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波动性GARCH模型
1.引言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PriceIndex，简称CPI）是度量居民生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水平随着时间变动的相对数，综合反映居民购买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这一指标不仅影响着政府制定货币、财政、消费、价格、工资、社会保障等政策，同时也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对CPI的波动性研究，即是了解通货膨胀的波动性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尽管通货膨胀对经济的有重要影响已成为共识，但通货膨胀与其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Firedman（1977）认为较高的通货膨胀会导致更大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Ball（1992）完善了Friedman的观点，认为由于公众不了解政策制定者的偏好，政策制定者的偏好不确定性只有在通货膨胀较高时，才会影响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国内外很多研究支持Firedman的观点。Grier等（2006）对墨西哥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较高的通货膨胀会增加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Karahan（2012）通过对土耳其CPI数据分析表明，通货膨胀导致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支持了Friedman的观点。
另一方面，Cukierman和Meltezer（1986）认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能够导致通货膨胀以及较低的长期经济增长。Thornton（2007）对12个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表明，所有经济体都强有力支持了Friedman的观点。但对于通胀不确定性对通胀的影响的证据较不一致，一些国家较高的通胀不确定性会导致较高的通胀率，但一些国家会导致较高的通胀率。Balcilar等（2011）利用线性和非线性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GARCH模型对G3国家通货膨胀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之间有相互的积极作用，分别支持了Friedman和Cukierman-Meltzer的观点。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波动，我国国内生产、生活物资价格在上涨中存在波动，公众对未来物价的预期呈现出不乐观趋势，各级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稳定物价。通货膨胀问题成为近年来公众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本文从通货膨胀及其波动性关系出发，利用GARCH模型计算通货膨胀波动性的衡量指标，并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通货膨胀与波动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得出结论。
4.结论
同国内外许多研究所证实一样，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波动率是紧密相关的，根据上述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的数据支持Friedman-Ball的假说，即通货膨胀对导致通货膨胀的波动性。可能的原因从货币政策来考虑，我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的目标之一是通过指定货币政策来达到提高国民收入的目的，由于公众无法了解通货膨胀是政策原因还是由于货币的随机扰动所形成的的，因而无法形成通货膨胀预期，因此导致了通货膨胀的高波动性。在这种波动情况下，可能会引起货币政策的出台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增长，直至公众认识到通货膨胀的原因是货币政策引起的并采取相应行动。因此，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波动的Granger原因而不是通货膨胀波动是通货膨胀的Granger原因。
第二，对于政策运用的意义。通货膨胀对经济体产生重要影响，政府部门能通过货币政策调整通货膨胀水平进而来影响经济表现。通货膨胀的波动性对通货膨胀不存在因果关系，其原因可能是我国投资者对于利率不敏感所导致，因此，在运用经济政策调控经济时，不应该仅从货币政策干预，应结合我国国情，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第三，对于政策目标的意义。由于通货膨胀会导致通货膨胀波动，因此，在通货膨胀较高时，会导致通货膨胀波动，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具有不确定性，无法了解政策走向或者分析出货币的随机波动性，因此厂商会放弃签订长期合同，使得投资风险增大，导致投资减少，进而就业减少，从而导致长期的产出减少。无论是实践中还是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一个经济体不可能实现“低通胀、高增长”的情形，因此，应该将经济政策倾向于“较低通胀，适度增长”的目标。
参考文献：
[1]Friedman，M.NobelLecture：InflationandUnemployment.JournalofPoliticalEconomics，1977，85：451～472
[2]Ball，L.WhydosHighInflationRaiseInflationUncertainty？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92，29：371～378
[3]RobinGrier，KevinB.Grier.OntherealeffectsofinflationandinflationuncertaintyinMexico.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Volume80，Issue2，August2006，478～500
[4]Cukierman，A.andMeltzer，A.ATheoryofAmbiguity，CredibilityandInflationunderDiscretionandAsymmetricInformation.Econometrica，1986，54：1099～1128
[5]JohnThornton.TheRelationshipbetweenInflationandInflationUncertaintyinEmergingMarket.EconomiesSouthernEconomicJournal2007，73（4），858～870
[6]MehmetBalcilar.OnthenonlinearcausalitybetweeninflationandinflationuncertaintyintheG3countriesJournalofAppliedEconomics.VolXIV，No.2（November2011），269～296
通货膨胀的表现
通货膨胀除了扭曲产品的市场价格，同时也会引起融资成本上升，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影响所在国汇率波动。此轮全球性金融危机，由于部分发达国家采用的量化宽松承保政策，引起部分国家的通货膨胀高企。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1989年的第29号报告(IAS29)，恶性通货膨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特点。
――公众倾向于持有非货币资产或稳定的外币；
――以外币作为基础衡量货币金额；
――即使短信用期限仍按购买力调整后价格成交；――利率、工资和物价与物价指数挂钩；
――三年累计通货膨胀率接近或超过100％。
一方面，通货膨胀会对微观的企业经营产生直接影响，特别是在接近或超过10％的通货膨胀水平背景下。另―方面，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现象，是所在国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同样会在宏观层面作用于国家、社会稳定，进而影响企业和正常贸易。
通货膨胀对企业微观的直接影响
财务信息失真，历史趋势易扭曲长期以来，会计界均按照币值不变的基本假设和历史成本原则来处理会计事项。币值不变假设在财务会计中称货币计量假设，这种假设是以假定货币本身的价值稳定不变为基础的，它是会计的计量单位，称为名义货币计量单位。在通货膨胀环境下，这一币值稳定的假设就无法避免会计上所提供的信息背离经营的实际情况。
企业的销售收入是以当期现时货币价值计量的。企业各项经济业务是按发生的不同时期的历史成本记录的，虽然看上去用的是同一计量单位，但由于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各个时期的单位货币所代表的货币购买力是不同的。以销售收入为例，即便其他因素不变，通货膨胀背景下，企业的销售额同样将呈现较高的增长。如果简单、机械地将一些不同时期的货币汇总在一起，相关数据就缺乏一致性和可比性，财务信息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在信用管理决策中，难以准确判断企业的经营趋势。
生产耗费补偿不足，持续经营能力下降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企业的销售采用当期货币计算，但生产成本若仍按取得或购建时的历史成本进行核算，用以补偿生产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及机器设备等的损耗，会存在成本相对低估，盈利虚增。由于物价已经上涨，这些所提的成本费用实际上已无法重置于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数量相同的实物，从而无法保证企业在原有的生产规模上的经营，企业就只能缩减规模维持经营，再生产生能力不断下降。
高估收益，虚增利润，易形成超前分配通常情况下的财务利润是指收人大于用名义货币计量的已售资产的历史成本的差额。但通货膨胀背景下，与销售收入匹配的产品的成本若仍按取得时的较低的历史成本核算，则必然产生利润的高估。这高估的部分如果不做处理调整，则为国家财政征所得税、股东分利及职工工资、福利等分配了，这就造成了企业资产的流失。
另外，通货膨胀企业，在资产与负债没有与物价水平挂钩的情况下，持有货币性资产超过货币性负债的企业，会产生购买力损失，反之也会产生购买力利得。这类损益对于企业经营同样有影响，需要关注。
通货膨胀对企业宏观的潜在影响
抑制通胀易致汇率战发达国家的通胀才刚开始，但就业率、经济增长率等仍未明显好转，且欧美国家在2012年大部分进入选举年，所以，迅速退出经济刺激政策可能性相对有限。因而，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将继续存在并有恶化风险。由于一些国家考虑到跨国资本套利因素，也不敢大幅加息抑制，以操纵汇率为特征的全球货币战现出端倪，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大不稳定性，并表现为经济问题政治化与贸易保护主义。
后通胀时代的社会稳定通货膨胀挥之不去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影响各国社会稳定，最典型的是中东地区最近爆发的人民革命，如果拉美、东南亚等地区物价持续攀升，不排除也会陷入同样的困境。有专家分析，当发达国家停止量化宽松政策并进入加息周期，将戳破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和经济泡沫，并重演10多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旦形成通缩，导致的失业率高企将会在新兴市场国家制造更大的社会危机。
因此，如果海外买方所在国通货膨胀严重，企业的信用风险将发生重大变化，在相应分析决策时，必须采用一定的对策和方法，积极应对，防范风险。
信用管理的应对
关注财务信息的处理方法信用管理中，对于买方提供的财务信息必须关注是否采用特定方法调整的财报。包括报表是否经过审计、是否经过历史成本法或现行成本法等经营调整、不同财务年度间可比性。只有把握了这些基本的前提，对于相关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有基本的判断。才能据此做进一步的信用分析、决策。
采用财务调整还原真实趋势对于买方提供的财务如果仅用原始的本国货币数据，可以采用相应的方法调整还原。如采用该国不同年份对于美元的汇率，调整为以美元计价的财务数据。一国通货膨胀，也会体现为对其他货币的汇率贬值，而且国际贸易中，合同实际支付多为美元。采用这一方法能一定程度消除通货膨胀影响。在管制汇率国家，官方汇率不能反映实际的购买力和企业获得外汇成本，可以用民间实际汇兑成本，评估企业的实际偿债能力。也可以用该国的物价指数，调整其各年销售额，从而判断准确经营趋势。此外，了解买方各年的销售产品数量，间接也有助于判断销售趋势。
全面分析评估盈利状况如前文分析，高通货膨胀国家中的买方盈利水平可能存在高估。因此，需要揭开买方盈利的表象，分析设备、厂房折旧的处理方法、占销售成本的比重，判断真实的盈利情况。同时也需要关注，持有货币性资产和负债的构成比例，判断其购买力的变化。另外在高通货膨胀背景下，买方虽实现利润，如能采用低分配、高积累政策，也有利于企业持续积累和扩大生产。
关键词：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非预期通货膨胀；股票收益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6-0067-05
一、理论与文献回顾
1.费雪效应
早期，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利率（无论是名义利率还是实际利率）与物价有着反方向的变动关系。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质疑，英国经济学家吉布森对英国1791―1928年期间的利率与物价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二者呈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凯恩斯在其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中将这一矛盾的现象称为“吉布森悖论”。
针对吉布森悖论，许多经济学家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费雪的理论。费雪认为［1］，如果人们具有“充分的远见”，名义利率会随着货币价值的变动作充分调整，实际利率则仅受实质因素影响，如资本生产率、时间偏好、风险偏好等，与通货膨胀率无关，其值也极少变化，因此，预期的资产名义收益率应该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呈同向变化，假设NSPt表示股票t时期的名义价格，NDt+j表示第t+j期的名义股息，Rt表示名义利率（即贴现率），这样，名义股票价格可表示为：
一般可用公式表示为：
这表明，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呈正相关关系。因为股票代表有形或者实际资产的所有权，通货膨胀可以引起实际经济增长，股票收益也应增加，所以，股票可以作为通货膨胀的一种保值手段。近似地，可以认为名义股票收益等于实际收益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和。
2.相关文献回顾
费雪效应提出之后，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进行实证研究，例如，Boudoukh和Richardson［2］利用美国和英国1802―1990年的5年期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实际、预期通货膨胀率均与股票收益率呈正相关关系，表明费雪效应长期存在。Engsted和Tanggaard［3］利用美国1926―1997年的1年期和5年期数据，以及丹麦1922―1996年的1年期和5年期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丹麦股票市场5年期数据获得的费雪效应要比1年期数据明显，但美国股票市场却得到相反结论。Anari和Kolari［4］，利用1953年1月到1998年12月的月度数据对6个国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了6个国家股票市场费雪效应成立并且显著。
但是，多数研究却发现，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表现出负相关关系，明显有悖于费雪效应。Bodie［5］、Nelson［6］均证实，通货膨胀率与（名义）股票收益率呈负相关关系。Fama和Schwert［7］利用美国1953―1971年的月度、季度、半年度数据研究发现，（名义）股票收益率与预期、非预期通胀率都表现为负相关关系。Gultekin［8］对26个国家股票收益的回归分析中，18个国家通货膨胀率的系数为负。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股市，如Lee［9］对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的检验，以及Adrangi和Raffiee［10］对墨西哥和韩国的检验，也发现类似结果。针对费雪效应悖论，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解释，主要包括：风险溢价假说、税收效应假说、货币幻觉假说、假说、波动性假说、名义契约假说、反向因果关系假说等。
中国股票市场起步较晚，但也有一些研究者针对通货膨胀与股票价格（/收益）之间的关系开展了一些实证研究。例如，靳云汇和于存高［11］通过回归分析表明，股票价格与通货膨胀呈反向关系。赵兴球［12］用1993年1月至1998年3月的数据研究了名义收益与通货膨胀、名义产出之间的关系，证实中国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之间显著负相关，而产出与股票收益呈正相关。刘金全和王风云［13］研究发现，高通货膨胀引起高通货膨胀波动性，降低了股票实际收益率，通货膨胀波动率与股票实际收益率之间为负相关关系。刚猛、陈金贤［14］通过使用1995年1月至2002年10月期间的数据证明了当货币供给表现为非顺周期特性时，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呈明显负相关关系。潘方卉［15］对我国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费雪效应在我国不成立。总的说来，针对中国股票市场开展的研究，特别是早期的文献，所选取的样本期一般较短，不同文献之间研究结论也不太一致。
二、实证研究
1.样本与数据
本文以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月度同比指数）计算通货膨胀率，数据取自历年统计年鉴，计算公式如下：
2.初步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在整个样本期内，通货膨胀率与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深证成份指数收益率之间表现为弱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04和-0.07。Granger因果检验通过研究变量之间的引导关系，能反映不同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向，确定通货膨胀对股票收益的预测效力。Granger因果检验滞后阶数依据AIC和SC信息准则确定，结果表明，样本序列间不存在Granger意义上的引导关系。
3.回归分析
在实证研究中，一般采用下面的方程来检验费雪效应：
r=α+β*it+e（12）
其中，r代表股票名义收益率，it代表通货膨胀率，α和β是待估参数。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如表1所示），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益率的回归方程中，通货膨胀率的系数估计值为-0.0893，在10%的水平下都不显著；深证成份指数月度收益率的回归方程中，通货膨胀率的系数估计值为-0.1285，同样，在10%的水平下都不显著。由此可见，中国股票市场中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之间呈现统计上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没有发现支持费雪效应的证据。
中括号内数字表示标准差；小括号内数字表示t统计量，以下同。
4.脉冲响应与方差分析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析在研究变量间的冲击传导效应时具有互补性，可以揭示VAR系统中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VAR模型来说，若在第1期给某个序列施加一单位的脉冲，VAR系统中各变量将在随后各期做出反应，图1是前12期的单期反应图。从沪市来看，若通货膨胀率受到单位标准差冲击，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将在第2期做出正向反应，随后各期反应逐渐减小，到第5期以后，反应变成负的，并在第7期之后稳定下来，但并未表现出收敛于0的特征。从深市来看，通货膨胀率冲击对股价产生负向影响，各单期反应均较弱，呈放大特征，第5期后基本稳定下来，但并未收敛。可见，通货膨胀对沪深两市的影响不太一样，沪市反应强于深市。
图1股票收益对通货膨胀率单位标准差冲击的脉冲响应
表2给出了样本序列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结果。根据算法要求，第一步预测误差全部来自该方程的信息，即由序列自身解释的方差份额为100%。在后续预测期中，预测误差将受VAR系统所有变量的信息影响，但总的来说，变量自身所解释的方差份额占绝对主导，从相对方差贡献率RVCji（s）指标来看，上证综合指数收益达98%以上，而深证成份指数收益达99%以上。对于沪市来看，从第4期后方差分解结果基本稳定，之后的数值维持大致相同水平，特别是在第10期后完全趋于稳定。这一结果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非常一致，在上海证券市场中，信息对股价的影响一般持续3期左右，而在第10期后则基本完全被市场消化。对于深市而言，通货膨胀率信息对股票收益的影响呈逐步放大特征，这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也是一致的。
5.预期通胀与非预期通胀对股票收益影响
正如Fama和Schwert［7］所指出的，预期通货膨胀与非预期通货膨胀可能对股价产生不同影响。为此，本文试图将通货膨胀分解为预期与非预期通货膨胀两部分。经比较，AR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刻画通货膨胀率的动态变化，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AIC和SC准则，滞后期选择为2，系数估计值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
表4给出了预期、非预期通胀对股票收益影响的估计结果，考虑到滞后效应，模型中包括各变量滞后值，最优模型的选择依据AIC和SC准则评判。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在样本期内，预期通胀、非预期通胀及相应的滞后值对股票收益的影响在统计上均不显著。第二，从沪市来看，预期通胀对股票收益具有正向影响，而滞后一期的预期通胀对股票收益产生负向影响。由此可见，股市能够规避预期的通胀风险，但沪市对当期预期通胀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反应现象，随后将做出修正；相反，非预期通胀及其滞后值对股票收益产生负向作用，即股市无法规避非预期通胀。第三，从深市来看，预期通胀的系数估计值为负，而其滞后值的系数为正，这一点与沪市恰恰相反；非预期通胀的系数估计值为正，这表明深圳股市投资者可以通过买股票规避非预期的通胀风险。第四，过去股票收益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预测当前收益，对于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序列，收益率滞后一期的系数估计值为负，在10%的水平下显著，而深证成份指数的回归方程中滞后一期收益率的系数估计值为正，在1%的水平下显著。
三、简短的结论
本文选取上证综合指数与深证成份指数月度收盘指数自建市至2008年7月的月收盘价为样本，对中国股票市场中通货膨胀与样本指数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表明，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样本期内沪深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之间表现为统计上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与多数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如Bodie［5］、Lee［9］、刚猛、陈金贤［14］、潘方卉［15］等。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均表明，通货膨胀对沪深股票市场的影响并未表现出即时收敛性，通货膨胀对沪深两市的影响不太一样，沪市反应强于深市。
通过将通货膨胀分解为预期与非预期通货膨胀研究发现，从沪市来看，预期通胀对股票收益具有正向影响，非预期通胀及其滞后值对股票收益产生负向作用。从深市来看，预期通胀的系数估计值为负，但投资者可能通过买入股票规避非预期通胀风险。
总的说来，通货膨胀与中国股票市场的价格走势表现为负向关系，但在统计并不显著，且通货膨胀对沪深股市的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特征，这表明，尽管沪深两市市场基本制度架构相似，但市场运行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参考文献：
［1］费雪.利息理论［M］.陈彪如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12-135.
［2］Boudoukh,J.,Richardson,M.Whitelaw,R.IndustryReturnsandtheFisherEffect［J］.JournalofFinance,1993,49(5):1595-1615.
［3］Engsted,T.Tanggaard,C.TheRelationbetweenAssetReturnsandInflationatShortandLongHorizons［J］.JournalofInternationalFinancialMarkets,InstitutionsandMoney,2000,12(2):101-118.
［4］Anari,A.,Kolari,J.StockPricesandInflation［J］.JournalofFinancialResearch,2001,26(4):587-602.
［5］Bodie,monStocksasaHedgeAgainstInflation［J］.JournalofFinance,1975，31（2）:459-470.
［6］Nelson,C.InflationandRatesofReturnonCommonStocks［J］.JournalofFinance,1976,(2):471-483.
［7］Fama,E.,Schwert,G.AssetReturnsandInflation［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77,5(2):115-46.
［8］Gultekin,N.B.StockMarketReturnsandInflation:EvidencefromOtherCountries［J］.JournalofFinance,1983,38（1）:4965.
［9］Lee,B-S.ATestoftheProxy-EffectHypothesis:EvidencefromthePacificBasinCountries［J］.QuarterlyJournalofBusinessEconomics,1998,37(3):40-52.
［10］Adrangi,B.,Raffiee,K.Inflation,Output,andStockPrices:EvidencefromTwoMajorEmergingMarkets［J］.JournalofEconomicsandFinance,1999,（23）(3):266-78.
［11］靳云汇，于存高.中国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1998,（3）:140-147.
［12］赵兴球.通涨、产出与股票价格关系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1999，（增刊）:264-265.
［13］刘金全，王风云.资产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关联性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4,（11）:123-128.
［14］刚猛，陈金贤.中国股票收益、通货膨胀与货币部门的角色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4（1）：30-34.
［15］潘方卉.我国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6-13.
［16］陈新平.治理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制约因素及成因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5）：61-65.
［17］郭建军，对中国股票市场费雪效应及相关假说的实证检验［D］.上海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9-15.
［18］黎春，罗健梅，杨志兵.通货膨胀的测度以及与股票市场相关关系的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12）：144-146.
从2003年年中开始，随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张和重工业的高速增长，我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迅速膨胀，使得国内资源供给趋于紧张，导致三大物价指数全面上涨，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出现已经不容置疑。同前几次通货膨胀相比，本轮通胀不算剧烈，但争论却异常激烈。其原因在于，本轮通胀确实有一些与前几次不同的特征以及形成原因。笔者认为正确认识这些特征与成因，对于政策效果评估、未来影响我国通货膨胀走势分析、下一步的政策取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思考之一:新一轮通货膨胀有何新特点?
对按经济学定义，持续的物价上涨即为通胀。虽然在物价上涨的持续时间和幅度等方面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一般认为如果物价连续三个季度上涨即可确认为通胀，而按照
思考之三：怎样应对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由于本轮通货膨胀的特殊性，完全指望货币政策恐怕难以实现控制本轮结构型通胀的目标，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政策组合，把重点放在结构性调整，放在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真正做到宏观调控与改革推进相结合，以改革实现调控目标。
一是保持现有的货币政策力度，侧重疏导信贷结构调节的传导机制。笔者前面已经提到，本轮物价上涨的货币源头在于前几年的超额投放，去年以来随着人民银行提高准备金率等系列政策出台，目前流通领域的基础货币供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2004年末m2的增幅降为14.6%，开始进入“适中”区。如果继续紧缩货币供应，有可能加剧企业资金紧张局面，导致经济硬着陆。当前的关键问题是信贷政策的结构调整难以到位，行政性要求与商业银行的利益追求存在冲突，增加中小企业贷款、支农贷款、助学贷款、就业贷款等的政策导向难以落实。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加大财政政策的配合力度，使信贷结构调整真正符合商业银行的利益核算和规避风险的需要。
关键词通货膨胀总供给总需求税收自动稳定相机抉择
一、引言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经济现象。物价水平变动百分比是衡量通货膨胀的重要经济指标。自2007年开始,我国的物价水平悄然加速上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突破103之后一路上升,到2008年2月已经达到了108以上。本次物价上涨尤以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最大。如表1及图1所示:
图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食品类价格指数变动情况
一般认为,CPI指数上涨幅度达到3%以上即为通货膨胀。虽然部分学者认为本次物价上涨有结构性的因素,但从图1可以看出,总体物价水平不断攀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经济正在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
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基本分为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两个方面。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点,除了税收的自动稳定机制之外,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政府还可以采用增税的相机抉择机制。但现实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我国经济的特定背景下,税收能否起到自动稳定的作用?相机抉择地实施增税政策,能否有效抑制通货膨胀?本文将就以上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
二、反通货膨胀税收政策的理论分析
(一)通货膨胀概述
通货膨胀表现为经济运行中出现全面、持续的物价上涨现象。其形成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货币市场的角度来讲,当某一经济中纸币发行量超过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那么将导致纸币不断贬值,以该货币为计量标准的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从产品市场的角度来讲,当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产品的均衡价格将会上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二)从产品市场供需的角度看税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1.社会总需求、总供给与通货膨胀
如上文所述,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的持续上涨,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探究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及应对策略,其核心内容就是分析价格形成机制。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价格是由总供给和总需求共同决定的,当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时,达到均衡价格,如图2所示:
图2总供给和总需求决定价格水平
以价格形成机制为基础,根据价格上涨的原因可以将通货膨胀划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是指在总供给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总需求的上升拉动了物价水平的上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其形成过程可用图3进行表示:
此处我们仅以需求有弹性的情况为例进行分析。当总需求增加时,总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从AD移动到AD’,此时形成的均衡价格P1高于原均衡价格P0。这种总物价水平的上涨被称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是指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因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最终推动物价上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其形成过程可用图4进行表示:
此处仍以供给有弹性的情况为例,各种原因造成的产品成本的增加,企业在保证既得利润率的前提下,必然提高产品价格,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从AS移动到AS’,此时形成的均衡价格P1高于原均衡价格P0。这种总物价水平的上涨被称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一般认为,产品成本的提高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因素:工资的增长,垄断商品的价格垄断,以及追求高额利润。
将税收这一经济变量引入之后,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都将发生一定的变化。下面对此问题进行逐一分析。
2.税收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
税收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种,直接税中最为典型的是所得税,而间接税中最为典型的流转税。从直接税的角度来看,对所得课征税收,将使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有所下降,也即实际支付能力有所下降;从间接税的角度来看,对商品或劳务课征税收,在税收负担可以向前转嫁的情况下,将导致商品或劳务的价格水平上升,从而造成消费者的相对购买力下降。
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购买需要。根据上述分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税收的存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会总需求。表现在图形上,为社会总需求曲线向左下移动。
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购买需要。根据上述分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税收的存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会总需求。表现在图形上,为社会总需求曲线向左下移动。
3.税收对社会总供给的影响
同样分直接税和间接税两个方面分析税收对社会总供给的影响:对所得课征税收可以细分为对企业所得课税和对个人所得课税。对企业所得课征税收后,企业用于扩大投资和再生产的利润较税前有所减少,也即,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资本投入有所减少。对个人课征税收后,作为企业雇员的个人,将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企业提高工资,以保证其税后可支配收入水平,这在一些工会组织较为强大的国家情况尤为明显。雇员工资增加,对企业而言,意味着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对商品或劳务课征税收后,将导致商品或劳务的最终价格水平上升。由于大多数企业都是以中间商品为生产原料进行再加工,对商品或劳务课税将使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原材料成本增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税收的存在将导致在同等的价格下,企业投入的生产要素减少,产出即供给量也将随之下降。表现在图形上,为社会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
4.税收对供需平衡的影响
税收的存在一方面会降低社会总需求,使总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在总供给不变的情况下降低均衡价格;另一方面也会降低社会总供给,使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均衡价格。那么,当两曲线同时移动时,均衡价格将会上升还是下降?我们通过图5进行分析。
从图中可以看出,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可能产生三种结果:价格不变、价格上涨和价格下降。当税收引起的需求减少和供给减少规模相当时,价格趋于不变;当税收引起的需求减少明显小于供给减少的规模时,价格趋于上升;当税收引起的需求减少明显大于供给减少的规模时,价格趋于下降。比较课税与不课税的情况下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变化,其结果和增税与不增税的情况下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变化相同。因此,税收的存在或者是增加税收能够抑制通货膨胀还是加剧通货膨胀,要取决于其对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具体影响程度。
(三)从货币市场供需的角度看税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从货币市场的角度来看,通货膨胀是由货币供给量大于货币需求量引起的。货币的供给由一国的中央银行决定,属于货币政策的范畴,税收对其不产生影响。但税收会在经济运行中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
一方面,对所得课征税收,其中对金融资产生息所得课税,将降低金融资产的税后收益率,从而持有货币相对于持有生息的金融资产的吸引力有所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货币需求增加②。另一方面,对商品和劳务课征税收,商品和劳务的最终价格将有所提高。根据货币数量方程式:(其中M代表货币需求量,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P代表价格,Y代表产出),在货币流通速度和产出不变的情况下,货币需求量将会增加。
从而我们可以得出,税收的存在或增加税收,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货币需求量,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四)反通货膨胀的税收政策选择
税收政策是在一定的经济理论和税收理论的指导下,根据国家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要求制定的,其政策目标应与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面对通货膨胀,税收政策理应朝着减轻、抑制通货膨胀的方向努力。税收政策总体上可以划分为自动稳定的税收政策和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前者是指通过税制设计,在课税范围和税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收入预期要随着国民收入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对国民经济的波动产生抑制作用。后者是指政府根据经济形势地变化相机抉择地采取税收措施,对经济运行施加影响。
1.自动稳定的税收政策
自动稳定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国民收入的变化与由此而引起的税收收入的变化之间存在的函数关系,这种关系被认为是税收的收入弹性,也称为边际税收倾向或边际税率。用公式表述为:
其中,T为税收收入,Y为国民收入,0为基期,表示变化值。
只有当税收收入的提高速度快于国民收入的提高速度,即税收收入以“弹性”的方式反映国民收入变化时,税收的自动稳定机制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税收的自动稳定机制要求一国建立起的税制体系能够自动发挥作用,而并非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修改政策。
从税制结构上看,不同的税种所能起到的自动稳定作用是不同的。个人所得税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且多采用累进税率结构,税收收入弹性较高,是最重要的直接自动稳定器。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收入紧跟着经济周期内的企业利润水平变化,也具有一定的税收收入弹性,但由于多数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不是累进结构,加之其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是间接的,所以一般仅被作为重要的间接自动稳定机制。商品或劳务流转税只与实际流转金额直接相关,其高低除影响消费者的实际购买能力之外,并不直接影响可支配收入水平,自动稳定的作用较小。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税收的自动稳定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一国建立起的税制体系中所得税普遍征收且成为主体税种,实际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制度,特别是要求实行高税率、多档次的累进税率制度。
2.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
面对经济波动,政府还可以相机抉择地采取扩张性的税收政策(增税)或紧缩性的税收政策(减税)来减缓波动。对于通货膨胀,传统经济学认为增税是有效的抑制措施。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增税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货币需求量,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能够抑制社会总需求,使总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起到抑制价格上涨的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增税还有可能抬高生产成本,抑制社会总供给,使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将推动物价的上涨。所以,在实施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时,要具体考查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是需求拉动还是成本推动,同时根据本国的税收结构中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重来决定究竟是采用增税政策还是减税政策,而不应单一地选择增税。
三、我国经济中税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一)我国的税收结构
在1994年税制改革以前,我国一直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在税制改革以后,逐步形成了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税制结构。下面以1995年――2006年的税收结构为例进行说明:
其中,流转税占比和所得税占比的变化趋势如下图所示: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虽然在1994年之后流转税收入在总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所得税的比重不断不升,但从绝对值上来看,流转税即间接税仍然占据主要位置。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三大税种的税收收入到2006年仍然占到总税收收入的66.1%。
表3我国税收收入弹性④
(二)我国税收收入弹性
1994年税制改革完成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我国的国民收入以平均1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1995年我国的国民收入为59,810.53亿元,到2006年已经增长到211,808.05亿元,与之相伴随的,各项税收收入也在逐年增长。
根据税收收入弹性的定义,税收收入弹性是指税收收入的变化与经济发展情况的比率。我们据此计算一下我国的总税收收入弹性及各主要税种的收入弹性。从上面税收结构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流转税仍然是主要税种,所得税收入的比例近几年在逐步增长。因此,在计算分税种的收入弹性时,我们首先将流转税中比重最大的增值税列为研究对象,它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商品税。在所得税方面,企业所得税所占比重最大,个人所得税因直接影响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而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所以一并列入研究范围。
1995年至2006年国民收入及税收收入的年度数据如下表所示:
经计算,我国的税收收入弹性一直保持在1以上,部分年度达到2以上,弹性较大。具体到各个税种,国内增值税的收入弹性除1996年1997两年之外,基本保持到1和2之间,较为稳定。考虑到1996和1997年为税制改革后不久,税收征管工作并不是十分完善,因而后几年的数据更具有参考性。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弹性比较不稳定,有的年度高到4以上,而有的年度则为负数,这表明在这些年度企业所得税不但没有随国民收入增长而增长,反倒有所下降。个人所得税收入弹性在经历了连续六七年的较高水平之后,从2003年开始稳定在1和2之间。前面几年个人所得税的快速增长应归因于征管力度的加强和措施的完善。
(三)我国税收的自动稳定功能评价
上文已经明确,只有当税收收入的提高速度快于国民收入的提高速度,即税收收入以“弹性”的方式反映国民收入变化时,税收的自动稳定机制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从税收结构上,要求所得税普遍征收且成为主体税种,实际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制度,特别是要求实行高税率、多档次的累进税率制度。
我国的税收收入弹性为1以上,满足税收发挥自动稳定作用的先决条件。但从税收结构上,目前仍然处在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并逐步向以所得税为主过渡的阶段。而且仅就所得税而言,实行累进税率制度的个人所得税并不是主要的所得税税种,实行比例税率制度的企业所得税占据着主要位置。比例税率从本身的先天设计上就不能很好地满足税收收入弹性的要求,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弹性也并不理想。
因此,虽然从税收收入弹性上来看,我国的税收制度基本具有发挥自动稳定机制的先决条件,但从税种结构上来看,我国目前的税收结构却严重制约了税收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换言之,我国税收制度的自动稳定机制较差。
(四)我国反通货膨胀的相机抉择税收政策的选择
以我国目前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税制结构来看,如果通货膨胀的类型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普遍的增税政策,对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所起到的作用有限,反而有可能因为商品和劳务流转税的增加,抬高生产成本,进一步削弱因增税降低总需求而对通货膨胀产生的抑制作用。如果通货膨胀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普遍的增税政策必然会抬高生产成本,供给的减少规模将大于需求的减少规模,反而会加剧通货膨胀。这时候,还需要考虑是否执行减税政策。
总而言之,针对我国税制结构的现实情况,反通货膨胀的相机抉择税收政策不能盲目地选择增税或减税。
四、关于改进反通货膨胀税收政策效果的建议
综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在面对通货膨胀时,我国税收制度不能有效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而实施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时,盲目地增税或减税,不但不能有效地减轻通货膨胀压力,反而会加剧通货膨胀。
为了改进我国反通货膨胀的税收政策效果,提出建议如下:
1.在实施税收政策之前,应准确判断通货膨胀的成因。针对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分别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这是改进税收政策效果的前提。
2.短期内由于我国税收的自动稳定机制较差,要更多地依靠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
面对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在所得税方面应采取增税的税收政策,有效地降低社会总需求;在流转税方面可以采用增税的政策提高产品的最终价格水平,从而降低居民的实际购买能力,也能起到降低社会总需求的目的。但流转税的增税不应波及生产环节,可以对生产企业实施减税或免税的优惠政策,以避免抬高生产企业原材料方面的生产成本。具体制定政策时,可以选择需求过旺的几类产品,有针对性地对其生产企业实施优惠。
面对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在所得税方面不再建议积极地采用增税政策,因为这有可能提高企业在资本和劳动力两个方面的生产要素成本。在流转税方面则应该主要选择减税政策以降低企业的原材料投入成本。
3.长期内应考虑优化税制结构,逐步将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发展为主体税种,这将大大提高我国税收的自动稳定功能。在需要采取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时,仍然要依据第1、2点进行政策选择。
伴随着我国企业从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的产业升级,生产要素中劳动力和资本所占的比重将逐步下降。在此情况下,所得税的增加带来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提升,对生产要素总成本的推动将不再明显。无论是自动稳定的税收政策还是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在增加所得税、降低总需求的时候,都将较小地引起成本提升,从而更加有效地对通货膨胀产生抑制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杰.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2]郭庆旺,苑新丽,夏文丽.当代西方税收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
【关键词】通货膨胀容忍度经济发展扩容
“通货膨胀目标”以及“最优通胀率”通常是国内外学者们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货膨胀并非如人们所预期的在适度区间内发展，反而挑战通胀目标，对经济影响巨大。所谓通货膨胀容忍度，即一国政府或央行对通货膨胀规定的最高限额。目前国际上通用的通胀容忍度为3%，欧洲央行确定为2%，而中国则是浮动于3%～4%之间。2010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胀成本冲击特征明显，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及程度，使得是否就通胀容忍度进行扩容，扩容到多少适度，成为众学者争论的焦点。对通胀容忍度进行分析阐述的文献并不多，本文在此基础上总结文献到2013年，将“通胀容忍度”相关文献观点归纳分类为以下几大观点。
一、反对通胀扩容
反对通胀扩容，在2010年呼声最大。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认为，穷人将收入40%～50%用于购买食品，无法购买房子或理财产品以保值增值，以低收入人群的角度分析了扩容的不利；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提到，现在中国有条件实现高增长，低通胀，主要的措施就是通过引导资金的投向，把通胀的压力变成支持产业升级的动力，而不是提高通胀容忍度；学者叶檀指出，中国现的CPI数据存在系统性低估，用低估的CPI来证明应提高通胀容忍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提高通胀容忍度需两个前提：国际社会已形成容忍通胀的共识、统计局公开CPI样本与调整权重的依据。反对通胀扩容的观点总结概括为，扩容将导致通胀预期的提升，一定程度抵消货币政策效果，鼓励市场投机之风，损害中国实体经济，削弱对外出口优势，促使短期繁荣，实则埋下危机的根源。
二、支持通胀扩容
相对于反对扩容观点，世界各地更多的是提高通胀容忍度的声音。
2010年，布兰查德等学者提出，通过适度提高通胀目标，来增加货币政策应付冲击的空间，在面对危机时，利率将更有灵活变动性；而中国学者如厉以宁指出，中国通货膨胀容忍度可以提高到4.5%，社会是可以承受的；2011年李斌利用B-S效应模型对通胀容忍度分析，发现非贸易品价格上涨是低生产率部门分享经济高增长收益的重要途径，且具有结构性、趋势性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对此作出一定程度的容忍。
2012年伍戈等人结合当前中国实况，以AD-AS框架为分析基础，表示在B-S效应作用下劳动力成本冲击具有长期结构性特征且不可逆，加上扩张性政策的高通胀成本特征，应在一定程度降低其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并提高通胀容忍度。
2013年，支持扩容的理论研究方向更加多样化发展。吴海民、王建军基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利用门限效应自回归模型，提出应适度提高通胀容忍度，如短期内以“稳增长”为政策取向时，4.455%的门限值可视为近期内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而以长期以“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为政策取向时，3.741%为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彭方平、连玉君等则从公司层面，应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研究发现通胀率容忍度应为3.8%；彭恒文从福利成本角度，构建双对数形式的货币需求函数，通过“福利三角”测算出通胀容忍度应为5%；窦智、叶文辉则基于双重菲利普斯曲线，表示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未来的通胀压力势必会增加，需提升适当的通货膨胀容忍度。
总体来说，国内外对支持通货膨胀扩容的呼声远远高于反对之声。从“要素价格改革”、“非贸易品”到后期的“劳动力成本”、“福利成本”、“双重菲利普斯曲线”等多个不同的角度，众专家学者提出了自身对通货膨胀容忍度的见解，并试图界定其适当值，却未达成一致意见，通货膨胀容忍度值低可至4%，高可达5%。
虽通货膨胀容忍度目前尚不能得出准确数值，但扩容似乎是众望所归，同时不少学者还警示到，通货膨胀容忍度适当的扩容是适应中国经济环境的，但需防范其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生活与社会经济造成冲击，遏制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把控好货币政策，安抚民众福利损失，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针对“扩容”提出的政策与建议
第一，提高通胀政策的可信度。通胀预期往往抵消宏观政策的效果，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相当多的信息不对称，向公众告知货币政策实施情况，对通胀走势的分析与预测，提高人们对通胀政策的可信，进一步引导和管理通货膨胀预期。
第二，对通胀容忍度宜实行地域差别化管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应实施不同的通胀容忍度，如以增长为目标的中西部地区，可提升至高通胀容忍度水平，而以转型和效率为目标的沿海地区则可适度降低通胀容忍度水平。
第三，把握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与节奏。提高通胀容忍度并不代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实现政策规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优化信贷结构，保持货币的适度流动性，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第四，重视民众福利损失，积极寻求解决办法。通货膨胀可能伴随着民众福利的减少，政府不应以福利的下降的代价来换取通胀容忍度的提升，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动态补贴机制迫在眉睫。
无疑，通胀“扩容”能更好地让经济以自由的姿态发展，或许在将来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但同时应保持警惕，不应以牺牲民众福利为代价去换取。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体制尚不完善，需加快经济转型与体制改革建设，把控宏观政策调控，有阶段性地实现通胀容忍度的扩容，方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斌.经济增长、B-S效应与通货膨胀容忍度[J].经济学动态，2011，（1）：61-66.
[2]伍戈，李斌.成本冲击、通胀容忍度与宏观经济政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3）：48-52.
关键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惯性；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1.012
1引言
1.1通膨胀惯性研究的意义
维持物价稳定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始终是宏观经济研究的热点。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历史上的通货膨胀，可以发现大多都曾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同时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背景下，通货膨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1.2中国通货膨胀惯性的研究背景及新变化
通货膨胀率最高值出现在2008年2月，达到了87%。虽然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但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是通货膨胀率整体虽然不高，但是物价总水平运行并不稳定，而是表现出在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来回频繁转换。为了稳定该段时期总的物价水平，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日益频繁。二是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幅度逐步增大。根据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随着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该是逐步增强的。
2通货膨胀形成理论
目前人们在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方面达成共识的包括三类：一是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二是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三是结构性通货膨胀。
2.1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需求拉动式通货膨胀是指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的上涨。如图1所示，横轴Y表示总产量（国民收入），纵轴P表示一般价格水平，AD为总需求曲线，AS为总供给曲线。
2.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成本推进的过程用图形可以表示如下，如图2所示，假设经济起始于总需求曲线AD与总供给曲线AS1的交点A点，对应的价格为P1，产出为Y1，这时经济处于充分就业。
2.3结构性通货膨胀
除了需求拉上型和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以外，由于结构性因素的变动，也会出现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他们将这种价格水平的上涨称为结构性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包括需求结构的变动、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变动、各部门开放程度的差异等。
3通胀惯性的研究方法
3.1通胀惯性的基本特征
根据弗赫尔（Fuhrer）的结论之一是，通货膨胀惯性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即通货膨胀水平越高，通货膨胀惯性越大，反之则越小，这一结论隐含着，不同时期，或不同特征的通胀或紧缩，对应的通胀惯性不同，通货膨胀的惯性随着经济人对货币政策变化的适应性而改变。而对于通胀惯性的形成原因，理论界普遍的共识是：工资或价格的刚性及通胀预期的变化是造成通胀惯性的主要因素，它包括工资或价格契约中存在的刚性以及缓慢的市场预期调整等。我国学术界和央行对我国的通货膨胀惯性也做出了相应的研究。易纲（1995）较早地对中国的供求与通货膨胀问题做出了研究，虽然他讨论了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并注意到了货币政策的滞后性，但并没有应用通胀惯性的概念，也没有对通胀惯性的成因进行阐述。在国内最早研究通胀惯性的是戴园晨（1998），其对我国通货膨胀惯性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简要的定性分析，得出的结论也与国外专家所得出的结论相似。
3.2通胀惯性的测度模型
通胀惯性的研究通常采用自回归模型，又称AR模型。用AR模型的滞后项系数和来度量通货膨胀惯性，其一般形式可表示为：
πt=a0+a（L）πt-1+μt
CIRF=∞i=0πt+iμt=
11-a（1）
我们可以看到，a（1）的值越高，越接近于1，则累积脉冲反应函数的值越高，通胀率受到冲击后的累进效应越强，即通胀率波动后返回均值的时间就越长。因此，AR模型中滞后项系数的算术和一般被用来衡量通胀惯性水平。
4通货膨胀惯性的实证分析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GDP平减指数等都可以用来衡量通货膨胀。一般来说，GDP平减指数是最为合理的通货膨胀衡量指标，这是因为它涵盖了整个社会所有的产品的价格变动信息。但由于目前我国的月度GDP平减指数无法取得，所以这里用月度CPI、RPI和PPI数据，对中国的通胀情况进行衡量。选取数据时间范围为2000年1月至2015年3月。
从图3中可以看出，2000年至2011年中下旬，CPI与RPI的波动情况非常相似，RPI略小一些；而PPI的波动明显大于前两者。三个通胀指标在2004年中旬和2007年年末分别出现了一个十分明显的峰值。而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2008年第一季度末，三个指标都有所下降。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将这十五年来的通胀指标的变化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年1月至2003年4月。
这一阶段通胀指数都比较平缓，都在（-05%，05%）的区间内低位运行，而且RPI基本上都是负值。由于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影响，我国在90年代末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一度出现了物价持续下跌的情况，经济较为低迷。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从1999年起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拉动内需。从2003年开始，由于政府一系列有效政策出现效果，经济形势发生好转。
第二阶段：2003年5月至2006年8月。
2001年末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全面加速，商品的贸易流量和对外贸易盈余急剧增大，在资本流出逐年扩大的情况下，资本流入更是空前增长，外资在国内全面开花，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明显提高。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内的工业化、城镇化得以实现加速。但这一阶段也为以后产业转型的困难埋下伏笔，由于盲目的引进外资，挤占了民族企业的空间，国内产业升级停滞。房地产的急速发展，对外出口的大规模增长，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越来越充裕的财政收入掩盖了我国产业过于低端、经济增长过于粗放且难以持续的弊端。
第三阶段：2006年9月至2009年7月。
这一时期的通胀情况可以用大起大落来形容。由于加快增长的愿望十分强烈，加之前一段时期扩张性政策的滞后效应，中国再次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物价增长过快的老问题。这一时期物价的上涨主要表现为粮食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2007年猪肉价格的疯长让人印象深刻。同时，这一时期中国股市也迎来了创市以来最强劲的牛市，大量国际热钱的涌入使得流动性过剩，反映在物价上就是物价急剧上涨。
第四阶段：2009年8月至2012年1月。
为了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2008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以拉动内需，增加投资。尤其是4万亿计划令人瞩目。同时央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复苏。从2009年末开始，经济出现回暖，反映在通胀率上，从2009年11月开始，CPI、RPI、PPI由负转正，并且一路开始缓慢增长。同时在国际方面，美联储的两次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和欧洲一系列的刺激经济政策，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增加，这些都影响到中国的货币市场。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也导致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
第五阶段：2012年1月至2015年6月。
随着一系列拉动内需经济政策的实施，在实现经济复苏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后果，产能过剩的问题十分严重。国际上欧洲债务危机以及希腊，冰岛等国家的信用危机影响不断扩散，为世界经济形势再一次蒙上了阴影。各项经济指标明显上升发力，同时政府也在积极进行产业调整，逐步摒弃之前过于粗放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由此进入新常态。
5货币政策启示
根据我国通胀惯性的变化特征，结合最优货币政策目标的含义，可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给出一些启示。我们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央行必须具备改变利率及其他货币政策相关变量的权利，以使其能够实现预定的政策目标。中国人民银行经过长期发展，现在已经具备了独立制定调控政策的能力。但是很多时候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仍会受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影响，其独立性有待进一步的加强。
（2）中央银行应该实施通胀目标制。欧元区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在实施通胀目标制以后，通胀惯性都显著减小。这为我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毕竟越小的通胀惯性意味着货币政策的滞后期越短，也就是调控的难度更小，效率更高。中央银行应当公开宣布在以后一定时期内的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同时它还必须准确描述由于Q易条件、利率水平和间接税等的变化而导致偏离通货膨胀目标的环境。
（3）中央银行需要对通货膨胀进行目标预测，即央行必须对未来的通胀走势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进行稳定产出和通胀的操作。在此，对通胀惯性的研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通胀惯性高，央行调控的侧重点就在控制通胀的扰动因素上，并且要考虑高通胀惯性带来的政策效果的高滞后性。
参考文献
[1]张成思.中国通货膨胀特征与货币启示[J].经济研究，2008，（2）.
[2]郭凯，艾洪德，郑重.通胀惯性、混合菲利普斯曲线与中国通胀动态特征[J].国际金融研究，2013，（2）.
通货膨胀是否已形成?
关于对通货膨胀是否形成的判断，首先源于我们对通货膨胀概念的界定。目前，人们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和认知主要基于两种学术定义。一种是萨缪尔森的定义：通货膨胀意味着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人们用价格指数即成千上万产品的加权平均价格来计量通货膨胀。根据这一定义，通货膨胀就是价格总水平的上涨。现实中，人们通常以CPI、PPI等指标来观察通货膨胀。另外一种是弗里德曼给出的定义：通货膨胀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按照这种定义，通货膨胀可以被理解为中央银行发行了太多的货币，以至于货币贬值，物价水平上涨。
从现实观察，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观似乎只是停留在学术界，没有得到政府官员、智囊机构的充分重视。相反，物价主义的通货膨胀观却俘获了政策界、智囊机构的专家们，他们都陷入了CPI崇拜，成为物价主义的信徒。从物价主义角度观察，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的CPI、PPI一直处于下滑通道，物价总水平的确没有上升。但是，如果将分析的视角转移到货币主义，那么，单纯从1～8月创新中国60年之最的信贷增速这一事实来判断，中国通货膨胀早已经发生。即使按照物价主义的观点，提出翘尾因素，实际上环比通胀在8月就已经显现。
当然，判断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有无，不能如此简单。观察通货膨胀不仅要看物价总水平，更重要的是应该分析经济体的相对价格结构。在物价总水平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经济体相对价格结构的变化也会引起通货膨胀。
目前，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与低迷的物价总水平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喜欢用CPI的高低来衡量通胀，而中国现行CPI的构成已经严重与现实脱节，近年出现的“猪肉推动型通胀”即是经典写照。目前，我国CPI构成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首先，权数确定不科学。一是我国现行的CPI涵盖食品，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衣着，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和烟酒及用品八个大类，这类的权重设置比较传统，没有与时俱进。过去，居民住房一般由国家或单位进行分配，所以，居住所占的比重(13％)低是可以理解的。近些年来，在住房分配制度取消的背景下，住房需求和开支成为居民最重要的需求和支出，再沿袭传统的较低的居住比重明显是不合理的。而且，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看，食品类的占比(34％)已经显得太高。二是国家统计局规定，零售物价指数采用固定权数和可变权数相结合的办法。工业消费品从代表规格品到小，中，大类均采用固定权数，权数一经确定，全年使用。而食品类中的大多数代表规格品则采用可变权数，类权数仍是固定权数。从实际情况看，权数一经确定全年使用的固定权数方法已满足不了现实市场变化快，产品更新换代快的要求，起不到权衡作用。三是统计部门对固定权数的确定存在很大的假设性，与实际相差较大。以副食品类指数为例，现行规定食用植物油的权数为25％，干菜为5％，肉食蛋为33％，水产品为15％，调味品为5％，食糖为10％。显然，这种权数设置不合理。比如，过去人们食用干菜较多，所以，权数设为5％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随着种植业和运输业的发展，无论哪个地区四季都可以吃上新鲜蔬菜，干菜所占的比重已经很低。其次，物价指数的样本覆盖面不足，样本结构不合理。现行计入零售物价指数编制的商品不足400种，而德国则是780种。显然，样本覆盖面不够，不能真实反映消费商品的总体状况。同时，样本结构也不合理。比如，在肉禽蛋中，猪肉占比为85％，牛肉占比为3％，羊肉为2％，鸡蛋为10％。目前，尽管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可能有所差别，但牛肉和鸡鸭肉所占的比例在不断提高，猪肉的比重在降低。但是，由于设定的猪肉占比太高，所以，近两三年来，出现了猪肉价格高低左右CPI的怪现象。再次，价格的可比性较低。统计部门的月度价格指数，通常都是以前一年同月的价格作为基期来计算的，这种方法符合统计习惯和人们的理解习惯。但是，由于商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许多商品如电子产品的生命周期已不能用年度量了，一些产品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十天就退出了市场。所以，在进行价格对比时，一些商品的价格可比性较低。
中国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具有特殊性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加转轨的经济特征决定了中国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既复杂又特殊，通货膨胀实质上是经济金融乃至社会运行中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产物。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主要由制度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开放性因素三部分构成。
从制度层面讲，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至今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建立于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基础上的，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GDP的高速增长，扩大了对投资品的需求，引致了原材料，能源价格的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固守本位主义，坚持所谓的政策“独立性”，有关政策的出台缺乏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致使有关调控政策从部门角度看是理性的，但最后导致了整体的非理性。此外，对于粮食，食品价格和石油、能源价格长期奉行低价政策，不仅导致了人民币的高估，增大了外在的升值压力，而且使经济和社会运行中的诸多矛盾长期积累，导致许多问题积重难返。
从结构层面讲，结构调整是中国宏观经济长期保持可持续稳健发展的核心问题，近些年政府一直倡导并致力于这项工作，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传统的产业，产品依然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和创新产品一直增长缓慢。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不仅对新兴产业和创新产品产生了挤出效应，而且推动了社会资源价格的上升。尤其是，由于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的回报率较低，导致了金融资源流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导致了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助推了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从对外开放层面讲，现在中国的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已经非常之高，对外经济依存度高达70％。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中国对石油、铁矿石等能源和资源类商品的国际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在从国际市场输入这些商品的同时，也输入了通货膨胀。目前看来，尽管世界在中期可能继续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但石油价格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对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对称性冲
击。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将继续出现二元特征，中国的重化工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会进一步加快，这就决定中国对国际商品价格波动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从本质上讲，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是全球化背景下大国经济开放、过度依赖外部资源所产生输入型的。斯蒂格利茨认为，目前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绝大部分是输入型的。这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不仅使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丧失了相同的假设前提，也使各国的实践丧失了可比性。
以上分析表明，尽管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具有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表征，但其性质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货币现象，更多意义上是一个由制度，结构和国与国之间汇率博弈乃至政治博弈形成的复杂经济现象。
未来通胀趋势的演进与治理取向
2008年年底以来，银行信贷的大幅扩张，带动广义货币供应高于名义GDP增长达20多个百分点，创新中国历史之最。异常宽松的货币条件，加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扬，中国已经积聚了沉重的通胀压力。笔者看来，2010年以后中国将面临通货膨胀迅速攀升的危险。而且，这种攀升可能呈现戏剧性，就像2008年CPI在8月以后迅速高台跳水一样，在未来某一时点迅速反转，急剧拉升。
第一，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内不会改变，它将进一步积累通胀压力。2009年上马的大量政府项目期限为3～5年，2010年这些项目不可能停下来，因此，2010年银行贷款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速。第二，政府的调控政策会滞后于市场的变化。第三，原油价格和大宗初级产品价格有可能继续上涨，这会加剧我国通货膨胀压力。第四，美元贬值也是通胀压力的一个主要因素。
从历史维度看，在对付和治理通胀方面，我国政府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中央银行懂得如何去控制通胀，许多政府部门懂得如何去达到政策目标，且成绩不俗。不过，整体上看，我国政府部门包括中央银行更多喜欢运用行政手段。而且相对于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似乎更奏效。由此，就未来的通货膨胀治理而言，在美国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之前，中国不太可能贸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因为中国的宏观政策选择受制于汇率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如果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开工的政府项目会成为“半拉子”工程，导致银行不良资产的急剧攀升。因此，中国治理通胀将以行政措施为主，比如对一些大幅升价的行业进行补贴，
关键词：通胀惯性；通货膨胀的波动性;杠杆效应;CPI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2)02-0008-06
一、引言
由于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内外学者对它进行了广泛研究，得出一系列成果。蔡纯（2010）利用条件异方差模型分析了2007年次债危机以来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变动情况，研究表明不同商品期货市场的有效性略有差异，主要商品收益波动均具有积聚效应与杠杆效应［1］。张成思（2008）分析了1980~2007年中国通货膨胀情况，研究表明在低通胀环境下我国通货膨胀仍然呈现相当高的惯性特征［2］。李敏、王相宁（2008）研究了1987~2008年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动态波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通胀惯性在低通胀区制时弱，在温和、高通胀区制时强［3］。艾慧（2010）认为通货膨胀理论的核心部分是传导机制，而治理通胀的根本途径是采取措施调控货币需求和削弱通胀预期的影响，以改变微观主体行为［4］。
Fuhrer，Jeffrey（1995）研究认为，通货膨胀惯性强与弱对货币政策的滞后效果有决定性的影响［5］。
Engle（1982）提出ARCH模型，并且认为该模型集中反映了金融数据时间序列方差波动特点［6］。Bollerslev（1986）证明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即GARCH族模型能够更好地刻画收益序列残差项的异方差性［7］。Nelson，Daniel（1991），Black（1976）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阐明了利好消息与利空消息对股市的不对称影响［8，9］。Nelson，Daniel（1991）也首次提出了非对称波动性的EGARCH模型［9］。Engle（1993）比较了允许利好消息和利坏消息对未来的波动性有不同影响的非对称波动性模型［10］。
虽然国内外学者就通货膨胀的形成、惯性、演化机制等问题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进行了有成效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在整体上缺乏对通货膨胀特征的关注，而这个问题对帮助货币当局就通货膨胀治理建立一个理性的期望、选择有效的政策着力点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拟采用条件异方差模型结合我国1994年1月~2009年12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演化特征情况进行研究，以期揭示中国通货膨胀的演化机制及其内在规律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的选择与分析思路
1.ARMA模型。ARMA（p,q)表达式为:
ut=c+∑pi=1φiut－1+εt+∑qj=1θjεt－j（1）
其中ut为平稳时间序列，ut－1为滞后随机变量，误差项εt为白噪声，c为常数项，φi、θj为参数。
2.ARCH模型。ARCH（p)条件方差函数为：
σ2t=ω+∑pi=1αiu2t－j（2）
ARCH模型通过对过去p期非预期回报ut的平方的方差的移动平均来捕获回报序列的条件异方差。该模型是由Engel于1982提出。
3.GARCH模型。GARCH(p,q)表达式为:
εt=σtetet～i.i.d.N(0,1)
σ2t=ω+∑qj=1βjσ2t－j+∑pi=1αiu2t－j（3）
其中σ2t=E(u2tFt－1)，Ft－1为t时刻以前的全部信息。当q=0时，GARCH模型即为ARCH(P)模型。GARCH(p，q)过程是平稳过程的充要条件是α(1)+β(1)＜1，当p=q=1，α(1)+β(1)=1时，GARCH(1，1)即转化为IGARCH(1，1)模型。
其中α(1)=∑pi=1αiβ(1)=∑qj=1βj。该模型是由Bollerslev于1986提出的。
4.TARCH模型。其条件方差方程表达式为：
σ2t=ω+∑qj=1βjσ2t－j+∑pi=1αiu2t－j+
∑rk=1γku2t－kI－t－k（4）
当ut＜0时，I－t=1，说明坏消息有一个更大的冲击，即(αt+γt)倍的冲击；ut>0时，I－t=0，说明好消息的冲击要小，只有αt倍；当γk＜0时，则表明市场对坏消息的反应更强。该模型是由Zakoian于1990年提出。
5.EGARCH模型。其条件方差方程表达式为：
log(σ2t)=ω+∑qj=1βjlog(σ2t－j)+
∑pi=1αiut－iσt－i－E(ut－iσt－i)+∑rk=1γkut－kσt－k（5）
等式左边是条件方差的对数，说明杠杆影响是指数的，该模型是由Nelson于1991年提出的。当γk＜0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表明市场存在非对称效应，即杠杆效应。
首先,把CPI指数随时间推移而形成的数据序列看作是一个随机序列，利用ARMA模型可以挖掘CPI指数序列自身变动规律。其次,把CPI指数序列看成一个均值为零，方差随时间变化的正态分布，利用ARCH模型可以把CPI指数序列的波动集群性表现出来。然后,利用GARCH模型可以反映出CPI指数序列的长期记忆性质。最后,利用TARCH、EARCH模型可以把好、坏消息对CPI指数序列影响的非对称效应表现出来。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2年第2期2012年第2期(总第176期)王祥兵，严广乐等：中国通货膨胀的波动性与杠杆效应研究基于条件异方差模型的实证分析
三、中国通货膨胀特征的实证分析
1.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所公布月度数据，样本选自1994年1月~2009年12月的月度CPI指数，样本容量192个。以Y代表CPI月度指数，先采用X-12方法对Y进行季节调整，调整后数据减去100记作X，对X一阶差分记作DX。文中所用工具为Eviews6.0.
表1中的统计结果显示，序列X有尖峰厚尾的分布特征(序列呈现偏态、峰度系数大于3)，Jarque-Bera检验显示非正态性，这些初步表明，序列X可能存在ARCH现象。
3.X序列平稳性检验。
如果采用非平稳序列来建立各种统计模型，就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因此，在进行ARCH、GARCH等效应检验之前，需要对X、DX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2），本文采用的方法为扩大的迪克-福勒检验(ADF检验)。
由表2可知：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条件下，序列X的ADF检验值大于相应的临界值，说明序列X是非平稳；而序列DX通过检验，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DX序列是平稳的，从而序列X是一阶单整的，即是I(1)，ADF检验法有效。
4.建立ARMA模型。
DX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因而建立ARMA模型是合适的。考虑建立ARMA(1，1)、AR(1，12)、AR(1)、MA(1)模型。通过计算和比较四个模型的AIC、SC值发现模型AR(1，12)的值较小（见表3），根据AIC准则，以及DX时间序列的自相关、偏相关函数分析图，初步确定建立以下方程：
DXt=α1DXt－1+α12DXt－12+εt（6）
借助于Eviews6.0软件，可得序列DX拟合的函数表达式为:
DXt=0.3581DXt－1－0.289DXt－12+εt
T-Statistic(5.403)(-4.585)
R2=0.1975DW=2.083
以上模型表明：
(1)序列DX的均值方程有滞后期为12的滞后项，这表明我国的CPI指数的当前走势对未来一年的CPI指数走势都会产生影响。
(2)本模型的计量结果也说明我国的通货膨胀一旦受到外部冲击偏离预期目标，通常一般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返回到预期水平。
(3)由于序列DX的均值方程有滞后期为12的滞后项，表明我国的通货膨胀影响持续的时间很长，通货膨胀对政策变化的反应速度较慢，即我国的通胀惯性很强，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效果必然存在着极大的滞后效应。
5.ARCH效应检验。
图1是DX的残差图，观察DX的残差图可以初步判断有波动集现象存在于序列DX中:较大或较小幅度的波动后会相应地紧随着较大或较小幅度的波动，这说明误差项可能具有条件异方差性。对序列DX的回归方程残差序列进行滞后阶数为1的ARCH-LM检验。F统计量值为5.354，R2值为0.0295，其中：
F=5.354＞F0.05(1,178－1－1)=3.84
LM=TR2=178×0.0295
=5.255＞x20.05(1)=3.841
F和LM统计量所对应的概率值都小于0.05，可知F和LM的值都落在相应临界值的右边，因此拒绝原假设，说明DX残差的平方序列存在1阶自相关，即DX的回归方程残差序列存在ARCH效应。如果对DX的回归方程残差序列进行滞后阶数为12的ARCH-LM检验，序列DX也可通过检验，说明序列DX存在高阶ARCH效应（GARCH效应），于是考虑建立GARCH模型。
6.建立GARCH模型。
由于序列DX的回归方程残差序列存在高阶的ARCH效应，可对序列DX建GARCH(1，1)、IGARCH(1，1)模型。通过计算和比较两个模型的AIC、SC值发现IGARCH(1，1)的值较小（见表4），根据AIC、SC准则，可对序列DX建立如下IGARCH(1，1)模型：
均值方程：
DXt=0.3927DXt－1－0.3052DXt－12+εt
Z-Statistic(9.358)(-7.252)
方差方程：
2t=－0.03082t－1+1.03082t－1
Z-Statistic(-36.87)(1233.513)
R2=0.196对数似然值=-171.75
AIC=1.95SC=2.006
以上模型表明：
(1)序列DX的方差方程中也有滞后项，进一步表明中国CPI指数的当前走势会对未来的走势产生影响。这种信息没有及时被市场获取，反映在当期的DX序列中，符合本文的自相关检验结果，DX序列的自相关性也很强。
(2)序列DX的方差方程中:α+β=1，表明在经济开放和转型条件下，外部经济冲击对中国CPI指数有持续的影响，并且冲击对条件方差也产生持久影响。
(3)运用IGARCH(1，1)模型后，再对方程进行ARCH－LM检验已经不再显著。
7.非对称ARCH模型的建立。
中国的通货膨胀不仅具有波动集群性，而且具有非对称性，即杠杆效应。下面通过建立非对称的GARCH模型的进行实证研究。利用Eviews6.0软件进行估计可得序列DX的TARCH、EGARCH模型。通过计算和比较两个模型的AIC、SC值发现模型EARCH(1，1)的值较小（见表5），为有效说明中国的通货膨胀的非对称性，根据AIC、SC准则，可对序列DX建立如下EGARCH(1，1)模型：
均值方程：
DXt=0.4308DXt－1－0.3231DXt－12+εt
Z-Statistic(7.012)(-7.053)
方差方程：
ln(2t)=－1.568+0.591t－1t－1－
Z-Statistic(-6.534)(2.959)
0.231(t－1t－1)－0.203ln(2t－1)
(2.015)(-0.793)
R2=0.191对数似然值=-168.21
AIC=1.946SC=2.053
以上模型表明：
(1)序列DX的方差方程中杠杆效应项γ=－0.231，且显著不等于零，说明中国的通货膨胀的具有显著非对称性效应。
(2)序列DX的方差方程中α=0.591，当ut－1>0时，该信息冲击的条件方差的对数有一个0.591+(－0.231)=0.36倍的冲击；当ut－1＜0时，它给条件方差的对数带来一个0.591+(－0.231)×(－1)=0.822倍的冲击。
(3)对于序列DX，负的冲击（使物价上涨的因素）所产生的波动性要远大于正的冲击（使物价下降的因素）的波动性。
四、实证结果的分析及其经济机制
由于宏观总量总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因而宏观经济现象不可能离开其微观基础而存在，对宏观货币经济现象的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其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基于此，下面将从理论分析视角讨论中国通货膨胀特征的微观机制和政策价值。
1.通胀惯性。在以上的AR(1，12)、IGARCH(1，1)、EGARCH(1，1)模型中，均值方程、方差方程中都含有滞后项，特别是均值方程有滞后12期的滞后项，这说明中国CPI指数的当前走势对未来的走势会产生影响。因而我国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受实际通货膨胀及其滞后序列的影响较大。当期实际通货膨胀的波动会对下一期的通货膨胀预期产生正的影响，且这种影响会持续1年左右的时间，即消费者在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时，会考虑一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历史情况。模型AR(1，12)的计量结果也说明，我国的通货膨胀有很强惯性特征①。由于我国物价指数序列DX的均值方程有滞后期为12的滞后项，说明我国的通货膨胀影响持续的时间很长，通货膨胀惯性很强，即通货膨胀对政策变化的反应速度较慢，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效果必然存在着极大的滞后效应。因而我国货币当局在进行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我国通胀惯性强的特征，对通货膨胀抬头趋势的适度警觉，以应对强通胀惯性环境下的货币政策滞后效应［2］。
2.波动集群性。
在IGARCH(1，1)方差方程中，β表示系统波动的记忆性，β越大说明系统记忆性越强，当β为正则说明系统会通过非线性机制放大其前期的波动；α表示系统外部冲击对系统波动的影响，当α为正且较大时,表明外部冲击对波动影响较大，而当α为负,表明外部冲击有助于系统稳定；(α+β)表示通胀波动的持续性，当(α+β)＜0，则说明模型收敛，波动对条件方差的影响有限；如果(α+β)=1,则说明外部冲击对条件方差影响持久［11］。根据IGARCH(1，1)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估计，β=-1.0308＞1,这表明我国经济系统具有放大其前期价格波动特性，因而我国价格系统运行不具有自稳定功能，仅依靠市场的力量难以达到价格稳定，必须依靠非市场的政策干预才能实现中国价格系统的平稳运行，这也说明经济转型和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市场经济还不是很成熟，不具有内生最优演化性［11］。其次α=-0.0308＜0，说明我国经济系统中前期外部冲击能降低本期通胀波动，因而我国的经济干预政策具有稳定价格系统运行功能，这也从实证上说明我国相关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为我国政府的经济干预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同时我国通货膨胀波动的持续性(α+β)=1,表明外部经济冲击对价格波动产生了持久影响，这与我国通货膨胀惯性较长特征一致。
3.杠杆效应。
在EGARCH(1，1)中，在方差方程中的系数γ显著异于0，且为负值，反映了中国通货膨胀波动的杠杆效应。负的γ值表明负的冲击（即使物价上涨的因素）和正的冲击（即使物价下降的因素）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是不对称的，负冲击(0.822倍)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往往要比相同规模的正冲击(0.36倍)强烈多。这种杠杆效应主要归咎于市场客体的心里预期即通货膨胀预期。其过程一般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消费决策。当消费者形成通胀预期时，为了保值增值，他们会增加耐用消费品或可增值的金融产品，从而使货币需求减少、货币超常供给。（2）企业投资决策。通胀预期下，企业的投资成本降低，在短期内，由于企业投资的增加将导致总需求增加，从而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3）生产要素供需环节。当生产要素供给者通胀预期形成时，在签约时供给者会提高生产要素的报酬率，当生产要素需求者同意提高时，被提高的生产要素的报酬率部分会通过生产转嫁到产品价格中，从而形成下一轮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当生产要素需求者不同意提高时，要素需求者减少生产要素的购买，导致总供给减少，这也会使新的通胀压力形成。当通胀预期一旦形成，上述三种途径就会叠加成为新一轮物价上涨的非均衡力量，从而产生更强大的通胀压力，导致物价上涨的“羊群负效应”。而一旦市场价格下降时，由于市场客体的通货膨胀预期的粘性和市场价格的粘性，则会使市场价格向下的趋势变得平缓的多。因此，中国通货膨胀的杠杆效应较为明显。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具有波动集群性、通胀惯性强、杠杆效应等特征。
波动集群性特征说明外部经济冲击对我国价格波动影响持久，并且经济系统自身会放大其前期的波动，因而经济系统不可能依靠市场的力量达到稳定状态，只有靠外部力量的政策干预才能实现中国价格系统的平稳运行，这也说明中国货币当局进行政策干预价格波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胀惯性强的特征说明我国通货膨胀对其治理政策变化的反应速度较慢，货币当局必须保持对通货膨胀抬头趋势的适度警觉，加强对货币政策时滞的管理，以减少货币政策滞后效应。杠杆效应说明通胀预期对物价上涨的“羊群负效应”起着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在物价上涨时，我国公众的通胀预期并非完全理性，货币当局应该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和积极引导公众形成良好的、稳定的通胀预期，前瞻性地做好宏观微调准备，以减少高通胀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传导的的影响。通过对中国通货膨胀特征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通货膨胀特征有深刻政策含义，对通货膨胀治理、通胀预期管理、货币政策安排等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价值：
1.我国通胀惯性强的特征要求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减少货币政策滞后效应。措施如下：首先，应提高货币政策的时效性、增强货币政策的弹性和灵活性，减少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的滞后性。其次,要根据经济形势的演化，适当控制货币供给增长率，减少流动性，同时要合理搭配其他政策工具降低通货膨胀受货币供给量的显著滞后影响。最后,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缩短货币政策内部决策时滞；提高微观经济主体的敏感性，防止货币政策被扭曲，缩短货币政策外部时滞。
2.杠杆效应说明公众一旦形成了长期高通货膨胀预期，政府就需要花大量精力去改变这种预期，而且宏观经济还会面临长期滞胀的风险。因而政府应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利用经济政策与措施影响远期，以期改变公众通货膨胀预期，让公众确信政府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以减少羊群负效应。措施如下：首先,政府应该加强各种信息和政策的披露和共享，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降低公众获取真实信息的成本、提高公众信息的对称性，从而正确引导和调整公众的预期。其次,当通货膨胀出现时，各经济决策部门可以通过协同行动、多种政策协调操作协调来疏导公众的通胀预期心理。
3.本轮通胀是从2010年7月份开始，2011年前四个月的CPI上涨是5.1，5月份达到5.5。本轮通胀是2008年11月以来较长时期货币供应过多的直接结果，过多的货币供应强化了中国经济的粗放扩张，恶化了经济结构，特别是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比例在2010年降到最低点，因而形成了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同时产品成本增加积累以及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上涨进一步强化了通胀压力。中国通货膨胀特征对本轮通胀治理的启示：(1)政府较早承认通货膨胀的出现，确认控制物价上涨是宏观调控首要任务，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中国政府治理通胀的决心和信心，有利于疏导的公众通胀预期心理。(2)本轮通货膨胀率不断攀升，主要因为农产品，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也有房地产价格上涨因素。因而要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就应针对这两个最主要的源头进行，尽量平衡农产品与房地产市场长期的供求。(3)由于通货膨胀预期具有很强的自我实现性，政府可以通过动用农产品的储备和提高农产品生产力来降低通货膨胀的预期；通过提供保值债权，显示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改变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4)政府应为公众提供可靠的防通胀工具，让公众不必通过购买商品来避风险；也可利用人民币升值的优势和降低关税来增加进口，以增加预期的国内供给，从而使低通胀自我实现。(5)货币当局通过不断提高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确金率，可有效降低总体的流动性。到目前我国已经出现16个月的实际存款利率是负的，这会导致中国商业银行的存款流出，可以通过提高长期固定存款的利率，让实际存款利率朝正向发展以减少存款的流出。
综上所述，我国通货膨胀治理过程必须充分考虑我国通货膨胀特征的影响，在其治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要密切关注我国通货膨胀特征各关键因素变化，加强重要消费品供求情况和价格的跟踪与分析工作，及时采用调控措施消除那些与市场制度逻辑不一致的政策传导条件以及对政策信号不能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因素。只有这样，才能稳定价格水平，合理引导物价走势，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
注释:
①通胀惯性是指通货膨胀在受到随机扰动因素冲击后偏离其均衡状态的趋势所持续的，因而通胀惯性的强弱决定了通货膨胀对政策变化的反应速度。
参考文献：
［1］蔡纯.本次经济危机主要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波动性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0，（2）:64-70.
［2］张成思.中国通胀惯性特征与货币政策启示［J］经济研究,2008，(2):33-44.
［3］李敏，王相宁等.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动态波动机制及政策启示［J］.中国管理科学,2008，(10):278-283.
［4］艾慧.通货膨胀传导机制及其微观基础研究［J］.求索,2010，(3):23-25.
［5］Fuhrer，Jeffrey.Thepersistenceofinflationandthecostofdisinflation［J］.NewEnglandEconomicReview,1995，(1):3-16.
［6］EngleR.F.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heteroscedasticitywithestimatesofthevarianceofunitedkingdominflation［J］.Econometrica，1982,(150):987-1007.
［7］BollerslevT.Generalized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heteroskedasticity［J］.JournalofEconometrics，1986，3(31):307-327.
［8］BlackR.Studiesinstockpricevolatilitychange:proceedingsofthe1976businessmeetingofthebusinessandeconomicstatisticssection［C］.［s.l.］:Americanstatisticalassociation，1976.
［9］Nelson，DanielB.Conditionalheteroskedasticityinassetreturn:anewapproach［J］.Econometrica，1991，(59):347-370.
［10］EngleRF，NgVK.Measuringandtestingtheimpactofnewsonvolatility［J］.Journaloffinance，1993,(48):1749-1778.
［11］杨淑萍.基于ARCH模型的我国宏观经济系统内生波动性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9，(15):103-105.
［12］王培辉，袁薇.我国通货膨胀率动态特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0,(4):8-12.
［13］王祥兵，严广乐，何建佳.货币政策传导系统复杂性研究［J］.学术界，2010，(7):45-54.
［14］唐志新.通货膨胀预期自我实现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J］金融纵横,2010，(2):7-12.
［15］徐瑞娥.关于我国近期通货膨胀的特点、成因和治理对策的观点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09，(54):26-31.
［16］马树才，贾凯威.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治理与国民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9，（14）:128-132.
［17］EngleR，LilienF，RobinsRP.Estimatingtimevaryingriskpremiainthetermstructure:theARCH-Mmodel［J］.Econometrica，1987，(55):391-407.
［18］EngleR..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heteroscedasticitywithestimateofthevarianceofUnitedKingdominflations［J］.Econometrica.1982，(50):987-1008.
［19］GlostenLR，JahannathanR，RunkleDE.Ontherelationbetweentheexpectedvalueandthevolatilityofthenominalexcessreturnonstocks［J］.Journaloffinance，1993,(48):1779-1801.
VolatilityandLeverageEffectofChina'sInflation:AnEmpiricalAnalysisbyConditionalHeteroscedasticModel
WANGXiang-bing,YANGuang-le,YANGWei-zhong
(Managementschool，Shangha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hanghai200093，China)
[关键字]通货膨胀指数HJM模型JY模型市场模型衍生证券定价
引言
随着国内通货膨胀现象的日益严重，国内宏观政策的力度也不断增大，通货膨胀成为一个关系民生及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除了政策上要抑制通货膨胀的加深，保持资产的保值增值性，金融市场的发展及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也成为了十分有效的方法。
通货膨胀指数型衍生工具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产品，已于80年代出现于发达的资本市场，例如，美国、英国、欧洲等，其显著特征是挂钩的指数为通货膨胀率。目前，通货膨胀指数型衍生工具主要有通货膨胀指数型保护债券(TIPS)、零息通货膨胀指数型互换(zeroConponInflation-IndexedSwaps，简写为ZCIIS)、按年回报通货膨胀指数型互换(Year-on-YearInflation-IndexedSwaps，简写为YYIIS)、通货膨胀指数型上限及下限(Inflation-IndexedCapsandFloors简写为IIC和IIF)、通货膨胀指数型互换期权(Inflation-IndexedSwaptions，简写为IISW)。
一关于通货膨胀指数型衍生产品定价的主要流派研究
ForeignCurrencyAnalogy(简写为FCA)是一种通货膨胀指数型衍生产品定价的标准方法，也是比较成熟的方法，主要思路是：实际利率被定义为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额，并被看成是外国货币利率，而CPI被看成是国内货币和国外货币之间的汇率。为了通货膨胀指数型衍生产品的定价，我们需要对名义(国内)货币利率、实际(国外)货币利率及CPI(汇率)进行建模。
另外一种模型为市场模型。市场模型对一些特殊的可观测到的与通货膨胀挂钩的变量，例如CPI指数、实际零息债券的远期价格，采用对数正态分布的动态过程。最近，根据这种理论思路，许多学者又在此基础上，加入了随机波动率动态模型以及跳跃扩散模型。虽然市场模型在FCA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改进，并且大部分模型在为一些特殊的通货膨胀指数型衍生产品定价时，可以得到闭形解，但仍然有一些缺陷，例如凸性的问题、没有合适的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期限结构模型等。
二关于主要参数的利率动态过程假设的研究分析
(一)FCA基本方法及其扩展
通货膨胀指数型衍生产品研究较早是由Hughston(1998)提出的，主要是依据(FCA)方法：名义资产被看成是国内资产，实际资产被看成是国外资产，CPI被看成是名义货币市场和实际货币市场之间的汇率；他认为，在HJM模型下，CPI、实际贴现债券、名义贴现债券具有相同的期限结构。在传统的HJM模型框架及一般性测度下，得到名义和实际贴现债券的随机方程和名义风险升水，从而得到CPI的动态过程及波动率形式，进而定义通货膨胀率为CPI的漂移项。然后转换到风险中性测度下，CPI动态方程漂移项中没有了名义风险升水，漂移项仅为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差额。也正是以上推导，比较细致地阐述了FCA的概念。但是，他并有给出明确的衍生产品定价公式。
Jarrow和Yildirim(2003)一文中，利用HJM模型为TIPS和其他通货膨胀指数型衍生产品定价，并由此给出了在通货膨胀指数型衍生产品定价领域应用广泛的JY模型，该模型是后面许多模型的原型，并对市场模型也具有借鉴意义。文章首先从TIPS和传统美联储国债的市场价格中，利用HJM模型，得到名义零息债券和实际零息债券的价格。然后利用HJM三因素模型，得到CPI-U(ConsumerPriceIndexforallUrbanConsumers)、实际零息债券、名义零息债券的时间序列动态过程。简单扩展的Vasicek模型作为名义和实际利率期限结构，发现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呈负相关。再次，根据TIPS在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利用估计的参数验证HJM模型的有效性，对冲分析证明了扩展的Vasicek模型的有效性。最后利用1Y模型对CPI-U通货膨胀指数型看涨期权定价，得到闭形解。Jarrow和Yildirim一个重要的假设是所有资产价格的波动率和CPI的波动率都是确定的，从而得到了明确的期权定价公式。
LauraMalvaez(2005)利用JY模型先对标的物ZCIIS和YYIIS定价，根据得到的互换率，并利用拟蒙特卡罗方法(Quasi-MonteCarloSimulation)进行参数估计和定价，并引入了季节性问题，确定欧式互换期权的价格，这是在通货膨胀指数型互换期权定价领域的两个创新之处。他的研究结论认为，样本价值与理论价值十分接近；与其他模拟方法相比，QMC方法得到的价格更加精确；随着互换期权到期期限的延长，标的物的互换率逐渐变小，甚至变为负值，作者认为这是通货膨胀率动态模型假设所导致的结果。
AlanStewart(2007)首先利用HuH-White波动率形式，得到零息债券期权的定价公式。将互换期权的价格看成是零息债券期权资产组合的价格，形成明确的互换期权定价公式。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对模型进行校准，并得出结论，模型模拟的YYIIS的互换率与市场数据十分接近，并随着期限的增加，拟合程度更高。
Mercurio(2008)提出的市场模型认为，通货膨胀市场模型不一定要依据远期CPI模型，可以与利率市场模型类似，直接模拟连续的远期通货膨胀率。模型可以得到闭形解，并能快速地、精确地进行市场校准。但该模型的缺陷在于，需要输入初始值，而该数据在市场上无法直接得到，除非假设零凸性调整。
FerhanaAhmad(2008)在风险中性测度下，分别用JY模型、Mercufio市场模型和Belgrade-Benhamou-Koehlar模型为通货膨胀指数型互换定价。
Leung和Wu(2010)在市场模型和鞅方法框架下，认为离散的远期通货膨胀指数型互换率是一个高斯鞅，利用冻结系数技术，得到互换率的对数正态动态过程和互换期权的闭形解。
(二)市场模型
Belgrade、Benhamou和Koehler(2004)认为，JY模型在定价方面依靠的是无法观测到的数据，这使得模型的参数估计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并且他们的研究框架与市场上交易的衍生产品，例如ZCIIS和YYIIS，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提出一种
市场模型，并加入凸性调整及季节性调整，这样更容易进行参数估计和定价。在风险中性测度下，远期CPI动态过程服从几何布朗运动。而对于波动率结构，文章给出了三种形式：①Black-Scholes型；②Hull-White型；③复合Hull-White型。
Mercurio和Moreni(2006)首次在通货膨胀指数型衍生产品定价中引入随机波动率模型，这在该研究领域属于首创，井为后续的定价研究发展提供了很强的导向性。在2006年以前，该领域研究定价的主要参数的动态模型中波动率都假设是确定的，这样做便于建模和校准，但这个假设并不能完全的反映市场规律，定价缺乏一定的说服力。文章在波动率模型上选取Heston模型(1993)。进而，这两位学者在2006年研究的基础上，在2009年的研究成果中，将随机波动率模型改为SABR模型(Hagan(2002))，该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对于波动率，把方差资产固定弹性的动态过程和无漂移项的几何布朗运动相结合，其从通货膨胀上限的闭形解中能表示出隐含波动率的特点使得该模型给衍生产品定价，特别是利率衍生产品市场，指出了随机波动率的新方向。
四研究现状的局限性和研究展望
(一)研究现状的局限性
根据上述对文献的分析和评述，说明了通货膨胀指数型衍生产品的定价在国外已经得到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主要是集中在等价鞅测度或者风险中性测度的HJM利率期限结构模型下，通过对波动率进行一定的假设，对名义利率、实际利率及通货膨胀率(或是CPI指数)建立随机微分方程，模拟其动态过程，在局部市场校准及参数估计后，进行通货膨胀指数型衍生产品定价。总的来说，我国对通货膨胀指数型衍生产品的定价模型和实际应用方面的文献非常少，这是金融衍生产品定价研究方面的缺陷。然而，尽管国外研究模型已经趋于纯熟，但是，缺乏在参数估计和实证分析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使得研究成果缺乏实用性和实践性。要让模型能较好地分析产品在市场上的发展行为，市场数据和实证是必不可少的部分，这样更能体现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也为模型的改进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持，这也将成为未来通货膨胀指数型衍生产品定价方法改进的趋势之一。
[关键词]货币；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述评
2007年我国居民cpi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2008年1季度cpi上涨高达8%，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创11年来的新高。通胀的袭来给全社会民众都带来了福利的损失，实际收入的降低和自有资产的缩水，尤其是对中低收入者带来了最直接的痛苦感受。面对通胀，政府不仅要控制物价的上涨，还要制定适当的政策缓解通货膨胀对社会公众造成的福利损失。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正确计量是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依据，是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一、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述评
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是货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货膨胀的成本较为隐蔽，经济学家将其归纳为鞋跟成本、菜单成本、相对价格变动的加剧、税收负担的不合意变动、混乱，以及任意的财富再分配等，这些成本在理解上虽比较直观，但是在总量上如何衡量却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意义上的成本才可以被称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1967)认为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损失，这种个体的福利损失就称之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定义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未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当然，关键问题是合理地度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从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正确的依据。对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度量自bailey(1956)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至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以及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的估计方法。
1.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弗里德曼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认为，在一个货币经济中，为保证完全竞争的均衡达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名义利率必须等于零，此时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扭曲最小。因此，最优通货膨胀率是使得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通胀水平。当经济中通胀率高于最优通胀水平，即名义利率大于零时，货币均衡配置不再是一个帕累托最优配置，此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而产生福利成本。bailey(1956)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货币征税(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当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逆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的面积，即名义利率从i减少到0时所能获得的“消费者剩余”，这一推论与friedman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相符。
随后，很多学者在bailey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如marty(1967)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和考虑货币流通速度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结果。barro(1972)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因此，他重建了货币需求曲线，重估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craig和rocheteau(2005)先利用bailey(1956)的方法，通过log-log型货币需求函数和semi-log型货币需求函数计量了在传统方法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指出bailey(1956)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假设掉外部性、一般均衡效应(generalequilibriumeffects)和分配效应(distributionaleffects)的局部均衡模型，它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是实物资产的报酬率与通货膨胀无关。
消费者剩余方法虽然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提供了一种简单、便捷的计算方法，并开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先河，但这一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因而无法对个体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也无法对形成宏观的加总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与此同时，这一方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一些学者认为即使通胀率为零，名义利率仍可能为正，这样持有实际货币余额仍然可能有正的机会成本，无效率仍然存在。因此，以通货膨胀率为纵轴计算货币需求曲线下方位于零通胀率和另一通胀率之间面积的计算方法有可能低估实际的福利成本。如foster(1972)计算了完全预期为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小于产出的0.05%。garfinkel(1989)得到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为国民收入的0.3%。这些估值远小于其他经济学家的估计。laidler(1990)认为消费者剩余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当名义利率改变时，货币需求曲线的位置不变，只是沿着货币需求曲线移动。这就需要假定实际余额的边际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的需求，而这一假设条件事实上限定了这种计算方法是一种局部均衡的方法。gillman(1995)指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bailey认为在稳定价格时的福利成本就是为零，但是，这种认为的零福利成本和真正的零福利成本却有很大的不同，其差额有时竟可以高达50%。基于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一般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时，这一方法主要用来进行补充性说明。
2.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这一方法在sidrauski模型(1967)的基础上应用了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sidrauski模型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由于这种内含货币效用函数方法允许我们根据一个符合经济人最优行为的货币需求模型来计算通货膨胀的成本，从而使通货膨胀升高所引起的实际货币持有额下降直接表现为个人效用和福利的变化。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认为，市场价格的变动肯定会影响人们的福利状况，很可能使一些人受损，另一些人受益，多数情况下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此时关键是如何对受损者补偿，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改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补偿变量法认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在某一通货膨胀水平下，应补偿给家庭多少额外的收入才能使家庭在给定利率的均衡状态所获得的效用水平与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效用水平相等。这一方法考察了通胀给社会中每个人所带来的获益或损失，从而增加了必要的微观基础，为我们从个体效用函数出发，分析在预算约束和资源约束下计算通货膨胀的稳态福利成本提供了一个方便好用的框架。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方法得到了普及。
lucas(2000)用收入补偿的思想，以sidrauski(1967)的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给出了估计方程。lucas定义在名义利率i下的福利成本w(i)是收入的百分比，即用使得家庭在名义利率为i和0时达到福利水平无差别的收入差额，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实证方面，lucas利用美国1900-1994年的数据，估计得到：对于美国经济，10%的通货膨胀率对于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仅相当于消费者总消费水平的1.3%，即如果要保证在通货膨胀率10%和通货膨胀率为0时消费者的福利水平是一样的，那么必须增加消费者约1.3%的收入。
jones、asaftei和lianwang(2001)在lucas(2000)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货币总量理论(monetaryaggregationtheory)，从而建立了一个包含现金和利息的一般均衡模型，弥补了前人研究中将m1层次货币全部视为无息资产的缺陷。他们发现，由于个体持有现金(无息的)的份额与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相比是非常小的，并且在稳态下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是不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从这个一般均衡模型中计量得出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比前人的研究结论小得多。
虽然补偿变量法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货币、尤其是没有实物资产支持的纸币会产生效用，但这一方法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而且该模型具有的货币超级中性性质表面、效用函数的另一个变量——实际消费不随通货膨胀率变动而变动，从而使福利成本计算得以简化。不过利用这种方法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时，在选择适当函数以及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赋值时，常常需要主观事先判断和利用经验来为参数设定不同的值，这势必会导致因参数赋值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测算结果。
3.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方法通过引入交易技术方程将货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间接化。mccallum-goodfriend(1987)建立了一个购买——时间(shopping-time)模型，这一模型假设时间和货币共同为购买消费品提供交易服务，并且时间和金钱在实现交易方面可以互相替代。交易服务技术决定了在既定的消费和货币持有水平下所必须花费在购买上的时间。购买时间模型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和度量通胀的福利成本：在家庭持有货币数量一定的条件下，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货币贬值，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家庭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取同样数量的消费品，从而减少了劳动时间或休闲时间，因此，造成了福利损失。simonsenandcysne(2001)研究了在购买-时间模型中包括有息资产的情形，并从理论上给出了福利成本的上下界。cysne(2004)研究了连续时间下的购物时间模型，并得到了福利成本的解析表达式，他还从理论上讨论了引入家庭异质性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除了上述三个比较代表性的方法外，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计量方法。如fischer(1981)将货币和其他资产同等看待，把货币看作是资源跨期转移的载体，建立了一个禀赋经济的olg(overlap—generation)模型。lagosand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寻介理论，估计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imrohoroglu(1992)刻画了在一个收入波动且没有保险经济环境里，经济个体为平滑自己的消费而持有货币的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模式。
二、对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启迪
反观国内，当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成因、对策等定性方面，而专门针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则很少，且大多是基于国外已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如欧俊和李花(2006)利用bailey(1956)研究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了估算；陈彦斌、马莉莉(2007)分别使用消费者剩余方法、miu模型和cia模型计算了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谢赤(2002)则在购买-时间模型下讨论了金融创新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影响；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shopping-time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2005)利用他们研究的框架，在lucas模型基础上，应用kruz(1968)和zou的思想，把消费者的财富引入效用函数，给出了货币供给的改变对经济不确定影响的分析。
但问题是这种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的方法存在较多的局限性，因为纵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方法的发展，尽管不同经济学家的模型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基于货币对于公众的有用性或者货币能提供给公众便利为出发点，进而考虑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如何影响公众的货币持有，并引起公众效用的变化，从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由于公众效用本身的抽象性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已有的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计量方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此外，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美国有许多不同的特殊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的准确性。
1.已有的研究所采用的模型大多是引入货币的效用函数模型框架，加上各种外部约束来推导货币需求，进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但从各种模型的计量结果来看，各种模型间不仅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且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2.已有的研究大都只限于在稳态下得出的比较结果，而当通货膨胀率剧烈波动或迅速上升(下降)时，实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会与稳态下的计量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差距。这使得已有模型的结果其实用性大打折扣。
3.很多模型都假设名义变量对真实变量不产生影响，即货币和通货膨胀是中性的。这与很多现存的研究结果相悖。尤其在中国，由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货币冲击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与货币主义的前提假设不符，货币中性依然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4.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相对独特的中国式发展之路。如中国至今还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城市和农村在使用活期存款时的便利性方面有很大不同、活期存款普遍是付息的，这意味着货币层次的选择上m0和m1都不准确。
5.已有的研究大都将名义利率作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函数的自变量，从名义利率的角度来计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其隐含假设为名义利率的水平和变化，可以反映出通货膨胀的水平和变化。但在中国，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利率市场化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利率水平的反应比发达国家相对更迟缓，也更具有粘性。因此，根据名义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有时无法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研究时必须在把握主流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采用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以来的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水平作出正确计量和评价，并对中国通货膨胀率的确定给出一个社会福利的考核标准。
参考文献：
[1]bailey，martinj.thewelfarecostofinflationaryfi-nanc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56，64(2)，93-110
[2]sidrauski，m.rationalchoiceandpatternsofgrowthinamonetaryeconomy，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7，57(2)，534.
关键词：通货膨胀会计准则
一、通货膨胀会计理论研究历程
(一)思想萌芽阶段(20世纪初至中叶)这一时期世界客观经济形势已经迫使西方理论界开始关注通货膨胀对会计计量基础的影响。最早在1918年，美国权威会计刊物《会计期刊》上发表了题为“在账应否反映美元价值变动”的文章，提出应以物价变动指数重新表达账户余额。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物价飞涨，西方学术界普遍意识到采取一种稳值货币的重要性。斯威尼(H.W.Sweeney)在1936年提出如何把传统财务报表上的美元调整为“等值美元”的程序。1940年，会计学家佩顿(W.A.Paton)和列特尔顿(A.C.Litlleton)提出了把入账成本按货币购买力换算为“等值美元”作为财务报表的补充资料的意见。
(二)古典理论阶段(20世纪中叶至6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通货膨胀不明显，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币值基本稳定，此时占统治地位的是古典理论学派。该学派主张会计程序和方法应以货币计量假设和历史成本计价原则为依据，即维持传统历史成本会计，反对改变历史成本会计结构。针对物价上涨，建议微观会计主体选择特定会计政策减少通货膨胀影响，如在存货发出业务中采取接近于现时成本的后进先出法计算销货成本或者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缩短固定资产的折旧期限来提高成本、减少虚增收益。
(三)新古典理论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期)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数据流行采用指数化应对通货膨胀，如工资或退休金指数化、存款利息指数化、合同金额指数化，这种思潮作用在会计领域，催生了对会计主体各项会计数据进行指数化的新古典学派。其主张放弃币值不变基本会计假定，在坚持历史成本原则基础上，对会计信息按照“一般物价水平”加以调整。在实务中，对会计要素特别是资产按一般物价指数而不是个别物价指数调整，导致不反映各类资产实际价值，仅是对历史成本基础进行“一刀切”的简单修正，但仍可在一定程度上消减通货膨胀带来的成本失真和利润虚增。
(四)激进理论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1973年，西方国家经历了石油危机，通货膨胀给经济带来了长期负面影响，会计学家普遍认识到单纯指数化调整已经不能解决通货膨胀造成的会计信息扭曲，只有采取更为彻底的做法才能保证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即破除原有会计结构，改变会计计量基础，相对于以前对通货膨胀进行的保守会计处理，其被称为激进理论学派。该学派摒弃历史成本原则，不满足于对物价变动进行指数化的全面调整，而是根据当前的个别物价水平即现行成本直接对会计要素进行重新估值入账，被称为现时成本会计或者现时重置成本会计。
(五)理论协调和趋同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进入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经济主体出现了大规模的贸易、投资、金融等活动，经济全球化让不同国家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货膨胀已经不再是单个国家的经济金融问题，这在客观上要求会计信息可比性和会计标准的统一性。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的推动下，国际会计准则认可程度日益提高，2001年IASC改组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会计国际趋同计划开始启动。2006年9月，美国了SFASl57《公允价值计量》，该准则提出以公允价值作为新的计量方式，具有重大意义，即使是在物价变动情况下，公允价值也不会让会计信息丧失相关性，目前，IASB也将公允价值列入工作划，预计未来通货膨胀会计计量问题可有效解决。
二、通货膨胀会计理论的核心原则
(一)资产计价标准对于资产主体有着不同的持有目的，进而有不同计量价格。传统观点认为，如果持有资产为了生产经营消耗，则资产按照购入或者投入的交换价格，即买价；如果持有资产为了销售变现，则资产按照卖出或者置换的交易价格，即卖价。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交换价格，过去的叫做历史价格，现在的叫做现行价格。通货膨胀时期，历史成本会计不能正确反映资产价值，而现行成本会计则被认为最好的选择，为了真实反映资产价值，可采取现行重置成本或者现行市价进行计量。
(二)收入实现原则收入实现原则是会计循环的最后一个环节，即在收入产生的过程中，选择在哪一个时点作为收入确认日期。传统收入实现理论中，资产收益共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资产持有收益，可分为已经实现或者赚取的收益如(存货持有利得)和未实现持有收益，前者确认，后者不予确认；另一种是经营收益，是指销售商品和劳务获得收益，理应确认。在通货膨胀时期，通常情况下主体持有资产会升值，而且持有实物资产的意愿非常强；即使主体不愿脱手也会使得当期会计收益低估。现行成本会计则主张，可以假定主体是参与交易方，按照交易双方可接受价格对资产重新估值，其增值部分无论是否实现或者赚取，都应该确认为收入。
(三)收入和费用配比原则是指在一个会计期间内，将收入和产生收入所发生的费用按照特定因果关系进行抵减，从而计算出当期收益，该原则核心是如何确认费用，即如何确认已耗的成本。但在通货膨胀时期，如果采取传统配比原则，收入按照现时价格计量，费用按照历史价格计量，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不匹配，更无法反映主体持续经营特点。传统模式下，会计循环按照“现金一)购入存货―销售―收账―现金”进行，收回现金时，现时收入与历史成本费用配比得出损益；在现时成本会计模式下，会计循环按照“存货―销售―收账―现金―购入存货”进行，重置存货时，现时收入与现时成本费用配比得出损益。
三、我国通货膨胀会计研究状况
(一)改革开放前宏观经济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会计研究情况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大致经历了三次通货膨胀。第一次是在1949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建国伊始，受到解放前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遗毒影响，加上当时国有经济比较薄弱，一些私营机构囤积居奇，物价飞速上涨。为了稳定物价，国家利用一批在旧社会从业的会计师，对经济实体进行监督和检查，查处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为我国早期通货膨胀@it探索提供了实践的基础。第二次是在1958年至1961年，“十二五”计划时期。由于生产上搞“”运动，在所有制改革上按照“一大二公”思想急于冒进，造成工业内部、农轻重比例和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同时银行信贷和货币政策也犯了极左错误，货币和贷款投放盲目扩张，造成1961年物价总体水平上涨16.2％。同年，为了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方针，国家成立了物价管理部门，利用向生产企业收集到的成本费用等会计信息，考虑到国家计划和企业合理利润，对全国物价进行统一管理和综合平衡，迅速恢复了正常物价，此次治理通货膨胀，会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第三次是在1966年至1978年期
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供给紧张，货币投放逆势增多，造成了严重供求矛盾。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国家实行凭票供应，冻结商品价格，国民经济处于隐性通货膨胀状态。由于认为会计核算和管理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要从根本上否定会计，于是出现了“厂长成本”、“书记利润”等怪象，使得商品价格信息严重失实，通货膨胀会计探索过程产生了曲折。
(二)改革开放后宏观经济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会计研究情况改革开放后，我国曾经历了两次大的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85年至1989年，由于国家开始从单纯计划经济向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双轨经济模式转变，对部分商品实行价格放开政策，受生产力水平限制有效供给不足，导致了物价快速上涨，CPI上涨幅度分别为8.8％，6.0％，18.5％，17.8％。第二次是1993年至1995年，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和政府支出规模大幅增长，社会总需求快速膨胀，再加上部分商品价格关系未完全理顺，物价上升速度超过两位数，三年间CPI上涨幅度分别为10.3％，21.7％，14.8％。在短短十年间，我国经历了两次通货膨胀，国内会计学术界开始关注通货膨胀会计问题。1992年前后，我国会计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两则、两制”及时推出，适应了经济形势的发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计标准体系的过程中，借鉴国外发达国家会计标准建设经验成为当时会计学术界的主流。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关于物价变动会计的学术成果(如《通货膨胀会计》(葛家澍，1985)；《论物价变动会计》(曲晓辉，1991)，同时在1991年，中国会计学会在上海召开了“物价变动会计、外汇业务会计问题研讨会”。通过学术界的关注和研讨，即介绍了国外通货膨胀会计理论，又对我国通货膨胀会计的理论、模式、现实困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是，随后我国宏观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物价得到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会计也渐渐淡出会计学术界和官方的研究视野。
四、世界国家对通货膨胀会计模式选择的比较
(一)美、英通货膨胀会计模式(1)美国通货膨胀会计。美国早期通货膨胀会itS!度要求会计主体基于历史成本原则提供会计报表，同时强制提供一般物价水平会计补充报表和现时成本会计报表。但是，对于货币性流动资金项目调整额和财务杠杆作用收益额不计入现时成本损益表，资本保全仅针对主体全部实物资本，且货币置存损益项目计算存在缺陷，2006年，美国经过长期研究推出了公布了SFASN0157号《公允价值计量》，引入了新的计量标准，可以解决在物价变动时会计信息相关性丧失的难题，并对以前的有关准则进行了修订。(2)英国通货膨胀会计。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1980年颁布的标准会计实务公告第16号，其会计目标是向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加有用的有关主体真实财务状况和盈利情况的会计信息，可供信息使用者定价、成本控制和收益分配决策。该准则要求编制两步式的现时成本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对销货成本、货币性流动资金、折旧费用三个项目进行调整，将财务杠杆调整额计入损益表；资产按照现时重置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进行计量，设置资本维护准备金，强调资产对主体的价值。同时，在1981年的公司法中规定，主体可以在现时成本会计和历史成本会计选择其一，确立了两者同等的地位。在这点上，相对于美国保守做法，英国则显得更为激进。美英两国由于语言、历史、经济环境和惯例比较接近，再加上学术界交流甚密，其准则比较接近，在会计协调和趋同背景下，英美两国对改组后的国际会计理事会(IASB)影响甚大。因此，无论是英国的真实和公允或者美国的公允价值，对通货膨胀计量都具有代表性。
(二)法、德、荷通货膨胀会计模式(1)法国通货膨胀会计。法国会计属于政府主导型会计，会计信息主要满足政府宏观经济控制，特别是制定法国经济计划，贯彻税收政策、保证税收是法国政府首要任务，对于通货膨胀给微观主体造成的利益流失，采取消极态度。直到1977年，议会通过财政法案才允许上市公司对非折旧资产重估，而且还未对税收产生任何影响。在1981年和1984年，法国职业会计团体多次公告，建议折旧、销货成本和货币性项目进行调整，但缺乏税收激励最终流于形式。(2)德国通货膨胀会计。德国在一战和经济危机期间，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理论界对通货膨胀有了一定研究。但二战后，德国政府对通货膨胀控制十分有效，所以政府对通货膨胀会计不太积极，再加上德国立法主义至上，企业报表必须和纳税报表一致，一直以来在资产计价方面企业界比较保守和稳健，禁止在正式报表中重估资产价值，直到1975年，德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告建议主体自愿报送具有资本维护功能的补充报表，附带条件是不用于纳税目的。(3)荷兰通货膨胀会计。早期荷兰是一个航海贸易国家，为了应付贸易商品价格浮动，重置价值理论应运而生，并创立了重置成本会计制度，其强调收益应在实物维护之后实现，现时重置成本信息更具有相关性，在此传统下，实务界广泛应用了重置成本会计制度，但是一直以来未制定出详细准则。这三个国家是典型的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税收至上主义是政府首选目标，通货膨胀会计模式由于和税收目标难以协调，注定行而不远。出现持续通货膨胀时，在收益计量上，趋向保守和稳健，计提多种秘密准备应对通货膨胀，但不用于税收目的。通货膨胀会计仅仅成为微观主体管理工具，不具有政府支持。在欧盟成员国中，这三国的会计协调阻力最大，虽然最终采取折衷处理，还是各行其是。
(三)巴西通货膨胀会计模式以巴西为代表的南美国家曾经经历过二三十年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在两位数以上，因此，政府很早就采取指数化处理各项会计项目，如固定资产、营运资本、长期负债、税金、租金、工资等。与大多数南美国家不同，巴西把通货膨胀会计报表作为基本报表，并且在1964年的政府税法中允许主体根据通货膨胀会计口径调整纳税项目，资产按照现时重置成本计价，增值作为业务权益增加，设置货币购买力损益项目，反映一般购买力下降。1976年，巴西通过了《公司法》对通货膨胀会计修订，并要求主体按照通货膨胀会计格式换算编制年度主要报表：资产负债表中的借方固定资产按政府公布个别物价指数逐月调整，流动资产按照一般物价指数调整；在贷方业益下增设资本维护准备金账户；损益表中，允许扣减固定资产折旧调整额和货币性项目购买力损失，并可作为计税基础。巴西政府在应对通货膨胀会计中积累了一定经验，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1996年后，巴西通胀率下降至正常水平，税收目的的一般购买力会计调整已被取消。
(四)欧盟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对通货膨胀会计模式的态度(1)欧盟通货膨胀会计协调。欧盟是国际上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经济一体化决定了其内部成员国会计准则必须一体化。自1968年以来，欧盟了一系列的指令在成员国内部进行协调，其中对欧盟会计协调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与通货膨胀会计有关的是1978年7月通过的关于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的第4号指令，主要是为确保公司所揭示财务信息具有可比性而制定的最低限度法律文件。在该指令中：一方面引入英国的“真实和公允”观念，把充分披露列
为编制报表的指导思想，限制了欧洲大陆国家计提“秘密准备”的传统惯例；另一方面，这一指令又同时把“以审慎为基础”列为计价一般原则，保留了欧洲大陆会计模式的“准备会计”特征。在这样的情形下，对于通货膨胀会计欧盟内部实际上采取英国和法德两种模式、折衷调和的做法，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统一，甚至曾经一度允许采取双重标准进行分别处理。在2005年以后，欧盟成员国采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后，欧盟内部协调变成了国际趋同，实质上对通货膨胀会计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寄希望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2)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对待通货膨胀会计准则的态度。一直以来，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致力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和推广，但是对于通货膨胀会计准则的研究推广却始终比较谨慎。直到1981年，公布了比较全面详尽的通货膨胀会计准则IASl5《反映物价变动影响的信息》，采取中立折衷的方式，介绍和推荐使用一般购买力会计或现时成本@it，但对于两种方法，IASC但并没有强烈的倾向性，该准则注重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的影响和处理，必须披露折旧、销售成本、财务费用和收益信息。为了进一步区别恶性通货膨胀和一般通货膨胀时期对会计信息的影响，IASCl989年又了IAS29号《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中的财务公告》，当3年累计通货膨胀率达到100％时，会计主体按以下要求重述会计报表：财务报告按资产负债表当日计量单位编制；货币性损益计入损益表；广义现金流量口径报告财务状况变动，即编制现金流量表；母子公司合并报表按照一般物价指数口径调整；恶性通货膨胀状况改变时，不适应本准则。不过，该准则并没有获得国际证券委员会的支持(IOSCO)而被列入核心准则计划，可见国际通货膨胀会计准则的接受程度不高。而受到美国SFASN0157号《公允价值计量》影响，国际会计理事会也将公允价值列入工作计划，届时新的计量方式必定会对通货膨胀会计计量产生重大影响。
五、我国通货膨胀会计准则的协调关系
(一)通货膨胀会计准则与宏观经济形势的关系处于通货膨胀状态下的宏观经济，按照通货膨胀程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温和的通货膨胀、急剧的通货膨胀和恶性的通货膨胀。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对会计信息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需要对按照名义货币计量的会计信息进行校正的程度也不一样。国际会计准则IASNo.15《反映价格变动影响的信息》指出，当个别或者一般社会力量导致价格变动情况下，在计量一个@it主体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时，需要反映价格变动对计量的影响。对于个别价格变动，按照现行成本代替历史成本；对于一般物价变动，按照一般购买力法调整。同时，在IASNo.29《在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中的财务报告》适用如“三年累计通货膨胀率超过100％，购买稳定外币保值，利率、工资及价格与物价指数挂钩”等一些经济情况，如果在货币购买力丧失的速度过快时不对财务信息进行重新表达，会让人产生误解。由此可见，通货膨胀会计准则应该根据宏观经济所处的通货膨胀环境，进行不同的规定。
(二)通货膨胀会计准则与国家税法的关系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税法一般具有稳定性和一贯性，但是通货膨胀会让税法的实际效用产生扭曲：商品比价关系失调，微观经济主体决策失误增多，资源配置不合理；产品定价不稳定，名义收入增加导致税基变大，微观经济主体财富强制流失。通货膨胀会计准则是为了修正通货膨胀时期微观经济主体会计信息，而该信息一般也是征税机关向纳税人征税的基础，只要通货膨胀会计准则下的会计调整项目和纳税申报口径一致，也就是通货膨胀会计准则获得税法支持，通货膨胀会计准则下的会计信息除了可供微观主体决策外，也可以用作纳税目的，通货膨胀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也可以得到减除。在现实过程中，实现通货膨胀会计准则与国家税法的协调并不容易，由于两者制定部门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在什么情况下一致、多大程度的一致，分歧有时也很大。因此，我们国家在构建通货膨胀会计准则必须考虑与国家税法的关系。
(三)通货膨胀会计准则与财政政策的关系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保持物价相对稳定。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应该弄清楚通货膨胀的成因。如果是需求过旺引起的，则需要采取降低投资规模、减少工资支出来降低消费；如果是经济结构因素导致总需要总供给失衡进而引发的通货膨胀，则需要制定产业政策、调整经济结构保证供给充足；如果是成本推动引发的通货膨胀，则需要采取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打破垄断等手段。特别是在物价上涨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公共支出中转移性支付和财政补贴等也开始增多。微观会计主体，它作为生产者提供商品和劳务获取收入，作为消费者雇用生产要素支付成本费用；财政政策效应的传导最终还是通过市场作用，到达居民或厂商。通货膨胀会计准则是一种制度安排，它规定了通货膨胀时微观会计主体的会计行为，这种行为不能不考虑财政政策对微观会计主体的影响。当要素价格(如工资、养老金、租金、失业保险等)与物价指数挂钩，政府对微观主体采取直补、减税、贴息、价格保护等措施时，微观会计主体的收入、成本、利润等信息，已经经过了财政政策的过滤处理，如何回归原貌，剔除通货膨胀对会计信息的影响，对任何信息使用者来讲，都是非常必要的。
(四)通货膨胀会计准则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货币供给学派认为：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属于货币现象，过多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通货膨胀会计准则的实施针对微观主体来讲，会产生一定的经济后果，而会计的特点就是对会计对象进行货币化处理，因此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对微观主体的影响。从货币政策调节手段来看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进行总量调节，控制货币供应量和调节信贷规模等；第二，价格调节，对利率、汇率等，影响直接或者间接市场主体；第三，进行质量调节，控制信贷结构、信贷投向等。通货膨胀时期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资产价格上涨，无论是实体资产或者是虚拟资产，微观企业主体都倾向于优化资产配置规避货币贬值风险：首先，保持最低限度的流动性，持有最少货币性资产用于交易目的；其次，选择持有一定规模具备财务战略意义的存货，防止企业因上游采购成本上升或者商品价格不断上升带来的机会损失；再次，大规模对外举债，通过获取财务杠杆收益转嫁通货膨胀损失；最后，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获取营业外收益。微观主体在进行上述财务决策时，不可避免会受到基准利率、贷款利率、资本收益率、汇率(是否举借外债)、金融机构信贷结构、规模和投向等因素的影响。通货膨胀会计准则主要通过规范微观经济主体资产和收益的计量来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而诸如持有存货、货币性资产或负债、交易性金融资产等项目的计量和收益确定，与货币政策调节手段的许多内容有着天然的联系。
六、我国通货膨胀会计准则构建的基本思路和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