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经济发展；路径
从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农业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会对国民经济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态农业逐渐走进大众视野。生态农业改变了传统的粗放式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出农业潜力，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这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因此，深入分析生态农业经济的发展路径，对于迎合可持续发展趋势，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1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生态农业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作用
1.1优化农业发展环境，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当前农业已经逐渐向更加深化的方向发展。在传统的发展观念之中，农业经济发展是比较粗放的，农业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而随着生态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农业资源的可再生利用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环境质量与之前相比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这就为农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条件[1]。生态农业经济发展是一种全新的理念，也是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农业经济发展应该遵循的主要原则，这主要是因为生态农业较好的符合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是节约农业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有效路径。
1.2有效转变农业发展模式，实现经济水平快速提升
由于农业和农村关系着人类的基本生存，因此一直以来都受到国家的高度关注。在政策的制定方面，政府也对农业发展给予了较大的政策倾斜，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农业经济的重视程度也变得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生态环境呈现出逐年恶化的趋势，对于农业发展也造成了较大的不利影响，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对于以后的农业经济发展也将形成较大的阻碍[2]，并且这种不利影响在短时间之内是无法得到恢复的。生态农业的发展，改变了这种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强调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倡导人与环境和谐相处，这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2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生态农业经济的发展路径分析
2.1采取有效方式提高农业生态系统活力
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社会经济、农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三者之间应该实现和谐发展，并且相互促进。也就是说，在发展经济，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同时，不能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环境因素是生态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应该充分掌握自然法则，然后在遵循自然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农业经济，确保生态系统高效运行，推动生态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3]。除此之外，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水平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在发展生态农业经济的过程中，还应该重点关注当地的气候环境以及地理位置，然后因地制宜的发展生态农业经济，从而使农业生态系统能够有效融入到当地的生态环境之中，从而形成良好的依托和促进关系，最终实现在发展生态农业经济，提高农业经营效益的同时，改善当地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2.2推动农村环保产业不断向前发展
在之前的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环保产业经常成为被忽视的因素，并且由于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农村环保产业发展也受到较多的阻碍。但是在发展生态农业经济的时候，农村环保产业却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从区位特点来看，环保产业在农村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如果农村对于环保产业能够给予足够重视，并且取得一定的发展成果，将大大提高农村与外部的和谐关系，从而带给农村更多的发展机遇。因此可以说，环保产业对于生态农业经济具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4]。从实际的经济效益来看，环保产业的发展，可以有效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给农产品带来更高的附加值，从而以更高的价值进行销售和推广，这对于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发展环保产业的过程中，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作为代价，而应该充分遵守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这样才能在生态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3构建完善的现代生态农业服务体系增强
生态农业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打通农村商品经济流通症结，健全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机制，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优质的金融、物流、保险等服务，完善现有的农产品流通交易机制，大力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服务。此外，在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背景下，构建现代生态农业服务体系大有可为，尤其是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已经成为了前沿产业[5]。在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基础上，农村的人居环境将大为改善，在农村发展休闲养老业也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各地方政府应当出台相应的鼓励性政策，支持农村旅游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在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大城市统筹城乡建立新型城乡关系的五个趋势
大城市既对农村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又对中小城市具有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近年来大城市以城带乡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呈现出以下五种趋势。
（一）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趋势，即农村人转变为城里人、“准市民”转变为市民的趋势
转移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村人口，使农民人均资源增加，才能更快地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为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创造条件。近年来，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呈加快趋势。
重庆市2010年农村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少1000多万，农村房屋闲置和耕地撂荒问题突出。为此，重庆市出台了加快“农转城”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实行“地随人走”和“带地进城”的做法，转户农民在土地处置上可选择继续保留、按规定流转或退出土地。土地是农村福利的核心，新的政策使农民不用土地换户口，提高了农民转户口的积极性。一年多来，全市累计“农转城”260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上升了6个多百分点。
天津市2005年以来实行以“宅基地换房”模式建设示范小城镇的政策，到2011年底和2015年将分别有40万和100万农民喜迁小城镇居住，小城镇居民有稳定职业和生活来源并已完成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均可申请办理户口的“农转城”。
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一些城市，通过“积分入户”等形式，也加大了外地农民工在当地落户口的力度，大量无户籍的“准市民”变为有户籍的市民。
（二）农业农村资源的资本化趋势，即通过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使农业农村资源变为致富和发展资本的趋势
城乡二元结构之所以差距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要素交换不平等，在劳动力、土地、存贷款等要素交换方面存在较大的“剪刀差”。要缩小二元结构的发展差距，就必须创造条件使城乡二元之间建立平等、双赢的要素交换关系，提高农村资源变为资本的价值量和变现能力。
重庆市创造性地提出“地票”概念，2009年国务院批准“设立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截至2011年10月，交易总金额已达140多亿元，每亩“地票”的交易价格由几万元、十几万元，增到30多万元，除去土地整理等成本（约占地票收入的三分之一）后的收益，按85∶15的比例分给农民和农村集体，平均每户农民可获得几万、十几万元的收入，农民可在规划区内建新房或者到城镇买商品房。这样由市场发现价格的土地要素交易，比传统的模式更公平，可将土地增值收益更多地用于农村，农民的宅基地变成了致富资本。即使远离城区的农村，也可合理分享城镇和工业用地的增值收益。
北京市农民的房屋租金，2011年1―8月份人均达到701元，同比增长52.4%，成为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
（三）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趋势，即千家万户的土地通过流转向规模化集约化转变的趋势
规模化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规模化经营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资源利用率和生产经营效益。规模化经营的实现路径，主要是通过土地流转、股份合作等形式；实践主体主要是农民和专业合作组织以及龙头企业。近年来，大中城市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转变的速度呈加快趋势。
天津市截至今年年底，可建成100个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小区。
上海市2010年设施农业覆盖率达60%，建成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基地120家，全市拥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2577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02家。
北京市拟在3年内新建50个蔬菜集约化育苗场、创建25个蔬菜生产大镇、新建15个千亩设施蔬菜标准园。
武汉市在“十二五”期间，将建成300个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小区，大力推广机械化全程养殖模式，保障食品安全和粪便污水达标排放。
成都市全市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和新型集体经济组织2592个，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657家，带动农户面65%。
苏州市鼓励耕地的规模经营，在每亩每年400元耕地保护基金的基础上，对连片1000―10000亩的稻田，按每亩200元补助；对连片10000亩以上的稻田，按每亩400元补助。
（四）农业功能的多元化趋势，即农业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变的趋势
农业的首要功能是保障农产品供给。城市农业首先要落实好“菜篮子”市场负责制，保障蔬菜和肉禽蛋奶等鲜活农产品的供应。蔬菜生产要统筹考虑城郊“菜园子”与优势产区，稳定提高城市自给能力和应急供应能力。大城市要确定常年菜地最低保有量，重点发展设施栽培，提高蔬菜尤其是叶类蔬菜的自给率。
随着城乡人民生活需求的多元化和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发展方式的转变，农业除了生产功能外，还有生态、示范、旅游等多方面功能。
京津风沙源治理项目，国家和地方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生态建设，其中包括大量的生态型农业项目。
苏州市对耕地、湿地、水源地、公益林等都给予生态补偿，其中，对县级以上集中供饮用水的水源地保护区内的村补助100万元，重要湿地所在村补助50万元，列为县级以上公益林的每亩每年补助100元，同时对水源地、重要生态湿地、生态公益林所在地的农民，凡农民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给予一定补偿。
天津市已经启动20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项目总投资137亿元，目前已累计完成70亿元。
北京市今年前三季度的种业实现总收入13.7亿元，同比增长33.2%。农业观光园已达1300多个，今年前三季度的收入14亿元，同比增长32%。
上海市农业旅游发展迅速，已建成具有万人以上接待能力的农业旅游点85个。
武汉市今年前三季度，全市1045个乡村休闲游经营单位共接待114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8亿元，同比增长25%。
（五）城乡发展的一体化趋势，即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向城乡发展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转变的趋势
城乡一体化不是一样化，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好城乡功能差异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要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财政要加大向农村倾斜的力度，尤其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上海市计划到2012年实现每个郊区设置一所三级医院，居民一小时左右可到达三级医院；农民养老金收入，5年增长8倍多。成都市市县两级政府从财政预算中安排20多亿元，设立耕地保护基金，农民每亩耕地每年可得到300―400元，用于养老保险补贴。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成都5市的农民人均收入增长较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2010年，5个城市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在2―2.5∶1之间，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3.23∶1相比，差距小而且进一步缩小差距的趋势明显。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农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甚至更多来自于政府补贴。我国大中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力的增强，也应该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大幅度提高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和农民社会保障的补助。
二、解决“三农”问题要顺应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趋势
凡是顺势则事半功倍，逆势则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顺势而为。
（一）顺应全球化趋势，合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国与国之间、重要经济体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是长期趋势，“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在今天经济发展等领域越来越变为现实。
由于世界上耕地分布不均，粮食生产也极不均匀，不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缺粮，日本粮食自给率约40%，韩国粮食自给率25%左右，非洲等地区长期面临粮食短缺危机，全世界约有10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生物质燃料的发展，拉动了粮食需求；国际游资炒作农产品期货，加剧了粮价波动；再加上全球气候危机日益增加、工程建设和生态需要造成耕地持续减少、主要产粮国出口政策管制等因素，使世界粮食形势日趋严峻。目前，全球人口超过70亿，人口增长加重粮食负担。由于粮食供求紧张，2005年以来，国际粮价不断攀高并剧烈震荡。尽管我国粮食自给率比较高，但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上升，我国粮食净进口量已由1995年的1790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5700多万吨（其中净进口大豆5480万吨），大豆和食用植物油对外依存度高，相当于利用国外6亿多亩播种面积。一定时期内，大豆和食用植物油等农产品大量进口还将是长期趋势。
今后，我国要继续坚持粮食安全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要重视统筹研究和利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进一步解决好水土资源可能与农产品供给需要的矛盾。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3.2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近三分之一，按照使用外汇储备“有偿使用、境外使用”的原则，可以进口国内需要的农产品和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
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要把眼光放开一些，企业在国外生产粮、棉、油料等农产品，有利于解决我国的供求缺口，按市场规则即使有些不销往国内，从增加全球农产品资源量的角度来讲，也利于平抑价格，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也能起到间接作用，同时有利于缓解非洲等地区的缺粮状况，尽一份国际义务。
（二）顺应市场化趋势，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解决三农问题
市场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由于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大，农业的竞争力较弱，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国内外成功经验都证明要靠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政府又要不断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和对市场的调控。
1、借鉴国外支持农业、调控市场的经验
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AP）对农场主按经营面积实行直接补贴，对耕地的补贴标准一般为每公顷300―400欧元。农场生产经营的品种、规模等，完全由农场主决定，政府不干预，但对农场有环保要求。德国农民收入的40―60%来源于政府直接补贴，2010年德国对农场的直接补贴总额达55亿欧元。
韩国的“新村运动”（包括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精神领域教育等内容），1971―1982年政府投入27987亿韩元，占新村运动总投入的51%。韩国农民的收入中有50%左右来自于各级政府的直接和间接补贴。
日本不仅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多，已超过农业GDP的40%，而且70%以上的农产品在价格上受到政府的支持和管理，其中对大米、烟草等实行直接价格管制，对其他农产品实行间接管制。政府强有力的价格干预，使农产品能够保持在较高的价格，保护了农民的合理收益和积极性。
俄罗斯政府新世纪以来，不仅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财政预算支持，而且加强了对农业的信贷支持。2006年，俄政府农业贴息贷款支出135亿卢布，对农产品生产者提供的贷款贴息补贴比例高达70―95%。同时，为降低自然灾害风险，支持对农业的保险，作物保险面积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比例从2006年的18%到2012年将提高到40%。
2、我国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政府与市场“两手”都硬，“两手”结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农村改革，确立了亿万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在解放思想的同时解放了生产力。近年来，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在坚持市场化趋向的同时，政府不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的力度，“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相结合，实行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放活”是为增强农民的市场竞争力创造更好的环境，“多予少取”是政府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竞争力。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民的生产补贴资金、建设补助资金、生态补偿资金和其他惠农资金，逐年大幅度增长。以2011年为例，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了9884.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4.8亿元。对农民的“四补贴”增加到了1406亿元，比上年增加180亿元，其中农资综合直补的增幅超过20%，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同时，为确保粮食价格处于合理水平，粮食最低收购价逐年提高，通过粮食收购托市，让农民在地里种粮，心里托底。这些强农惠农政策，对我国粮食总产量8年连续增长和农民收入连续8年较快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并且要求企业实行最低工资制，人工成本上涨必然带动包括农业生产资料在内的原材料涨价。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涨价，必然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再加上资源制约和农产品供求关系等因素，农产品价格上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也要看到，农产品和食品的供给和价格，对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总理指出“食品的供应、价格都连着政府的心”。要使农产品价格既合理上涨，又不大涨大跌，根据国内外经验，要综合利用法律、行政手段，在财政资金、金融政策和价格调控方面，加大对农户和企业的支持和服务。同时，要创造条件提高基层的民主化程度，让农民做主，而不是所谓的“为民做主”，干预其生产经营活动。还要创造条件，使城乡之间在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交换中，让农村、农民更多地受益。
（三）顺应信息化趋势，加强对三农的信息服务，改进农村社会管理
在现代化进程中，信息化既是助推器，也是伴生物。发展现代农业也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近年来，一些地方积极推进电子商务，取得了好的效果，比如2010年全国冬季农产品网上购销对接会上，河南省利用电子商务完成了458笔交易，成交金额7亿元，信息和成交量均居全国第一。重庆市39个涉农区县已有33个农牧业行政部门设置了信息工作机构，900个乡镇基本建立了信息服务站。
推广三网融合，在同一网上实现语音、数据和图像传输，用户用一条线就可以打电话、看电视和上网，对小生产在大市场的海洋里寻找商机和效益可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方便。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物联网已成为信息产业的第三次浪潮。物联网可实现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信息交互，是信息化与现代农业融合的一个切入点，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大，应在农村更广泛地推广应用，提高农业的智能化水平。
政府应加强市场信息的硬件和软件建设，为生产、流通和消费主体及时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使产销更好地衔接和平衡。据报道，目前中国网民已达4.8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已达36.2%。各级政府在政策制定、规划编制、项目审核、计划执行等环节，应通过信息手段为政务公开创造更好的条件，集聚民智和接受民众监督。
三、多措并举，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今后，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多种措施并举和结合，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一）科研与推广相结合，提高农业科技水平
我国农业的科技贡献率只有52%，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要更加重视提高科技含量，“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
1、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
农业靠科技，科技要靠人。世界上农业现代化水平高的国家，都非常重视提高农业经营者的素质。我国农民的文化水平总体上说比较低，今后应加大智力投资的力度。当前尤其要注重加强基层农技推广和对农民的培训工作。为加强乡镇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的条件建设，2011年中央补助了10亿元用于购置设备和改善业务用房，今后中央有关部门将继续补助资金，用于加强能力建设。各省（区、市）要在进一步调查情况、摸清底数的基础上，按照“节俭实用、满足需要”和“整合资源、注重实效、填平补齐、因地制宜、标准适当”的原则，编制和实施规划。乡镇农技推广站，是解决科技下乡“最后一公里”、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的重要环节，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都应进一步重视和支持。
2、加强良种繁育和推广
百业农为先，农业种为先。我国的良种繁育和推广取得了很大成绩，尤其是推广了超级杂交水稻、紧凑型玉米、优质小麦、转基因抗虫棉、双低油菜等突破性优良品种。近年来，良种供应能力显著提高，主要农作物种子实行精选包装和标牌销售，对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生物技术发展，我国的种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商业化的种业科研体制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与发达国家相比，育种资源和人才不足，良种繁育基础设施薄弱，育种方法技术还比较落后，创新能力不强，种子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研发能力弱。闻名全国的蔬菜第一大县的山东寿光，洋种子占据了半壁江山，有些蔬菜种子一粒就要一元左右。
加快我国种业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已成当务之急。今后要在制定规划、加大投入、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管理体系的同时，强化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建立商业性育种体系、加强种子生产基地建设、推动种子企业兼并重组、强化市场监管等措施。努力形成科研分工合理、产学研相结合、资源相对集中、运行持续高效的育种新机制，快速提升种业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供种保障能力和市场监管能力，建立和完善“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体系，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供保障。
3、大力推广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技术
我国水土资源的人均水平低，淡水和耕地分别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5%和40%。我国农业灌溉用水和化肥的利用效率低，造成资源浪费和面源污染加重。1978―2009年我国粮食产量增长74%，而化肥的年使用量增长5.1倍。我国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是法国、德国、美国的3.5―7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过量使用化肥导致河湖、水库、海洋和地下水污染加重，对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和威胁。
要大力推广节水节肥、增产增效的先进技术，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一是加大推广节水增效技术的力度，在输水环节要采取渠道防渗和管道输水，在田间要推广管灌、滴灌、喷灌、渗灌、小畦灌溉等技术，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二是进一步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秸秆粉碎还田技术、秸秆过腹还田（家畜粪便作肥料）和过池还田（沼渣沼液作肥料）技术。三是改革耕作制度和改进种植方式，北方旱区加快推广深松整地、免耕播种、化肥深施和缓释等技术，南方水田推广高效整地、机电排灌等技术。要进一步加大节水、节肥、节能、生态、环保的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对于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政府应在资金和政策上加大支持力度。
（二）统分结合，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水平
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统”主要是指提高组织化程度，即通过协会、合作社等形式，把农民与农民、农民与企业的利益联结起来，提高抗风险能力、经营水平和效益。“分”主要是指土地承包权和经营行为的分散。统分结合可以把“统”的优越性和“分”的积极性结合起来；统分结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中国现阶段农业生产特点，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要不断创新统分结合的实现形式。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农场经营情况看，无论是平均经营规模大的美国、德国、法国，还是平均经营规模小的日本等，协会、合作社等与农场主的合作在不断加深，“统分结合”的原则在世界上具有通用性。同时，近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农场平均经营规模呈逐步扩大趋势。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我国种植业农户平均经营规模比较小，近年来通过各种方式逐步扩大经营规模，有些种田能手通过土地流转而经营的土地已达几公顷、十几公顷、数十公顷甚至更多。养殖业的规模化发展比较快，以生猪为例，小、中、大规模的比重，由2003年的71.2%、23.6%、5.2%，到2008年发展为44%、44.2%、11.8%，5年间大中规模增长27个百分点。种养业加快规模化发展，既非常必要，也越来越具备条件和可能。
从我国的情况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日益完善，在充分发挥生产经营者积极性并尊重其意愿的基础上，“统”的方式和效果越来越多、越来越好。河南漯河市大片大片的麦田“异户同型”，虽然“地主”和“粮主”属于千家万户，但不同地块、不同麦畦的长势基本一样，原因是从播种到管理和收割多个环节都实行了统一。
在基层农技员的指导下，主要由专业合作组织实行机械化作业。吉林农安县有的种田能手通过土地流转一人经营600亩，玉米平均亩产1吨左右，从播种、管理到收获全过程机械化。良种、良法、良田有机结合。通过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是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的必由之路。2010年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约17%，还有很大的潜力。近年来，一些省通过深化农村改革，加快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浙江省94%的县、80%的乡镇、41%的村建立了土地流转组织，土地流转比例从2006年的20%提高到2010年的36%，2010年农民人均收入11302.6元，比全国平均数5919元高出91%，连续20多年在全国各省区排第一。
以资产为纽带的合作组织多种多样，创造了很多好经验。苏州市作为江苏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城市，以土地股份合作推进土地流转；以产权制度改革，再造集体经济；以新型合作经济引导农民抱团发展；全市农户基本实现“户户有资本，家家成股东，村村有物业，年年有分红”。
据有关报道，截至2011年3月底，全国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40.76万家，入社农户超过12%。存在的问题是入社农户比例较低，合作社规模小，合作关系不够牢固，竞争力和效益提高慢，服务功能和抗风险能力弱，机械化、水利化、信息化低。今后，各地在鼓励支持农民兴办合作组织的同时，要认真培育懂经营、善管理、热心合作事业的带头人，通过政策扶持、能人带动、龙头企业带动、乡村干部推动等形式，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又好又快发展。
在总结经验的同时，也要看到规模化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将租赁的土地非农化、非粮化，不利于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保障；有些企业租农民的地，没有建立动态增长的租金机制，不利于农民增收。有些按照“公司加农户”的模式，虽然互利，但利益分配不公平。有的合作组织，基层政府支持服务少，行政干预多，不利于生产主体的经营。在今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注意防止这些问题，避害趋利。
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要尊重农民主体地位，要坚持“三个不得”，即土地流转不得改变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对“以租”等方式非法改变土地用途的要严肃查处。允许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以及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耕地、草地承包经营权不得抵押，流转后也不得抵押。禁止直接租赁农户承包地再转租、发包。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土地流转有形市场。同时要加强对土地承包仲裁工作的司法支持。
关于农地的产权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要正确把握方向。我国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政策，实际上保障了产权的稳固。在保持现行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同时，要按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一步鼓励和引导土地流转，加强土地承包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同时，要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组法》的规定，支持、引导和规范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落实相关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和金融、科技、人才扶持以及产业引导措施。采取综合措施，提高组织化程度，促进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经营。使千家万户的小生产更好地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变化，使生产经营主体的竞争力不断提高。
（三）设施建设与设备购置相结合，提高农业装备水平
1、大力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建国60多年来，我国的灌溉面积从2.4亿亩增加到目前的9亿亩，为增产粮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农业对灌溉的依赖程度高，占耕地面积一半的灌溉面积生产了70%以上的粮食和90%以上的蔬菜等经济作物。但是，农田水利薄弱的问题仍是粮食等农产品生产的重要制约因素。一是水资源短缺。北方地区耕地占全国的60%，人口占46%，水资源只有19%，北方地区的资源性缺水问题突出。南方地区虽然水资源相对丰富，但由于水资源利用难度大、工程成本高等原因，工程性缺水问题也很突出。18亿多亩耕地，一方面没有灌溉条件的9亿多亩是“望天田”，缺少水资源和灌溉工程；另一方面，有灌溉条件的9亿亩中，有相当一部分因水资源不足而灌溉保证率不高。而且，华北、西北、东北等地区一些井灌区，大量超采地下水，加剧了地下水位下降和地下水污染。二是水利工程建设滞后。40%的大型灌区骨干工程、50%多的中小型灌区、50%左右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不配套，大型灌排泵站设备完好率不足60%，水资源短缺和水利工程老化失修、配套不完善、重建轻管等问题突出。灌溉面积中有相当一部分灌溉保证率很低。灌溉水的利用系数也比较低，比发达国家低20―25个百分点。正如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指出，“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仍然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要按照一号文件的要求，在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土地出让收益等方面，加大促进粮食和农业生产发展的资金投入。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结合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和其他有关规划，加快大型灌区、重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加快大中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加强灌区末级渠系建设和田间工程建设，促进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因地制宜建设小水窖、小水池、小塘坝、小泵站、小水渠等“五小水利”工程。按照“开源节流并举、节水为主”的原则，扩大灌溉面积，提高灌溉标准。在技术指导、资金补助等方面，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节水灌溉，推广渠道防渗、管道输水、喷灌滴灌等节水增效技术。
在总结经验基础上，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区推广膜下滴灌和膜下旱作农业新技术，实现节约用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等多赢目标。要努力形成新的投入和建设管理机制，通过政府增加补助、民办公助、奖补结合等多种形式，充分调动农民对农田水利投入和建设管理的积极性。要将工程措施、农艺措施和管理措施更好地相结合，加快改造中低产田和建设高标准农田。对水土流失严重的农田，要通过坡耕地改造、退耕还林口粮田建设和水土保持等工程，加大治理力度。
2、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和重要标志。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既可促进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和产业化，又可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对于减轻农民劳动强度，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产品产量、质量和效益，都具有重要意义。
2000―2010年全球农机销售总额年均增长5.4%，其中亚太地区年均增长8.1%，我国年均增长13.1%。全球总的趋势是向大功率、智能化、节能环保型发展，拖拉机和收割机械仍是农机市场的主角。一些国家将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激光制导、现代微电子等高新科技用于农业机械。保护性耕作的少耕、免耕联合作业机械，节约化学药剂的精密喷雾植保机械，节水增效的喷滴灌机械设备等节能环保型农机，正在加快推广。复式作业机具的技术也在不断创新和得到应用。随着国际农机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农机企业兼并重组趋势明显。从趋势看，世界农机市场的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迅速，农民逐渐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2004年以来，国家实行了对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从2004年的中央补贴7000万元起步，2011年的中央补贴资金已达到175亿元（浙江等省的省市财政还给予补贴）。农机总动力持续增长，粮食作物机耕机收面积持续增长。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从2004年的35.7%，到2010已超过50%。按照2010年7月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到2015年，农机总动力达到10亿千瓦，其中排灌机械动力达到1亿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55%以上。到2022年，农机总动力稳定在12亿千瓦左右，其中灌排机械动力达到1.1亿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水平达到65%。
我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已超过城镇，农村青壮年劳力转移到城镇就业的趋势不可逆转。有些农村因缺乏劳动力和种粮积极性，已经出现了撂荒或半撂荒（本来可以种双季稻的水田，只种一季）现象。未来我们的土地耕种越来越需要机械化。
1区域特征与研究方法
榆林市位于陕西省最北部，东经107°28′—111°15′，北纬36°57′—39°35′，总面积4．4万km2，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21．2％。榆林地处中温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日照充足、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0℃，全市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397．7mm，是陕西省降水量最少的地区。地势从西向东、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境内平均海拔1000～1800m。全市地貌大体以古长城为界，北部为风沙草滩区，地势平缓，沙丘连绵，约占全市总面积的42％；南部为黄土丘陵沟壑区，地面支离破碎，易引发水土流失，约占总面积的58％。境内河流主要有黄河水系和陕西省唯一的内陆水系，黄河流经府谷、神木、佳县、吴堡、绥德、清涧6县，共270km，其支流无定河为全市最大河流，流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79．8％；内陆水系较大的有八里河和红碱淖，北部风沙区还有大小不等的海子，分布在神木、定边县北部的沙漠闭流区，流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10．8％。榆林地区土壤呈现较为典型的非地带性土壤分布，市域内植被主要有7种类型，分别是草场植被、落叶阔叶灌丛、落叶阔叶林、沙生植被、草甸、盐生植被、沼泽及水生植被。榆林市水资源总量少，时空分布不均，北丰南贫、季差剧烈。全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32．01亿m3，其中地表水资源量为22．90亿m3，地下水资源量为24．78亿m3，水资源可利用总量为12．75亿m3，人均地表水资源量550m3，仅为全国平均值的1／4，耕地亩均水资源仅为165m3，为全国平均值的1／9，属资源性缺水地区。根据1952—2010年的径流实测资料，全市平均降水量减小5．14％，地表水资源量减少了13．4％，主要河流近20a来的径流呈现出减小态势，径流量削减量最大的皇甫川为36．0％。在煤、气、油等北部能源富集的榆阳、神木、府谷、横山、靖边、定边六县区水资源总量为22．7亿m3，占全市总量的70．9％，水资源相对丰富，为北部县区能源开发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相比之下，南部丘陵区地形破碎，且河流含沙量大，地下水埋藏深，可开采量小，开发利用难度较大，加之人口密度大，人均水资源量低，严重制约南部县区经济社会发展。
2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方法与模型
本文所要探讨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力是指流域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在考虑区域水资源禀赋、开发利用潜力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前提下，流域水资源能够维系和支撑的人口总量，即一个区域在水资源的约束下能够达到的最大承载人口数量。
2．1关键指标的选取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不仅是水资源承载力大小的评判依据，而且也是水资源承载力大小的决策工具，选取能反映社会经济系统发展规模的指标体系成为问题的核心。水资源承载力的大小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水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与生态和环境状况等指标［11］。指标的选取既要反映“水资源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生态系统”中的水资源数量与质量、开发利用状况及其动态变化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又要反映被承载的社会、经济系统发展规模、结构及发展水平变化对承载力的影响，以及水资源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及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协调状况。在实际计算过程中，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的选取有不同的做法。其一从定义出发，直接选取可支持人口数量、产业发展规模等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作为衡量水资源承载力大小的依据；其二从水资源可供水量、需水量、可承载人口规模等方面综合考虑建立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指标的选取直接关系着水资源承载力计算的结果，不同的指标选取，计算结果也大相径庭。以北京市为例，根据现有的计算结果统计，水资源人口承载力最大值为2000万人，最小值仅为130万人，承载力值的巨大差异与水资源量指标的选取有密切关系，已有的研究中仅对水资源量这一指标就划分了天然水资源总量、供水总量、生活用水量三类，这三者之间的数量差异直接导致了水资源人口承载力的不同计算结果。
2．2建立评价模型国内外对资源承载力量化的计算方法大体分成两大类：一是评价方法，从分析水资源承载力系统中的现象入手构建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方法及模型，综合评判水资源对某种发展规模的支撑程度，主要方法如模糊评价法、灰关联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等，这类方法局限于水资源承载力系统中各个因素的表象上，在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的选择上主观性较大，因此最终结果只能用于定性判断；二是规划方法，通常从水资源承载力系统中各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入手，构建数学方程模拟各个因素的发展，通过变量将数学方程耦合成水资源承载力量化模型，目的在于计算最大承载规模。主要有常规趋势法、系统动力学法、多目标综合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ANN）和遗传算法（GA）等，此类方法在探索各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上有所突破，但这种方法过程复杂，涉及的参变量不好掌握，容易得出不合理的结论。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在赵建世［12］、石培基［13］等学者提出的城市适度规模计算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模型（1），（2）对水资源约束下的城市人口适度发展规模进行计算与分析，该模型指标量较少，容易获取，且全面反映了城市发展中缺水、污水等水资源问题，能够很好地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规模与水资源之间需求与制约的关系。z值代表水资源的超载程度，当z＞1时，区域或流域处于超载状态，值越大，超载程度越严重；当z＜1时，说明区域或流域的承载潜力大，值越小，其水资源的承载潜力越大，可容纳的人口量越大。在应用上述方法模型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因子是区域的水资源量、水资源可利用量、不同水平年人均生活需水量、耗水量。
3榆林重点开发区水资源的人口承载量分析
3．1水资源承载力的各项指标分析
3．1．1榆林市供水量与供水结构分析供水量主要包括地表水源供水、地下水源及其他水源供水。在各供水水源中，地表水源供水量所占比例最大，占总供水量的62％，其中引水工程供水量占38％；集雨工程和污水处理再利用供水量相对较少，仅占0．2％；微咸水在榆林市利用率已达到1．3％。在1980—2010年期间，研究区总供水量有较大增长，地表水源供水所占比例有所下降。2010年，全市各类水利工程年供水量6．92亿m3，占全市水资源总量的30．19％；其中地表水4．42亿m3，占总供水量的59．47％；地下水2．48亿m3，占总供水量的40．38％；其他供水量约占0．02亿m3（附图6）。由于受地理位置影响，水利工程分布不均，造成各分区供水能力有余有缺。从人均供水能力的空间分布情况来看，人均供水能力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呈现递减的趋势。各县（区）中人均供水能力最大的是榆阳区，为861．01m3／人；其次是横山县、神木县，人均供水能力均达到400m3／人以上；再次是米脂县和府谷县，人均供水能力均达到100m3／人以上，其余各县的人均供水能力都在100m3／人以下（图1）。本文根据区域水资源情况、供水工程设施、来水条件、产业需水情况，结合引黄取水、区域调水工程，提出不同水平年不同降水条件下的区域可供水量。详见表1。根据榆林市对部级能源化工基地的建设要求，未来将新增大批煤炭开采、煤电转化、煤化工等产能，水资源需求将大幅增长；加之该地区属于半干旱地区，降雨量少，蒸发强烈，当地自产径流量少，水资源开发条件较差，将来水资源的缺乏势必难以支撑国家能源化工基地建设的需求。
3．1．2榆林市用水量与用水结构分析用水量分为社会经济用水和生态系统用水，社会经济用水按生活、工业、农业3部门划分。其中，榆林市用水大户为农田灌溉用水，占总用水量的64．71％，其次是工业用水，占总量的18．73％，林、牧、渔、畜业用水占6．37％，居民生活用水、城镇公共用水分别占8．51％，1．17％，生态环境用水仅占0．50％。在1980—2010年间，榆林市人均总用水量由213m3／a下降到176m3／a，单位GDP用水量、工业用水指标、农田灌溉用水指标下降趋势显著，而城镇生活、农村居民用水指标则逐年略有上升。（1）生活用水。生活用水包括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生活用水。城镇生活用水包括城镇公共设施和流动人口用水，靠地表水供给；农村生活用水包括大小牲畜饮水，以取地下水为主。由于农村住宅一般没有给排水设施，用水定额低，耗水率较高，因此近似认为农村生活用水量基本是消耗水量。在1980—2010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配套设施日益完善，生活用水定额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人均城镇生活用水指标增长到69L／d，农村生活用水指标增长到39L／d，分别增长了50％，48％。从图2中可以看出，2010年的城镇人均用水量表现出比往年减少的趋势。事实上，由于该年人口城镇化呈现爆发式增长，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原本增加的城镇用水量在人均水平上呈现出降低的趋势。生活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比重较小，但对用水保证程度要求较高、对水质好坏也有较严格的标准。目前，榆林市的所有中小河流上改建的库坝已基本建成，解决水瓶颈制约的唯一出路，只能从黄河干流引水。（2）生产用水。农业用水包括灌溉用水和林牧渔用水两部分。1980—2010年，全市农业用水量呈缓慢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0．3％；农田实灌面积增加了2．25万hm2，农田灌溉用水量增加了137万m3；林牧渔业面积呈增长趋势，由1980年的0．17万hm2发展到2010年的0．61万hm2，用水量增加了3160万m3。随着农业灌溉技术的改进和农业结构的调整，单位面积灌溉用水量下降了1551．58m3。历年农业用水情况见表2。工业用水包括火电和一般工业用水。1980—2010年，榆林市工业用水量总体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达9．78％，全市工业用水量在30a间增加了10．89倍。从行政分区来看，工业用水量增长最快的是神木县，年均增长达到13％；全市生产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91．44％。随着工艺的改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万元产值用水量明显下降，30a来降低了401m3，单方水GDP产出增加了15倍。受到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经营状况、用水管理水平及节水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各年份及各地区的增长率并不均衡。历年主要工业部门用水情况见表3．（3）生态用水。1980—2010年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城市的绿化及景观环境建设的力度也不断加强，生态环境用水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从1980年的81万m3增至2010年的344万m3。年均增长最快的是神木县，其余各县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相应地加大了对生态环境需水的重视。
3．1．3人均用水量法预测供、需水量根据榆林市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从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榆林市人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0—2010年榆林市人口净增量为131．41万人，常住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7．5‰，年平均增长率为1．53％，榆阳区人口增长率最高，为2．1％，最低为吴堡县0．9％。2000年以来城镇人口年均增长3．2％，农业人口从2003年开始逐年减少，市内出现了以榆林主城区为中心，以神木、靖边、绥德为副中心，以其他县城和中心城镇为重点，形成劳动力转移和人口集聚格局。由于能源化工基地的建设与高速发展，神木县、榆阳区等经济迅速膨胀，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流入，造成这些地区人口呈不稳定、急速增长的态势。按照用水类型进行预测，将水资源需求划分为生活需水、河道外生产需水、河道外生态环境需水以及河道内需水。以2010年为基准年，采取人均用水量法分别预测近远期水平年2015年和2022年的需水量。计算公式如下：根据社会经济、国民经济发展指标、水价水平，结合生活用水习惯和现状用水水平，参照建设部门已制定的城镇用水标准，同时借鉴国内外同类地区或城市生活用水定额，拟定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并以2010年的生活需水量为基准，采用人均综合用水量加趋势微调方法对2015年、2022年在不同保证率下的需水量进行预测，根据人均用水量的变动趋势对预测值加以修正，以保证预测成果更加接近实际。（1）生活需水量。以2010年为基准年，2015年和2022年各县区常住人口根据《榆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确定的年均自然增长率7．5‰进行预测。榆林市各县区城镇常住人口数根据城镇化率预测，2015年、2022年城镇化率分别为52％，60％。按照《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GB／T50331—2002），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水价水平、节水器具推广与普及情况，结合生活用水习惯和现状用水水平，参照建设部门已制定的城市（镇）用水标准，参考国内外同类地区或城市生活用水定额［14］，分别拟定各水平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建议2015年城镇生活需水定额取119L／（人•d），农村生活需水定额取51L／（人•d）；2022年城镇生活需水定额为134L／（人•d），农村生活需水定额为56L／（人•d）。经测算，到2015年、2022年榆林市生活需水量分别为9914．7万m3和1259．1万m3（附图7）。（2）生产需水量。生产需水量包括农业需水、工业需水、建筑业需水和第三产业需水。考虑到榆林市灌溉面积比较分散，已经处于较高的灌溉水平，要进一步提高灌溉效率，降低亩均用水量的难度很大，因此建议农业用水维持现状不变，即农业的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管理水平提高等因素完成。根据榆林市农业发展指标和拟定的定额，预测各规划水平年的需水量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工业需水预测中，分别将采掘业、火力发电、煤化工、盐化工作为主要耗水户进行测算。榆林市用水量较大的采掘业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单位产品用水定额采用《陕西省行业用水定额》（2010年修订）的规定值；火力发电用水量按照装机容量、年利用小时数和装机取水定额确定，年利用小时数按照5500h计，装机取水定额按照《陕西省行业用水定额》确定；煤化工和盐化工由于产品众多，且缺乏部分产品的用水定额，通过借鉴并引用历年煤炭及转化、盐化工产业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建筑业需水量预测采取万元产值用水量指标计算。榆林市2009年建筑业用水指标为16m3／万元，随着施工技术进步，2015年和2022年可分别按照节水10％和20％计算。通过分析，采用2001—2009年建筑业总产值序列作为回归样本，通过线性回归进行趋势外推2015年和2022年的总产值，预测榆林市第二产业的需水量，2015年为88863．08万m3，2022年为138198．22万m3。第三产业需水采用万元产值用水量指标计算。结合用水现状分析，预测各规划水平年的需水定额，进行需水量的预测。以2005—2010年第三产业总产值序列为样本进行趋势外推，预计榆林市第三产业的需水量，2015年为4404．07万m3，2022年为10983．68万m3。（3）河道外生态环境需水。河道外生态环境需水主要包括城市生态环境需水和农村生态环境需水，农村生态环境需水已经在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中考虑，在此不再重复计算。考虑到河道内需水量不参与河道外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因此在预测分析中不予计算。城镇生态环境美化依据城市人口多少及人均生态环境美化需水量确定。结合榆林市实际情况，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模及需要，城市生态环境需水主要考虑绿地需水，预计2015年和2022年榆林市城镇人均绿地面积分别为7．5m2和9m2，预计榆林市生态环境需水量，2015年为14840．09万m3，2022年为24438．90万m3。综合榆林市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三大用水户需水量，在不同保证率下需水量统计结果见表5。50％代表年的需水量2010年为136708．3万m3，2015年为190014．2万m3，2022年为261015．8万m3；75％代表年的需水量2010年为145687．3万m3，2015年为199379．9万m3，2022年为271939．6万m3；95％代表年的需水量2010年为154467．8万m3，2015年为208614．8万m3，2022年为280643．9万m3。
3．1．4人均水资源量变化趋势分析根据1980—2010年的人均水资源量统计数据，榆林市水资源与人口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全市水资源总量较少，人均用水量在全国属于相对较低水平。榆林市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由1998年的1180m3下降到2010年的892m3（图3），年均递减2．3％，仅为全省人均占有量1300m3的68．6％，为全国人均占有量2300m3的38．8％。全市有67％的县区人均水资源量低于1000m3，现已经达到国际公认的MalinFalkenmark缺水标准［15］，人均水资源量最低的子洲县，只有227m3。人口与水资源矛盾表现最为突出的为吴堡县，人均水资源量多年平均值仅为218．17m3／人，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得不到保障；神木县的水资源量相对较丰富，人均水资源量多年平均值为2484．5m3／人，其次是榆阳区，值为2407．67m3／人；定边县与靖边县处于周期性用水紧张状态。
3．2榆林市水资源承载人口规模计算本文以2010年的水资源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作为基础数据，从供用水量、人均水资源量两个角度分析水资源对人口发展的可持续条件，结合不同水平年的需水量预测结果，运用水资源承载力及城市人口适度规模模型，计算榆林市水量承载能力c1（人）、水质承载能力c2（人）、城市适度规模pr（人）以及超载度z。模型参数的确定，人均污水排放量sp（t）取2010年榆林市人均排放量，sp（t）为9．22t／人；一般来讲河流具有自净能力的径污比最低限为20，河流自净能力可按wc＝0．05ws计算。模型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根据对榆林市水量、水质承载力的计算，榆林市未来将以水量超载型为主。通过对超载度的计算，z值为1．02～1．08，水资源的人口承载力均处于超载状态，超载程度随时间的增大呈现出加重的趋势。以2010年作为基础参照数据，根据对人口增长趋势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计算出未来水资源的城镇、农村人口承载力，如表7所示。结果显示，在未来10a内，榆林市城镇人口处于超载状态，随着时间的增加，超载状态居高不下；而农村人口在未来10a内人口在水资源承载范围之内，且呈现出承载能力逐渐加强的趋势。到2015年，水资源能够承载的城镇人口的超载程度达到1．89；到2022年，超载程度降至1．73，超载形势严峻。由于城镇化是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未来区域经济的集聚势必会造成人口的增长，从而加重人与水资源之间的矛盾，城镇化与水资源相互制约的作用会更加明显。
4结论与讨论
关键词：宁夏；引黄灌区；节水农业技术
中图分类号：S274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宁夏引黄灌区紧紧围绕如何利用好有限的水资源，如何提高农业灌溉用水效率等方面做了积极研究与实践，探索出了节水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方式，构建一个多种技术融合的农业发展系统，把储蓄水源、节约用水以及科学栽培技术相结合，这些都能在农业实践中发挥着积极显著的作用与意义，使农业取得更好更大的经济收益。
1农业节水技术发展趋势
近年来，宁夏水科院、农科院等科研单位从水资源开发、储存、输送以及灌溉用水、农业栽培等节水农业技术开发利用环节入手，研究解决了多项农业节水新技术。比如低压管灌、膜上灌、渠道节灌衬砌、选育抗旱品种、水稻旱育稀植、培肥改土、使用保水剂等技术已经在很多地区被广泛应用。宁夏引黄灌溉技术不断趋于精细化，高效用水工程趋于规模化，农业用水方面的技术要求也变得日益制度化与规范化。
2剖析节约水资源的农业理论研究趋势
根据宁夏引黄灌区节水农业发展实践，总结节水农业理论研究趋势主要表现为：由单一的水流量从时间意义上的分配向根区空间调节的研究，形成合适的“湿润边界”和“控制边界”；由大水漫灌模式向节约水源增加产量的灌溉形式转变；灌溉基本理论研究从常态的试验向劣态的试验转变；单从水流量的管理向对水的流量和水的质量双管理的全新理论转变。
3节水农业发展需要的政策环境浅析
宁夏引黄灌区农产品生产多年来基本能够维持丰产的状态，但农业正处于战略性结构转轨时期，传统意义的大农业逐步向设施农业转型，高耗水作物的种植规模现在正在一步步的进行压缩。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农产品市场的更加开放，一定程度上会对农业生产成本造成影响，在农村联产承包土地经营和集体土地流转经营体制的前提下，要建立起合理的现代化节水农业相关措施和政策，就必须要进行农业基础设施所有权改革，逐步形成切实可行的节水农业评价指标体系。
4剖析现代节水农业在发展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4.1农业种植中的生物技术的应用
必须要提高农作物本身对水分的转化效率，只有这样才能在农业节水上有所突破。利用调节农作物的生理与基因的潜力，并用此来增加农业种植物的生物性节水，这种说法是针对必须减少没有效果的水分的浪费来说的，它们不可分开，是相互依存的。对于耐旱的农作物分子培育品种和高新技术品种培育，种植农作物的生理过程与农作物的根土、农作物在微生态系统中的调控，增强农作物自身利用水分效率的生物灌溉技术和高效、科学的施肥技术，对抗旱药剂的研制和使用等将逐渐形成生物性节水的技术体系。投入较少、产量较大的生物性节水和工程性节水相结合的方法的广泛应用，将会为宁夏乃至西北地区的节水农业做出巨大贡献。
4.2农业技术管理的一体化
根据农作物的生长状况，经由智能技术的使用与应用，可以判定当前农作物的生长是否受到环境、土壤等的影响与限制。经过分析，智能控制系统能够依据数据要求定时定量的对水分以及农药和肥料等进行施放与分配，对于受虫害等严重影响的农作物，还可以施加农药，保证有效的水源节约与能耗的不断降低，同时保证高产增效。当前要不断强化信息传递与反应体系建设，加快农作物生长规律模拟研究进程，推动农业技术管理的一体化发展。
4.3使用相对精准的灌溉方式与技术
使用3S灌溉技术就是有利于保证水资源的高效使用，保证农业上的水能够得到较高效率的使用，这既是未来田间农业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同时也是农业高效用水的研究方向。当前，要不断的对这种精细的灌溉技术涉及的种种因素与环节进行细致的研究与开发，有条件的地区应逐步配备相应的软件开发技术。
4.4利用好雨水集蓄技术
通过研究和考察，在较大地域内大面积推广雨水集蓄技术是完全可行的，不仅会对节水农业带来很大的帮助，还会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下一步，应该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例如：地域适应性、雨水资源潜力和利用方式方法，技术标准化以及防渗技术，提水和灌溉设施，还有就是城市中的雨洪利用技术等。
4.5现代农业高效率利用水资源智能化控制体系的应用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涉及广西、贵州和云南三省（区）的15个地（市、州），是全国14个片区中少数民族人口最多、扶贫对象最多的片区。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生产经营相对粗放是导致该地区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土地经营强度增大并导致土地石漠化的面积及程度急剧上升。[1][2]虽然近年来国家启动了石漠化治理、退耕还林（草）、生态公益林保护工程、长江珠江防护林体系建设等工程对石漠化进行综合整治，但由于农业产业结构及农户生计模式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致使环境治理过程中的石漠化逆向演替现象严重，边治理、边退化已成为石漠化片区环境治理的主要问题之一。此外，近年来石漠化片区农业生产的受灾（旱灾）面积、成灾面积和成灾率明显大幅上升。环境压力迫使农业寻求新的发展途径。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是石漠化片区的15个地州之一，位于石漠化片区核心地带，是片区中石漠化等级程度最为严重、代表性最强、综合治理任务最为艰巨复杂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农业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农户生计对农业的依赖度仍然很高。以黔西南州为例，从环境治理视角对当地的农业发展进行研究，对促进整个石漠化片区环境、社会、经济综合、协调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黔西南州农业发展现状和环境压力
（一）农业发展现状
1.农业产业结构
受喀斯特地形、地貌影响，黔西南州在1982年建州时其农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牧业产值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林业产值占比基本与全国持平，渔业产值占比极低，可忽略不计。截至2011年，与全国相比，黔西南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存在以下特点：（1）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慢，且在相当时期内的发展与全国趋势大相径庭，体现在29年间农业产值占比从58.56%下降到50.15%，仅仅下降8个百分点，并在1985―1997年的15年间还呈上升趋势，且2008年起又有上升趋势。而同期全国农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占比从75.11%下降到51.60%，下降了近24个百分点，且基本呈逐年平稳下降趋势。（2）畜牧业产业调整的速度基本与全国一致，但在农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年间，黔西南的畜牧业从1982年的23.60%发展到2011年的38.49%，增长约15个百分点，而全国畜牧业平均约增长13个百分点，二者仅相差2个百分点。（3）除特殊年份（退耕还林主体工程期2002―2006）外，林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基本一致。
2.农民纯收入及构成
因为人均耕地资源少，同时因为产业结构调整相对滞后，黔西南农民的收入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增长速度也相对慢一些，并导致与全国平均收入的差距拉大。如果从收入来源构成看，黔西南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低于全国水平，而家庭经营收入占比则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当地农民收入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转移性收入占比也略高于全国水平，主要是黔西南8个县（市）中有7个是国家重点贫困县，而近年中央相关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大的缘故。
（二）环境压力现状
1.石漠化及石漠化治理效果
黔西南州的石漠化率很高，在贵州省9个市（州）中列第二。虽然启动了石漠化治理、退耕还林（草）、生态公益林保护、长江珠江防护林体系建设等工程对石漠化进行综合整治（表1），但治理的效果并不明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石漠化率居高不下，多年治理石漠化率仅下降2个百分点，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边治理、边退化现象，显示为表1中的石漠化改善率和退化率都很高，二者均位列贵州省第一位；二是林地的石漠化率虽稍有下降，但耕地和草地的石漠化率却快速上升（表5），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及农户生计对农业、牧业的过度依赖是根本性原因。
2.自然灾害的压力
农业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部门。统计数据表明，自1995年以来，全国农田旱灾、水灾的受灾面积及水、旱灾的总成灾率均呈下降趋势。受喀斯特地貌影响，黔西南的农业灾害主要源于旱灾，水灾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且1995年以来水灾面积还明显下降，但旱灾的受灾面积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并在过去的四五年急剧上升，且成灾率也呈明显上升趋势。可以预见，旱灾仍然是黔西南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灾害，也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主要挑战。
黔西南农业灾害所呈现出的以旱灾为主、成灾率上升且近年旱灾加剧的特点，除与气候条件有关外，更与耕地、草地日益严重的石漠化程度有关（表1、表5）。
二、环境治理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1.石漠化治理对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
石漠化综合治理对农业生产的最直接影响是改变了土地的利用方式。表3显示，2005年进行第一次石漠化调查时，全州的石漠化土地主要集中在耕地且其占比高于林地10个百分点，在全州8个县市中，有6个县的石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耕地上。但时隔五年后，全州林地在石漠化土地中的占比超过耕地，且有3个县的林地在石漠化土地中的占比超过耕地，这主要是因退耕还林工程所致，体现在总调查面积中耕地少了12个百分点。
从林业角度看，黔西南丰富的林地资源和其对农户收入增长的低贡献形成较大反差，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并行发展是黔西南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应遵循的原则。具体包括：（1）探索具有经济效益的石漠化林草治理模式。林业在石漠化治理中作用很大，黔西南现有的石漠化改善近八成源于林草治理模式而非农业技术措施和工程措施，但除非国家财政转移（补助或补贴），无助于农户收入提高的生态治理是不可持续的，退耕还林工程期满后大量的毁林开垦便是一个例证。（2）发展特色经济林，提高林业提供持续、稳定年收入的能力。黔西南州现有的生态条件不允许大面积林木采伐，且传统林业生长周期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低。减少用材林林地面积，并充分利用黔西南具有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及作为贵州省“天然温室”的气候优势发展特色林产品，不仅生态友好，还有利于农户年收入的稳定性。
0引言
水污染引起经济损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水污染对农业、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主要从农业污灌对农作物减产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因饮用水污染导致水质超标、饮用水不安全而引起的自来水处理工艺的运行费用以及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排放所造成的侵害成本，这3个方面的因素估算出因水污染产生的环境成本。应用影子价格法和影子工程法，构建了环境成本的计算公式。影子价格法是利用替代市场技术，以市场上与其相同的产品价格作为“影子价格”来估算该“公共商品”的价值。影子工程法是恢复费用法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在某个环境被破坏以后，虚拟人工建造一个工程来代替原来的环境功能［1］。汉江是襄阳水运重要港口，由老河口市入境，流经谷城县、襄阳市区，最后经宜城市出境。汉江在襄阳市境内流长195km，流域面积17357.6km2，约占全市总面积的88%。其主要支流自上而下有北河、南河、小清河、唐白河、蛮河等。汉江是襄阳市最主要的生产、生活用水水源及纳污水体。汉江干流和支流全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591×108m3，除汉江干流外，各支流平均流量均在100m3/s以下，水体规模较小，自然净化能力有限［2］。因此，通过对汉江襄阳段水环境经济损失的探讨，对襄阳段环境的治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汉江襄阳段环境成本分析
1.1农业环境成本计算
根据襄阳市水污染和农业经济特点，以小麦、水稻和棉花为主要农作物，计算出小麦、水稻和棉花的产量，再以各种农作物当年的市场价值作为“影子价格”，用影子价格法计算出因污水灌溉而带来的农业环境成本:MP农=∑ni=1αPiSiQi(1)式中:MP农为污灌区农作物的总环境成本，万元;Pi为第i种农作物价格，元/kg;Si为第i种农作物种植面积，103hm2;Qi为第i种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kg/hm2;α为不符合农灌标准的污灌面积比例，%［3］。农作物种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来源于《襄樊市统计年鉴》，单位价格来源于实际调查资料。根据调查资料和参考相关文献资料，不符合农灌标准的污灌面积比例α取5%。根据式(1)得到1998－2007年间农业环境成本，计算结果见表1。
1.2人体健康环境成本计算
采用影子价格法研究因饮用水污染而造成的人体健康最低损害。襄阳市自来水公司供水运行成本(含折旧费)所带来的费用即为人体健康的环境成本:MP人=QC(2)式中:MP人为人体健康环境成本，万元;Q为自来水年供水量，104t;C为制水成本，元/t。自来水年供水量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制水成本源于实际抽样调查数值。根据式(2)得到1998－2007年间因水污染产生的人体健康环境成本，计算结果见表2。
1.3生态侵害环境成本计算
采用“虚拟工程法”，即影子工程法计算，假设将当年全市产生的所有污水全部处理所需要的费用即为水污染产生的生态侵害的环境成本:MP生=Q''''C''''(3)式中:MP生为生态侵害环境成本，万元;Q''''为废水产生总量，104t;C''''为污水转化为天然水的处理成本，元/t。废水产生总量来自文献［4］，污水转化为天然水的处理成本参考污水处理厂运行成本。根据式(3)得到1998－2007年间因水污染产生的生态侵害环境成本，计算结果见表3。
1.4总环境成本
总环境成本计算公式如下:MP=MP农+MP人+MP生(4)由式(4)计算得，1998－2007年汉江襄阳段水污染产生的总环境成本分别为3.67、2.59、2.78、2.32、2.23、3.29、5.07、6.23、7.26、8.76亿元。10年来，汉江襄阳段产生的环境成本共约44.19亿元。
2环境成本变化趋势分析
2.1农业环境成本分析
汉江襄阳段农业环境成本在1998－2002年间呈下降趋势，而在2003－2007年间明显呈上升趋势，其中2002年因污水灌溉所造成的各农作物的环境成本最低，见图1。式(1)表明，农业环境成本主要受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及市场价格的影响。据调查，1998－2002年间，气象灾害发生的频率逐年增高，致使农作物大幅度减产，导致此期间农业环境成本的下降;由于在2000－2003年内，国内遭遇严重旱情，农作物产量受到严重影响，国内粮食库存大幅下降，导致2003年后粮食价格的全面上扬。再加上，2004年加入WTO后，国内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尽管国内粮食自2004年后连续丰收，但国际粮价的传导作用致使国内粮价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导致2003－2007年间，农业环境成本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2.2人体健康环境成本分析
1998－2007年，汉江襄阳段因水污染产生的人体健康环境成本总体上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2001和2005年有下降的趋势，2007年的成本最大，见图2。人体健康环境成本主要受供水量和制水成本的制约。《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有关数据显示，1998－2007年这一时段，襄阳市居民供水量大体上呈上升趋势，2001与2005年的供水量有下降的趋势;2001年以后，城市人口增长加剧，居民生活用水量也随之增加。加之，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各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对汉江襄阳段水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因水污染造成的饮用水水质不达标的现象日益突出，自来水公司则不断改进饮用水处理工艺，不断革新处理技术，制水成本随之提高，因水污染产生的人体健康的环境成本也随之呈上升趋势。
2.3生态侵害环境成本分析
1998－2005年这一时段，汉江襄阳段因水污染产生的生态侵害的环境成本起伏不大，2004年以后突然急剧增长，见图3。式(3)表明，生态侵害成本与废水产生量和污水转化为天然水的处理成本有关。1998－2007年间，废水产生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以前，由于污水处理设备技术还不成熟，处理成本相对较小，致使生态侵害环境成本相对较小;2003年以后，公众逐渐意识到环境的破坏对人类生存造成的危害，对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不断提高，政府也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方面的力度，使得企业用于环境方面的费用支出呈不断上升趋势。各先进污水处理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使得污水转化为天然水的处理成本急剧提高，直接导致生态侵害成本的急剧增加。
2.4总环境成本分析
1998－2002年间，汉江襄阳段因水污染产生的环境总成本大体上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2002年略微有上升的趋势，2003－2007年间环境总成本呈平稳上升的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因水环境污染引起的农业环境成本、人体健康的环境成本以及生态环境成本的变化趋势有关，见图4。
3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分析
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属生态经济学范畴，它本质上是进入生态系统的污染物能量消解过程的经济支付。这种生态经济现象与林德曼关于生态系统的能级关系具有相似性，符合林德曼定律所阐述的相邻营养级能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即水环境污染物不进入生态系统所需支付的费用MP(称为环境成本)与水环境污染物进入生态系统后造成的污染经济损失ME，是水环境污染物在相邻的两个能量消解过程的经济学表达，二者遵循林德曼关于生态系统相邻营养级能量之间的线性关系［5］。其表达式为:ME=KMP(K为水污染经济损失系数)。国内外对水污染经济损失的研究和应用，基本处于研究和初步试验性的应用阶段，诸多技术性的难题尚待研究和解决［6－7］。
3.1水污染经济损失系数K值的确定
K值的计算公式如下:K=me/mp(5)式中:me为1998年汉江襄阳段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mp为1998年汉江襄阳段环境成本。由文献［8］可知，1998年长江流域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为651亿元。汉江是长江中游的最大支流，流域面积为15.9km2，占长江流域总面积的8.79%左右，则汉江流域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约为57.2229亿元，占GDP的1.9%。汉江襄樊段总长度195km，流域面积1.73576×104km2，占汉江流域总面积的10.92%［8］，则1998年汉江襄阳段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约为6.25亿元。本研究表明1998年，汉江襄阳段水环境污染物不进入生态系统所需支付的费用(即为环境成本)为3.67亿元。由此得出K为1.703。
3.2汉江襄阳段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计算
根据上述的表达式，得到1998－2007年间汉江襄阳段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计算结果见表4。
3.3汉江襄阳段水污染经济损失分析
汉江襄阳段水污染经济损失与因水环境污染产生的环境总成本的变化趋势一样，1998－2002年间大体上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其中2002年略微有上升的趋势，2003－007年间呈平稳上升的趋势。可见，水污染经济损失与环境总成本呈线性关系，影响环境成本变化趋势的因素也决定着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变化趋势，见图5。根据计算得出，2006和2007年，汉江襄阳段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平均占GDP的1.865%，与汉江流域水环境经济损失占GDP的1.9%基本吻合，可说明这种方法估计汉江襄阳段水环境经济损失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综上所述，影响汉江襄阳段水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因素有当地经济的宏观调控、各企业内部的管理模式及生产工艺、当地的经济发展模式。
4控制汉江襄阳段环境恶化的建议
4．1积极调整各行业的生产工艺
注重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积极调整各行业的生产工艺，逐步淘汰小型生产规模的企业和落后的生产设备，发展轻污染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和设施，科学高效处理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
4．2调整各行业的经济结构
推行清洁生产，降低水资源消耗总量，消减工业污染负担，提高工业废水的重复利用率。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在生产的过程中通过建设废弃物净化装置来减少污染废物的产生。将排污指标具体分配到各企业，认真执行排污许可证制度，以保证排污总量的消减。
4．3切实加强保护饮用水源
强化饮用水源地管理，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严格按照《饮用水源地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保护饮用水源地。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内增设排污口。
一直以来，中国都被认为是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国家。也就是说，在二元经济社会中，来自农业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源源不断地补充到非农业部门。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因此，虽然就业总量不断增加，但是工资水平却保持不变。然而，这种局面在近年来开始打破。从现象上看，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情况已经比较明显;从供求关系的分析，则可以看出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和有限的劳动力供给,使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了明显转变。
一、人口结构转变：长期趋势的开始
从总的水平上考察，在确定人口数量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接联系。观察21世纪上半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现象已经发生，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现。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成为近20年来“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最新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2016年达到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从近期看，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增加的态势，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实际上反映的是劳动力的实际增长）则已经开始下降。因此，劳动力供给的际递减在本世纪初已开始，而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则大概在10年以后开始出现。在未来几年中，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将持续下降，到2010年会下降800万人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结构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是导致这种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而生育率水平是一个具有相当大惯性的变量，因此，人口变迁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
二、非农就业弹性的变化
而从劳动力需求面看，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不断创造着旺盛的劳动力需求。由于农业部门基本不产生新的劳动力需求，所以假定非农部门的GDP是就业岗位的来源。据此，可以根据现有统计体系中GDP和非农就业统计，来计算1990年以来的就业弹性变化。
非农GDP的计算相对简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资料，可以计算出第二和第三产业按1978年不变价格的生产总值，然后，可以得到每年非农部门的GDP增长率。非农部门的GDP通过非农就业活动创造。非农就业包括城镇就业和农村的非农经济活动创造的就业岗位，而农村的非农就业又包括乡镇企业就业、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部门产生的就业岗位，这样，可以得到非农部门的总就业增长情况。1990年以来，非农部门的就业弹性虽有波动，但并没有表现出递减趋势。除了个别年份非农部门的就业弹性不足0.1以外，其他时期基本保持在0.2以上。近年来，则一直在1991～2006年的平均值0.28左右小幅波动。
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的这种变化特征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以下两个特点：一方面，就业弹性没有表现出明确的趋势性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特征尚未出现根本改变，劳动力密集产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部门。同时也意味着，按照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就业岗位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系统性的结构变化，因此，根据以前非农部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推演和预测未来的就业需求是合理的和可行的。
1991～2006年，非农部门按1978年价格计算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8%，标准差为2.9%;同期的非农部门就业弹性平均值为0.283，标准差为0.14。假定保持1991-2006年平均增长率和平均就业弹性为预测的中位值，分别高出半个标准差为高位值，分别低半个标准差为低位值，我们可以相应地得到九种非农部门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的组合，并可以据此计算出不同的非农就业增长水平。因此，如果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没有出现巨大波动，就业增长以低增长、低弹性的组合为下限，以高增长、高弹性的组合为上限。
需要指出的是，对就业需求的预测需要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特点为基础，即从经济发展和就业需求的产业部门看，中国尚处于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中，农业部门难以创造新增的就业需求；从经济活动的城乡分布看，农村地区也创造着非农就业机会，忽视农村地区的就业创造能力，会低估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三、劳动力短缺已经开始显现
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开始转变。首先，从数量关系看，劳动力短缺开始出现。2003年春季开始，沿海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招工难的情况，随后，这种现象在更大范围内蔓延，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蔓延到部分内陆省份，有些还是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所涉及的对象也从技术工人逐渐波及普通工人。
为了应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转变，企业开始从工资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工作条件等多个方面作出调整，以吸引劳动力。从价格关系看，劳动力的成本一改以前持续数年保持稳定的局面，开始上升。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考察，近年来，工资水平上涨的现象的确存在。根据来自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住户调查资料显示，2003～2006年到本村以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人均月工资由781元增加到953元，增长22.0％。与上年相比，2004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增速逐年加快。另一项来自于劳动部的调查资料也显示，2006年被调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工资为1226元/月，比2005年增加181元，增长17.3%。
四、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总体态势向好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态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不仅顺利地消化了城市经济重组带来的就业和再就业压力，而且实现了就业总量的持续增加，使失业率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同时，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逐渐提高，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综观近年来的劳动力市场态势，有四个特点。
首先，由于经济增长产生的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就业总量不断扩大。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发展中的二元经济而言，非农部门的扩张是产生就业需求的主要来源。相形之下，农业部门一般是劳动力富余的部门，并不断释放出劳动力。因此，就近年来的就业形势而言，一方面，就业总量呈现不断增加的局面，2006年和1996年相比，就业总量增加了7450万人，增加幅度为10.8%。另一方面，就业结构也具有更明显的现代经济特征，城市地区成为就业创造的主要区域。数据表明，城镇就业总量一直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就业总量仅为9514万人，到上个世纪末达到23151万人，2006年为28310万人。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中，城镇就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与10年前相比，城镇就业总量增加了8388万人，增长幅度为42.1%。而乡村就业中非农就业的比例也在不断扩大，并成为非农就业总量扩大的重要因素。
其次，农村转移劳动力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更加剧了非农部门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需求。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构成了劳动力的重要来源。2006年，农民工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例已经达到46.7%。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不仅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福利和社会保护状况也值得关注。就福利体制的改革而言,把将近一半的劳动者排除在外的体系很难说是成功的。同时，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是跨城乡的，也是跨地域的，他们的流动对于促进城乡和地区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然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是提高还是下降，一时间却存在着争议。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包含着几层含义：首先，对于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而言，不同所有制的经济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的增加，有利于打破劳动力市场上的所有制分割。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一体化，既能够体现经济转轨的特征，也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中最具约束性的环节；其次，城乡间劳动力市场的统筹发展是打破二元分割的社会经济体制的最有效手段；第三，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则体现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
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城乡关系的不断改变是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劳动力的流动是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最有效的方式，而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突出作用,是城乡劳动力市场正在统筹发展的最好证明。同时，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也有效地促进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根据对单位就业的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变动和区域间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变动趋势分析，工资在区域间都呈现出收敛的趋势。这表明区域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不仅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也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而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第四，劳动力市场环境日益改善，劳动力市场规制更加规范。劳动力市场发育还体现于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日益成熟和规范，大大改善了劳动力市场环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措施和手段日益丰富。近年来，有关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法律、法规、条例和政策相继出台，使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有法可依。对部分法规的修改不仅适应了形势变化，也更加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劳动法》、《最低工资条例》、《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在管理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次，政府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手段的能力也有所加强。例如，在劳动力市场形势严峻、失业比较严重的时期，综合运用积极的就业政策，起到突出的效果；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比较严重的时期，对企业行为的规范管理有效地制止了这种不良现象的发生。这些调控手段的运用表明中国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正在走向成熟。
五、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
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应继续努力保持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充分挖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既包括挖掘劳动力供给数量的潜力，也包括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变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遏制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根据以前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内地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的趋势。尽管这种下降，一方面和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全面就业体制下的高就业率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城市经济重组及经济周期性波动等短期因素相联系，但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趋势和要素积累型增长模式的背离，使我们必须思考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是否存在一些制度性因素，以及遏制劳动参与率下降对于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贡献。
（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是挖掘劳动供给潜力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本积累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准备。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一个显著的推动力。我国内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也相当迅速。2004年，从业人员受教育结构和韩国1990年时的分布大致相当。尽管如此，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来进一步发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仍然是可行的。此外，除了正规教育以外，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途径中，培训有着更加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三）通过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减少结构性失业。降低失业率，尤其是降低结构性失业是当前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一个重要方向。从目前来看，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两个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上供求信息的传递还不充分，一些新兴的行业和职业对人才，尤其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难以很快地在劳动力供给体制（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得到反映。因此，通过政府搭建劳动力供求双方的信息平台，将有助于降低这种类型的结构型失业。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要改变目前高等教育供给主导型的劳动力供给体制，建立需求主导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农业科技创新；财政支持；金融支持；状态空间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1-0105-03
引言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位置。“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关于对农业科技的财政金融支持，成为近年来各位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有多位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农业科技创新资金支持进行了研究。从理论角度来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陈丽娟分析了中国银行业对于农业科技创新支持的模式，并指出存在的问题，比如相关农业科技创新的金融产品品种少等；张峭指出现代金融体系应该成为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推手”，并从四个方面说明了现代金融对农业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陈长民针对农业科技创新资金投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需建立政府间财政支持农业科技投入分担机制、健全金融机构信贷配置机制等政策建议；旷宗仁、章瑾、左停等就中国的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以下特点：投入方向侧重硬技术、投入总量偏低，投入效率偏低等；严四容将政府农业科技推广投资的增长率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做了线性的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农业科技投资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正面影响是显著的；宿桂红、常春水、李延霞等运用协整分析对中国农业科技的投入与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农业科技支出对农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是0.708344，在数值上接近本文得出的结论。
上述文章深入研究了农业科技创新与资金支持之间的关系，但仍有一些改进之处，首先，分析的结果不够准确，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适用于存在不可观测变量观测系统，并且由于可以分时间阶段给出不同系数，所以不要求用大样本容量数据才可得到较准确结果。其次，上述文章建立的模型中仅仅是单一的财政资金支持和农业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较少，本文不将财政资金支持与金融资金支持和对农业科技创新有重大影响的科技人力资源变量加入模型，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准确，也同时说明培养大量优秀农业科技人员对中国的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有重要作用。
一、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1996—2011年中国农业科技创新的财政金融政策效应。状态空间模型被用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理性预期、测量误差、长期收入、不可观测因素。
状态空间模型由量测方程和状态方程构成，其中
式中，xt具有固定系数β的解释变量集合，zt是有随机系数αt的解释变量集合，随机系数向量αt是对应于状态方程中的状态向量，称为可变参数。变参数αt是不可观测变量，必须利用可观测变量yt和xt来估计。在状态方程中假定变参数αt的变动服从于AR（1）模型，扰动向量εt、vt假定为相互独立的，且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和协方差矩阵为Q的正态分布。
二、指标的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一）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6—201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1996—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共设定了5个变量，其中有1个因变量y即中国的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这一变量采用农业专利申请量来表示；4个自变量，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财政支出g，用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经费农业政府资金支持表示；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f，用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经费农业金融机构贷款表示；农业科技创新人员l，用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人员表示。
（二）数据处理
为了使模型的结果更准确，更具参考性，对于，g和f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PRI）平减处理，y、g、f和l均属时间序列数据，对其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由于可变参数模型要求数据平稳或者具有协整关系，所以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财政投入和金融信贷资金对中国农科科技创新发展存在长期的、稳定的均衡关系。
（三）模型设定
建立农业科技创新的财政投入和金融机构对农业科技开发机构贷款对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拉动效应的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用卡尔曼滤波对弹性系数进行估计，模型为：
三、模型测算及结果分析
（一）财政支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弹性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影响呈阶段性的特征，从1996—2002年呈明显的上升态势，由于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外贸和整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国整体财政政策由紧转松，国家对于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倾入大额的投资，当然也包括对农业科技的投资，其中2002年政府对于农业科技开发研究机构的投入达515670万元，同比2001年增长了36%，2002年财政支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弹性系数在近几年中达到峰值，为0.74。从2003—2008年该弹性系数呈缓慢下滑的趋势，这是由于2003—2008年，中国由积极的财政政策转为中性，尽管2008年财政投入相比2002年多投入了1.5倍，但是同比2007年，仅增长了15%，虽然，2006年“科技创新型国家”这一概念提出，中国对科技创新十分重视并大力支持，国家农业科技研发机构增多，经费的配套增长却略显薄弱，所以此时的弹性系数趋于平缓。从2008—2011年，财政支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影响缓慢增长。在此期间，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国家对于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提供大力支持，故而该弹性系数有缓慢上升趋势。
（二）金融贷款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弹性分析
从图2可以看出，中国金融贷款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影响波动比较大，但总体呈现下降然后平稳的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7—2004年，这一阶段，中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的颁布，使得银行对于像农业科技创新这种高风险项目贷款持谨慎态度，导致对农业科技创新研发机构的贷款持续缩水，2002年金融机构贷款为2273万元，比上年同比下降了80%，下降趋势十分猛烈。第二个阶段是2004—2011年，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其中2008年金融贷款仅为375万元，在开发机构筹资的渠道中仅占0.2‰。同时，作为整个大环境的融资背景，中国宏观的货币政策也是从紧的。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对1996—2011年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1.财政支出对中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弹性系数呈阶段性特征：1997—2002年财政支出对中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弹性系数呈明显的上升趋势；2003—2008年，财政支出对中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弹性系数呈平稳趋势；2008—2011年，财政支出对中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弹性系数平稳中有小幅度上升趋势。经分析，这种阶段性的特征与国家实施的财政政策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应该进一步制定农业科技创新的相关财政政策，以促进中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发展。首先，应该根据科技研发机构数量投入匹配的研究经费，建立稳定的农业科技创新经费投入机制，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健全发展。其次，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经费的管理，使资金能准确到位，使政策行之有效。再次，深化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制定可以提高农民自主创新动力的政策，使农业科技创新的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2.金融贷款对中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弹性系数同样呈阶段性特征：1997—2004年金融机构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弹性系数呈快速下降趋势，2005—2011年，金融机构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弹性系数呈平缓趋势。经分析，这种阶段性特征与国家的相关金融政策以及宏观的货币政策有紧密的联系。所以，也应当制定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金融政策促进其发展。首先，吸引多元化主体参与农业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将科技创新成果推向市场。其次，完善风险保障机制，建立农业科技创新贷款的风险分担和奖励补贴机制，使得金融机构敢于向农业科技创新开发机构贷款，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发展。再次，应该充分发挥农业发展银行等针对农业的金融机构对农业科技创新研发机构的融资作用，可以分项目与农业科技创新项目进行对接，从而准确评估风险，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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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波动是商业周期理论研究的主题。商业周期(Businesscycle)经典性的定义是由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创始人Burns和Mitchell(1946)作出的:“商业周期是指在主要按商业企业组织活动的国家的总体经济活动中看到的一种波动:一个由许多经济活动几乎同时扩张,随之而来类似的普遍衰退、收缩以及与下一个周期的扩张阶段相连的复苏所组成。这种周期性变化的顺序反复出现,但并不确定发生的时间。”这种表述意味着商业周期波动中存在着经济变量时间序列中数据的协动性(comovement),即各种经济活动一起上升和下降,表现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中的各种产出等经济变量的同步变动。像Mitchell所描述的那样,Keynes(1936)则对商业周期中的另一种现象进行了研究,即商业周期波动的差异性(非对称性)。更近的研究用一些数学工具和时间序列数据对协动性和差异性进行了较为精细的分析。Stock和Watson(1989,1991,1993,1999)的一系列论文中估计了一个线性动态因素模型,发现了不同宏观经济之间的协动关系。他们使用几个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数据,抽象出一个简单的不能观察到的变量,并把这一变量同美国商业局的合成指数比较,发现了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尤其是在商业周期的时间轨迹上。JamesHamilton(1989)使用单变量的非线性模型来解释差异性(非对称性),发现美国GNP增长率趋势函数可用一阶Markdv过程在两种不同状态之间的转换来表示,这两种状态反映了商业周期的动态,一种状态是正向的经济增长,另一种状态是负向的经济衰退。Diebold和Rudebusch(1994)研究突出了协动性和差异性(非对称性)是商业周期的重要特征。尽管随后的学者进行了相关问题的更多研究,但是,目前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领域,特别是在第二产业上。其主要原因是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即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对于现代工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等省份尽管如此,但是对于农业大国,特别是农业大省来说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为此,本文将以湖南为例,从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性和差异性特征考察农业大省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农业大省国民经济运行中农业经济增长的波动特征及其一般规律,以便为农业大省国民经济的增长更好地发挥农业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实施农业大省转化为经济强省战略提供参考。
二测定方法及指标
从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值分析,经济波动特征表现为两种状态:短期特征与长期特征。短期特征主要是指每一个经济周期的波动状态;长期特征是指超越短期,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一)长期波动测定分析迄今可用于经济波动长期特征的测定方法或模型很多,主要有: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卡尔多非线性动态增长模型、希克斯非线性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斯卢茨基和卡莱茨基的随机经济周期模型、混沌理论模型、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等。这些不同的模型来自于不同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其测定结果是有差别的,我们在本文中选择了萨缪尔森线性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这是一个带有动态时滞结构的模型。其中,投资函数是一个二阶差分方程。乘数基于边际消费倾向,加速数基于特定时期的生产技术水平。这个模型的特点是:当有一个初始的外生扰动时,在不同的参数域下,动态系统可以产生增幅的发散振荡、减幅的衰减振荡和等幅的周期振荡。这就是说,在特定的参数域内,经济体系将呈现持续性的波动趋势。(二)短期波动测定分析从发展和演变的动态过程来看,经济周期一般可划分为古典周期和现代周期两大类。古典周期是指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下降,即负增长趋势。现代周期主要表现为增长周期,是指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上升,即正增长趋势。对于增长周期可以按两种方法进行考察,其一是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其二是离差周期分析方法。阶梯周期是指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波动,是最基本意义上的增长周期。在处理方法上,它是把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各期数值同前一期或前若干期的指标数值进行对比所得到的速度指标在时间上的波动来描述增长周期波动。离差周期是指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数值对其特征值的相对偏离程度在时间上的周期波动。在指标的处理方法上,它要求首先消除序列的季节波动,然后求出序列在各期的特征值,最后求出其相对数,并对所得相对数进行平滑处理。两种方法的研究,其结果是有差别的。本文采用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引进以下参数:波动幅度、波动系数、波动高度、波动深度、平均位势、扩张长度、收缩长度。其中波动幅度即振幅,是指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离差,它是反映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数,振幅越大,说明经济增长越不稳定,其分析方法是计算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波峰与波谷的落差即振幅等于波峰的经济增长率减去波谷的经济增长率。波动系数是指国民经济实际增长率围绕长期趋势上下波动的量值,它是衡量周期波动幅度对历史增长趋势偏离程度的标准化指标,波动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实际经济增长率偏离长期趋势的程度越大,经济增长越不稳定,反之,经济增长相对稳定。其计算分式为:,其中,式中!为波动系数,y为实际经济增长率,y为y的算术平均值,"为标准差,n为实际值的样本数。波动高度即峰位,是指每个周期内波峰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个周期经济扩张的强度。波动深度即波谷,是指每个周期内波谷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个周期经济收缩的力度。平均位势即波位,是指每个周期内各年度平均的经济增长率,表明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的总体水平,其计算公式为平均位势,其中xn为报告期实际增长率,x0为基期实际增长率,n为报告期距基期的年数。扩张(或收缩)年度是指每个周期内扩张(收缩)期的时间长度,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本研究使用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等统计指标。
三湖南农业经济波动测定分析
(一)湖南农业经济长期波动测定分析
所谓长期本文指的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即1955年至1976年为第一个长期,从1977年至2003年为第二个长期。根据萨缪尔森的经济波动理论,引进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动态模型。1)为产品市场的均衡公式,即收入恒等式,为了方便,也不失一般性,假定政府购买为外生变量。(2)为简单的消费函数,它表明,本期消费是上一期收入的线性函数,其中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对于第一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21.74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25.83亿元,而76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46.54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76.44亿元,因此,b=Vc/Vy=(46.54-21.74)/(76.44-25.83)=0.49,说明湖南在第一长期内的农村消费比重偏小,亦即国民收入中消费小于积累。而对湖南第二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77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52.11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77.59亿元,而2003年全省农村总消费为1067.23亿元,全省农业总产出为1425.44亿元,因此,b=Vc/Vy=(1067.23-52.11)/1425.44-77.59)=0.75,说明湖南在第二个长期的农村消费比重偏大,亦即国民收入中消费大于积累。(3)按加速原理依赖于本期和前期消费的改变量,其中V为加速数。在第一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0.75亿元,而1976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6.53亿元,因而,v=VI/VY=(6.53-0.75)/76.44-25.83)=0.11。而第二个长期,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77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7.59亿元,2003年全省农村总投资为355.06亿元,因而,v=VI/VY=(355.06-7.59)/1425.44-77.59)=0.26。虽然改革开放后农业经济增长中的加速数要大于改革开放前农业经济增长中的加速数,但是,这两个系数均小于1,说明湖南农业收入的增长用于农村净投资的比例偏小,更多的农业收入被用于其它产业,说明农业大省的农业起着支撑其它产业发展的作用。(7)与(11)分别代表着湖南农业在第一个长期与第二个长期经济增长的总体特征。说明湖南农业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内呈现出单调递增并趋向于每一个时期的均衡值,表明湖南农业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主要由于其农业生产制度的重大变革使得其经济的“增长力”迅速增强,初始呈现出爆发性增长状态,但随后随着该制度的逐步完善,其经济的增长率又逐步趋弱,因而其“稳定性”逐步增强。说明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湖南农业经济短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根据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扩张和收缩的转变点等特征,我们对湖南自1955年至2003年①农业即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进行描述,从而得到湖南农业经济增长变化的路径,即农业经济波动的基本轨迹。我们按照一个标准的经济周期包括两个时期(收缩与扩张时期),四个阶段(衰退、萧条、复苏和繁荣四个阶段)和两个转折点(经济由繁荣阶段转入衰退阶段的关键点和经济走出萧条阶段开始复苏的关键点)的基本原则,将湖南农业1955年至2003年的49年间经济波动大致划分成9轮周期,如表1。以下根据表1采用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引进相关参数定量分析湖南农业经济增长过程中9轮周期的增长率波动状态。湖南农业经济周期性波动存在以下特征:第一,湖南农业9轮周期平均波动幅度为21.91个百分点,波动系数为1.05,总体呈现为强幅型,它表明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高低起伏剧烈,其经济增长处于极不稳定状态,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运行随机因素的影响很大。第二,湖南农业9轮周期波动高度平均值为22.09,总体呈现为高峰型,说明每个周期经济扩张能力强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前4轮周期更为显著。第三,从波动深度来看,湖南农业所经历的9轮周期,其中前3轮均为古典型,表明其经济活动的绝对水平有规律地出现上升和下降的交替和循环,从第4轮开始,除了第8轮外开始转向增长型周期,表明其经济活动的相对水平有规律地出现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和循环。其中第8轮周期表现为古典型的主要原因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1998年、1999年湖南连续发生特大洪灾。第四,波动的平均位势由中位型转向高位型,改革前的4轮周期(1955—1976年)农业增长率年递增平均值为6.28%,改革后的5轮周期(1977—2003年)农业增长率年递增平均值为11.24%,比改革前上升了4.96个百分点。这表明,湖南农业在克服“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第五,波动的扩张长度平均值为2.22年,而收缩年度的平均值为3.33年,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之比为0.67总体呈现短扩张型,表明农业经济扩张的持续性较弱,稳定性较差。
四湖南国民经济波动测定分析
(一)湖南国民经济长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对湖南城乡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数作实证分析,根据湖南统计年鉴,1955年全省总消费为26.74亿元,总投资为3.37亿元,总产出为49.24亿元,而1976年全省总消费为67.65亿元,总投资为16.84亿元,总产出为233.23亿元,因此,这一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b=Vc/Vy=(67.65-26.74)/(233.23-49.24)=0.22,而其加速数v=VI/VY=(16.84-3.37)/(233.23-49.24)=0.22。由于1977年全省总消费为77.66亿元,总投资为15.46亿元,总产出为256.75亿元,而2003年全省总消费为2886.03亿元,总投资为1557.00亿元,总产出为11604.82亿元,因此,这一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b=Vc/Vy=(2886.03-77.66)/(116.4.82-256.72)=0.25,而其加速数v=VI/VY=(1557.00-15.46)/(11604.82-256.72)=0.14根据萨缪尔森的经济波动理论和上述同样的分析方法得到的结论是:湖南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内总体均呈现出衰减振动并趋向于每一个时期的均衡值的特征,表明湖南的国民经济在不稳定性增长中逐步走向稳定。
(二)湖南国民经济短期波动测定分析
首先,采取上述相关问题同样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我们分别得到湖南1955年至2003年国民经济增长变化的路径即国民经济波动的基本轨迹,如图2,和湖南国民经济从1955年至2003年波动的9轮周期,如表3。以下根据阶梯周期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其结果由表4给出。对表4作进一步分析,湖南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平均波动幅度为20.02个百分点,波动系数平均为0.84个百分点,总体呈现为强幅型;波动高度平均值为22.65个百分点,总体呈现为高峰型;从波动深度来看,其9轮周期中改革开放前基本属于古典型,改革开放后的5轮周期均属于增长型;波动的平均位势均处于高位型;波动的扩张长度与收缩长度之比为0.89,总体呈现短扩张型。
五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关系
(一)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协动性
第一,从长期来看,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即均从制度变革的始初的爆发性增长逐步趋向稳定性增长,呈现出增长力趋弱,稳定性增强的状态。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即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数,特别是加速数偏小的制约,使得农业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的潜力不足。说明农业大省经济增长严重受到投资不足的影响。此外,这两者的相关度我们还可以根据表1和表3的数据建立国民经济增长率(Y)与农业经济增长率(X)之间的线性关系Y=a+bX模型进行分析,建国以来,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同步相关性十分显著,通过计算并检验。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55,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波动的同步影响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大省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的组成成分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而且即使第二、三产业的增长降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成分,但是,由于其中的第二、三产业的增长对农业的依存度较高,农业经济的波动一方面直接冲击着增长中的国民经济,同时通过农业经济对第二、三产业经济的直接冲击而又一次间接冲击着增长中的国民经济。第二,从短期来看,两者的周期性波动非常明显,两者的波动周期基本同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即1977年以来其波动周期完全一致。两者的波动高度非常接近,两者都是由古典型周期转向增长型周期的发展过程。两者的波动幅度都存在改革开放后比改革开放前有所减缓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随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说明各种因素对农业经济波动和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农业大省的经济运行逐步走向平稳状态。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政府政策及其调控的有效性不断增强,以及依靠科技力量而克服自然因素的负面冲击的能力不断提升,使得各种影响农业经济波动和第二、三产业经济波动的因素逐步走向趋同,从而引致农业经济和国民经济从初始的不稳定状态逐步趋向稳定状态。
(二)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差异性
第一,从长期来看,虽然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但从其波动过程来看,存在着不同的特征。农业经济总体上表现出长期较稳定增长的状态,而国民经济总体上表现出长期较不稳定增长的状态。这种特征主要是受到了国民经济的其它构成成分,即第二、三产业经济不断增长的冲击。第二,从短期来看,农业经济的绝对波动幅度和相对波动幅度(即波动系数)均比整个国民经济的对应值高,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明显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一方面表明农业大省的农业经济增长率除了同样受到制度或政策以及科技进步的影响外,同时更重要的是受到来自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的冲击,导致农业经济的波动性高于国民经济的波动性。另一方面表明农业大省国民经济的其它构成成份,主要是指第二,三产业的增长起到了平缓或者说烫平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幅度的积极作用。此外,农业经济的平均位势为9.35个百分点,较整个国民经济的平均位势11.65个百分点低2.3个百分点,说明农业大省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逐步下降的趋势,国民经济在克服主要由于农业经济引致的“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明显提高的趋势。
六结论
湖南作为农业大省,对农业问题十分重视,始终强调必须稳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然而,建国以来,农业基础地位的脆弱性却没有得到彻底改观,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经济的波动对国民经济的整体波动起到了引致和助推作用。虽然随着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种引致和助推作用有所减弱,但对于一个农业大省来说,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并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因此,我们认为:
1.建立系统的国民经济运行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对国民经济波动状态的预测,及时了解和准确掌握影响国民经济波动的各种内外因素,特别是各时期经济运行中的消费、投资、价格、货币及其外贸等影响经济波动的内生因素的变化规律及其内在联系。加强农业大省经济增长中的长期波动趋势与短期波动趋势的分析和研究,利用经济波动不同阶段的特点,顺应经济波动规律制定相应的对策,积极有效地实施对经济波动趋势的调控,防止由于各种因素的随机变化而产生的对农业大省整个国民经济的冲击。
2.继续重视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稳定是农业大省整个国民经济稳定的基础,农业的增长制约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是必然的,但这种趋势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必须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因此,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充分有效的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以确保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美国著名生态学家H．T．Odum上世纪80年代在系统生态、能量生态、生态经济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能值概念、换算方法和运动机理，并将其扩展到人类所参与的生态、环境系统乃至社会经济系统，逐步形成能值理论方法。能值理论以能值为量纲，把社会、经济、自然三个亚系统有机地统一起来，定量分析自然和社会经济的真实价值，为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的定量分析研究开拓了新途径［1］。能值是一流动能量所包含的另一种能量，以太阳能为基准衡量各种能量。能值分析是把生态系统中不同种类、不可比较能量转换成能值来衡量和分析，并利用能值指标评价生态系统发展的可持续性。本文运用能值分析方法对北安局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资料整理分析，编制系统能值分析表，建立能值指标，对北安局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进行动态分析，针对系统存在的问题提出可持续发展对策。
1农垦北安分局概况
北安局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行政区划属黑河市，总面积8781．92km2，地理坐标东经125°55'～129°03'，北纬47°48'～50°21'。本区地处丘陵漫岗地，按自然地貌分为南、中、北三部分［2］，中部地势高，南北两侧逐渐倾斜变低，海拔在110米～650米之间。多年平均气温0℃，降水量540毫米。北安局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经过六十年的开发建设，初步形成以大豆、小麦、亚麻等农产品，以鲜奶、肉牛、生猪等畜产品，以乳品、面粉和食用油等工业产品，种养加并举、农林牧结合、贸工农一体、农工商综合经营的产业化发展格局。
2北安局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
2．1能值分析方法与步骤本文以北安局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数据主要来自官方统计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对不同资料中同一项目的数据进行逐个复核。通过对数据和资料整理分析，绘制能量流通图，编制能值分析表，对能值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综合评价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并提出相应对策［3］。
2．2能值结构分析
2．2．1能值投入分析北安局农业生态系统的能值投入由可更新环境资源、不可更新环境资源、工业辅助能值和有机能值构成(表略)。2001年－2008年能值投入由1．00×1021sej增加到2．11×1021sej，可更新环境资源和不可更新环境资源基本不变，工业辅助能值和有机能值呈上升趋势（图略）(1)可更新环境资源投入:北安局2008年可更新环境资源4．84×1020sej，占总能值投入的22．9%。热量和降水对本区农业生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北安局太阳辐射能及光合有效辐射都较为丰富，降雨量540mm左右，热量和水分状况能满足农作物等植物生产的需要。(2)不可更新环境资源投入:2008年不可更新环境资源2．20×1020sej，占总能值投入的10．4%。(3)工业辅助能值投入:2001年－2008年工业辅助能值投入由8．39×1020sej提高到1．07×1021sej，是由于施用化肥增加产生的。2008年化肥的能值投入为5．27×1020sej，占工业辅助能值的49．2%。(4)有机能投入:2001年－2008年有机能值投入由1．91×1020sej提高到3．37×1020sej，2001年－2005年增加不明显，2006年－2008年增加较明显。(5)肥料投入分析肥料投入是现代农业增产的主要手段，包括化肥和有机肥投入。近些年来化肥施用量不断增加，但增产效果有限，肥料边际利用率降低，化肥污染问题严重。可知，2001年－2008年北安局化肥和有机肥施用量呈逐年上升趋势。2008年肥料投入中化肥占72．3%，不利于经济高效施肥和生产绿色产品，应扩大有机肥源，逐步减少化肥的用量。通过优质秸秆资源(如玉米)氨化发酵，蓄肥养田，并充分利用本区奶牛养殖产生的粪肥资源肥田养地。综上所述，北安局不可更新能值的投入比例较大，种植业系统的发展是以耗竭环境资源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应该引起农业和环保部门的高度重视。
2．2．2能值产出分析北安局农业生态系统的产出能值由种植业、林业、牧渔业和废物四部分组成，2001年－2008年种植业、牧渔业和废物能值呈缓慢上升态势，林业能值产出呈下降趋势。2008年种植业、牧渔业的贡献率最高，种植业能值产出中，豆类(大豆和杂豆)所占比例最高达到91．3%，小麦能值产出比例占4．7%;在牧渔业结构中，牛奶能值产出占据了主导地位(86．9%)，其次是畜肉产出能值(8．7%)。
2．3能值指标分析利用系统各项投入和产出数据计算2001年－2008年能值指标(见表2)，并对能值指标进行动态分析。(1)净能值产出率(emergyyieldratio;EYR):产出能值与购买能值之比，EYR越高，环境资源能值与经济反馈能值利用率越高。可知北安局2004年－2008年净能值产出率呈下降趋势，是化肥施用量增加引起的。(2)能值投入率(emergyinvestmentratio;EIR):反馈能值与自然环境能值之比。能值投入率大，表明系统输入大量能值，产品竞争力降低;能值投入率低，则需要购买的能值少，产品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市场竞争力较强。经济系统要有竞争力，必须具有低能质的可更新资源与高能质的能量适当搭配，即能值投入搭配原则［4］。2001年－2008年能值投入率呈上升趋势，2006年的阶梯性增加是由于该年施用化肥能值量引起的。(3)环境负载率(environmentalloadingratio;ELR):购买能值和可更新能值的比值，环境负载率大表明系统环境压力大，系统若长期处于较高的环境压力下，将产生不可逆转的功能退化或丧失。从能值分析角度来看，外界大量能值输入以及过度开发本地不可更新资源是引起环境系统恶化的主要原因。北安局2001年－2008年环境负载率变化曲线呈上升趋势(图略)。(4)能值功率密度(emergvdensity;ED):投入能值与土地面积的比值。发达国家或经济活动频繁的地区，能值功率密度高;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能值功率密度相对较低。2001年－2008年北安局的能值功率密度1．94×1011sej/m2和2．40×1011sej/m2之间，呈上升趋势(图略)，比世界平均水平(1．36×1011sej/m2)高，但比发达国家和地区低。(5)人均能值利用量(emerypercapita;EPC):投入能值与该国(地区)总人口的比值，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反映居民生活水平高低，人均能值利用量越高，表示人均享受能值越高。北安局2001年－2008年人均能值使用量在9．48×1015sej和11．4×1015sej之间，呈上升趋势(图略)，比北京密云县(5．887×1015sej)、浙江省(4．57×1015sej)和印度(1．07×1015sej)高，说明北安局平均生活水平高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但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29．25×1015sej)和广州(13．39×1015sej)。(6)可持续发展指数(HneigysustairiaHlrindicesESI):净能值产出率与环境负载率比值。ESI值在1和10之间表明经济系统富有活力和发展潜力;ESI＞10是经济不发达的象征，表明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够;ESI＜1时，为消费型经济系统，对本地不可更新资源的利用也较大，环境负荷率较高。可知，北安局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数由2001年的2．72下降2008年的1．59，可持续发展指数在1～10之间，为发展型经济;但ESI呈下降趋势并接近1这个临界值，表明北安局由发展型经济转向消费导向型经济。在经济活动中应加大可更新有机能的投入，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提高净能值产出率，减少环境负载率，避免发达国家石油农业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引导北安局农业经济系统向可持续的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发展。
关键词：开放条件谷物安全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1-0050-57
一、问题的提出
谷物安全一直是国内外政界和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我国和印度均为人口大国，其谷物安全状况不仅直接关系两国的食物安全和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世界食物安全格局有深远影响。因国内外理解不一，因此有必要澄清“粮食”与“谷物”两个概念。在我国，粮食包括谷物(主要指小麦、稻谷、玉米等)、豆类和薯类；而国际上“粮食”概念是指谷物。
在评价谷物安全时，人们常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供的框架。FAO认为，“只有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膳食需要和食物喜好时，才现了粮食安全。”基于此，许多研究常选择自给率、库存消费比、库存率、产量波动率、价格波动率、人均粮食占有率、营养量和贫困率等指标来评价谷物安全，如朱泽(1997)、麦克斯韦(1999)、马九杰(2001)、梅方权等(2006)。从FAO的定义及相关评价指标可以看出，FAO的评估侧重于谷物的可获得性及营养情况。其优点在于既强调国家层面的谷物安全，又重视个人或家庭层面的谷物安全。但是也存在两方面缺点：一是忽视了谷物的竞争力对保证一国谷物安全的重要性；二是没有考虑到谷物生存发展能力对谷物安全的深远影响。而这两方面对一个国家来说，则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尝试从“产业安全”角度来评价谷物安全。从目前来看，学术界对“产业安全”的含义尚未达成共识，大体可归纳成以下四种观点：一是产业发展观，这种观点认为产业安全是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状态，如李孟刚(2006)；二是产业控制力观，该观点强调国家对关系民生的国内重要产业拥有控制权，如张立(21002)；三是产业国际竞争力观，持该观点学者认为产业安全归根到底是产业竞争力问题，如孙瑞华和刘广生(2006)，四是综合观，该观点是综合前面几类观点而成，如何维达和宋胜洲(2003)。
本文采用上述的综合观点。由于本文的分析对象――谷物属于农业范畴，我们力图构建“农业安全”的指标体系来评估谷物安全。本文所指的“农业安全”是指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一国能够确保在任何时候获得足够的农产品，并具有保持农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及持续生存和发展能力。从定义可以看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处于安全状态，那么它应具备以下四种能力：(1)本国在需要农业产品时的可获得能力；(2)农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能力；(3)本国对农业的控制能力；(4)农业在本国的生存与发展能力。
二、农业安全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1评估指标选取
基于“农业安全”的定义和农业特殊性，我们用下述指标反映农业安全状况(见表1)。该指标体系可很好地反映农业在安全状况时所应具备的四种能力，具体解释如下：
(1)产业可获得能力
这里的“产业可获得能力”是指一国在国内市场获得相关产品的能力。本文用自给率(SR)和库存消费比(SC)两个指标来衡量政府掌控国内农业市场、维护国家自立的能力。自给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产业供给满足需求的程度，与产业安全正相关。尽管自给率可衡量一国当年产量保障农业安全的水平，但无法反映库存保障农业安全的能力。因此，本研究用“库存消费比”来考察国内库存在保障农业安全方面的作用：“库存消费比”越大，表明国家保障农业安全的能力越高；反之亦然。
(2)产业竞争力
在开放条件下，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国际竞争。一般来说，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越强，则农业越安全；反之亦然。本文采用学术界常用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来反映国际竞争力，计算方法是：RCA=(一国某一产业的出口总额该国在同一时期的总出口额)／(该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总出口／世界市场在同一时期的总出口额)。
(3)产业控制力
本文将净进口消费比(NIC)作为农业控制力指标，以反映受国际市场控制程度。目前有研究将该指标称为“外贸依存度或外贸依存系数”，这与通常意义上所指“外贸依存系数”含义不同。为了符合表达习惯，本文采用“净进口消费比”。该比率越大，表明该国农业越不安全，受国际市场风险影响大，这些风险包括国际市场生产和需求的波动或价格波动等。
(4)产业发展能力
单产作为衡量农业生产能力的综合指标，它不仅能反映农业生产的资源禀赋情况，如水和土地资源等状况，而且能表达农业科技进步的作用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等。本文用“单产成长性”，即“我国农作物当年大田际单产与理论最高单产比值”(YR)来衡量我国农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如果该比值越大，农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越高，因而农业安全程度越高；反之亦然。为平滑各种原因可能导致的农业单产波动，我们采用单产三年移动平均来考察。
2数据来源说明
我国谷物产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消费量和库存量数据来自美国农业部(USDA)，谷物和货物贸易数据来自《中国海关年鉴》。印度谷物单产、产量、消费量、库存量数据来自USDA，谷物和印度货物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世界出口数据来自UNCOMTRADE。
3谷物安全指标取值及安全状态界限值
基于表2，通过对真值打分，然后用简均方法加总得到一个谷物安全综合指数。具体来说，第一步，根据相关指标的真值与安全界限值的对应关系，确定相应安全值；第二步，据简均加总，得到安全综合指数。为深入研究谷物安全状态，进一步对安全状态分为五类，即安全(综合指数等于1)、比较安全(综合指数为0.8～0.9)、基本安全(综合指数为0.6～0.7)、不安全(综合指数为0.4～0.5)和危机(综合指数为0～0.3)；
三、我国和印度谷物安全评估
(一)我国和印度大米安全状况评估
1我国和印度大米安全各指标的描述性分析
稻谷作为大宗粮食品种，在我国和印度的种植与消费范围非常广泛。此处将稻谷折算成大米(系数为0.7)。表3显示了我国和印度大米安全指标的真值。
从表3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可获得能力。在自给率方面，1992-2009年我国和印度大米均保持了较高的自给率，平均值分别为0.98和1.05，高于国内公认的0.95警戒线。但是，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大米自给率下降较为明显，且略低于印度。在库存消费比方面，同期我国大米呈快速下降趋势，由0.74下降到0.29。而印度大米的库存消费比下降并不明显，
甚至近年来有所提高。但是，印度的大米库存消费比较低，甚至低于0.17-0.18的警戒线。第二、产业竞争力。在考察期间，我国大米的RCA呈下降势头，加入WTO之前，我国大米具有较高的竞争力，但之后则不具有竞争力。而印度大米RCA虽逐渐下降，但仍要远大于我-国，且大于1，这意味着印度大米更具竞争力。第三、产业控制力。在考察期间内，我国大米的净进口消费比小于零，平均值为0.79。进一步来看，2002-2009年大米的净进口消费比大于1992-2001年的净进口消费比，这意味着我国大米的产业控制能力方面呈下降趋势。而印度的净进口消费比要明显高于我国，并保持相对稳定。第四、产业发展能力。在1992-2009年问，我国稻谷的单产成长性稳中略升，约为0.39。然而，印度稻谷的单产成长性要差得多，大约是我国的1／2。这意味着我国在该产业领域的生存与发展能力要远高于印度。
2我国和印度大米安全综合指数
图1显示了我国和印度大米安全综合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第一，在1992-2000年间，我国大米安全水平要高于印度(1995年除外)，处于“比较安全”状态，而印度则处于“基本安全”状态(除1994和1995年外，为“比较安全”状态)；第二，2001年以来，印度大米安全综合指数高于我国，在2001和09年处于“比较安全”状态，其他年份处于“基本安全”状态；而我国则在2001-09年处于“基本安全”状态；第三，印度的大米安全水平呈相对平稳状态，且略有上升，而我国的大米安全水平波动较大，且呈总体下降趋势。
(二)我国和印度小麦安全状况评估
1我国和印度小麦安全各指标的描述性分析
在我国和印度的粮食消费结构中，小麦是主要的粮食消费品之一，尤其在我国和印度北方地区。表4显示了我国和印度小麦安全指标的真值。
从表4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可获得能力。在自给率方面，我国和印度小麦在1992-2009年间均保持了较高的自给率，年均分别为0.98和1.01，均高于国内公认的0.95警戒线。在库存消费比方面，同期我国小麦的库存消费比呈倒U型，且该比值要大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印度的小麦库存消费比则略有上升，但仍要小于我国，且低于国际警戒线；第二、产业竞争力。在1992-2009年间，我国小麦的RCA较小，平均值仅为0.14，远小于1，这意味着我国小麦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明显不足。而印度小麦的RCA较高，但是该值大起大落，且有下降势头；第三、产业控制力。在考察期间内，我国小麦的净进口消费比波动不大，总体大于0，分阶段来看，2002年至今的净进口消费比年均为0，小于1992-2001年间的平均值0.04。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小麦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因而在产业控制能力方面有所提高。而印度小麦的净进口消费比略低，这说明印度小麦的控制能力要略高于我国；第四，产业发展能力，我国小麦的单产成长性在1992-2009年间呈稳步上升趋势，由0.23提高到0.34，这意味着我国小麦的产业发展能力得到较快提高，而同期印度小麦的单产成长性则小得多。
2我国和印度小麦安全综合指数
图2显示了我国和印度小麦安全综合指数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我国小麦安全水平要略高于印度，在1992-2009年间，我国和印度小麦年均安全综合指数分别为0.57和0.55；第二，具体说来，我国小麦在1992、1994、1995和2000、2002、2004-05年处于“不安全”状态，而其余年份则处于“基本安全”状态。印度小麦安全水平波动较大，或处于“比较安全”状态(2001年)，或处于“基本或不安全”状态，甚至是“危机”状态(2006年)。
(三)我国和印度玉米安全总体评估
1我国和印度玉米安全各指标的描述性分析
我国和印度均种植玉米。在我国，玉米是第二大粮食作物，其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居世界前列。在印度，玉米是第三大粮食作物。表5显示了我国和印度玉米安全指标的真值。
从表5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可获得能力。在自给率方面，我国和印度玉米在1992-2009年间保持了较高的自给率，约为1.04。但是，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2002-2009年间，我国玉米的自给率年平均值略比1992-2001年间的年平均值要低，而印度则相反。在库存消费比方面，我国玉米的库存消费比要比印度高得多，是印度的30多倍。但是，我国玉米的库存消费比呈快速下降趋势，而印度则变化不大。总的来看，在考察期间我国玉米的库存消费比为69％，远高于联合国划定17％-18％的警戒线，而印度则相反；第二、产业竞争力。在1992-2009年间，我国玉米的RCA大于印度，但是我国玉米的RCA呈下降趋势，基本失去竞争力，而印度玉米则相反；第三、产业控制力。在1992-2001年间，我国玉米的净进口消费比小于印度，但在2002-09年间则相反，这意味着我国我国在玉米的产业控制能力方面呈下降趋势，而印度则呈上升趋势；第四、产业发展能力。在1992-2009年间，我国玉米的单产成长性略有提高，约为0.2，而印度玉米的单产成长性则要差的多，约为0.07，远小于我国。这意味着我国玉米的生存与发展能力要远高于印度。
2我国和印度玉米安全综合指数
图3显示了我国和印度玉米安全综合指数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总体来看，在考察期间内我国玉米安全水平要高于印度，但是，印度的玉米安全水平在2008年超越我国，并保持了良好势头；第二，我国玉米安全水平呈下降趋势，由1992年的0.82下降到2009年的0.6，由“比较安全”转为“基本安全”状态；第三，印度玉米安全水平呈上升势头，由1992年的0.40提高到2009年的0.64，由“不安全”状态升至“基本安全”状态。这是印度在谷物安全方面的一个明显改善。
四、结语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1992年以来，我国和印度大米总体处于“比较或基本安全”状态。但是，印度的大米安全水平呈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印度大米的库存和相对单产得到提高。而我国近年来大米安全水平有下降趋势，主要原因在于RCA指数和库存的下降。
第二，在考察期间内，我国小麦安全状态令人担忧。在一些年份我国小麦处于“不安全”状态。库存消费比、自给率变化是造成我国小麦安全水平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而印度小麦安全状态更不容乐观，在部分年份处于“不安全”状态，甚至处于“危机”状态。库存消费比、RCA指数波动是印度小麦安全水平变化的主要原因。
第三，1992年以来，我国玉米安全水平不断呈下降趋势，由“比较安全”状态转为“基本安全”状态，主要原因是我国玉米的RCA指数和库存下降。同期，印度玉米安全水平呈上升趋势，由“不安全”状态提升至“基本安全”状态。RCA指数的提高和净进口消费比的下降是印度玉米安全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我国和印度的大米、玉米安全水平短期无虑，但长期堪忧。而目前两国的小麦安全水平则令人担忧。虽然两国都正在采取各项措施，如价格支持、农业补贴和储备等，以保障谷物安全，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些严峻的挑战，如农业效益日趋低下、土地和水资源日益紧张、生物燃料的快速发展。最后，需要说明两点：第一，印度谷物单产量较低，如果能提高单产，这无疑会有助于提高印度的谷物安全水平；第二，本文考察的是国家层面的谷物安全性，而不是地区和家庭层面的谷物安全。际上，我国和印度都存在地区经济和家庭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对于两国来说，在保证国家层面谷物安全的前提下，如何保障地区或家庭谷物安全仍是一个重大课题。
关键词：生态猪；养殖技术；发展趋势
市场经济逐渐完善下，人们生活水平较以往明显提高，人们不再只关注自己的衣食住行，而是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人们对高品质肉类食品的需求不断上升，使养殖行业较以往得到明显的发展[1]，人们对“绿色无公害”食品安全追求下，生态猪养殖技术成为养殖业发展所必须重视的问题，但就现阶段我国生态猪养殖技术而言还存在些许不足，阻碍养殖业在我国全面发展。笔者就生态猪养殖的意义以及生态猪养殖发展趋势发表自己观点，希望对相关问题有积极作用，推动我国养殖业全面发展。
1生态猪养殖技术积极作用分析
养殖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尤其是在人们对食品安全高要求下，养殖行业生态养殖成为养殖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就传统生猪养殖而言，其在养殖中存在的弊端主要表现为养殖过程中对周边环境造成的污染较大，另一方面就是传统生猪养殖中抗生素滥用的问题也层出不穷，猪肉在被食用后对人体产生危害，也会导致猪类病毒变异加快，一方面使生猪养殖安全问题发展受到一定阻碍，另一方面使养殖业可持续发展进程缓慢。生态猪养殖的积极作用在于其在养殖技术方面严格以绿色生态作为养殖基础，保证饲养生猪全面属于绿色、无公害动物。比如生态猪在养殖过程中所食用的饲料全部采用青绿饲料，喂养也主要采取野外放牧形式，最重要的是，生态猪在养殖过程中所产生的粪便多采取就地解决的方式，减小养殖对周边环境造成的污染，在保证生猪安全成长的同时促进我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发展。
2生态猪养殖的发展趋势研究
2.1形成经济组织模式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下，牲畜养殖技术也处于不断升级中，生态猪养殖作为养殖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表现出经济组织模式养殖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养殖业在我国发展。例如，目前很多养殖厂在生态猪养殖时选择基地养殖以及公司养殖、农户养殖3种养殖模式，在实际养殖运行中，企业可以通过定期召集养殖农户，对农户生态养殖进行相关培训，培训目的不仅在于提高养殖户的专业能力，更重要的是提高整个养殖项目的运行质量。生态猪养殖朝着经济组织养殖模式发展还体现在生猪养殖疫病防治以及饲料供应阶段，生态养殖企业向养殖农户提供生猪在不同成长阶段所需要的饲料以及生猪各种疫病防治疫苗，保证生猪安全成长，农户在完成养殖项目后，与企业进行生产以及销售合作，构建完整的生态猪养殖经济组织模式。
2.2生态猪立体养殖模式
在养殖行业发展推动下，生态组养殖逐渐朝着立体养殖模式方向发展。又加之立体养殖模式是生态猪养殖不断发展的产物，也是养殖行业发展的需要。这主要是因为生态猪的立体养殖指的是在一定养殖区域内，增加饲养的生猪品种或者是增加所饲养的生猪密度，从而实现生态猪的养殖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生态猪的养殖质量得到保障，有效避免资源浪费的情况[2]。这一养殖模式的优势在于使农田与生态猪饲养之间的活动关系得以改善，养殖活动的生物链得到丰富发展，更重要的是该养殖模式有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
3结语
生态猪养殖技术不仅是我国养殖行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且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动力。就当前生态猪养殖技术以及生态猪养殖发展趋势而言，笔者认为，生态猪养殖逐渐朝着经济组织模式、立体养殖模式等方向发展，养殖技术也处于不断革新中。但生态猪养殖技术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养殖户与养殖企业之间互相合作，共同促进生态猪养殖技术全面发展，推动我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逢杰.生态猪养殖技术及发展趋势[J].中国畜禽种业,2017(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