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我们回首却惊奇地发现，对于亚洲为什么爆发金融风暴，如何避免下次危机的发生，人们似乎并没有在价值观上达成共识，更多的只是技术层面的探讨。而当世界经济一体化把地球变成平的，亚洲新的危险已经来临。
药方与疗效
上世纪90年代，亚洲经济迅速崛起，引起世人瞩目，被称为亚洲经济奇迹，学者和政客开始讨论东亚模式，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光环之下,制度性、体制性的缺陷被遮盖了，直到金融危机以总爆发的形式，暴露出制度、体制所长期积累的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是东亚发展的转折点，历时一年多的这场危机，不仅使泰国、韩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中国香港、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受重创，同时因为国内矛盾的空前激化也使国家政权陷入动荡，泰国和印尼政府更替，日本首相下台，俄罗斯则在一年之内更换了6任总理。
关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很多学者作出了探讨，内因主要是：房地产业的长期过度发展、投资过度、对短期外国基金的过度依赖、过高的固定资产价格、外汇储备不足、筹措使用外债外资不当、产业结构调整不及时、对外开放金融市场但监管不力、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等。外因则是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商利用东亚国家的这些弱点进行攻击。
但究竟是什么导致亚洲国家形成并一直忽视这些制度漏洞，才是形成危机的根本原因。一场金融危机，引发了这些国家对自身发展的反思，从而引起一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人们已经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除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之外，还要有相应的社会政治体制的配套发展。
金融危机爆发后，首先是头痛医头，各国开始健全金融体系，马来西亚修改了银行的破产法规，泰国建立了专门的破产法院，韩国简化了公司破产程序，印尼实施了简化银行破产的规定等等。随后，新一轮民主化浪潮开始席卷东南亚，印尼、泰国、菲律宾都加速了民主化步伐。
在民主进程中走得最远的是印尼。在苏哈托执政的30多年时间里，印尼实际上一直处于军人政权统治2-T,在苏哈托的集权统治2-T,印尼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家族统治、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而是愈加突出。亚洲金融风暴直接导致了苏哈托威权体制的，印尼从此走上民主化进程，这个民主化进程是痛苦的、颠簸的，印尼民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民主化没有逆转，以2004总统成功直选为标志，民主制度在印尼基本固定和成熟。印尼的经验似乎预示着亚洲国家的转型模式很可能是危机导向型的，而不是威权领导层所主导的强制型变迁。
韩国则以金融危机为拐点，完全改变了原本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从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就着力于培植财阀集团，逐渐形成政府掌控财阀、财阀引导市场的体制，韩国的产业政策主导是国家，通过企业、政府与研究单位产官学三者的合作，研究出涵盖全球竞争大方向以及实际可行的政策，由企业着手执行。这种高压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一度创造了令人炫目的韩国经济奇迹。却不料正是这一模式导致韩国在这次危机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韩国金融危机始于企业倒闭，企业倒闭的原因是负债过重，资不抵债，而企业负债过重的原因是经济急于求成，政府干预过度。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两年内，韩国进行了较为彻底的经济结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
泰国是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救助方案最全面和彻底的国家之一。IMF有个很简单的模型：每个面对危机的经济有两个逆差，即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改革药方是货币贬值、提高利率、加税、减少财务开支，以及最大限度私有化。
与其他国家实施的所谓IMF型策略不同，马来西亚采取了当时被指责为逆时代潮流的资本管制措施。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地区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受灾国”2_--，但也是它们之中恢复最快的国家。危机发生后，马来西亚政府迅速而果断地切断危机通过金融系统向国内产业体系传导的途径，以严厉而有效的资本管制阻滞资本外逃。从遭受危机的打击到目前基本恢复，马来西亚经济经历了持续的调整，但实际上基本发展趋向并没有大的变化。政府采取的危机治理措施没有改变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对外依赖仍是马经济的主要特征。
虽然亚洲经济危机后，东亚各国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在改革金融制度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韩国改组了银行体系和家族公司制度，印尼和泰国建立了更加稳定的金融产业等等。但是，和马来西亚类似，亚洲金融危机后，除了韩国，许多亚洲国家基本没有对本国经济结构做过根本性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只有印尼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因国内政局动荡，尚无力顾及经济体制的调整。日本则因缺乏政治意愿而基本维持旧的经济体制。而随着亚洲经济的恢复和再度崛起，危机刚发生时引发的思考和改革锐气已经逐渐淡去。1O年后的今天，东亚发展模式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东亚模式与华盛顿共识
金融全球化受到各个方面的青睐，特别是受到IMF以及财经媒体等机构的推崇。在80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进一步得到推动。针对拉美国家爆发的债务危机，美国学者威廉姆森1989年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其核心思想就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加上财政稳定化，首先是放开重要商品的价格，然后是拆除所有影响市场发挥作用的壁垒，通过启动市场机制，国家经济就会获得稳定的增长。而东亚发展模式比较明显的A是政府较强的干预，多是威权建立了行政引导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
也正因此，东亚发展模式多为西方学者所诟病，特别是新加坡的威权主义，已经到了西方完全无法接受的程度，但正是这样的亚洲模式，造就了这些亚洲国家“惊人的经济成长”。英国花58年，美国也花了47年，才把个人平均产值增加一倍，但日本在33年就办到了，印尼只花了17年，韩国11年，而中国则只用了10年。亚洲经济奇迹不断挑战西方学者的思维，也在不断嘲弄着“华盛顿共识”。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西方学者及媒体终于找到了充足理由纷纷指责“亚洲经济成长模式”的谬误，但是，通盘研究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亚洲金融危机不仅证明了亚洲模式的谬误，同时也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错误所在。
在这场危机中，人们习惯于把受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但其实东亚各国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不尽相同。泰国等国家危机的发生主要是因为被索罗斯们攻击，
因为本国货币被高估，又要维持和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这个明显的体制缺陷是索罗斯们所喜欢的。当时亚洲国家货币普遍存在高估现象，包括中国，但中国并没有被攻击成功，不仅因为中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更因为中国没有放开资本项目，货币不可以自由兑换，使金融投机家无法对人民币进行攻击。不顾本国发展情况过度市场化，这是泰国等国家在攻击下溃败的主要原因，造成过度市场化的，正是华盛顿共识。
而韩国危机发生则主要是因为内因，因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走到了尽头，即使没有外界的攻击，危机也终会爆发。因为威权体制或后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在东亚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权这只“看得见的手”成为现代化的策划者、推动者与组织者，虽然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但也造成了诸多弊端。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印尼的体制非常明显，苏哈托政权甚至通过内务部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把所有的政府公务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拉入自己控制的“专业集团”。泰国的政商关系也日趋紧密。韩国更是主要靠国家扶持大企业发展。马来西亚则出现了执政党大办公司、政府大搞巨型工程以及政府加强对市场的“指导”等现象。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难解难分，获取超额利润，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东亚金融危机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这场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是“东亚模式”直接或间接引发金融危机并导致相关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持久动荡。这也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民主化浪潮席卷东南亚的根本原因，他们认识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当被有效限制。
如何处理政治民主化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政府应该摆在一个什么位置，尤其是权威政治体制对政治民主化与经济现代化的影响，对于许多东亚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体制的焦虑
华盛顿共识和东亚模式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察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但这两种方式似乎都不同程度地被证明失败，当各国经济发展已经密不可分，我们需要一种超越于这两种方式之外的新方式。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几年，对于亚洲如何发展有过各种争论，但是，随着亚洲经济的再度崛起，这种争论渐弱。
世界银行名为《危机十年后》的报告称，东亚新兴经济体已从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复苏，成就令人触目。数据显示，东亚新兴经济体去年的增长速度高达8．1％。报告中指出，亚洲金融危机10年后，东亚各经济体不仅更富有，而且在全球扮演比过去更重要的角色。报告列举的数据显示，日前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总产值已超过5万亿美元，经济规模比金融危机前扩大了一倍以上，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75％。和10年前一样，这样的经济奇迹再度让世人兴奋，一度被人质疑的东亚模式中的弊端已很少被人诟病。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近期的一份名为《2007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和社会概览》的报告中指出，最可能因资金大举撤出而重演金融危机的国家分别是印尼、韩国、泰国与菲律宾。这4个国家正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受创最深的亚洲国家。除了马来西亚外，上次受到危机肆虐的相关各国，去年开始又浮现危险的端倪。
有专家公开表示，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亚洲国家并未有多少根本『生的改革，关于国际金融架构改革提案的声音也正在点滴淡去，至今并未促成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也没有巨额的资金来协助解决危机国家的货币流动性问题。亚洲一切的基本面、管理组织与规则都未有实质性改变，与10年前相比，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因素今天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加重了。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亚洲各国一个共同的明显的改善是，大力储备外汇，以备不时之需，但正是这点造成了更大的危机因素。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目前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已远远超过了用于防范目的的最佳水平。报告认为，大量外汇储备可能产生不良副作用，例如引发信贷过度扩张、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上升或资产市场投机泡沫等。
现在，东亚的新兴经济体大多成为债权国。截至今年2月，东南亚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量已经达到3．28万亿美元，较1999年初增加了2．49万亿美元。在大多数东亚经济体中，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的比例为4：1或5：1。虽然在危机之后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似乎是个合理的保障方式，但如今的水平看来过高了。
在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新兴市场成为不少人眼中的脆弱链条。全球股市集体下挫的同时，新兴市场货币也剧烈波动。8月份，亚洲一些经济体的货币汇率遭遇了2011年以来最大的跌幅。新加坡元对美元汇率下跌超过5%，韩元和泰铢下跌超过7%，马来西亚林吉特和印尼盾分别跌了10.5%和14%。
新兴经济体过去十年的飞速增长给全球经济增色不少，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帮助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谷。而近几年，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曲折多变，危机此起彼伏，新兴经济体“跑步前进”的速度放缓。
金融市场动荡说明了新兴经济体自身的脆弱，但类似于1997年那样的新兴市场金融危机会卷土重来吗？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虽然同样是货币贬值，也要看贬值的幅度和时间跨度。相比过去的危机期间，林吉特和印尼盾在过去八个月里基本算是稳步下跌。在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间，泰铢、韩元和印尼盾跌得更快更猛，分别贬值了38%、51%和80%。当泰国允许泰铢对美元汇率浮动时，泰铢单日跌幅达15%至20%。
当时的情形是，新兴市场货币因为币值被高估而遭遇了投机性攻击，因而加速下跌。国内利率过高迫使企业海外举债，而本币贬值则加重了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负担。海外资本大举出逃，资本市场如惊弓之鸟。这一切造就了1997年至1998年金融和经济剧震的“完美风暴”。
尽管同样是股市汇市的剧烈波动，但当前情况与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有所不同，既没有突发性金融事件发生，如雷曼倒闭、泰铢暴跌，也没有出现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更重要的是，经历了早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政府目前手中可使用的宏观政策工具更多；亚洲地区经济体普遍抛弃了固定汇率制，转而采取有更大缓冲余地的浮动汇率制度；没有积累巨额经常项目逆差，外汇储备更充足，银行体系更为稳健。
新加坡华侨银行经济分析师谢栋铭也认为，虽然也面临风险，但这次新兴经济体的境况总体而言要好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尤其是外汇储备更加充足；企业尽管积累了一些以美元计价的债务，但这些债务远不像上次危机时那么糟糕。
美国财经媒体《巴伦周刊》援引美林美银分析师克劳迪奥・皮龙的话说，如今亚洲地区政府资产负债表中外汇债务的比重已大大降低，且亚洲经济体已经建立了流动性较强的境内债券市场，为政府借贷和资金支出提供了一项备选方案。
国际金融协会经济学家查尔斯・科林斯称当前市场波动是一次典型的不确定性冲击，短期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称为金融危机还是言过其实了。
从经济基本面看，过度悲观也找不到合理解释。美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之中，欧洲经济在企稳，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也一直在意料之中。
《经济学人》认为，尽管金融市场动荡，经济数据不佳，但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仍在继续。虽然增速有所减慢，但经济结构出现了良性改变，如服务业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全球金融危机下,亚洲区域金融合作又迈进一步。5月3日,东盟和中日韩(10+3)财长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会议上就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的主要要素达成共识,并决心在今年年底启动这一被称作“亚洲货币基金”雏形的多边货币交换机制。这一合作行动,对维护亚洲地区经济金融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并将对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系产生积极影响。
在这次“10+3”财长会议上,各方就筹建中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的规模及份额分配、出资结构、贷款额度、决策机制、经济监测机制等要素达成共识,从而扫清了储备库筹建中最为敏感和棘手的障碍。这展示了东亚国家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和决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危机过后,东亚国家深刻反思,吸取教训,认为应该积极推进区域金融合作,共同致力于建立区域资金救助机制,以克服危机发生时融资困难、救助不及时的问题。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让亚洲国家感到了构建区域救助体系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10+3”财长会通过了“清迈倡议”,决定建立基于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区域救助机制。2007年5月,“10+3”财长会决定选择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作为“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具体形式。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这次巴厘岛会议就区域外汇储备库的主要要素达成共识,标志着“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取得了重大实质性进展。
这种区域金融“血库”,将原先松散的双边援助网络提升为较为紧密的区域多边资金救助机制,极大地增强了“血库”的救助能力。当地区遭遇金融危机时,流动性出现问题的成员就可以从区域外汇储备库中获得及时的资金支持,从而弥补现有国际多边救援资金的不足,维护本地区的经济金融稳定。
事实上,4月16日在中国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上,建立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虽然推出亚洲统一货币“亚元”仍然道路很长,但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步伐却因金融危机而加快。
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旨演讲中,总理提出,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最大限度照顾彼此关系,尽早达成共识,建成区域外汇储备库,增强本地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他还提出,要充分发挥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作用,研究扩大互换额度和签约国范围。
伴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分工的日益明确,类似“欧盟”的经济体将会不断涌现。为迎合这种发展趋势,国际货币体系也可能形成不同的货币圈,除美元外,如欧洲的“欧元圈”、亚洲的“人民币+日元圈”或所谓“亚元圈”,圈内圈外之间的关系复杂,一时难以定位。
2003年,有“欧元之父”美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曾建议,设立由亚洲地区某一组货币组成的共同货币,争取在每个国家不放弃本币的情况下,能让一种叫做“亚元”的区域性货币在亚洲流通。10多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更为迫切,统一货币的意义更加凸显。
人民币扮演核心角色
作为本轮金融危机的众多“副产品”之一,加强区域合作的迫切程度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前所未有的关注,这对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引擎之一的亚洲尤为如此。
对中国来说,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增强其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提升其在地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也有利于带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由过去的边贸使用、跨境流通迅速转移到大贸易、投资和储备中。从更务实的角度来看,区域合作能促进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增加区域内总需求,这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不久前召开的G20伦敦峰会期间,中国官员呼吁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俄罗斯、巴西、印度、印尼等国家均表示,支持中国提出的建议,以减少市场对某一国家或某一经济体货币的依赖性。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亚洲经济的日益一体化,“亚元”的想法有可能变成现实,人民币将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
去年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本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决定,在上海和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5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有利于推进人民币成为区域性货币,也将进一步促进亚洲地区的货币合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表示,随着中国边境贸易的日益深化与成熟,在港澳台地区及周边一些国家,人民币不仅被越来越多的商家所接受,还开始充当边境贸易计价、结算工具,开始表现出承担区域货币职能的趋势。
有关专家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区域化进程正在缓慢而实质性地向前推进。由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且存在持续升值的预期,基本上可以锁定货款的结汇风险。一些日本的公司甚至中东地区的公司就部分采用美元计价、部分采用人民币计价的折中办法。
有关专家建议,未来5到10年内,人民币仍应将主要目标确定为亚洲区域内广泛使用和流通的货币,尤其是作为跨境贸易的主要计价货币、结算货币,并初步形成人民币计价的开放式金融市场框架,为实现储备货币功能创造市场条件,也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关键货币打下基础。
“亚元”浮出面临瓶颈
尽管亚洲国家在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开始由理论探讨、方案设计阶段上升到开展实际性的合作阶段;但是货币一体化进程的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其根本原因在于亚洲国家的国情缺乏共性,各方差异制约着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推进。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十万八千里,中、日、韩以及东盟十国经济发展非常不均衡,国与国之间、甚至一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总体经济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等都有较大差距,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
同时,在经济结构上,中国和东盟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经济中比重较高,出口产品相互替代、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较大等,从而在许多重要经济领域都是竞争关系。
相对欧洲大陆国家而言,亚洲国家具有更古老、更丰富的历史、文化、宗教和民俗。这虽然是一种光荣与自豪,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人们意识形态的更新与发展。欧元的成功诞生告诉我们,仅仅有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相同基础并不等于可以实现货币的一体化,人文因素决不可以小视,其主要是人们的观念与理念,“亚元”发展的基础因此也十分脆弱。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合作机制由谁主导也是一个问题。东盟和中日韩地缘相近,历史文化相通,各国之间相对容易相互理解,容易交流;然而,各国有不同的政体,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融合,依然需要加强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