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媒体；中国形象；VK网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708（2016）156-0065-02
新媒体通常是和传统媒体相对而言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通讯设备的广泛使用，新媒体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社交媒体作为新媒体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它的出现则深刻地改变并影响着新媒体的生态系统，在传统媒体逐渐式微的环境下，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人们联系彼此、互通有无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本文以在俄罗斯、中亚和东欧地区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社交网站――Vkontakte（简称VK网）为例，深入研究2014年10月至2015年9间VK网中影响最大的社群“这就是中国”中的有关中国的新闻资讯，试图探讨与传统媒体相比较，作为新媒体的VK网是如何塑造和建构中国形象的。
1数量和议题
VK网全称为BKOHTaKTe，俄语为“接触”之意。目前注册用户达2.39亿人，用户主要集中在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等俄语系国家，少部分集中在欧洲、美洲和亚洲其他地区。66.10%的用户集中在俄罗斯，10.%为来自乌克兰，4.40%来自哈萨克斯坦。可以说VK网的中国形象可以看作是俄罗斯的中国形象。
根据统计，从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期间，除去无效表达外，共有新闻报道1428篇，与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不用考虑到版面问题，也不必考虑发行量问题，因此比传统媒体具有数量上的优势。据统计，每个月的新闻额并均衡，额最少的是在12月，有62篇，数量最多的是在3月，有198篇，最高月份和最低月份的数差为136篇，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总的来说VK网对中国的报道频率仍属于常态。
除此之外，将1428篇新闻分为12大议题，统计发现，政治类共有257篇，经济类309篇，文化类147篇，社会类378篇，国民类48篇，见闻类7篇，教育类24篇，军事类78篇，旅行类29篇，体育类16篇，外交类47篇，卫生类94篇。如图1。
可以看出，VK网中的资讯新闻议题分布比例并不均衡，社会类议题所占比例超出了政治类和经济类，而比较关注中国的当下的社会状况，所占比例达到26.36%，其次是经济类，占到21.55%，说明经济类、尤其是包括电子商务与网络购物平台在内的两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依旧是重要的话题，这也是当下中俄两国人员交流的现实反映，政治类以17.92%的比例紧居其次，从侧面反映了政治话题本身仍具有一定的敏感度和议论性，议题分布最低的是教育类、体育类和见闻类，说明VK网在构建中国形象的过程中对体育类和教育类等的关注并不突出，但并非没有，虽然各个议题比例不够均衡，但也各有所侧重，其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是多方面的、多角度的，因此也是全面的。
2倾向性分析
一般而言，新闻并不存在绝对的客观公正，它总是暗含报道者的观点和态度，VK网的新闻大致可以分为资讯新闻和视频新闻。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笔者将资讯新闻内容的倾向性分为正面、负面和中立3种。通过对1428篇新闻报道内容的分析，得出正面报道172篇，负面报道140篇，中立报道1116篇。中立报道占据了78.15%，可以看出VK网并没有出现西方社会的涉华报道中惯有的“中国”的基调，虽然负面报道仍然有9.80%的比例，但已经低于正面报道的12.04%，从整体上看，VK网中的中国形象是客观的。在各个议题中，正面比例最高的是经济类、军事类和卫生类，这与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成就密切相关。负面报道比例较高的是政治类、社会类、旅行类等，见闻类和国民类等则正负相当。政治类的负面主要集中在、网络审查制度方面，几乎占据了整个负面比重的一半以上。经济类正面报道比重高于负面比重，主要集中在中国的网络购物、电子商务平台以及中国的手机制造和轻工业产品上来。社会类负面新闻主要集中在社会上突发事件、社会纠纷以及工厂爆炸和救灾不力上来，军事科技类正面报道主要集中在中国的电子产品、即时通讯工具和软件的兴起。在卫生类方面，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动植物上来，对最近经常提起的雾霾和自然环境破坏较少提及或较少负面评价。从整体上来，正面报道多于负面报道，中立报道居于绝对性的地位，可见社交媒体中的中国形象有自己的建构模式，并没有受西方的中国话语霸权制约。
除此之外，根据统计分析，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间有效视频新闻128个，涉及到经济、国民、社会、文化、政治等议题。社会类的新闻要多余其他议题新闻，达到37.5%，其次是文化类，达28.9%，最低的是军事类，只有1.56%，在视频的来源上，除去没有明确标注来源的视频新闻外，共有49个新闻来自Youtube，10个新闻来自CCTV，2个来自腾讯视频，9个来自优酷视频，新浪视频2个，秒拍视频1个，BBCI个，地方电台（黑龙江卫视）1个，来自VK网的19个。视频新闻在选择的新闻源上，除了VK网自身的新闻来源外，大部分都集中在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可见作为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的影响力已经掩盖过了中国国内其他一些著名视频网站。CCTV作为中国国内最大的官方媒体，虽然在国内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但在VK网视频新闻的选用率上却远远低于Youtube，只有10.64%的比例，其余非官方的民营在线视频公司的比例也并不高。
3转发量分析
在社交媒体中，受众也参与新闻的传播与制造，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今天，受众通过转发、评论、点赞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观点。笔者发现，转发量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可以体现受众对新闻的关注度。笔者取各议题新闻每百篇的转发量，取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见表1。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每百篇转发量最多的是文化类，每百篇有1164.28篇转发量，其次是旅行类，每百篇有924.13篇转发，国民类每百篇有887.82篇转发量，每百篇转发量最低的是见闻类和体育类，通过新闻的转发量可以看出读者对文化类和旅行类的关注兴趣比较大。
关键词:网络舆论;发展;引导
中图分类号:G21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09-0128-02
我国网络舆论规模宏大,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信息,我国网民数量已经突破三亿。从1999年的人民网为抗议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而开设抗议论坛,纵观近年来的重大新闻事件,网络媒体均参与其中,通过新闻报道的选择,新闻跟帖,博客互动,新闻论坛等方式,迅速形成舆论,这种民意反馈和公共领域的建构,到达令当事者和管理部门无法忽视的地步。十年来,网络舆论经历了初生,发展,壮大三个阶段,其影响在全面渗入到生活中去,政府对于网络舆论的引导也在这十年来的众多网络舆论事件中摸索前进,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引导思想和策略。
一、中国网络舆论的初生(1999～2002)
1994年我国正式全面接入互联网,随后网络的影响全面而且深刻地渗入到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成为新闻传播活动重要的手段和方式。2000年,我国网络技术进入web1.0时代,得益于网络技术的推动,我国网络舆论开始发端。网络传播学者彭兰认为,1999年5月9日人民网为抗议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而开设强国论坛一事是国内网站成为民意表达的平台的标志性事件。但是碍于当时上网技术的限制以及电脑的普及程度,网络舆论没有系统化和普及化。只有重大事件,尤其重大政事件发生时,人们才会去网络论坛上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言论经常会被论坛版主删除、限制,所以其影响力微乎其微,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算是揭开了网络舆论发展的序幕。
二、中国网络舆论的发展(2003～2004)
中国网络意见的真正形成力量始于2003年。SARS暴发、孙志刚案、刘涌案、美伊战争、“宝马车撞人案”等的讨论活动中,网络舆论成为了影响事件发展的关键性转折力量,有人甚至将2003年称作是“网络舆论年”,是网络舆论开始由边缘走向主流的重要标志年。此后网络舆论日益壮大,成为非常活跃的公共话语空间,讨论焦点也由边缘化问题发展成为社会发展、国家建设与改革、社会政治稳定之类的主流话题。
这一年网络舆论首次对政府和相关政策产生了影响,并对公共权力和权威进行监督和制衡,以强大的舆论压力推动司法公正,对于网络舆论乃至整个公民舆论都具有标志性意义。孙志刚之死使《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和收容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同年的“刘涌案”则促进了司法制度的改革。论坛已不只是虚拟的网络社区,而已经具有现实的公共领域的特征。广大群众更多地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诉求,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监督国家权力并影响国家的公共政策。2003年以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作为相对开放的公共平台,在社会谏言、行政监督、舆论推动方面正产生者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这一阶段网络舆论的蓬勃发展,究其原因,是由于政府信息的不公开,限制乃至封锁消息来源,传统媒体无法进行及时有效的宣传,而民众又急需了解相关消息并发表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正好填补了传统媒体缺席所留下的空间,充当了社会所需要的媒介角色。例如在非典肆虐期间,政府封锁信息,传统媒体在政府压力下保持缄默,人们在极度的恐慌中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寻求到有关信息,只能通过网络论坛里获取消息。
三、中国网络舆论的壮大(2005～今)
近年来,web2.0成为互联网的产业亮点。web2.0主要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往、互动、参与的需求,具有极大的自主性与灵活性。从web1.0到web2.0,需求的层次从信息上升到了人。正如喻国明先生所说“作为一个新的传播技术,web2.0以个性化,去中心化和信息自为其三个主要特征给了人们一种极大的自主性。”[1]web2.0背景下,博客、播客等自媒体的普及为网友信息、表达意见、展开讨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很多论题先是在博客等自媒体上提出,经过大量的互动讨论形成网络热题,形成网络舆论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后,传统媒体再予以关注和深入报道。随着博客播客等自媒体的发展,普通公众可以自由地信息并进行意见表达。普通公众可以在网络上独家新闻(如公民新闻),可以参政议政、献计献策(如强国论坛),还可以在网络上号召某种社会行动(如抵制家乐福,抗日游行等)。在Web2.0的技术推动下,自媒体成为传播格局中的新力量,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极大地推动了网络舆论的发展。
这一阶段的发展中,网络舆论对于传统舆论格局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已经无法忽视,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在政府和公众的沟通中网络舆论已经趋近成为一股主流的力量。2006年,总理在两会新闻会上回复英国网友言论,表达了政府重视网络舆论和民间建言的务实姿态。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并亲自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实时在线交流,充分表明了我国领导人和政府层面对网络舆论的重视,拉近了政府、权利与人民之间的距离。2009年初的“躲猫猫事件”中,云南省委宣传部邀请网友组成案件调查组,不仅是对网络舆论力量的一种肯定,也是政府公开政务信息的一种有力表现。
另外一种影响体现在对传统新闻报道模式产生影响。传统舆论格局下,往往是传统媒体以其权威性设置公众议题,形成舆论。网络媒体在设置议题和传播效果两方面对传统新闻产生了影响。近年来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甚至为传统媒体设置议题。网络的这种交互作用为传统媒体提供了新闻线索,而传统媒体根据这些线索形成的报道又会经过网络媒体的转载讨论加以放大,很快就会达到甚至会超过预期的影响力。比如珠海事件最初是由当地的地方纸报道,但经过网络媒体介入后,迅速升温为一件全国性的新闻。同时,网络本身作为一个平台,是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等多种传播模式的协同,所以网络等新媒体在传播方式上又会和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相配合,使得传播效果更加显著。
四、网络舆论的引导
(一)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主动设置议程
谣言止于公开,政府公开信息是十年来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逐步的展开,2008年5月1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各级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相继启动。信息公开不仅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拓展了新闻报道来源,信息公开更有力推动新闻舆论监督。有了媒体的自由和公开报道,复杂的信息才能去伪存真,对政府信息公信力的支持也才会大大加强,并进而增强政府的权威和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汶川地震中,信息公开帮助政府高效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争取到了来自全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援助,实现了全社会的有效动员。并且,公开信息能及时疏导、稳定公众的情绪,有力地遏制了流言和谣言的传播,社会安定、万众一心,国人保持了对政府的信任。
(二)加强主流媒体建设,积极融合网络议程
传统的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过程中虽然发挥着主导作用,而新媒体打造的新的舆论平台正在发出越来越强大的声音,影响着社会的议程设置。传统主流媒体在引导舆论的同时,应积极融合网络议程。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新闻社等部级媒体早在几年前就已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与自身媒体同步最新新闻。其他地方级媒体也纷纷建立自己的媒体网站,并相互建立链接,达到信息资源利用最大化,以友好的介面,鲜明的个性化特色,大容量的数据库方便读者查阅。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对社会问题的参与度日益加深,以及互联网渗透面的不断扩大,新媒体往往能构成焦点议题同传统媒体形成及时互动,双方在议题拓展,意见汇集等方面能够形多回合的会话和探讨,从而不断推进公共讨论的深化和社会建言的发展。
(三)加强主流网络媒体建设,用主流的声音引导舆论
政府要加强对官方网站、重点新闻网站的扶持力度,利用传统新闻媒体人才和技术的优势,整合网络资源,实现新闻网站之间、网络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增强新闻网站的地方特色和互动功能,做强主流网站,吸引更多网民。建立政府网上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切实增强重点新闻网站的公信力、影响力。我国第一大媒体网站――人民网,以及被称为网络媒体行业龙头老大的新华网,堪称主流网络媒体的典范。
(四)加强网络管理保障体制,完善相关网络法律法规
从1994年2月18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到2008年2月4日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我国共有40余部计算机信息网络政策、条例、规定等设立并付诸实施。2009年1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部、工商总局、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七部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在全国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
(五)推进行业自律,建立网络信息评议机制
2003年12月,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工作委员正式成立。新浪、搜狐、网易等国内主要商业网站与30多家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共同签署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自律公约》,并庄严承诺自觉接受管理和公众监督,坚决抵制“有害信息”。近年来又有《博客服务自律公约》以及《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自律公约》多部自律公约产生。2009年初,中国网民自发制定“人肉搜索公约”,以加强网络公民的网络道德意识。
同时,应积极建立网络信息评议机制。2006年,北京43家网络媒体签署《北京网络媒体自律公约》,成立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对北京网络媒体行业开展新闻信息服务的情况实施社会公众评议。这一机制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肯定,“对净化网络环境正显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力量。”[2]
参考文献:
【关键词】自组织机制;议程融合;公共领域;民粹化
近年来，中国网络舆论发展非常迅猛，据2011年7月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1)》研究认为：新媒体正日益成为众多舆情热点的首发媒体，在2010年138起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新媒体首次曝光的为89起。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曾在文中言及：“当今中国事实上存在两块舆论场：一块是官方主流媒体舆论场，包括党报、国家电视台受文宣口径节制中规中矩。另一块是民间舆论场，没有网络之前主要是口头舆论，今天主要反映在网络社区，包括BBS、博客、QQ群、微博等。”[1]
长期以来，在传统媒体居于统治地位的传播时代，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往往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传统媒体议程左右和支配着民间的公众议程，但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微博、SNS等社交媒介的应用，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的能力开始下降，那种自上而下单一而普遍的议程正在减少，民间舆论场开始强势崛起，广大民众借助新媒体平台的开放性、互动性和便捷性，使其成为自我发声和思想表达的首要舞台，在一些突发事件和公共事件的报道中独领风骚，引领媒体议程，这在近两年的“邓玉娇事件”、“宜黄拆迁自焚事件”、“郭美美事件”、“动车追尾事故”中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可以这样说，传统媒体话语权的垄断地位已被打破，公众借助新媒体有机会得到形式上的言论赋权，并由此介入重大事件的发展进程中，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民主化进程。但就公众个体而言，由于参与到这个平台和渠道中的网民所属群体不同，地位和经历也不尽相同，他们关注的焦点和议论的角度也必然不同，现实生活中大众一盘散沙、素不相识的状况在网络中也好不到哪里去，因而网络中的众声喧嚣言论的多元化倾向非常明显，如此一群乌合之众来设置和引导组织严密专业队伍强大的传统媒体议程确有令人难以想象之处，是什么机制在其中发挥了如此精深的作用?本文借助议程融合理论来一窥究竟。
“一个议题在媒介议程上的位置对其在公共议题上的显著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2]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精髓，它研究的重点是大众传播媒体对公众议程的影响，但随着互联网、数字电视、手机等媒体的普及，传统大众媒体的这种议程设置能力已风光不再，影响议程设置过程的中介因素逐渐增多，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借助新媒体平台的广泛运用，也在承担大众传播的效能。1999年，基于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麦库姆斯和肖在提出议程设置理论后第17年又提出了议程融合理论假说。[3]该理论的出发点源自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归属感，社会归属感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它属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安全需要”这一层次，个体可以通过加入一定的组织和群体以获取社会归属感。因此议程融合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个人为了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有加入某社会群体的需要，然后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其他媒介寻求与他们的需求认知等一致的媒体，为了融入自己想要加入的群体，个人必须接触与该群体相关的媒体，使自己的议程与这一群体的议程保持一致。
具体来说可分为六个阶段：①寻求群体归属阶段;②寻求群体议程阶段，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议程，缺乏这些信息将无法被群体其他成员认同;③定向需求阶段，个体所拥有群体信息的多少将决定他们的定向需求行为;④媒体接触阶段，这种需求行为导致个体根据自己的方便程度去利用大众媒介、人际传播或其他媒介;⑤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⑥议程设置的第二层次(对媒介的使用导致这两个层次发生作用，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指的是媒介议程影响某些对象的显著性进而来影响人们的关注对象以及对其重要性的判断;议程设置的第二层次指的是媒介议程对对象某些属性的强调，影响人们思考问题的框架)。
议程融合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议程融合理论研究的角度是社会大众，着重研究社会大众如何使用各类传播媒介，以及如何使用传播媒介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而议程设置理论则是从大众传播媒介角度出发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影响公众议程。导致这两者理论角度研究的差异乃是时势使然，由于受到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在降低，而受众的主动性大为增强，这主要源于新媒体的易得性、开放性和互动性容易迅速聚集人气，这在近两年兴起的社交平台SNS、微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这种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抗衡并不是由众多单一的个体力量来决定的，而是由被集合在一起的群体力量所决定，议程融合理论为我们理解网络中这种自组织机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在麦库姆斯和肖看来，人类生来就有强烈加入群体的欲望，为了降低认知的不协调性，人总是要从属于一个或多个群体，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感知社会，感知自己在社会中的存在，在网络空间中，由于兴趣、共同目标和报偿机制(比如获得社会认同或支持)、意见领袖等因素存在，使得这种自组织群体很容易形成，而对于绝大多数网民而言，只有加入网络群体，他们才能在网络活动中寻找到归宿，实现自己的价值。一个人一旦决定加入某一群体就必须有了解这个群体议程的需求，个人只有通过充分了解和接受群体议程才可能与群体其他成员相联系，于是他就会通过相应的媒介来寻求信息引导。正是这种议程的融合作用，使得素不相识的人经过群体内互动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分工，进而形成一种协同效应，这在一些传播活动如维基百科和人肉搜索中都有鲜明的痕迹，同时在近几年不断涌现的网络公共事件中也有非常突出的表现。
我们知道个人议题、群体议题、媒体议题一同构成了公共议题的来源。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议题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个人议题、群体议题进行选择并加以过滤、加工和放大来设置公共议题，甚至是自行设置公共议题。而新媒体时代，由于以互联网和现代通信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手段的介入，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信息流通不再需要依赖传统大众媒体，在网络空间中，由于自组织机制的作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人议题很容易与群体议题相融合，同时经过群体间的竞争，一些反映转型期社会公众普遍情绪的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形成与议程设置中传统媒体力量相博弈之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媒体议程。有学者把容易上升为公共议题的网络事件分为四大类：①民族主义事件;②权益抗争事件;③道德隐私事件;④公权滥用事件。[4]
近年来，规模较大、舆情争议较激烈、社会影响较深远的“郭美美事件”可谓网络中这种自组织机制的最好脚本，在微博平台上，“郭美美baby”炫富照被某网友曝光，因女博主20岁年纪和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微博认证身份，触动了网友的敏感神经，而迅速引发众网友的热议和转发，使该议题迅速成为群体(众粉丝)议题，在众粉丝热议过程中，深化个人议题内涵，提炼出具有核心价值的部分“郭美美是谁，为何暴富，和红十字会是什么关系”。在议程融合的最后两个阶段，传统媒体进入议程，试图主导议题进程，绝大多数传统媒体本能地替红十字会辟谣，批评网络炒作。同时由于传统媒体的介入，引发更多网友的关注，且网络舆情继续发展，开始进入议题设置的第二层次，郭美美本人渐成为舆情中无关紧要的次要因素，而红十字会的重重黑幕成为众网友关注的目标，正如《新周刊》微博中点明：“人们不是不愿意放过郭美美，而是不愿轻易放过红十字会。”
随着众网友的人肉搜索和曝光，十多个组织和新闻人物陆续浮出水面成为质疑漩涡的焦点，传统媒体此时的立场态度也出现转化和网络议题汇流，形成巨大的舆论浪潮，持续月余的网络事件最终引发红十字会的全面信任危机。在此次“郭美美事件”中，众网友可以说是事件的披露者和推动者，整个事件议程的掌控都由微博主导，包括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由于众网友的通力配合，赋予事件本身及其属性的显著性，从而影响了公共议程的设置。在此后的“动车追尾事故”中，微博的这种自组织效用也得到了充分显现。由于中国庞大的网民基数，往往一个有争议的事件在网络中能迅速聚集大批网友围观参与，这种巨大的集聚效应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议价能力，当公民对网络事件的意见汇成集体的非正式决议时，便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促使有关行政部门作出回应，并进而要求有关方面化解社会矛盾，解决公共领域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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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是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独立于国家和市场，公民自由参与，具有平等、开放、自由、理性的交流空间。“它作为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部分，立足于不受公共领域管辖的私人领域，却又跨越个人和家庭的藩篱，致力于公共事务。”[5]58公共领域的前提是自由参与、身份平等，同时公共领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17世纪由一些出版物和报刊把市民阶层的私人成员联系起来，“被传媒力量尤其是大众传媒影响和控制的公共领域，既汇聚着无数个体，同时又起到了组织社会的作用。”[5]234媒体在连接私人成员时还逐渐造就了公众这样一个理性的群体，他们考虑问题时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私利，还本着理性大公无私的立场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但19世纪后，由于市场的垄断和国家职能的扩大，公共领域出现转型和衰弱，也就是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它突出表现为私人的新闻写作被广告宣传所取代，把公众由过去积极的批判者变成被动的文化消费者。
哈贝马斯研究的是西方国家的情形，他的理论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但他关于媒体在构建公共领域的作用以及自由参与、平等理性的公民是构建公共领域的前提的观点于我们有可资借鉴之处。
就我国目前的情形来看，传统媒体在构建公共领域过程中的效用并不明显，这主要是源于我国传统媒体的体制性原因，政府公权力的介入从未停止，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其话语权。其次，由于传统媒体的商业化浪潮，大众传媒越来越多地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也越来越多地为某些个人和集团利益所控制。最后，传统媒体强大的把关人机制使公众意见必须迎合媒体议程，这样就背离了自由开放的初衷，也就无从谈起公共领域的构建。
就公众而言，他们更多地是被塑造成媒体眼中的受众，只有娱乐和消费的权利，而公民的自发组织和结社往往受到官方行政权力的严格控制，自组织机制基本很难发挥作用。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开始突破这一切束缚。网络平台的匿名性、便捷性、开放性极大降低了参与者的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在网络中，地位、身份、层级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咫尺还是天涯、无论精英还是草民都可以无障碍地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上，同时相较于现实的结社集群所需的物理空间，网络虚拟空间的易得性也使参与者的交流更为便利，手机功能和网络的融合也使人们不再受地域和场所的限制，大大提升了人们的交往水平。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具有强大的自组织机制，伴随着信息的日益公开，公民自身的公共意识也开始觉醒，他们在网上构建了一个个功能丰富、结构多元、规模庞大的传播群体，并开始超越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过渡，进而与国家政府的意志产生互动，这在一些网络公共事件中已有鲜明的体现。一些争议性的事件由个体上传到网络迅速成为群体议题，网络的自组织机制能够聚合各种社会力量全方位参与事件进程，伴随群体参与者的增加，其多元化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将会丰富对事件的解析，使得冲突和矛盾焦点由表及里直至触及制度性反思，最终对现实层面的权力行为产生影响，推动体制变局。总之，较之传统媒体，网络平台更容易成为汇聚民意的公共平台，使公共利益通过充分的沟通和协商得到保证。
如果从好的方面考察网络的自组织机制，这种电子乌托邦式前景无疑十分美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警惕网络中弥漫的民粹化倾向，网络中甚嚣尘上的仇富、仇官、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言论总能获得最大范围的支持。由于网络把关机制的弱化以及网络的匿名性，现实中的一些情绪很容易在网络中放大并极端化，且个体一旦加入群体，易为群体态度和意见所左右，有时会湮没理性的思考。一个帖子只要打着民意的旗号以同情弱者的名义，贴上反抗精英的标签，就能赢得最多的关注和最强势的转发，人们甚至会不辨是非、不问真假，随着这种自以为正义的情绪去讨伐和咒骂，典型的如“炮打茅于轼事件”。2007年，经济学家茅于轼先后发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关于民企原罪问题的对话》等文章，提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观点，引发网上如潮的批判声讨，一些匿名网民甚至以恶毒的词语咒骂茅于轼，以致评论家笑蜀撰文：“以穷人的名义炮打茅于轼渐成时尚。”而实际上茅老已声明，他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但网上仍骂声一片，这种民粹主义的非理性可见一斑。且民粹主义的目标往往是基于破坏而不是建设，尽管破坏有时是建设的前提，但是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就不会有一个社会的真正进步。只有当建设性思维开始成为网民价值取向的主流时，才会使网络社会的公众参与对社会发展产生更强大且持续的推动力。因此，网络自组织机制的健康运转需要网民理性精神的培养和社群间的良性互动，当然也需要政府的善意回应，因为只有在决策过程中重视民意并有一套完善的公民参与机制，实现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消除民众的戾气，公民社会才能不断成长、发育。
总之，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到网络社群中去，这也将带来更多样化的“自组织”，基于网络“自组织”的社会协作在社会中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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