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我意识；中国化建构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已经具有了较为悠久的发展历史，而在当代对其所开展的研究中，则往往会存在着一种疑问，即中国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属于中国的哲学还是中国的西方哲学。对于这种归类的问题，在近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产生了一定的争论。对于该问题来说，其在本质上就是其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是否合法的问题，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独立传统的问题。而要想对该类问题进行良好的解决，就需要我们能够对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意识以及中国化建构进行一定的研究与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
之所以近年来存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归类的问题，其源头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哲学两者间在文化所没有真正的形成一体化情况，即存在着一定的疏离感。而要想能够对这种疏离感进行消除，就只能够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本土文化建构，而在这种自我艺术方面，其所具有的中国化建构也是由多种要素共同构成的。
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哲学精神就是能够在对现实世界进行改造的过程中更好地体现出人文的关切情况，对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所具有的生命力就在于需要能够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以及时代改革的需要进行逐渐的适应，以此为我国特色主义实践提供更为直接的理论论证以及力量支持，或者为其贡献属于自身的批判性反思，以此保证这种探索能够始终处于合格、健康的科学发展发展轨道。同时，马克思主义所具有哲学也因其所具有的时代精华以及宽广的胸怀，并以实际的话语权以及精神感染力对人类未来的前进方向以及社会发展实现了引领工作。而当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革命洪流已经成为历史时，马克思主义也会以革命的方式对世界历史的前进理论提供动力，也必须能够以具体实践形式以及社会发展在联系现实的情况作出适当的调整，而这种调整正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转变的现实方式。此外，如果我们说无产阶级革命是根据世界同一性作为历史基础，那么对于国家的建设则是不同国家在其实践差异性、不平衡性以及具体性基础上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基础与主题。
在生产力方面，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与解放是我国建设与革命的共同落脚点，那么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该基础上从革命到建设所发生的转变，是合乎该哲学同新时代要求、以及自身逻辑的发展方向的，这种转变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国家对该哲学进行发展、创新的新的目标与发展方向，是对该精神实质进行集成与创新的重要举措。同时，这种努力方向同西方将马克思主义定位在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角度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种方式很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逻辑转变为纯粹的文化逻辑。对此，中国化则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今阶段中在我国发展的时代精神，同时也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所具有的核心意识。
从这个角度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必须应当以中国化作为其基本立场以及发展方向，因为这将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对时代精神的合理、科学把握，而任何同我国发展主旨产生偏离的文化再造以及象征搭设其在现实中都是毫无积极意义的。而这种现象的存在则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在中国自我放逐以及意识旁落的缺失体现，其根本特征同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以及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都存在着较大的距离。由此则可以看到，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自我意识的深入反思，并将其更好的纳入到我国未来发展的轨道之上，不仅仅是我国现实以及时展的需要，也是现今哲学界必须解决的一种自我批判意识。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自我意识的构建
在我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意识研究也是存在的，一部分学者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研究。但是，之所以没有获得较好的效果，则因为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我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总体上没有形成一种规模以及统一的立场；第二，部分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否定的认识，或者虽然认为其具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重要性以及意义层面还没有产生正确的认识，或者是根本没有产生研究的兴趣；第三，马克思主义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研究的自我意识方面还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对于中国化的研究内涵、路径以及地位在认识与理解的程度方面需要进行提高，或者在中国化的研究意识上经常受到西方文化以及哲学研究理论的牵制与影响等，进而使其不能够在自身方面产生具有深度的学术研究。这部分情况的存在，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在我国已经具有了十余年的研究历史，但所获得的成果也依然处于部分基础性、前提性问题的研究上，真正能够对学科意义进行代表、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非常少见。也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则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自我意识研究的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我们能够对其进行反复研究与反思的问题，需要我们能够通过该种意识所呈现出的表象来到其内部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建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试图着手：
（一）需要在严格立足我国现实的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文本进行解读，保证文本能够同我国现实情况、文化情况以及实践情况保持直接的联系，并始终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基础性以及前提性问题进行研究。随着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得领域中目前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已经具有着很多种解读的方式，且不同的解读方式都具有着其所独特的合理性以及研究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则需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真正的能够对世界进行改造的完整精神，而当我们在对其进行解读时也需要能够首先保证研究路径的合理性以及有效性，并保证其能够从我国民族特色社会主义时间出发，在对现实情况保持联系、作为立足点的基础上对问题进行解读，以此将我国所特有的历史逻辑以及现实情况能够同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真正的形成具有辩证性质的联系，尽可能的在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形象进行再现的基础上对其所具有的当代价值进行体现，进而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所具有的运动规律、历史方位、目标取向以及内外关系等进行体现，在此基础上对其所具有的进步性以及合法性进行论证。可以说，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如果脱离了我国的既有现实，是不可能真正、明确的对我国问题意识进行体现的，很可能最终将研究形成为在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失去了我们研究的根本目的。
（二）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我们能够切实、自觉的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同哲学进行相互的比较，并最终在发现两者共同点的同时能够将两者更好地融为一体。通过这种方式，则能够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在实质方面还是哲学的形式方面都能够具有属于中国文化的内涵与风格，并以此在形成文化归属、思维习惯等方面融合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能存在的文化隔阂进行消除。对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要想使其在我国具有更好的作用，就需要通过我国所特有的语言进行描述，并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完全本土化，进而使其成为我国未来文化以及转型的重要构成。而要想达到此种要求，就需要能够保证能够对两种文化所具有的隔阂进行突破，保证其不存在先进或者落后的区别，以此实现其同我国哲学的视域融合。
（三）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保证以中国为立场、基点，并以历史维度的角度对人类社会以及当今世界的现实问题进行审视，以马克思主义为实践，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的图景进行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当然地是以当今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为人类历史背景的，是立足于在世界社会主义总体处于低潮和劣势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性实践成功的历史性拓展和深化，以中国为谋世界和平与发展、探索现实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切合实际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世界历史意义和理论世界性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也是其民族化的发展必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是中华民族为实现自身发展的现实目标，但她值得信赖的历史性成就和未来的可期待的美好前景都是需要我们继续探索的。
在上文中，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及其中国化建构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总的来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在对中国化自我意识明确的基础上更为深入的研究具有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式，以此在我国的新社会发展中更好的对马克思主义精神进行体现。
【参考文献】
[1]张琳.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几点思考[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05）：16-21.
针对中国哲学史教学的现状，中国哲学史教学的改革势在必行，这当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论文借鉴现代教育改革中影响很大的建构主义理论，仅仅对中国哲学史教学的目的、意义问题作一点思考。
一、中国哲学史教育的历史及现状
要把握中国哲学史教育的发展方向，必须先要了解中国哲学史教育的历史及现状。
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历史并不长，但是从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来看，中国哲学史的教育很早就开始了。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史教育的滥觞。孔子从对古代文献的注解出发，将自己的思考注入其中，形成了儒家的哲学体系。之后的汉儒、唐儒、宋明儒等则把这种以述为作的思想模式发展为以“注疏”为主要形式的学科范式。这种诠释学的学习和研究方式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主流。在现代中国哲学史教育开始之前，中国哲学史教育始终是以塑造“行道”之人为根本目的的进圣之阶。
在西学东渐之后，受到西方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冲击，在借鉴西方学科体系的基础上，中国哲学开始向西方哲学的学科构建方式转化，中国哲学史教育的方式也有所改变，以胡适、冯友兰、萧萐父等人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为代表，中国哲学史开始走向学科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形成了比较分析语境下的中国哲学史解读方式。中国哲学史教育也脱离了“行道”的教育目标，转为类似于西方哲学的纯思辨式思维训练教育。20世纪学人在重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时候，只是参照西方哲学的范式对中国哲学的材料进行分析和整合。以胡适编写的中国哲学教材为例，他并未认识到中国哲学史教育的这种意义建构的倾向，而是简单地套用实用主义的理论，试图用实用主义引导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史料分析方法无疑是中肯的，但是在这种分析基础上构建的中国哲学史必然是破碎的，不能反映出中国哲学史本质的内涵与价值。而当今的学者依然痴迷于建立某种研究方式，将中国哲学史放置于特定文本的框架内进行研究，其实同胡适的做法是同类的。在中国哲学的学科建构中，借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将借鉴演化成照搬，则结果必然是邯郸学步，得不偿失。新的中国哲学发展应该回归到中国哲学史教育意义构建的道路上来。
二、建构主义的意义建构与中国哲学史终极价值的建构
建构主义是深刻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教育改革的教育思潮。建构主义的主要观点有：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建构主义的学习方法；建构主义的意义建构和情景学习。意义建构作为建构主义的教学目标在建构主义的学习观中居于首要地位，是最能体现建构主义实践性与主体性的观点，而中国哲学教育的本身也包含着这种意义建构的倾向。
建构主义的意义构建是基于其知识观的学习目标设定。建构主义的意义建构是指学习者在学习新知识时，借助外部环境和原有的知识认知结构，在使用工具、教材及与同学、教师交流的基础上，探究所学新知识与原有的认知结构之间的联系并形成对新知识的个体认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获取新知识并非首要的，如何在此过程中对原有认知结构进行更新，取得驾驭新知识的能力才是第一位的。用认识论的观点剖析，建构主义的意义建构将知识理解为主体性的知识，否定传统教育所倡导的固有的知识体系，认为所有固有的体系性知识是非实有的、未经检验的。只有在个体建构意义中形成的认知才是现实性的知识。
与此类似，中国哲学史教学的目标并非是对某种具体哲学知识的掌握，而是在思维训练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学科的教材进行分析，进而构建学习者对哲学、自我及世界的认知。以中国哲学的“道”范畴为例，庄子在与惠子的“五石之瓠”的辩论中，庄子提出的对于“五石之瓠”的用途不同于常识的认知———瓠可以为瓢，而是创造性地将其作用表述为“虑以为大樽，浮乎江湖”。这种认知方式超越了经验知识和实用目标，将把握事物的自由本性作为目的。这种认识论决定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是建构生活实践的终极价值。这一方面使中国哲学保有了其形而上的超越性，是其之所以为哲学的原因；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实践性，是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根本。
中国哲学本身包含的终极价值的实践性的指向在现当代中国哲学史教育中被削弱了，而运用建构主义，中国哲学史教学的实践性指向则可以得到保证。
建构主义是以认知进程为对象的实践性理论，中国哲学则是关于道德实践的实践性哲学。而如今的中国哲学史与建构主义的理论的发展好像都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建构主义倡导的学习观等理论，在实践中因为需要较强的操作能力和掌控能力，导致在多数情况下它在教育实践中都是作为传统教育模式的补充应用的，其自身所包含的实践性被严重削弱了。而中国哲学的处境也是难兄难弟，在参照西方哲学范式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环境下，中国哲学的道德实践性指向往往被忽视，无法为中国人提供明确的价值观，至多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和符号而存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建构主义的实践性的指向与中国哲学史教学目标非常契合；而在建构主义指导下，中国哲学的实践性指向也可以得到保证。首先，建构主义对于作为学习主体的学习者的基本要求就是在自我思考的基础上进行认知；而以终极价值为主要教育目的的中国哲学史教育，其主体也是学习者而非教育者。建构主义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基本的学习框架和学习方法，而中国哲学史教学的目标则能保证学习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建构主义将认知的实践作为手段，认知的意义构建作为学习目的。而中国哲学史学习则是以认知的意义建构为起点，认知的实践为目的，两者正好是相辅相成的。这样，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以建构主义来指导中国哲学史教学的实践，不仅在中国哲学史教育上可以获得新的突破，更可以在时代背景下，为中国哲学史发展提出新的问题，进而使中国哲学具有新的内涵和发展。三、中国哲学史终极价值的构建及实现中国哲学史教学不能绕开终极价值的构建。一方面，价值观问题作为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它对每一个人进行诘问，迫使人从整体的、超越的角度来思考宇宙人生；另一方面，终极价值也是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立足点，是人对自我生活进行评判的根本标准。在中国哲学史教学中，应该将构建终极价值，以及将每一个学习者都引导成为自觉追寻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个体作为教育的起点，这也应当是建构主义学习方式和中国哲学史教学的终极目的。当然，终极价值的构建要立足于认知和实践的基础。建构主义下的中国哲学史教学的任务就是要提供这种环境和材料，以实现自我认知和自我发展，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及意义。建构主义环境下的中国哲学的终极价值必须也必然是超越工具价值观的，对人的主体性及创造性的充分肯定。也只有这种定位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及教学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回顾历史，如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算，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要成就。2012年，党的十吹响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号角，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意义重大。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发展历程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萌芽阶段
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萌芽于其学生时代和青年时期，并且受到了当时社会经济环境和哲学研究思潮的影响。在早年时期，由于加入黑格尔派，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认为人类与自然界的动物不同，人类能够主动地去面对自然、改造自然，改变自身命运。当时的马克思特别强调人类的自由，认为人类不能被自然所束缚。不久，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转向唯物主义，反对人与自然背道而驰，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马克思不同，青年时期的恩格斯主要是通过揭露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抨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表达其初步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形成阶段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等著作中辩证分析了生态保护等问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正式形成。在上述著作中，马克思着重分析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重要关系，强烈批判了资本主义异化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强调要时刻注重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的生态哲学主要体现在与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主张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发展阶段
在晚年时期，随着对人类社会等各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也逐渐走向了成熟定型。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内容全面、意蕴丰富、逻辑缜密、系统科学，具体涵盖了人与自然的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等各方面内容。这一思想为我们重新认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要内容
（一）对人与自然定位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内容之一就是对人与自然定位的深刻反思。恩格斯在其所著《反社林论》一书中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离不开自然，人类只有依靠自然才能生存发展下去。此外还要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不是毫不相关的独立体，二者有着共生共荣的联系。人类要发挥主动能动性去改造自然，这样才能改造自己。但是，这种改造的过程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前提和基础的，人类无权支配自然界、掠夺自然界。
（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
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产生以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高度推崇“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理念，把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类才是宇宙的主宰。长期以来，在这种错误理念的影响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和破坏，最终导致了人类的生存危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强烈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方式，开创性地提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主张人类要节制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满足自我需要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保护自然、保护环境，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永续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当代价值
（一）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
理论指导实践，伟大的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党的十指明的全面建设生态文明道路上阔步前行。站在这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在全社会树立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价值理念，从而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为此，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要求，在全社会树立绿色消费观，倡导文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要建立健全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法规，加大对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等行为的惩罚力度，把保护环境的各项举措纳入到法治轨道上来。
（二）为人类的永恒持续发展提供哲学基础
人类共用一个地球，共有一个家园。显而易见，没有哪个人喜欢自然灾害，没有哪个人不畏惧恐怖和死亡，人类追求的是永恒持续发展。为此，人类就要达成共识、统一行动，彻底抛弃原初的“人类中心主义”落后理念，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科学发展观念，主动维护生态平衡，构建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这是人类实现永恒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
参考文献
[1]韩哲.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与中国环境问题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2014（34）.
[2]李小倩.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探讨[J].金田，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