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商业生态系统;公司治理;功能延伸;重新建构
市场主体及其所处的商业生态系统在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上面临的问题越来越严峻，公司的演进以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理论的演进越来越成为热门话题。中国加入WTO以后，市场格局更加开放，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中国资本市场所累积并且尚未得到解决的风险越来越大，使得全面、系统地改善公司治理问题显得更加紧迫。加强公司治理不仅是中国企业外部融资的需要，而且是中国企业提高其核心竞争能力并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部分。本文在基于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公司治理功能的延伸，并对公司治理进行了重新建构。
一、商业生态系统及维度划分
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关注生物学的隐喻(MichalE.Porter，1998)，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观点来看，企业具有明显的生命体特征(Suan，TanSen，1996)，这些特征包括生命体的共生、均衡、成长、竞争、自组织、自适应和进化现象。“商业生态系统”即是生物学中的生态系统在经济学研究中应用的一个典范。Moore(1993)首次提出“商业生态系统”概念(businessecosystems)，以生物学中的生态系统这一独特的视角来描述当今市场中的企业活动。所谓的“商业生态系统”是指以组织和个人(商业世界中的生命体)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是客户、供应商、核心生产厂家、资金提供者、行业协会、标准和评级组织、政府和半政府组织以及其他有关人员组成的群体，这些群体也具有自组织、自适应、进化等生命体特征。
Moore(1996，1999)运用生态学理论解释商业运作，用系统观点反思竞争的含义，把商业活动分为开拓、扩展、领导和更新四个阶段，建议高层经理人员经常从顾客、市场、产品、过程、组织、风险承担者、政府与社会等七个方面来考虑商业生态系统和自身所处的位置。Moore还通过夏威夷岛屿上的生物种群和哥斯达黎加的生物种群两种生态系统的比较分析，得出“企业必须同相关企业共同进化，塑造一个开放、抵抗力强的商业生态系统”的结论。
GerardPrendergast和PierreBerthon(2000)认为，在制定竞争战略时，企业应顾及合作伙伴以及整个商业网络的健康发展，与他人分享财富的公司最终将会获得财富，而只注重自己的短期利益、损害系统总体利益的公司，最终的结果是损人害己。Lansiti和Levien(2004)进一步把商业生态系统的观点深化，认为商业领域中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重要，未来的竞争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一个商业生态系统与另一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对抗，他们并倡导以商业生态系统“群落”考虑竞争战略，应对日益动态、无限竞争的环境。他们提出了衡量商业生态系统相对健康状况的三大标准，以及商业生态系统中处于不同地位组织的权变战略选择模式，进一步丰富了该理论。
由于经典理论主要从外在维度论述企业所处的商业生态系统，忽视了外部商业生态系统与内部商业生态系统的整合。但是，商业生态系统必须从内外两个维度来进行，企业外部商业生态系统从关系对象上包括环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经济职能部门(税务局、证监局等)、中介(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券商、评级组织等)、资本提供者(投资者、债权人)、业务关系人(供应商、客户、供应商的供应商、客户的客户等)、直接或潜在竞争对手等。企业内部商业生态系统从参与者上可分为治理层(董事会、监事会、审计委员会等)、管理层、员工、工会等。
事实上，公司之间和公司内部参与者之间在交易中都存在市场关系或契约关系，外在商业生态系统和内在商业生态系统在契约安排中相互依存，它们的系统整合能力的强弱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它们的竞争能力强弱越来越依赖于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风险承担能力和肌体健康。商业生态系统及其内外维度划分为人们提出如下启示:第一，开放的商业生态系统下如何界定企业与其他外部群体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相关的契约或非契约安排使外部和内部两个系统“共生共荣”和“共同进化”;第二，在开放的、复杂的、即时的、动态的、没有壁垒的全球商务生态环境中，公司治理的功能会得到什么延伸，如何对公司治理进行重新建构以给公司的科学和可持续发展一组均衡解。
二、公司治理的本质与功能
根据委托理论，委托人与人都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造成目标函数不一致，加上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鉴于中外频频发生财务丑闻，公司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现有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公司治理是有关公司内外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和治理交易关系的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的功能即是完善治理结构和完成权力制衡。1999年5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公司治理原则》中给出公司治理结构的定义:“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据以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它明确规定了公司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并且清楚地说明了决策公司事务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同时，它还提供一种结构，使之用以设置公司目标，也提供了达到这些目标和监控营运的手段。”此定义比较完整地概括了公司治理结构(狭义上的公司治理)的功能特征。
公司治理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经典公司治理理论不能充分解释公司的目标，离开企业的性质和目标讨论公司治理不利于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主流企业理论一直认为企业是资本家的企业，公司的目标是保证股东拥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以股东为核心的单边治理的美梦。长期以来，人力资本所有者对物力资本的驾驭和对股东利益造成侵蚀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也出现了一些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单边治理(他们认为企业是企业家的企业)思潮。但是，企业是人力资本及其所有者和物力资本及其所有者共同构成的一个契约，既使“劳动能够雇佣资本”，物力资本的所有者也会在契约谈判中主张自己的权利。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股权分散化等造成政府管制和企业边界的柔性化，使得公司的相关利益者(如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政府和社区)有机会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企业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企业”，从而带来了新一轮的以“共同治理”(多边治理)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结构革命。
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是有一定区别的，公司治理是关于公司“控制权与组织租金优化配置”(杨瑞龙、杨其静，2001)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和权力配置，它来源于产权制度，反映了企业的社会属性。公司管理主要由经理人员制定和实施管理制度，实现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决策等公司管理职能，反映了企业的技术属性。但是，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区别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密切的联系。公司治理对公司的支配、控制、管理和运营，其有效性来源于组织机构和产权制度安排，也来源于公司管理制度对这种制度安排的具体化和实际实施。公司治理本身不能创造业绩，它对业绩的作用是通过影响公司管理来确保企业不断提高运作效率以实现经营成果最大化。随着企业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企业”，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范围都将扩大，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功能也将不断延伸和融合，公司治理的理念逐渐向公司管理中渗透，而公司治理越来越需要公司管理的技能和方法。这种发展更符合企业的本质和目标，也更符合公司治理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两者的割裂势必造成企业的灾乱:无法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和实现最大化价值。
三、公司治理的重新建构
多边治理的出现以及公司治理功能向公司管理延伸，带来了对公司治理范畴的思索。一般来说，公司治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治理结构(governancestructure)和治理机制(governancemechanism)。治理结构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监事会、审计委员会等，治理机制包括用人机制、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等，两者共同决定了治理效率的高低。由于这种划分仅是内向性的，没有完整的反映公司治理的全貌，杨瑞龙、周业安(1998)认为公司治理包括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部分内容。外部治理即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对企业利益相关者权力的作用和影响，内部治理即企业内部通过组织程序所明确的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等利益相关者之间权力分配和制衡关系的制度安排(治理结构)。事实上，现代企业是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契约的集合体，契约实际上是一种委托关系，内部治理解决的是企业内部委托子网中问题的制度安排，外部治理解决的是企业委托子网向外延伸形成委托链中的问题的制度安排，两者共同构成公司的治理范畴，在公司可持续发展和契约制度安排的变迁中，公司治理范畴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由于原有公司治理的范畴较狭窄，不利于反映公司治理的全貌，所以必须考虑商业生态系统中的所有要素，外部治理除了考虑市场机制外，也应考虑宏观环境机制、政府监管机制等，这样在外部治理机制中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外部治理结构。在探讨公司治理的内外划分时，原有的提法把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混为一团，造成逻辑上的混乱。事实上，内部治理有治理结构也有治理机制，如在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内部治理结构中形成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等。因此，公司治理在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中都包含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两个部分。
在外部治理中，按照其关系对象，可以分为外在监督治理(政府部门、社会舆论环境、中介等)、竞争合作治理(竞争对手)、业务协作治理(供应商、客户、协作单位等)，其中外在监督治理的实现依靠法律监督机制、国家调控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竞争合作治理和业务协作治理的实现依靠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特别是兼并、收购和接管等控制权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机制。在内部治理中，按照关系对象及其参与功能，可分为权力制衡①治理、决策科学治理和决策执行治理。由于公司治理的目的不是相互制衡，至少最终目的不是制衡，只是保证公司科学决策的方式和途径(南开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因此应该对管理的四个过程即提议、决策、执行和控制进行分解，控制属于权力制衡治理、提议和决策属于科学决策治理、执行属于决策执行治理，它们的实现依靠内部监督、内部激励和考核评价机制。这种分类使公司治理的结构得到较好的完善，能够体现“商业生态系统”的经济联合网络化、动态竞争与合作、“群落”均衡演化的特征，也更有利于实现公司治理功能的延伸。
当然，内外部治理的划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在外部治理发生作用的情况下(如新的经济政策出台)，会引发原有的权利分配方式、决策模式和管理行为的变更，从而促成内部治理的改善和有效作用。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在某些条件下也可以相互转化。譬如，有些学者认为债权人的治理属于企业的内部治理，但债权人的治理属公司治理的外在监督治理的范畴，尽管债权人是公司债务资本的所有者，只有在破产、清算和重组等非常情况下掌握决策控制权进行所谓的“相机治理”(contingentgovernance)②时，债权人才转化为内部治理的主体。
四、结论
本文以商业生态系统为基本视角，对商业生态系统的维度进行了划分，指出了商业生态系统繁荣和进化的根本性问题，并在分析公司治理本质和功能延伸的基础上研究了公司治理的重新建构。具体结论如下:第一，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须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公司之间和公司内部参与者之间在交易中都存在市场关系或契约关系，从而形成内外两个维度的商业生态系统。第二，公司治理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随着“社会的企业”和多边治理的普适化，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范围都将扩大，它们的功能也将不断延伸和融合。第三，公司治理范畴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部分，在内外治理中有一个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内外部治理的划分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在某些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注释:
①通过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形成科学的权力分配和相互制衡的机制(即原有的公司治理结构)。
②所谓相机治理是指不同的经营状态下，公司控制权的转移。此处指控制权由股东转向债权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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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强化安全生产目标责任管理，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体系和考核指标体系。层层分解落实安全生产控制目标，签订责任书，把责任制落实到基层和企业。
1、4月份与区属施工企业签订2014年度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状。
2、4月份与区外施工企业签订2014年度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状。
二、加强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认真贯彻上级文件精神，进一步健全完善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坚持每季度召开质量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会。持续推进工程建设主体行为综合整治行动，深入开展建筑模板工程、外架和建筑起重机械、混凝土结构等专项整治，确保结构工程质量和主要使用功能要求，防范重大事故的发生。制定质安检查标准、方式、处理意见、处理条款等，加强建设工程施工、监理企业追责制度建设，强化现场监管。
1、4月份开展2014年第一季度质安检查，召开季度质安分析会。
2、7月份开展2014年第二季度质安检查，召开季度质安分析会。
3、10月份开展2014年第三季度质安检查，召开季度质安分析会。
4、12月份开展2014年第四季度质安检查，召开季度质安分析会。
三、落实施工企业主体责任。建立“企业负责、社会监督、政府督促”机制，督促企业履行质量安全管理职责，从源头上解决工程质量安全问题。强化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动态监管，对违规的责任主体以记分形式严格试行动态考核管理，并将企业安全生产情况与资质动态监管及评先评优等联动，促进责任主体履行职责。
1、制定有力措施，督促主体履行责任。
2、制定质量安全量化评价标准，把质量安全评价得分的一定比例纳入投标评价的分值。
3、推行施工标准化样板制度，提高质量安全管理水平。
四、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建设。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培训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强化企业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加强岗位安全教育培训，努力提高安全意识、操作技能。企业应确保施工技术和制度管理落实到位，加大安全投入，落实建筑工程安全生产措施费用，完善安全技术保障体系，限制和淘汰落后的生产技术、工艺和设备，提升安全文明施工水平。
1、开展区属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2、开展“平安企业”创建活动。
3、督促施工单位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及“三级”教育培训。
4、6月份开展第十三个“安全生产月”活动。
5、9月份开展建设工程“质量月”活动。
6、6月、9月份邀请省建筑机械协会专家开展建筑起重机械隐患大排查活动。
五、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依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严厉打击建设行业内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坚决治理纠正违规违章行为及时发现和整改安全隐患，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非法违规行为导致的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大市场清除力度，坚决取缔不符合资质条件的企业。4—12月份开展住建系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六、强化质安监督队伍建设。组织参加省总站组织的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安全监督人员年度综合培训工作及施工技术文件管理规程培训班，进一步规范我省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技术文件的管理，提高监督人员整体素质，提高监督工作规范化和标准化。
七、开展城市管理考评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提升城市品位,促进城市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实现城市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市容环境明显改善，群众幸福指数明显提高。我局协助区城管委制定《区城市管理建设工地考评方案（试行）》，将联合区城管办、区执法局组成专项整治活动考评领导小组，按照市建筑工地管理考评标准及建筑工地、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管理标准要求，对考评区各在建工地进行考评。
八、加强燃气安全监管工作。认真贯彻实施《省燃气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上级住建部门的指导和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液化气市场管理，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工作，重点开展瓶装液化气供应站安全生产检查、餐饮场所燃气专项治理、管道燃气安全生产专项治理，有效防止燃气事故发生。
1、6月份开展燃气安全宣传活动。
2、开展燃气安全生产大检查，召开区燃气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会议，专项布置，确保工作顺利开展。
3、开展餐饮场所专项整治，要求各镇街对辖区餐饮场所开展安全检查，各分销站点对其供气的餐饮场所用气安全情况开展拉网式检查。
【关键词】制度环境；债务融资；治理效应
负债不仅是一种融资的来源，更是一种公司治理机制。负债可以产生减少股权成本，提高企业价值的治理效应。在不同制度环境下，负债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相关契约成本存在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会给债务治理效应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于制度环境与债务治理效应的关系进行研究。
一、债务治理效应的主要研究成果
汪辉（2003）研究结果显示：债务融资可以在缓解股东与人冲突、减少成本，减少公司自由现金流以约束人的在职消费行为、抑制企业过度投资，以及减少信息不对称等诸多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其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比重不大，但总体上具有加强公司治理的作用。于东智（2003）建立以公司绩效为被解释变量，以负债比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负债融资公司治理效应软约束的假定，即公司的负债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王满四（2005）在考虑环境因素（一个公司所处的竞争环境的变化程度及不稳定性）的情况下，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负债融资的公司治理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发现无论环境如何，负债融资都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说明负债融资对公司绩效的负面作用与环境因素无关。邓莉等（2007）应用债权治理的相关理论，研究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银行贷款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对借款公司的治理效应都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我国银行对贷款人经营活动未能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程光（2008）研究发现短期债务与公司市场价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短期负债具备提升公司市场价值的治理作用；长期债务与公司市场价值之间关系不显著。总体来看，债务融资与公司市场价值正相关。
二、制度环境与债务融资的主要研究成果
孙铮等（2005）实证分析了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当地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长期债务的比重越低。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差异主要归因于政府对企业干预程度的不同。江伟、李斌（2006）研究表明，相对民营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能获得更多的长期债务融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政府干预程度比较低的地区以及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国有银行对不同性质公司的差别贷款行为有所减弱。江伟、李斌（2006）通过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的差距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公司债务融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越发展，企业的短期债务比率越高；金融发展有助于可抵押资产较少的企业获得债务融资；金融发展有助于规模较小的企业获得债务融资和长期债务融资；金融发展有助于那些依赖无形资产投资的企业获得债务融资和短期债务融资。方军雄（2007）发现随着政府干预的减少、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非国有企业的贷款份额与国有企业贷款份额之间的差异显著缩小，贷款期限结构之间的差异也随之缩小。余明桂、潘红波（2008）研究发现在我国金融发展较落后、法治水平较低和产权保护不强的制度条件下，政治关系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缓解落后的制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阻碍作用，帮助民营企业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促进企业发展。余明桂、潘红波（2008）研究发现，地区的法治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少，贷款期限越短。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机通过干预银行的信贷决策给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支持，而法治和金融发展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干预给国有企业带来的贷款支持效应。叶康涛（2010）发现民营公司最终控制人的声誉影响民营公司的债务融资。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则声誉对债务融资的影响越弱。这表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增强，银行等金融机构减少了对声誉等非正式契约的依赖。
三、制度环境与债务融资治理效应的主要研究成果
夏立军、方轶强（2005）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终极控制人数据，首次将上市公司细分为非政府控制（即民营、乡镇或外资资本控制）、县级政府控制、市级政府控制、省级政府控制以及中央政府控制这五种类型；同时，对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控制尤其是县级和市级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公司所处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减轻这种负面影响。谢德仁、张高菊（2007）以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债务重组数据来研究金融生态环境、负债的治理效应与上市公司以债务人身份发生债务重组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越差的地区的公司更可能发生债务重组；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弱。这意味着，切实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提高金融机构等的经营独立性和信贷风险控制能力，促进公司负债发挥治理效应是非常重要的。杨洁等（2008）实证分析了地区金融竞争程度对当地企业杠杆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金融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由于信贷市场相对分散、银行间竞争激烈，企业经理对于银行救援的事先预期降低，提高了公司治理效率。唐松等（2009）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托宾Q以为债务治理的衡量变量，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对债务治理作用的发挥有重要影响，公司所处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债务治理的作用越强，越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价值。谢德仁、陈运森（2009）发现，作为市场运行的“基础设施”，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融资性负债发挥治理效应，但此效应会被政府作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所具有的“父爱效应”所削弱。张亮亮、黄国良（2010）以股权成本作为银行贷款治理效应的衡量变量，并选用金融发展指数，研究金融发展、产权性质与银行贷款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我国银行贷款整体上增加了企业的股权成本，但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银行贷款治理效应更强，能更有效地降低股权成本。
四、总结
就所收集的文献来看，现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研究债务治理效应、制度环境与债务期限的关系，而关于制度环境与债务治理效应的研究并不丰富。而且无论是债务治理效应的指标的选取还是制度环境指标的选取都存在差异，并且现有研究较注重产权性质的影响。具体来看，在对制度环境与债务治理效应研究时，现有研究一般是从单一或两个制度环境指标上进行研究，涉及政府控制、市场化进程、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地区金融竞争程度、金融发展指数等各个单一的制度环境因素。笔者认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政治、法律和经济的规范、规则和习俗。因此，制度环境应该涵盖政治、法律和经济因素，包括政府干预程度、法律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化程度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关于公司债务治理效应的衡量，采用的指标有股权成本、公司价值、公司绩效或业绩和债务重组数据，并且一般用其中的单一指标。笔者认为，股权成本主要衡量债务治理效应的过程，公司价值主要衡量债务治理的最终结果，相关研究可以从债务治理效应的过程与结果同时入手，从整体上进行把握。
另外，现有研究并没有对债务进行细分，而且较关注产权性质的影响。其实相关研究可以专门研究某类债务，并且控制产权性质影响，重点关注制度环境对某类债务治理效应的影响，这对于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债务作用的发挥，减少成本，提高公司价值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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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增值市场收入大幅减少，促使移动互联网市场整体规模下降
2010Q2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整体规模达到40.2亿，同比增长7.7%，环比下降10.6%。本季度电信运营商实施更加严格的手机计费治理措施，加强SP终端内置管控力度，由此对移动增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业务收入形成巨大冲击。手机电子商务和手机游戏市场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但是由于占比最大的移动增值市场规模大幅减少的负面影响，致使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下降。
本季度，移动增值市场规模占比为66.5%，比上季度下降近8个百分点，但是在移动互联网主要细分行业市场规模中仍然保持领先优势。手机游戏和手机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占比分别为14.7%和10.7%，位居第二和第三，较第一季度占比均有不同程度提高。艾瑞预计手机电子商务和手机游戏还将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具备重塑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新格局的潜力。
手机电子商务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市场活跃度进一步提高
2010Q2，中国手机电子商务实物交易规模达到4.3亿元，同比增长321.6%，环比增长41.9%，市场活跃度进一步提高是交易规模增长的主要原因。艾瑞预计2010年下半年手机实物交易规模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艾瑞分析认为本季度手机电子商务市场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在消费者方面，延续第一季度发展趋势，手机网购人群规模增长和手机购物习惯培养，促进订单量和客单价双双稳步上升；在购物平台方面，随着市场活跃局面形成，越来越多的商家被吸引到手机商务平台中，商家更愿意提供专门适应于手机购物的服务方式，整体手机电子商务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得到有效提升；在市场发展阶段层面，淘宝、当当、亚马逊和京东商城等传统电子商务企业继续探索手机电子商务发展模式，为后期规模扩张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新兴的手机电子商务企业正在积极探索寻求细分市场发展机会，着力积蓄市场力量。
手机搜索市场平稳发展，搜索请求量大幅提升促进业务营收增长
2010Q2中国手机搜索市场规模为5800万，同比增长48.7%，环比增长5.5%。手机上网用户规模快速增加带动手机搜索请求量大幅提升，促进业务营收持续增长。手机搜索企业在现有优势资源基础上加大产品线研发力度，深度整合网页产品和手机客户端产品，强化市场渠道合作关系，提升市场营销能力，积极进行平台化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手机广告保持平稳增长，世界杯对手机广告影响有限
2010Q2中国手机广告市场规模达到2.7亿，同比增长241.8%，环比增长10.2%，继续保持增长发展态势。本季度，手机广告营收仍然以行业广告为主，受世界杯影响品牌广告营收占比增加。艾瑞分析认为世界杯营销尽管对互联网广告营收增长发挥关键性作用，但是对拉动手机广告收入大幅增长影响有限，主要原因是手机广告的计价模式和效果评估等制约因素，促使广告主对手机广告认知存在局限性，影响广告主在制定世界杯营销预算计划过程中对手机广告的预算决策。
手机游戏保持增长态势，实现多元化支付至关重要
2010Q2中国手机游戏市场规模为5.9亿，同比增长40.5%，环比增长9.3%.面对电信运营商调整业务合作伙伴计费政策对游戏营收增长产生的不利影响，手机游戏市场仍然保持持续增长态势。艾瑞分析认为手机游戏对电信运营商计费通道的高依存度，决定行业短期内仍将面临较大的政策风险，实现多元化的电子支付手段对手机游戏市场健康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电信运营商加强计费通道治理力度，冲击移动增值市场营收
关键词：经济发展新常态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9-035-04
当前，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全球化发展，全球经济都面临持续下行的压力，因此，世界各国经济都进入经济结构及规模调整的时期。在这样经济大背景下，纵观我国自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巨大体量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蕴含着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各种隐忧。特别是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我国的经济形势明显区别于以前，经济增长持续下滑，从2010年以前每年保持两位数的巨大增长下滑到2014年的7.4%，而这一经济发展目标虽然符合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7.5%左右”的预期目标，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面对这一变化，学界通常集中在金融危机后续影响和经济客观周期两种观点上，而这也考验着国家领导层的决策智慧。
而面对这一现状，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做出了“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即中国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基于此判断，从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到7月29日和党外人士座谈时又一次提到，以及在11月9日APEC峰会时就“新常态经济”做出了系统的阐释，为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这样阐释到：“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说明，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对历史进行具体考察的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存在发展的主要动因，而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是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协调之上伴随其共同发展的。因此，经济发展的变化势必会带来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于要不断立足于现实，不断面临社会的新发展、经济的新变化，而这些寓于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发展和变化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关于经济新常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学领域进行探讨，在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多见，而针对于新常态下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及对策的探析凤毛麟角。因此，当前对于新常态经济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探讨十分有必要。
一、经济新常态的具体解读及经济新常态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变化
（一）经济新常态的内涵、特点及机遇
1.经济新常态的内涵。2010年第40届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PIMCO）首席投资官罗斯和埃尔埃利安用“新常态”一词来归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缓慢而痛苦的经济恢复过程，“新常态”自此进入公众视野。我国所谓的“经济新常态”是相对于以前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言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主要体现在“新”和“常”二字。“新”是相对于“旧”而提出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十四大后，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持续攀升，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出现以GDP指数高低论英雄，各地区、各行业经济发展持续升温，然而这样的发展却是以牺牲环境、加剧社会矛盾等问题为代价。而新常态的“新”是与以GDP为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新”具体体现在用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用社会全面发展扬弃GDP增长，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常”就是时常发生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于以往、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转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的历史阶段。
2.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及机遇。2014年11月9日，在APEC峰会期间，就经济新常态做了具体而全面的论述并总结概括出经济新常态的三大特点及四大机遇。通俗而言，经济新常态的最大特点就是速度“下台阶”、效益“上台阶”；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具体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发展速度看，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经济结构来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从动力来看，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还进一步指出，经济新常态为中国带来四个方面的新机遇，具体体现为：第一，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客观；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第三，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从经济新常态的三大特点和四大机遇也可以体现出经济新常态的“新”、“常”二字，可以说在这种新的经济运行模式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过去30年的10%左右的高速度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基本告别。而经济速度的放缓、经济结构的优化及调整，以及驱动力的转向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这就意味着新常态经济发展将在我国持续一段时间。
（二）经济新常态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变化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坚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具体到经济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二者也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发展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变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新情况新特征；而思想政治教育相对于经济的发展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能动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抑或阻碍经济的发展。
1.思想政治教育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首先，经济发展决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变化。在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重数量、轻质量，唯GDP论盛行，经济增长简单停留在速度的增长，造成了重复建筑、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由于市场经济的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和开放性，使得人们的政治法治意识增强、平等自由观念增强、权利意识增强，从而推动了公民素质的提升、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等问题，以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国家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有配合不周之处，从而使市场中食品安全问题、生态安全事件频发。在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也使得人们倾向于功利主义、机会主义，道德水平滑坡。因此，在新常态经济形态下，在社会处于“三期叠加”时期，我们更应该注意发挥市场的良性竞争机制，从而降低变革成本，使经济在和谐稳定的环境中过度。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能动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历来在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都非常关键，特别是在经济生活领域，而在这方面，我们党一直保持着优良的传统和政治优势。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志就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过程中，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寻找到出路。在这期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论述，其中的经典论述也是当时讨论最集中的问题就是关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最终邓小平同志突破了经济二元思维，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但在实践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人们对经济体制没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同设想有所差别，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问题。因此，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能动作用，使得社会成员正确认识当今经济发展特点，防止对于经济新常态的刻意回避或过度解读。
2.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变化。1999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强调：“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阶段，社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日趋明显。”这“四个多样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传统习惯等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给我国当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具体体现为人们的政治意识弱化、自由意识强烈、利益观念增强、物质需求提高、个性张扬独立、诚信意识下降等问题。而就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的今天，思想政治教育也在逐渐向环体全球化、客体自主化、介体现代化、主体专家化以及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化发展。在经济新常态的情况下：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趋势的转变正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反映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一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存在的问题当今依然存在，并且程度有所加深；另一方面，出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使得我国当今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而这一现实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变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对于经济新常态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破解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要兼顾历史与现实进行系统分析。
二、经济新常态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
当前随着我国各个领域的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和矛盾凸显，因此经常可以听到：“现在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于青年人而言这是一个物质利益丰厚的年代，同时也是最艰辛的时代”这样的话语。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因为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呈现着一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发展模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也不例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新常态下的机遇，由于其与经济战略改变前并无本质上的变化，本文不做赘述，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当今面临的困境来进行探讨。
（一）传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当今思想政治教育仍亟待解决的问题
1.物质利益的扭曲认识使得思想道德水平的下滑。市场经济的实质是商品的交换，而这种交换是合理合法有原则的交换，但在我国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很多不能称之为商品的东西都可以用一定的价钱去衡量，从而使得社会上出现很多问题：在行政领域，因为权力可以进行买卖，使得权力不再为百姓服务，而成为个人身份和地位炫耀的标志；在经济领域中，由于一味地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使得很多商家泯灭人性，假商品、毒食品等充斥着市场，不断地考验着每一位消费者；社会领域，由于道德、信任缺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无情。而这些问题究其根本就是出于对于物质利益的扭曲认识。在进行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我们的确需要效率的提升，但这种提升是有理且合法的，并不是以牺牲人与社会的长久发展为代价的。因此，如何化解人与人、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使人们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质利益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当务之急。
2.利益的阶层化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的挑战。在我国当前进行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四个多样化”的特征表明：我国当前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使得社会上人们的阶层多样丰富，而每个阶层的现实需求和利益诉求又不尽相同，这就使得当前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难度也随之加大。过去对于人民那种“全覆盖”、“无死角”的思想政治教育很难实现，怎样在当今日益变化的社会中，加强对不同阶层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值得我们深思。
3.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心理疾病骤增。心理健康也逐渐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一个研究和发展的新领域。近年来，市场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但人们却再也找不回曾经的快乐，快节奏的生活、巨大的压力使得现如今心理疾病的发病率骤增。通常而言，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可以给人一个舒适、安稳的心境。但在当今，无论是社会还是国家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这些来自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改革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在这样的大变革环境中使人们找回曾经的快乐，减少人们的心理压力和负担，让人们抱着一种积极的、乐观向上的态度去面对挑战和挫折同样值得我们去思考。
（二）经济新常态：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困境
1.创新意识亟待提升。在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中，经济结构优化及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转换核心都在于技术的进步。从我国传统的技术进步方式来看，主要依靠学习和模仿，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由于学习和模仿具有成本低、风险小的特点，这就导致我国的技术进步虽然速度迅猛但严重依赖于学习和模仿，相对而言，自主创新的贡献极低。就在当今，我国生物研究领域的精密问题上，一个小小的试管都大多产自德国或日本，可见我国对于国外技术依赖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而在新常态经济形态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我国很多的科学技术水平跟世界科技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学习和模仿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后发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在有些领域，我国甚至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例如高铁，已经几乎不存在学习的空间。因此，学习型技术进步在我国将迅速走向尽头，而进一步发展和经济的转变主要依靠自主创新，但恰恰在这一方面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重点难题。
2.思想多元化难以逆转。当今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外在环境日趋复杂，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因素也日趋增多，从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效低下。第一，由于改革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使得当今社会成员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世界，多元文化呈现在社会成员面前；第二，网络化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为他们了解世界提供了高效、便捷的途径；第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员有了更加宽泛的交流平台，微博、微信、QQ、MSN等拉近全球成员的距离，使全世界成为“地球村”。因此，当今思想多元化发展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成员思想发展的趋势。但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坚持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发展，因此如何在当今思想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下，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3.对于新形态的误解和质疑。由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新近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状况做出的阐述与总结，而这种阐述与总结是基于近几年我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会有人们对于这种总结和科学阐述有所误解和质疑。要知道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发展进入换挡期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要认清即使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转入中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经济体量仍然巨大，完全有能力和实力保证社会的运转，而并不是由高速发展直接急转直下。对于经济新常态的正确认识和适应也成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之一。
三、新经济形态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出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当今经济新常态视域下，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面临很严峻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国际日益加紧对我国输入西方价值观的情况下、在国内发展日益复杂和深刻的现实中，思想政治教育如何继续值得我们深思。
（一）始K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主导地位
在经济新常态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我国在经济领域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是事实，“四个多样化”的现实也依然存在，而其特点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势必也是多元化的，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机加紧对我国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灌输“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思想，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也大量涌现，社会意识形态呈多样化态势，各种思想、观念、文化同时并存，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容易混淆视听，蒙骗感情，从而干扰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就国家而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更是现实的客观要求。就个体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主导地位要求个人不仅要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进行研读，同时还要与时俱进，将当前党的形势政策、民主法治、历史与文化、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等教育并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去。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我们的开放程度会加大，与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还会不断地出现碰撞和问题，作为大国，我们可以接受、包容世界各国各地区不同的价值观取向，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不能丧失，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武器不能抛弃，在众多的意识形态中，我们唯有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正确地看待当今世界上盛行的各种思潮，才能对各种处于矛盾中的事物进行是非真伪的判断。
（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经济新常态本身进行教育和宣传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凸显，如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滑坡、社会诚信缺失、人与人之间情感冷漠、心理问题凸显，往往人们总是笼统地将这些社会发展带来的弊端和问题归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体制变革这一因素。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要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我们确实经常说利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来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但显然这“两只手”的出发点是立足于整个社会并非个人。于是市场经济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这些缺点成为了人们“一切向钱看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得当前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商家良心泯灭唯利是图、食品安全问题在全社会泛滥、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等等，而究其背后的原因是极为复杂，但从个体的角度分析，我们现存的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本身，而是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的思想观念。我国自古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情形下在人们的思想道德领域往往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居首要地位。而当社会的大环境有所改变时，任何一种事物又不可能完美无缺时，人们更倾向于从个人的利益和无限制的私欲出发，从而导致了当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生活多个领域爆发各种问题。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本来就是从国家的宏观对经济进行掌控，因此在社会生活领域这些问题爆发之前，“两只手”不能完美规避社会上的任何问题，致使问题发展的事态不断严重和扩大。
另一方面，从市场经济的特点来看，当前经济发展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也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致。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具有平等性、开放性、法制性和竞争性。从这四个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红利”。市场经济较之计划经济而言之所以是更为高级的，原因便在于市场经济的四个特点：平等性使人人都有机会享受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但这种平等又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平等”，计划经济时代的“平等”是绝对的平均主义，不能激发人的热情和效率，而现在的“平等”是相对的，是依据个人的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从而在激发人们的生产力、创造力的同时给人们以更多的机会；竞争性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外，对一般经济领域引进竞争机制，排除垄断，从而不断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市场的活力，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法制性是当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企业的关系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时，我们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免受损失；开放性则让我们的国民有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向发达国家学习，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而这些利益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给我们的，才使得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如此欣欣向荣。
因此，经济发展产生的问题究其根本还在于个体知与行之间的差距。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健康有序发展每个个体的心里都有“一杆秤”，然而当人们面临巨大的利益诱惑，并且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监管不利时，便会给人们这样的机会。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在加强人们的思想道德教育之前，更应该首先加强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只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认识到位，社会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使得在经济发展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加强依法治国，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领域的问题才会得到缓解，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加强人们的思想道德教育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与此同时，对于经济新常态的教育和宣传也十分必要。由于我国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没有很好地对社会成员进行相关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使得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甚至社会发展领域出现很多问题。加之当前国际、国内都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要使社会成员对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有客观的认识，才能使社会成员从心理上进行调整并尽快适应，而不是一味地对经济新常态误解和歪曲。
（三）加深对于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个体和群体的了解
早在1925年中国大革命不断进入高潮时，同志在关键时刻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并最终撰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同时也标志着思想的萌芽。
而反观当代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四个多样化”的特征表明：我国当前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使得过去对于人民那种“全覆盖”、“无死角”的思想政治教育很难实现，这就要求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立足于现实，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本身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例如如何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个人、企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就现在的现实情况而言，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不断加大，而往往在这些领域的人们的组织关系、个人的身份档案挂靠在一定的机构或者单位，而对于这些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往往也是有名无实，因此如何切实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中加强个人和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进行反思。
（四）加强思想政治的心理健康教育
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当个体或群体在重大变革之中，由于大环境的剧变往往会爆发各种心理问题，而在处理心理问题的过程中：首先，处理个人或群体的情感性因素问题；第二，分析当前的具体形势和问题；第三，从中找出正确或合理的解决方案。而在整个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至关重要。
我国在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邓小平就提出要坚持物质和精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在现实中，却在一些领域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随着社会生活领域问题不断出现，使得人们总在积蓄“负能量”，因此在问题来临之际，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介入，让人们找到正确的分析事物矛盾的武器――即马克思主义，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对于社会上具有“正能量”的事物多发现、多思考，对于“负能量”的事物要勇于面对、勇于承担、勇于用理性去分析；而在第二个分析具体形势和问题的环节仍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更新的。我们在不断进行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同时，应该提供给教育者更多的理论视角分析中国当下出现的各类问题，从而用更好的心态去面对。而在人们对问题进行处理和解决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要及时进行跟进和反馈，从而使得各类心理问题和矛盾能够从容处理和面对。
（五）加强并创建创新教育体系
创新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实践中面临的难题，其破解的途径寓于对我国当前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甚至变革。就目前教育体制中，关于学生新能力的培养大多集中在科学技术领域，鲜见于社会科学领域。针对于创新意识的培养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建立教育体系中关于创新评估的统一平台，使得学生可以以兴趣导向为基础，通过创新实践完成自己的部分学业。第二，设立相应的奖励机制。物质利益总能驱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在教育体制中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对于创造新鲜事物的动力。第三，为学生的创新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学校在有能力的基础上针对于学生的创新性教育进行物质上的支持和理论上的指导，从而使得学生更好地完成各项创新项目。只有将创新教育列入教育体制改革中，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转型才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变革。
当今，经济新常态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是多重的，而破解的成效也并不显著，如何更好地使思想政治教育走出困境，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值得我们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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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北京100000）
关键词: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分析环境质量现状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中图分类号:U4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1)09(c)-0150-01
1项目简介
重庆星星套装门有限责任公司星星小区科技大楼和职工宿舍位于重庆市开县新城汉丰街道安康片区,东面与开县蔬菜批发(临时批发市场,目前已经基本搬迁完毕)直销点相邻,其外隔驷马街和驷马河沟与美和佳苑小区相望,南面隔九龙路与机电市场住宅小区相望,西南面为中央国际生活城,西面隔百成街与鹤翔豪苑小区相望,北面隔人民路与安康居民小区相望,周边交通方便,市政配套设施齐全。
2环境质量现状
拟建项目所在地环境空气各监测因子Pi值均小于1,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中2级标准,因此拟建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良好,有一定的环境容量;澎溪河木桥断面和南河石龙船断面各项监测因子Sij值均小于1,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域水质标准要求,水环境质量良好,有一定的环境容量;声环境质量现状昼间为56.7dB～66.8dB,夜间为50.7dB～54.1dB,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类区域标准要求,因此项目所在区域声环境质量良好,有一定的环境容量。另外拟建项目所处区域属典型的城市生态系统,周边动植物稀少,区域内生态环境质量现状良好。
3环境影响分析及防治措施
(1)废气。建设项目运营期的大气污染源主要有居民厨房、培训中心餐饮油烟、地下车库的废气、柴油发电机废气和污水处理臭气等,因此,居民厨房废气通过小区排烟道从屋顶排入大气环境,应急柴油发电机和地下车库的汽车尾气量小,通过排烟道引至楼顶高空排放,污水池臭气引至楼顶排放。培训中心厨房产生的油烟废气经静电式油烟净化器(处理效率达85%以上)处理后,由专用烟道排放。居住楼下部分的商业用房若设置餐饮业,则需单独向开县环保局申报办理审批手续,经批准后方可设置,并在5#、6#楼配套专用排烟管道,餐饮油烟必须经静电油烟处理器处理后由专用烟道引至塔楼屋顶高空排放。所有排放口均高出上人屋面2.0m。
(2)废水。营运期的污水以生活污水为主,污染因子以COD、SS、BOD5、NH3-N和动植物油为主。项目营运期餐饮废水经隔油后与生活污水汇合,再经生化池预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经开县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地下车库、设备用房地面冲洗水经隔油、尘砂处理后排入雨水管网。
(3)噪声。营运期的主要声源设备全部置于地下,通过采取减振、消声、建筑隔声等措施加以处理,对评价区内的声学环境基本上没有明显影响,该区声学环境状况维持现状。
(4)固体废物。小区的生活垃圾采取袋装收集后送至小区垃圾收集点,由环卫部门及时运往城市垃圾处理场。
小区商业门面内若涉及餐饮,餐厨垃圾也应严格按照《重庆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市人民政府第226号令)执行,餐厨单位自行设置符合标准的餐厨垃圾收集专用容器,在餐厨垃圾产生后24h内交由有资质单位收运,送城市垃圾填埋场处理。
4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拟建项目所在地属典型的城市生态系统。拟建项目建成后,通过适宜的土地利用方式、污染防治措施、小区景观绿化和生态功能的建设和完善,将会使项目的生态环境步入良性循环轨道,项目建成后区域的城市生态环境将会得到较大改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呈正影响。
5居住环境适宜性分析
通过对工程的适宜性分析、污染物治理效果、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环境状况等预测评价的基础上,根据“重庆市房地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试行)”的要求进行评价拟建工程的人居环境适宜性,结果表明,重庆星星套装门有限责任公司星星小区科技大楼和职工宿舍居住环境适宜性等级为B级,属于适宜。
6产业政策、城市规划符合性及选址布局合理性分析
(1)与国家产业政策的符合性。对照国家发改委令40号《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的规定,拟建项目属于允许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与规划的符合性。根据开县新城总体规划,拟建项目所在地开县新城汉丰街道用地使用性质为办公、住宅用地,符合城市规划要求。
(3)布局的合理性。拟建项目结合场地所处的位置,及周边的景观要素,规划为四周围合商业建筑,穿插点式高层住宅,场地中部设置办公楼,场地的东北角设置竹材开发研究所技术培训中心。并配以丰富的景观,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规划串连其间的主道路骨架及步行景观廊道,形成“一轴、两环、三心”的规划格局。总体布局符合相关的规划要求。评价认为拟建项目总平面布局合理。
7结语
重庆星星套装门有限责任公司星星小区科技大楼和职工宿舍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城市发展规划和经济发展需要,其建设内容、土地利用、开发项目等符合国家、重庆市有关要求。项目总体布局合理,建筑设计新颖,对环境影响小,污染防治措施具有可实施性,拟建项目投入运营后不会使环境恶化,生态环境有所改善,项目建成后的居住环境适宜性基本合格。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评价认为,该项目在拟建场地建设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清洁生产审计培训教材[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
[2]胡二邦,彭理通,陆雍森.环境风险评价使用技术和方法[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
[3]张学超.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研究[J].法学杂志,2003,24(1).
一、引言
近年来，研究者包括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明确表示医疗改革是个政治问题，并提出对医疗改革与政策的研究需要政治的视角。①在美国，医疗改革成了总统选举最大的议题之一，对选举结果有很大影响。历届政府的医改方案及其实施常引来各种争议和不同利益群体的游说行为(参见蔡江南，2013)，各党派间难以达成共识，改革机会渺茫。当前奥巴马政府新一轮的医改就激起了巨大争议，甚至引起了关于美国应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的讨论。在转型后的东欧国家，医疗改革同样引来巨大政治争议。伴随着社会主义解体和政治体制转型，这些国家之前普及的公立医疗体系往往无法维持。新当选的政党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减少，医疗被部分商业化，而老百姓和医务人员常常不认同这样的改革，游行抗议频发。在英国，医疗卫生政策被比喻为“政党的政治皮球”(partypoliticalfootball)，是政党间争论的主要议题，也是各届政府执政的核心内容(巴戈特，2012：17)，并引来全民的辩论与参与。
政治处在卫生政策的中心，理解卫生政策中的政治跟理解医药如何改进健康一样重要(Buse，Mays&Walt，2005：2)。各项研究都显示政治对卫生政策有巨大影响，进而影响人口健康(Espeltetal，2010;Lundberg2008，2010)。进一步分析政治与医疗卫生政策的关系会发现更多具体的影响因素。有研究者(Guptaetal，2015)就指出全民卫生保健在世界各地的出现与各国的政治图景密切相关，作者认为影响福利扩张主要的社会政治因素包括：社会团结——公众对福利国家扩张的支持;经济增长;立法的传统——执政党把自己的政治议程变成法律的可能性;公众满意与否——是否认为执政党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务;一个受欢迎的推动改革的政治领导人。Walt和Vaughan(1986)指出卫生计划的制定涉及很多政治因素，他们认为在国家层面上影响卫生计划的因素存在于四个领域：政府、卫生部门、私人领域、外来的援助和国际机构。而在政府领域，一些国家倾向于把健康看作是个人的责任，因此鼓励私人部门来解决医疗问题，一些倾向于认为医疗卫生是基本权利，需要国家来保证其提供;此外，一国的政治文化(politicalculture)决定了公众意见如何表达，比如一些国家在政策制定中有各种咨询和沟通的制度，政治团体或其他利益集团也可以进行游说行动，而另一些国家政策制定过程相对较封闭，公众无法参与。
上述论述中，前者“政府的倾向看法”就是意识形态，后者“政治文化”则涉及具体的政治制度安排。前人对卫生政策决策过程的政治分析不少(涉及政治体制、政党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但少有研究专门探讨意识形态对卫生政策的影响。本文以政党意识形态为切入点来分析政治与卫生政策的关系，以理论关怀为主、经验分析为辅，梳理学界对意识形态与卫生政策间关系的看法。
二、理论框架：意识形态、政党与卫生政策
政治关乎谁掌握权力、如何制订和实施政策、谁得到什么以及谁受损。沃尔特(Walt，1994：4)就指出“医疗卫生政策指涉过程与权力……它牵涉到政策制定过程中谁对谁产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医疗卫生政策过程中涉及的群体很多，包括病人、医疗职业群体、政治家、医药企业、管理者等等。政府和执政党在医疗政策变革中往往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决定了谁从改革中受益以及谁来承担改革的成本。而执政的政府和政党往往带有特定的主导意识形态。Hunter(2008：14)表示尽管政府常常宣称卫生政策的制定是基于实证的，但卫生体系改革很大程度上是由意识形态和信仰混合影响的，这些意识形态和信仰选择性地用实证信息以获得更多影响和支持。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于19世纪初提出，指代“观念的科学”(周靖、张孜孜、朱衡，2012)。但在后来的运用中，意识形态一直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被不同的学者定义为不同的内容，包括：错误的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阶级斗争(列宁)、社会粘合剂(Gramsci，Althusser)。②其他学科如人类学认为意识形态是文化中关于社会应该如何被组织起来的部分，表现为关于什么是共同利益的观念，它涉及政治、规则，以及对与错的区分，是规范性的知识(Eriksen，2001：116)。在此意义下，意识形态是关系着“正常”与“不正常”社会现象的定义，从而影响政府议程中哪些问题被认为是需要政府注意并解决的。也有研究者指出在社会研究中，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组用来解释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观念与原则：它带有某种价值判断，为社会权利的运作提供基本的价值框架，甚至描绘出一个社会秩序的蓝图(周靖、张孜孜、朱衡，2012)。总而言之，意识形态是思想和观念的体系，往往反映和推动特定群体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价值与利益，一个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反映它所代表的群体(Bambra，Fox，andScott-Samuel，2007)，在政府中即执政党和它所代表的利益群体。
但总的说来，在分析卫生服务提供中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不容忽视。NHS在英国政坛和媒体受到的瞩目以及各种政治人物的参与显示了医疗卫生在政府工作中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未来也不会改变。
三、对中国卫生政策研究的启示
苏东巨变之后，有研究者认为意识形态之争已经死去(Fukuyama，1992)，主导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模式之外没有替代模式。然而在医疗卫生领域，意识形态之争始终伴随着医疗卫生的发展，关于医疗卫生政策的价值观念是各党派间争论的焦点之一。
我国的政治体制与英国的议会民主及多党执政不同，决定了我国医改的决策过程有所差异。但中国也可以看到政府推动医疗改革的执政考虑，以及政府不断自我更新主导意识形态的努力。与英国医疗卫生领域的变化相类似，中国的医疗卫生领域过去几十年也大体经历了由不同意识形态主导的三阶段：(1)改革开放前，由国家或集体提供全面的基本医疗服务，医疗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2)1980年后，伴随着对文革和合作化的批判及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中国也受到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医疗体系渐渐私有化和商业化，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在医疗总费用中比重减少，医保覆盖率降低;(3)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医疗体系有回归公益性的倾向，开始把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提供，2009年新医改方案正式通过，提出到2022年实现基本医疗服务全覆盖的目标，这一时期医疗改革是对前一阶段新自由主义盛行下市场主导的反思，并开始更多地借鉴西方福利国家的模式。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也有声音用西方福利陷阱来反对正在进行中的医改措施和福利制度。
在分析中国医疗变革时，WinnieYip和WilliamHsiao(2015)认为关于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的意识形态(政府和市场，谁在卫生资源分配中更有效，以及二者各自的公平性问题)是医疗改革的主要动因之一。政府行动中的社会价值，尤其是关于公平和经济发展二者优先性的考虑，对医改选择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起了关键作用。笔者认为中国的医疗体系更多是融合了各种意识形态包括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主义，其间夹杂着市场和国家的角色之争。中国当前的医疗体系依旧是市场和计划体系的糅合：政府一方面开始重新承担基本公共卫生责任并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另一方面也鼓励私人医疗的发展和私人资本投资医疗卫生领域;一方面采纳市场原则来运营和评估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国家依旧紧紧控制医药价格、人事和管理。
当前医改也是一个市场派和政府派意识形态的激烈论争之地：政府派认为中国医疗体系的问题源于市场，主张国家主导医疗，恢复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市场派认为中国医疗体系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而是因为政府对医疗市场的不适当干预，并主张进一步解放医疗市场或者重新平衡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seeDuckett2011;Kornreich，Vertinsky，andPotter2012：183-84)。市场派和政府派各自有一大群支持者，而双方意见现在也变得越来越混杂，并且不时有所改变。此外，在全球化时代，多元化的观点也让公众对政府卫生政策的接受程度参差不齐。经历过集体时代基本医疗全覆盖的民众与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而更具国际化视野的年轻一代对医疗政策的期待和诉求不同，这让政府的医疗政策合法性经常受到不同人群的质疑。因此，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的医改中，由于意识形态的放松和多元化，导致政策选择的多元化和政策合法化的危机。
政策和政治相互影响。一国的政治(政治体制、政党政治、意识形态等)影响甚至决定政策的颁布和实施;适宜的政策也给执政党及其意识形态带来合法性，而为了赢得执政合法性，政党需要调整其主导意识形态并转变政策。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医改中都在论争政府和市场各自角色，一个国家很少会采取完全的政府主导或者完全由市场主导的医疗服务模式，而是选择一个居于二者的中间道路，纳入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角色。不同的意识形态影响着卫生政策的制定，而社会价值影响着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这样的选择关系着民众的保障，也关系着执政党的政权合法性。理解政治模式下政策的经验条件可以启发更好的公共政策制定;而对特定政策的分析也是了解政治脉络的途径。
然而在对中国的医疗卫生改革和政策的研究中，少有关于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同医疗卫生政策关系的分析。在中国，医疗卫生服务过去几十年越来越被当作商品，需要个人在市场上采购，因此健康是个人的责任，被个人的行动所决定，而不是社会的和政治的。我国医疗政策的研究常常被经济原理主导，集中于探讨改革和政策的经济功能与表现。常用的实证和科学的方法研究卫生政策也倾向于把事实从混乱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分离出去，显得医疗政策和改革是在政治真空的环境中运行的。医疗卫生和健康问题被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了。当下中国卫生政策的变动不仅仅是由于具体卫生问题的出现(如SARS的爆发)而启动，还由于政府自身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理念变化，执政合法性的考虑，夹杂着来自利益群体(医院、医药公司等)和民众的压力。
中国医疗也有政治，执政党自身需要不断地改变思想，吸纳多元的意识形态，用意识形态来合法化政策或者把意识形态的转变运用到具体的政策中进行有效的变革，从而进一步巩固政权。中国医疗改革的转变历程恰恰显示了政府适应环境，不断自我更新、转变观念和找寻合适意识形态的过程，然而社会整体意识形态的式微也让政党的公共政策被质疑，合法性面临挑战。分析中国医疗改革不但需要把政治的因素纳入考量，而且需要把政治从学术研究的潜意识转变到显意识。政治分析能让我们看到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深层次的运行原则，理解这些原则对改进政策是必不可少的(Hunter2015)。中国正在进行的新医改提供了一个理解国家政治的窗口，对政治在医疗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看清医改中的问题，从而推动更好的卫生服务。
1.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不仅造成惨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危及公共安全。这次惨痛的事故，对于政府来说的警示()
①加强群众的安全意识
②完善应急预案
③强化市场主体社会责任，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④珍惜尊重生命
A.①②B.①③
C.②③D.①④
[答案]A
[解析]对于政府来说，加强群众的安全意识是必要的，同时，也要完善应急预案，故①②符合题意;对于企业来说，则要强化市场主体社会责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而对于个人来说，则要珍惜尊重生命，本题的角度是政府，因此本题选A。
2.2015年，北京市政府首次邀请30位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市民代表参与对58个市级政府部门负责人的述职考核。这一举措体现了政府()
①及时公开信息，依法科学决策
③坚持群众观点，推动履职尽责
③加强公民参与，主动接受监督
④重视代表提案，保障群众权益
A.①②B.①③
C.②③D.②④
[答案]C
[解析]材料体现了北京市政府从人民群众角度出发，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并接受人民的监督，切实履行其职能，②③说法正确。材料中未涉及政府决策和代表提案，①④与材料无关，排除。
3.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下列能体现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是()
A某区政府探索居家养老新模式，政府出资购买服务，困难老人持券消费
B.政府取消种粮补贴，让农产品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
C.某市政府召集银行高管开现场办公会，为某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D.某市政府把社会治安承包给保安公司
[答案]A
[解析]B表述不合理，农产品事关国计民生，其价格过低会导致农业基础地位不稳，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其价格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现实中我国一般对农产品实行最低收购价;C表述错误，政府越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社会治安属于公共物品，不能由市场来调节，故D排除。
4.当今世界，政务信息化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提高工作效率、履行政府职责、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必要环节。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政务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实行电子政务()
①保障了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管理权和监督权
②体现了政府审慎用权、民主决策
③能使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基层民主管理
④有利于人民群众了解和监督政府工作
A.①②B.②③
C.②④D.①④
[答案]C
[解析]实行电子政务体现了政府审慎用权、民主决策的工作态度，有利于人民群众了解和监督政府工作，②④符合题意;①错误，管理权和监督权是法律规定的，不能夸大或缩小;③不符合题意，材料是政务公开，没有涉及基层民主管理。
5.微信问政中，政府的参与，使微信问政具有很强的________________功能;人大的参与，使之具有很强的____________功能;市民代表、法律专家的参与，使之具有很强的__________功能;而相关的媒体的参与，使之具有很强的__________功能。
A.行政系统外部监督行政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舆论监督
B.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权力机关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
C.行政系统外部监督权力机关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
D.行政系统内部监督行政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社会监督
[答案]B
[解析]政府的参与，这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人大的监督，是权力机关的监督;媒体的监督是舆论监督;市民代表、法律专家的参与属于民主监督。故选B。
6.近年来，我国多地遭遇雾霾，空气质量令人担忧，影响了人们生活、健康。
材料一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这三项是雾霾主要组成部分，最后一项颗粒物(ParticulateMatter，缩写PM)是加重雾霾天气污染的罪魁祸首，它能直接进入肺部，甚至渗入血液，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人类可以暂时没有食物，但每分每秒都离不开空气，治理雾霾刻不容缓。为此，同学各抒己见。
(1)请你对同学甲和同学乙的观点，运用政治生活有关知识作论证。
材料二“提升幸福感，从健康呼吸开始”，雾霾天气使得空气质量明显降低，江苏省政府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向各市政府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采取预警和应急措施，切实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2)谈谈政府在“提升幸福感，从健康呼吸开始”方面该如何作为?
[答案](1)甲：我国政府具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能;我国政府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人民负责的原则。
乙：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居委会、村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或村民自治、居民自治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
的途径)
(2)①政府应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加大市场监管，确保绿色生产落到实处。
②政府应履行组织社会文化建设的职能，做好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
关键词：市管县；省管县；行政生态学
一、关于行政生态学的概念
行政生态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行政学界兴起的一门以生态学的方法研究行政现象、行政行为与行政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行政学分支学科。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高斯把生态学观点引入行政学领域之后，里格斯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行政现象，即从公共行政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外部关系上着手，去了解一个社会的行政制度和行政行为。里格斯对五种主要的行政要素进行了分析，即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以及政治构架，同时他还进一步分析了过度社会公共行政的特点。里格斯提出的行政生态学研究，为新型公共行政学在研究上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
二、行政生态学视角下市管县体制的不足分析
（一）市管县体制下的异质性
里格斯认为异质性是指一个社会在同一时间里，同时呈现了不同的制度、不同的行为观点。这种异质性主要体现在表现出强烈的反差。反思市管县体制下，不可否认中心经济发达的城市对周边经济发展薄弱的区域有强大的辐射作用，带动该区域的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最初提出市管县体制的主要初衷。然而由于市级区域有其绝对的“精英”优势，当市级政府对县级区域的资源进行掠夺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县域经济发展受阻。
（二）市管县体制下的重叠性
里格斯提出的重叠性是指行政机构并不一定具有其应当的功能，行政行为往往受到非行政标准所主宰，而不受行政标准所决定。市管县体制下，地级市成为了一级的行政管理层，机构就有重叠性，同时增加的行政机构和行政编制，使得上下级政府信息反馈更加增加了层级。制度体系和省管县体制相比变的复杂，行政管理机构以及行政人员的增多必然会导致行政成本的增加，增加了政府的负担，行政效率下降。
（三）市管县体制下的形式主义
我国设置市管县体制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市管县体制设置的目的是让城市发展弱的县区向经济发展强财政收入多的中心城市寻求帮助，但是实际中这种体制设计下存在着形式主义。许多市级中心城市靠着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地理位置优势大力发展自身的经济，耗费大量的资金投入，自身城市化进程中财政投入过大，对县级的财政扶持更是少之又少，同时市级中心城市在资源开发与占领方面占据优势，更能进一步发展当地的经济。另外，当县级城市的经济发展与地级市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相当时，市这一层级的设置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阻碍。
三、主要行政生态要素对省管县体制形成的影响
（一）经济要素对省管县体制形成的影响
里格斯认为经济要素是在作为第一位要素影响着国家公共行政。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我国的城乡差异也在逐步的缩小。当县域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地级市区的时候，省管县体制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可操作性和必要性。随着城市化不断的发展，交通已经不止阻碍中心城市与县域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省管县体制的实施难度也降低，在此基础之上精简机构减少层级能使政府成本大大降低。同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孕育的市管县体制已经不能在市场经济下使的省级区域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资源得不到最大范围的流通。
（二）沟通网络要素对省管县体制形成的影响
里格斯所说的沟通网络包括社会的文化水平、适用语言的状况、社会舆论的力量以及通信和交通的状况等使整个社会互相“沟通”的手段。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沟通网络是否畅通，对其公共行政有重要的影响。省管县体制下，随着管理层次的减少，相互之间沟通会更加的顺畅。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的发展，政府管理体制与网络技术的结合打破原先的区域之间的信息交流障碍。网络技术发展增强了现代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扩大了各级政府包括省一级政府的有效管理幅度，使省域与县域之间的空间距离大大缩小，为实行省直管县（市）的体制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三）政治构架对省管县体制形成的影响
里根斯认为政治和行政应该是分离，行政靠政治来领导，而政治则要依靠行政来实现其目标，行政制度的有效与否是决定政治目标能否圆满实现的关键。现行体制下我国市管县体制下的弊端引起了我国政府的不断的关注，党和国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为省管县体制奠定了政治基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成熟地区可以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2008年提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推进省直管县参政体制改革，2009年国家文件继续指出要稳步推进扩权强先改革试点，我国第十一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正式将推进强县扩权、省直管县写进未来五年的改革事项。
四、结语
市管县体制和省管县体制都有其自身的利弊，改革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持续稳步的进行。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历程必将艰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的体制改革更需灵活掌握，与市场结合。如何大力加快我国城镇化步伐，更加深入地改革我国行政体制是一项长久的工程，值得不断探索与反思。
参考文献
[1]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2。
[2]彭文贤：行政生态学[M].台湾：三民书局，1988。
[3]戴军：省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原则[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5
(一)、关联交易的定义
关联交易,又称为关联方交易、关联人之间的交易。我国财政部1997年的《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第8条规定:“关联方交易是指关联方之间发生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
(二)文献回顾
中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形式很多,而且非常频繁,涉及的数额巨大。陈晓和王琨的分析结果表明,关联交易的发生规模与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持股比例超过10%的控股股东数目的增加会降低关联交易的发生金额和概率(2005)。刘文娟通过构建小股东监督关联交易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和证券监督部门监管关联交易的混合战略博弈模型,对上市公司大量关联交易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小股东和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不足为关联交易的大量出现提供了便利条件(2007)。都表明中国现状下的关联交易有负面影响。
二、公司绩效与公司成本函数模型建立
本文通过构建集团公司的效率与成本的函数,分析成本与效率的关系。本文将正常关联交易情况下的效率与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下的效率对比,主要是在正常情况下的基础上,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造成公司成本的变化进而带来的效率变化。
(一)公司成本介绍
主要包括8块成本(1)治理主体的交易成本(记为C1)。(2)成本(记为C2)。我们将成本定义为在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博弈中总的价值减少。(3)第二类成本(记为C3)。也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内容,它是指因投资者之间利益冲突所产生的成本。这里的“委托人”是指分散投资者,“人”是指控制性投资者。(4)治理结构的组织成本(记为C4)。(5)市场治理成本(记为C5)。(6)服从成本(记为C6)。(7)政府治理成本(记为C7)。(8)制度摩擦成本(记为C8)。(周清杰,2003)
(二)绩效与成本的关系
介绍了这些成本之后,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效率关于成本的函数。因为我们假设公司收益的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成本分析效率是合理的,关系式表示为:
因为本文讨论的是静态情形,关联交易主要影响的是前三类成本,所以可以进行以下假定:
1、上市公司进不进行关联交易不影响市场治理成本和政府治理成本,即表示市场和政府对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5、各成本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彼此独立,即各成本之间不相关。
这样关系式变为:
下面就着重分析主要成本的变化以及给效率带来的影响。
科斯的研究指出,传统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效率问题的时候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价格机制运作是有成本的,即交易成本。关联集团通过资金、技术或人员等将这些企业密切联系起来。这些企业仍然是独立的法人,但与主体企业有密切的合作关联。这样企业不仅可以通过与这些外部组织之间的资源流通节约交易成本,而且仍在一定的程度上享受一体化组织的规模、范围和分散风险的经济性。集团内部成员组织之间的交易即关联交易可以大大节约交易费用。为了避免风险和节约成本,关联交易便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外部的市场交易。所以我们假设上在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条件下,只要控股股东从关联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他所支出的成本时这种非公允关联交易就会发生(陈振华,徐向艺,2005)。这种行为发生后,中小投资者利益受损,必然会采取行动,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第二类成本会增加。从经济学角度说就是后者的逆向选择会导致公司效率低下。
因此我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虽然降低了交易成本使效率大大提高,但是同时一部分交易带了成本和第二类成本的增加又使效率降低,因此这么一升一降,关联交易对绩效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下面就分别讨论:
效应不及关联交易给降低交易成本带来的效应。
(三)、模型分析的结论
通过上述的论证,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效应是不确定的。问题出在新增的成本和第二类成本上。现有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机制越不健全,发生关联交易的可能性越大、非公允性越强(Gordon、Henry和Palia,2003;Kohlbeck和Mayhew,2004),同时认为,高管薪酬与关联交易的发生频率和规模负相关,即给予高管越多的薪酬激励,其串通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掠夺中小股东的可能性越小亦即成本越小。Gordon、Henry和Palia对美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而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越高,则上市公司的不公允关联交易的概率越大(刘文娟,2007),而目前我国的监管和法制都不到位,市场不规范监督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完善我国市场机制和监管机制,降低监管成本,可以降低非公允性关联交易概率即降低了第二类成本。还有我们可以变“一股独大”变“多股同大”,从而降低第二类成本。
与经济发展极不相称的是生态破坏趋势愈发严重，水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酸雨、雾霾以及危险物跨境转移和越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随着现代科技文明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反而是越积越多，越积越难，以致于演变成了当下无法破解的生态困境。在不完全的市场竞争体系下，搭便车问题的广泛存在，必然使得市场机制提供生态保护这样的公共产品的严重不足，有时甚至出现供给为零。”必须清晰，正因为生态环境被当成是公共资源，其自身的不可分割性导致其产权根本无从界定，既然界定不了，市场机制根本发挥不了作用，这相当于给了企业一个违法的正当理由”，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与生态治理的积极性必然极大的降低。环境破坏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不断生长的问题。人类过度利用自然可再生资源的例子是过度捕鱼和过度采用地下水。雨林的毁坏和湿地排水是对自然界有意破坏的两个例子，结果造成了自然资源的锐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日渐降低。”显然，在转基因技术主粮化的背景下，转基因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其负外部性”亦给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压力。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理念，每一个市场经济主体不仅仅是理性经济人，同时也应是理性生态人。客观上，国家应该强大的理想来自于推动环境修复、规制建立和在某些情况下禁止一系列环境与社会破坏性活动的需要”生态环境如同人一样，拥有正常的身体机能，一旦体力被严重透支，而又得不到及时、有效地恢复，那么精疲力竭而亡则是难逃的命运。在我们毫无节制的挥霍、浪费自然资源，过多消耗大自然的体力”之时，生态系统是无力抵抗的，必然会面临崩溃的窘境。目前人类面临的所有威胁都应立即解决，因为任何拖延都会提升威胁背后的风险。”因此，我国的生态治理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二、经济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
尽管生态环境本质上属于公共产品，现代国家机器应该为大量环境难题的产生负责，而全球生态难题也日渐凸显，挑战着现代国家机器。”但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否同时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利益息息相关，并非只是国家的事，更是每个公民的事。大自然无法享有或者主张人类的权利并承担义务，但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外部环境。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破解生态困境必须动员公众的力量，让每个有德性的市场主体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根据著名经济法学者陈乃新教授首次提出的增量利益关系说”，在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创造、竞争实现、共同分享”这一新型的增量利益关系。单个经济法主体以及企业这一典型的结合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直接或间接的造成了生态困境，其理应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治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生态文明的建设有赖于每个人都最大程度地优化使用自身的劳动力。正所谓，满足人的需要是法的价值最基本的内容，是法对于人的首要意义。”而经济法作为现代私法，旨在通过重建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明晰产权以激励各经济主体持续保有最大积极性投身于劳动创造，并不是单纯依靠掠夺大自然来成就当代的工业文明，其所内含的同创共享”理念对吸引全民积极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因而，从现代经济法学视域下解读生态困境并寻求破解之道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突破口。
三、社会化大生产下生态困境的成因分析
（一）社会原因
在个体生产时代，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利用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有限的生产，而且个体劳动力利用自然的程度相当有限，生产工具有限，生产方式单一，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能力”不够。当人类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变得日益密切频繁，社会财富大多是由众多劳动者协作创造，个体劳动力变成了普遍的结合劳动力。个体与个体间合作创造形成结合的劳动能力”，同时这种结合的劳动能力所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单个个体的生产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砍一棵树凭一己之力得花上好几个月时间，现在砍一片树林都只需一个晚上便能完成，由此可见，规模化、集合化、机械化生产对自然的破坏力正在不断加大。
（二）经济原因
资本的逐利性正蚕食着生态自净能力和资源再生能力，使得大量的生态资源不可逆的被消耗掉，市场经济下必然得究其经济学原因。目前，集体有限理性的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无论是个人理性的选择还是个人非理性的选择，都有可能造成集体有限理性的结果。”面对生态环境这一公共产品，任何理性经济人都不愿当一个如此的好人——费力不讨好的放弃争取眼前利益的机会。假如市场经济中存在污染，但政府并没有管制环境，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既然没有企业愿意投资环保设施，或者投资了环保设备仅仅只是个装设，并非真正投产运作，如此对环境治理毫无益处。基于非合作的博弈思维，基于人的自利本性和市场信息的极度不对称，生态治理困境也就顺理成章的诞生了。
（三）政治原因
诚如所指，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政绩讲究GDP增长，公共决策必定偏离了理性的正常轨道，这一根深蒂固的经济中心主义”几乎束缚了所有市场主体的思维观念，导致普遍的环保意识薄弱，尤其是政府官员这一握有公权力的群体。基于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国家偏重于保护既得利益，维护政权的稳定。改革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我国当前不计成本、不计环境污染与破坏，一味追求高速度的GDP至上的发展观”，正是国家政治的盲目偏向助长了污染、浪费这一畸形市场的强大成长。
四、破解生态困境的具体路径
诚如美国著名学者弗里德曼所坚持，企图通过法律进行社会变革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法治经济，法律制度是现代化治理的强效武器。治理生态问题，破解生态困境，必须依靠法律来解决双边信任难题，以良法保障生态文明的善治。
（一）微观产权激励：构建生态利益同创共享”的经济法治机制
基于人的自利本性使然，个体以及个体结合而成的企业作为微观经济法主体，有动力为了自身的发展利益而选择依法有序地参与生态经济建设，聚焦生态效益的同创共享”，通过重建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实现自然生态秩序的重建。必须承认，人是自利的、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中如此，在公共领域中也是如此。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政治家、纳税人或者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而现代经济法强调生态增量利益的同创共享，使得每个人的积极性得以保障，让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参与环境保护，都能从环保治理中感受到有利可图，这一精神实质恰好契合了人的功利性内在需求。其旨在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重建就是明晰产权的过程，构建生态利益同创共享的经济法治机制就是以微观产权激励每个有德性的市场主体参与生态治理的务实之举。
（二）宏观政策引导：应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健全生态风险评估体系
今天的我们已然迈入了全新的大数据时代，能够通过样本分析而突出个性化服务和私人订制的大数据技术可谓是占据了市场比较优势。因此，为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宏观经济主体一方的政府理应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理性分析各类主体行为可能产生的生态风险，预测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以此引导各企业建立起便捷智慧的、高效沟通的内外部协作模型，确保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国家法律政策下有序开展。具体来说，一方面，政府有能力运用大数据技术引导并推动建立健全生态风险评估机制，建立健全生态事故的奖惩追责机制，防止有限的资源被掠夺性开发，确保资源合理高效利用。另一方面，通过依法行使公权力以公共决策等形式认可自然生态的价值，将能源消耗率、环境损害度、生态破坏力等纳入社会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尤其是必须将生态效益纳入其中。有理由相信，此举必是实现我国生态经济可持续科学发展的不容忽视的创新视角。
（三）官民通力合作：强化生态法治思维重塑理性生态人行为模式
[论文摘要]企业安全是企业通过吸引资本、技术、市场等各资源所有者和促进各资源所有者协调一致．来维护企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状态。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视角．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钢铁上市企业安全水平进行有效评价．提出提高企业安全水平的政策建议。
一、引言
(一)传统的企业安全观
安全是源于对工程领域安全性分析的一个术语，有关安全的研究，以往学者大多从企业的生产安全、经营安全或信息安全方面进行论述，来分析企业生产过程或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例如财务风险、人身风险等，而有关企业在市场中生存和发展的安全问题的论述几乎没有。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企业安全问题，分析企业是否能在市场中安全地生存和发展。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不一定是安全的，而一个安全的企业必定是有竞争力的，因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状态的维持，是在市场竞争中体现的，安全水平高的企业必然是在市场竞争中能够高概率维持生存和发展的企业，也必然是有竞争优势的企业。
(二)基于能力资源的企业安全
本文认为，企业安全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是指企业在某一方面受到损害或存在不足，从而影响企业的生存和持续发展。企业是否安全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一是企业是否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二是企业能否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维持生存和发展。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是有形的，比如资本、技术、市场等，而企业利用资源维持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是无形的。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掌握在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手中，利益相关者贡献的资源强，则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就能够满足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企业利益相关者参与对企业的治理，利益相关者的治理能力、合作性为企亚有效利用各种资源维持生存和发展提供保证。
通过分析企业吸引各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进行有效合作的能力，本文认为企业安全可以从资本、技能、市场、投人品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资源5个方面予以保障,5个方面安全状态的加权累加，就构成了企业的安全状态。
二、基于公司治理的企业安全指标设计
企业安全一方面通过公司相关者所拥有的能力资源来保障，另一方面通过激励相容机制的设计，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取向与公司利益取向保持一致。因此，企业安全的公司治理保障，需要考察两个方面:①公司吸引优质资源所有者的能力;②促进资源所有者协调一致的激励相容机制。
(一)资源所有者的能力保障
公司治理的能力体现为公司通过某些指标展示其对资源所有者的吸引力和资源所有者的能力两个方面。按照公司相关的资源要素，本文将公司治理的能力分解为5个部分:
(1)资本资源的公司治理能力。股东拥有资本资源，他们决定着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是否会面临资金瓶颈。如果股东融资能力差，那么公司将可能在未来面临财务危机。股权越分散，说明中小股东对企业资本贡献越大，我们用前十大股权集中度来反向表示。
(2)技能资源的公司治理能力。董事会、经理和员工拥有技能资源，通过董事会和管理层拥有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技能和参与战略决策的能力，员工拥有开展企业工作的业务技能，他们决定着公司在市场竞争中是否具有技能优势。
(3)市场资源的公司治理能力。下游客户拥有市场资源，拥有决定是否购买企业产品和采购价格的权利，他们对产品的认可度与购买行为的形成对企业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4)投人品资源的公司治理能力。上游供应商拥有投人品资源，决定着向企业供应投人品和供应质量等问题，决定着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支持能力。
(5)其他相关利益者资源的公司治理能力。政府拥有政策方面的资源，有权决定是否向企业提供优惠政策，政府的支持对企业和产业都能产生引导性和实质性的支持作用。
(二)公司治理的激励相容机制
公司拥有优质的资源，并不代表具有高的企业安全水平。优质的能力资源只是获取高的企业安全水平的基础，优质能力资源的作用发挥，还需要相应的激励相容机制作为保障。能力资源参与者参与公司的目的是获得各自的利益，如果各利益相关者不能在激励相容机制约束下协调合作，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则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因此，指标设计时，我们应该把相应的约束性设计进去。例如，合理设置独立董事比例可以控制大股东的侵占行为，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最后得到的基于公司治理的钢铁上市企业安全评价指标如表1所示。
三、基于公司治理的钢铁上市企业安全评价
(一)数据来源
对2009年25家钢铁上市企业年报数据进行统计计算、整理，得到除供、销稳定性，所管辖政府级别3个指标外的所有定量指标数据。对于所管辖的政府级别，我们做以下处理:对于中央政府管辖的国有企业赋值为90，对于地方政府管辖的国有企业赋值为80，对于民营企业赋值为70。对供、销稳定性采用专家打分的方法获得，尽管是专家评分，这项指标也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主观成分，为了降低主观性，本文给出相应的参照系，见表2。由于篇幅有限，初始数据从略。
(二)运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
综合目前相关领域的评析方法，大体包括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方法、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bp神经网络评价方法等。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方法和层次分析法的缺点是权重的设定主观性太强;应用bp神经网络评价方法的难点在于，大量的数据难以获取和训练时需要输人的各个样本的企业安全水平值难以确定。因此，本文选择因子分析法对各企业的企业安全进行综合评分，该评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企业安全的相对强弱。因子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1.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变换
标准化公式为：。在进行指标标准化处理时，对于正向指标与负向指标及适度指标进行区分，不同的指标类型应作相应调整。
2.建立因子分析模型
经过提取公共因子、因子载荷矩阵变换等步骤后，则可以计算各个公共因子得分，从而建立因子分析模型:
4.因子分析定量过程
运用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kmoandbartlett’stest检验显示kmo=0.605>0.5，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为43.707，对应的显著性水平sig.=0.003<0.05，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有效。经分析得出前3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到71.634%，说明前3个主成分基本包含了全部指标具有的信息。由于初始因子负荷矩阵对因子命名和解释不明显，所以又进行了方差最大化的旋转，旋转后的负荷矩阵如表3所示。
可以看出，旋转后原始变量在各主因子上的分布离差较大，这样就可以对这3个因子进行解释。因子f,在xs,x6,x:上的载荷很大，这3个指标可以反映企业规模，故将f,称为企业规模因子，企业规模越大，管辖政府级别越高，企业供销越稳定;因子fz在x,,xz,x3上的载荷很大，可称为董事因子;因子f3在xq上载荷很大，可称为员工因子。这3个因子对企业安全的影响是不同的，前3个因子的因子得分表达式为:
最后对上市钢铁企业安全状态进行综合评价，计算得出的因子综合得分为:
通过实证分析，最后得出25家钢铁上市企业安全状态的综合得分，见表4。
(三)结论分析
根据对我国钢铁上市企业安全的评价结果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1)钢铁企业整体安全水平不高。只有30%左右的企业安全水平在平均水平之上，这表明少数企业安全水平较高，而多数企业安全水平较低，需要进一步提高企业安全水平。
(2)企业的安全水平不平衡，中央管辖的国有企业整体高于地方管辖国有企业。四大钢铁央企均排名在前十位，宝钢、鞍钢和河北钢铁位列前3名。
(3)钢铁企业发展不全面。从表4中可以看出，只有少数企业在3个公共因子方面发展均衡，大部分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例如宝钢在董事因子上得分很低。因此，各钢铁企业应从实际问题出发，在制定企业安全策略的时候，切实分析影响企业安全的主要因素，这样才能真正提升钢铁企业安全水平。
四、政策建议
通过对我国钢铁上市企业安全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可以看出，为保证企业安全，企业在提升公司治理各个方面的能力上还有待加强，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1)完善董事会制度。鼓励加大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和对关键问题的否决权，防止控股股东损害其他中小股东利益。建立合理的管理层年薪制度和股权激励制度，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