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永成在《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三十年》一文中指出院“从1981年到2011年整整30个年头，是我真正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的30年，也是我从运用系统原理到运用生态哲学研究审美，最后走进了人本生态美学的过程。”围绕《以美育美》《感应与生成》等所论述的以“节律感应”为核心范畴的感应论审美观，以《文艺的绿色之思要要要文艺生态学引论》等为中心主张的文艺生态学思维，以及《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学原典的新解读，可以看作曾永成理论研究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三部曲，同时也是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建设过程中极富个性特征的代表性著作。作为当代学者的雅范，他在三十多年间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的著作，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审美文化精神嬗变的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艺思想研究的时代风貌和精神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史意义。
2005年12月，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要要要马克思主义文艺新解读》出版。他在书中立足于当代语境，摆脱已有的流行性阐述，从实践论人类学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进行全新解读，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认知，为文艺理论界提供新的哲学思路与研究视角。
21世纪以来，整体性的人类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受到普遍质疑，市场经济与网络技术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失衡以及深刻的精神危机。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警惕狭隘化、片面化甚至歪曲化的阐释倾向。这就需要从当今语境出发，立足于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原典进行深入解读，与时俱进地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认识。只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合新的现实要求，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就是从根本上调整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哲学基础的认识。曾永成关注马克思主义早期作品中关于人类学的论述，并以之为理论起点，在“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的基础上，认识到实践和人的“类本质”生成的独特重要性与整合效用，从而阐发其“实践论人类学”内涵，以此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整体形态的重新认识。“实践论人类学”契合了世界本体的生成论与生态属性，消解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绝对割裂，表现出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以实践论人类学为文艺学理论基础，可以有效避免对马克思主义原典内容的屏蔽以及某些原则性的误解，更能够接近马克思原典的本意；可以帮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文艺学顺利找到进入21世纪现实语境的切入点与适应性，推动对其学理阐释的与时俱进，充分发挥其时代功用；有利于文艺学理论基础的人类学回归，使其以一种更具包容性与整合力、更有价值导向意义的阐释模式展示马克思主义原典中更加广阔深邃的内在含义。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进行“绿色解读”。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传统阐释大多都从意识形态性开始，很少从人类生命根基的角度阐明文艺需要这一文艺活动的出发点，文艺的功能问题探讨难以深入。曾永成以这个根本问题为切入点，本着实践论人类学的整体精神，对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进行学理分析，再回归到基于两者统一的实践论人类学解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内涵。他回归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并将其最终落脚在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化建设上，在生态思维中建构具有实践论人类学精神的文艺学新形态，将生态论文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的当代课题。
曾永成以“走向类的融通”为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跨越中西文化的思维优势。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融合中西方文化的思维优势走向类的融通，不仅表现在“艺术掌握方式”论、“更加莎士比亚化”的自然性精神和“性格”与“意境”的类意识通观等具体问题上，也体现在关于文艺需要和功能这个文艺人类学思维和生态思维的核心问题上。由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就从原典出发被揭示出来。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最好的思想基础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人类学及其文艺思想，这为我们展示了最真实的世界图景、最根本的价值观念以及最开放的思维空间。如高云涌在对《回归实践论人类学》的评论中所说院“在由于生态危机而使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的今天，这种基于“返本”进而“开新”的解读，无疑有助于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的内在基因所固有的生命力，有助于使其更加深入而且有力地介入21世纪人类创建生态文明的历史性实践。”
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一书，整体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即在以往对生成本体论的阐释的基础上，从实践论人类学对之加以更加深入的考察，明确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新理解，即“生成本体论”说，而鲜明地区别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
首先，曾永成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不同，认为不仅要如以往的权威性解读一样，强调人与自然通过实践发生的共时态联系，更需要创新性地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也存在着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实践对于审美活动的意义不在于其是美与审美得以产生的根源，而在于将其从动物的对象性联系提升为主体性的关系。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将这种生物性活动提升为主体性活动，并将主体性建立在对象性的基础之上，以此说明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这种联系先于实践，修正了以往实践是审美产生的内在根源的误读。
其次，实践本体论对旧唯物主义合理内涵简单摒弃，对这些已经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具有重要理论内涵的观点不予理睬，不可避免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化。而生成本体论重新唤起对马克和恩格斯的自然史观的关注，纠正了实践本体论的这个思维误区，不仅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成性联系，更高度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观点，形成“自然要人”大系统的整体观念。
再次，曾永成从马克思主义原典出发，对“自然向人生成”进行科学解读，立足于整体性观点形成“生成本体论”主张，对自然本体论、人本体论、精神本体论以及实践本体论等本体论观点加以序化综合，将世界本体解读为不同形态内在联系的生成过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这种生成本体论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而深邃的视域，既将传统意义上的实践本体论纳入其中，又避免了它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并有利于真正吸收其合理内核和美学上的积极成果。
最后，在生成本体论的整体格局中，实践从审美根源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充当自然、人、精神和历史等诸种形态间能动综合的中介。这打破了长期以来审美本体论所默认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体现出自然生态规律对于人类实践的深刻制约性。在生成本体论中考察实践，对于今天的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极为重要。
以曾永成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人类学作为思维框架进行考察，实践本体论所秉承的可贵的生态关怀与其基本理论内核之间的内在矛盾显露无疑。实践本体论美学追求表达人与自然发展和谐统一，较早意识到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表达了生态关怀理念。而实践本体论的基本观点是强调从实践中寻求美和审美的本质和根源，这种片面高扬主体性的实践正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根本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把实践本体论回归到生成本体论,回归到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相融合统一的人本生态观，在实践论人类学中对其加以科学的阐释，乃是实践本体论美学克服其生态关怀与基本学理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英语过去时;典型理论;家族相似性
1.引言
世界由千变万化的事物组成,而这千差万别的客观事物又是杂乱的,它们依赖于人的高级认知活动进行分类,把它转化为可理解和记忆的信息储存在大脑里。分类的过程也就是范畴化,范畴化过程的产物就是认知范畴,范畴化是概念和词义形成,以及语言运用的出发点,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内容。根据认知语法的观点,语法在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所有的语法要素都是有意义的,换句话说,语法也是人的认知活动的产物,受人们生活经验的影响。由此可见,英语语法范畴中的时态范畴和词汇范畴一样,不仅是一个认知范畴,而且是具有多义性的范畴,该范畴有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之分,非典型成员的获得并不是任意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类典型理论加以解释。本文先阐述揭示范畴性质和内部结构的类典型理论,再从它的基本思想出发,结合家族相似性原则,解释英语过去时态范畴的多义性,以揭示类典型理论在该认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2.类典型理论
类典型理论是认知语言学提出的主要观点。类典型理论的原型范畴具有以下特点:
(1)决定范畴内涵的属性及数目是不确定的,相对于人的认知需要而有所变化;
(2)特征也有中心的、重要的区别属性和边缘的、非重要的属性之分,其中心属性有更大的区别性,其边缘属性与临近范畴属性交叉;
(3)范畴成员之间具有互相重叠的属性组合,即所有成员享有部分共同属性,形成家族相似性;
(4)成员之间的地位不是平等的,具有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之分,具有更多的共同属性的成员是中心成员。
例如在“水果”范畴内,“苹果”、“梨”、“橘子”常被视为范畴的正式成员,位于范畴的中心位置,因此也被称为中心成员,而“西红柿”、“黄瓜”等所共有的相似性越来越少而逐渐偏离中心成员的位置。除了基本范畴外,范畴等级还有上位范畴和下属范畴。原型范畴理论不仅可以用来解释语义的多义现象,同样可以用来分析英语的句法、语法等,下面就对英语过去时进行阐述。
3.类典型理论对英语过去时态的阐释
无论是结构主义的代表乔姆斯基(Chomsky),还是功能派的典型代表韩礼德(Halliday),他们都对英语的过去时态从用法或者结构上作过解释。然而关于英语过去时态的诸多用法的形成原因,特别是其选择的恰当性方面就显得苍白无力。英语动词过去时的最基本用法是用来表述某个事件或状态发生或存在于说话的时间之前,也就是说,过去时的基本意义是指称性的,其参照点是说话人说话的当时,并常与“1980”,“amonthago”,“lastweek”等具体表示过去的时间状语一起连用,如例1。
例1Ivisitedmyunclelastweek.
有时不用时间状语,而是根据具体的语境(如上下文、常识)使用过去时,如下例2。
例2Iwasborninasmallvillage.
然而,英语中的过去时还有另外两个与过去看似毫无联系的重要意义:一个是表示事件或状态的非真实性;另一个是表示委婉的语气。
例4IfonlyIhadenoughmoney.
例5ItwouldbebetterifIknewtheanswertothequestion.
例6It’stimewewenttoattendourEnglishclass.
这三句中的过去时都表示说话时刻的一种非真实性情况:例4意指说话时刻说话人没有充足的钱;例5则表明说话人不知道答案;例6中的过去时表示的行为和状态在说话时虽是非真实的,但并不排除说话后达到真实彼岸的可能性。英语中有些动词的过去时在一定的语境中,且伴有说话人恰当的语调时,可以表示一个事件在现在时间的非真实性,如例7。
例7ButIconsideredthemeetingbeganat8,doesn’tit?
例7后的附加疑问形式必须用“doesn’t”,
而不用“didn’t”表示说话人在说话时刻对命题“Themeetingbeginsat8”真质疑。
此外,说话人使用过去时也可以使说话的语气委婉。因为一般过去时常表示确定的过去时间,用以描述过去的事态,因此它给人们的心理上留下了“事过境迁”的“遥远”感觉。“遥远性”和“距离性”实际上是一种心理距离。所以在日常会话中,当人们想向受话者求助或表达某种希望时,一般用过去时来表达现在时间,使话语显得委婉、客气。例如:Didyouwantme?你找我?
———Yes,Ihopedyouwouldgivemehand.是的,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下。
语用学研究成果表明,在人际交流的过程中,话语表达的间接性与其礼貌客气程度有时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表达得愈间接,受话者可供选择的程度就愈大,话语愈间接,其言外之意就愈弱。“从心理角度看,暗示策略与间接表达所产生的礼貌意义有着很强的调节功能,它可以维持提供支助者的心理平衡,促使他们心甘情感地去做要做的事。”另外,从语义角度看,某些过去时形式的情态动词表达的是一种假设意义,与现实有很大“距离”,似乎听者即使在理论上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后,也不必在现实世界中承担什么责任,因此语气柔和,试探性强,富有感染力,既委婉客气,又给会话者双方留有进退余地。能这样使用的动词(包括由基本助动词did构成的疑问式)有:wonder,think,want,hope,intend等以及一些表示“推测”和“许可”的主观性情态动词,如might,could,would等。由此可见,过去时的一条意义链:“过去时间非真实性委婉的语气。”所以,过去时属于多义范畴。Taylor(1995)根据原型范畴理论指出,在过去时这个语法范畴中,三种意义依靠家族相似性联系在一起,其地位是不同的,过去时间用法是中心成员,其他两种意义是边缘成员。
4.结束语
英语过去时态范畴虽然是语法范畴,但它没有清晰的边界,具有多义性,范畴内的各成员有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之分,这恰好体现了该范畴的典型效应。正如典型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对过去时范畴的认识首先是从典型开始的,表示时间距离,享有中心成员地位。由于人们的认知身体运动和经验的作用,该原型不断拓展,产生了更为边缘的成员,即具有现状距离的假设性过去时和具有心理距离的表态性过去时,分别表示虚拟和委婉意义。由此可见,典型理论对过去时态的范畴化过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就说明语言及其语法体系不是自主的封闭系统,而是无异于所有自然事物的概念组织,受人的主观认识、生活经验的影响。
参考文献:
[1]Taylor,JohnR.语言的范畴化:语言学理论中的类典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本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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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价值理论是个动态演进的系统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每一种价值理论都是适应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出并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的价值理论逐渐会被新的价值理论所取代。现在已经有许多经济学说对新古典价值理论提出了批评和补充，我们期待一个符合当今经济发展水平的新价值理论。
价值理论回顾
古典学派的供给决定论
古典学派认为价值来自于生产过程，由生产所创造，所以称之为供给决定论。由于生产过程是资本、劳动和土地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自然应从三个要素中去寻找价值的源泉。一派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即劳动价值论。另一派认为资本、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即要素价值论。
边际效用学派的需求决定论
该学派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来自于生产过程，而是来自于消费者对于商品的主观评价。若消费者认为商品对自己的主观效用大，则商品的价值就大，否则就低。
新古典学派的供求决定论
供求决定论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解释价值的决定，它由英国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创立。马歇尔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引申出商品的需求价格，又根据生产费用递增规律引申出商品的供给价格，价值由供求双方达到的均衡决定，这时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
价值理论的变迁
综观价值理论的发展史，我们发现价值理论是为适应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提出的，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有的价值理论将跟不上经济的发展水平，它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并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古典学派的供给决定论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社会最需要的就是将资源集中于能够最大限度扩张的生产领域，所以古典学派认为价值来自于生产过程。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使资本家有将他们利润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进行再投资的强烈动机，结果使产量大幅度增长。但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理论仅仅适用于不发达经济，工业革命开始100多年后，这个理论的局限性越来越显著。
边际学派的需求决定论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如何促进财富增长已不再是主要矛盾，边际学派给予需求应有的重视，使资本家的注意力从盲目生产转移到如何使产品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毫无疑问，这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但边际学派极端忽视供给，鉴于需求决定论的片面性，马歇尔在边际学派的基础上发展了他的供求决定论，在当时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且举足轻重的。正因如此，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决定论在很长时间里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
展望价值理论的未来
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决定论抽象掉了现实世界中的许多特征，构造了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这明显与实际相脱节，因此一些新兴经济学对其进行了发展和补充。
公共经济学是以公共品的供求机制为研究核心的经济学科，其发展弥补了新古典自由市场仅仅限于纯私人品假设的不足。其对新古典理论的发展主要有：认识到价格机制不仅包含着私人交易私人品的过程，同时包含着交易公共品的过程。指出公共品的价格机制包含着公共（政治）选择的均衡过程，提出由于市场的非完全性，价格机制不仅包含着价格的决定过程运行机制，也包含价格的管理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对我们最大的启发是如何优化制度环境，考虑到在政府部门担任公职者也是“经济人”，就必须对通过市场前分配权力来创造经济价值这一寻租行为加以强有力的限制，才能有利于经济发展。
使马歇尔均衡价格机制理论重新回到市场分析起点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其在产权、交易、组织、契约、信息等诸多方面都丰富和拓展了新古典价格理论，把其从静态和瞬间的数量关系上升到动态的、包含瞬间和长期的产权契约关系。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因子引入到价格理论之中，使之成为价格机制模型中的内生变量，从而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价格机制不仅反映物物交换的关系，而且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讨价还价”的交易关系，是凝结在物品中的产权契约关系。
在凯恩斯和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策的相互争议中，对货币政策的使用是持以截然相反的态度的，这种强烈的反差首先就体现在二者的代表性观点中。
一、观点及目标的阐述
（一）凯恩斯
凯恩斯认为经济的变动来自于需求的变动，从而提出改善经济状况应该提高有效需求的观点，其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投资——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不稳定是导致国民收入不稳定的根源，其不稳定性主要来自于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因此，当政府采用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减少利率时，也就间接地增加私人部门的投资，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其表达式为：m/p=l(y，r)。
尽管货币政策有这一功效，但其在凯恩斯主义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是很小的，由于增加的货币很可能被同时增大的流动偏好所吸收，从而对利率的影响无效，对投资不起作用。因此，政府的财政政策才是控制国民收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以此为基石，凯恩斯主义认为，由利率变化导致的货币需求的不稳定使得货币供给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都会影响到产出，即货币非中性。这种反二分法与动态分析的方法与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和静态及比较静态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
古典主义认为经济的变动来自于实体经济的变化，比如实际的冲击——技术、新产品开发、气候变化、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变动等，因此其强调二分法，即货币中性。也就是，货币数量变动的后果是价格水平的变动而非国民收入的变动。其著名的表达为古典货币数量论：mv=py，及费雪方程式：m/p=ky。
针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古典经济学反对政府的财政政策，从而支持货币政策的效果。这也沿用到新古典经济学中。但新古典经济学并不完全排除货币数量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虽然在长期中与古典经济学观点一致，但在短期中，它承认货币的数量变动会对国民收入造成影响，此时弗里德曼引入其新货币数量论的表达式：m=f（p，rb，re，1/p?dp/dt，w，y，u），即货币数量主要取决于总财富、非人力财富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率、各种非人力财富的预期收益率、其他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根据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多目标分析法，其使用货币政策的最终目的是稳定币值、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
二、基本假定
与凯恩斯用财政政策控制国民收入不同，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应该用货币政策稳定国民收入。二者在货币政策的使用上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他们各自的基本假定条件的不同。
（一）凯恩斯
凯恩斯认为由于工资和价格的黏性以及交错工资论产生了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且在工资和价格相对缓慢的调整过程中，使经济回到实际产量等于正常产量的状态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从而市场出现非均衡。
反映在is-lm模型中就是，由一个相对陡的is曲线和一个相对平坦的lm曲线所组成。即货币政策导致的lm曲线的移动对产出y的影响很小，而财政政策导致的is曲线的移动对产出y的影响很大，进一步说明货币政策的无效性和国家干预的有效性（见图1、图2）。
（二）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为理性预期、市场出清和自然率。这可以很好地解释货币中性。
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分为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货币经济周期学派中，由于人们对一般价格水平和相对价格变化的混淆，即市场分割带来的货币传导机制的信息障碍，使得人们的预期与货币当局的执行政策不同，造成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果在理性预期下人们的信息完全，即人们与货币当局拥有相同信息，那么货币当局制定的任何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即随机货币中性定理。
当理性预期中的信息障碍——这与古典主义的传导机制畅通无阻不同——发生时，产出和就业就要进行暂时调整，也就是短期的不均衡。但在长期，新古典经济学仍然认为自由市场是出清的。
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反对政府干预的另一个原因即是自然率，他们更相信市场自我调节的有效性，因为政府干预有滞后性，且面对通货膨胀还会产生牺牲率，这都是不良后果。
这一学派的经济学反映在is-lm模型上，即由一个相对平坦的is曲线和一个相对陡的lm曲线所组成。即货币政策导致的lm曲线的移动对产出y的影响很大，而财政政策导致的is曲线的移动对产出y的影响很小，进一步说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国家干预的无效性（见图3、图4）。
三、政策含义和评析
（一）凯恩斯
根据上述的凯恩斯的观点和假设，为达成目标，在货币政策有效的条件下，必然行使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增加货币供给从而降低利率。这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正反映出凯恩斯赞成通货膨胀的观点——尽管他是以半通货膨胀的说法来涵盖。
由利率降低而扩张的信贷，加上由于货币供给增加而带来的人为的商品价格的上涨，使得人们放弃储蓄而选择投资和当期购买，最终达到扩大社会有效需求的目的。凯恩斯认为，此时由于小于充分就业，如此的措施能够增加产出和收入，促进就业，从而抵消部分的通货膨胀的恶果，达到半通货膨胀的积极状态。
尽管凯恩斯的增加有效需求的措施在短期内能够产生明显的效果，但这种以增加投资来获取今天的均衡，却增加明天应得的均衡的做法，在长期内必然因恶性循环导致严重的恶果，即使以半通货膨胀的说法来避重就轻，也无法避免未来的滞涨，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批判其增加了经济波动”的原因。此外，在过分降低利率的过程中产生的流动性偏好陷阱，也不断削弱凯恩斯政策的效果。同时，在存量与流量的相适应的关系中，根据凯恩斯的分析，资本主义中是无法存在充分就业的状态的，这也就意味着货币稳定与充分就业的关系是不成立的，存量与流量即发生矛盾。
转贴于
（二）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
在上述基本假设阐述中，货币经济周期学派运用理性预期解释了货币中性，这主要是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运用博弈论来解释货币中性，主要是从政策制定者角度出发，即在有限回合会产生政府违规的可能，而无限回合则可以进行系统性的合理预期。也就是说，能够进行理性预期是新古典经济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假设，也正是因为人们可以进行理性预期，使得政府政策的影响效果难以界定，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在认为自由市场能很好发挥功能的情况下支持单一货币政策。
因为货币中性的观点，实际经济周期学派更关注与实际因素对经济波动的作用，而非货币，根据他们的研究，是产出的运动带来了存款——内生货币——的运动。这与货币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都对产出造成影响的凯恩斯的货币非中性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总结
综上所述，货币中性与货币政策的效力是凯恩斯与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对货币的认识的主要不同之处。
在对长期和短期的货币数量与产出关于的动态分析中，凯恩斯认为货币非中性，并指出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货币政策的无效性。
关键词：国学经典；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述综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2-0143-03
随着近些年国内流行的国学热，理论界有为数不少的专家学者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时下我们没必要过于厚古薄今，过于夸大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因此，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再一次成为热点问题。我们认为，国学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有必要也有义务传承并发扬光大的。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就不得不研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国学经典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育应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土壤，充分汲取传统的养分。在现实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研究、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国学经典，充分挖掘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内涵，切实增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经过人工检索，目前尚未发现关于国学经典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研究的学术论文，我们就可以看出学术界还并没有非常关注。在学术界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摄入，但是输入国学经典的价值字样，发现有些国学经典的价值、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国学经典与学校德育、高校国学教育以及如何在高校有效地开展国学经典教育、国学经典与大学生教育的关系问题等学术研究论文。
时下我们未发现将国学经典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联系在一起学术研究专著和教材，同样我们也没有发现关于国学经典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的专著和教材。现在，我们就学术界对国学经典的价值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研究和国学经典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分析述综。
一、国学经典的价值研究述综
国学经典的价值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1.研究国学经典当代形态与定位。袁行霈教授指出“国学的当代形态”这个命题，就是要强调研究“国学”不是复古倒退，也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具有革新意义的、面向未来和世界的学术创造活动。袁行霈教授在文中还论述了国学的当代意义。林蔺认为国学指周秦至清末以来中国社会整体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它在地域上不仅包括本国原生的学术文化，也包括为本国文化体系所吸纳的外域文化；在时间上不仅包括古代传统文化，还包括近现代文化。她还指出只要正确看待国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学的现代形态，发掘国学的当代价值。
2.研究国学经典的价值。对此问题的研究比较透彻的当推北京市骨干教师纪连海学者。他认为国学经典价值首先体现在其内容上，就是研究国学经典的价值我们必须首先研究其内涵内容。他认为：“国学经典的主要内涵和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一是常识层面、二是学术与记忆层面、三是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四是民族精神层面。”
二、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研究综述
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研究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1.集中研究国学经典教育的价值与意义。有人认为：如今，外来文化、网络文化等所谓流行文化对孩子们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少孩子不但在文化素养方面出现严重营养不良，还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浮躁、自私、好逸恶劳等不良心态……为此，人们开始关注国学经典教育，让国学经典教育进入基础教育课堂，这已经成为很多教育者的共识。高建新学者指出：《幼学琼林》还是推广和普及成语的一种媒体，青少年读了它，不仅自己掌握了许多常用成语，而且又通过他们的口语或文章，对社会大众进行放大传播，许多成语之所以家喻户晓，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直接和间接地学习《幼学琼林》所至，也就是说我们“掌握中华民族的常用成语，就是了解了许多民族文化之精义。”夏帜红学者认为：国学文化教育宗旨在于培育人们美好的心灵，纠正偏差观念和不良言行举止，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集中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策略探索。谭新军学者认为：经典诵读是人文教育的最佳载体。也就是他赞成国学经典在学校应该采用诵读方式进行。饶艳华则觉得应该让“国学课”与“时尚潮流”亲密接触，采用“把漫画请进国学课、把流行歌曲唱进课堂、把动画送进课堂”的方法开展国学经典教育。于晓伟谈到“经典诵读，丰盈心灵和师生共读，提升自我”的方式来开展国学经典教育。许世明认为：国学教育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文化浸润式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可以采取“家长根据自己孩子的年龄有选择地进行国学经典教育和教师进行国学教育的措施和策略”相结合的方法开展教育。
3.集中研究国学经典教育存在的问题。胡定荣副教授指出国学经典教学存在几个误区：①“反中国”的误区；②“反历史”的误区；③“反教育”的误区；④“反教学”的误区。杜霞博士认为：从价值功能上看，应科学理性地看待国学经典教育的功用，而不是一味地追捧或贬损；从资源选择和设计上看，应在保持传统文化根气的同时与现代观念意识进行智慧对接与整合，而不是简单地泥古、复古、照搬经典；具体到教学方式和作用途径上，则应力求让国学经典教育成为“唤醒”与“激励”，而不是“灌输”与“规范”。张晨学者认为：在研究、学习国学经典时，对圣贤们的遗教，要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不应该把中国伦理文化作过分的、不恰当的夸张。这是国学经典教育教学应该反思的。
4.集中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存在于提高学生的素质方面。张三夕教授指出：自上个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引入西方学校教育制度后，我国逐步放弃了在人生修养方面的历史文化传统，导致现实社会一些不良后果。要倡导学生在国学经典的长期耳濡目染中逐步自觉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并认为“良好的国民教育系统应该包括人生修养教育”。付金才副教授认为“目前培养创新能力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引用西方的，尚未本土化。”我们“要实现创新能力培养理论的本土化，就必须充分开发利用国学经典所蕴含的培养创新能力的思想资源。”、韩立菊两位则认为：读成诵—自我实现的创新和举三反一—能常模的创新”。我们可以在诵读国学经典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还有学者认为：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先祖们智慧的积淀，闪耀着理性的光芒。从国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和精神力量，帮助青少年“正德”、“修身”、“启智”、“雅行”，对于提高青少年的人文素养，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教育功效。
三、国学经典与高校教育关系研究综述
国学经典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学经典教育有必要存在于高校教育当中；二是国学经典教育进高校的途径以及开展国学经典教育的方式方法；三是国学经典与大学生的素质形象的关系；四是探究大学生摒弃国学经典的原因研究。
这是研究主要集中于专家学者的论文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安徽财经大学博士、副教授俞香云的校级重点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财经类高校普及国学经典教育的必要性与路径》学术文章；内蒙古科技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赵雪波、赵利利两位学者的《高校国学教学的义理方向》一文；太原理工大学令狐国芳，赵建利两位学者在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的学术论文《试析国学教育活动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以及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和广西中医学院新药中心陆海、张雯艳两位学者在《大学生摒弃国学经典学习的归因研究》一文中对大学生摒弃国学经典的原因分析。
上述研究无疑极具启发意义，也是后续研究的基础。但是总体来看，国内研究国学经典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成果还相当分散、单薄，忽视了国学经典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理论层面的探究，需要单独立项展开专门、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正是基于时下“国学热”的价值再思考、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为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进一步发挥改善当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有作用，把国学经典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进一步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并把它推进到新的理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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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国学；生态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6）07-0009-02、作为国学中最有价值和最有代表性的典范性原创典籍，国学经典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学经典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它既根源于历史，又植根于现实；既和时代同步，又与世界接轨。同时，国学经典也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在高校育人中具有重要功用。高校国学经典阅读生态体系的构建，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更加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有利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在推动文化发展大繁荣的今天，构建高校国学经典阅读生态体系，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工作。
一、国学经典在高校育人工作中的功用
（一）导向功能
国学经典能够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具有引领大学生树立理想信念和促进其健康和谐发展的重要作用。国学中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可以增强大学生对国家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并引导他们积极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国学经典的导向功能还体现在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社会主流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实现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这同时也是对作为国学精髓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坚守和弘扬。
（二）激励功能
国学经典具有激励感召大学生坚韧奋进的重要作用。国学中贤人志士的著名感人事例，激励他们不断前行，并以树先进、立典型的方式，推动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让大学生在对国学经典的阅读中、在对中华民族之灿烂辉煌文明的深切认知中，激发起更深厚的文化自信，并将之作为激励自己积极前进的思想火把与心灵力量。
（三）凝聚功能
国学经典可以增强大学生的民族归属感与凝聚力，国学中的“人格完善”“天人合一”等思想，可以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和谐信念，让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他们之间紧密联系的精神纽带，并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促进力。凝聚的力量越大，所展示出来的生命活力也就越生动鲜明，这对于中华民族的稳定发展来说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是高校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彰显。
（四）塑造功能
国学经典具有规范和塑造大学生行为的价值作用。将国学中的经典内容，内化为大学生自觉的人格追求，提升其人性，丰富其精神内涵，并促进其身心健康和谐发展。以国学中的民族精神，培育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优秀民族情怀；以国学中的诚信观念，树立和完善以正直守信为核心的优秀行为准则；以国学中的仁爱追求，唤起和提升以和谐友爱为核心的优秀道德精神。国学经典的塑造功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五）支撑功能
支撑功能，指的是国学经典对大学生生存与发展所提供的心灵慰藉与灵魂支柱作用。作为承载着祖国希望的当代大学生，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们是否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强烈的创新意识，以及是否具有勇于担当的精神气概。国学经典中所蕴含的丰富内蕴与精神气度，可以为大学生的成长提供德行借鉴与生存智慧，这就要求他们学以致用，将国学经典中所蕴含的精神与道德价值同身体力行结合起来，不断提高道德修养，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六）辐射功能
国学经典的育人功能，所指向的价值维度是多方位的，其中不仅包括德育，更有智育、体育、美育等诸种教育的相互结合体。也就是说，国学经典的辐射功能主要体现在可以促进教育合力的凝聚上，并对这种教育合力整体效能的发挥产生重大影响。这就要求高校教育工作者，要以国学经典阅读为契机，有效推动高校教育各个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协调运转，并积极将国学教育从学校教育延伸至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领域，促进它们之间的和谐发展，形成教育合力，优化教育环境与氛围，助力社会和谐发展。
二、高校国学经典阅读生态体系构建的着力点
（一）丰富国学教育生态认知
国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在构建高校国学经典阅读生态体系的过程中，应着力完善有效的国学教育生态认知。
首先，体现在要深刻把握国学教育的丰厚内蕴与整体性上，它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德传承的教育，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培育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的教育；既是人格养成与人文素质提升的教育，同时也是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教育的有机渗透与融合。
其次，国学教育在坚持以文育人的过程中，要致力于对大学生国学价值观、国学情感和国学行为的培养与塑造，并注重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式，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最后，在国学教育过程中，要讲究“信、思、行、证”。信，就是对国学所怀抱的信仰和信心；思，就是对国学的善思和深思，能够洞悉其精髓，把握其要旨，传承其要义；行，就是力行，对国学的传承与弘扬要有所行动和作为；证，就是见证，能够举一反三，以国学促文化兴盛与繁荣、推生态文明建设、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优化国学经典阅读的生态课程设置
国学经典阅读的课程设置应当遵循教育和教学规律，形成最适合自身的教育方法和途径。具体来说，优化国学经典阅读生态课程设置的主要内容有：（1）开设系列国学经典鉴赏类通识选修课程，如国学中的民族精神、伦理观念、哲学思想、生活智慧、审美理想等问题的探讨，并逐渐使其成为核心和特色课程。（2）根据学校实际，制定《国学经典阅读推荐篇目》和相关学分修读规定，要求全日制大学生在校期间，选择一定数量的经典篇目进行阅读和背诵，并有相应的管理考核，以读诵促思，深化对国学的体认。（3）在课程之外，实行国学经典篇目早读规定，要求大学生在每日的早读时间中进行10―15分钟的国学经典篇目阅读，通过平时的积累强化阅读效果。（4）丰富国学经典阅读课程的考核方式，如诵读、演讲、读写、讨论、竞赛、答辩等。（5）加快课程体系改革，制定和完善国学实践教学方案，通过学术讲座、演讲辩论、情境创设、角色扮演等实践方式，进行丰富多彩的国学实践活动。
（三）营造国学经典阅读的绿色生态课堂
绿色生态的课堂追求自然、和谐、平等、快乐的师生关系，讲究课堂的开放与灵动，在轻松和谐的状态中接受知识的熏陶和感染，并积极启发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探究性。在国学经典阅读的课堂教学中，要注重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充分利用多媒体和音乐等创设情境氛围，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在审美乐趣中获得思想启迪。这种情境的创设需要教师饱含情感，与学生进行纯真的绿色交往，以富有感染力的语言积极地进行引导，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形成健康向上、富有活力的学习空间，实现师生以及生生之间的有效良好互动。通过这种饱含爱意、富有诗意、充满情意的绿色生态课堂，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四）加强国学经典阅读的生态环境建设
高校在国学教育过程中，应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加强国学经典阅读的生态环境培育。具体有：（1）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开展丰富多彩的国学诵读文化活动，如“书香溢校园，经典润人生”国学经典诵读大赛、“回眸经典，翩翩起舞”国学经典改编舞台剧表演大赛等。（2）成立“国学经典讲习团”，聘请国学专家和名师定期开展一系列以国学为主题的讲座和研讨活动，提升师生的国学研读水平。（3）充分利用学术会议和外出访学等方式进行国学的传播和交流活动，扩大影响；同时也可以采用文艺汇演、文化长廊等形式加强国学经典在校园文化中的传播。（4）成立丰富多彩的国学类社团，设立国学活动日，开展传统节日的教育活动，增强学校的传统文化氛围。（5）在校园景观的设计上，将国学文化融入其中，如教学楼、宿舍楼、操场、亭台的命名等，赋予其特定的文化内蕴，形成浓郁的育人氛围。多姿多彩的国学文化活动，使整个校园书香弥漫，国学飘香。
（五）健全国学经典阅读的生态作用机制
国学经典阅读体系的构建，需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和协作机制，以保障国学教育的顺利开展和实施。首先，学校领导和相关管理部门要深化对国学经典阅读活动重要性的认识，并有相关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资助。其次，要优化国学师资队伍建设，积极引进有丰厚国学素养的专业人才，建立国学教师库。最后，搭建国学经典阅读活动的支撑平台：如组建专门的国学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做好国学教材和图书资料建设，以及成立校园国学网站、建立高校资源共享合作机制等等，通过多种措施，切实推动国学经典阅读活动的顺利开展。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大学生的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高校国学经典阅读生态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要注重以人为本，以文育人，通过系列措施的着力实行，不断提升高校国学教育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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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量子通信是指利用量子纠缠效应进行信息传递的一种新型的通讯方式。这一新型通信技术是伴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物理学领域的不断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是近二十年发展起来的新型交叉学科，是量子论和信息论相结合的新的研究领域。近年来这门学科已逐步从理论走向实验，以其特有的高效性和安全性等特点而被军事等领域广泛研究应用，并向实用化发展。同时，随着社会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普通民众对信息传输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对信息传输的稳定性、安全性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也急需这一技术来作为对现有通信手段的补充和优化，以不断提高信息传输的质量。这种无论是来自军事等特殊领域还是来自普通民众等普通领域对信息传输的高要求都促使着量子通信技术不断研究与发展，以满足人们不断严苛的通信需求。
一、量子通信的发展概述
量子通信技术是在量子力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量子力学诞生于1926年，是人类对微观世界加以认识的理论基础之一。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之间的不相容性在1935年被爱因斯坦、波多尔基斯和罗森论证后，约翰?贝尔于1964年提出贝尔理论，阿斯派克等人于1982年证明了超光速响应的存在。在这一基础上，美国科学家贝内特于1993年首次提出了量子通信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使爱因斯坦的量子纠缠效益开始真正发挥其威力。
自量子通信概念提出以后，6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基于量子纠缠理论，提出了利用经典与量子相结合的方法实现量子隐形传送的方案，这是量子通信最初的基本方案。量子隐形传态不仅在物理学领域对人们认识与揭示自然界的神秘规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用量子态作为信息载体，通过量子态的传送完成大容量信息的传输，实现原则上不可破译的量子保密通信。
1997年在奥地利留学的中国青年学者潘建伟与荷兰学者波密斯特等人合作，首次实现了未知量子态的远程传输。这是国际上首次在实验上成功地将一个量子态从甲地的光子传送到乙地的光子上。实验中传输的只是表达量子信息的“状态”，作为信息载体的光子本身并不被传输。此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量子通信这门学科已逐步从理论走向实验，并向实用化发展，主要涉及的领域包括：量子密码通信、量子远程传态和量子密集编码等。
二、量子通信技术简介
量子通信即指利用量子纠缠效应进行信息传递的一种新型的通讯方式。量子是不可分的最小能量单位，“光量子”即为光的最小能量单位。量子通信的理论基础是量子纠缠。在量子世界中，存在着一种“纠缠”效应，所谓量子纠缠指的是两个或多个量子系统之间存在非定域、非经典的强关联。这种“纠缠”效应能够在两个完全相同的某量子态粒子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当其中一个的状态发生变化时，另一个也会发生相同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与时间和空间无关。另外由于对粒子的任何测量都会导致其量子态的变化，所以同时这种变化时不可能被第三者所知获的。利用量子的纠缠效应，我们可以进行绝密和瞬时的通信。因此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量子密码通信原理是基于“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发展的。在量子物理学中“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表明，如果人们开始准确了解到基本粒子动量的变化，那么也就开始丧失对该粒子位置变化的认识。所以如果使用光去观察基本粒子，照亮粒子的光的行为都会使之改变路线，从而无法发现该粒子的实际位置。因此对传输光子线路的窃听会破坏原通讯路线之间的相互联系，通讯会被终端。另外还有“单量子不可复制”定理，这是上述原理的推论，是指在不知道量子状态的情况下复制单个量子是不可能的，因为要复制单个量子必须先做测量，而测量必然会改变量子状态。根据这两个原理，即使量子密码不幸被获取，也会因测量过程中对量子状态的改变而得到一些几乎无意义的信息。
量子远程传态是经由经典通道和量子通道传送未知量子态。通俗来讲就是将甲地的某一粒子的未知量子态在乙地的另一粒子上还原出来。因量子力学的不确定原理和量子态不可克隆原理，限制人们将原量子态的所有信息精确地全部提取出来，因此必须将原量子态的所有信息分为经典信息和量子信息两部分，它们分别由经典通道和量子通道送到乙地，根据这些信息，在乙地构造出原量子态的全貌。但这一过程并不传输任何的能量或物质，只是传输一种量子态。
量子密集编码是用量子通道传送经典比特，即使用量子纠缠现象可以实现只传送一个量子比特，而传送两个比特的经典信息。具体方法是信息的传送者(Alice)和接受者(Bob)各拥有处于最大纠缠态中的一个粒子，Alice可以对她手中的粒子施加四种可能的幺正变换以编码两个比特的经典信息，由于两个粒子处于纠缠态，对一个粒子的任何操作都会对另一个粒子产生影响，引起另一个粒子的态发生相应的变化。Alice对它的纠缠粒子施加幺正变换后，两系统处于四个Bell基态之一，为了使Bob能读出Alice编码的信息，Alice必须再把她的粒子传送给Bob，Bob再对两个粒子实施联合Bell基测量，测量结果可使Bob提出2比特的经典信息，在这过程中，Alice仅传送给Bob一个粒子，但却能成功的传送2比特的经典信息，这就是所谓的“密集编码”。
三、量子通信技术的发展前景
量子通信技术依托于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和先进的量子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以其独特的优势而被广泛关注。与传统通信技术相比较，量子通信具有抗干扰力强、保密性高、传输速度快等优点。因此，它的发展应用前景很广阔。一方面，在国家政府和军事领域，由于其保密性极高，几乎不可能被敌方破译，且这种量子通信技术能够抵御未来量子计算机技术带来的威胁，因此会被不断研究和应用。另一方面，在民用通信技术领域，早在2009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组建了世界上首个5节点的全通型量子通信网络，首次实现了实时语音量子保密通信。“城域量子通信网络”使得城市范围的安全量子通信网络成为现实。因此，量子通信在未来的民用领域也将被广泛研究应用。
结语
量子通信是通信技术的又一次划时代革命，与目前采用的传统通信技术相比，量子通信在保密性、通信容量、通信时效等方面都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是未来通信发展的主要方向。虽然量子通信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但在单元技术和理论方面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信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需要在量子通信这一领域继续加大投入和研究力度，为进入量子通信时代打下坚实的基础，不断服务于现代人类的发展需求。
因此,我们将古希腊在教育领域实施的这些教育模式、教育形态统称为“雅典式”教学理念。下面我们对如何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中,开展“雅典式”教学进行初步的探讨。首先,关于课堂主体的“雅典式”设定。初步采用“分组讨论定主体”、“提交老师做审阅”、“查出问题即改之”的三结合。这一阶段主要是在课下完成的。具体来讲:“分组讨论定主题”即将全班学生采取其自愿结合的形式分成了几个大组,每组5-8人,选出一名组长(组织成员进行讨论,确定主题,要求:一是要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范围内;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三是要积极拥护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学院的各项制度);“提交老师做审阅”指将小组讨论的会议纪要、确定主题的意义及关于讲演的初步构想和小组成员分工情况,提交老师进行审阅,此为审阅的第一步。在这一环节中,老师主要把握主题的政治关和方向关,针对其方向性、学术性、可行性提出指导意见。
审阅的第二步是学生将按照老师的指导意见,进行资料收集,分类整理,提出问题,形成课件、文本或者能展示主题内容的其他形式,提交老师进行审阅。在这一环节中,老师的主要任务是把学生讲演的内容观和学生问题的设置关,同时,对于发现的问题可以及时纠正。审阅的第三步,即指老师与学生进行沟通、互动,进行再次整理,形成能够充分展示和反映主体内容的载体,再审阅、再修改。其次,关于课堂交流、讨论的“雅典式”。这部分为本课程设置的核心,主要采用“小组讲演”、“二次分组讨论”、“教师随机参与”三结合的形式。具体为“小组讲演”即成果展示,将小组在前一阶段所取得的所有成果,采用其特有的方式,逐一进行展示。同时,加强实践控制,一般为25分钟,在成果展示开始前,可以随即抽取几名同学组成评审团,对其进行测评,最后作为实践成绩的重要参考。
“二次分组讨论”即再次将学生在课堂上,按照座位的位置,采用就近原则,确定分组,一般每9人左右为一个讨论组,对于讨论组可以依照“轮换制”的方式,>，！
第三,关于讨论结果交流及学生成果点评的“雅典式”。此部分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雅典式”教学的点睛篇,主要采用“组长汇报”、“随机提问及解答”、“现场点评”三结合的形式。具体为“组长汇报”即由每组的组长对其讨论的成果进行逐一阐述,必要时需将小组成员的观点进行阐述,限时5-6分。“随机提问及解答”即指针对主题内容和背景材料,结合当前现实,随即抽取同学进行回答。同时,对于小组讨论提出的问题及时进行解答,比如在讨论当前的经济形式的时候,有些同学就会提出“金融危机对就业形势及当前的政治局势的影响?”诸方面的问题。“教师点评”即指在同学回答问题之后应该及时点评,对于小组与小组回答同一个问题存在不同意见,可以灵活采用现场辩论等形式,比如在战后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对西欧、日本及亚非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效果评价时,就可以采用这些观点,因为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很多,有人认为援助计划美国基本上在西欧和日本得到的利益比亚非一些发展中国家大的多,有些同学就坚持了与之相左的观点。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
因此,这一部分是对前面两个部分,两个阶段的检验,可以理解到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问题思考的延伸性,对于产生不同意见和一些非主流思想能够及时的加以引导。通过以上三个阶段的教学实践,使得《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在整个教学设计和教学评价体系中,基本上实现了全程的“雅典式”。初步培养了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念,形成了一个科学合理的当代世界经济政治观。随着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人们的思想、生活、文化等领域也存在着多样、多元、多变的时代特点。
[关键词]经典化本质化权威化泛权威化中国当代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8-0134-06
洪子诚讲：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大多数人认为“历史著述是对历史真相的真实再现，……是揭示历史的内在客观规律，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这种历史观，建立在科学实证主义的基础之上”。[1]（P20）这话一语道破了早期当代中国文学史①研究的实质，即一种以对当代文学的本质与规律的阐释为中介的话语生产活动。这种文学史研究不仅未能揭示早期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真相，反而导致了对文学史真相的遮蔽。文学史话语生产过程诸环节中历史原生态被不断置换，是文学史真相遭遮蔽的重要原因。
一、经典化过程中经典对历史原生态的置换
文学史研究一贯以经典作家作品为主要对象，经典化因此成为早期中国当代文学史话语生产过程的第一道工序和后续工序的前提。然而对于文学史真相，经典化的作用却往往是遮蔽。
首先，经典化“意味着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2]（P43）可见经典化并非少数学者书斋里的科学活动，而是关乎主流意识形态，与知识共同体相联系，是各种权力综合作用下的合法化、主流化。一种作品要成为经典，须获得某个群体的广泛认可，用布尔迪厄的话说，经典化取决于外在于任何学者的社会学术场域。可以说，经典化实为主流意识形态与知识共同体实现其潜在可能的工具与途径。唯其如此，一切经典都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强烈的阶级特征，经典化并无客观标准，也谈不上科学客观的经典化。经典化有时只是学者出于研究与论述的便利而对历史作出的删节与选择，经典化因遗弃绝大多数史料（非经典作品及次要的文学史事件）而天然地背离文学史真相。
其次，经典又是开放的。由于经典化取决于主流和共同体，且主流和共同体均变动不居，这使经典必然具有开放性。一方面，经典向新的史料开放，就像当代经典对“”时期地下文学等“潜在写作”（陈思和语）的开放。另一方面，经典化也向每位、每代学者开放。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及学术范式的更替，对同样史料，不同文学史家会有不同的经典化，昔日《欧阳海之歌》能赢得如潮好评，而今却少人问津，足见文学史编纂史上后一代人的经典化往往否定前一代人的经典化。
再次，经典化过程中存在着的解释学循环极易导致如下情形：文学史家以其自身的文学观念及理想审视文学现象，选择出与之吻合或一致的经典，然后，又以这些经典为事实依据，概括出与文学史家原有的文学观念与理想一致的文学的本质与规律。这使文学史研究从来就见仁见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学者多奉那些表现阶级斗争的作品为经典；80年代的学者则以表现人性、或具有较强文学性的作品为经典；至90年代，文学史家们的经典转而成了那些表现性别政治、体现反抗西方霸权等的作品。这表明，经典化与文学史真相从来便是两码事。
此外，经典化还导致作品与权力、学术体制的结盟。经典化不仅将经典推到话语权力中心，也将非经典他者化、边缘化，甚至禁绝之。经典化还通过由主流支配的文学教育影响后世，经过经典化后的文学史没有了历史的原生态，到处是人为删节的痕迹。以此种历史叙述为内容的文学教育不仅其内容被限定于主流及共同体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且受教育者未来的文学观念、审美取向及文学行为方式等也被这种与主流高度一致的经典化文学史叙事所同化、所规范。有时经典化甚至通过将对经典的某种解释指定为“正确”的经典解释，从而粗暴地剥夺他人自由解释经典的权利。因此，经典化基础上的文学史研究只能是局限于特定话语空间里并与权力合谋的文学史研究，这种文学史研究即使不成为谬误和话语暴力的庇护所，也难免不成为通往文学史真相道路上的羁绊。
可见，经典化不过是共同体与主流用有限史料置换历史原生态从而显现其自身的行为，经典化总是排斥非主流，抬高经典，压抑另类与异端，因此，经典化无不由话语权持有者主导，并体现着当权者的文学需求与意志。
本文在此无意彻底否定经典化对文学史编纂的意义。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学史都只能选择某些史料作为论述对象，而不可能穷尽全部史料，这就使经典化成为任何一种文学史必须的前提。另外，主流与共同体也并非全然负面。本文讨论经典化之弊主要着眼于说明人们对经典化的过度依赖和将经典神圣化所致的文学史真相的迷失，并以此提醒人们重估经典化的适用范围。众所周知，文学史叙述可以有不同类型，如龙泉明所分的本真性文学史、工具性文学史、个人性文学史，[3]又如黄修己所分的原生态文学史、遗留态文学史、评价态文学史。[4]（P496）文学史言述如此丰富多姿，大抵由其内容不同所决定。文学史叙述主要有两种：一为事实陈述，以对史实的客观记录为内容；一为价值论言述，主要表述史家对历史现象的价值评价与史识。[5]相对而言，事实陈述本真而客观（尽管有延异），价值论言述则有明显的主观倾向性与个人色彩。在通常的文学史著作中，二者虽能共存，但所占份额却不同，从而形成龙泉明与黄修己所说的不同文学史。大致说来,“本真性文学史”以事实陈述为主体，论居次要地位；“评价态文学史”则以价值论言述为主，论为主体，史实陈述服务、服从于论。显然，经典化更适用于以价值论为主体的文学史，而不适用于原生态文学史或本真性文学史。在历史的原生态中，本质与现象并存，必然与偶然同在，特立独行的另类之作与普通作品共生，杰作与平庸之作混杂。对于历史真相而言，偶然、特殊、另类、支流、个别现象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对其经典化（选择与删除）意味着破坏历史的原生态或本真性，意味着史家主观倾向性的渗入及历史叙事对历史真相的背离。因此，对以再现文学史真相为己任的文学史家而言，经典化不过是文学史编纂中无奈的选择，现在是告别唯经典论及经典至上文学史研究的时候了。
二、经典本质化过程中文学史规律对经典的置换
早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家很少不相信，特殊、个别、偶然现象都是历史的假象，只有一般规律与普遍本质才是历史的真相。基于此种认识，早期当代文学史家便将对文学史真相的追求落实和转换为对经典的共性与发展趋势的概括和推演，这便形成了经典的本质化。如有的早期当代文学学者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分为“旧民主主义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三个阶段，再从各个时期挑选出若干经典作品，分别概括出各个时期文学的特征与成就，进而得出社会主义文学优越并必然取代旧民主主义文学和新民主主义文学之类的结论。在华中师范大学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中，1949年至1960年间的文学被依政治分期标准进一步分为三个阶段：“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文学”、“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文学”、“整风和以来的文学”。[6]（P1）在此进程中，文学自然也由低级到高级地进化着。那么，50至70年代的文学史家们对文学史规律的这种探索能否帮助人们找到文学史自身的真相？笔者认为很难。
首先，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否存在着为所有当代文学现象所共有并足以解释一切当代文学现象的本质与规律？对此，人们虽然探讨多年，却并无一致的结论。有人认为，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当代文学史是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艺的斗争史；[7]（导论）有人则在分析了20世纪的“新民文学”、“人的文学”、“革命文学”、“人民文学”以后指出，包括当代文学在内的中国新文学本质上是“人的文学”；[8]（P63）有人认为“”结束前的文学是前现代性的；[9]有人则认为当代文学具有“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观点如此悬殊，这并非人们认识的错误，而是由于本质实存与否及本质与事物是否同一并起决定性作用等本身便成问题。退一步讲，即使假设本质是实存的，且能代表和决定事物（包括一个时期的文学），这也不等于人们可以经由探索本质与规律之路实现寻找文学史真相的目标。因为，掌握本质及规律依赖人的理解，而理解却受制于前理解，势必受到先有、先见、先设的制约与限制。即使假定本质与规律是人的理解可以掌握的，过于抽象的结论对理解历史真相究竟是有多大意义呢？中国当代文学史虽不到60年，但人们几乎可以找到古今中外的任何文体、主题、风格、手法、价值观、主义及任何流派的当代中国变体。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存，工具性写作、个人化写作与商业化写作共生，从红色经典到“”时的地下文学、朦胧诗，从、陈寅恪的旧体诗词到先锋小说，各种文学现象之间共性不足却充满差异与对立。从这众多的异质的文学现象中即使概括出若干共性（家族相似），也显然不足以代表文学史真相。
其次，在实际操作中，早期当代文学史学者对当代文学规律与本质的探究多为“以论代史”式。早期当代文学史编纂大多出于教学需要，作为教材，它们都被要求与“教学大纲”一致，而“教学大纲”又是依据上级指示精神甚至领袖的有关论述预先拟订好的。因此，早期当代文学史便贯彻着这样一些共同的原则与主旨：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当代社会主义文学高于现代新民主义文学；当代文学史的主轴是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些观点神圣而不容置疑，文学史编者所能做的唯有以史实加以证明。对这种文学史编纂方式虽然也有周扬等人提出过批评，但是，大势所趋，他们也就只能说说罢了。因此，在60年代,“以论代史”成为“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10]（P97）
从现代解释学看,“以论代史”必然导致文学史研究深陷循环解释。由于历史解释原本是史家的史识与史实之间的对话，在正常的情况下，史识及前理解原本可随着与史实的一次次对话而获得不断的调整，从而更符合史实。然而，在早期当代文学史编纂中，由于史识来自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文学史研究便不再是史识与史实之间的对话，而成了寻找、罗列符合先入为主的主旨的作品并进而证明这些主旨的行为。因此，早期当代文学史研究大都是只是观念自身的简单循环，此种所谓历史真相其实就是那些预先存在的结论。
再次，即使当代文学有足以代表整个历史真相的本质与规律，但仍有语言（文学史话语）能否客观再现这些文学史规律与本质这一棘手问题。从现代语言哲学看，以为借助语言可以再现客观对象，这种“语言理性信仰”[11]（P3）本身就极大地夸大了语言的再现功能（语言与事物间的同一性）。可见，以为文学史话语可以像镜子一样真实映现历史真相的设想与语言自身的特性、功能不符。
另外，经典的本质化又与史料的经典化相呼应。前者使史识转化为史实内在的本质与规律；后者则淘汰、删除那些与史识不符的史实，形成体现史识的史料选，从而造成史料与史识相统一的假象。这便给他人（尤其是后人）的不断解构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并使文学史重写永无止境。
由此看来，对经典本质的阐释或本质化其实是人们将各种史识（文学观、文学理想、对某个时代的文学的要求与政策、某些人对文学的某种理解等）化装、置换为文学史规律与本质的一种话语生产工艺或手段而已。因此，人们一直倚重的经典本质化不仅无助于文学史家接近历史真相，反而更易造成历史话语对真相的遮蔽，进而招致后人的不断解构（以新的叙事覆盖、涂抹旧的叙事），使文学史言述沦为话语游戏，丧失其作为一门学科应有的严肃性及尊严。
三、本质阐释权威化过程中领袖的言论对文学史规律的置换
在传统学术话语中，本质与规律一向恍惚难测，是以“人”、“美”等的本质与规律罕有被说清且无异议者。当代文学的本质与规律亦然。这便使对当代中国文学的阐释成为文学史家张扬个性、驰骋诗性想象的活动，因而产生了以下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谁的看法正确？谁来裁定？依据什么裁定？谁有权制定这些依据？倘在其他的时间与地点，这些问题或许是难题，但在50年代到“”结束之前，问题不那么严重了。在当时，的言论成为一切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基本原则、理论基础和知识合法性依据。正如有学者所说：“当代文学实际上是在40年代（具体说是40年代初期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设计了。”[10]（P147）早在延安时期，便在设计未来中国前景和革命进程的同时，具体规划了新中国文学的创作原则与审美特征，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过广泛试验，为当代文学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人才与文学经验的积累。建国后，的设计很快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被确定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且随个人崇拜之风日盛而迅速提升为文艺界的金科玉律。因此，原本作为50至70年代中国文艺指导思想的文艺论述反过来又成了对当代文学本质与规律最贴切的阐述。这意味着，在阐释和论述当代文学本质与规律方面，40年代后的有关言论成了最高的权威，对当代文学本质与规律的阐释于是彻底权威化了。
早期当代中国文学史话语生产的这道本质阐释权威化工序必然导致对文学史真相的进一步遮蔽。
首先，当代文学本质与规律阐释的权威化，使人们迷信权威，放弃理性反思，以致在学术研究中生搬硬套权威言论，甚至制造出一些学术闹剧。在“”时期出版、由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的《文艺思想战线三十年》中，1942年以后的30年间文艺被总结为七次大的斗争，、刘少奇、周扬、胡风、丁玲、王实味等同被划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与文艺现象被二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抗。周扬这位反胡风、批丁玲的主将居然成了他的对手的同路人。[12]（P31）此类“错误百出，逻辑混乱”、“虚妄、错乱和无知”[12]（P31）的论述，自然与当时学者对有关论述的迷信及这种迷信心理作用下放弃思考和生搬硬套有关。
其次，本质与规律阐释的权威化容易导致人们视领袖的一切言论为绝对真理，甚至把领袖在特定语境中个人化的价值判断也当作普遍的科学真理。以早期当代文学史叙述贯穿始终的“厚今薄古”论为例。众所周知，此说渊源于4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在这些写于战争语境下的著作中，畅想和规划国家的发展和文学的未来，自然体现出当时战争文化背景的特殊要求和作为政治领袖与军事家的特殊关注方式。可以说，是从民族救亡与战时动员的角度来否定不适应战时需求的资产阶级文艺，进而提倡有利于政治军事斗争需要的新文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优劣的判断，主要依据是作品能否有效鼓舞民众（尤其是农民）及主要来自农民的指战员的士气，是否为民众喜闻乐见。[13]（P182-191）可见，是用一种非文学标准评价文学的。这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离开战时背景，离开的特殊气质与身份，类似的价值判断便难以想象了。
然而，的这种战时个人化价值判断却成了建国后当代文学史编纂的通行观点，成为与达尔文进化论相呼应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客观规律之一，这与实际明显不符。连周扬也不以为然。①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讲，的许多言论多具策略性、政策性、行政命令及价值论性质，不乏个人对文学和文艺界的特殊期待，与科学真理和历史真相分属不同范畴。然而，早期当代文学史研究者们却认为，这些言论反映了社会历史规律，强调其科学性，[14]将此类原属人文话语的言论指认为科学真理，使其反过来充当有关学者严谨的学术研究的依据和结论。
再次，当代文学本质与规律阐释的权威化使学者最终必然放弃对历史真相本身的探索。一，在个人崇拜与本本主义盛行的年代，面对权威的阐释，一般学者都会相信，历史的全部真相都已被充分揭示，此外的论述属多余而且错误，领袖的言论本身就是终极真理。当有人的看法与领袖不合，人们只会“感到自己的思想水平低和政治敏感性差”，[15]足见整个时性反思意识之淡薄与批判能力之匮乏。这表明，至少在公开场合，反思与批判已遭抛弃。二，有些学者可能有怀疑和批判能力，也不乏反思勇气，但是，他们反思、批判及言说的权利随时都有被剥夺的可能，就像胡风、张中晓、顾准等遭遇的那样。在存在绝对权威的时代，反思与批判极难被允许，普通学者唯有宣传和论证权威论述：或者用有关史实论证权威论述；或者搬用权威论述来硬套历史现象，如前文所述辽宁大学中文系“”期间编写的《文艺思想战线三十年》。
四、本质阐释的泛权威化过程中代言人的言论对领袖言论的置换
在当代文学本质阐释权威化时代，领袖的观点成为绝对真理，这固然导致文学史真相的迷失，但令文学史叙述更加远离历史真相的是各类代言人的出现。由于政治与学术体制赋予的方便，周扬、等成为领袖的代言人，并分有领袖的权威，他们的言论同样成为普通研究者必须认真领会、落实的指示精神。于是，领袖的权威便不同程度地被不同代言人的权威所置换，此即当代文学本质阐释的泛权威化。这势必导致当代文学史真相在本质阐释泛权威化格局中的进一步迷失。
首先，权威代言者对当代文学史本质与规律的阐释并非全然是对历史真相本身的解释，其中包含对领袖的历史阐释的再阐释，这种再阐释具有经学中“传”的特性。这种“传”式解释的再解释意味着更多的主观因素的融入，意味着历史解释更远离历史真相，意味着历史真相被历史叙事遮蔽得更严重。众所周知，周扬曾是60年代大学文科教材编写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周扬原本主要负责政治方面的事务，具体学术方面的事交给各科专家处理。[16]唯有对现、当代文学教材的编写，周扬管理更为具体和深入。为此，他专门发表讲话，明确指示：“中国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文学，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对前面要有回顾，要有一段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帽子，对后面要有社会主义文学的瞻望。”[17]（P230-231）这使周扬成为较早赋予“当代文学”一词“社会主义文学”内涵的人。[18]然而，周扬这些观点其实正是某种“传”式解释的再解释。
早在1939年，便在《中国的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19]（P614）到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民主主义革命为新、旧两个阶段，并在建国初提出了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论述。这些论述已清楚勾勒出了后来主流历史叙述的框架：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代）。周扬的意义在于将的全局性的看法具体化为文学史的分期标准、历史叙述的原则与方法及对各历史时期文学性质的定性分析与价值评判。令人深思的是，周扬未能将有关论述中的某些不足修正过来，如未能修正夸大文艺界阶级斗争严重程度之误，未能纠正忽略社会政治发展与意识形态、文学艺术发展之间不平衡性之误，却新添了某些周扬本人的误解。如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等处，周扬将1949年以来的当代文学定性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显然背离了关于建国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期与社会主义改造期等的复杂论述，大大简化了历史进程的复杂程度，也否定了小资产阶级文学在过渡时期的合理空间，显得更“左”，与文学史真相的疏离更严重。
其次，领袖代言者因分有领袖的权威，他们对普通学者有明显的示范效用，其负面的示范势必促成了一个时代恶劣的学风，令普通学者从根本上蔽于代言者的言论或指示而无法充分面对历史事实本身。仍以周扬为例。周扬对文学史的阐释，实质上是对有关论述的阐释（引申、具体化、论证），的有关论述既是出发点，又是其结论，更是衡量一切有关历史叙述的唯一标准。在此种文学史话语生产体制中，史实与史识间的对话和良性的解释学循环被阻断，历史叙述成为理论依据史实结论（原有理论依据本身）的单向流动。其影响所及至于80年代，如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84年版的“重印说明”中，编者郑重指出：此次重印，曾经数次修订，为的是“尽量使一些问题的表述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中央文件精神相一致。”[20]这就是说，文学史家首先要做到与权威的“中央文件精神相一致”，其次才是寻求与史实及历史真相相吻合。
再次，在权威泛化的时代，往往存在多种代言人声音并存且彼此矛盾的情形，这种状况容易导致普通学者左右为难，甚至放弃对文学史真相的任何公开探寻。如在50至60年代的文学界，题材决定论曾经盛行一时。此种理论认为，现实题材优于历史题材，写重大斗争优于写日常生活。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百花齐放”，据此可认为，写历史题材与外国题材都没错；另一种态度是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外国死人部”的批示所体现的，据此可说，写历史题材与外国题材的作品均不可。的上述观点分别为两种代言者所坚持，周扬等主张的是前者，、柯庆施等却主张文学应“写十三年”，否定写历史题材与国外题材。后来的情形表明，与周扬等都未真正领会领袖的真实意图。这种情形自然难坏了当时的普通学者，须知，一贯被视作权威的周扬与等人的看法如此对立，下面的学者又如何自处？又谈何当代文学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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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与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观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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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追寻控制理论的发展过程，首先简单回顾了经典控制理论的产生、发展，接着引出了现代控制理论及并介绍了其发展概况，并通过两者之间的简单对比，彰显现代控制理论的不同之处。最后，对现代控制理论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些预见。
关键词：经典控制理论；现代控制理论；发展趋势
一.经典控制理论的产生、发展与局限
维纳曾定义，控制论是“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
在20世纪30到40年代，奈奎斯特、伯德、维纳等人的著作为自动控制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战后，又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在总结了以往的实践和关于反馈理论、频率响应理论并加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自动控制系统设计的频率法理论。1948年又提出了根轨迹法。至此，自动控制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基本完成。这种建立在频率法和根轨迹法基础上的理论，通常被称为经典控制理论。
经典控制理论以拉氏变换为数学工具，以单输入――单输出的线性定常系统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将描述系统的微分方程或差分方程变换到复数域中，得到系统的传递函数，并以此作为基础在频率域中对系统进行分析和设计，确定控制器的结构和参数。通常是采用反控制，构成所谓闭环控制系统。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经典控制理论只限于研究线性定常系统，即使对最简单的非线性系统也是无法处理的；出描述方式，这就从本质上忽略了系统结构的内在特性，也不能处理输入和输出皆大于1的系统。实际上，大多数工程对象都是多输入――多输出系统，用经典控制理论设计这类系统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第二，经典控制理论采用试探法设计系统。即根据经验选用合适的、简单的、工程上易于实现的控制器，然后对系统进行分析，直至找到满意的结果为止。虽然这种设计方法具有实用等很多优点，但是，在推理上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效果也不是最佳的。
综上所述，经典控制理论的最主要的特点是：线性定常对象，单输入单输出，完成镇定任务。经典控制理论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突出的是难以有效地应用于时变系统、多变量系统，也难以揭示系统更为深刻的特性。当把这种理论推广到更为复杂的系统时，经典控制理论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即便对这些极简单的对象、对象描述及控制任务，理论上也尚不完整，从而促使现代控制理论的发展――对经典理的精确化、数学化及理论化。
二.现代控制理论的五个分支
I.线性系统理论，性系统理论是现代控制理论的基础，也是现代控制理论中理论最完善、技术上较成熟，应用也是最广泛的部分。主要研究线性系统在输入作用下状态运动过程的规律和改变这些规律的可能性与措施；建立和揭示系统的结构性质、动态行为和性能之间的关系。线性系统理论主要包括系统的状态空间描述、能控性、能观测性和稳定性分析，状态反馈、状态观测器及补偿的理论和设计方法等内容。
II.最优控制理论，在给定约束条件和性能指标下，寻找使系统性能指标最佳的控制规律。主要方法有变分法、极大值原理、动态规划等。其中极大值原理是现代控制理论的核心（使系统的性能指标达到最优――最小或最大）。一般而言，最优化方式有离线静态优化方式和在线动态优化方式，而最优化问题的求解方法大致可分为四类：解析法、数值解法（直接法）、解析与数值相结合的寻优方法、网络最优化方法。
优化方法的新进展包括：一，在线优化方法，基于对象数学模型的离线优化方法。含局部参数最优化和整体最优化设计方法、预测控制中的滚动优化算法、稳态递阶控制、系统优化和参数估计的集成研究方法.。二，智能优化方法，含神经网络优化方法、遗传算法、模糊优化方法、模糊优化方法。
最优控制理论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如时间最短、能耗最小、线性二次型指标最优、跟踪问题、调节问题和伺服机构问题等。但它在理论上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其中两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优化算法中的鲁棒性问题和最优化算法的简化和实用性问题。
III.自适应控制。在控制系统中，控制器能自动适应内外部参数、外部环境变化，自动调整控制作用，使系统达到一定意义下的最优。有模型参考自适应控制与自校正自适应控制之分。
自适应控制和常规的反馈控制和最优控制一样，也是一种基于数学模型的控制方法，所不同的只是自适应控制所依据的关于模型和扰动的先验知识比较少，需要在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去不断提取有关模型的信息，使模型逐步完善。具体地说，可以依据对象的输入输出数据，不断地辨识模型参数，这个过程称为系统的在线辩识。随着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通过在线辩识，模型会变得越来越准确，越来越接近于实际。既然模型在不断的改进，显然，基于这种模型综合出来的控制作用也将随之不断的改进。在这个意义下，控制系统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比如说，当系统在设计阶段，由于对象特性的初始信息比较缺乏，系统在刚开始投入运行时可能性能不理想，但是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通过在线辩识和控制以后，控制系统逐渐适应，最终将自身调整到一个满意的工作状态。再比如某些控制对象，其特性可能在运行过程中要发生较大的变化，但通过在线辩识和改变控制器参数，系统也能逐渐适应。
IV.系统辨识。根据系统的输入输出时间函数来确定描述系统行为的数学模型。通过辨识建立数学模型的目的是估计表征系统行为的重要参数，建立一个能模仿真实系统行为的模型，用当前可测量的系统的输入和输出预测系统输出的未来演变，以及设计控制器。对系统进行分析的主要问题是根据输入时间函数和系统的特性来确定输出信号。对系统进行控制的主要问题是根据系统的特性设计控制输入，使输出满足预先规定的要求。而系统辨识所研究的问题恰好是这些问题的逆问题。
V.最佳滤波理论，亦称为最佳估计理论。当系统受到环境或负载干扰时，其不确定性可以用概率和统计的方法进行描述和处理。也就是在系统数学模型已经建立的基础上，利用被噪声等污染的系统输入输出的量测数据，通过统计方法获得有用信号的最优估计。经典的维纳滤波理论阐述的是对平稳随机过程按均方意义的最佳滤波，而现代的卡尔曼滤波理论用状态空间法设计最佳滤波器。克服了前者的局限性，适用于非平稳过程并在很多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成为现代控制理论的基石。
三.现代控制理论与经典控制理的差异
现代控制理论基于经典控制理论，两者之间存在的关联与差别的发展中，扩大了控制理论所能解决问题的范畴。根据自动控系统的目标――认识与改进控制系统来说，主要在研究对象、数学模型及基本方法、应用领域来讨论上，存在着不同之处。前两者在上述论述中，已有阐述。在应用领域上，现代控制理论是经典控制理的进步与补充，但由于现代控制理论的发展晚，而经典控制理论的趋于成熟，因此按作者的观点，两者在相应的领域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郑应平.充满魅力的现代控制理论[J].自动化博览2003（5）
关键词：类比教学法；量子力学；应用探究
中图分类号：G64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4-0100-02
量子力学作为描写微观物质结构、运动与变化规律的学科，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之一，而且在化学和很多近代技术中也有广泛应用。量子力学是在旧量子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于量子数大到一定的极限的量子系统，可以用经典理论精确描述。量子力学、经典力学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从这些区别和联系入手可以使学生更加容易理解量子力学的新知识。基于此，本文在分析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的相似点的基础上，探究并实践了如何让学生加深理解的问题。将类比教学法应用于量子力学的实践教学当中，这样既可以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积极性，又可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同时还可以巩固学生以前学过的经典物理学的相关知识，进而能提升量子力学课教学质量。
一、类比教学法
类比方法是根据两类物理现象在某些性质的相同或相似处，推断出这两类物理现象的另一些性质也相同或相似的一种逻辑推理方法。类比法是专业术语，指由一类事物所具有的某种属性，可以推测与其类似的事物也应具有这种属性的推理方法。在我们学习一些十分抽象地看不见、摸不着的物理量时，由于不易理解，我们就拿出一个大家能看见的且与之很相似的事物来进行对照学习。类比方法强调在分析、发现不同事物的共同性质的基础上，把一个事物的属性转移到另一类事物上。类比的过程具有创造性，是科学家常用的思维方法。
二、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的相似点及类比教学法的应用
物理学研究的目的是总结、概括各种不同物质在时空中的运动规律，并且把这些规律用数学公式表示出来。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的研究对象不同，而宏观和微观物质自身性质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学习量子力学相比于学习经典力学的困难。而另一方面，把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类比，找到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再进一步推理，可以更加容易理解量子力学理论。在处理物体直线运动或是自由落体运动时，我们自然会想到在（x，y，z）所组成的空间坐标系中，根据牛顿运动学定律，分析物体的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每一时刻，物体的位置可以用三维空间里的任何一个点的坐标表示出来。为了方便地处理不同物理问题，空间直角坐标系可以变换成柱坐标系、球坐标系。处理物体的碰撞时，把实验室坐标系换成质心坐标系，利用动量守恒原理，也可以使表达式更加简单，易于求解。因此，选择最佳的坐标系，可以让复杂的问题变的简单。在微观世界中，量子力学仍然需要在恰当的坐标系中讨论物理问题。在经典力学中，物体处在某个状态的位置和角动量可以被精确的计算。但是，对于微观体系，比如一个电子在原子中的环绕原子核运动，它的位置、动量不能同时精确确定。当该电子处于定态时，它的能量不会随时间变化，即它的能量守恒。这时，我们可以把电子放在能量坐标系中讨论。在数学中，希尔伯特空间是欧几里得空间的一个推广，它不再局限于有限维的情形。在量子力学中，能量坐标系被称为能量表象。量子力学中常见的表象包括：动量表象，能量表象，粒子数表象等。在矩阵力学中，把状态Ψ看成是一个列向量。选择一个特定的Q表象，就相当于选取一个特定的坐标系。■的本征函数u1（x1），u2（x2），u3（x3）…un（xn）就是这个表象的基矢，相当于笛卡尔坐标系的单位矢量i，j，k；波函数a1（t），a2（t）…an（t），是态矢量Ψ在Q表象中沿基矢方向的“分量”，正如A沿i，j，k三个方向的分量是（Ax，Ay，Az）一样；■本征函数的归一性，类似于几何坐标系的i・ij・jk・k1；而本征函数的正交性，类似于几何坐标系中i・ji・kj・k0[5]。在量子力学中，■的本征函数有无限多，称态矢量所在空间是无限维的希尔伯特空间。由此看来，几何坐标和力学表象是同一个概念，只是处理不同的问题时，选择不同的坐标系可以减小复杂程度。在量子力学中如果知道了状态的波函数，那么粒子处于空间某点的几率，以及力学量的平均值均可求得，因此说波函数完全描述粒子体系的运动状态。而对于同一个状态，在不同的表象中，有不同的波函数形式。量子力学的一种基本假设是波函数满足态叠加原理：
ψc1ψ1+c2ψ2+K+cnψn（1）
此式的物理意义是量子体系的一般状态是所有本征态的线性叠加。Ψn是体系的可能态，相应的概率分别为|ck|2，而且满足归一化■c■■1。在经典力学中，伽利略变换可以变换不同的惯性系。量子力学则借助幺正矩阵来实现不同表象之间的变换。那什么是幺正矩阵呢？简单来说就是满足S+S-1的矩阵称为幺正矩阵，而由幺正矩阵所表示的变化称为幺正变换。所以由一个表象到另一个表象的变换是幺正变换。如果以F'表示算符■在B表象中的矩阵，F表示■在A表象中的矩阵，则通过幺正变换可得：F'S-1FS（2）也就是说力学量F在A表象中的矩阵左右分别乘幺正矩阵的逆矩阵和原矩阵就可以把力学量F转换到B表象中去。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间的相似点还有很多。量子力学类比教学法的核心是，注意强调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的必然联系，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探索量子力学新知识的本质，把新知识与已经掌握的量子力学知识类比，深入透彻的理解量子力学的假设、定义和公式。
综上所述，把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做类比，就是要发掘出、并重点讲解它们之间的相似点，让学生在这些相似点的基础上，主动的思考分辨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的相同和不同。本文以表象为例，把表象变换与数学上几何坐标进行了类比，讲述了对表象及其变换的理解。总之，在讲授抽象的量子力学时，把它和经典物理进行类比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掌握新知识，能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但类比法不是万能的，要灵活、恰当地应用到位，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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