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会计准则改革盈余管理财务管理信息披露
新《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它标志着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了全面趋同，是我国“会计审计史上新的里程碑”。相较于旧会计准则而言，新会计准则在公允价值运用、资产减值确认与计量、借款费用的确认和计量、金融风险披露、所得税会计处理、存货计价方法以及合并报表处理方法等方面作了重要调整。针对以上新会计准则的主要变化，本文对2006年至2012年发表在CSSCI期刊经济类及管理类（共98种）期刊上的研究新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的文章进行了梳理与分析，主要从执行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财务管理、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等三个方面的影响，关注会计准则改革带来的经济后果。
一、新会计准则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
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雪珀认为（Schipper，1989），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鉴于企业盈余是考核上市公司经营成果、进行管理层业绩评价的主要指标，盈余管理行为在资本市场中较为常见，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利益。因此，新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政策导向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资产减值损失等科目变更与盈余管理研究
周冬华（2011）、罗进辉和李超（2010）、孙光国与莫冬燕（2010）、李姝和黄雯（2011）共同认为：新资产减值政策的确在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方面遏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是上市公司却更多转向通过流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来进行盈余管理。其中，周冬华（2011）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资产减值准则对资产减值计提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减值前亏损的公司会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来避免亏损，减值前亏损且无法以转回资产减值避免亏损的公司会计提资产减值，为下一年盈利做准备。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并不能有效遏制上市公司的扭亏盈余管理行为，但能够遏制上市公司的“大洗澡”盈余管理行为。孙光国与莫冬燕（2010）通过对沪深市场上市公司2005-2008年财报中关于资产减值的信息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在新旧会计准则交替的年份，样本公司中普遍存在将前期计提的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大量转回的行为。罗进辉和李超（2010）以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利用邹至庄检验方法分析了新会计准则中资产减值准备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规模都显著降低了会计盈余质量。另外，李姝和黄雯（2011）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及成对样本非参数检验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会计准则实施以后上市公司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价值相关性显著高于执行旧会计准则的年度，我国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基本上达到了准则制定者的初衷。
另有诸多学者研究了其他主要科目变更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叶建芳、周兰、李丹蒙等（2009）主要关注了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实证结果发现：在初始划分点，持有两类金融资产较多的公司倾向于将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获得更多的选择空间，为盈余管理和收益平滑提供“蓄水池”；在持有期间，盈利情况不好的公司，会利用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盈余管理和平滑收益；盈利情况好的公司，则倾向于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含有的作为资本公积的未实现利润留存到以后年度实现。叶建芳等建议公司编制综合收益表，认为综合收益表比利润表能更好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这为研究管理层动机与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新会计准则扩大了合并报表净利润与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之间的差异，陆正飞与张会丽（2009）研究了新旧准则下该差异相对于合并报表净利润的增量信息含量的变化。实证结果显示：在新会计准则下，该差异的决策相关性显著提高，并能提供合并报表净利润之外的增量信息含量。并且，子公司盈余信息的释放，为投资者的股票定价决策提供了额外信息。
王成（2008）、徐桂萍、程书强和杨娜（2010）等均对新会计准则中可能对盈余管理有影响的会计科目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结论如下：一方面，新会计准则中的投资性房地产、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方面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增强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弹性（程书强和杨娜，2010）。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资产减值准备、存货、所得税、借款费用、金融资产等政策的变更可能仍为企业盈余管理活动留有空间。另一方面，新会计准则关于长期资产减值、存货、合并报表政策的变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盈余管理活动的作用（徐桂萍，2009）。
（二）新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实证研究
对于新会计准则是有效制约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还是为其留有了更大的空间这一问题，理论界自其颁布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但至今尚未有统一的结论。因此，在诸多新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实证研究中，存在较大的分歧。
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新会计准则提高了企业的盈余质量，遏制了企业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如：卢相君和路师维（2010）的研究结论表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部分地加强了谨慎性原则在会计上的运用，使得企业的财务信息更加稳健。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新会计准则降低了企业的盈余质量，无法从整体上约束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如：王虹和杨丹（2011）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盈余管理的作用。结果表明：会计准则的应用仅改变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具体方法，如从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改为构造债务重组收入，却无法从总体上约束这些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且新会计准则实行后的2007-2009年会计年度，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有降低趋势，但对亏损公司调减利润的行为有改进。王建刚和刘庆艳（2009）利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第一，整体而言，新会计准则与旧会计准则对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并无明显不同；第二，新会计准则对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不同。有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企业的盈余平滑行为增加了，并且更多地表现出为负的较小盈余通过一些利润操纵手段变成正的较小盈余的倾向（刘永涛、翟进步和王玉涛，2011）。也有学者采取了折中的观点。如：王小力（2012）的研究表明，新会计准则对营业利润的综合影响是：价值相关性提高，但持续性和稳健性下降。
以上三个部分的研究内容是现有文献中集中讨论的课题。还有学者另辟蹊径，从更小的视角出发研究了新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的问题。例如：张艳（2006）对新会计准则下的财务监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杨英和张晓毅（2008）系统论证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会计准则制定之间的关系问题。王建军、杨坤和郗永春（2008）研究了新会计准则对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影响。此外，王俊秋（2011）、薛爽、徐浩萍和施海娜（2009）、娄芳、李玉博和原红旗（2010）分别从公司治理的制度层面、公允价值及应计利润、现金股利三个方面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出发进行研究。
（三）小结
现有文献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多数是实证研究，少数是理论分析研究。我们认为，由于研究的年度不同，很难排除某年度特殊经济形势的影响（如：金融危机）。另外，所选研究窗口、模型、样本选取的差异使得以上文献所得出结论的可比性是有限的。并且，所有的实证研究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样本选取、模型选择以及模型的解释力度方面都有着一定局限。如何提高数据搜集与处理的精确性、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度，为准则的制定与完善提供相关、可靠的信息将成为今后的研究中重点关注的问题。另外，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完善任重而道远，面对资产减值损失是否应该转回等两难问题，准则制定部门需要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后果进行充分的权衡。
二、新会计准则与企业财务管理行为
上市公司的主要财务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与股东权益最大化。因此，企业高度重视以货币时间价值为基础的未来现金流量。新会计准则摆脱了单一的历史成本计量，在计量属性、确认标准等方面充分体现了财务理念，并高度重视企业现金流量与货币时间价值，对证券估值、资本成本、企业价值、资本结构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标志着会计与财务的协同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资产负债观视角的研究
诸多学者从资产负债观的视角研究了新会计准则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牛淑芳（2010）、黄燕铭（2006）的研究成果表明，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现金流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张玲（2009）、刘永泽（2009）、陈丽花、黄寿昌和杨雄胜（2009）研究了新会计准则下收入费用观向资产负债观的转换；张玲（2009）、刘永泽（2009）对财务信息相关性以及当今环境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研究。
上述研究的主要成果有：（1）新会计准则中的财务报告种类增加了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表的地位再一次得到提升（牛淑芳，2010）。（2）资产负债观是要求以净资产的增加来确认收益的实现，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为操纵利润的可能，有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并且，新会计准则凸显了资产负债表在报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张玲，2009）。（3）贯彻资产负债观可以防止企业虚增资产和利润，防止企业短期行为，有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及投资者持续投资，体现了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企业目标（刘永泽，2009）。
（二）财务理念研究
栾甫贵（2009）对会计规则中财务理念的演进进行了梳理，并且认为新会计准则使会计与财务的关系更加清晰起来，其现实依据在于以货币时间价值为基础的“现金流”。另外，新会计准则在财务理念和方法运用上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刻，38项具体准则中至少34项直接涉及货币时间价值、风险基础的防范。牛淑芳（2010）认为新会计准则中关于合并财务报表种类的规定促进了企业集团财务信息的真实反映。其中对合并现金流量表编制的规范及时、有效地填补了现行实务当中的理论空白，提高了现金流量表的地位。
一些学者对企业资本结构以及上市公司估值方法进行了研究。如：黄燕铭（2006）陈述了新会计准则改变了企业行为、影响了企业未来现金流、风险预期、资本成本，从而对上市公司估值产生影响；牛淑芳（2010）预测了上市公司估值方法将与国际接轨，从以净利润为导向的市盈率模型和以净资产为导向的剩余收入模型逐渐向以现金流为导向的红利折扣模型和现金流量模型过渡。
另外，栾甫贵（2009）、牛淑芳（2010）、吴珊（2006）等学者对会计与财务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栾甫贵（2009）、王昀（2008）还对新会计准则中财务理念的具体体现以及准则融入财务理念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进行了独到的分析。
以上研究都是从理论角度研究了新会计准则对财务管理的宏观影响。另外，也不乏学者应用了描述性统计方法以及回归分析方法对此类问题进行实证检验。如：汪祥耀和叶正虹（2011）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股权资本成本进行了单独的研究。研究表明：实施新会计准则后我国资本市场整体资本成本有所下降，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是该结论并不适用于产业和行业的检验；高芳和傅仁辉（2012）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对会计准则改革的资本市场效果进行了全面的实证检验。经验证据显示会计准则改革显著增强了股票流动性、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进而提高了企业价值；蒋亚朋和张天西（2008）对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使得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总体上明显增加，新会计准则实现了平稳过渡。
（三）小结
以上研究文献中，就研究方法而言主要应用了理论分析以及实证检验。另外，目前一些学者在某方面的观点存在冲突。比如：新会计准则规定不允许使用后进先出法（LIFO），陆正飞教授担心假如遇到通货膨胀，如果不允许使用后进先出法，则成本补偿就会不足，会计不稳健，从而导致财务不稳健。
三、新会计准则与财务报告信息披露
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会计信息的披露对内部公司治理以及外部财务报告使用者具有重要影响。企业所提供会计信息的质量高低决定着资本市场的有效程度和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新《企业会计准则》从质量和内容两方面规范会计信息，增强了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提高了我国企业经营和财务信息透明度，增强了外部监管者、企业管理者以及投资者对公司的监督约束作用。
（一）关联方交易披露
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否存在有失公允的情况，引起了诸位学者的广泛关注。赵治纲（2007）认为，公司之间关联关系的存在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条件，上市公司往往可以通过与集团公司以及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实现利润的转移。王媚莎（2007）认为，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案件在国内外都有发生，比如隐瞒重大关联方交易事项等。并且张艳（2006）认为上市公司利用关联方操纵收入成为一项重要的财务监管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规范关联方交易产生了重要作用。刘永涛、翟进步和王玉涛（2011）、沈烈和张西萍（2007）共同认为关联方披露准则要求在附注中披露关联方交易的交易金额、定价政策等，可以使财务报告使用者较好地判断企业损益的构成、风险和报酬的主要来源，增强决策科学性。张艳（2006）则认为，新会计准则要求在合并财务报表及附注中披露关联方交易时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及重要性原则，并扩大了关联方关系的外延。王媚莎（2007）认为从披露要求看，无论是否发生关联方交易，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企业应当在报表附注中披露母子公司的关系。
以上研究从新会计准则中关联方披露要求详细论证了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另外，还有学者另辟蹊径，从关联方交易及公司经营行为的角度分析关联方交易披露要求所带来的影响。黄燕铭（2006）指出，新会计准则强制性规定所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必须披露，将使许多企业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披露所有可能涉及商业机密的关联交易或者整合关联方，进行整体上市。
（二）非经常性损益与重大事项披露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财务报告的影响作了深入研究。田高良、李留闯、和齐堡垒（2010）从会计信息质量的角度，运用实证研究检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非经常性盈余项目的价值相关性比经营性盈余项目受到更多的影响，使新会计准则下会计盈余的持续性和价值相关性都更低。而蔡琦梁（2007）则针对中小板公司实施新会计准则实施半年的情况进行了回顾与分析，研究表明少数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很大。张艳（2006）认为，正因为上市公司经常通过非经常性收入进行利润操纵，利润总额并不能说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主营业务水平才是企业真正的造血机能。赵自强、朱茵和顾颖（2009）也认为，若一个企业依靠线下项目（如营业外收支净额）实现了利润，在考虑财务质量体系下，其盈利持续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比较差。
以上研究整体分析了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财务报告带来的影响。正因如此，新会计准则取消了“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综合列示的方法，而是作了分解，按具体项目列示（张艳，2006）。
在债务重组方面，谢荣富（2006）、王海江（2008）、张东（2008）、王昀（2008）共同认为，企业可能操纵债务重组大幅提升利润。李峥（2007）认为为了避免关联方通过豁免债务方式输送利润，管理层可能出台规定，将关联方豁免的债务仍计入资本公积，而将银行等债务豁免计入损益。而刘泉军和张政伟（2006）、张艳（2006）共同认为，债务重组准则要求企业披露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及依据，投资者很容易识别出债务重组包装获得的利润，进而做出理性的选择。李姝炜（2007）则着眼于债务重组信息披露时间的角度，指出了债权人和债务人是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重组方式、重组损益等具体信息，这样的事后披露不利于小股东及债权人知情。
（三）衍生金融工具列报披露
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规范的核心要义是，参照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做法将原本表外披露的衍生金融工具进行表内确认。笔者认为，该项变更主要对金融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张艳（2006）、谢荣富（2006）、孙明（2006）共同认为，这将使上市或拟上市的金融机构利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时不但要考虑现金流等经济因素，还要考虑衍生金融工具对报表的影响。丁宏伟（2006）立足于我国市场经济，认为这一变化使得上市公司进行的一些高风险金融投资可以及时在财务报表中反映，为治理层更好地履行其职责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使投资者可以更直接地了解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的情况。王燕红（2009）认为，金融工具不再游离于财务报表之外正是出于防范不确定风险和规避重大潜在损失的需要，既是财务信息质量相关性的客观要求，也是稳健性原则运用的必然结果。
从以上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衍生金融工具表内列报披露使投资者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也对金融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有学者注意到了新会计准则不完备的一面。陈远志和岳小迪（2008）提出了新会计准则实施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如终止确认标准仍不明确、会计准则配套措施有待完善，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除了上述三点，新会计准则还对或有事项披露、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披露等问题作了详细规范，压缩了公司调节利润的空间，增大了信息披露的透明度（王媚莎，2007）。
（四）小结
现有的研究针对信息披露的各个层面做了详细分析论述。我们认为，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信息披露制度，增大了财务报告的透明度，“真正让上市公司置身于透明的玻璃缸中游泳”（王海江，2008）。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信息披露准则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如对公司管理要求提高、监管机制不完善导致新会计准则难以真正发挥作用等。
四、结语
总体而言，会计准则改革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即一方面通过变革遏制了企业通过某些特定渠道进行利润操纵的行为，但另一方面又有新的制度规定为企业提供了新的盈余管理的空间；会计准则制度的变革会通过影响企业利润计量而作用于企业财务管理行为，从而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进而对社会财富及资本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准则变革通过企业的信息披露传导机制，影响财务信息透明度，从而不断改进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任何一项改革都难免留下新的问题和漏洞，会计准则的进化也不例外。这也是有待于学术界需进一步重点关注的课题。Z
参考文献：
1.程书强，杨娜.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存在的可能性及实施途径分析[J].管理世界，2010，（12）.
2.高芳，傅仁辉.会计准则改革、股票流动性与权益资本成本――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管理科学，2012，（4）.
3.李姝，黄雯.长期资产减值、盈余管理与价值相关性――基于新会计准则变化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11，（10）.
4.陆正飞，张会丽.会计准则变革与子公司盈余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9，（5）.
5.王俊秋.公司治理与管理层机会主义会计选择――基于新会计准则的实证分析[J].经济管理，2011，（3）.
关键词：会计信息评价综述展望
会计信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和国家进行经济调控的基础，其质量高低直接影响着市场运行效率和国家经济调控的效果。也关系着投资者利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尤其在我国当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实施后，如何对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科学评价就成为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监管实务中的―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图从会计信息质量定性评价的标准和会计信息质量定量评价的方法对现存相关研究文献进阶段性总结评述，并提出未来研究应关注的诸多问题。
一、会计信息质量定性评价标准研究
(一)使用者需要为评价目标以使用者需要为评价目标的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标准是基于会计信息含量低的背景下提出的。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Ball，Brown和Beaver等为代表的实证会计研究先驱，以资本市场有效作为假设，通过事项研究方法探讨会计信息的信号功能及其特征，验证了会计数据(信息)在资本市场上是有用的，但有用程度并非理想。在这一结论的影响下，西方会计职业界重新审视会计准则的制订目标，发展并完善了从“使用者需要”为评价目标的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标准。1973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MCPA)下属的特鲁伯罗特委员会(TruebloodCommittee)发表了名为《财务报表的目的》的报告(简称Trueblood报告)。在报告中，首先提出“决策有用观”这一现代会计理论概念。奠定了日后美国FASB一系列有关概念框架公告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1980年FASB在“决策有用性”这―会计目标的基础上，了全面论述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标准的SFAC2《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的公告。公告认为，会计信息质量评价的首要质量标准为相关性和可靠性。相关性是指财务报告能够影响使用者的决策，而且只有具备“导致差别”能力方能确定它与某―决策相关。相关性包括三个组成部分：预测价值、反馈价值和及时性。可靠性是指报告使用者可以信任财务报告编制者提供的信息，只有当会计信息反映了其意欲反映的内容，不偏不倚地表述了实际的经济活动和结果，既不倾向于事先预定的结果，也不迎合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需要，能够经得起验证核实，才能认为是具有可靠性的。它包含了三个构成成分，即如实反映(反映的真实性)、可验证性(可核性)和中立性(不偏不倚)。同时，该公告认为财务会计信息质量次要和交互作用的质量标准为可比性。可比性是指会计信息的使用者能够在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经济现象中指认出相似和相异之处的质量。为达到可比性，一般要求相同的经济事项应采用相同(相似)的会计原则、程序和方法，不同的经济事项则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在此后的十多年中，美国一直以该评价标准为会计准则的制订目标和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1994g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的财务报告特别委员会(Jenkins委员会)针对当时社会各界(包括国会、政府监管部门、学术界以及会计职业界等)对现行企业报告强烈不满的情况，经过三年广泛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发表了《改进企业报告一面向用户》这一报告。这份报告在FASB第2号概念公告的基础上，仔细分析了用户对信息的需求，提出了会计信息的质量不仅要关注相关性和可靠性，同时必须要突出可比性，进一步完善了以使用者需要为评价目标的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标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公布的第2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对界各国影响很大。在以后的20多年内，世界各国均建立了自己国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标准，其大部分是以使用者需要为出发点来构建。例如英国的会计准则委员会(ASB)于1999年发表了类似于FASB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公告，称为“财务报告原则公告”(StatementofPrinciplesforFinancialReporting，SP)。在这份公告中，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主要可分为两类：―类与财务报表中信息的内容有关，主要包括相关性和可靠性两个质量。其中，可靠性又包括了如实反映、稳健性、完整性、中立性和公允披露等次要质量。而另一类则与财务报表中信息的“表述”有关，主要包括：可理解性、披露、可比性、一致性和及时性等。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1989年7月发表的《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以“财务报表的质量特征”为题，根据“质量特征是指使财务报表提供的信息对使用者有用的那些属性”这一思路，提出了会计信息的10个质量特征，包括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可比性、重要性、如实反映、中立性、谨慎性、完整性、实质重于形式等，并把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作为4个主要的质量特征，把及时性和效益成本作为限制因素。
(二)股东／投资人保护为评价目标以对股东般资人的保护为评价目标的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标准是基于资本市场中盈余管理行为盛行的背景提出的。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市场上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越来越严重，严重侵蚀了财务报告的可信性，对整个资本市场的正常、有序运转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前主席Levitt在1997年发表了《高质量会计准则的重要性》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以保护投资人的利益为目标。提出透明、充分和公允的披露等不同于FAC2《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的质量要求。根据我国学者葛家澍和陈守德的理解，透明的含义不仅是指清晰、易懂、避免含糊的含义，其更加是指如实地、可比地反映―个企业与投资人相关的信息，其狭义的解释把透明度视为充分披露的同义语。广义的理解视同高质量的全部含义。关于充分和公允的披露的含义，Levitt举例说明“既不提前也不推迟本期发生并应当报告的交易和事项，不应多提预防未来“过苦日子”(rainnyday)的准备，不确认递延损失和平滑各期利润以伪造企业似乎稳定发展的假象。当海边房屋遭至咫风要报告损失；正常年份应报告利润。总之，要依据会计准则反映真实。依此看来，充分、公允披露似乎是作为可靠性的必要组成部分来理解。在Levitt的倡议下，美国审计界开展了财务报告质量评估问题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1999年“蓝带委员会”提交了―份报告，其中的第8号建议提出了公司披露的清晰性、公司会计原则、基本估计及其他管理当局在编报财务披露和外部审计师审阅时所做的重要决定的冒险或保守程度等评估财务报告质量的又一种见解(标准)。美国审计准则委员会(ASB)也重新审视修正了原来评估财务报告质量的标准。在第六十一号审计准则公告(sAS
N0.61)中明确要求：“联系SEC的每―项规定，审计人员应当与审计委员会就自己对企业财务报告中运用会计原则的质量的判断进行讨论，而不只限于其可接受性”。修正后的SAS.61是用来指导审计人员同审计委员会的交流讨论工作的，其包括的某些项目，会对财务报表表述是否如实、可稽核、中立及一贯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些质量特征可用作讨论质量的基础，是因为它们都是按最为广泛的意义进行解释，并且是包含在FASB在SFAC2中所提出的会计信息的理想质量特征之中。从中不难看出，保护投资人的主要质量标准为透明度。透明度则由中立性、清晰性、完整性、充分披露、实质重于形式以及可比性构成。同时透明度又建立在决策有用性的各项质量特征的基础上。
(三)综合使用者需要和对股东或投资人保护为评价目标各国学者和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研究了以使用者需要和对股东般资人的保护为评价目标的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标准后，提出了综合以上两种评价目标的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标准。安达信(ArthurAnderson)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两位合伙人Gregory和Blaneher(2001)在(FASB)公布的第2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的基础上加入了清晰性，盈利坚持和分散信息的评价标准。清晰性是和可靠性和相关性并列的评价标准，其关注公司的财务信息是否以有组织的、清楚的和简洁的方式表述，在简洁与充分上取得适当的平衡。而盈利坚持和分散信自的评价标准分别为支持预测价值而设立的次级质量标准。预测价值这一评价标准，关注信息对评估重复发生盈利实现的可能性是否有用，即是否有助评估公司盈利的潜力和信息是否可使使用者识别和评估包含在公司不同的经营业务中的不同机遇和风险。我国学者葛家澍和陈守德(2001)提出了决策有用性的评价标准为相关性与可靠性这两个主要质量，和重要性与可比性两个次要质量所构成。对保护投资人的主要质量是透明度。透明度则由中立性、清晰性、完整性、充分披露、实质重于形式以及可比性构成。同时透明度又是建立在决策有用性的各项质量特征的基础上的评价标准。我国在2006年公布的基本会计准则，提出了综合使用者需要和对股东／投资人的保护的财务报告目标“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在第三章中，则提出了真实可靠、内容完整，决策相关、清晰明了，可比等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
二、会计信息质量定量评价方法研究
(一)信息披露质量角度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主要以财务报告的形式向外部披露，财务报告披露质量是决定会计信息质量的―个关键因素。国外学者广泛的从信息披露质量的角度来研究会计信息质量的定量评价，并相应的以信息披露质量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个变量，如Wright(1995)研究公司审计委员会和财务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Felo(2003)研究公司治理和财务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时，均使用了代表信息披露质量的美国投资与管理委员会(AIMR)指数(或对其进行了简单的变换)。信息披露质量的定量评价主要是对上市公司年报中描述性的会计信息(或非会计信息)进行评价，其主要采用了分析家的主观评分法和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分析家的主观评分法以美国投资与管理委员会建立的AIMR指数为代表(其前身为财务分析师协会FAF)。该委员会不定期的按照不同的行业成立相应的以财务分析师为主体的评价小组，在大约20多个不同的行业中，每个行业选出十多家上市公司，从该公司年报批露的消息(约占40％～50％的总分数)，季报和其他公开出版的信息(约占20％～30％的总分数)及投资者提供的信息(约占20％～30％的总分数)来评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可以分为两类。―类为建立披露指数的方法：该方法首先假定了若干披露的项目(这些项目的取舍主要是依靠评价者的主观判断)，并给予不同的权重，然后来检查该项目是否出现，以什么方式出现，来给予不同的分数，从而评价信息披露的质量。如Botosan(1997)年对制造业的122家公司建立了―个自愿披露指数。Robbetal(2001)年根据JENKINS报告所建议披露的内容，选取了一些非财务的项目，调查了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一些上市公司，建立了相应的披露指数。另一种评价方法为文本分析法(TEXTUALANALYSES)，该方法并不首先假定若干披露的项目，而是对上市公司的披露信息全部进行检查，然后通过计算机辅助来对全部的披露信息进行分类，之后再来评价披露的信息质量。如VivienBeattieaetal(2004)提出了―个四维分析框架和计算机辅助方法对会计陈述进行全面分析。MichaelOMensahetal(2006)将会计透明度作为―个重要指标设计了―个6级得分的财务报告质量评价系统
(二)盈余质量角度上市公司的盈余信息是会计信息中―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Penman(2001)认为，“财务报告的质量等同于可证实的盈余”。在会计学术文献中，往往将盈余质量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变量，如Rajgopal和Venkataehalam(2006)在研究财务报告质量和股票回报率的关系时；Daniel(2003)在研究财务报告选择的决定因素和经济后果时；Johmonetal(2002)在研究财务报告质量和审计事务所任期的关系时；Verdi(2006)在研究财务报告质量和投资效率时；Daniel(2006)在研究财务报告质量的经济后果时均使用了盈余质量作为财务报告质量的变量；国外学者极其重视对盈余质量的定量评价研究，目前，对盈余质量的定量评价研究可以分为三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从盈余的时间序列性质来评价盈余质量；在该思路下，学者们从决策有用观出发，提出了盈余是否可持续性(Persistence)可预测性(Predietability)和可变动性(variablity)这三个评价盈余质量的标准。可持续性是指当期的盈余能否在以后的各期得到保持。高质量的当期盈余是指能够在以后各期得到保持的盈余oKormendi和Lipe(1987)等学者指出盈余持续性是指在股票的回报率对盈余变化或盈余本身回归模型中的相关系数。可预测性是指过去的盈余对将来盈余的预测能力。Johnsonetal(2002)在研究财务报告质量和审计事务所任期关系时，就使用了当期盈余对下期盈余反映程度的系数作为财务报表质量的变量。可变动性是指当企业的经营环境稳定时，高质量的盈余应当是不可变动的，在各期应该是平滑的。可变动性的定量评价，常用营业收益的标准差和来自于营业产生的现金流量的标准差的比率作为对其的评价。第二种思路是从盈余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来评价盈余质量。该思路认为在应计制下，盈余是由现金和应计项目组成，而应计项目又可以分为非操纵应计项目和操纵应计项目，学者们通过现金，应计项目。非操纵应计项目和操纵应计项目之间的关系来对盈余质量作出评价。其又有以下的四种方法来评定盈余质量。第一种是直接考虑盈余中现金部分的大小，用来自于营业产生的现金流量对盈余的比
例作为对盈余质量的评价，其认为该比例越高，则盈余的质量越高，反之则盈余的质量低下。第二种是直接考虑盈余中应计项目的变化程度，如Deangelo(1986)认为总的应计项目的变化大小反映了盈余的质量，其总的应计项目变化越大，则盈余质量越低，反之则盈余质量较高。第三种是考虑应计项目中操纵应计项目的大小，操纵应计项目越大则盈余质量越低，操纵应计项目越小则盈余质量越高，对于操纵应计项目的计算有海利模型，德安吉罗模型，琼斯模型、修正的琼斯模型和行业模型。在会计文献中，常用到的是琼斯模型和修正的琼斯模型。琼斯模型是Jones(1991)提出的，该模型为：NDA1=a1(1／At-1)+a2(REVT)+a3(PPE1)(NDA1t代表t期的非操纵应计项目；At-1代表t-1期的总资产；AREVT代表t期的收入减t-1期的收入后，除以t-1期的总资产；PPE1指在t期的固定资产除以t-1期的总资产)，对于不同行业，不同年份具体的a1a2a3等参数，根据以下的模型以OIS求得：TA1／At-1=a1(1／At-1)+a2(REVT)+a3(PPE1)+V1(TA1代表第t期的总应计利润，V1为剩余项，代表各公司总应计利润中的操纵应计利润部分。)，该模型的前提条件为；收入具有不可操纵性，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为此，Dechowetal(1995)对JONES模型进行了修改，提出了如下的模型：NDA1=a1(1／At-1)+a2(REVT-RECT)+a3(PPE1)即在JONES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表示t期净应收款项和t-1期净应收款项的差除以t-1期的总资产这一变量：RECT，这样就将可能引起收入变化的应收款项净额视同可操纵性的应计项目，从原来的不可操纵性应计项目估计模型中剔除了。第四种是考虑应计项目和现金流量之间的关系，即应计项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换为企业的现金。Dechow和Dichev(2002)提出如下模型。WC1=b0+b1*CFOt-1+b2*CFO1+b3*CFOt+1+εt其中WCt表示t期和t-1期的流动资产的变化，CFOt-1，CFOt和CFOt+1分别表示t-1期，t期和t+1期的来自于营业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ε1表示不能实现现金的应计项目。ε1的方差越大，则盈余的质量越差。Verdi.RodrigoSetal(2006)就同时使用了琼斯模型操纵应计项目和Deehow和Dither(2002)模型中ε1标准差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变量。第三种思路是从影响盈余形成过程的因素来评定盈余质量。该思路认为，公司盈余信息的形成受到公司本身会计业务的客观影响和管理者对盈余的主观影响。公司所面临的会计业务越复杂，在处理会计业务时需要的判断，估计和预测越多，则盈余质量就越可能低下。同时，管理者的个人利益和公司的盈余信息联系的越紧密，则管理就越有可能干涉盈余，从而导致盈余质量低下。Burgstahler和Dichev(1997)，Degeorgeetal(1999)提出了对盈余管理的一种分布检测法，该方法通过检查报告盈余在特定水平周围的不连续分布来计量盈余管理。(特定的盈余水平―般为零，上年盈余和本年度分析师预测的赢余)。
(三)其他角度Barton和Waymire(2004)在研究非财务报告管制下对投资者保护的问题时，以透明度和可信赖度对作为财务报告评价的标准，提出了对财务报表定量评价的一种思路。该方法，通过检查财务会计报表是否披露了，销售，销售成本，折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信息分别对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的透明对进行了评价。通过上市公司是否雇佣了大的审计事务所，及检查无形资产是否采用了谨慎性的报告，来评价财务报告的可信赖性。我国学者师萍(2002)在研究了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危害和成因后，基于“阿罗悖论”(Amwparadox)提出了评价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评价模型和根据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提出了动态结构模型和模糊评价模型。李丽青和师萍(2005)则从充分披露程度，会计政策一致程度，现金流量质量度和收入资产质量度这几个方面提出了对会计信息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
研究会计盈余与股价行为的关系，是会计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国情的需要。第一，从会计理论的需要看，会计盈余在会计信息中被作为最重要的概念和指标，会计信息尤其是会计盈余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是财务会计的立身之本。如果会计盈余不具有决策有用性，人们有理由质问财务会计本身是否有继续存在的意义，或者应该进行彻底的变革。另一方面，会计盈余的有用性一直受到来自财务学和投资学的怀疑和轻视，因为按照经典的股票计价模型，股票价格等于未来股利或净现金流量的折现，而不是未来会计盈余的折现，更不是用历史成本和权责发生制原则计算出来的报告会计盈余的折现。面对这样一种严峻的挑战，如果会计学家不能找到会计盈余数字具有决策有用性的经验证据，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大厦将不堪一击。“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与决策相关的有用信息”将不能再作为财务报告的目的而只能看成是一个未经证实的会计假设。正因如此，30年来会计盈余的有用性研究一直是西方会计学术研究的主旋律。
第二，从我国国情来看，进入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会计理论、实务和规范都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轨的过程，中国会计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实际效果如何，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志是会计信息是否开始具有投资决策有用性。由于会计盈余是所有会计信息中最受人关注的信息，所以对会计盈余信息有用性的检验和研究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在我国，会计盈余是否具有决策有用性还是一个难有定论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市场化导向的会计改革使我国会计的计划经济色彩越来越少，强调获利能力和会计盈余指标、为投资者决策服务的成份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我国的会计改革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会计改革的目标是否是为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投资决策服务这一问题上还存在摇摆和犹豫；同时证券市场和投资者也还不尽成熟，“政策市”的特征明显；企业的盈余操纵现象比较普遍等因素也使人们倾向于会计盈余信息在我国并不具有决策有用性的猜测。由于同时存在会计盈余可能不具有决策有用性的因素和会计盈余可能具有决策有用性的因素，使得在我国现阶段，研究会计盈余与股价行为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通过对深沪股市中上市公司会计盈余（及其披露）的市场反应的实证研究，回答会计盈余信息在我国证券市场是否具有决策有用性这一个基本问题。作为研究的副产品，我们同时可以发现净资产、董事会分配预案、审计意见类型等信息在股价变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投资者对有关财务信息的分析能力和国内若干独有的制度因素对会计盈余功能的影响力。
全文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是对研究课题的制度环境所做的一个述评。80年代中后期开始启动的会计改革堪称我国会计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它体现了3条主线和趋势：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会计改革的根本动力；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一体化是会计改革的直接原因；证券市场的需要是会计改革的核心内容。这3条主线都导致了同一个结果，那就是会计盈余信息在会计规范中的重要性不断地得到增强，在证券市场监管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会计目的的投资决策导向日益明显。这些都使人倾向于认为会计盈余具有决策有用性。不过另一方面，我国过渡经济中会计改革的目标具有多元性和矛盾性、目前会计制度与国际惯例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对盈余数据的使用主要侧重于“政绩”考核而不是用于投资决策、较严重的盈余操纵和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的独立性还不够、股票市场中散户占大多数，他们使用财务信息的能力有限、政府对证券市场干预较多等诸多因素，又令人不得不怀疑会计盈余数据能否在资本市场中扮演它应有的角色。
第二章是会计盈余功用的理论篇。作者首先历史地，从三个大的会计思维范式，即信息观、计价观和契约观的角度分析会计盈余的功用并阐释了三种思维范式之间的相互联系。第二节“会计盈余与股票计价模型”对国内外文献中主要的股票计价模型做了一个归纳总结（包括现金股利折现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盈余资本化模型、资产负债表模型、会计基础计价模型等），揭示它们对会计盈余有用性研究的指导意义。最后一节是对论文总体研究框架和以后各章结构安排的说明。
第三章是对我国上市公司历年会计盈余的水平、披露特征与股票市场报酬率的主要统计特征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使读者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和待处理的数据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和把握。第一节通过对几年来上市公司会计盈余指标的分析，发现（1）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变化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业绩水平参差不齐，两极分化日趋严重；（3）盈利能力经历了从“深强沪弱”到并驾齐驱的过程。第二节计算近几年深沪股市市场组合日报酬率的若干统计量以考察深沪两市的区别和联系。第三节是对上市公司年度（盈余）报告披露时序特征的研究，初步的结论有：第一，上市公司在年报披露的时点选择上存在明显的“挤末班车”的偏好，这种情况到1997和1998年报时虽然由于监管部门的干预而有所缓和，但基本的趋势并没有改变。第二，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时点选择在单周各日间的分布，在不同年度都有比较稳定的分布特征。证监会和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间的干预，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挤末班车”的现象，但对于年报披露在周内各日的分布频率，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以上两点发现可以初步说明，在年报披露的时序特征中，很可能存在某种内在的、即使是监管政策也不能完全改变的规律性的因素。
第四章旨在检验我国深沪股市中会计盈余披露的信息含量。第一节“国内外文献综述”首先勾画了国外30年来在会计盈余与股价行为领域十大课题的研究进展情况，然后分析了国内近两年出现的该领域的三篇有代表性的文献，并指出了它们的不足。第二节在会计盈余“信息含量”的理论推导模型的基础上，具体地讨论了作者在研究设计中考虑的七类问题，它们是：样本选择、预期盈余的衡量、非正常报酬率的衡量、时窗长短的选择、模型中需要控制的变量、数据来源、回归模型的构造。第三节是实证检验的结果和分析，主要的发现有：
（1）总的来看，即使控制了净资产、董事会分配预案、审计意见类型等重要变量的影响后，会计盈余的披露仍然具有显著的价格效应。从分年度模型看，1996年报的效果最为显著；从分交易所模型看，深市对盈余披露的反应要显著强于沪市。无论是深市还是沪市，都对会计盈余披露存在延续反应现象。
（2）每股净资产尽管是股票报酬率的一个解释变量，但其影响力远不及未预期会计盈余，而且市场对每股净资产的披露同样存在延续反应现象。
（3）从总体来看，在年报披露期间，董事会分配预案是继会计盈余信息之后对股价变动具有较大影响的因素，它对股价的作用强于每股净资产信息。上海市场对分配预案的反应强度大于深圳市场。
（4）审计报告的披露具有信息含量，只是它不够全面、充分和及时：第一，投资者仅仅把审计意见类型与会计盈余（例如E）的“含金量”联系在一起，还没有考虑到审计意见类型同样也应该反映了每股净资产、董事会分配预案的“含金量”。第二，投资者在对未预期会计盈余做出反应时，仅仅局限在年报公布之后若干天之后。第三，只有上海市场（1994－1998）对审计意见类型有价格上的反应，深圳市场在对股票定价时，始终没有考虑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
（5）和美国市场相似，深沪股市的盈余反应系数（ERC）在时序上也具有不稳定性。笔者认为，在充分和完善的市场上，ERC不具有稳定性也许正是会计盈余对投资决策发生影响的一种方式。同时，在分析我国证券市场中ERC的稳定性问题时，结合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量可能会更好地理解问题。这是因为深沪股市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市场规模、制度、结构等都处在急剧变化的阶段，很多东西都还没有稳定下来，其中包括股价与会计盈余的关系。
（6）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的截距小于零。作者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如果收益决定偏保守，那么的估计值会大于零；如果收益决定偏冒进，的估计值会小于零。与国际惯例相比较，我国会计制度和准则谨慎不足，往往导致对会计利润的高估；而且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为满足某些监管条例和局部利益往往通过提前或超额确认收入、推迟或缩减确认费用、通过关联方交易等手段粉饰经营业绩。在这种制度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几乎所有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得到的截距的估计值都为负数。
（7）和国外文献相类似的是，我国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也偏小。所有混合样本回归得到的adj-仅为1.6（时窗为[-15,0]），即使是在分年度的数据中，adj-也最高不超过8.4（时窗为[-15,0]）。
（8）在会计盈余对股价变动的解释力度上，深市一直强于沪市，尤其是1996年报以前。作者认为，除了一些硬变量（如规模、股权结构、行业差异等）以外，深沪股市在制度背景方面的一些软变量（如投资者素质、运作理念、交易所和上市公司的经营思想等）也是造成两市在上存在较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9）对分年度数据的研究表明，报酬率──盈余关系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1996年报期间，模型的回归系数和决定系数都显著地高于其他年度。作者认为，1996年末《人民日报》针对股市非理性的过度投机而发表专题社论是促成我国股市投资理念发生改变的重大事件。
第五章是对第四章的进一步延伸，它探讨了分析师预测模型下的预期盈余变量在中国市场中对报酬率──盈余模型的影响、事前累计非正常报酬率对预期盈余计量误差的消减效果，而且在第四章短时窗的基础上将事件窗口拉长到整个年度来重新审视股价与会计盈余的关系。研究者发现：
（1）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比随机游走模型更准确，而且前者往往会高估公司的未来盈余，后者往往低估公司的未来盈余。
（2）虽然分析师预测比随机游走模型的预测更准确，但用分析师预测得到的未预期盈余并没有能够较随机游走模型得到的未预期盈余提高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的。作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作者在模型中使用的分析师预测不具有市场代表性。
（3）虽然深圳市场对分析师预测得到的未预期盈余做出了反应（显著异于零），但上海市场没有做出反应。这可能是因为作者在研究中所使用的平安证券公司的分析师盈利预测数据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深圳的各证券营业部的缘故。
（4）用事前累计非正常报酬率加入报酬率——盈余回归模型，可以发现只有以深交所各年度数据为基础的模型通过了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而且模型的adj-也较其他模型有显著提高；上交所的数据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5）当时窗长度从31天拉长为一个年度时，报酬率——盈余模型的回归效果得到显著改善。这再次说明，会计盈余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对股票计价和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6）和前面短时窗的结果一致，在分交易所的模型中，尤其是在1996年以前，深市的报酬率——会计盈余之间的相关度要远远高于沪市。
第六章是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实证研究，它有助于我们在了解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的同时，通过了解股票价格的信息含量进一步体会我国证券市场中的股价行为特征和会计盈余信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经验证据表明，在我国股票市场，股票价格相对于会计盈余，不具有信息含量，或者说，用当期的股价无法预期未来的会计盈余。从一个角度，可以理解为当期的股价变动中没有包含或无法预期未来的会计盈余的变动，股票的定价机制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效率；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成在我国，会计盈余信息的及时性很好，其他渠道的信息尚无法取代会计盈余数字所传递的信息，所以必须等到会计盈余信息后，投资者才可能对它做出反应。另外的两个因素可能会影响到股价对会计盈余的预测能力。一是近几年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制度正处在不断完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阶段，这或多或少地降低了各期间会计盈余的可比性，从而影响股价的信息含量；二是由于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尚未规范，上市公司的人事、生产经营和财务活动受到母公司的严重干预，使得上市公司的各年间的报告盈余很可能是母公司非正常干预和影响的结果而不是上市公司本身正常经营的结果，这显然会降低会计盈余数字本身的内在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第七章是对我国证券市场“功能锁定”现象的实证研究。该章的目的是看股票市场能否从上市公司的报告盈余中识别出永久盈余和暂时盈余两种对股价有不同含义的成分。结果表明，我国证券市场的资产定价只是机械地对利润表中的名义会计盈余数据做出反应，不能识别和区分公司利润表中各盈余项目对资产定价的不同含义。研究者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功能锁定现象的形成机制。在逐一排除了投资者幼稚假说、交易成本假说、集体非理性假说之后，作者指出，正是因为我国证券市场制度上和规则上的不成熟和不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尚未得到充分的实施和体现，为配合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机构大户等“庄家”有动机维持市场的“功能锁定”状态，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得到更大的超额利润。
第八章是对前面各章研究成果的一个简单总结并对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方向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会计盈余股价行为证券市场信息含量实证研究
AccountingEarningsandStockPriceBehavior
——AnEmpiricalStudyonChina’sStockMarket
Atract
ItistheneedoftheconditionofourcountryanddevelopmentofChina’saccountingtheorytostudytherelatiohipbetweenaccountingearningsandstockpricebehavior.China’saccountingtheoryandpracticeandstandardshaveexperiencedagreatchangesince1980’s.Thedecisionusefulneofaccountinginformation,eecialearningsdataisoneimportantsymbolofsucceofourmarketorientaccountingreform.Itiswellknownthatinourtraitioneconomy,therearesomefactorsleadingtotheusefulneofaccountingearnings,butothersleadingtonousefulneofaccountingearnings.Soitisveryinterestingtoexaminethedecisionusefulne,orvaluerelevanceofaccountingearningsdatathroughstockpricebehavior.
Thethemeofthisdiertationisstudyingthemarketpricereactionofaccountingearnings(anditsdisclosure)toawerthequestionthatwhetheraccountingearningisdecisionusefulinChina’ssecuritymarket.Asby-productofthisquestion,wecanfindtheroleofbookvalue,preliminarydividendpolicyandauditopinioninstockpricebehavior,andthebehaviorabilitiesofinvestorsincapitalmarketandinfluencesofsomeuniqueititutionalfactorsonthefunctionofaccountingearnings.
Allisdividedinto8chapters.
Chapter1isanintroductionofsomeimportantititutionalbackgroundofmystudy.Theaccountingreformbegiingatthemiddleof1980’siscalledthe3rdrevolutionintheChineseaccountinghistory.Inthisrevolution,marketeconomy,open-doorpolicyandsecuritymarketleadmoreandmoreimportantroleofaccountingearnings.Ontheotherhand,someproblems,forexample,themultipleobjectsofaccounting,thedifferencebetweenChineseGAAPandinternationalpractice,themanipulationofaccountingdata,theweakindependenceofCPAs,naiveofinvestors,etc.,causepeopletodoubttheusefulneofaccountingearningsinstockmarket.
Chapter2discuesseveraltheoreticalmodelsofvaluationfunctionofaccountingearnings.Firstlytheroleofaccountingearningswasanalyzedwithintheparadigmofinformationperective,valuationperectiveandcontractperective,reectively.Thenasummaryofvariousvaluationmodelswasdeveloped,includingdividenddiscountmodel,capitalaetspricingmodel,earningscapitalizationmodel,balancesheetmodelandaccounting-basedvaluationmodel.
Chapter3isadescribestatisticsofreportedaccountingearnings,disclosurecharacteristicsanddailymarketretur.Thefindingsaboutaccountingearningsofallthelistedcompaniesincludes:(1)theprocecanbedividedinto3stages.(2)distancebetweenthosebestonesandthoseworstonesislongerandlonger.(3)Performanceoflistedcompaniesexperiencedacourseoffrom‘ShenzhenisbetterthanShanghai’to‘ShenzhenisthesameasShanghai’.Section2ofthischapterpresentsthereturnofmarketportfolioofeachyearfrom1992toJune,1999.Section3studiesthetimecharacteristicsofearningsaouncements.Thetentativeconclusioare:(1)‘lastbusphenomenon’,thatis,mostcompaniesdisclosuretheiraualreportjustbeforethedeadlinefordisclosure.(2)AlthoughtheCSRC(ChineseSecurityRegulatoryCommiion)andtwoStockExchangesintervenedthetimepointsofaualreports’disclosuresfromJanuary,1998,thedatedistributionamongaweekisnotchange.Itisprobablythatsomeinternalelementsdeterminesthetimepointsofearningsaouncements.
Chapter4aimsatexaminingtheinformationcontentofaccountingearningsaouncementsinShenzhenstockmarketandShanghaistockmarket,from1994to1998.Afterliteraturereviewthepapercoideredsomecriticalproblemofresearchdesign,suchassampleselection,measurementofexpectedearningsandaormalretur,longorshortofeventwindow,variablesshouldbecontrolledfor,dataresourceandmodelcotruction.Thelastsectionofthischapteristheanalysisoftestresuslt.Mainfindingsare:
(1)Theaouncementsofaccountingearningshavesignificantstockpricereactio,evenaftercontrollingforthedisclosureofbookvalue,preliminarydividendpolicyandauditors’opinion.Amongyearmodels,1996isthemostsignificant;Instockexchangemodels,ShenzhenmarketismuchmoresignificantthanShanghaimarket,eeciallybefore1996.Post-Earnings-AouncementDriftwasfoundbothinShenzhenandShanghaimarket.
(2)Bookvalueisanexplanatoryvariableforstockpricechangesbutlesignificantthanunexpectedearnings.
(3)Theaouncementsofpreliminarydividendpoliciesareanimportantexplanatoryvariableinreturn-earningsmodel.ShanghaimarketismoresignificantthanShenzhen.
(4)OnlyinShanghaistockmarket,disclosuresofauditopinioareinformative.
(5)SimilartoU.S.market,theearningsreoecoefficient(ERC)isnotstableinChina’sstockmarket.
(6)Theestimatevaluesofinterceptinreturn-earningsregreionmodelsarenegative.TheauthorthinksthatChineseaccountingstandardsaremoreaggreivethaninternationalpractice,sotheinterceptislethanzerointheregreionmodel.
(7)SimilartoU.S.,theofreturn-earningsregreionmodelislow.Adj-ofthepooleddatamodelisonly1.6.Butinstockexchangemodels,ofShenzhenmarketismuchhigherthanShanghai,eeciallybefore1996.
Chapter5isanexteionofchapter4.Itdiscuestherelatiohipbetweenreturandearningsinmoredetails.Theauthorfound:
(1)Theanalysts’earningsforecastsaremoreaccuratethanrandomwalkmodel.Usuallytheformerinclinestoforecastthecorporateearningsmoreoptimisticallythanrandomwalkmodel.
(2)OnlyinShenzhenmarket,themodelusinganalysts’earningsforecastsproduceshigherofreturn-earningsmodelthannaiveexpectedearnings.
(3)Inaociationstudywhichwindowis1year,thevalueofinregreionmodelismuchhigherthanshortwindow.
Chapter6examinestheinformationcontentofstockpricewithreecttoearnings.NoevidencewasfoundwhichsuortsthestockpricescouldleadaccountingearningsinChina.
Chapter7investigatesthefunctionalfixationhypothesisintheChina’sstockmarket.Theevidenceindicatesthatinvestorscaotidentifythepermanentcomponentandtraitorycomponentoftheaccountingearnings.Inotherword,theyfixonthereportedearningstomakedecisio.Furtheranalysisshowsthatthereasonoffunctionalfixationisneithertraactioncost,norirrationalityofinvestors.TherealreasonstemsfromtheititutionalcharacteristicsofChina’ssecuritymar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