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证券市场股票价格因素定价模型
根据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投资者对一种股票预期收益率的大小确定取决于这种股票的风险溢价或者说风险回报率，而风险溢价又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譬如，某一投资者是风险厌恶型的，他不愿意冒高风险，那么他的风险溢价就低，股票的价格也低，反之，如果是风险喜欢型的投资者，那么他的风险溢价就比较高，股价也高。有此可见，风险是影响股票价格的主要因素。马柯维茨还把风险分成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这里我们把非系统风险因素又称为公司特征因素。
系统风险是指有整个国民经济变动而造成的市场全面风险。影响股价的系统风险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状况、经济周期、利率、通货膨胀率、经济政策、物价水平、投资者结构、人们心理预期和股市人气状况等。非系统风险是指某个股票或者股票组合所特有的风险。它包括每股税后利润、每股净资产、发行价格、股本量、流通盘大小、地区因素、行业因素等。下面我们以上海股市为例来分析一下我国证券市场中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的结构特征。股票投资的总风险由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两部分组成。
由于成长阶段市场竞争的无序性、信息的垄断性和运行机制的不规范性等市场结构性因素，我国股市的价格行为呈现出较强的波动性，这种高风险特征已经引起管理层和投资者的极大关注。国内很多学者也因此对我国股市的投资风险结构做了详实的研究，发现我国股市的风险结构具有与成熟股市不同的特点。在我国股市中，单个股票的价格波动受市场大势的影响非常大，从而导致各个股票价值运动的相关性增强，收益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必然较高。大部分股票间的相关系数都大于0.7，这和我国股市在一轮市场行情的大幅调整中，个股通常呈现齐涨齐跌的现象是相吻合的。
在我国股市发展初期，系统风险在总风险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然而，随着我国股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运作机制的逐步成熟，市场的风险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张人骥(2000)采用1993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的日收益率数据，考察了上海股市风险结构的动态变化特征与趋势。结果表明，上海股市的系统风险比例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齐涨齐跌”的现象正在逐步弱化，与早期相比，目前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组合选择和投资决策时更多的考虑公司本身的特点，行为模式已从前几年的“重大盘，轻个股”逐步转变为“重个股，轻大盘”，股票后面所蕴含的公司特征正在逐步得以体现。
由于系统风险在单个股票的投资总风险中占有较大比重，同时各股票的价格运动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因而通过投资多元化分散风险的效果将极其有限。施东晖(2000)使用50个股票的双周收益率数据计算它们各自的方差；然后随机地选取一种股票，其收益率方差为4.18%；将这一股票与另一随机选取的股票组合起来，构成等比例投资的两种股票的组合，方差降为4.13%左右；按同样的步骤，一步一步加入随机选取的股票，可以看到，当组合中股票数目达到20种以上时，单个股票的非系统风险几乎已完全分散掉了，此时投资组合的方差很快接近极限值3.180/0，这一数值约为原先单个股票风险的78.2%。可见在我国股票市场上，投资多元化只能分散掉大约20%的风险量，降低风险的效果并不明显。
我国已有一些学者对我国证券市场股票定价的风险和收益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施东晖(1996)《上海股票市场风险实证研究》。施东晖所使用的数据简述如下：
研究样本:1993年底106家上市公司，按规模将样本分成15个组合，每个组合由样本股票等比例投资组成，组合1包含流通股本最小的一些公司，组合15则包含流通股本最大的一些公司。
研究期间:从1994年1月至2000年4月底，共76个月。
收益率计算:实证研究中采用的收益率为股票双周收益率。计算公式为，
变量定义：实证主要涉及收益率(r)、系统风险(β)、非系统风险(s(e))、公司规模(sl)、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权益市值比率(bm)等变量。β和s(e)可由公式rt=αt+βtrm+ξt回归得到。
通过上面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我国股票市场上的风险收益关系并不符合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结论，公司特征因素在我国股票定价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种现象主要归因于两个原因:①我国股票市场的非有效性。首先，我国股市不具有完全信息。从中国股市的实际运作来看，由于市场发展尚不规范、不成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不规范、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等现象较为严重。其次，我国股市不具有完全竞争。由于投资者群体结构、规模经济和进入限制等诸多因素，中国股市的市场化和竞争程度还相对较低。②投资组合的非有效性。投资组合的非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a我国股市的参与者大部分是散户投资者，b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主要因素不是上市公司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由此可见，capm关于投资者持有高度分散化股票组合的前提假设也不符合中国股市目前的实际情况，因此非系统风险也会影响股票的收益。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成立是以有效市场假设为前提的，中国股市定价行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符，也就意味着中国股市缺乏资本配置效率，就不能有效地通过股票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最优地配置稀缺资本，不能有效地促进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而只能带来稀缺资本和其它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国股票市场，说到底就是了要提高我国股票市场的效率。大致有以下措施:①扩大股票市场规模。②提高上市公司质量。③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④规范政府监管。
参考文献：
当我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3.5‰佣金成本;二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于是,在此种体系下,一笔交易的完成所需费用为5.5‰;与国际上佣金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变革趋势相比较,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明显偏高。分析现行税制的特点,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过高的交易成本损害了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而如我们所知,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对于这个市场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培育;固定的高佣金制度实际上是对目前尚相当落后的证券行业的保护,不利于我国证券业的行业重组和业务创新,难以实现优胜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滞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这不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影响了现有企业的低成本重组,而且加速了我国资本的外逃。第四,现行税制对交易活动本身征税,而不论该笔交易的盈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常常会起到拉大目前市场上已经十分悬殊的贫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税收理论中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股暂不流通导致了两个市场的割裂,那么对于由此在一级市场产生的超额收益,理应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形式来“弥补”国有股暂不流通的“损失”。在一级市场引入资本利得税不仅是解开国有股流通难题的钥匙,而且它将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实际上降低了一级市场的收益水平,对于申购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征税以后仍然能够保证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对于申购成本较高的融资申购来说,征税将可能使其面临亏损;因此,征税将遏制融资申购行为,提高申购中签率,从而保护一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其次,根据所得税制的超额累进原则,对于涨幅过大(往往是小盘股)的还可以在20%的基础上实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击“恶炒”小盘股的行为,加强价值型投资的市场主导地位。再次,它可以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改革,为一、二级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最后,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为我国全面推行资本利得税政策积累经验;毕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日益发展,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二级市场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单就理论分析,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观情况看,笔者认为立即推行这一税收体系的替代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数年中,证券市场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时有议论,但最后都未能实施,2001年11月间,为扭转股市连续数月的低迷态势,财政部还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而资本利得税的推行则仍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之外,足见政府对开征此税的谨慎。就客观情况看,目前在二级市场推行这一税种存在如下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即“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及时准确的确定,而目前我国显然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条件。
2.就监管方面要求看,显然对利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利得税远较交易印花税复杂,核算利得困难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开来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税的国家,均对交易的损失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使得交易所得税是在净所得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而这一环节的完善不但需要技术上的配套,同时还需要监管体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资者通过资产的转移以规避交易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机构要想做到这一步,短期内是有一定难度的。
3.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充分估计到其对证券市场的冲击力。我国曾于1994年底盛传将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股票转让所得税,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荡。而同期台湾证券市场也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因此在国内设立资本利得税应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目前印花税率本已较高的情况下,设立该税种可能会使投资者产生增税的印象,从而引发市场大幅振荡。
4.开征资本利得税需要证券交易税制整体调整的配合。从全球税收制度与全球证券市场税收体系的变革上看,资本利得税只是税收制度的一个环节,其核心功效仅在于重新调整证券投资收益,若只开征此税也无法作到
内容摘要：本文对企业的基本特征以及现代的新特征做了逻辑分析，纠正了一些错误认识，并基于此提出了我国市场化改革中应坚持企业与非企业的社会分工的观点。
关键词：企业组织
企业基本特征的内在逻辑
企业的基本特征是指企业自产生以来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企业共同的质的规定性，其实也就是企业与非企业的区别所在。笔者认为，企业应具有的这些特征是按一定的内在逻辑层层递进的，包括以下五方面特性：
（一）组织性
企业不同于个人、家庭，它是一种有名称、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的正式组织；而且，它不同于靠血缘、亲缘、地缘或神缘组成的家族宗法组织、同乡组织或宗教组织，而是由企业所有者和员工主要通过契约关系自由地（至少在形式上）组合而成的一种开放的社会组织。
笔者认为，有些教科书说企业是法人组织，那是不正确的，因为从企业产权组织形式来看，企业可分为自然人企业和法人企业两大类。到现在为止，自然人企业数量还相当大，它包括个人企业和合伙企业。所谓个人企业并非企业仅由一个人组成，只是指个人独资企业而已。至于目前还大量存在的个体户，当然不算企业，不能与个人企业混为一谈，只有经过制度化的组织改造才能转变为企业。
（二）经济性
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不同于行政、军事、政党、社团组织和教育、科研、文艺、体育、医卫、慈善等组织，它首先是、主要是、本质上是经济组织，以经济活动为中心，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追求并致力于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而且，它也不同于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宏观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监管的机构，它是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实体，和消费者同属于微观经济单位。
需要指出，虽然各种非企业的社会组织往往也要进行某些经济核算（如收支、财产核算），但由于不是或主要不是从事经济活动，追求的不是或主要不是经济效益，它们的经济核算只是局部的、辅的，无法与企业核算相提并论。
（三）商品性
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又不同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组织，而是商品经济组织、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市场主体，其经济活动是面向、围绕市场进行的。不仅企业的产出（产品、服务）和投入（资源、要素）是商品——企业是“以商品生产商品”，而且企业自身（企业的有形、无形资产）也是商品，企业产权可以有偿转让——企业是“生产商品的商品”。
这里要说明的是，企业投入的劳动力（除企业主自身以外）毋庸讳言属于商品—这是企业与个体户的一个区别，但企业所使用的劳动者不是商品，他们拥有完全的人身权利，拥有自身劳动力的完全所有权，他们只是通过与企业的双向选择，以契约的形式，把自身劳动力的使用权在一定时间内、一定条件下，让渡给企业经营者而已。另外，如果从广义的投入、产出来讲，也并非一切投入、产出都是商品，比如企业产出的对社会的责任、员工素质的培养提高以及形成的企业文化等，不应视为商品。
（四）营利性
企业作为商品经济组织，却不同于以城乡个体户为典型的小商品经济组织，它是发达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细胞”，是单个的职能资本的运作实体，是以赢取利润为直接、基本目的，利用生产、经营某种商品的手段，通过资本经营，追求资本增值和利润最大化。
追求利润是一切资本的天性。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所有企业，其作为资本实体的实质并没有变，企业所有者就是资本所有者，企业经营者则是资本的经营运作者。一切企业的运营本质上都是资本的运营，所有企业家的根本职能、职责都是用好资本，让它带来更多利润并使自身增值，这是永恒不变的主题，至于在什么范围内生产、经营什么商品，那是可以随时、灵活加以改变的。从这个角度说，企业牟利、逐利是正常的，这是它与各种非营利性组织的社会分工，正常的利润既是企业满足市场、服务社会的结果、回报，也是支持、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主要财力基础。
（五）独立性
企业还是一种在法律和经济上都具有独立性的组织，它（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在社会上完全独立，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独立承担民事义务、民事责任。它与其他自然人、法人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没有行政级别、行政隶属关系。它不同于民事法律上不独立的非法人单位，也不同于经济（财产、财务）上不能完全独立的其他社会组织，它拥有独立的、边界清晰的产权，具有完全的经济行为能力和独立的经济利益，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能够自决、自治、自律、自立，实行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改造、自我积累、自我发展。
笔者认为，有些教科书说社会主义企业是相对独立的企业，那是既不合逻辑，也不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的。不应认为企业要服从国家的计划管理或宏观调控，就不能完全独立。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称“中国没有企业”，其理由就是当时的中国企业不具备企业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没有独立性。它们承担了过多过重的政治、社会任务与责任，“政企不分”，实际上成了各级政府的附属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企业改革，是从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开始的，历经利改税、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模式的探索，逐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最后找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出路，通过产权重组、多元化、明晰化，使企业与国际接轨，与企业的本质特征相吻合，逐步从非企业向企业转变。只有让企业取得完全独立的经济地位，才可能有理性的企业行为，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从而让国家通过市场对宏观经济进行的间接调控措施落到实处、产生实效，也使作为整个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的众多企业优存劣汰、生生不息、充满活力。因此，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企业完全独立。
笔者认为，有教科书把企业集团称为企业的一种类型，是不确切的。企业集团并不是一个企业，而是若干个企业的联合体，它们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又通过不同程度的资本持有关系或者契约关系联结起来，形成从紧密联系到松散联系的金字塔或同心圆结构。与此类似，企业业务外包、特许加盟连锁、战略联盟等也只是企业的虚拟经营方式，而不是企业的类型。
现代企业的新特征
把上述“五性”加以综合，可以给企业下一般的定义：企业是直接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营利性经济组织、经济实体、经济单位。
不过，企业从早期发展到现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日益法治化、有序化，企业也越来越成熟、规范化，现代企业表现出不同于早期企业的新特征，或者说人们对现代企业提出了新要求：技术上的先进性——建立在现代先进技术基础上；管理上的科学性——实行现代化科学管理，包括标准化、精细化管理和社会化、人性化管理；运营上的“社会性”——它不再是“自由放任”的企业，而是“社会企业”，必须立足于和适应社会需要。企业要遵守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舆论的监督，服从社会制约和政府正当的干预管理，做合格的“企业公民”，与政府合作，为社会服务，对社会负责任、尽义务,维护、增进社会公益，促进社会和谐文明进步、可持续发展。
企业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技术和管理落后的企业在现代只是不易获得生存、发展的较多机会和较大空间，而运营上不符合“社会性”要求的企业，则往往连生存发展的资格、合法地位都没有。因而具备“社会性”特征是现代企业的首要条件。当然，这种“社会性”绝不是要求现代企业像政府或其他公益组织一样以承担社会公共事务为基本、主要职能。企业的社会责任只是“社会性”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有限度的、非刚性的。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是把企业做好，这是履行其他社会责任的前提。企业如果承担了与其发展方向、承载能力不协调的、过多的社会责任，企业无法维持，那恰恰是对社会最不负责任的。也就是说，企业的基本特征，企业与非企业的区别在现代并没有改变，而且不应该改变。
企业特征对深化改革的启示
笔者认为，今天分析、总结企业特征，不仅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
我国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可以概括为市场化的改革。在宏观层面上，主要是政企职责分开，政府不再直接用行政手段管理企业，改为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通过市场机制间接调控、引导企业行为；在微观层面上，主要是通过再造企业制度，亦即企业化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诚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说，目前“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被高度管制的经济，中国企业家在创业和经营企业方面仍然受到太多不合理的约束。”“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企业并没有真正的投资自。”因此，要同步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用法律进一步规范各级党政机关的行为，使政、企职能不再错位，确保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受到不正当的行政干预，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让所有的企业在自由选择、充分竞争的市场海洋中进退沉浮。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商品生产流通服务领域里，应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原则，政府大胆放手，尽量让市场机制和企业自身去解决市场、企业的问题。至于现代社会对现代企业的社会性要求，主要应利用法律手段和社会公众、舆论的约束以及政府宣传教育的引导，通过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家自身素质修炼和自觉的企业文化建设来逐步实现，政府没有必要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拔苗助长。
（二）防止市场化过度泛化
[关键词]资本利得税所得税证券市场
所谓资本利得，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转让或交换有价证券、房屋等动产、不动产所获得的收益。以这部分增值额为课税对象的称为资本利得税。因此，证券资本利得税是指以行为人在证券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获得的增值额为课税对象的一个税种。证券资本利得税作为一个税种，其主要功能并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是调控证券市场，引导交易主体进行合理投资，打击投机行为，保证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一、征收资本利得税的理论依据
要对证券资本利得课税必须找到理论上的依据，经笔者考察，开征证券资本利得税主要有以下理论依据：第一，均富说，该说认为资本利得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收入，如果不对其征税，拥有大量资本的社会负有阶层，就会将其大部分资金转为能以资本收益形式而不是股息或普通劳动收入形式获得的投资。这不仅减少了税收还会加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第二，聚财说，该说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性资产交易和资本流动的日趋活跃，把资本利得作为课税的对象可以有效的增加国家的税收收入。第三，调控说，该说认为不同的税制对社会经济影响的侧重是不同的。资本利得税作为对资本性资产转让所得的课税，会对资本形成、资本结构及投资方式产生影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性资产的正常流通体现为资产结构的改进、资源的合理流动，开征资本利得税会对资产流通产生一定约束作用。第四，能力说，该说认为只要体现为经济力量增加的收入，都应当纳入到征税范围。
上述几种学说当中，笔者认为调控说显然是在证券市场上开征资本利得税的主要理论依据。首先，聚财说显然不可取，如果仅仅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开征证券资本利得税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比如调高印花税的税率。其次，均富说和能力说大同小异。它们根本的出发点是认为高收入者有能力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甚至不纳税、国家通过税收调整收入分配不均，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事实上，任何税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了达到该目的，通过调整现有税种的税率或征税模式也可以实现，开征资本利得税不是唯一的选择。最后，在证券市场上开通证券资本利得税主要是为了调控证券市场上的交易行为，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证券资本利得税的开征可以有效影响到人们的投资行为，打击证券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引导行为人长期、理性投资。
二、证券市场税负情况调查分析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的税种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证券交易印花税。目前，我国只对股票的交易征收印花税，像权证、股指、期货的交易以及申购和赎回基金暂不征收印花税。第二，个人所得税。主要对个人拥有的股权、债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按照20％的比例税率课征，对于个人买卖股票、权证、期货等有价证券所得并不课征。第三，企业所得税。一般也主要对企业在证券市场投资所得的股息、利息和红利按33％的比例税率进行征税。第四，营业税。证券市场营业税是对金融证券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上从事发行、交易活动的金融机构、主要是证券公司和各类证券交易机构，就其营业收入额，征收8％的营业税，但非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交易证券，不征收营业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税收制度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印花税的课征范围过窄，既减少了税收收入也违背了市场上的平等、公平原则。第二，股票交易成本过高，妨碍资本的流动性，阻碍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目前税种在调控市场时显得乏力。第四，违背了税负公平原则。因此，要想有效地调控证券市场，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开征证券资本利得税势在必行。
三、开征证券资本利得税的现实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主要是“利润确定的困难性”
是按照当笔交易课征还是按照当月累计交易课征?如果出-现亏损是否可以折抵?采用比例税率还是超额累进税率?需不需要设定免征额?上述问题都是在我们设计证券资本利得税时所必须要解决的。另外，开征证券资本利得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准确的确定，而我国在这方面显然还有很大的不足。
2、具体监管方面的困难，主要是指我国目前的税收稽查队伍能否满足需要
首先，能否克服证券资本利得税计算复杂、核算困难的特点。其次，证券市场是高风险市场，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要建立资本利亏补偿机制。在我国信用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偷税漏税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要防止行为人利用资本利亏补偿制度转移收益，对目前的税收稽查机关时个巨大的挑战。
3、与现行税收制度相结合的困难
证券资本利得税只是所得税的一种，是税收制度的一个环节。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法模式，是并入现行所得税中还是单独征收?另外，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比如，降低印花税的税率，恢复其行为税的本来面目。开征遗产税，防止出现“锁定效应”。
4、开征证券资本利得税是否会造成股票市场的崩盘
开征证券资本利得税是一个重大的利空，我国证券市场上是否能经受这个冲击，是开征前必须考虑的。我国台湾地区证券市场1994年底曾传出拟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消息，当时造成--股指大幅下滑，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上述鲜活的例子警示我们在开征资本利得税时必须慎之又慎，防止悲剧重演。
在上述影响证券资本利得税开征的困难中最为重要的是第四个，即我们无法估计该税开征会给证券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证券市场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证券市场的剧烈波动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怎么样保证证券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是摆在监管当局方面的一个难题。
四、开征证券资本利得税的理由
1、在技术层面的难题可以分为硬件困难和软件困难
首先，硬件方面的困难显然不是不开征的理由，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比日本开征的时候要好。而且为开征该税而更换一部分硬件也是可以做到的。其次，软件方面的困难，即证券资本利得税怎么样构建?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坚持轻税负、广税基的原则。坚持轻税负的原则不仅与税负制度改革中轻税负原则相吻合，而且可以减轻开征证券资本利得税对证券市场带来的冲击。第二，鼓励投资者长线投资、再投资的原则。对投资超过一定时间的所得或者用所得再投资的实行优惠税收政策。第三，注意与现行税收制度相衔接的原则。第四，建立资本利亏扣除制度。即行为人在证券市场上的
亏损在以后的纳税年度内扣除。第五，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
2、开征资本利得税可以走出目前的恶性循环的困境
目前监管当局担心开征资本利得税会给股市带来沉重的打击，而不敢开征此税，但又没有很好的调控手段来抑制市场的投机行为，防止股市“泡沫”。当调控手段乏力时，亟需开征证券资本利得税来抑制“泡沫”的增长，但监管当局因害怕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敢开征，这必然使股市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因此，尽快开征证券资本利得税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3、开征资本利得税不存在法律上的困难
虽然有的学者认为：资本利得属于公民重要的财产权利，所以要征收这一税种，应当经过慎重的、民主的、科学的立法过程，所以短期内不可能开征资本利得税。但按照笔者的理解，我国一直以来都没有否定征收资本利得税，只是处于政策原因暂不征收而已。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规定“财产转让所得，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进一步规定到“财产转让所得，是指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票、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对股票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施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并没有在法律上否定资本利得税的开征，只是由于证券市场的特殊性，以及为了扶持股票市场的发展等原因暂不开征而已。如果开征的话，财政部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完全可以。综上所述，我国短期内在股票市场上开通证券资本利得税不存在法律上的困难。
4、为尽可能地减少开征资本利得税带来的冲击，可以先在一级市场上征收
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可以遏制一级市场上屡禁不止的融资申购新股的行为，维护一级市场公平、公正的申购环境，保护一级市场投资者切身利益。其次，一级市场证券资本利得税的引入将压缩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价格水平之间的巨大差异，促进市场化改革，为两个市场价格水平的接轨创造有利调解。再次，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积累经验，为在二级市场和整个市场的推广应用创造条件。最后，先在一级市场上征收，可以观察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反应程度，如果投资者反应强烈，那就可以对征收计划进行调整，甚至搁置；反之，则可以选择适时在整个证券市场推广。
总之，证券资本利得税是所得税的一种，其开征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行为，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进而保证证券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1]徐欢：证券交易印花税改革的可行性思考[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5(6)
[2]贺旭光、钱春海、欧阳令男：我国开征资本利得税的一种可行性方案[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2(3)
【关键词】资本利得；开征；可行性；趋势
引言
当股市持续高涨，连续突破5000点和6000点大关时，市场上出现了不少对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声音，对其进行的学术讨论也是层出不穷。但是结论总是无法统一，而资本利得税的征收也迟迟没有通过。在当前大盘持续低迷时，已经没有人再去谈论资本利得税了，本文的写作目的正是希望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能够真正静下心来讨论资本利得税开征的意义，为资本市场未来的成熟稳定提供更好的税收法制制度。
一、资本利得与资本利得税的概念
资本利得是资本所得的一种，它是指纳税人通过出售诸如房屋、机器设备、股票、债券、商誉、商标和专利权等资本项目所获取的毛收入，减去购入价格以后的余额。而资本利得税是对资本利得征收的一种所得税税种。
对于资本利得税，目前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被广泛接受的概念。观点一：资本利得税是对资本利得（低买高卖资产所获收益）的征税。常见的资本利得主要有：买卖股票、债券、贵金属和房地产等所获得的收益。观点二：资本利得税是指对出售或转让有价证券、房地产等动产和不动产而产生的资产增值所征的税。观点三：资本利得税，是指对个人或公司企业因出售或交换资本项目所得到并实现了的收益所征收的税。
二、资本利得与资本所得的异同分析
就内涵来看，所得是纳税人作为所得税课税对象的全部或部分净利润的税收术语或税法术语，介于利润与计税依据之间。而利得是来自资本的收益，它虽然也是税收术语或税法术语，但同所得相比，它既是全部资本收益的指证物，也是纳税人作为所得税课税对象的全部或部分净收益。
就外延来看，二者存在包容关系，利得属于所得的组成部分，所得额包括利得额。许多经济学家出于他们的一般分析目的而不是专门出于税收目的，将所得定义为或多或少的可预测和经常性的收入，而且许多资本利得是虚幻的，仅仅反映价格水平和利息率的变化，而投资者的实际所得并没有发生变化，两者在定义上、征税对象上及税收优惠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不该将其和真正意义上的所得放在一起。
但笔者认为从所得增值观的角度分析，资本利得与企业所得和个人所得的性质是相同的，资本利得应该作为企业所得和个人所得的一种进行征缴。
所谓所得增值观指应税所得从本质上而言是用以衡量个体（企业）支付税收的相对能力，这体现为他们的经济行为带来的年度财富净增并加上他们的消费支出。而资本利得就像其他的个人（企业）所得一样增加了投资者购买消费性商品或投资的能力。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我国目前所得税征收情况
近三年来，我国的税收收入年年上涨，2007年更是达到了494万亿，比2006年同期增长了近120万亿。其中主要是由两大部分的税种构成，一部分是流转税，占了49%；另一部分是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外商企业所得税（2008年新税法中被取消）和个人所得税，占了26%。从表1中可以看出，流转税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而所得税的比例有所上升。特别是企业所得税，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印花税这一项，由于2007年牛市的情况，导致交易量大幅提高，而且印花税率于去年5月从0.1%提高到0.3%，使得印花税的税额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增加了近6倍。
以上数据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印花税率的过重，为征收资本利得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如果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并将资本利得税纳入所得税征收范畴，那么企业的所得税额将在此基础上会有进一步的提高，而印花税将大幅的下降，这样的纳税比例更加符合成熟市场的标志，对我国与国际市场接轨更有利。表2是国际上部分国家对证券交易的征税情况，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四、我国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趋势分析
自1996年以来，证券市场的发展，无论是就其总规模，还是就其市值的总水平，都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因而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介入。通过证券投资，获得较为丰厚的资本利得收益，已不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热点，长期与政府的税收相脱离是不可想象的。从规范市场行为，调节投资者收入等各方面考虑，税收要介入资本利得收益的分配是必然趋势。
（一）印花税制不合理，资本利得税更符合市场规律
作为国家调控资本市场的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证券税法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1.目前对证券纳税种类
（1）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印花税
这是一种具有行为税性质的凭证税，投资者不论盈亏，只要发生了证券交易行为就要征税，其特点是税率低、税负轻。
（2）对证券交易所得额征税——证券交易资本利得税
即证券投资有收益的投资者要按照一定税率纳税。这是一种所得税，只有当证券投资产生了收益时才征收，没有则免。
但是我国由于税收征管体系还不健全，为了避免税收流失，降低征税成本，同时为了发展证券市场，培养投资者的信心，税务部门把行为税和所得税合二为一，统一为印花税。
2.我国将行为税和所得税合二为一征税的行为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需要
（1）证券交易成本过高，影响投资者交易的频度，牺牲了证券的流动性
流动性是指资产能够以一个合理的价格顺利变现的能力，它是一种所投资的时间尺度（卖出它所需多长时间）和价格尺度（与公平市场价格相比的折扣）之间的关系。流动性是证券市场的生命线，是证券市场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对证券市场比较敏感的经济政策主要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其中，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增减政府收支规模、调整税率等手段来调节经济发展速度，当政府通过降低税率刺激经济发展时，企业的利润就会上升，社会就业增加，公众收入也增加，会使证券市场行情上升，投资者交易频率加强，证券流动性随之加大。反之，税率上调，造成投资者交易成本上升，会降低投资者对证券的交易频度，证券流动性的降低，就意味着证券市场效率的损失，证券交易流动性风险凸现。
（2）不符合税法的公平原则
税法体系中强调公平原则，要求体现合理负担原则。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参加市场竞争的各个主体需要有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而税收的公平是实现平等竞争的重要条件。其主要体现在：一是从税收负担能力上公平，负担能力大的应多纳税，负担能力小的应少纳税，没有负担能力的不纳税。二是从纳税人所处的生产和经营环境看，由于客观环境优越而取得超额收入或级差收益者应多纳税，反之少纳税。但由于我国以印花税负担起资本利得税的功能，导致了行为税与所得税两种性质毫不相关的税种混在一起，对于投资者无论盈亏都要缴纳税款，有悖于税收负担能力上的公平原则，是对税法本身的一种破坏。
另外，对于差异化的征税范围也有失公平，只对可流通股交易征收交易印花税，而对法人股交易、期货交易以及基金交易不征收交易印花税，使不同类型的证券面临税收歧视。这种做法一方面有失税收的公平；另一方面也妨碍了税收杠杆作用的发挥，使得税收不能全面调节证券市场。
在证券所得税方面，对个人所得股息、红利等均课以20%的税，提高了低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不能发挥公平分配的作用。证券交易印花税指向交易双方，对利息、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征收所得税，都有重复征税问题，不仅增加了征税成本，也有悖于公平原则。
（3）不利于证券市场的专业化、规范化发展
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未在不同投资主体之间实行差别税负政策。因证券投资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从事此活动人员需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专业技能。这样一来，组建大规模的专业投资机构由专业人士进行规范运作，是股票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而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并未体现出将大机构投资者与散户区别对待，这样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化、规范化的大机构投资者专业运作、规避风险的优势，更不利于有效促进股票市场有序、稳定地发展。
（4）证券交易印花税税基窄，征收范围有限
证券交易印花税只局限于股票的交易市场，而证券市场的范围则不以股票市场为限。因此，征收范围狭窄的印花税不利于对所有证券交易征税。这种税的开征，并没有摆脱“高税率、窄税基、低税收”的窘境。
（二）资本利得税在证券交易中具有不可代替的优势
与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相比，资本利得税有其无法比拟的长处，它可以克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局限性。
1.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较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中国加入wto后，国内的资本市场逐步对外开放，因而实施资本利得税是中国与国际接轨，优化和完善国内股市税制，发展中国市场国际化的必然趋势。
2.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法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资本利得税的征税对象是出售或交易有价证券这种特殊商品的所得。近几年来，资本的流动性过剩造成我国股市和房市同时飙升。在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由于证券市场规范程度、信息披露真实性、机构操纵、基金市场发展等方面的差异而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若对证券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无所得甚至亏损不缴税，有所得才缴税，所得多者多缴税，这更能体现其公平原则。
3.对资本利得征税同时也是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措施。在流动性过剩的前提下，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加大，这种不公不仅在证券市场或非证券市场的投资者之间产生，也在证券市场内部的投资者之间产生。保证各种市场和个人之间合理的收益差距是税收政策的一个重要功能。
4.征收资本利得税可以有效地防止大小非的解禁，比直接叫停更具市场化
现在市场上对于大小非的禁售，讨论得沸沸扬扬。政府更是在市场一度走差的情况下，叫停了大小非的解禁，这样的政府化行为，固然可以起到一定的救市作用，但是其反市场化的运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小非的问题。然而资本利得税的征收，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小非的问题。因为资本利得征收的对象中就包括手中拿着股权改置之前的非流通股，其巨额的增值利润，是其抛向社会套现的巨大动力，这也是导致市场做空的主要因素。如果对其征收资本利得税，可以减小其增值的幅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其抛售的动机，对于稳定资本市场是一种优良的信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证券交易的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的印花税成为证券市场的核心税种，是必然的趋势。开征资本利得税将有利于财富的公平分配。虽然它在推出伊始会对市场造成不小的打击，但就长期来看，不会改变市场发展的根本趋势。
五、我国开征资本利得税面对的困境
（一）资本利得税是调节股市过热的有效手段之一，但也是最严厉的调控手段
近期股市已经在扩容和解禁股的压力下步履艰难，如用此手段，无疑是在向股市扔下一枚重磅炸弹。去年5.30上调印花税后，股市出现连续下跌，这足以证明税收政策对股市的重大影响，而且当时的市场环境远比现在要好。目前股市已面临大小非解禁、巨额再融资的巨大压力，这个时候资本利得税再出台，后果可想而知。
国内外的事实也证明了实行资本利得税制，特别在实行初期，对资本市场发展具有抑制作用。我国1994年曾盛传将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股票转让所得税，在股民中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荡。而在最近几年因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2008年1月1日起使用《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申报）》而流传的将开征证券交易税的传言又引起了股市的多次大幅震荡，“2·27”暴跌也被怀疑与此相关联。而台湾证券市场也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
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处于发展期，由于市场根基不够牢固，制度不够完善，缺乏足够的防御风险能力等因素，因而此时并不宜征收资本利得税。
（二）与所得税接轨的技术难题有待解决
虽然“一号提案”中提到了如何解决好资本利得税与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的衔接问题，即对个人投资者获得的股息和差价实行“抵免法”征税，对企业投资者获得的股息和差价实行“免税法”，实现所得税在最终环节纳税，但实现资本利得税和个税的衔接还是有不小的难度。西方是以家庭为单位征收的，在计算基本的开销后来确定税收起征点，而国内则以个人为单位征收，没有考虑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因此把资本利得税作为资产性收益，从家庭的角度来考虑，似乎还不具备。同时，我国的征收条件方面也并不具备，其技术上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需要克服。
【主要参考文献】
[1]贺旭光，钱春海，欧阳令男.我国开征资本利得税的一种可行性方案.经济与管理研究，2002，（3）.
[2]李征.对资本利得征税的可行性分析.财会研究，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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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启林.创业投资与资本利得税政策设计.暨南学报，2003，（3）.
关键词:特征价格加权平均房地产价格指数
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处于供求两旺的状态。面对房地产业的大好形势,为了防止泡沫现象的发生,促进房地产市场信息的透明化是一个重要举措。房地产价格指数是房地产市场综合因素影响下,供求关系的直接体现,能及时地向社会传达市场信息,是房地产市场信息透明化的主要标志。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房地产价格指数的编制与既有政府主持的,也有民间承担的。民间的房地产指数由房地产开发商或中介机构编制,如中房指数(CREIS)、戴德梁行指数(DTZindex),伟业指数、中原城市指数(包括CCI和CCL)等。政府的房地产指数一般由房地产管理部门组织编制,如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指数、深圳房价指数、上海住宅预售价格指数、西安40指数等。这些价格指数的编制和使用上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张宏斌、贾生华,2000):指数编制过程中,板块、片区和商业圈的划分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指数的计算方法落后;价格指数的预测方法不能体现房地产市场的内在特点;各地编制房地产价格指数的主体不一样,造成了数据的来源和样本的选择方法存在很大的差异。
国外的房地产价格指数编制方法众多,从现有文献来看,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关键类型:重复交易法、特征价格法以及混合模型方法。其中重复交易法和特征价格法是解决房地产价格指数编制中由于房地产结构差异、品质差异所造成的指数偏差等问题的较好方法,尤其是特征价格法在国外住宅价格指数的应用中最为广泛。然而,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市场条件,国内目前十余种房地产指数的编制大多采取了理论上简单、实际编制上粗糙的加权平均法,或者是加权平均法和重复交易法相结合的不规范做法。在指数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指数测算方法不完善、样本数据缺乏代表性、指数的应用受到很大的局限等问题。
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国民经济的稳步高速增长,我国各地房地产市场在数年内就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发展。在经济发展迅速、市场体制较完善的地区和城市,房地产市场不断规范和成熟,市场交易案例逐步增多,房地产交易登记备案制度也逐步得以实施和完善。这样,我国城市房地产指数在编制的基本理论方法上,一些城市地区已初步具备了应用特征价格法的现实可行性,大量的交易案例和实际价格数据使得房地产各属性与房地产价格关系的测算成为可能。同时,由于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仍然以一级市场(即新盘的交易)为主,大多数城市的二手房市场远未放开,市场交易资料相对来说还是较封闭不公开,这种现实状况极大地限制了重复交易法的应用。当然,在一些二手房市场较发达、市场基础较好的个别地区,如上海,可以考虑采用该方法编制房地产指数。此外,由于大多数地区和城市,毕竟房地产市场的发育晚、规范慢、交易少,在一定的时期内都不一定能够具备仅仅应用征价格法的条件。这样采用细分市场和加权平均法以及特征价格法可能对目前国内很多亟需编制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城市还是一种可行的思路。
总之,从未来我国房地产价格指数编制的趋势看,特征价格法因其方法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完善性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应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此外,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条件选择合适的、可行的房地产价格指数编制方法。在有条件的地区、城市,可分别采取两种以上的方法进行房地产指数的编制,并进行比较研究。
二特征价格模型
房地产特征价格法编制房地产价格指数的理论依据源于“特征价格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Lancaster于1966年创立,其意义为每单位消费者在追求效用极大的过程中,每增加一个单位某种属性的消费,所愿意支付的边际费用。这种方法是应用特征价格理论,运用模型求出影响房地产商品价格的品质因素所隐含的价格,并可确定每一品质因素变动对商品价格的影响程度。这样即使是非同质商品也可以在基期和报告期进行比较。设p为房地产商品价格;Xi为房地产品质因素;βi为各品质因素对房地产商品价格的影响系数;Tj为房地产商品在j期售出的虚拟变量,若出售Tj=1,否则Tj=0;rj为在j期出售的房地产商品价格变动;为随机误差项。根据特征价格理论可以建立房地产商品价格模型:
LnP=∑βiLnXi+∑rjTj+e(1)
通过回归分析,以得到各期的值,利用这些数据就可以编制房地产价格指数。这种方法虽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但在应用时要注意考虑这样几个问题:影响房地产价格的特征因素有那些;房地产价格与这些特征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因此,在实施时,该方法需要大量的房地产价格资料及相应的大量统计数据,这样有助于发现其中的规律,目前国外一般采用特征价格理论编制房地产指数,使计算出来的房地产指数尽可能反映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特征价格模型的实证研究和应用分为两个方面:
价格指数的编制。特征价格模型最初的用途是编制价格指数,即使在现在,特征价格模型的第一种且非常重要的用途,也还是根据数据的性质(时间序列数据、横截面数据、面板数据)对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进行全面改善,研究的基本目的是提高住宅价格基准的精确性,一些研究还构建了适用于特别用途的住宅价格指数,如对贫困分界点的测量进行改进。
推断特征的隐含价格和估计特征的市场需求。大多数研究往往把焦点集中在运用模型如何求得科学合理的特征价格这个问题上。而美国不少学者研究不同人种、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另外,有不少学者使用特征年龄系数来测度折旧。尽管估计特征的市场需求存在一些困难,但还是有许多研究试图得到单个住宅特征或特征群的需求参数(有时是供给和需求参数)。
三我国房地产价格指数的构建
应用特征价格模型的理论前提是市场均衡,在现实世界中满足这一理想条件的情况不存在。但是,国内市场经济的发育已经为应用特征价格模型创造了条件。应用的切入点可以房地产行业,因为在国外大约有一半多的房地产价格研究采用特征价格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借鉴经验。此外,国内房地产行业的资料收集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可以通过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各种渠道获取市场资料。因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重点研究:一是房地产价格指数的编制;二是房地产评估方法的完善;三是研究环境、交通等具体因素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这些都是可行的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由于房地产价格特征指数法要采集大量的数据,一般直接编制全国的房地产价格特征指数有困难,现以成都市房地产为例,探讨改进的房地产特征指数的实施方案。
(一)对城市房地产市场作分区、分类
这里主要是指对住宅的分类,可分为普通住宅、公寓、别墅,或分为多层、高层等,主要是使各类之间的品质更为接近,各类之间的区别更大些。分区就是将城市区域划为一个个片区,划分的原则就是保证每一个片区在环境品质方面,如周边学校、商业中心、医院、周边道路、空气污染情况、治安环境等方面大体的相同性。在实际操作时,应邀请本地区房地产市场方面的专家,采用特尔斐法确定影响房地产商品价格的品质因素。
(二)采用抽样调查方式获取数据
该方式能够事先计算和控制误差,同时还可以降低编制指数的成本。首先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分区分类后,抽样时宜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根据抽样原理在允许误差的情况下确定样本数目,再根据各片区的规模及近几年各片区的交易量来确定在每个片区抽样的数目。
然而,在同一片区内,房地产商品之间仅在楼层、建筑面积、装修程度、朝向等建筑物本身品质方面存在不同,因此较容易应用特征价格理论建立模型来评估这些品质的变动对房地产价格带来的影响。这样,如果同一房地产商品在报告期没有交易,也可采用在同一片区有交易的房地产商品修正后的价格作为代替,解决了样本前后期同一性的问题。同时因为同一片区的环境品质大体一致,前后期品质的影响也可消除。这样,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面提到的样本可比性和价格评估的问题。
(三)价格指数的构建
1.分区分类房地产均价。每一个片区同一类别的房地产价格保证了同质可比性,因此可以通过计算分区分类均价:
pij''''=∑p''''ijsq''''ijs/∑q''''ijs(2)
其中:i表示片区,j表示住宅类别,s表示样本房地产,t表示报告期,p''''ijs样本房屋用于房地产指数编制的房地产价格,q''''ijs为该房地产交易面积,t表示报告期,0表示基期。
2.分区分类房地产指数。由于每一个片区同一类别的房地产可以看作是同质样本,因此分区分类房地产指数就相当于个体指数,其计算公式如下:Iij=p''''ij/q0ijs(3)
3.综合指数。接下来就要采用加权的方法将分类分区指数合成综合指数,根据需要,可以合成某一行政区指数,也可以合成某一类别指数,或者合成总体综合指数。由分区分类指数合成综合指数,非常关键的是权重的选择。权重的选择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采用成交面积还是成交金额,目前国内房地产指数较多的采用成交面积,略显不足,有些高档住宅成交面积虽小,但成交金额较大,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中所占地位较重,这在权重中应有反映。二是只考虑有交易的房地产还是考虑全部的房地产交易面积都会发生变化,也就意味着现实中的权重在每一个计算期都发生变动,因此,按基期权重计算的结果就会与实际情况出现偏差。有些片区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因各种原因而退出指数计算,而有些新建小区可能要成为指数计算的样本。另外根据本地区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各片区所占权重经过一段时间也要进行调整。这些调整间隔大约一至两年为宜。样本或权重调整后都要对当期指数进行调整,以保证指数前后的衔接。
四结论
理论上,特征价格法要求房地产市场完全竞争。就房地产市场而言,由于房地产行业具有资金密集、开发规模大的特点。同时,我国政府对房地产企业的管理实行严格的行业准入制度,这样房地产市场存在一定的进入壁垒;而房地产建设投资周期长的特点又决定了企业在退出房地产业时也存在一定的障碍。房地产企业的数目与具有完全竞争行业的企业数目相比,相对而言要少得多。同时,虽然房地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产异质性,但应该看到,在同一类型的产品上,各企业提供的产品差别实际上并不是很大的。因此可以判定房地产市场至少不是完全竞争市场。
本文提出的房地产价格指数构建方法,不仅保留了特征价格指数方法的优点,还充分结合了目前我国实际的情况,对于构建适合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指数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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