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我国城镇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重大挑战，进一步发展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压力巨大。为此，需要解决好养老金隐性债务问题，适当降低基本养老金替代率，确保社会保障基全保值增值，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加快发展储蓄性养老保险建设。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现象，给国民经济和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已是全世界很多国家面临的问题。即使是物质积累雄厚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在积极探索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的办法。我国城镇养老保障制度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和完善，总体上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绩。但在我国老龄化人口数量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压力巨大，本文对此进行了试探性的研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议。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体系的巨大挑战
按照国际衡量人口结构比例标准，一个国家如果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65岁人口超过7%，就可以说己经进人老龄化国家。据统计，在全世界18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68个已经进人人口老龄化社会。近期，法国就因出台应对人口老龄化新政，引发全国罢工潮，可见人口老龄化这一社会问题不容忽视，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后果将极其严重。我国早在1999年就正式进人老龄化社会，近些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口逐渐增多，养老金支付的财务压力不断增大，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相对其它国家更加巨大。
(一)社会老龄化程度较高，人口结构老龄化发展速度快。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长期保持低出生率，随着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公众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使得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快，早在200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1.34亿，占人口总数的10.2%02005年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44亿，65岁以上老龄人口总数达8811万人。到200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67亿，占到人口总数的12.5%。发达国家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从5%上升到10%，一般需要40年的时间，而我国老龄人口从1982年的4.9%上升到1999年的10%，只用了18年时间。未来老龄人口化比重增长速度仍将以较快速度发展。西方国家先进人工业化，后进人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积累到人均大约1万美元的程度后进人老龄社会，是“先富后老”，有充裕的财力支持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而我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在国内生产总值人均仅仅800美元时，老龄化就提前到来，是“未富先老”国民经济制约着老龄问题的解决。
(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制度还不健全。我国现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本养老保险，是由国家强制实施以保障退休职工基本生活需求的一种保险制度;第二层次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障(又称企业年金)，是由企业根据自身经济实力为本企业职工建立的一种辅养老保险;第三层次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是一种用来扩大养老保险经费来源的自主型养老保险。在实际操作中，处于辅地位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实际上还未真正建立起来，辅助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1995年我国才开始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在这一制度转变的过程中，由于汉寸“老人”、“中人”和“新人”的处理方法不同，从而导致了在向新制度的转轨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养老金支付缺口，进而导致了社会统筹资金挪用个人账户积累资金，以支付现行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问题。“统、账”基金相互调剂使用，致使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运行，且“空账”规模呈迅速增大态势，养老金隐性债务问题非常突出。
(三)人口老龄化使老年人抚养比不断上升，导致养老负担加重。我国长期实行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家庭养老方式。但是，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未成年小孩”的家庭模式，抚养系数比上升并失衡，将使得现行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困难。在人口流动频繁的今天，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家庭物质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安慰等方面严重缺乏，依靠现有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实现养老目标。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且法定退休年龄较早，使得老龄化进程加快、抚养比增大。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从1989年为5.4:1，已急剧上升为目前的3.1:1。近几年，我国每年离退休职工均以20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未来几年这种增速还要加快，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逐年加重。这意味着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降低，养老保险缴费人数相对缩减，养老负担十分沉重。
(四)人口老龄化导致离退休费用不断攀升，致使养老保险基金开支大幅度增长。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全国离退休退职费用总额逐年攀升，并且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养老金的支付年限随之延长，支出增加致使退休费用急剧增长。为了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存在的矛盾与困难，我国实行了“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资金积累制度。但是，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措施”的养老金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必然产生“空账”问题，2000年我国养老金“空账”还仅仅为360多亿元。到了2007年，“空账”己经达到8000亿元。养老金“空账”问题如不及时抑制，将产生滚雪球效应，终将压垮整个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对策建议
结合国情，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我国选择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社会保障模式。这种混合模式在理论上既要保存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的代际转移、收人再分配的功能，又要发挥完全积累制培养个人责任心，提高缴费积极性以及提高储蓄率等作用;同时还可以克服现收现付制无法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完全积累制没有再分配功能的弱点。在这一社会保障模式下，今后需要切实抓好社会保障资金的征收、管理、运营、监督工作，逐步建立起以社会保险费为主体、以财政支出为重要补充、以多种渠道筹资为辅助的社会保障资金支撑体系。
(一)解决好养老金隐性债务问题。中国养老金的隐性债务问题源于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即为了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将养老保障现收现付制模式转变为部分基金积累制模式。在这一制度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对“老人”、“中人”和“新人”的处理方法不同，从而导致了在向新制度的转轨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养老金支付缺口，进而导致了社会统筹资金挪用个人账户积累资金，以支付现行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问题。由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基金积累制过程中，随之带来巨额转轨成本，形成养老金隐性债务。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gdp连续多年呈现两位数增长，财政收人也连年增加。政府具备物质基础保证，这一债务政府有能力大部分负担。同时，我国的居民储蓄率也比较高，政府也可以通过发行长期债券的方式，筹集一部分资会，缓解养老金支付的压力，从而逐步解决养老金隐性债务问题。
(二)适当降低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根据国际经验，职工退休后如果总收人的替代率达到70%--80%,就可基本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不会出现明显下降。国际上通行的看法是，在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国家，要有大约40%的替代率来自于基本养老保险，20%左右的替代率来自于企业年金，其余的则来自于人们的个人储蓄性养老金或雇主为雇员购买的商业保险等。
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目标替代率大概在70%-80%，同国外相比，大致偏高了20-30个百分点，基本上相当于第一、第二层次替代率的总和，与我国的经济实力明显不符。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偏高会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二是抑制人们参保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积极性，甚至会导致“福利病”的出现。因此，我国在建立养老保障制度的过程中，不仅要强调政府的责任，而且还要强调个人的责任，把降低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同大力发展第二层次、第三层次的补充养老保险结合起来，适当降低政府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从而降低政府的养老负担。
(三)确保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在我国老龄化社会到来的过程中，在筹资模式现收现付制转为部分基金积累制的过程中，我国个人账户资金数额的积累规模越来越大，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情况关系到我国能否顺利实现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的转变。根据我国当前的情况，在完善的市场体系，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前提下，可以把一些基本具备经营条件的金融保险机构，改造为特定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公司，由他们通过市场运作，实现基金保值增值。同时，政府应充分考虑到养老保险基金安全，对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的资格条件实行严格的审查，加强监管，确保养老基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在必要的时候给予其相应的信息、金融、财务等多方面的支持和指导，规避养老保险基金安全风险。
(四)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政府财务负担沉重的关键时期，多措并举，大力发展企业年金，既可以有效缓解政府的财务负担，很好的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又可以提高退休人员的生活质量。
首先，要降低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给年金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空间。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水平过高，远远高于60%的水平。而发达国家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一般在40%--50%，这就使得在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空间受到抑制。一般来说，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过高，则企业年金的替代率就会过低;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过低，就会使得企业年金的替代率升高。因此，如果要想促使企业年金的大力发展，首先就要在降低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方面下大功夫，以给年金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空间。
其次，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可以借鉴发达国家企业年金筹集税制优惠模式，对企业年金缴纳、投资增值阶段减免税，只在最后领取阶段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税制优惠方式。但要根据我国国情量力而行，制定与我国国力相符合的税收优惠政策。
最后，加快企业年金法的立法建设。近些年来，我国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文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企业年金的发展。2004年的时候，我国又针对企业年金，推出了《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在企业年金的运作和管理等方面，做出了相关的规定。但是，到目前为止，覆盖企业年金整个运作过程的相关法律还没有出台，还是一片空白。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包括企业年金的缴纳、投资收益的税收减免以及年金基金的管理和运营等方面，通过立法做出明确的规定，控制投资风险，杜绝因享受税收优惠而造成的偷税、漏税的可能性，避免给国家带来税收损失。
(五)加快发展储蓄性养老保险建设。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已使得我们不得不采取除基本养老保险之外的其他养老保险方式，包括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我国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发展还非常缓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思想上缺乏足够的认识，重视程度不够，以及人们还未充分认识到人口老龄化给我国政府带来的沉重负担。加快发展储蓄性养老保险建设应在以下三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民众能够从思想上认识到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重要性。使职工除了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以获取养老金之外，还要考虑采用其他方式为自己的晚年准备充足的资金。相关部门也应加强宜传，以使民众能够早日认识到其他形式的养老保险对老年生活的保障作用，从而提高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二是法律上给予更多的指导，强化三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目前，各地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是关于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实施却没有具体的方案出台，结果导致大部分人都对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认识，只局限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库券等。因此，国家应从宏观上制定相关的指导方案，对于缴费基数、税收优惠等方面，可根据行业、地域经济水平的不同作灵活处理。
关键词：寿险公司；养老保险体系；商业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保险
人总是会老的，于耄耋之年能否老有所养，是每个人都将面临的问题。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者已达到10.86%(老龄社会临界点为10%)，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并成为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近20年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每年以3％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目前已达到1.32亿，到2030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4亿，占总人口的21.36%。那时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加上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到那时一对年轻夫妇上面，可能有四位父母，八位祖父母都健在。这么多的老人养老问题怎么解决，这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难题。笔者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应采取“社会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自我储蓄养老”的模式，并逐步降低对社会保险和自我储蓄养老的依赖，更多地依靠商业养老保险来满足消费者的养老保障需求，是解决这一难题的较好途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寿险公司在开办储蓄养老保险方面有着极为有利的专业优势，在我国未来养老保险体系中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社会养老保险面临的问题
所谓社会养老保险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国家有关文件规定,在劳动者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后，根据他们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和所具备的享受养老保险资格或退休条件，按月或一次性以货币形式支付的保险待遇，主要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
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明确：基本养老保险只能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大力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同时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目前，按照国家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总体思路，未来基本养老保险目标替代率确定为58.5％。由此可以看出，今后基本养老金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广大退休人员的晚年基本生活，并不能解决老人们“丰衣足食”安享晚年问题。况且,由于国力所限,加之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我国现在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面临着许多问题。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社会养老保险仅涵盖城镇有固定工作单位的人，城镇人口中的自由职业者和待业人员以及广大农民无法享受
全面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涵盖所有人群，包括非城镇人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民，也应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也应能领取养老金。但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决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目前即使在城镇人口中也并非全部都进入了社会保障体系，也有游离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外的人群，他们就是自由职业者和待业人员，也就是没有工作单位或者没有固定工作单位的人。这些人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是摆在我国当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难题。显然，社会养老保险在短期内是无法解决的。
（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日益加剧，单纯依靠社会养老很难解决某些现实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在步入工业化社会后才会出现老龄化,且老龄化速度较慢。我国则在工业化的起始阶段、经济建设资金需求集中的情况下便进入老龄化,使资源配置陷入困境。据统计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者已达到10.86%，到2030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4亿，占总人口的21.36%。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采用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这种平衡方式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到来时,会造成资金需求的急剧增长,社会负担加重,显然，单纯依靠社会养老很难解决这一问题。
（三）过高的社会养老保险费交纳标准和替代率,造成国家、企业负担过重,部分参与者无力负担,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定的替代率为90%左右,而国际上一般为45-50%。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单位和职工个人的保险费交纳标准占职工工资总额的28%,单位和职工个人普遍感到难以承担。如果降低交纳标准，势必由国家财政补贴,则可能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
（四）目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国民收入分配变动的趋势不相适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收入一直呈现向个人倾斜的趋势,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弱。从1980年到1995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5.7%下降为10.9%。与此同时,居民个人收入增长迅速。按当年价格计算,1978年至1995年间,城市居民的收入以年均15.9%的速度增长,城市居民存款余额也以年均34.3%的速度增长,由154.9亿元增加到23466.7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绝大部分的社会养老费用仍然由国家和企业承担。不仅造成国家、企业负担过重，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人们自我养老保障意识的提高，造成过分依赖国家、企业局面。
（五）社会养老保险只能解决基本的退休养老问题，不能解决退休者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下降问题
根据国务院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以及《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实施后参加工作的职工，个人交费满15年的，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主要来源于：（1）用人单位按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提取；（2）个人按工资的8%提取。退休后将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与缴费年限的长短、缴费基数的高低、退休时间的早晚直接挂钩。他们的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假定某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1000元，缴费满30年则他每月可拿到300元基本养老金。又假定该地平均预期寿命为80岁，个人账户养老金发放的比例是本人账户储存额除以240，该人60岁退休时，如果个人账户累计总和为6万元，那么，他退休后每月可拿到250元（60000÷240），两项合计550元，这点钱显然只能解决基本的养老问题。并不能解决老人们退休后“丰衣足食”安享晚年问题。
关键词：老龄社会；危机；政府作用
近年来，老龄社会危机日益凸显，老龄社会已成为中国发展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基本国情。现如今，我们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处于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老龄危机的出现无疑是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政府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者，在解决和应对此危机上是责无旁贷的，政府作用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关系到老龄危机是否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一、当前中国老龄社会危机的特点
（一）人口总量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压力并存。联合国新标准的定义中指出，一个地区只要65岁老人占总人口比重的7%，就可以视这个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在2014年的人口普查中，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2124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1%，超过10%。由此可看出，中国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这样的老龄危机若不得到有效控制也将愈演愈烈。人口总量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压力并存这样的危机而产生的双重压力是中国老龄化社会独有的特征，它也不可避免的成为我国未来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国情。因为这两种压力在同一时间同时存在，所以想要通过提高生育率来应对危机可改善的空间相对较小。
（二）老龄化速度快于经济发展速度，“未富先老”严重。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同时也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在我国政府和人民的不断努力下，我国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综合国力也有所提升。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也由此而产生，即我国目前人均寿命的增加高于发达国家同期增长水平，据预测，2025年之前，高龄老年人口将保持年均增长100万人。①未变富先变老的趋势愈演愈烈，也成为了我国老龄危机与发达国家老龄危机的一大区别。
二、中国老龄社会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失衡的人口战略及政策。从理论上说，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正确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的压力成为缓解人口规模压力的代价。②从1980年开始，我国的生育率就成迅速下降的趋势，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来说是符合时展的需求的，也是缓解我国庞大的人口压力的一个好方法，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年龄结构开始从底部老龄化。生育率水平逐年降低，我国老龄化的危机也开始在世界面前凸显，政府开始重视这个危机。从本质上说，中国老龄社会危机产生的原因是政策长期影响下形成的，人口战略的失衡已不符合当代人口年龄结构的发展，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危机，就要从人口战略和政策上着手，彻底改变老年人越来越多而年轻劳动力不足的现象。
（二）我国政府养老服务职能存在缺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化养老方面的差别并不是简单的不相干的事情，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作为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配套措施，不可避免的替代传统养老方式的发展及其实践的过程。③我国当前处于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代际关系迅速变化，政府所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随之而改变。每个人都希望老年生活能够得以保障，可是在我国政府养老服务职能上还是存在一定缺陷。例如，责任界定不清，我们现在的社会养老制度改革，引入了政府、用人单位和职工三方来承担，这样的模式并无问题也是符合时展趋势的，但是在责任划分的比重方面，仍未受到重视，界定不清三方谁的责任应占主要地位，这就削弱了各方参与养老保障的积极性。还有，政府在养老保障方面的覆盖面太小，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在养老保障方面的政策以及落实程度都是有极大保障也广泛受到群众监督，但是在一些偏远山区或农村地区，养老保障的辐射力就无法得到覆盖。
三、政府在老龄社会危机中的作用
积极应对老龄社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老龄社会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在可预见的未来，老龄社会是不可逆的，也是未来人类发展长时段的社会常态。④
（一）矫正人口战略，实行适度老龄化。人口发展战略――在稳定现行的生育率政策的同时，重视人口老龄化高峰前各个阶段的人口问题。⑤在制定人口战略上，人口总量的变化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都需要被重点考虑，生育率也是要稳定在一定数值内。我国现如今实行开放二胎的政策，这在解决我国生育率低的一个有效的方法，这对于老龄危机也是相当重要的。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变的前提下，日趋灵活的人口政策有助于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而“适度老龄化”概念的提出是基于有学者认为中国老龄化危机的根本是少子化。分析这个概念，其实不无合理之处。80年代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一批青年夫妇想要二胎的愿望，现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发生巨大改变，特别是在一些沿海发达城市，“丁克家庭”（DINKS）也越来越多，他们崇尚自由，不愿养育小孩，这使得中国的年轻人口越来越少，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未来的年轻人口会更加少。所以，实行适度老龄化是政府需要考虑的一个选择。
（二）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引入市场机制。在我国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时，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多年来，政府切实关注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也设置了相关的政策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利，尽力使他们能安度晚年，但是，仅仅依靠政府个体的力量是不够的，无论是在资金上还是在人力物力上仍有所欠缺。养老不仅是要在物质上能有所保证，更重要的是，在服务上也要同步跟进。而养老服务要如何进行，政府需在这方面加大功夫，政府投入和市场机制二者相结合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政府在养老服务上的投入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兴建养老院等机构来保障老人老有所靠，还有如配备相关的人员为社会提供养老服务等等。但是，政府从本质上讲只是起到引导的作用，其覆盖面和参与度仍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形成由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共同管理的模式。市场的灵活性和竞争性决定了市场有更广阔的空间来发展养老服务，竞争性也使得养老服务的模式更多样化，更能进一步紧靠老年人的需求。所以，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上，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引入市场机制是一种良好的发展模式。
（三）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保证老龄人口生活。中国的老龄化是在我们尚未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按照规律和现在情况的发展它会经历加速升上和高速增长的情况，但是现如今老龄人口无论是在医疗保障还是在其他方面的保障上还是有所欠缺的，比如卫生资源的配置存在不合理之处，医疗环境和医疗费用对于他们来说仍是一个大难题。老年人各种生理机能减退，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增加，且易患慢性疾病。⑥对于老年人来说，在社会保障的范畴内，医疗保障对于他们这个特殊的年龄段是最重要的。但是现如今，在医疗保障方面，老年人看病仍需要自己支付大部分现金，这对于一些退休工资微薄或者没有固定退休金的人来说简直就是难上加难。政府要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就要逐步建立一个针对老年人需求的保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府在建立和完善体系方面需投入比以往更多的资金并对其进行严格的合理的分配，在这个体系中，积极鼓励民间组织加入，建立起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养老的模式，不断增强政府投入的责任。比如在医疗保障上，改革社会医疗保险支付制度、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完善老年人救助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也在增强政府责任方面发挥极大作用。
（四）建立适应老龄社会发展的长远文化战略。通过加强老年文化建设来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使他们能够在物质生活有所保障的基础上生活得更加愉快和充满意义。所以，首先在倡导建立老年文化的氛围上，政府要加大力度，形成全社会一致的共识，创造浓厚的氛围，建设和发展老年文化；其次，在老年文化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上需要不断加强和改进，老年人均等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尚需进一步提高；再者，覆盖面要更加广泛，城市的老年文化建设固然是比较齐全的，但是不应忽略农村地区的老年文化建设，不难发现，在我国很多偏远山区，老年文化建设仍然十分匮乏，诸如此类的情况政府应给予更多重视，这样才能全方位的保障各个地区老蔫文化的建设。
政府作用发挥的有效与否关系到老龄社会危机能否得到缓解，政府树立应对老龄危机的新理念和新思维决定了政府将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危机。理想老龄社会是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⑦政府在应对老龄危机的同时，更要积极大力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这些方面的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有效的正确的应对老龄危机。（作者单位：广西大学）
注解：
①叶紫.2013年老龄人口将达2.02亿，未富先老日益凸显.[EB/OL]http：///20130228/n367422552.shtml
②党俊武.中国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思路[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75页
③姜向群.养老转变论：建立以个人为责任主体的政府帮助的社会化养老方式[J].人口研究.2007.7第59页
④党俊武.应对老龄社会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的重要战略议程[J].老龄科学研究.2015.1第5页
⑤姚冬琴.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将面临银发贫困状态[N].中国经济周刊2015，2
⑥胡琳琳、胡鞍钢.中国如何构建老年健康保障体系[J].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2008第27页
⑦党俊武.应对老龄社会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的重要战略议程[J].老龄科学研究.2015.1第1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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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琳琳、胡鞍钢.中国如何构建老年健康保障体系[J].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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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老龄化；现状；措施；建议
一、中国社会老龄化发展阶段及特征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从2001年到210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1年到2022年的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龄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3.28%。到2022年，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第二阶段，2022年到2050年的加速老龄化阶段。中国老龄人口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到2050年，老龄化水平达到30%以上。第三阶段，2051年到2100年的稳定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老龄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预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老龄化达到峰值时，人均gdp也只能达到目前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是一个“未富先老”的过程。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影响
1.“人口红利”的衰退。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人口红利”的衰退。最近30年来，中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显著。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影响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最近这两年，我国很多地方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都出现了“用工荒”现象，招工难、用工难的问题日显突出。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正在逐步消失，在不远的将来，劳动力紧缺会慢慢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我们亟待采取有效措施，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社会保障压力加大。老龄化研究中，老龄人口抚养比是一个重要指标。1990年中国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3.74个老年人，2000年抚养15.60人，据预测到2025年需抚养29.46人，2050年则达到48.49人。抚养比的急剧上升导致退休金、养老金、医疗保险基金等国家财政支出的急剧上升。
3.个人消费减少。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导致消费需求的变化。一般而言，在老龄化进行的过程中，由于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消费支出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由于收入降低，老龄人口的消费水平将下降。扩大内需是中央制定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而总体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个人消费减少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内需增长，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不利影响。
三、我国政府已经采取的应对措施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不断加快的老龄化进程。
1.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1997年，政府制定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开始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由单一的社会统筹制度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管理方式也由现收现付制转向部分积累制。当然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覆盖面过窄、养老保险金收支不平衡、养老保险金投资收益偏低等问题，我国政府也一直在不断吸取其他国家养老保险政策的经验并结合自身国情，修改和完善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经济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我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
2.研究延长退休年龄。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退休年龄偏低。一方面较低的退休年龄加重了社会保障的压力，另一方面随着医疗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很多五六十岁的人往往还有精力有能力而且愿意继续从事相关工作，为社会经济建设贡献力量。我国目前人才结构不合理，有多年专业经验的人士在各个领域都非常匮乏，过早地让这批人员退休也是对人才资源的一种浪费。我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退休年龄问题。很多国家都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但延长退休年龄也在当地社会引起了一些争议，我国政府正在积极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
四、我
应对老龄化的一些建议
1.调整经济结构，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得到了发展，才能解决社会的各种矛盾，包括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难题。“人口红利”的日趋消失也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由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驱动，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我们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经济增长的含金量，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应仅依靠人口红利。
2.加快相关立法。人口老龄化问题是重大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归根到底要靠法律。1996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总的来说，有关老龄人口保障的法律法规建设还滞后于老龄化的发展。为了维护老龄人口的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必须尽快制定有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家庭赡养等专项涉老法律、法规。
3.大力发展老龄产业。目前我国老龄产业化水平还很低，因此要制定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实施国家对老龄产业的扶持保护政策，建立老龄产业发展管理体制。立足城乡社区发展老龄服务业，培育老龄服务中介组织，培养专业化的服务队伍。同时我们也要大力研制开发老龄消费品，培育老龄用品市场。
4.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制定科学合理的控制生育率的方案，逐步调整人口结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味地控制人口数量，会进一步加剧目前我国的老龄化趋势。我们需要根据现实国情，既要控制人口增长又要防止人口老龄化速度过快和老龄人口比重过高。因此，我们需要制定一个相互兼顾的人口发展规划，合理控制生育率，优化人口结构，为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提供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为国家的长期稳定繁荣提供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严冰，张伟.中国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10-11（1）.
[2]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r].2006-02-23.
战略应对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也将长期存在。因此，新修订的《老年法》确定“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所谓长期战略任务，就是要有长期战略思维、长期战略规划、长期战略准备和长期战略对策。要有长期战略思维。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老龄化社会是全新的社会形态，不管是解决养老问题，还是解决其他问题，都必须考虑到人口老龄化这个重要因素。要有长期战略规划和长期战略对策。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的长周期性和复杂性，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能靠应急，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总体规划，超前设计，分步实施。必须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来进行全面规划，从制度和政策法规层面来进行顶层设计，防止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走弯路，甚至走错路，制定适应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和行动纲领。
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人口老龄化具有不可逆转的特征，只能积极应对，不能消极回避。在联合国提出“积极老龄化”理念之前，一部分国家政府和学界对人口老龄化抱着消极悲观的态度，担心劳动力老化、劳动力素质下降，影响经济发展，担心老年人过多，家庭和社会抚养负担过重等。“积极老龄化”理念提出后，改变了人们对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的传统认识，人口老龄化不仅有“危”也有“机”，老年人也不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社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因此，要树立积极的老龄观，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积极的政策、更加积极的行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要转危为机，人口老龄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挑战，也有发展机遇，我们既要迎接挑战，也要抓住机遇，特别要抓住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庞大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把沉重的“夕阳事业”办成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要充分发挥老年人的潜力和作用，老年人有知识、经验、技能等方面的优势，要调整社会政策，破除影响老年人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阻碍，吸纳更多的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老年人独特的作用。既要看到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又要看到我国社会制度、组织体系和文化传统的特殊优势。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集中办大事的制度和组织优势，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孝文化传统的国家，尊老敬老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家庭养老是我们的传统，这些优势将在今后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综合应对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长周期、深层次的，因此，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的宏大系统工程，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各方面的积极性，既要建设“硬件”，又要完善“软件”，建立全社会责任共担、综合应对的体制机制，也就是按照我国老龄工作方针“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要求，构建大老龄工作格局。应对人口老龄化，政府的责任是至关重要的，政府应当在建立制度、完善体系、提供公共服务、规范市场等方面承担责任，特别是在制度建构和政策设计上，必须吸取西方高福利国家的教训，立足我国特殊的国情国力，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构建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但是，政府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只能承担有限责任，政府既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特别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让发挥社会力量“唱主角”，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满足广大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要根据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营造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软实力”，随着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软实力”将越来越重要。要加大敬老爱老的宣传力度，特别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要借鉴西方国家对公民道德和诚信信用情况进行评估的做法，把尊老敬老情况作为一项重要指标，作为择业、晋升、上学、考评的重要依据。要弘扬家庭养老的优秀传统，在强调居家养老的同时，不能削弱家庭养老。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我国历史上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老年人生活在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中，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到保障，靠的就是大家庭的集体力量。必须指出，今后无论国力如何强大，政府责任如何强化，社会化养老服务如何发达，也要坚定不移地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性作用，家庭仍然是养老的第一居所，特别是家庭提供的生活护理、精神慰藉、亲情关爱等是其他方式难以替代的。
科学应对
【关键词】中国人口老龄化；影响；对策选择
随着中国老龄化人口基数的不断增长，人口老龄化这一社会现象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不得不被世人所关注的新课题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急待研究和妥善解决的日程表上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份报告表明：从2001年到2022年，是我国老龄化人口发展最快的时期，平均每年我国将增加598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我国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中国将成为老龄化人口最多的国家。从这些形势严峻的现象中找到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缓解和解决这一现象的负面影响是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的。
一、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转型，企业的改制，老年人服务业的发展滞后，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庞大老年人群在不断增加，特别是一些“空巢”老人群体的不断壮大，社会养老的压力增加，国家对在社保、医疗，老年保健和老年服务的投入比重越来越大，总体来说老龄化对我国经济有以下三点影响：
第一，从人口经济动态模型结果显示：老龄化程度越高、上升的速度越快，其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就越大，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越慢；反之，老龄化程度越低、上升的速度越慢，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就越小，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越快。
第二，老龄化与储蓄率和储蓄水平的关系。利用1978年以来有关人均GDP、储蓄水平、储蓄率、人口年龄变动等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和储蓄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多元回归的实证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储蓄率与老年人口比重变动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老年人口比重每升高1个百分点，储蓄率可提高0.37个百分点。
第三，老龄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我国随着人口年龄结构步入老年型和老龄化的逐步加深，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福利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呈一路攀升之势，预计2025年到2030年可超过国民收的10%，占工资总额可达30%左右，逼近或突破上述国际“警戒线”。然而此时距离老龄化峰值的到来尚有20多年的时间，足见问题之严重。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
随着老龄化人口增长速度的加快，庞大的老年人口群体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将消费掉大部分劳动产值。可是，我们与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相比经济比较落后，物质准备不足。如日本1977年成为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收入为4522美元，而我国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均收入才800美元。在医疗卫生消费中，老年消费者占到大多数，相关资料显示，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我国老年人口迅速老龄化，造成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高速增长，给社会保障支出来带压力。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许多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压力早就潜伏生长，人口老龄化更加凸显了这些压力。
社会养老机制不健全，老年服务业滞后，老年人生活水平低下；老年人的就业机会较少，文化生活相对贫乏；婚烟、家庭生活等压力诱发老年人对社会的不适应，这些都极有可能诱发老年人犯罪，从而给社会稳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三、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的路径选择
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乃至全球来说是新时期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它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既然人口老年化不是可避免，且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不利影响，选择相应的政策，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它的负面效应，做一些积极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
（一）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配套政策，确保所有人年老时都有足够的经济收入保障。党和国家相关部门应该通力合作，通过制度创新和行政能力培训，努力提高老龄政策制定和贯彻落实的效率。真正解决老龄人口的实际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与时俱进，在深入推进改革的进程中，改革和完善城市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制度。
（二）加大投入，不断完善老年人服务机构。完善养老院、援助中心等机构和养老服务设施，由社区统一管理和服务。加强老年护理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目前，社区缺乏老年人护理的专业人员，应该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培养和聘用，以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三）加快经济建设，提高生产力，为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强大的经济保障。普遍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贫困老年救助制度，努力减少老年人的贫困，尤其是解决农村老年人口群体的贫困问题。提高对“五保户”经济供养水平，做到未雨绸缪。
（四）完善社区服务功能，倡导家庭养老和老年人的自我供养。广泛宣传中国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地位，保护老年人的自尊心。在城市实行“以政府为主导、家庭为主体”的养老模，在农村实行以土地保障为基础的“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提高全民养老尊老意识。
（五）注重对老龄化理论的研究，提高老龄问题现实的认识和理解。深入实际，加深对现实的理解，努力培养政策意识和政策思维能力。践行科学发展观，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时，要始终坚持社会、经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全面协调经济、社会、人口三者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陶立群.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EB/OL].中国城市发展网，2007-7-5.
[2]张应立.人口老年化进程中的老年犯罪问题初探[J].吉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医疗保险；制度；挑战；对策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5.12.166
[中图分类号]F84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5）12-0-01
所谓的人口老龄化，其实就是总人口数量中的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一种动态过程。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60岁和65岁的老年人的人口比例超过总人口数量的10%和7%，这个国家或地区就步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而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已然形成。因此，政府要及时分析人口老龄化问题给医疗保险制度带来的挑战，并制定相应的对策维持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人口老龄化给医疗保险制度带来的挑战
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显然更需要医疗保险。在人口老龄化现象越发严重的情况下，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遭到了巨大挑战。就目前来看，人口老龄化问题给医疗保险制度带来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给保险基金供给带来的挑战，二是给保险基金支出带来的挑战。
1.1人口老龄化问题给保险基金供给带来的挑战
我国现阶段的医疗保险制度主要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构成。其中，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费用缴纳由个人和政府共同完成。具体来说，就是在一定的缴费金额范围内，居民享受的待遇将由当年的缴费情况决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老年人的比例有所增加，对医保基金的收入也不会产生过大影响。但是，不同于其他两种缴费方式，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费用是由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的。而职工退休后，可在达到一定的年龄后享受医保待遇，不需要继续缴纳费用。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医保基金的缴费人员将远远少于享受医保待遇的人员。因此，人口老龄化就会给保险基金的供给带来一定的压力和挑战。
1.2人口老龄化问题给保险基金支出带来的挑战
在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下，老年人的数量将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基金的支出将遭到一定的挑战。一方面，在医疗条件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人们的平均寿命将不断增长。这意味着，居民在退休之后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享受医疗保险的待遇。另一方面，近年来老年疾病的发生概率不断增加，医疗保险的支出费用也将逐渐增长。因此，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将会迅速增加。
2医疗保险制度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
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已然发生，且在短期内也无法得到有效改善。为解决人口老龄化给医疗保险基金供给和支出带来的矛盾，相关单位应积极寻找对策解决医疗保险基金供给和支出存在的问题。
2.1寻找更多保险基金的供给
要想缓解目前医疗保险费用紧张的问题，就要寻找更多保险基金供给。一方面，政府应扩大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使更多人参与到医疗保险的费用缴纳中，缓解目前医疗保险费用紧张的问题。例如，政府应将民营企业、民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纳入到医疗保险的参保群体中。另外，在经济运营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无论是事业单位还是民营单位，都应采取多元化的投资理财渠道。所以，相关单位应为医疗保险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使银行理财产品、股票等资源成为医保基金的投资对象。为降低医疗保险的投资风险，相关单位应构建多层次的投资模式，进一步拓宽医疗保险的投资渠道。最后，政府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医疗保险的资金投入，解决医疗保险的资金供给问题。
2.2做好保险基金支出的控制工作
一味增加医疗保险的基金供给，显然无法解决人口老龄化给医疗保险制度带来的挑战。所以，政府还应做好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控制工作，缓解医疗保险支出费用紧张的压力。一方面，政府应通过规范医疗机构来解决过高的医疗费用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使医疗水平尽可能高的同时，减少医疗支出的费用。这不仅可解决老年人的看病问题，还能解决医疗成本控制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要推广社区医疗服务，进一步降低医疗费用。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建立集医疗、预防和保健为一体的老年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增强老年人的保健意识，降低老年疾病的发生率。另外，政府还可推广体检制度，使国民养成定期体检的习惯，做好疾病的预防工作，有效减少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
3结语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发展趋势，政府和相关部门只有充分认识到人口老龄化问题给医疗保险制度带来的挑战，并处理好医疗保险基金的供给和支出问题，才能保证我国医疗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康彩霞，王宏.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险制度的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19（1）：108-109.
关键词：寿险公司；养老保险体系；商业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保险
人总是会老的，于耄耋之年能否老有所养，是每个人都将面临的问题。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者已达到10.86%(老龄社会临界点为10%)，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并成为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近20年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每年以3％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目前已达到1.32亿，到2030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4亿，占总人口的21.36%。那时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加上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到那时一对年轻夫妇上面，可能有四位父母，八位祖父母都健在。这么多的老人养老问题怎么解决，这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难题。笔者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应采取“社会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自我储蓄养老”的模式，并逐步降低对社会保险和自我储蓄养老的依赖，更多地依靠商业养老保险来满足消费者的养老保障需求，是解决这一难题的较好途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寿险公司在开办储蓄养老保险方面有着极为有利的专业优势，在我国未来养老保险体系中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社会养老保险面临的问题
所谓社会养老保险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国家有关文件规定,在劳动者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后，根据他们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和所具备的享受养老保险资格或退休条件，按月或一次性以货币形式支付的保险待遇，主要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
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明确：基本养老保险只能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大力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同时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目前，按照国家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总体思路，未来基本养老保险目标替代率确定为58.5％。由此可以看出，今后基本养老金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广大退休人员的晚年基本生活，并不能解决老人们“丰衣足食”安享晚年问题。况且,由于国力所限,加之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我国现在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面临着许多问题。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社会养老保险仅涵盖城镇有固定工作单位的人，城镇人口中的自由职业者和待业人员以及广大农民无法享受
全面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涵盖所有人群，包括非城镇人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民，也应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也应能领取养老金。但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决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目前即使在城镇人口中也并非全部都进入了社会保障体系，也有游离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外的人群，他们就是自由职业者和待业人员，也就是没有工作单位或者没有固定工作单位的人。这些人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是摆在我国当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难题。显然，社会养老保险在短期内是无法解决的。
（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日益加剧，单纯依靠社会养老很难解决某些现实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在步入工业化社会后才会出现老龄化,且老龄化速度较慢。我国则在工业化的起始阶段、经济建设资金需求集中的情况下便进入老龄化,使资源配置陷入困境。据统计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者已达到10.86%，到2030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4亿，占总人口的21.36%。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采用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这种平衡方式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到来时,会造成资金需求的急剧增长,社会负担加重,显然，单纯依靠社会养老很难解决这一问题。
（三）过高的社会养老保险费交纳标准和替代率,造成国家、企业负担过重,部分参与者无力负担,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定的替代率为90%左右,而国际上一般为45-50%。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单位和职工个人的保险费交纳标准占职工工资总额的28%,单位和职工个人普遍感到难以承担。如果降低交纳标准，势必由国家财政补贴,则可能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
（四）目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国民收入分配变动的趋势不相适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收入一直呈现向个人倾斜的趋势,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弱。从1980年到1995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5.7%下降为10.9%。与此同时,居民个人收入增长迅速。按当年价格计算,1978年至1995年间,城市居民的收入以年均15.9%的速度增长,城市居民存款余额也以年均34.3%的速度增长,由154.9亿元增加到23466.7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绝大部分的社会养老费用仍然由国家和企业承担。不仅造成国家、企业负担过重，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人们自我养老保障意识的提高，造成过分依赖国家、企业局面。
（五）社会养老保险只能解决基本的退休养老问题，不能解决退休者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下降问题
根据国务院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以及《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实施后参加工作的职工，个人交费满15年的，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主要来源于：（1）用人单位按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提取；（2）个人按工资的8%提取。退休后将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与缴费年限的长短、缴费基数的高低、退休时间的早晚直接挂钩。他们的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假定某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1000元，缴费满30年则他每月可拿到300元基本养老金。又假定该地平均预期寿命为80岁，个人账户养老金发放的比例是本人账户储存额除以240，该人60岁退休时，如果个人账户累计总和为6万元，那么，他退休后每月可拿到250元（60000÷240），两项合计550元，这点钱显然只能解决基本的养老问题。并不能解决老人们退休后“丰衣足食”安享晚年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自70年代中期起,大力控制人口数量过速增长,加强计划生育,努力提高人口素质。认真实施控制人口增长政策的结果,就是大大降低了出生率。这样就由原来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转化,人口的年龄结构势必发生变化,向老龄化发展。出生率下降的速度越快,幅度越大,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达到的程度也越快,越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要解决人口老化问题,而放松计划生育,以提高出生率来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形成恶性循环;更不能以低出生率,高死亡率,违背社会道义来延缓人口老化过程,而由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渡到相对静止稳定状态。中国同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要想达到相对静止稳定的人口发展阶段必然要经过人口老龄化阶段,这是无法回避的自然规律。人口学专家研究证明,中国老龄化进程带有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一)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1982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7663万,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7.6%,到2000年将达到1.3亿,占总人口10%以上。英国老年人口从5.0%增长到7.0%用了80多年,瑞典用了40多年,1920年日本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5.3%,到1970年增长到7.1%,用了50年的时间,而我国完成这一增长过程仅仅需要18年的时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2000年即可跨入老年型,世界人口年龄结构跨入老年型要在2010年,我国将比世界总体人口年龄结构提前10年进入老年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之快将达到世界之最。
(二)老年人口数量巨大。据预测到2040年,老年人口将增长到3.8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上升到25.3%。老年人口数比欧洲所有国家人口还多。
(三)我国高龄老人数量与比例将增大,8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由1990年的200多万,占老人总数的3.2%增加到下世纪中叶的5000万以上,占老人总数的15%以上。
(四)我国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正在向“核心家庭”模式演变。按照人口学家最近做出的家庭人口预测,我国独居或只与配偶居住的65岁以上老人占老人总数比例将由1990的10%迅速上升到2050年的27%。
从上述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诸特点来看,中国将在下世纪初进入老年型国家,并排位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之首。国家正处于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原来基本由国家承担的养老方式变得日益不适宜,需要探索新的路子,发展新的方式,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将逐步消除“经济滞差”和解决老有所养两方面结合起来,把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好。然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
二、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养老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资金不足,养老金支出膨胀。有统计表明,1998年养老金缺口是50多亿,1999年是100多亿。其次是替代率太高。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企业养老金的平均工资替代率高达80%以上。然后是交费率高,企业负担重。目前的状况是,养老金的交费率高达30%左右。还有“统账”结合导致完全的现收现付,个人账户出现空账。
三、解决的对策——建立综合的养老保险制度
(一)实施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方式
在解决养老方式上重视精神生活的一面,注意到老年人为社会贡献的事实,重视家庭养老的功能,实施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并举的方针。
一般健康和生活优裕的老人仍希望在自己的家里度过晚年。积极倡导家庭养老模式,投入财力、物力、人力,为居家养老提供全面的配套福利服务。同时,又重视对养老设施的建设,把养老设施作为老人们最后的生活保障。
(二)实行多层次、多形式的养老保障制度
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立法规定的,低有保证、高有限额的强制性的基本保险。第二个层次是,各企业自定的企业保险年金。这种保险比政府规定灵活得多,形式多种多样,标准有高有低。第三个层次是,个人养老保险。政府对企业、社会团体、私人举办的保险项目,只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和政策上的支持。
以上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各有特色。在管理上,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实行一体化、定额支付的原则,基本养老保险并不是保障当事人的全部生活,而只是保障最标准、最基本的需求部分,必须要依靠企业及个人的自助努力,要协调好互助与自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由企业内部决定,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则遵循自愿原则。在基本模式方面,前者是部分积累筹资,后两者是完全积累筹资。
(三)逐步实现费用征收的多元化
在考虑企业和个人经济承受能力的前提下,逐步减少企业的养老保险的交费率,引进“受益者负担”的原则,以解决养老保险的财源问题。在费税改革方面,在适当的时候,将“费”变为税,保证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此外还可提高一些社会福利设施的收费标准和扩大有偿服务范围。
(四)倡导养老保障事业的社会化
在不少发达国家,尽管具体管理养老保障项目的机构很多,既有政府机构(中央的和地方的),也有民间团体和私人企业,但总的倾向上看,养老保障制度是由政府集中管理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施养老保障制度的一切细节,从资金来源,运用的方向,甚至保障的标准、收支的程序,大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养老保障基金的管理机构通常由受保人、企业或雇主和政府三方代表组成的理事会领导。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越来越多,它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另一方面也要求尽快建立综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人口老龄化给代际供养带来了财政上的困难。因此,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和国家只能承担基础性的保障,一方面使劳动者一旦因风险失去收入来源后能享有基本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使国家和社会能够长期地提供保障。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是具有优越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老年保障事业方面也应该把握和运用这种优势,统筹全局,缜密考虑,真正成为全世界解决老年
人口问题的榜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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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口普查，1982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为4927万人，1990年增为6299万人，2000年进一步增长到8827万人。因疾病、伤残、衰老而失去生活能力的老年人显著增加，给国家、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社会保障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主要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而加快完成了人口转变，老龄化问题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比如，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规模扩大；经济基础的薄弱使得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导致“未富先老”；户籍制度造成大量的“人”、“户”分离和农村留守老人及空巢家庭，增大了农村养老困难。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些问题正日益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及挑战，应作为国家头等大事来抓。
中国目前主抓的国家战略重点不能仅停留在“炒房”、“炒股”阶段，而要未雨绸缪，力争主动，尽快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国家战略，像抓计划生育一样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少子化、老龄化“双鬼”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前“拍门”
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结构失衡及生育率下降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循环作用的。生育率的下降导致人口加速老龄化，人口加速老龄化又将反过来促进生育率的加速下降及人口增长减缓、甚至停滞。这样，中国生育率加速下降导致的少子化及老龄化“双鬼”提前“拍门”就不可避免。人口结构失衡，会削弱国家发展优势，后果也将十分严重。
人口老龄化影响人口自身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减少和需抚养老龄人口的相对增加。这两大人口集团及其作用和需求的反向变化，造成了人口老龄化的基本难题，使每个劳动年龄人口除自己以外需要抚养的老龄人口迅速增加。抚养老人经济负担的不断增加，是难以破解的人口老龄化的核心问题。
目前，已有不少企事业单位，离退休职工比在职职工还多，财务已陷于不堪重负境地。不少早年退休的职工，只能得到很少的退休金，一些城市居民甚至未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这些人都早已在通胀中“贫困”生活。特别在城乡分割和二元社会体制下，与城市老人相比，农村老人更在“九地”之下，社会保障缺失，更无收入保证。由目前人口迁移造成的数千万农村留守老人及空巢家庭的养老，也已成为中国养老及养老制度之“痛”。
与日本、欧美等“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是“未富先老”。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控制政策，使少子化、老龄化“双鬼”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前“拍门”，而且带来的问题特殊又复杂。这不仅给解决老龄化问题造成很大困难，而且也将增加中国经济的负重，影响经济发展的动力而拖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甚至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延缓或停滞。
人口老龄化导致家庭结构失衡，动摇社会发展基础
少子化与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变动的两种表现，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变动将导致家庭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少子化将导致家庭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核心化”，二是老龄化又带来家庭结构的“老龄化”和“空巢化”。空巢家庭老人的养老，目前已成为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即使有劳动力人口(扶养人口)和被抚养老龄人口的家庭户，由于家庭中的劳动力人口不仅要参与社会竞争、工作谋生养家，还要照料家中的老人。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在这样的家庭结构模式下，抚养人口不仅自己难有闲暇，也往往顾此失彼，不堪工作、家庭负担的双重压力，更难言一家人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
一些家庭在仅凭自己难以照料家中老人的情况下，就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把家庭照料关系转变为社会照料关系。这种照料生活关系的变化，使被抚养老人与家人分离。而与家人交流的减少和亲情的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孤独和淡漠，成为不少老人心中难以治愈的痛。家庭关系的改变和不和谐，将直接动摇社会发展的基础，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家庭日益小型化和老龄人口特别是空巢老年家庭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已面临很大的挑战。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的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类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类型转变，由此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向“老年型”过渡的结果。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老龄型社会。依据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我国于2000年跨入了这一行列。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有学者将我国老龄化特征概括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龄；老年人数量大，老年人扶养比大，地区差异大，真实地反映出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同时也表明老龄化将给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和稳定的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40%-50%。届时，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虽然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就业压力，提高就业水平，但也会造成劳动力比例下降，形成劳动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过去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下降。不仅如此，老龄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客观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的老年扶养比为0.11左右，即大约9个多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人。据测算，到2050年将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会负担系数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作支撑，也决定着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维继。而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达八千亿。这需要大量的养老资金投入，但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龄社会使得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相比，我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这种状况表明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口。
老龄化也同时引发了严峻的产业结构矛盾，集中体现在与老龄人口消费需求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上，包括医疗保健、生活抚养、休闲娱乐等方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广阔的老龄市场，但另一方面却对老年市场多元化的需要供给不足，同时又需维系并加强老年市场的购买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等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养老方式的城乡差异交织在一起，使老龄化问题愈加复杂、艰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种种矛盾是化解老龄化危机不能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然而事情总有利弊的两面。因为在压力背后是开拓老龄市场和老龄产业的机遇，这必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需要，但那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要真正形成市场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续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购买力，从而推动老年市场供给的增加及老龄产业的发展成熟。
疗养服务贸易是指以国外人口、特别是老龄、高龄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医疗保健、旅游、休闲消费、养老托老等综合服务功能为主要内容，以创汇为主要目的的新型国际服务贸易。最早提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设想是在上世纪末。然而由于发展条件和认识条件所限，并未在实践中引起重视。近年来，经济的繁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使得从人口、市场、产业等多重角度的综合审视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因而该领域的发展也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疗养服务贸易潜在的国际市场
目前跨国医疗、旅游、养老的人数不断增加，全球“医疗旅游”人数已经上升到每年数百万以上。到2010年，国际“医疗旅游”行业的年营业额将上升到400亿美元。发达国家医疗保健费用高涨，为亚洲的医疗服务公司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如面对日本老龄市场巨大潜力，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放远眼光，在住房、医疗、旅游等领域制定中长期计划。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已经修改了移民、税收和房地产购买的法规，以吸引富裕的外国退休者。虽然医疗旅游并非等同于疗养服务贸易，但它是疗养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开拓这一市场的巨大前景。
从产业属性来看，疗养服务贸易属于消费者服务贸易，其不仅包括对相关服务供给能力的规定，从而对国内产业、消费结构和水平以及发展趋势有所要求，同时又需要顺应、吸引、引导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场。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务贸易，需涉及自然人较长时期的跨境移动以及多方面的综合服务内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来看，发展疗养服务贸易需要从供给与需求及外部条件和环境进行综合审视，其自身较强的专业特征使得除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及服务的相对价格这样的决定需求强弱的因素外，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越加困难，所承担的风险逐渐加大，因而消费服务的寻找及经验特征减弱，信任特征加强，因此对相关服务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疗养服务贸易则从开放经济的视野下为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径。我国在开拓疗养服务贸易新领域中较之开发“医疗旅游”的东南亚各国，除了共同的有利环境外，更有着自身厚实的优势和基础。主要表现在：
（一）疗养保健资源是疗养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前提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丰富而独特的疗养保健资源的功效。这些资源涉及自然、技术以及社会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术资源为基础，以社会人文资源为依托，形成疗养资源层级、互补结构。具体而言，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疗养资源丰富，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已经开发出众多旅游度假及疗养胜地，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此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民风民俗等对疗养及形成健康、和谐的疗养环境同样重要。
（二）国内外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关键
从服务的提供地来看，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开发疗养资源及形成配套设施和措施而言比较重要；从服务的消费群体来看，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疗养服务贸易市场开拓对象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实力及消费能力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吸引并为自然人流动创造条件。如同旅游市场划分等级一样，疗养客源市场依据地缘、经济实力、消费能力等标准同样可以确定需要开拓的不同等级的目标市场。显然依据我国旅游业及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形势判断，疗养客源市场的开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间。
（三）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客源基础
老龄人口无疑是疗养服务的主要对象，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养老托老方式的变化，为该市场的开发注入了更强的动力。统计显示，到2030年，西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来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选择在国外消费和养老。如西班牙，凭借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吸纳日本的“出口”老人，积极支持国内企业在本国的疗养度假地兴办日本老人村来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为老人提供完善的医疗保健、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赚取了可观的外汇，还引进了日本现代科学管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我国开发疗养服务贸易具备相关条件，并有着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价格竞争力，通过积极的应对措施，可以形成广泛而稳定的疗养服务客源市场。
（四）开放条件下的区域合作是外部成长动因
开放经济条件与封闭状态相比，在谋求经济发展的途径、动力等方面显然具备很多优势。疗养服务贸易的开展就是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它为解决各国及各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基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强，在解决疗养服务贸易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难度会逐步降低，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结论
毫无疑问，依据疗养服务贸易的内涵，深入挖掘本国开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各种资源，采取支持、鼓励、引导的政策措施促其发展，不仅顺应了世界老龄化的趋势，充分开拓了该领域的市场，将与疗养服务相关的医疗保健、旅游住宿、养老托老等行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较长的产业链，从而对开展该服务的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发展了无烟而高利润的产业，带动了旅游保健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对于解决本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和实践保障，因此开拓疗养服务贸易的新领域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
论文关键词：老龄化；家庭养老；社区照顾；养老模式；养老保障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水平的改进以及生活质量的改善，老年人口的寿命不断延长，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这样一个阶段。老龄化必然带来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养老就是其中一个突出并且棘手的问题。如何保证老年人安享天年，老有所终，是各国普遍关心和努力探索的问题，我国为解决养老问题也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又有着与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同的特殊之处，这使得我国养老问题的解决面临更大的挑战。
我国1999年10月正式进入老龄社会，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0．6％，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7％，从此开始了老年人口持续增加的历史新阶段。与此同时研究还显示我国老龄化社会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巨大，延续时间长。一个国家拥有几个亿的老年人口的时间将延续四五十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我国应对老龄化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大题、难题。
二是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异常快速，绝对量差不多十年增加一个亿。老年人比重从7％上升到14％，只花了25年，比老龄化最快的日本还快(法国是花了115年，瑞典花了85年)。今后五十年，我国老年人1：3还将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快速老龄化使得养老形势突然严峻，解决养老问题变得迫在眉睫。
三是老龄化伴随着现代化实现的全过程。根据远期规划，我国大致在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顺利实现现代化。而这半个世纪，也正是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老龄化与现代化的高度吻合，这一情况不同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之后才遇到老龄化的问题。先富后老使得他们有较深厚的经济基础来从容应付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而未富先老的情况无疑为我国面对老龄化，解决老年问题增加了难度。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情况，我们不可否认，为数以亿计的中国老年人口寻求一套既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叉能有效保障他们老年生活的养老模式已经不是未雨绸缪，而是必须要为之的大事情了。
一、传统养老模式的局限性
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家庭历来是养老的一个主要载体，家庭养老就是中国居民的传统养老模式。然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并且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执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急剧转型和广泛变迁，家庭结构出现了高龄化、小型化趋势。同时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大，年轻人不得不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工作和学习上，势必会影响他们对老年人的照顾。这些因素对我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减弱。因此，传统的单纯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了，家庭养老功能正不断地遭受到冲击和削弱。这既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家庭功能使然，也是大的时代走向的必然归结。再说，单纯家庭养老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将养老纳入制度框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内容，也是各国政府所不可逃避和推卸的责任。
但这并不是在全盘否定家庭养老的作用也不是说我国可以完全抛弃家庭养老这一模式，有数据显示选择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占老年人总数的比例，英国为95％，美国为96．3％，瑞典为96．2％，日本为98．6％，新加坡为94％，泰国为72．2％，我国也有75．4％的老年人仍愿意“靠子女赡养”。而事实上老年人对伦理情感的需要是十分强烈的，他们不仅对子女和孙辈疼爱有加，而且也很需要享受子女，孙辈的孝敬，一家人其乐融融，共享天伦之乐。家庭养老在满足老年人的这种伦理情感需求方面的功能是任何养老方式难以代替的。因此，在单纯的家庭养老模式无法完成现代社会养老任务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更完善的养老模式来解决这—难题。
二、养老院模式的补充性
与家庭养老相比，人住养老院在更多时候被视为一种现代养老模式。老年人人住养老院，集中供养，集中居住，日常生活有人料理，养老机构提供多方面的养老服务。这种养老方式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子女的负担，老年人有了多方面的保障。但是由于我国老年人口数量特别多，要将数以亿计的老年人集中供养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其次，我国的养老机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并不是所有的养老院都能很好的保证人住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那些能够为老年人提供良好服务的养老院往往又因为收费偏高。老年人从经济上也难以承受。因此，根据我们现在老年人的收入、保障水平，人住养老院集中供养也只能是一部分高收入老年人和为无子女老年人提供养老福利的一种模式，不可能作为大部分老年人的普遍选择。入住养老院接受社会养老只能是养老的补充形式而不可能是主要的、基本的模式。
三、社区照顾的支持性
社区照顾是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一种养老模式，它是一种动员并联结正式与非正式的社区资源去协助有需要的人士。让他们能和平常人一样，居住在自己的家里，生活在自己的社区中，而又能够得到适切的照顾的模式。以其个性化、多样化、社区化的特征与优势，向老年人提供包括医疗卫生服务、住房服务、家庭照顾、日问看护、娱乐和教育等内容在内的多项服务，因而能够高质有效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但是解决我国的养老问题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单纯依靠社区来解决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时又有政府推卸养老责任主体的嫌疑，因此如何发挥社区在解决养老问题中的辅助，支持作用才是符合实际的可行之策。
由以上分析我们不难想到，在国家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将家庭养老和社区照顾结合起来可能不失为有效解决我国养老问题的基本模式。国家制定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是前提，在养老金有保障的基础上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这样一种具体的养老形式，居住、生活在家里，由家庭承担老年人的大部分日常生活照料。同时社区照顾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一些家庭承担不了或不适合做的社会化养老事务由社区来提供，以满足老年人多方面的需求，最大限度的保障其晚年生活的质量。
要建立这种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为支持、以国家养老保险制度为保障的新型养老模式还需要国家，社会和家庭在各方面做出努力才能实现。
首先，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完善，覆盖面过窄使得很大一部分老年人没有被包括在体系之内，又由于我国养老压力较大。资金不足，养老金水平较低，甚至不能按时发放养老金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他们只能靠自己不多的积蓄或完全依靠儿女的赡养来维持基本的晚年生活。事实上，建立现代养老保障制度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前提也是根本之策，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政府必须要承担的养老责任，国家必须不断地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为广大老年人口解决后顾之忧。
其此，家庭虽然还是养老的主要载体，但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家庭养老，它不再是封闭性的，而是有社区照顾提供支持的开放性的养老模式。家庭在为老年人提供亲情照顾和精神慰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是其它任何养老模式所不能替代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也要求子女有义务抽出时间和精力来赡养老人。
我国的社区照顾才刚刚发展不久，要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对家庭养老的辅助和支持作用还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做。
1．社区照顾的重要性还未被广泛熟知，要加强宣传教育，同时权利部门也应运用国家立法手段制定相关政策，使其规范化，有章可循。
2．重点解决社区照顾资金来源有限的问题．资金不足是制约社区养老的重要因素。通常社区所需资金来源都是以自筹为主，政府财政拨款和社会援助仅仅是辅助，正因如此，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只能千方百计地增加社区收入，主要的精力就在创收中浪费掉了，至于社区养老这类工作就无暇顾及了，因此一定要拓展筹资渠道，增加社区工作经费。首先就是要加大政府对社区的财政投入，使社区工作人员把主要精力从发展社区第三产业以寻求资金的重负中摆脱出来，从而能够专注于社区各项服务的建设与发展，真正为家庭养老提供必要的辅助和支持。
3．逐步提高社区照顾人员的知识文化水平和专业性，我国社区服务队伍专业化程度低是导致我国社区服务发展缓慢的瓶颈所在。在我国内地，还基本没有一支职业化或专业化的社区服务队伍，社区服务人员以下岗工人，家庭妇女和居委会干部为主，整体素质不高，无法保证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养老服务。而在社区照顾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从事社会工作的专门人员必须是接受过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培训的，并且取得专业证书具备相关职业资格才能上岗服务。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社工人员由于具备专业知识和工作技巧方法能够为老年人提供质量很高的服务，在服务过程中达到政府，老年人，社工自身包括老人子女多方面的共赢。因此随着我国社会工作的不断发展完善，应该大力鼓励相关专业毕业生进社区，充实社区服务队伍，并组织对现有社区服务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最大程度的提高社区服务人员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