)城市居民年人均体育消费仅56．8元，农村年人均体育消费仅10元［13］；湖南省(2002)城镇居民年人均体育消费为201元［14］；福建省（2000）成年人体育消费水平大多集中在10～50元(包括10元以下)，在不同职业人群中，体育消费在50元以上的所占比例很小［15］。福建省(2004)山区小城镇居民年人均体育消费支出为178．8元，仅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91%［16］；内蒙古(2000)城市居民年体育消费支出322．52元，仅占城市居民年均消费性支出的2．62%［17］；河南省(2000)城市家庭年体育消费在100元以下的占71．6%，家庭每年体育消费在200元以上的占10．97%［18］；湖北省(2000)各类人员月体育消费在10元以下的占1/3，月消费在50元以上的不超过7%［19］。
上述13个省份的统计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大部分省份城镇居民家庭年体育消费支出在100元以下的占各省份总家庭人数的40%～70%，其中，以河南省家庭最多，占71．6%，江苏省较好，占47．2%。各省份城镇居民年人均体育消费在50～350元之间，城市居民人均年体育消费最低是陕西省，仅有56．8元，最高的是内蒙古，为322．52元。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体育消费占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非常低，且占居民年均消费性支出的比例也非常低，福建省山区小城镇居民年均体育消费支出仅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91%，内蒙古城市居民年体育消费支出仅占城市居民户年均消费性支出的2．62%。而在美国人均体育消费占消费总额的20%左右，法国人均体育消费占消费总支出的10%［20］。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我国居民总体体育消费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
1．2体育投资需求不足1．2．1政府体育投资需求不足首先是政府对体育投人的总量偏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对体育的投入总量虽在不断增加,但体育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仅为4‰左右,体育支出在科教文卫体等社会发展领域中的支出只占2．3%,不仅大大低于经济发达国家,而且比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还要少。有些地方为数不多的体育经费经常被挤占,还有些地方没有将体育事业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近几年来,有些基层政府不断削减甚至停止对体育事业的拨款,造成运动队正常的训练竞赛经费得不到保证,体育人才流失严重,体育场馆无法维持正常运行,许多业余体校因资金不足而停办。群众体育经费投入总量同样太少。以《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的数据为例，在被调查的9省市中，平均省市级体育行政机构的群众体育经费只有143．78万元（1994）、152．56万元（1995）、174．67万元（1996），占体育事业经费的比例依次仅为3．7%、3．7%、3．4%［21］，这同时也说明了政府投入结构的失衡。
其次是投入结构不合理,宏观调控乏力。目前,在群众体育投入与竞技体育投入之间,奥运项目投入与非奥运项目投入之间,高水平运动队投入与后备人才培养投入之间存在着结构不合理的现象。部分社会热门项目得到大量社会赞助、支持,经费充裕；部分冷门项目尽管在国际上摘金夺银，但经费十分短缺。在体育设施建设上，也存在重基建投入轻使用管理的现象：许多公共体育设施没有相应配套的维修和运营费用，年久失修,设备老化,利用率不高。
1．2．2非政府体育投资需求不高从目前的体育投资需求看，买方市场的出现和价格竞争、成本竞争弱化了许多人的投资能力；同时，由于除了体育产业投资领域外，其他体育投资领域包括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等领域的体育投资回报效益具有间接性、滞后性等特点，而且由于体制与政策环境的不完善使体育产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结构失衡的现象，影响了体育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对体育投资前景并不乐观，这与发达国家非政府体育投资相比相差甚远。最新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世界体育产业年产值达4000亿美元，并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递增，这种递增速度远远高过社会其他产业。因此，体育产业以其丰厚的回报和跨越国界整合资源，已成为发达国家非政府投资的热点之一。近年来,尽管我国体育社会化程度有所提高，各行业、各单位和个人对体育事业的投入有所增加，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鼓励和引导，这方面经费来源数量不多，一些学校的体育经费和企业的体育经费仍然得不到基本保证，体育发行由于额度限制，筹集的资金有限。政府财政仍然承担着体育发展投资主体的责任和压力。
2制约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2．1体育消费需求方面制约体育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体育消费需求不足是多个因素综合影响形成的结果。从近几年对体育消费的研究来看，主要包括微观角度和宏观角度的研究，其中微观角度研究集中认为，影响体育消费需求的因素包括居民的爱好与收入、消费价格、消费结构、政府政策；宏观角度研究表明，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学因素、城市化进程、边际消费倾向等。
微观研究方面，张贵敏（2003）认为消费者偏好、消费者收入、体育消费品价格以及同类其他消费品价格是影响体育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他指出人们的偏好不同，对体育产品和服务的选择不同，但偏好是可变的，随创新和发展而变化，只有不断推出新体育用具才能保持有一定偏好的消费群体；消费者收入增加会引起体育消费需求增加，但也可能对体育某些客体需求量反而减小；对某一种体育产品的需求量，除了取决于自身价格外，还受与它相联系的其他体育产品价格的影响［1］。张西平等（2001）研究表明，影响体育消费需求的因素除了消费者收入、消费者偏好、体育商品价格和相关商品价格外，还受政府政策因素的影响。他指出全民健身计划和国家刺激内需的各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体育商品需求的总量。政府政策对刺激体育商品需求增加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刺激的方式也是多方面的，但是政府的政策对需求增加也有制约作用，对部分体育商品市场(竞赛表演)的限制，造成有需求、而无供给的局面［22］。
宏观研究方面，王秀霞等（2005）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城镇人口的增多为我国体育消费水平的增长和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她指出农民收入低、消费观念落后和消费意识陈旧、政府投入少与组织措施不完善等因素制约农民的体育需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将有利于农村居民体育消费增长。城市人口是我国体育人口的主体，城镇人口增多，将扩大体育消费水平［20］。郭献中等（2005）研究认为影响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有人口总数、人口的构成、人口的变动等，他研究指出家庭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影响家庭成员的体育消费观念和结构，家庭小型化提高了个人的体育消费支出、改善了人们的体育消费结构，使消费支出朝多元化发展；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动形成了不同层次的体育消费市场需求，性别结构的变动形成了不同性别的消费需求；城镇人口的增加，促进了体育消费的增长［14］。刘卫等（2005）认为我国体育消费增长主要受居民经济行为的一般倾向、预期的不确定性、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差距等因素影响，他指出中国城镇居民经济行为中，保守、忍耐倾向以及讲求实际倾向抑制体育消费；居民生活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限制了在消费支出中并不占主导地位的体育需求；在传统福利体制被打破，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情况限制了边际体育消费倾向的提高；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是保证居民体育消费的最基本因素，转型期我国体育消费呈每年增长趋势，主要由于高收入一族的拉动引起，而低收入者的体育消费水平变化不大［23］。
2．2体育投资需求方面1)竞技体育投资方面，竞技体育的竞技实力、观赏性、市场开发潜力、经济价值是影响非政府体育投资的主要因素；而影响政府体育投资的因素主要包括是否是为国（为省、市）争光的奥运（全运、省运、市运）重点项目，或对奥运重点项目起基础性作用的相关项目，该运动项目的发展是否必须由政府办才能实现预期目标，或者说是否能通过市场机制达到预期目标，政府的有限财力能否承受该项目发展的资金要求等。2)群众体育投资方面，其影响因素主要看是否能够增强现实和未来劳动力的体质，增进劳动力健康，以保证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从而实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3)体育产业投资方面，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是否能盈利、体育市场机制、体育投资的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等。4)学校体育投资方面，主要影响因素是体育教学是否科学，是否能增强学生体质、提高学生的体育技能和体育意识、以及是否提高学生体育科研水平等等。
3结束语
体育需求是推进体育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体育生产的目的。目前我国体育需求的两个方面，体育消费需求和体育投资需求都面临严重不足，制约了我国体育经济的增长。而影响体育需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影响体育消费需求的因素从微观角度看，主要包括居民的爱好与收入、消费价格、消费结构和政策等；从宏观角度看，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学因素、城市化进程、边际消费倾向等。影响体育投资需求的因素从社会学角度看，其影响因素因选择的投资领域不同而有差异，但都会受到政府行为和政策导向的影响；从经济学角度看，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体育消费需求、体育市场结构或体系、以及收入分配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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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消费冰平
体育消费是指使用物质资料和劳务以满足人们的体育需求的个人消费支出。体育消费又可以分为广义的体育消费和狭义的体育消费。广义的体育消费指一切与体育活动有关系(联系)的个人消费行为。比如在观看体育比赛过程中购买饮料，去外地观看体育比赛的交通费、食宿费，等等。狭义的体育消费指直接从事体育活动的个人消费行为。如购买运动会人场券、运动服装、运动器材等。体育消费水平是指一定时间内按人口平均实际消费的各种体育物质和服务数量。体育消费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体育产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体育生产资源，体育劳务和居民体育消费能力的结合程度。体育消费水平包括社会集体体育消费和居民个人体育消费的数量和质量。本文主要是对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分析与研究。其影响因素多种多样，本文通过对我国居民体育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的分析与研究，来探索如何提高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从而振兴体育产业，发展体育经济。
一、现阶段我国居民体育消费的特点
1．体育消费主体的多样性
居民的体育消费行为，由于受个人的教育程度、文化修养、社会地位、社交范围、兴趣爱好、收人伏况以及职业、年龄、性别和社会隆因素位目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影响，因而每个人的体育消费需求都不一样。因而在体育消费需求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多样性。体育消费产品根据不同居民的不同需求也表现出其多样隆，如:竞技表演类产品、健身娱乐类产品、咨询培训类产品、康复体疗类产品以及体育旅游类产品等等。
2.体育消费需求的主观性
首先，追求身心健康、防病治病、假市色隆情、丰富生活和社会交往是人们参与体育消费最直接的动机。其中，中老年人对健康和交往的需求最为强烈，参与体育运动的选择以健身的、舍彩爱的群体性慢跑、练操、舞剑、舞蹈等居多;少年儿童则以娱乐身心和学业需要的球类活动、跑、跳、投掷、圈晚等运动为主。女性在进行体育消费时更看重其健身与健美的价值，追求形体的美化;而男性更强调体育消费的强身健体性，追求体育的娱乐性和社会交往的作用。这些都体现了消费需求的主观性，它是随着消费个体对体育消费的目的不同而体现其体育消费的独特性的。其次，正因为体育消费个体在生活习惯、经济条件、文化水平、欣赏能力、兴趣爱好、性别、年龄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他们选择体育消费的种类时不可能完全一样。
3.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性
我国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和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同时体现在体育消费水平上也呈现出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发展较快，大部分农村发展比较慢，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差异比较明显。而且各地区收费的体育经营场所为了利润往往收费过高，阻碍了很多消费者的进人，尤其是阻碍了大批的不受时间限制的离休退职人员、下岗工人和无业人员等低收人群体的消费。在支付体育消费的费用方面，无经济来源或收人水平低的群体，一般会选择免费的或低值的消费产品;而收入较高的群体则会选择个性化的、高值的产品来消费。
二、影响我国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因素
1.经济因素
(1)居民收入水平对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经济学上的消费指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任何一种消费都必须有足够收人即支付能力为前提。体育消费作为人们享受和发展需要的生活消费，也只有在人们收人水平足以支付生存资料，并有一定的剩余后才有可能产生和发展。因此，居民收人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其体育消费水平的高低。(2)居民收人增长的波动性对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居民个人收人增长是具有波动性的，居民消费直接受到可支配收人的制约。当居民的收人增长率大幅增加时，居民的可支配收人就会随之增加，相对用于体育消费的比例也会相应增加，从而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就有所上升。反之，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也跟着降低。(3)体育消费品价格水平对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价格因素也是制约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体育消费品的价格越高，居民购买能力就越低，相应的用于体育方面的消费支出就越低。倘若将消费支出分为生活必需品支出和奢侈品支出的话，体育消费属于奢侈品支出，由于奢侈品具有较大的需求价格弹性，再加上对预期收人的不稳定，将加剧降低这类奢侈品的消费倾向，从而进一步导致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制约体育消费水平。
2.非经济因素
(1)居民消费倾向性对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消费倾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充分反映了在一定收人水平下消费意愿的大小。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促使其进行体育消费的首要影响因素。个体只有对体育有了持久稳固的兴趣，才能真正推动个体积极主动的参加体育活动，观赏体育赛事。才会有效地提高体育消费水平。(2)居民的消费素质对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居民在体育消费过程中表现出了很大的个人特征，其个性爱好决定了体育消费的种类以及形式。除此之外，消费者文化教育程度也体现了消费者对体育消费的态度与观点。受教育程度与体育消费态度构成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消费者购买倾向休闲体育消费的比率也增高，体育消费必须要求消费者具备相应的知识、技能和经验。(3)居民空闲时间比例对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有效的体育消费不仅包括可支配的收人、休闲体育需求的欲望，还必须拥有一定的闲暇时间。体育消费实质上也是一种时间消费。而闲暇时间的缺乏是制约居民进行体育消费的关键因素。闲暇时间增多为体育消费提供了时间上洲别章。
【关键词】感知价值；消费者；购买意愿
消费促进经济的发展，目前消费者领域备受关注，对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行为以及生活方式等都有一定的研究。通过一些学术研究以及企业的实践表明：消费者对于所购买的产品的感知价值决定了消费者是否购买此产品。在购买产品时，消费者自身对产品的感知价值在消费者购买的决策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同时，一些外部影响对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产生一定的作用。感知价值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多种，例如消费者的年龄、教育水平、经济收入、产品、价格、参照群体和社会经济等，本文将从参照群体具体来分析说明感知价值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
一、探讨的背景
在现代的消费中，参照群体对消费者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影响消费者的评价、欲望和行为，是消费者拿来作比较的对象。比如现在众所周知的明星代言的产品，这个已经被大众所认同的参照群体能够改变个人的意识发展。通常费者通过与参照群体的对话以及参照群体的行为做出决定。经过一些学士的研究和对于家庭和朋友两种不同参照群体的调查总结出了包含感知风险、专家权威及社会认同的需求等多种影响力。但是在现代的各界人士经过多方面的研究把参照群体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的影响进行分类，基本分为三类情况，一是消费者通过和参照群体的交流从参照群体那里获取一定的信息而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二是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会直接问询参照群体的感知价值之后采用顺从参照群体的感知价值的实用性影响；三是消费者的感知水平和参照群体的感知价值水平达成一致的价值评价影响。
感知价值没有固定的评定概念。而感知价值通常用质量和价格之间的取舍比率来定义。然而不同消费者的感知价值构成又有所不同，有关人士又提出了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把价值风险降到最低结构和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持有不同的购买态度的两种结构。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是通过产品的价值和个人获益的情况做出决策的。由此可以认定感知价值在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对于探讨的问题做出假设
对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影响因素，根据消费者的感知水平可分为两种情况。分别是：第一，消费者与参照群体的感知水平相同；第二，消费者与参照群体的感知水平不一致。现在对着两种感知价值水平分别做出与之相应的论证。
1、消费者的感知水平和参照群体的感知水平处在同一层面
当消费者的感知心理和参照群体的相同时，此时，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就会很坚定。据此我们提出三种假设：
（1）当消费者的和参照群体的感知价值都较低时，就会降低消费者的感知价值，导致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降低。
（2）当消费者和参照群体的感知价值的水平均处在中间水平时，消费者的感知价值和购买意愿就会保持不变。
（3）当消费者和参照群体的感知价值都较高时，随之消费者的感知价值得到提高，相应的购买意愿也就提高了。
2、消费者与参照群体的感知水平存在差异
当参照群体的感知价值水平高，而消费者的感知水平偏低时，就会影响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评价，从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由此我们提出了两种假设。
（1）当参照群体的感知价值水平偏高，而消费者的感知价值偏低时，将会对消费者的感知价值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积极的角度来来看，将会提高消费者的感知价值。从而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2）当参照群体的感知价值处在中等水平，消费者的感知水平比之还低时，参照群体对于消费者的影响就很小，因此，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通常没有变动。在消费的过程中，不同的参照群体对消费者产生不同影响。
三、对于假设采用的验证方法
我们采用情景模式的实验法。主要是两个情景的实验，选用的参照群体是消费者所熟悉的父母或朋友等，这两个情景分别为：一是消费者在没有参照群体的情况下的产品感知价值和购买意愿。二是消费者在参照群体的影响下的感知价值和购买意愿。
在第一个情景中消费者完全根据个人的喜好可以对产品做出满意、一般、不满意三种态度来决定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在第二个情景中由于受到参照群体的感知价值的影响，从而使消费者的感知价值和购买意愿发生改变。
四、验证结果
假设的验证如下表：
参照群体影响下消费者感知价值和购买意愿的变化
假设mean
PV11-PV22WB13-WB24Sig（2tailed）
假设10.340.080.052；0.522
假设2-0.1700.184；1
假设30.921.220；0
备注：Pvl（Perceivedvalue）为消费者自身独立对产品的感知价值
Pv2是消费者在受到参照群体的感知水平影响后对产品的感知价值
WB1（willsngnesstoBuy）自身对产品的购买意愿
WB2是受参照群体感知水平影响下对产品做出的新的购买意愿
假设1：当参照群体的感知价值低于消费者的感知价值时，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就会降低，根据实验表格数据可得PV1一PV2和WB1一WB2分别为0.34和0.08，由此可看出消费者的感知价值与购买意愿确实减少了，但是减少的差距很小，因此可以判定此假设不成立。
假设2：在参照群体与消费者的感知水平均属一般时，在此参照群体的影响下，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保持不变，从上表中的实验数据可以看出，此假设是成立的。
假设3：在消费者感知水平一般时，而参照群体对此的感知水平较低是就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由实验数据可得此假设成立。
五、结束语
由上述的各种假设和实验验证可知在消费者的感知价值和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参照群体起到最直接的影响作用，由此能够使企业意识到在销售产品时除了要考虑消费者本人对产品的感知价值外，还要考虑到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产生直接影响的参照群体和其它的一些外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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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论文摘要：主要采用多间端等距指标入户抽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和数理统计法，对陕西省十一个地市的城市居民体育消费行为制约因素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传统的消费观念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意识的提高；不发达的经济条件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发展；居民生活消费结构中医疗及储蓄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的体育消费支出；消费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影响体育消费的整体发展。
1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对象是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主要采用多间端等距指标入户抽样调查法，对陕西省11个地、市城市居民，就体育消费的制约因素进行调查。调查时间：2005年6月一10月。采用陕西省统计局的国民经济统计网点，样本量为990份，回收990份。对所收集的全部调查问卷在计算机上运用spss9．0软件对174240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2调查结果与分析
从调查结果来看，陕西省初步具备了体育消费兴起和发展的条件。体育消费的内容主要包括人们进行身体锻炼的参与型体育消费，现场观看体育比赛的观赏型体育消费，以及人们进行体育技能培训的培训体育消费等等体育劳务形式。本文主要从体育的参与型和观赏型消费进行调查研究。
2．1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总体分析
调查统计分析表明：陕西城市居民家庭参加各种体育健身活动的年消费额是348．14元，以城市居民家庭平均人口3．06计算，人均参与型体育消费年支出是113．77元。以陕西省城市人口1222万人推算，陕西城市居民参与型体育消费年总量是13．9-亿元。观看各种体育比赛、体育表演是观赏型体育消费的主要内容之一。陕西城市居民个人平均全年观赏型体育消费的支出是39．78元，全省年消费总量是4．86亿元(见表1)。
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观赏型消费额50元以下的消费者占到总消费群体的70．8％。如果篮球cba联赛球票价格以，30元计算，39．78元的观赏消费支出最多只能观看1场比赛，说明近年来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总体水平相对较低。
2．2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发展因素分析
笔者主要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生活结构、消费者个体等方面进行分析：
2．2．1浓厚的传统消费观念制约体育消费水平的发展传统的消费观念崇尚节俭，人们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通过节俭进行理财。但是，节俭本身并不生财，不能增大资产规模，而只是减少支出。陕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轻消费，重储蓄”的消费观念在陕西居民中的表现较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陕西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
2．2．2不发达的经济条件制约体育消费水平的提高
2．2．2．1陕西省与其他省份经济条件比较体育消费归根结底是一种经济和货币开支，它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陕西省人均gdp达到7757元，比上年增长12．4％，与全国及西部的青海、甘肃省份相比较，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492．50元，同比增长10．1％；ja居民消费指标恩格尔系数来看，2004年陕西省城镇居民家庭该系数降到33．7％，低于全国和西部省份水平；对于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指标，陕西省的同比增长速度达到10．0％，高于西部各省及全国的增长速度。总体看来，2004年陕西省经济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2)。
但是，经济总增长水平快速稳定，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2．2．2陕西省内不同区域经济比较分析(见表3)
陕西省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十五”期间，全省十市一区经济发展都实现不同程度的快速增长，但增速在陕北、关中、陕南地区间差异明显。
从人均gdp来看，西安市一直保持在10000元以上，2005年之前都远远高于其他市区，2005年延安异军突起，达到17670元，比西安高出1745元，列全省第一，宝鸡以11126元排在第三位，其他市区都不及全省平均水平(9878元)，其中商洛市最低(3616元)。在一定的经济条件，西安市具有体育消费的硬件基础设施和大量的有能力进行体育消费的群体，而其他城市由于自身经济水平的制约和居民体育消费的观念差异造成其体育消费水平普遍不高(见图1)。
图1陕西省不同区域城市居民年人均体育消费水平统计
2．2．3居民生活消费结构对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见表4
表42004年陕西省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结构统计
对陕西省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排在前八位的消费项目分别是：“吃、穿、住、教育、医疗、交通通讯、文化娱乐、体育消费”。这说明体育消费在目前并非是居民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年来住房、医疗、教育制度等的改革，造成了大部分居民把大部分支出用于此类消费。但是随着陕西经济的较快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消费结构将会发生较大变化，消费领域也会迅速拓展。
2．2．3．1医疗消费支出与体育消费水平的相关性分析医疗消费支出在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逐年增加，这间接影响到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据最新资料显示，陕西省年城镇居民医疗消费支出：1995年人均医疗支出是41．3元，2000年是91．4元，2005年人均医疗肖费支出是605元(见图2)。人力资本理论把用于后天的营养、锻炼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看做是一种与物质建设一样的投资，即健康投资，这种健康投资就形成了人力资本中的健康资本。但是，健康投资中仅注重医疗保健的支出，忽视体育健康的支出，是一种不科学的短视消费行为。
2．2．3．2居民储蓄存款与体育消费水平的相关性分析从2001年到2005年，陕西省城乡居民年末储蓄存款余额分别为1768．47亿元、2107．83亿元、2519．83亿元、2948．34亿元和3533．97亿元，按年分别增长19．2％、19．6％、17．0％和19．9％(见图3)。居民对预期支出和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导致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化。据统计，居民的储蓄目的依次是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而主要消费支出是食品和医疗等。统计显示，以2005年城市人均消费性支出6656元计算，2005年陕西省城市人均医疗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例已经达到9％。
然而，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因此，个人消费者必须面对养老、医疗以及孩子教育的问题，因而造成消费者高储蓄低消费的心态，使得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对预期支出和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和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支出较大导致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化。所以摆在陕西省政府面前的问题就是必须扩大消费，推动内需，改变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首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其次就是必须增加和培养居民新的消费热点，那么体育消费就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模式被提上日程，引导居民的健康投资与消费，逐步培养城市居民的健康消费意识。体育消费既能改变我国目前的消费不足的情况，同时也是政府推行医疗体制改革宏观政策下的有益补充，居民对自己的健康投资，使自己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得到有效提高，从而把医疗支出的费用能降到最低点，把看病花钱的事后控制改变为通过体育锻炼增强体质的事前预防中来。
2．2．4消费者个体特征对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两个方面来分别论述。旨在进一步明确不同体育消费群体的制约因素，从而对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市场给予准确定位。
2．2．4．1性别差异对体育消费的影响从性别的角度来研究体育消费的制约因素，通过调查统计我们可以看到：男性与女性在首要制约因素的认识上无明显差异。大家一致认为是“体育消费价格偏高”；但是在第二位至第五位的制约因素中男女性别差异显著。制约男性体育消费的第二位因素是经济条件差，排在第三、四、五位的分别是：工作任务重、健身场所距离远、没有适合自己的体育消费场所。制约女性体育消费的第二、三、四位因素分别则是家务忙、缺乏体育兴趣、不懂运动知识及无人指导。因此，在新时期对陕西省城市体育消费的宣传及增加体育消费场所很有必要。
2．2．4．2年龄结构对体育消费的影响从消费者个体年龄结构出发，制约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体育消费价格高，家务忙和消费场所距离远。不同年龄的消费个体差异显著，18岁以下和19—25岁为一类，他们认为影响他们健身娱乐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健身娱乐价格偏高、经济条件差。其次是体育消费项目单一、缺乏健身娱乐兴趣。26—40岁和41—50岁为第二类群体，他们有比较可观的收入，但影响他们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工作紧、家务忙，其次影响因素是没有适合自己的健身娱乐消费场所、健身场所距离太远。第三类群体是5l一60岁和60岁以上的消费者，他们认为主要因素是健身娱乐价格偏高、经济条件差。这个群体还是把经济因素放在首位，其次影响因素是没有适合自己的健身娱乐消费场所、健身场所距离太远、缺乏体育健身娱乐兴趣等因素(见表5)。
体育消费价格高与陕西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和体育企业的价格策略有关。家务忙，说明社会经济生产中的效率不高，人们闲暇时间少；消费场所距离远显示陕西省体育场馆资源配置不足。体育场馆设施是发展居民体育消费的物质保障，据第五次陕西省体育场地普查数结果表明，体育场地总数虽然有19227个，但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有0．9平方米，而且配置不合理。标准场地主要分布在大城市，而且主要集中在几个城区，小城市体育场馆资源十分短缺。这种分布不均匀的状况严重阻碍了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
2．3体育消费的研究对陕西省体育产业发展的启示
经济是体育消费的基础。体育消费的实际水平和发展规模，归根结底要受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消费水平制约。这就告诉我们，体育消费与经济发展往往处于“水涨船高”的增长态势。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体育消费水平较高，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而陕西省经济发展和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不高，才阻碍了人们的体育消费水平，影响了体育产业的发展。所以体育产业的发展，必须结合陕西省的实际经济状况和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政府部门在制定体育产业发展战略方针时，应参考陕西省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积极发展一些居民喜闻乐见并且有实际消费能力的体育项目，如羽毛球等参与型项目，大型体育赛事等欣赏型项目。
3结论
(1)陕西城市居民参与型体育消费处于初级水平。人均参加各种体育健身活动的消费支出是i13．77元。消费总量是13．90亿元。
【关键词】安徽省；居民消费；居民收入；消费价格指数；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
居民消费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GDP支出法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居民消费同政府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四大部分共同构成了整个国民经济。而且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居民消费的重要性在于它对国民经济有支撑的作用。居民消费对于国民的生活水平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国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消费水平的高低。如果居民不消费，或没钱消费，不能从经济的增长中获益，那么经济的增长也就失去了意义。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如此重要，因此只有研究好居民的消费才能更好的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研究居民消费重要的就是研究它的影响因素。在积极的融入泛长三角经济圈后，安徽省近几年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2009年安徽省的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一万亿，正式迈入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万亿元俱乐部”，与之相对应，安徽省的居民消费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消费水平在2010年突破了8000元，是2000年的近四倍，但是仍然低于全国平均的居民消费水平9963元，因此安徽省居民的消费水平还有待提高，居民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掘。想要提高安徽省居民消费水平，就必须要找到其影响因素，特别是主导型的因素，只有主导因素确定才能有重点的制定各种政策，才能更有效的促进安徽居民的消费，促进安徽经济的发展。
二、研究意义
研究影响安徽省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确定了这些影响因素，政府部门才能有针对性的制定政策措施来刺激居民的消费，解决安徽省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才能刺激经济发展，改善经济增长的结构，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消费的增长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还会波及到其他方面的发展，研究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还能找到城乡居民消费之间的差距，从而使政府社会正视这种差距，加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视，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这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居民生活的质量。
三、设定变量与收集数据
根据以往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经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安徽省的地域特征，我认为影响安徽省居民消费的因素主要有居民收入、价格指数。安徽省居民消费作为被解释变量记为Y，影响因素居民收入记为X1，消费价格系数记为X2。μ随即扰动项，代表其他所有的影响因素。我们选取的数据是1990～2010年安徽省的统计数据。数据如下：
四、建立模型
通过散点图的分析，初步建立对数回归模型：LNY=β0+β1LNX1+β2LNX2+Ui。其中β0表示在没有任何因素影响下的安徽省居民消费水平；β1表示安徽省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β2表示消费价格指数对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Ui为随机扰动项由于现实经济中许多变量之间都有隐藏的表面看不到的相关性，经济中许多方面有些微妙的联系，用随即扰动项表示。
五、参数估计
利用EViews软件，做LNY对LNX1和LNX2的回归，结果如下：LNY=2.30223245545+1.020083948*LNX1-0.606580549223
*LNX2，回归结果为：
对以上的模型分别进行拟合优度检验，F检验和t检验都通过，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进一步的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自相关、异方差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自相关和异方差。
六、回归模型的现实意义及政策建议
经过以上的计量分析和检验，我们得出了安徽省居民消费与安徽省居民收入、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回归方程：LNY=2.30223245545+1.020083948*LNX1-0.606580549223*LNX2。这个回归方程的经济意义是：在消费价格指数不变的情况下，居民收入与居民的消费呈正相关关系，即居民收入每上升一个单位，居民的消费会上升1.02个单位，居民收入增加会增加居民消费；在居民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居民消费与消费价格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即消费价格指数每上升一个单位，居民消费会下降0.61个单位，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会导致居民消费下降。
通过上面的计量分析，我们找到了影响安徽省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居民收入和消费价格水平。（1）健全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根据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两者的特殊性，需要分别给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于城镇居民，改进和完善职工收入与经济效益协调增长机制，完善企业工资指导线和最低工资制度，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离退休人员待遇，同时要扩大就业，就安徽省来说，在融入泛长三角经济区后，要积极的引入长三角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做好产业转移工作，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农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尽快的摆脱盲目、小规模的生产，而是应当在掌握了新的技术、新的市场信息之后快速的做出反应，选择一种市场前景好、能够确实带来收益的品种来进行生产，从而能给农民带来更大的收益。农村地区可以扩大收入的途径，发展特色农业。（2）优化和改善安徽省居民消费结构。现在安徽居民的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就是，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居民在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需求后，向着文教娱乐、旅游休闲等领域发展。要积极拓宽居民的消费领域，满足多方面的消费需求，更新居民的消费观念，不能停留在一些旧的消费观念中，如只储蓄不消费，消费单一等等，要引导消费预期，增加即期消费。积极倡导信贷消费，简化贷款手续，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拓宽消费信贷领域，延长贷款偿还年限，支撑和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加强消费政策引导，着重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通信、教育、医疗、金融、保险、房地产、商业、家庭服务、咨询等服务行业及计算机网络、软件等高科技信息产品产业的发展，为居民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发展提供条件。（3）稳定物价水平。物价水平与消费价格指数等指标在短期内对居民消费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一定时期内的高物价会打击居民的消费热情，降低居民的消费。最近一两年持续的高物价对安徽省居民消费造成了负面影响，要想挽回这种消费颓势，就必须要制定合理的政策稳定物价，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稳定物价不仅仅要靠市场，更要靠政府，政府部门要采取有力的行政手段，从宏观上把握，从价格形成机制入手，优化市场竞争主体，杜绝和防范部门垄断利益要挟市场价格，逐步形成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同时强化“菜篮子”行政一把手负责制，保证城乡居民基本的消费需求。（4）实现居民收入的合理公平分配。在收入分配上，必须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的分配制度。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努力缓解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完善年薪制、职工持股、技术和知识产权入股等分配制度。合理调节行业收入分配，加强对垄断行业和收入过高企业的工资内外收入的监管。规范职务消费和公务消费，加快推进机关事业单位福利待遇货币化。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治理整顿不合理收入，依法取缔非法收入。只有收入分配公平，才能保证居民的收入稳定，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比例较大，因此一定要稳定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加强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医疗、养老、失业保险体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高鸿业．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李勇齐．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D]．广西师范大学．2001
[3]安徽统计年鉴（1990～2010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4]曹万林．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分析及对策研究[J]．企业导报．2010（11）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对于失业问题的解释非常重要，但是劳动力市场以外的因素也会有重要的关联。其中家庭消费贷款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子。
一．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而造成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会导致消费者对风险的厌恶
首先，耐用消费品如住房和汽车的消费往往会花费一个家庭大量的可支配收入，这些耐用消费品与非耐用消费品比较起来，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不易于调整。人们在购买耐用消费品时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同样人们也不会轻易的将之转手出售，因为耐用消费品的交易会附加高额的税收和手续费用。其次，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往往会导致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显而易见，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房屋和汽车的消费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往往会依赖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贷，从而产生家庭消费贷款。而一个家庭其消费贷款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则家庭每个月用来还贷的收入越多，即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越少，因此家庭成员就会更加的厌恶风险，就会更加在意收入的保障情况。
二．家庭消费贷款率的升高会降低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众所周知，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工会与企业讨价还价的结果。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果工人的态度过于强硬可能会导致失业的痛苦。特别是对于拥有高额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工人来讲，一旦失业将会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可支配收入减少的巨大痛苦。因此，这些负债的工人在讨论工资定价时就会选择一种温和的态度，以至于更容易接受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从而减少他们本身的失业几率。如果，该国的国民都习惯于贷款消费，家庭消费贷款数额都比较大的时候，这种个体的厌恶风险以求得保障的行为一旦结合起来，就会严重的影响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三．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越低，该国的失业率水平越低
在失业率的决定的理论中，著名的经济学家Layard和Nickell提出了均衡工资水平会决定一国就业率的水平。均衡工资越高，企业的生产成本越高，因此会压缩就业人数；反之企业会扩大雇佣工人的数量。因此，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的高低会影响均衡工资水平，而均衡工资水平又会影响失业率水平，即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越高，国民的风险和危机意识就较强，这种对风险的厌恶会改善一国的就业状况，从而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失业水平。
四．在对16个OECD国家40多年来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的数据统计和实证研究显示，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确实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首先，从1960年到2000年16个OECD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之间确实存在着反向的关系：
表1：家庭消费贷款率与失业率%（1995）
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
挪威140.56.1芬兰73.716.4
瑞士128.94.0荷兰64.96.6
瑞典100.39.1西班牙62.222.7
日本94.42.5澳大利亚6010.9
美国91.76.9法国51.711.7
英国88.910.5丹麦49.710.1
加拿大85.611.2比利时41.58.9
德国75.66.1意大利32.08.3
数据来源:Kneeshaw(1995)br3
其次，对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做简单的OLS回归，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26），显著性为[4.95]。如果考虑到更多的变量及其相互作用，我们还引入了劳动力市场的相关变量，宏观经济的外部变量等因子，此时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039），显著性为[2.24]。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对于本国的失业率的变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一国的货币金融政策也是解释失业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某国的金融贷款制度比较开放，或是国民的贷款消费意识比较强烈时，该国的人均家庭消费贷款率就会比较高，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会导致全社会的工资节制，缓解工资压力，结果会使整个社会的失业率水平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本文是青岛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作者毕业于挪威奥斯陆大学，现在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任教）
家庭消费贷款与失业率关系的研究
文/马晓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爆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遭受了巨大的失业冲击。从纵向的时间序列来看，失业率在大多数的OECD国家中呈波动上涨趋势，从横向的国别差异来看，失业率在不同的OECD成员国中的变化又呈现出巨大的相异性，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失业率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巨大差异？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一国失业率的高低？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就失业问题，以及影响失业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给出了许多可能的解释。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刚性论（Layardetal.1991）；宏观经济的外部冲击论（Phelps,1994）；以及刚性论和冲击论的结合（BlanchardandWolfers,2000）。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对于失业问题的解释非常重要，但是劳动力市场以外的因素也会有重要的关联。其中家庭消费贷款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子。
一．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而造成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会导致消费者对风险的厌恶
首先，耐用消费品如住房和汽车的消费往往会花费一个家庭大量的可支配收入，这些耐用消费品与非耐用消费品比较起来，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不易于调整。人们在购买耐用消费品时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同样人们也不会轻易的将之转手出售，因为耐用消费品的交易会附加高额的税收和手续费用。其次，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往往会导致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显而易见，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房屋和汽车的消费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往往会依赖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贷，从而产生家庭消费贷款。而一个家庭其消费贷款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则家庭每个月用来还贷的收入越多，即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越少，因此家庭成员就会更加的厌恶风险，就会更加在意收入的保障情况。
二．家庭消费贷款率的升高会降低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众所周知，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工会与企业讨价还价的结果。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果工人的态度过于强硬可能会导致失业的痛苦。特别是对于拥有高额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工人来讲，一旦失业将会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可支配收入减少的巨大痛苦。因此，这些负债的工人在讨论工资定价时就会选择一种温和的态度，以至于更容易接受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从而减少他们本身的失业几率。如果，该国的国民都习惯于贷款消费，家庭消费贷款数额都比较大的时候，这种个体的厌恶风险以求得保障的行为一旦结合起来，就会严重的影响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三．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越低，该国的失业率水平越低
在失业率的决定的理论中，著名的经济学家Layard和Nickell提出了均衡工资水平会决定一国就业率的水平。均衡工资越高，企业的生产成本越高，因此会压缩就业人数；反之企业会扩大雇佣工人的数量。因此，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的高低会影响均衡工资水平，而均衡工资水平又会影响失业率水平，即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越高，国民的风险和危机意识就较强，这种对风险的厌恶会改善一国的就业状况，从而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失业水平。
四．在对16个OECD国家40多年来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的数据统计和实证研究显示，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确实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首先，从1960年到2000年16个OECD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之间确实存在着反向的关系：
表1：家庭消费贷款率与失业率%（1995）
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
挪威140.56.1芬兰73.716.4
瑞士128.94.0荷兰64.96.6
瑞典100.39.1西班牙62.222.7
日本94.42.5澳大利亚6010.9
美国91.76.9法国51.711.7
英国88.910.5丹麦49.710.1
加拿大85.611.2比利时41.58.9
德国75.66.1意大利32.08.3
数据来源:Kneeshaw(1995)br3
其次，对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做简单的OLS回归，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26），显著性为[4.95]。如果考虑到更多的变量及其相互作用，我们还引入了劳动力市场的相关变量，宏观经济的外部变量等因子，此时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039），显著性为[2.24]。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对于本国的失业率的变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一国的货币金融政策也是解释失业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某国的金融贷款制度比较开放，或是国民的贷款消费意识比较强烈时，该国的人均家庭消费贷款率就会比较高，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会导致全社会的工资节制，缓解工资压力，结果会使整个社会的失业率水平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本文是青岛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作者毕业于挪威奥斯陆大学，现在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任教）
家庭消费贷款与失业率关系的研究
文/马晓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爆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遭受了巨大的失业冲击。从纵向的时间序列来看，失业率在大多数的OECD国家中呈波动上涨趋势，从横向的国别差异来看，失业率在不同的OECD成员国中的变化又呈现出巨大的相异性，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失业率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巨大差异？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一国失业率的高低？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就失业问题，以及影响失业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给出了许多可能的解释。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刚性论（Layardetal.1991）；宏观经济的外部冲击论（Phelps,1994）；以及刚性论和冲击论的结合（BlanchardandWolfers,2000）。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对于失业问题的解释非常重要，但是劳动力市场以外的因素也会有重要的关联。其中家庭消费贷款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子。
一．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而造成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会导致消费者对风险的厌恶
首先，耐用消费品如住房和汽车的消费往往会花费一个家庭大量的可支配收入，这些耐用消费品与非耐用消费品比较起来，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不易于调整。人们在购买耐用消费品时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同样人们也不会轻易的将之转手出售，因为耐用消费品的交易会附加高额的税收和手续费用。其次，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往往会导致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显而易见，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房屋和汽车的消费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往往会依赖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贷，从而产生家庭消费贷款。而一个家庭其消费贷款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则家庭每个月用来还贷的收入越多，即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越少，因此家庭成员就会更加的厌恶风险，就会更加在意收入的保障情况。
二．家庭消费贷款率的升高会降低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众所周知，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工会与企业讨价还价的结果。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果工人的态度过于强硬可能会导致失业的痛苦。特别是对于拥有高额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工人来讲，一旦失业将会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可支配收入减少的巨大痛苦。因此，这些负债的工人在讨论工资定价时就会选择一种温和的态度，以至于更容易接受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从而减少他们本身的失业几率。如果，该国的国民都习惯于贷款消费，家庭消费贷款数额都比较大的时候，这种个体的厌恶风险以求得保障的行为一旦结合起来，就会严重的影响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三．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越低，该国的失业率水平越低
在失业率的决定的理论中，著名的经济学家Layard和Nickell提出了均衡工资水平会决定一国就业率的水平。均衡工资越高，企业的生产成本越高，因此会压缩就业人数；反之企业会扩大雇佣工人的数量。因此，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的高低会影响均衡工资水平，而均衡工资水平又会影响失业率水平，即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越高，国民的风险和危机意识就较强，这种对风险的厌恶会改善一国的就业状况，从而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失业水平。
四．在对16个OECD国家40多年来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的数据统计和实证研究显示，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确实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首先，从1960年到2000年16个OECD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之间确实存在着反向的关系：
表1：家庭消费贷款率与失业率%（1995）
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
挪威140.56.1芬兰73.716.4
瑞士128.94.0荷兰64.96.6
瑞典100.39.1西班牙62.222.7
日本94.42.5澳大利亚6010.9
美国91.76.9法国51.711.7
英国88.910.5丹麦49.710.1
加拿大85.611.2比利时41.58.9
德国75.66.1意大利32.08.3
数据来源:Kneeshaw(1995)br3
其次，对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做简单的OLS回归，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26），显著性为[4.95]。如果考虑到更多的变量及其相互作用，我们还引入了劳动力市场的相关变量，宏观经济的外部变量等因子，此时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039），显著性为[2.24]。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对于本国的失业率的变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一国的货币金融政策也是解释失业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某国的金融贷款制度比较开放，或是国民的贷款消费意识比较强烈时，该国的人均家庭消费贷款率就会比较高，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会导致全社会的工资节制，缓解工资压力，结果会使整个社会的失业率水平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本文是青岛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作者毕业于挪威奥斯陆大学，现在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任教）
家庭消费贷款与失业率关系的研究
文/马晓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爆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遭受了巨大的失业冲击。从纵向的时间序列来看，失业率在大多数的OECD国家中呈波动上涨趋势，从横向的国别差异来看，失业率在不同的OECD成员国中的变化又呈现出巨大的相异性，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失业率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巨大差异？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一国失业率的高低？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就失业问题，以及影响失业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给出了许多可能的解释。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刚性论（Layardetal.1991）；宏观经济的外部冲击论（Phelps,1994）；以及刚性论和冲击论的结合（BlanchardandWolfers,2000）。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对于失业问题的解释非常重要，但是劳动力市场以外的因素也会有重要的关联。其中家庭消费贷款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子。
一．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而造成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会导致消费者对风险的厌恶
首先，耐用消费品如住房和汽车的消费往往会花费一个家庭大量的可支配收入，这些耐用消费品与非耐用消费品比较起来，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不易于调整。人们在购买耐用消费品时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同样人们也不会轻易的将之转手出售，因为耐用消费品的交易会附加高额的税收和手续费用。其次，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往往会导致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显而易见，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房屋和汽车的消费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往往会依赖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贷，从而产生家庭消费贷款。而一个家庭其消费贷款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则家庭每个月用来还贷的收入越多，即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越少，因此家庭成员就会更加的厌恶风险，就会更加在意收入的保障情况。
二．家庭消费贷款率的升高会降低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众所周知，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工会与企业讨价还价的结果。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果工人的态度过于强硬可能会导致失业的痛苦。特别是对于拥有高额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工人来讲，一旦失业将会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可支配收入减少的巨大痛苦。因此，这些负债的工人在讨论工资定价时就会选择一种温和的态度，以至于更容易接受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从而减少他们本身的失业几率。如果，该国的国民都习惯于贷款消费，家庭消费贷款数额都比较大的时候，这种个体的厌恶风险以求得保障的行为一旦结合起来，就会严重的影响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三．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越低，该国的失业率水平越低
在失业率的决定的理论中，著名的经济学家Layard和Nickell提出了均衡工资水平会决定一国就业率的水平。均衡工资越高，企业的生产成本越高，因此会压缩就业人数；反之企业会扩大雇佣工人的数量。因此，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的高低会影响均衡工资水平，而均衡工资水平又会影响失业率水平，即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越高，国民的风险和危机意识就较强，这种对风险的厌恶会改善一国的就业状况，从而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失业水平。
四．在对16个OECD国家40多年来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的数据统计和实证研究显示，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确实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首先，从1960年到2000年16个OECD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之间确实存在着反向的关系：
表1：家庭消费贷款率与失业率%（1995）
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
挪威140.56.1芬兰73.716.4
瑞士128.94.0荷兰64.96.6
瑞典100.39.1西班牙62.222.7
日本94.42.5澳大利亚6010.9
美国91.76.9法国51.711.7
英国88.910.5丹麦49.710.1
加拿大85.611.2比利时41.58.9
德国75.66.1意大利32.08.3
数据来源:Kneeshaw(1995)br3
其次，对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做简单的OLS回归，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26），显著性为[4.95]。如果考虑到更多的变量及其相互作用，我们还引入了劳动力市场的相关变量，宏观经济的外部变量等因子，此时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039），显著性为[2.24]。
关键词：居民储蓄；变迁因素；未来预测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3）15-0076-03
一、研究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民收入不断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储蓄率也在不断提升，因此很多学者就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储蓄的原因做过很多研究，但是分析的差异很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确实在当今社会，经济所涉及的概念很广，任何一种理论或模型都会导致不同的看法和分析。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储蓄水平主要受居民可支配收入、未来预期收入、通货膨胀率、储蓄利率、消费者支出、收入分配、居民贫富等情况影响。
例如，戴有根在论文《家庭储蓄影响因素分析》（1991）中阐述了影响家庭储蓄的主要因素，包括收入、价格、利率、社会消费风气、心理预期、金融资产规模和结构、个人及家庭的生命周期、商品生命周期、储蓄服务工作水平和储蓄所网点建设等九个方面。陆佳怡的论文《浅析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因素》（1991）指出，居民消费物价水平、收入水平、利率、证券市场对资金的吸纳程度等因素都会对居民的储蓄水平有一定的影响。胡瑶在《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影响因素分析》（2009）一文中认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一年期储蓄利率、通货膨胀率、城镇居民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因素都会影响居民的储蓄状况。欧阳文辉和徐佼在《我国居民储蓄变动的影响因素及实证分析》（2008）中则详细分析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利率、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这几大因素对储蓄的影响程度。林薇在《我国城乡储蓄影响因素分析及政策建议》（2007）中，综合分析了名义利率、居民可支配收入、上期储蓄、通货膨胀、股票市值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对当期储蓄的影响。
由此可见，影响居民储蓄的因素千变万化，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尤其是不同个体的生活环境，背景，经历，价值观念都会对其储蓄行为有所影响。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影响国内居民储蓄几个重要因素，并且较为客观地对这些因素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措施。
二、影响储蓄的变迁因素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居民储蓄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储蓄利率以及物价水平的影响，但是果真如此吗？下文将就这个几方面的问题进行具体探讨。
（一）居民可支配收入
居民可支配收入泛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家庭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是总收入中扣除应缴纳的所得税和个人交纳的各种社会保障支出以后的收入（不包括借贷收入）。可支配收入=实际收入一家庭副业生产支出一记账补贴一个人所得税。一般来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生活水平成正比，即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生活水平则越高。根据1978年～199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储蓄存款的数据调查，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即，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的储蓄存款也在增加，这两者有着紧密联系，但是影响城镇居民储蓄行为还有一些无法预测的变迁因素。
（二）储蓄利率
利率变化直接影响到居民储蓄存款资金的增殖能力。一般来说，利率上升，居民的利息收入增多，储蓄存款就会随之增加，反之，利率降低，居民就会减少储蓄存款。因此，在理论上，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情况必然与利率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是，很多学者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许多因素制约着居民的储蓄行为，储蓄存款增长率与实际利率是否还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则有必要进行更多的实证分析。
根据古典经济理论（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利率理论），利率的变动对储蓄影响是正向的、单一的；利率提高，人们增加存款；利率降低，减少存款。储蓄和投资都是利率的函数，利率的功能仅在于促使储蓄与投资达到均衡。储蓄由“时间偏好”等因素决定；投资则由资本边际生产率等决定，利率与货币因素无关，利率不受任何货币政策的影响。当利率降低时，预期回报率大于利率的可能性增大，所以投资需求也会不断增大，形成投资利率递减函数。只要货币利率与投资的预期回报率存在差异，资本就会在储蓄和投资两者之间发生移动。因此，在古典利率学派看来，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利率具有自动调节经济，使其达到均衡的作用：储蓄大于投资时，利率下降，人们自动减少储蓄，增加投资；储蓄少于投资时，利率上升，人们自动减少投资，增加储蓄。
然而，在当今社会现实生活中，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是否如古典利率理论预测的一样是正相关呢？根据廖庆在《浅析我国利率变动对储蓄的影响》一文中的分析，1991年到1995年的利率对总储蓄额是正相关关系，而从1995年到2003年则是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在中国利率与储蓄的关系并不是如古典经济理论认为的那样是正向的、单一的，而是不确定的。其原因是，1995年是我国利率对储蓄的影响由正变负的一年，原因在于1995年我国进行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之前我国城镇居民的储蓄意识较弱，由于住房、医疗等都由国家负担，储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息，因此，利率的变动对居民的储蓄有正的影响，利率的上升促使居民的储蓄增加。1995年以后，我国实行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消了福利分房，医疗制度也在改革，城镇居民不得不自己买房子、花钱看病，而这部分支出相对于收入而言，是相当大的一部分，收入风险增加和未来的收入不确定的增加导致居民的储蓄倾向增加。储蓄的目的是为了买房、养老、子女教育等，出于这种目的的储蓄，利率的降低并不能使其减少，因此，这一时期储蓄的利率与储蓄是具有负的相关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利率与储蓄并无直接的联系。
（三）物价水平
物价的变动，也即通货的变化，物价上涨也就意味着通货膨胀，会导致货币购买力逐渐下降，出现货币贬值；物价下跌则意味着通货紧缩，使货币购买力上升，即货币升值。由于现代银行制度在创造信用流通技术方面可以做到在数量上不受限制，因而商品价格脱离商品价值波动即物价总水平的波动的现象经常发生。那么对于储蓄而言，物价总水平上升，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实体就会减少。假定利率水平不变，即储蓄者预期所得的利息报酬水平不变，则物价总水平上涨使储蓄者的实际利益减少。这种情况下居民储蓄倾向相对应的将会下降。
张文中在《物价、利率与储蓄增长》（1998）一文中利用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和储蓄存款增长率作相关分析：1954-1978年相关系数为0.39，而1979-1987年则为0.56，即前者为显著负相关，而后者为显著正相关。1954-1978年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上升，则储蓄存款增长率随之下降，而1978-1987年间，情况反了过来，当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上升时，储蓄存款不但不下降，反而高增长。后者的正相关程度比前者的负相关程度还要高。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1979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先后在农村、城市展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由此发生较大变化，居民货币收入迅猛增长，年均增长率达20%以上，收入增长率大大高于物价上涨指数。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物价指数高增长与储蓄存款高增长并存。储蓄存款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物价上涨，即货币高增长的结果。而货币的高增长与居民名义收入高增长是同义的。从这个角度讲，将物价指数作为唯一的解释变量去阐释储蓄增长，是有缺点的。
实际上，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负相关程度在时间上愈往后愈高。其成因可能与居民的金融意识随市场开放程度愈高而愈强有关，也与愈来愈高的物价强刺激有关。改革开放前，国家对市场物价实行严格管制，居民消费后收入节余也很少，利息收入很少，物价对利息收入的影响也很小，改革开放后，居民收入迅速增加，消费后节余增加更快，加上利率提高以及物价上涨幅度提高，市场价格对利息实际收入的影响愈来愈大，居民金融意识也随之增强。于是产生了居民储蓄倾向对物价上涨率更加敏感的事实。
三、影响储蓄的其他主客观变迁因素
在实际生活中，个人储蓄必然还会受到主观经历与客观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是无法通过数据计算来分析的，需要我们来探讨。
（一）社会消费风气
社会消费风气是指在某一时段，某一居民群体对于消费偏好的行为。不同的消费风气必然会导致不同的储蓄情况。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崇尚节俭的社会风气将会让居民有更多的闲余资金，使储蓄增加；崇尚奢侈的社会风气则相反，致使居民储蓄减少。消费风气的形成与多种因素有关，例如，历史，文化，政策等因素都将影响某一居民群体的消费风气。比如中华民族素有节俭的美德，因而相对于生活在不同观念的国外居民而言，中国人民群众的储蓄水平较高。相反，如果社会消费风气超前，人们偏向于及时行乐，则会有很多人会选择贷款消费，这不仅会使个人储蓄下降，更会使负债上升。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消费风气逐渐传入国内，潜移默化地使沿海地区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变化，人们对高档奢侈品的追求有所提高，因而这一地区人们储蓄水平又有所下降。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人均收入仅300美元的时候，彩电，冰箱等高档生活设备的普及率已经相当高了。这种超前消费现象也给消费需求的总量带来了很大压力，使得消费市场不断扩张，最终导致消费和需求都膨胀。
（二）未来预期
经济学的预期理论主要涉及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性对未来的有关经济变量做出判断，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这种理论早期有两种：1）外推法预期，例如当物价逐年上涨4%、6%和9%时，人们就预期下一年物价还会上涨。上涨多少，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判断，如有人可能根据第二年比第一年上涨两个百分点和第三年比第二年上涨三个百分点的趋势，预期下一年会比第三年上涨四个百分点，即物价上涨13%，也可能有人根据第二年和第三年均分别上涨50%，于是预测下一年仍会上涨50%，即物价上涨13.5%。外推法基本是根据近期经验做出的。2）清应性预期，这种预期是指人们在对过去预期错误的检讨和在分析各种信息的基础上对未来做出预期。例如某人用同一种方法预期下一年的物价上涨率，但都预测错误，那么在下一次的预测中他就会摒弃过去失误的预测方法；又如，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会收集有利于他判断形势发展趋势的各种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由于这种预期是有理性的，不仅仅是根据经验，所以又称理性预期。
把预期理论应用于分析我国影响储蓄的因素，我们可以获得充足的实证依据。以1988年为例。由于1986、1987两年全国零售物价比上年连续上涨8.8%和6.0%，根据简单外推，居民对1988年的价格发展趋势就不会乐观。当年第一季度，上海上调861种工业品价格，由此波及南京，4月份就发生了商品抢购风潮。面对群众心理预期的这种变动，当时决策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反，舆论宣传价格改革会进一步升级，结果导致居民对价格的心理预期进一步高涨，由此爆发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潮。抢购刺激价格上涨，价格上涨又反过来刺激抢购，由此形成恶性循环。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比上年上涨18.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27.8%，双双为1951年以来最高峰。由于在高通货膨胀条件下居民消费倾向猛升，储蓄倾向自然下跌。1988年全国城乡储蓄存款增长率比上年猛降13.8个百分点，下跌幅度达37%。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居民心理预期变化所造成的。
（三）生命周期
个人及家庭的生命周期也对居民的储蓄有很大影响。一个人在孩童时期，只有消费，没有储蓄，完全由父母抚养；成年后，开始工作并开始积累储蓄，此时的储蓄水平由多种因素决定，如果膝下无子女，也不需要赡养父母，个人的收入将会用于日常消费和投资中，因而，储蓄水平会相对较高。如果大部分收入用于抚养子女和赡养父母，那投入储蓄的资金就会少许多。扩大到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正处于生育高峰期，那么儿童的比重较高，在保持社会消费水平不变的前提下，社会的储蓄水平将会降低。同样，在老龄化严重的社会当中，储蓄水平也会有相同的变化。此时，国家性的政策也会发生效用，如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也会起到影响储蓄水平的作用。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和讨论我们得出，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因素是多重的、变化的，主要归纳如下：
（1）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居民储蓄有着重要影响。储蓄增长的基本因素就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两者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大部分居民的收入除了日常开销和投资以外，都以储蓄形式保留。
（2）储蓄利率的提高，必然会使我国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增加，但并不会造成居民储蓄水平急剧上涨。我国居民储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医疗、养老、购房、子女教育做准备，而不是获取储蓄利息，因而利率变动对储蓄影响不大。
（3）物价水平与储蓄呈负相关关系。近年来，居民收入和物价都在上涨，居民的金融意识也在增强，因此居民的储蓄上涨率随着物价上涨率的变化而降低。
（4）地域性文化、历史、政策、价值观等对当地储蓄情况也有十分显著影响，包括社会风气、未来预期以及社会年龄结构等因素在内的主客观条件都会对储蓄水平产生影响。
由于我国现今的储蓄情况还有许多待改善的地方，以下是提出的几点具体建议：
（1）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我国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致使很多居民需要通过储蓄来应对未来的突况，以备不时之需。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将会保证居民生活的安定，消除后顾之忧。
（2）保持适当的利率水平。虽然本文分析中阐明，利率对居民储蓄影响不大，但是利率的稳定有助于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利率的不断变化也必然会使居民产生经济动荡的幻觉，不利于经济发展。
（3）稳定物价水平。物价水平的稳定有利于宏观经济的发展。政府通过结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物价稳定在一个平衡的位置上将会起到刺激生产和消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