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创业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热度持续不减，外资人民币基金更是随着国际顶级股权投资基金的进入和参与而更加为业内所关注。然而对于人民币基金，特别是外资人民币基金，长期存在法律法规的相对不完善及监管相对不确定的问题。通过对外资人民币基金有关热点问题的法律法规梳理分析，本文将试图为外资人民币基金的设立、运作和管理提供些许建议和参考意见。
外资人民币基金相关政策
1、全国性的相关规定
外资人民币基金主要包括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关于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具体性规定为《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科学技术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令[2003]第2号)。关于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并无统一的全国性的具体性规定，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等地均颁布了针对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设立的地方性规定。同时《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为设立合伙制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
2、部分地方性规定
外资人民币基金的主要形式
外资人民币基金主要包括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两种。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可采取非法人制组织形式，也可采取公司制组织形式。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一般采取公司制或合伙制组织形式。外资参与人民币基金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外资直接参与设立外资创业投资企业
2、外资间接参与设立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
3、外资直接参与设立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
外资人民币基金的出资及结汇
1、外资管理机构对基金的出资结汇
(1)之前的结汇限制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支付结汇管理有关业务操作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08]142号)142号文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应当在政府审批部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使用，除另有规定外，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不得用于境内股权投资。商务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境内股权投资，其资本金的境内划转应当经外汇局核准后才可办理。根据上述文件规定，外资管理机构外汇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无法用于对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的出资。
(2)地方性规定的突破
根据北京市《关于本市开展股权投资基金及其管理企业做好利用外资工作试点的暂行办法》(京政办函[2011]16号)第十二条规定，试点基金管理企业可以按相关外汇管理规定向托管银行办理结汇，并将结汇后的资金全部投入到所发起的股权投资基金中，试点基金管理企业的结汇金额上限为股权投资基金实际到账金额的(包含累计结汇金额)5％。
根据天津市《关于本市开展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及其管理机构试点工作的暂行办法》(津发改财金[2011]1206号)规定，试点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可以按照外汇管理相关规定向托管银行办理结汇，并将结汇后的资金全部投入到所发起的股权投资企业中，该部分出资不影响所投资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的原有属性。试点股权投资管理机构的结汇金额上限为股权投资企业实际到账金额的(包含累计结汇金额)5％。
根据上海市《关于本市开展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工作的实施办法》(沪金融办通[2010]38号)规定，获准试点的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可使用外汇资金对其发起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出资，金额不超过所募集资金总额度的5％，该部分出资不影响所投资股权投资企业的原有属性。
虽然之前存在142号文的结汇限制，但上述北京、天津和上海的规定突破了该等限制。
2、外资人民币基金对外投资的结汇
(1)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
根据142号文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进行境内股权投资有关问题的批复》(汇综复[2008]125号)规定，经商务部批准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可以在经营范围内以外汇资本金进行境内股权投资。在进行上述股权投资时，应由所在地外汇局核准其外汇资本金划转至被投资的企业。根据上述规定，外商投资创业投资对外投资时，可通过被投资企业进行外汇资本金结汇。
(2)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和规范部分资本项目外汇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1]45号)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不得以外汇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用于境内股权投资。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股权投资类外商投资企业以其外汇资本金、境内中资机构以资产变现账户内的外汇资金进行境内股权投资，参照外商投资性公司的外汇出资管理原则办理。
(3)QFLP制度突破
目前，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均出台了QFLP制度试点，满足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资质和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可参与设立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在满足相关条件时，该等境外投资者投入的外汇资金可由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直接申请进行结汇。
由于境外投资（企业）客观上具有地域广、距离远、门类多等特点，加之我国对境外投资缺乏管理经验，规章制度往往是边实践、边制定、边完善。因此，境外投资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突出地表现在境外企业的财务管理上。为了了解我国目前外贸及境外投资（企业）现状，研究外贸及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工作，探讨财政部门在支持外贸出口、加强境外投资财务管理方面所应采取的措施和对策，探索国有外贸企业改革的新途径，日前，财政部涉外司在深圳召开了部分省市财政厅（局）管理外贸及境外投资财务工作的负责人座谈会。会议期间，记者就有关话题采访了财政部涉外司杜俭司长、李军副司长，及深圳市财政局成泽民副局长、外经处程新处长。
外贸及境外投资成效显著
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形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外经贸经过两年多的困难时期，出现了稳定增长的好形势，外贸出口转降为升，进口增长较快。据海关统计，199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3,607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11、3%。其中：出口1,949亿美元，增长6、1%；进口1,658亿美元，增长18、2%；进出口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全年累计实现贸易顺差291亿美元。吸收外资保持相当规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取得重大突破，各项工作都取得新的成绩。另外，国有外贸企业经济效益有所好转。1999年国有外贸企业亏损为25、24亿元，比上年减亏21、69亿元。
财政部涉外司杜俭司长说，1999年国有外贸企业经济效益好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亏损额减少、亏损面下降。1999年全国国有外贸企业亏损25、24亿元，比上年同期减亏21、69亿元。其中：亏损企业亏损87、86亿元，比上年减亏16、91亿元。按独立核算企业计算，企业亏损面为64、32%，比上年下降1、29个百分点。（2）出口成本总体下降。1999年，全国外贸企业平均出口成本比上年平均下降了0、06元/美元。（3）外贸企业资产负债结构有所改善。 由于亏损减少，全国外贸企业资产负债率为85、76%，比上年下降1、9个百分点。外贸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的改善，有利于外贸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深圳市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有成效的城市之一。深圳经济之所以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除了凭借其地域优势和政策优势外，其中与深圳市大力发展外贸和招商引资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深圳市的外贸情况如何呢？深圳市财政局成泽民副局长说，1999年，深圳市外贸出口虽遇到了特区建立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但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外贸出口先抑后扬，增幅领先于全国，实现了进出口、出口、进口总值三项指标连续7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的成绩，1999年全市累计完成进出口总值50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4%，实现外贸顺差60亿美元，使全市外贸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总体运行保持良好的局面。1999年市财政安排了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和鼓励外贸出口。深圳的境外企业经过16年的发展，至目前正常运作的有37家，这些企业主要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包括中兴通讯、康佳集团、长城计算机等公司。经营内容以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和产品研究开发为主。境外企业的发展，为深圳市招商引资、开拓国际市场、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实施跨国经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加强境外投资财务
管理工作任务艰巨
总书记最近指出：我们必须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以利增加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应该充分看到，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出去”投资办厂，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搞经济技术合作，这同西部大开发一样，也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走出去”与“引进来”，是我们对外开放政策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二者缺一不可。杜俭司长说，这二十年我们是以“引进来”为主，把外国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人才等等引进来，这是完全必要的。不先“引进来”，我们的产品、技术、管理水平就难以提高。你想“走出去”也出不去。现在情况与二十年前不同了，我们的经济水平已大为提高，应该而且也有条件“走出去”了。只有大胆地积极地“走出去”，第一，才能弥补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第二，才能把我们的技术、设备、产品带出去，我们也才更有条件引进更新的技术，发展新的产业；第三，才能由小到大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以利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的竞争；第四，也才能更好地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贸合作。
对“走出去”投资办厂，开展贸易活动，必须加强管理，而管理又必须先找出问题之所在，然后才能对症下药。杜俭司长说，就目前来看，境外投资和境外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确存在不少问题。第一，问题相当严重。去年以来，部分境外企业暴露出的因投资决策失误、管理不善而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等问题触目惊心。这些境外企业不仅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还严重影响了我国中资企业在境外的信誉和形象。第二，问题相当特别。境外企业出现的问题有一些共同点：一是“级别”高，影响大；二是发现问题晚，在提出救助时多已严重资不抵债；三是问题多出现在港澳地区，政策敏感性强；四是问题一经发现，均有告急性质，如火烧眉毛一般。第三，地方财政部门境外投资和境外企业财务管理非常薄弱。财政部《境外投资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已4年有余，除少数省市境外投资和境外企业财务管理抓得较好外，多数省市境外企业的报表还收不齐全，基础管理工作很不健全，深层次的管理更无从谈起。
坚定信心
做好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工作
境外企业财务管理不善造成的财务风险和漏洞已严重威胁境外企业的生存，如不妥善处理将会引起更大不良影响和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因此加强境外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已是迫在眉睫，势在必行。杜俭司长说，境外投资管理和境外企业中存在的问题已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为解决境外企业出现的问题，去年10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境外中资企业管理法规起草联席会议，由副总理牵头，负责制定境外投资管理的法规工作。境外投资的财务和资产管理办法由财政部负责制定。因此，财政部门必须把境外投资和境外企业的财务管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财政部门将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进一步深化涉外财务改革，健全和完善财政规章制度，规范外事经费和涉外企业财务管理，保障和推动我国外交外事工作的顺利开展，支持和促进我国涉外经济工作的全面健康发展。在防范财政风险方面加强管理，维护国家形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2000年境外投资和境外企业财务管理的工作重点主要是：清理摸家底，整顿脱困境，改革求发展，管理要效益，监督防风险。
(一)清理摸家底。多年来，境外企业管理不够规范，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隶属关系都在境外建企业，现在问题是家底不清。一是清理企业数量；二是摸清是否批准；三是摸清企业基本情况。
(二)整顿脱困境。根据境外企业不同情况，不同性质，不同问题进行整顿。一是对资不抵债的该关闭的关闭，能救活的要采取措施救活；二是对运营正常的，要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调整、重组和兼并。
(三)改革求发展。境外企业管理体制，运营机制许多没与市场经济接轨，要用改革的思想来促进企业的发展。
(四)管理要效益。要求投资主体加强监督管理力度，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制约机制，遵守当地法律，加强党的领导，接受有关部门监督。
(五)监督防风险。建立财务执行情况报告制度，逐步建立快报制度，同时对企业进行定期、不定期审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维护国家利益和防范财政风险。
谈到外贸及境外企业的财务管理，深圳市财政局外经处程新处长说，深圳的境外企业大多数在港澳地区，因其天时地利的条件，给管理上带来一定程度的便利。深圳目前正常运作的境外企业有37家，资产总额和净资产总额分别为1、05亿美元和5089万美元，平均资产负债率为52%。总体上看，其运作状况良好，但仍然存在部分企业资债不清、盈亏不实、财会人员素质不高等现象，以及流动资金周转慢、短期偿债能力差、应收账款回收难等情况。这些都是在今后的财务管理中必须加强的。作为财政部门来讲，主要是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和加快外贸及境外企业的发展。比如，今年将继续保持外贸专项贷款4亿元人民币的规模；争取外贸发展基金的规模在每年增加人民币3000万元的基础上今年有新的增加，同时协同有关银行一起进一步完善外贸发展基金和外贸专项贷款的具体发放办法；对市政府组织的出国参展企业继续给予摊位费补贴；采取措施积极支持深圳企业发展境外加工贸易；根据财政部的统一部署，对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给予资金上的扶持等。
制定规章制度
严格境外投资财务管理
一、我国的国际投资情况
国际投资理论创始人约翰？邓宁将一国的投资发展状态分为三个阶段：吸引外资为主、对外投资为辅的初级不平衡阶段；国际双向投资相平衡的中级平衡阶段，或者对外投资大于吸收外资的较高层次的不平衡阶段；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相匹配的高级平衡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吸引了大量外资并且获得巨大成功。邓小平提出“引进来”的战略，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方式吸引外商来华投资，进一步吸引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人才、管理方式等。通过“引进来”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带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我国企业各方面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已经历了以吸引外资为主、对外投资为辅的初级不平衡阶段，现在进入的是双向投资相平衡的中级平衡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来我国境内投资的主要是港澳台的中小型投资者。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我国直接投资增多，增加我国的投资总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这有利于利用大量的其他国家的资金和资源，加快本国的工业化进程，拓宽我国对外开放领域，使我国与其他国家互动的内容更为多样。
在外资资额方面，由于我国“引进来”政策，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外国投资者来我国投资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每年都形成了新资产。近年来，到我国直接投资的资金流量一直保持较大增长，居于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首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外商投资首选地之一。2013年1月至11月，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434家，同比下降9、19%；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5、06亿美元，同比增长5、48%、、、、、、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和欧盟28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都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已经历了以吸引外资为主、对外投资为辅的初级不平衡阶段，现在进入的是双向投资相平衡的中级平衡阶段。
在投资区域、产业方面，上述国家/地区的来华新设企业的数量呈下降趋势，投资出现放缓迹象。来我国投资的主要是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为了吸引外资，我国政府向外商开放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区，以及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开放城市，又逐渐向外商开放中西部、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地区。随着外国投资资金流入我国各地区，我国得到的不仅仅是外国资金，还通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我国境内投资带来的技术、管理和人力资源等先进方面改善本国的产业结构、开拓国际市场以及弥补本国相关技术的空白，通过充分利用外国投资资本，以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通过外国投资使我国改善原有的产业结构，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引发各种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重新配置。
二、我国国际投资的环境污染问题
由于投资来源地环保法规日益严格，甚至有的产品禁止生产，或者由于当地生产成本高，投资者将这些产业转移到中国生产，我国香港、台湾、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等把大量的污染密集产业和高度污染密集产业转移到大陆，欧美日等一些发达国家也将一些高度污染密集产业乃至危险废物转移到中国进行生产和处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来华投资生产的外国企业逐渐增多，我国的制造业是最具备竞争力的。虽然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工资上涨速度较其他国家快，有部分国家将加工制造的工序转移到其他国家，例如印度、越南、泰国等区域，以达到降低成本的需要，但是还是有相当多的国家将加工制造的工序放在我国，我国仍然是主要制造基地之一。
在江苏省金湖县金湖工业园内，有不少国家明令禁止的污染项目，如理士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锂电池、充电器、电动车、塑料等产品的大型美国独资企业，也是工业园区内生产污染最严重的企业之一，而这个项目是国外淘汰的污染项目。对于高科技产业的制造业到我国生产，我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应该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来我国投资的外国企业将先进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先进管理模式等方面带到中国，提高了中国的生产结构水平，中国的制造业进一步与国际社会接轨。另一方面，诸多高科技产业不断在我国加工制造，外国企业通过对其他国家直接投资的手段将环境污染转移到其他国家。发达国家来我国投资的产业大部分都是某些产业链条中的一部分，将加工制造消耗环境资源、容易产生环境污染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可降解物质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这些在投入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环境污染，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外国企业还通过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以及税收的优惠等方式，降低其生产过程的成本，将生产中所消耗的环境资源成本转移到我国。
三、完善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交往的逐渐增多，有些国家对我国的投资行为破坏了东道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我国对于投资管理的相关立法还不成熟，缺乏完善和系统的对外投资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经济监管的重视程度大于对环境监管的重视程度，重点关注国际投资的经济因素，因此，我国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冲突十分明显。
（一）环境污染的主要成因
1、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矛盾
环境问题经常带有时间性，例如，如果今天砍伐古代的森林，未来的世代的人就不能使用，而今天做出砍伐或者保护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有者或者管理者关注的是眼前的利益还是长远的利益。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国际环境污染转移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较量。
一方面，国内一些地区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没，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往往以环境污染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在生产过程中加大了环境资源的消耗量，并且没有依法处理生产过程中污染物质。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对于环境监督管理的力度还不到位，导致国内一些企业漠视环境保护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对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制定的相关标准比发达国家低，并且种类少。外国企业通过合法的方式进入我国生产，这样外国企业通过投资相关产业的方式将生产过程中容易出现严重污染的产品，以及残留有害废弃物的生产过程中的衍生物在我国生产。如，外国企业到我国生产水泥，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水泥行业的排放标准低。水泥行业是我国行业中产生重点污染的行业之一，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物质，对我国的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我国引进外资的项目不断增加，然而国内的环保法律制度不完善。以经济利益为条件，某些外国严重污染行业转移到我国。如，出售旧设备，由于通过某些旧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符合外国的环境标准，但是却不与我国环境标准相违背，加重了我国环境的负担。
我国在国际投资方面，既要加强防范环境风险的意识，保护本国以及外国的环境，防止环境污染转移，又要完善本国的环境污染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规定应于国际社会接轨，以达到保护环境与经济和谐发展的目的。我国“引进来”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主要是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所引起的。
2、我国环境监督的问题
目前，政府监管是环境监管主要的方式之一，通过政府监管维护公共环境的利益，但在诸多方面仍存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中第九条规定了：“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我国的环境监督管理是统一监管与分级监管相结合的形式，但是上述法律规定中并没有县级以下的环境监管机构的规定，缺乏对农村的环境进行监管，不利于完善全国环境监督机构设置，在环境保护问题中留有漏点。一方面，由于政府追求的GDP的数值，重视生产发展与经济利益，忽视环境保护与生态效益。为了追求政绩，某些地方降低条件来吸引外资，使“引进来”的企业将环境污染转移。国际投资公司的投资行为引起大量的环境问题，由于企业所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剩余价值，通过非法开采、无环保手续等手段谋求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环境问题复杂，仅靠政府监管是不够的，加之我国环境监管部门的职责不明晰，权力分散，影响执行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
（二）加强我国环境监管
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人类社会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防治的道路。这种治理模式是通过大量的环境治理投入，建立污染控制措施，对生产中产生的大量“三废”进行处理，而这种治理模式浪费大量资源，经济代价也很高。因此，从根本意义上保护环境就要通过法律手段提前采取预防措施。
1、加强全国环境监管
胡锦涛在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这表明了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构建和谐世界、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等方面的明确态度。
完善我国环境监管体制，通过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内容，建立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体系；完善《环境保护法》的实体与程序制度，进而建立市场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加强政府监管、社会监管、企业自身监管等监管方式；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明确各个监管部门的职责、监管程序等方面；完善全国覆盖的环境监管体系，明确县级以下的监管机构设置以及职责，做到分工明确；修改不符合法律以及不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法律规定；对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好的企业提供财政支持、税收减免等方式，还曝光企业环境破坏行为等环境污染行为，使这些企业自主保护环境。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与经济发展是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在通过投资加快经济进程的脚步过程中，伴随的是我国或者其他国家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问题，因此，我国必须加强环境保护监管，使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和谐并存。
2、构建多元化的基层环境监管
我国对于城市环境问题的监管不断完善，但是对于农村的环境监管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并不具体。如需加强农村的环境监管手段，并不能完全照搬城市的环境监管方式，必须依照农村特有的环境问题，形成多元化的基层环境监管模式。
基层政府对农村的基本事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对农村的发展具有导向性作用，基层政府在保护农村的环境问题方面处于主导地位。而农民作为农村构成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环境污染已经威胁到农民生存、发展的空间。农民应加强自身的环境权意识，积极投入到维护环境的活动中，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城市群体与农村群体之间的环境权益的不公平对待，正式基于农民的环境权益长期被忽视，并且不能正确解读环境权益分配的结果。上面所述的农村基层政府对农村环境监管是从“内部”监管农村的环境问题，而农民参与到环境监管过程中，这是从“外部”监管农村的环境，这是从内、外两个不同角度维护农村的环境权。
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总额12、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0、9%，主要是受到外部需求因素影响，也有对去年年初虚假套利贸易“挤水分”的因素。从5、6月份数据看，外贸形势已出现转好迹象。上半年外贸运行的主要特点是：进出口累计下降幅度收窄，5、6月份连续实现正增长。一般贸易增长较快，加工贸易下降较多。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累计降幅收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累计增速提高。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较快，东部地区进出口有所下降。对欧美日、东盟贸易保持增长，与香港、台湾地区贸易大幅下降。
上半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略有增长。1―6月，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10973家，同比增长3、2%；实际利用外资金额633、3亿美元，同比增长2、2%（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长14、8%，占比进一步提升，达56%。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长9、6%。
前6个月，我国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433、4亿美元，同比下降5%。总体看，我企业境外投资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企业自身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但受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等因素制约，我国境外投资快速增长势头有所减缓。
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我们会同或配合有关部门，认真落实稳定外需的政策措施，完善投资环境，改革外商投资项目管理方式，进一步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维护跨境投资的良好秩序。
一是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取得进展。按照国务院要求，继续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加快推进建设。参与上海自贸试验区新一轮扩大开放措施研究，自贸试验区提出新的31条开放举措已获国务院批准。指导和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定2014版负面清单，外商投资特别管理措施由原先的190条调整为139条。研究建立自贸试验区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推动上海自贸试验区探索试行有效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措施，进一步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各项主要工作任务取得明显进展，试验区制度框架初步建立，改革效应开始显现，国际国内反映积极，树立了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形象。
二是推动自贸区战略实施取得进展。发展改革委作为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主要参与部门，一直积极推动我国自贸区网络建设相关工作。今年7月1日起，中国―冰岛自由贸易协定、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至此，我国正式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达到12个。积极参与中国―韩国、中国―澳大利亚的自贸协定谈判及研究，拟推动谈判早日完成。同时，还积极推动中日韩、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多项自贸谈判，参加我国与斯里兰卡、哥伦比亚等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并参与研究探索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可能路径。
三是出台《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5月，《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2号），规定除《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中有中方控股（含相对控股）要求的鼓励类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以及属于《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年本）》第一至十一项所列的外商投资项目实行核准制外，其余《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中的允许类项目、没有中方控股（含相对控股）要求的鼓励类项目取消核准，由地方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并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限制类中的房地产项目和总投资（含增资）5000万美元以下的其他限制类项目以及有中方控股（含相对控股）要求的总投资（含增资）3亿美元以下鼓励类项目核准职责下放至省级政府。从项目管理层级看，12号令将绝大多数核准和所有备案的外商投资项目均下放由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负责，实现了属地化管理，极大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同时，在备案管理上，我们充分借鉴了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经验，对外商投资项目备案要求进行了大量简化，不再对项目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和产品技术方案等应由企业自主决策的内容进行审查，赋予企业投资自，激发市场活力，注重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社会有关方面一直高度关注此次改革，并给予了积极评价。
四是《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今年4月，发展改革委正式《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9号），大幅提高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权限，取消企业境外投资中，除涉及敏感国家或地区、敏感行业的项目外，中方投资10亿美元以下的项目核准，对一般境外投资项目一律实行备案制。同时，进一步简化程序、明确时限，提升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规范化、便利化水平。为切实抓好9号令的贯彻实施工作，于5月下发《关于实施〈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外资〔2014〕947号），明确了关于项目核准、备案和信息报告申请文件及附件的要求，了境外投资项目申请报告示范大纲、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申报文件和申请表格式，以及境外收购或竞标项目信息报告报送函和信息报告格式等，进一步提高境外投资项目管理的便利化和透明度。按照2013年的核准情况测算，9号令新规实施后，92%的项目将改为备案，大大提升企业境外投资便利化水平。
五是建成并启用境外投资项目网上备案系统。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的要求，推进境外投资项目管理由核准制向备案制转变，完成了全国境外投资项目网上备案系统建设工作，并于6月底正式启用。通过网上备案系统，所有申报企业均可在网上完成项目备案，实现与项目备案部门的线上交流，及时掌握备案办理进度。在提高备案效率的同时，网上备案系统实行24小时安全监测和数据隔离，有效保障了项目信息安全。该系统便捷、高效、安全，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境外投资便利化水平和境外投资监管水平。自网上备案系统启用以来，企业和地方普遍反映境外投资项目备案效率显著提高。
下一步，在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方面，我们将继续会同或配合有关部门，着力推动以下五项工作，一是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改进和完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认真贯彻施行发展改革委12号令，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准入标准、诚信记录等信息的横向互通制度，实现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的信息共享。建立完善外商投资项目管理电子信息系统，实现外商投资项目可查询、可监督，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水平。制定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管理办法，为完善全国性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机制积累新经验，探索新途径。二是深化和扩大对外开放，优化利用外资产业和区域结构。全面推进一、二、三产业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进一步放开外资准入限制，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进行补充修订。积极引导外资参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增强创新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开放，有针对性地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序梯度转移。三是统筹软硬环境建设，改善重点领域投资环境。加强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创新环境，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推动把利用外资从主要依靠生产成本优势转到主要依靠人才、环境、市场上来，致力于形成产业配套、国内市场、基础设施、人力资源、行政服务等各类要素综合新优势。四是加强境外投资宏观指导，完善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制定和实施境外投资中长期发展规划、重点领域和区域投资规划。重点鼓励有利于满足国内能源资源需求、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化解国内过剩产能、带动设备标准和服务输出的各类境外投资。加强境外投资项目协调，避免无序竞争。引导企业在境外依法合规经营，注重环境资源保护，加强境外投资环境影响与风险评估，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加快境外投资法制建设，制定和出台《境外投资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改革境外投资审批制度，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最大限度减小核准范围，简化核准手续。完善相关管理规定，允许个人投资者开展境外投资。五是构建境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强化财税支持政策，加大金融服务力度，健全对外投资统计、监测、评价和通报制度，建立政府层面公共信息平台，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有效信息服务。大力培育和支持国内资产评估、法律服务、会计服务、投资顾问、设计咨询、风险评估等相关中介机构。支持行业商（协）会积极发挥服务和促进作用。
一、人民币境外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一）外汇资金来源审查问题
目前我国对境外投资管理仍然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项目审批方式，要求若境内投资主体对外投资的形式为现汇，应要求外汇局根据相关规定严格审核外汇资金来源。在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由于资本运作内在需要以及境外投资立项审批的时滞因素影响，常常会出现投资主体变更投资方式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求重新进行审批。但是很多投资主体为了一己私利，尽可能减少为行政审批成本，境外投资时更多的会选择非正常渠道。因此当前的境外投资资金来源审查工作在投资主体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下，并没有充分发挥其真正价值。
（二）境内投资主体的监管问题
目前，很多境内投资主体并没有经过相关管理部门的批准，将对外投资的外汇形式擅自变更为人民币，有效的逃脱了管理部门的监管，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同时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境外投资监管体系，约束机制缺乏有效性，导致境外投资项目监管力度不足，很多境内投资主体容易钻管理以及政策上的漏洞，常常会出现可在周边地区或国家进行人民币可兑换现象，以及将人民币资产进行非法境外转移造成资本外逃现象。
（三）代客境外理财产品风险防范问题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受到外汇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广大居民对于外汇业务的接触和了解有一定提高，但从总体而言，了解不全面，对于代客境外理财产品的认识以及把握不够。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升高，人民币不断升值，人民币境外投资的收益极易受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鉴于此背景下，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风险性也越来越高。
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境外投资政策的建议
（一）实现境外投资外汇来源审查的备案制管理
科学、完善的行政许可管理体系可有效提高管理效率，使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发挥到极致，促进对外投资以及对外贸易的便利程度。应遵循风险可控、区别对待、分类管理的基本原则加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力度，尽可能减少行政性审批环节，提高行政性审批的规范性，并且逐步实现外汇来源审查的备案制管理。针对现阶段我国人民币境外投资的现状而言，实行审批制与备案制相结合是最为理想、有效的管理制度，审批制管理比较适用于国家垄断产业、大额对外投资项目、大中型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稀缺资源行业、援外项目以及国民经济命脉产业等；而备案制管理则比较适用于小额境外投资、夕阳产业、纯带料加工项目以及小型企业等。
（二）规范人民币境外投资行为，加强监管
应允许投资主体在境外实体经济投资中采用人民币形式，若在管理完备以及制度健全的条件下，应大力支持企业在周边地区以及国家采用人民币投资，适当降低人民币流出境外的监管限制。首先国家应尽快出台有效的人民币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具体规定人民币境外投资的风险审查、利润分配、投资来源等内容，提高相关管理部门操作的规范性。通化市应适当控制人民币境外投资的规模，确定合理的人民币对外投资总额，尤其是一些投资较大的行为，应注意加强监管，避免出现本币流失现象。其次对于人民币境外投资的重点和范围应作出具体规定，就目前而言，应规定在具有完善的人民币结算机制，法制较为健全、经济以及政治环境相对稳定以及社会信用基础较好的周边地区或国家。
（三）加强代客理财的市场监管，加强投资者的风险意识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深化境外投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方向，促进企业合理有序开展境外投资活动，防范和应对境外投资风险，推动境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与投资目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企业主体。在境外投资领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按照商业原则和国际惯例开展境外投资，企业在政府引导下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坚持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水平，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坚持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方式，在资本项下实行有管理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按鼓励发展+负面清单;模式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方向。
坚持互利共赢。引导企业充分考虑投资目的国国情和实际需求，注重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开展互利合作，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促进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坚持防范风险。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国家经济外交整体战略，坚持依法合规，合理把握境外投资重点和节奏，积极做好境外投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切实防范各类风险。
三、鼓励开展的境外投资
支持境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积极稳妥开展境外投资活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带动国内优势产能、优质装备、适用技术输出，提升我国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弥补我国能源资源短缺，推动我国相关产业提质升级。
（一）重点推进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境外投资。
（二）稳步开展带动优势产能、优质装备和技术标准输出的境外投资。
（三）加强与境外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合作，鼓励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
（四）在审慎评估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稳妥参与境外油气、矿产等能源资源勘探和开发。
（五）着力扩大农业对外合作，开展农林牧副渔等领域互利共赢的投资合作。
（六）有序推进商贸、文化、物流等服务领域境外投资，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在境外建立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络，依法合规开展业务。
四、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
限制境内企业开展与国家和平发展外交方针、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以及宏观调控政策不符的境外投资，包括：
（一）赴与我国未建交、发生战乱或者我国缔结的双多边条约或协议规定需要限制的敏感国家和地区开展境外投资。
（二）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
（三）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
（四）使用不符合投资目的国技术标准要求的落后生产设备开展境外投资。
（五）不符合投资目的国环保、能耗、安全标准的境外投资。
其中，前三类须经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五、禁止开展的境外投资
禁止境内企业参与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等的境外投资，包括：
（一）涉及未经国家批准的军事工业核心技术和产品输出的境外投资。
（二）运用我国禁止出口的技术、工艺、产品的境外投资。
（三）业、色情业等境外投资。
（四）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禁止的境外投资。
（五）其他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
六、保障措施
（一）实施分类指导。对鼓励开展的境外投资，要在税收、外汇、保险、海关、信息等方面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为企业创造更加良好的便利化条件。对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要引导企业审慎参与，并结合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提示。对禁止开展的境外投资，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严格管控。
（二）完善管理机制。加强境外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防范虚假投资行为。建立境外投资黑名单制度，对违规投资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指导境内企业加强对其控制的境外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境外投资决策、财务管理和违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资本金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审计制度，维护境外国有资产安全。
（三）提高服务水平。制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境外合规经营风险审查、管控和决策体系，深入了解境外投资合作政策法规和国际惯例，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经营。加强与有关国家在投资保护、金融、人员往来等方面机制化合作，为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创造良好外部环境。支持境内资产评估、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税务服务、投资顾问、设计咨询、风险评估、认证、仲裁等相关中介机构发展，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的商业咨询服务，降低企业境外投资经营风险。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政策体系 问题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2007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187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6、2%；截至2007年底我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的存量达到937亿美元，2007年经商务部核准或备案的境外中资企业达1、2万家，范围已扩展到世界172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缓解我国企业资金短缺的压力、有效弥补国内资源供给不足，同时也是我国企业克服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的重要途径。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与渗透，我国外贸不平衡问题逐渐加剧与突出的背景下，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具有客观必然性，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证明，政府部门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支持体系是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保证。我国政府虽然已初步建立起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服务、保障和监管体系，特别是近几年国家在财税、信贷、保险、外汇等方面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进一步改善了对外投资的政策环境。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法律体系和支持服务措施等相对滞后，已难以适应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迅速发展的实际需要，健全、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的政策体系已势在必行。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体制问题
1、多头管理。
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中，多头审批管理一直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目前仍有众多的部门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工作：商务部是国务院授权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拟定境外投资的管理办法和具体政策，起草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法核准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类除外）并实施监督管理。发改委负责安排国家拨款的境外资源开发类和大额用汇投资项目。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资委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协助管理部门，负责与对外投资有关的外汇汇出入、资金投放、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等事务。各地方政府和有关部委为其境外企业主办单位的政府主管部门，并根据本地区、本行业的综合优势和特点，确定本地区本行业的重点投资方向和领域。同时商务部授权其驻外使领馆商务处对中方在其所在国开办的各类企业进行一线监督管理。在这种多层次的管理体制下，表面上各部门各司其职，但实际上职能交叉，管理内容重叠。各部门从各自的管理权限和部门目的出发，制定出各自的管理办法，同时又缺乏一个权威的机构来负责统一协调，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造成混乱，极易产生矛盾。
2、行政审批制度繁琐。
由于目前我国境外投资管理涉及多个部门，企业一个境外投资项目往往要经过多个部门审核，审批环节过多，且个别环节存在重复审核和审核标准不一致的现象。目前企业走出去投资办厂，需要由企业向县级专业主管部门递交相关报告后，再经省、市、相关部委审批，最后还要经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联合核准，所耗时间短则3-5个月，长则数年。这些繁琐的审核手续，使审批时间过长，贻误了企业对外投资的时机。
3、国家对海外企业的监管不力。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一直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企业非法经营、投资移民、资本外逃等问题。这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中一直存在的“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不无关系。目前，我国对对外投资的监管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或无能为力的状态。尽管我国商务部从2003年起对境外投资实行了统计、年检和绩效评价制度，但由于少数投资主体对联合年检重视程度不够，落实不到位，导致部分境外企业没有参加联合年检；加之许多根本没有经过审批而私自进行对外投资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使我国对外投资统计的准确性与全面性大打折扣。财政部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管理基本上也是有名无实，其监管的条例和措施可操作性较差，而驻外使领馆商务处也缺乏必要的监管手段，其一线监管职能受到人员经费的严重制约。
4、严格的外汇管制影响了海外投资企业的国际、国内融资能力。
近年来，为了适应我国境内投资者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需要，外汇管理局逐步放宽了对境外投资的外汇管理：取消了境外投资风险审查制度和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允许境外企业产生的利润用于境外企业的增资或者在境外再投资；取消了境外投资购汇额度的限制，允许购汇或使用国内外汇贷款用于境外投资等。但是，企业走出去的融资担保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国家对境外投资企业的资金筹措和贷款担保仍限制得过多过死。例如，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对国内母公司给予境外子公司贷款担保有严格的数量限制，中国银行境外分行也不能向我国境外企业发放贷款。这些规定都极大削弱了海外投资企业的国际国内融资能力。
（二）保障制度问题
1、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我国对外投资立法严重滞后于海外投资实践的发展。我国的第一项对外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但直到1985年才有了第一个规范海外投资的法规。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出台一部系统的、既符合国际规范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海外投资法》，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对外投资的法律体系。现行的有些法规不仅颁布时间较早，而且门类残缺不全，难以适应当前企业海外投资的需要。而且由于目前我国对外投资仍处于多头管理状态，各项法规分别由众多管理部门制定。这些产生于各部门管理权限和目的之下的政策法规难免有不衔接甚至相互抵触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海外投资混乱无序的状态。
2、保险制度不健全。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资本输出国为保护鼓励海外投资而向本国私人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的法律保障制度。据此制度，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遭受承保范围内的风险致使投资者损失的，由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并取得代位求偿权，然后该保险机构可依据与东道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向东道国索赔。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政策性保险公司为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活动提供政治风险保障。但从其目前提供的服务来看，主要还是侧重于与出口业务有关的保险。公司成立以来至今承保的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业务仍相当有限。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缺位加重了海外企业应对风险的成本。
3、双边多边投资保护机制不健全。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与115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海外市场（约占我国境外投资目的国的28%）与我国尚未签订此类协定。而在已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其中多数都是同来华投资的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签订的，其主要目的是吸引这些国家的投资，而未将保护中国境外投资列为重点。这事实上导致双边投资协定演变为我国政府的单方面承诺。即使我国与别国签署的双边协定中列有相互保障投资安全的条款，由于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缺失，这些协定仍难以发挥实际效果。
在国内投资保险制度和双边投资保护机制均不健全的同时，我国对多边投资保险机制的作用也未给予充分重视。根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MIGA）建立的担保机构主要向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海外投资的非商业性风险给予担保，并提供争端解决机制，我国虽然是MIGA的创始会员国和主要出资国之一，但截至2006年，我国境外投资者尚无使用多边投资保险的记录。
（三）服务支持体系问题
1、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小，获取成本高。
目前在金融政策方面，根据国家境外投资发展规划，对于能弥补国内资源相对不足的境外资源开发类项目和能利用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的境外研发中心项目等四类项目，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每年的出口信贷计划中，安排一定规模的信贷资金予以支持。该境外投资专项贷款享有中国进出口银行出口信贷优惠利率。对于那些对国家利益具有重大影响但企业自身资金实力尚无法完成的海外投资项目，中国政府的海外投资专项贷款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但由于受到出口信贷规模的限制，海外投资专项贷款规模有限，而且申请使用海外投资专项贷款的项目，需按《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获得核准，并由中国进出口银行遵循独立审贷的原则对项目贷款的条件进行审查，审批手续繁琐，耗时长，获取成本高。
2、财税政策的支持方式单一，缺乏政策导向。
在财税政策方面，我国的支持政策主要体现在：对企业从事境外投资时发生的前期费用予以直接补助，从境内银行取得的用于项目建设及运营的一年以上的中长期贷款予以财政贴息；对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予以资金支持；纳税人在与中国缔结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所纳税收予以抵免，对承担援外项目的企业实行税收饶让，在境外遇到不可抗力风险而造成损失的企业对其境外所得给于一年减征或免征的照顾等。但目前我国的财税支持政策只是零星的散布于某些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尚未形成体系，也没有体现出在对外投资的产业、地区以及投资方式上的政策导向，与其他的对外投资政策缺乏衔接和协调。另外，优惠方式单一，这特别体现在我国的税收政策中。目前我国的税收政策主要侧重于税收抵免、饶让等直接鼓励措施，对于加速折旧、延期纳税、设立亏损准备金等间接鼓励措施却很少涉及。这种政策虽然透明度高，但对于投资大、见效慢的项目刺激效果有限。即使在直接鼓励措施中也只有对直接抵免的规定，没有涉及到国际通行的间接抵免的操作方法，随着我国投资方式日趋多样化，这必然会造成海外企业在税收交纳和抵免时出现无章可循的局面。
3、信息咨询不到位，技术援助少。
在信息服务方面，我国主要依靠驻外使领馆提供一些有关驻在国的宏观经济、市场需求和基本的法律框架等方面的信息。这些商务信息一般都直接反映到中央有关部委，按行政隶属关系再向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传递，基本上是一条单向、封闭的路线。目前我国的信息服务活动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国外已进行的一些信息服务如组织由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参加的投资代表团出国考察，建立有兴趣去海外投资的企业数据库，提供有关国家特定行业甚至特定项目的信息，为投资牵线搭桥等开展很少。而且由于没有提供信息服务的特定机构，搜集的信息比较零散，缺乏整理加工，很多信息的价值没有充分发掘。另外，我国在海外投资的可行性研究、项目开发与启动、人员培训方面提供的技术援助也很少。这都使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时面临信息、人才、资金短缺的困境。
二、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以监管为核心，审批为辅助，完善对外投资的监管体制
1、设立统一独立的管理机构，改多部门审批为单一部门审批。
尽快设立一个统一独立的管理机构如对外投资委员会，在宏观层面上统一领导和协调组织全国的对外投资活动。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我国有关对外投资的战略、方针、政策，结合我国产业政策，在分析企业优势和国际市场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对海外投资的产业和地区进行协调指导；依法核准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并实施监督管理，协调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人民银行等的管理活动，并领导协调我国银行、驻外使领馆对海外投资进行监督；发挥服务功能，为海外投资和海外企业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咨询和技术援助。
2、改革审批体制，提高审批效率，增强透明度。
海外投资委员会应统一目前我国海外投资的审批标准，使审批内容更具合理性：在海外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基础上，结合项目金额和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而采取不同的审批方式，其中国有企业应成为政府对外投资管制的主要对象。对私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只要不属于我国限制投资的敏感领域，应逐步过渡为登记备案制；对于国有企业则应结合项目金额，限额以下的项目为自动许可，限额以上的由海外投资委员会进行核准。对于需核准的项目，国家应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内容，提高审批效率；并将审批内容、程序、标准等对外公布，接受社会和企业的监督。
3、加大监管力度，落实监管措施，建立健全监管体系。
海外投资委员会应协调银行、国资委、财政部、驻外使领馆等部门构建我国对外投资的监管体系。对于国有企业，国资委应承担起对外投资出资人的角色，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国内母公司加强管理；财政部门应修订有关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境外企业的财务工作；同时落实投资主体责任制和投资项目法人责任制，确保企业自身承担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对于私营企业，则应联合投资母体所在地的工商税务和银行实行全程监管监控，以防止资本外逃和投资移民。另外，加强对外投资企业的年审工作和驻外使领馆对所在国企业的监督管理，并以投资金额为标准确立监管的重点企业和项目，加大相应的法律、经济、行政处罚措施，确保我国的监管措施能够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二）以立法为基础，通过外交手段，健全对外投资的保障制度
1、构建立法体系，完善保险制度，健全对外投资的单边保障制度。
系统健全的立法体系是保证海外投资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根本和保障。在总体法律框架方面，我国首先应制定一部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的《海外投资法》作为调整境外投资的基本法。该法律应对我国的投资目标、投资主体、投资形式、审批程序、资金融通、企业管理等方面做出原则性规定。在此基础上，根据海外投资实践，及时补充境外投资法的实施细则及其他的单项法规，如《境外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投资保险法》等，彻底改变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局面。
明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国家政策性保险机构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风险保障服务的职责。建议政府加大政策性风险基金投入，以便于中国信保能够扩大承保范围和保险金额；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并在审批环节中对投资于未建交国家和高风险国家的企业实行强制投保，以便对海外投资提供更充分的保护。
2、加强国际政策协调，完善对外投资的双边、多边保障体系。
进一步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商签、修订和履行的工作。特别是加强与我国尚未签订这两类协定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作。对已签订的协定增加对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加强保护的内容，如要求我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享有同等待遇，赔偿因战争、、暴乱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保障资本金和利润的自由汇出等。另一方面，加大宣传、普及力度，促使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提供的相应支持，并利用《多边投资争端解决公约》维护自身的利益。
（三）加大支持力度，丰富支持手段，建立对外投资的支持和服务体系
在金融支持政策方面，政府首先应加大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使之能相应扩展优惠贷款和贷款贴息的规模和范围。例如，我国的优惠贷款不应只局限于境外资源开发项目等四类项目，对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有带动作用的服务业投资，有利于转移我国过剩生产能力的生产加工项目，能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源的高新技术企业等都应成为资助的对象。其次，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放宽贷款担保限制，如允许金融机构的境外分行向我国的境外企业发放贷款，并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发行债券。最后，重视发挥商业银行的作用，鼓励银企合作。对于大型项目，由国家出面促成银团贷款，并通过向商业银行的海外贷款项目提供完善的保险制度，解除其后顾之忧，充分调动银行参与走出去项目融资的积极性。
财税政策支持方面，国家应该尽快设立海外投资发展基金、中小企业海外产业投资基金、对国家利益有重大意义的产业投资基金等，建立与完善我国的基金支持体系。这些基金可以由财政部、地区政府、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海外投资企业共同出资组成，根据企业申请，通过一定审核标准，向海外投资提供风险贷款。另外，以产业政策为引导，凭借多种支持手段，扩大税收政策的支持力度。例如，对于国家重点鼓励的投资行业和项目给予一定年限的所得税减免；对作为实物投资的出境物资和通过境外投资带动的机器设备、中间产品的出口给予全额退税；并完善目前的税收抵免制度，补充间接抵免的具体操作方法，并将加速折旧、延期纳税、设立亏损准备金等间接鼓励措施引进我国的税法当中。
信息咨询和技术援助方面，国家的海外投资委员会承担向海外投资和海外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和技术援助服务的功能。定期国别投资环境报告，尽可能提供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技术、法律和社会文化等信息；建立对外投资国别地区项目库和有兴趣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信息库，为企业寻找合作伙伴和投资项目提供服务；进一步了解企业的需求，联合驻外使领馆和国际商会分支机构形成庞大的信息互动网络，并加强对信息的整理和提炼，保证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开展更为积极的信息服务，如通过组织会议、投资组团、国外考察等方式为企业海外投资决策提供支持，并为企业决策前的可行性论证和项目规划、人员培训提供必要的资助。
[本文是山东省教育厅课题《我国服务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编号S07WF21）的部分研究成果，作者单位：山东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刘红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及国际比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一、“走出去”战略制度形成的三个阶段
（一）1979――1991年“走出去”战略的酝酿
1979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十五项措施》第一次把出国办企业、发展对外投资作为国家政策，奏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序曲。1984年5月，外经贸部《关于在国外和港澳地区举办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审批权限和原则的通知》；次年7月，外经贸部又《关于在境外开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的试行规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从国务院个案审批到规范性审批转变。1989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该办法和1997年颁布的《境外外汇账户管理规定》都是属于比较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这一阶段我国对外投资制度建设主要在行政审批和外汇管理上，十三年间，“走出去”的企业不多，规模不大，累计批准的1008家对外投资企业的中方投资仅13、96亿美元。
（二）1992――2001年“走出去”战略的确定
1992年中国GDP增长率达14、2%，经济过热。中央政府1993年开始宏观经济调控、紧缩银根，对境外企业也展开了一次全面的清理整顿。这一年，外经贸部起草的《境外企业管理条例》明确了政府各部门的外资管理职能：外经贸部负责对境外投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统一管理；国家计委负责审批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其他部委及省一级外经贸厅(委)为其境外企业主办单位的政府主管部门；外经贸部授权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对中方在其所在国开办的各类企业实行统一协调管理。1996年7月，财政部出台了《境外投资财务管理暂行办法》，成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制度。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第一次明确提出“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1998年2月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要有领导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国有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主要是到非洲、中亚、中东、中欧、南美等地投资办厂。”这标志着“走出去”战略雏形的形成。
配合“走出去”战略的提出，1999年集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促进境外加工贸易的配套措施：外经贸部等三部委的《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的意见》，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的《关于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企业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外经贸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中有关出口退税问题的通知》，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关于简化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外汇管理的通知》，以及外经贸部等五部委的《境外加工贸易企业周转外汇贷款贴息管理办法》和《境外加工贸易人民币中长期贷款贴息管理办法》（2003年，商务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境外加工贸易企业周转外汇贷款贴息和人民币中长期贷款贴息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该《补充通知》加大了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对境外加工贸易项目的支持力度）。
“走出去”战略的明确提出是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这一年的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首次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该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城镇化战略、人才战略并称为四大新战略。2001年3月，“走出去”战略正式写入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纲要要求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方面，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并完善境外投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约束机制，规范对外投资的监管。
（三）“走出去”战略的发展。
本文将重点讨论2002年至今即“走出去”战略的制度形成与发展完善。
二、“走出去”战略的制度框架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再次明确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此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外汇管理局等逐步启动了政策调整的步伐，开始了实质性的政策支持。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赋予企业更大的境外经营管理自，健全对境外投资企业的监管机制，促进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并在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对实施“走出去”战略进行了总结。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以前，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制度框架体系基本形成了以下内容。
（一）简化对外投资审批，完善监督管理
商务部（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2003年改组为商务部）2003年《关于做好境外投资审批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在北京等十二个省市进行了下放境外投资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的改革试点，地方外经贸部门的审批权限由100万美元提高到300万美元。
国务院2004年7月做出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了项目审批制度，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这一年，我国对外投资项目也从审批制向核准（备案制）发生根本性转变：中方投资3000万美元及以上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上述项目之外的境外投资项目，中央管理企业投资的项目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备案，其他企业投资的项目由地方政府按照有关法规办理核准。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由商务部核准。
2004年8月，商务部和国务院港澳办制定了《关于内地企业赴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同年10月，商务部《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为配合该《规定》，商务部2005年又提出了《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工作细则》，启用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批准证书。这些政策为国家支持和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赴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提供了政策依据，进一步明确、简化了境外投资程序。值得说明的是，2004年10月，国家发改委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和商务部在同一个月的《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普遍被认为政府职能管理上存在重叠。
此外，外经贸部联合其他部委在2002年分别了《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该制度在2004年修订后于2005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试行）》、《成立境外中资企业商会（协会）的暂行规定》。从2003年起，由商务部牵头组织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境外投资联合年检、对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和境外中商企业商会工作。在出国人员管理方面，外经贸部、外交部、公安部2002年3月联合了《办理劳务人员出国手续的办法》，外交部2002年了《外派劳务人员申办签证实施细则（试行）》，进一步规范和简化劳务人员出国审批手续。此外，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05年5月了《企业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制度》，要求企业在确定境外并购意向后，须及时向商务部及外汇管理部门报告。
（二）简化手续、放宽对外投资外汇管制
庞大的外汇储备和不断升值的人民币使上我国世纪80年代形成的、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显得滞后，外汇管理特事特办的情况日益增多。2002年以来，我国开始了“简化手续、放宽管制、开展试点、全面推行”的外汇管理制度变革。
2003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境外投资利润汇回保证金审批等26项行政审批项目，退还了已收取的境外投资的汇回利润保证金，并允许境外企业产生的利润用于境外企业的增资或者在境外再投资。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手续得到逐步简化和最终取消。2003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各试点地区的外汇管理部门，被允许直接出具中方外汇投资额不超过300万美元的境外投资项目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意见，在额度内允许投资主体购汇境外投资。2005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将此项24个省市试点范围扩展到全国，并将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权限由300万美元提高至1000万美元。2006年7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彻底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和购汇额度的限制，有力地推动了“走出去”战略的贯彻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外汇管理局2004年的《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境内成员企业利用自有外汇资金以及从其他境内成员公司拆借的外汇资金，对境外成员企业进行境外放款或者境外委托放款，大大缓解了境外公司运营资金和外汇使用的瓶颈，解决了境外投资企业运营资金融资难的问题。
（三）财税金融政策扶持
1、政府专项资金支持。为了鼓励和引导企业到国外投资，我国先后推出了三项涉及促进境外投资的专项资金扶持政策：一是2000年10月，外经贸部和财政部联合制定的《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对中小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投资办企业予以前期费用等资金补助。二是商务部、财政部2005年12月出台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境外投资等业务采取直接补助或贴息等方式给予支持。三是商务部、国土资源部2003年针对资源类企业设立了“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专项资金”。财政部、商务部2004年10月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2004年资源类境外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项目前期费用扶持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政部2005年10月了《国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查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产业投资基金支持。为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作为中国政策性银行的国家开发银行自从1998年以来，与其他国内外机构合资设立了四只产业投资基金，即中瑞合作基金、中国-东盟中小企业投资基金、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和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由国家开发银行100%控股的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2007年5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约10亿美元，二期将增至30亿美元，最终达到50亿美元，以股权和准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中国企业走进非洲。
3、信贷支持。在国务院1999年《关于鼓励企业利用援外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意见》的基础上。2004年10月，国家发改委、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颁布了《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的通知》,每年安排“境外投资专项贷款”，享受出口信贷优惠利率。2005年8月，为推动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商务部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做出了《关于实行出口信用保险专项优惠措施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通知》。国家外汇管理局2005年8月的《关于调整境内银行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管理方式的通知》将融资性对外担保由原来逐笔报外管局审批，改为余额控制，促进了对外投资便利化。
4、税收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在2007年了《关于做好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税收服务与管理工作的意见》。
（四） 投资保护
截至2007年，中国已经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超过110个，仅次于德国。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我国的境外企业提供了对外投资的战争、政治等险种。
（五） 综合服务
商务部2003年组建外商投资促进中心（投资促进事务局），并在商务部网站上搭建了企业境外投资意向信息库，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意向信息，为境内外各类机构和企业提供一个相互了解和沟通的信息平台。商务部2006年7月颁布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诉服务暂行办法》，并在北京成立“商务部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中心”，无偿提供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
商务部还加强了各种报告制度的建设。商务部2003年开始每年编写《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并陆续印发了非洲、中东欧、拉美、亚洲等四个地区的行业《境外加工贸易国别指导目录》。商务部还在2004年以后制定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和《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这些报告为国内企业提供各国和地区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市场状况、行业机会和企业资信等投资信息，为境外中资企业反映经营中遇到的各类问题、障碍和壁垒提供了渠道。
三、“走出去”配套制度的改革展望
根据英国学者邓宁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2006年人均GDP为2042美元，首次超过2000美元，进入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第三个阶段。我国“走出去”战略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对相关配套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世界经贸形势的发展及中国改革的进程，本文认为2008年至2009年，中国将会出台一系列新的“走出去”战略的配套制度，而以下“走出去”战略的政策和制度创新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一）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
首先是管理体制和权限的合理划分。目前，商务部（公司核准、统计、年检等）、国家发改委（项目核准）、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管理）、财政部（专项基金支持）、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中央企业所有权管理）、中国进出口银行（信贷、保险）、国家开发银行（产业投资基金）和地方政府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各司其责，均有管理权限。尽管各政府部门已经锐意改革，提高了效率，但是，我国对外投资的审批周期还是比较长，管理职能还是有些分散甚至重叠。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04年10月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分别对境外投资项目和境外投资公司提出核准的管理办法存在冲突。若要在境外新设项目的公司，需要同时在国家发改委（核准新项目）和商务部（核准新公司）审查核准，存在交叉审批。有鉴于此，需要合理划分和调整各有关部门的职能，简化程序，缩减审批内容，减少环节。问题能在新一届政府工作改革中得以妥善解决。
其次，各部门改革协调一致，提高法规的层次和效率。我国“走出去”战略制度制定过程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法规的层次和效率不够。在“走出去”战略的第一、第二阶段，各种制度针对点上的政策较多，例如，对鼓励境外加工贸易的一个问题，在1999年一年内外经贸部等部委从财务、出口退税、外汇管理、贷款贴息等不同的角度发出了六个通知。完善我国的对外投资的制度体系，不仅需要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凝结改革共识，协调并进，实现企业实践和政府规制的完美互动；而且需要政府的法规更加全面，法规的层次更高。目前，外汇管理改革步伐较快，《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有望全面梳理境外投资的外汇管理法规，提高了法规的层次，值得期待和借鉴。
再者是对外投资立法。从对外投资的制度比较来看，发达国家非常注重立法的作用。美国政府专门制定了对外投资《经济合作法》、《对外援助法》等法律。韩国也制定了《海外资源开发促进法》、《扩大海外投资法案》等法律。中国的对外投资制度主要通过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制度来实现。随着我国对外投资的不断完善，需要适时地推出境外投资法。对外投资的法律化，是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和对外投资制度建设的进入较高阶段的一个标志，需要一定的积累和时间，希望政府在适当的时候能着手研究。
第四是加强中小型非公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民营企业逐渐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力量，而制度和政策设计上尚未对其有合理的定位，出现了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的盲区。许多中小型非公企业在没有办理对外投资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就自行对外投资，而且日益普遍。这些投资游离在中国政府的视线之外，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国内资本外流(外逃)，也使我国对外投资的统计数据不够准确。应尽快规范民营企业和自然人的对外投资的政策和制度。2005年8月，商务部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曾了《关于实行出口信用保险专项优惠措施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通知》，这类对民营企业的“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和服务也应该加大。
2007年2月开始施行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允许居民个人可以自有外汇或人民币购汇直接对外证券投资，但个人对外直接投资仍不允许，特殊情况下，需要以自然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需要公证并在商务部备案。实践中，我国自然人在境外进行中小型投资也比较普遍，对这类对外投资的管理也应该制定相应的法规。
（二）提高财税金融政策扶持的效率
我国目前有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专项资金等三项“走出去”专项基金支持。每年的三四月开始申报，申报的公司越来越多，但对外投资促进的效果不佳。建议借鉴日本的经验，设立海外投资损失保险金制度。日本的海外投资损失保险金制度针对投资海外欠发达地区的制造、矿业、农林水产、建筑业项目发生亏损或者损失，对企业进行补贴，补贴金额为项目累计投资额的12%。此外，产业投资基金、信贷、税收等领域还有很大的政策创新的空间。
（三）进一步改善服务和保障
一方面，对内要关注跨国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的培养服务。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在近些年才开始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的经营管理人员是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中的重要不足，许多跨国并购和新设投资因为派不出合适的高层管理人员而大大降低效率，甚至亏损。一批精通语言和管理的人才在世界各地的境外企业中摸爬滚打，正脱颖而出，并将逐步形成一个跨国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的人才队伍。这支队伍伴随着中国“走出去”的步伐正在逐步成长，其成长的速度和质量关系到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的成败。建议国家着力引导尽快形成这类人才市场的建设，并加大这方面人员的培训支持，加快这支队伍的成长。建议建立海外人员培训的专项基金，设定境外企业接受我国政府对年检、统计、绩效等监管表现的一些条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专款资金支持，或组织其参加国家举办的专项培训。
另一方面，对外应扩大政府间合作。目前中国与110多个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大多数是中国以投资东道国的身份，而非以投资母国身份签署。需要进一步加强与更多的国家或地区签署双边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参加区域层次的投资保护协定，并加强利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