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签署《京都议定书》，承诺于2008年2012年间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实现平均减排5.2%，以欧盟为主的经济体率先探索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近年来，全球碳市场交易量持续增长，至2013年实现交易总量104.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交易总额约549.8亿美元。《京都议定书》中虽未对发展中国家做硬性要求，但我国一直积极参加国际节能减排，200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至2022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要较2005年水平降低40%60%的减排目标。
为实现减排目标，我国各行业的高耗能企业积极参与到节能减排碳排放权交易中，在履约过程中，我国目前主要以清洁能源机制（CDM）参加碳排放权交易，注册项目数量逐年增长，减排规模不断扩大，据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统计，截止2012年4月16日，我国共成功注册CDM项目1912个，占注册总数的47.7%，至此我国已成为全球CDM市场的最大供给方。近年来，除了参与CDM项目，我国逐步在北京、上海、福建、广东等发达经济地区及重要省份建立起能源交易所、碳排放权交易所以及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平台，通过多种方式参加碳排放权交易活动。
随着我国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广度与深度的不断扩张，企业的碳会计核算问题也日益备受关注，如何公允准确地反映碳资产价值以及碳排放权交易的损益，客观披露企业碳交易的风险与价值是当前碳会计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碳排放权交易的碳会计实务
碳会计目标及职能是向信息使用者披露与碳交易相关的经营状况与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反映企业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等履行社会责任情况，便于其做出有效经济决策，是对传统会计不能反映的环境问题所进行的补充和完善。
碳会计的基本假设为可持续性，并需采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多种核算方法；但由于碳排放交易目前仍处于初探时期，其具有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碳会计的及计量尚需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碳会计要素的确认，主要有碳资产、碳负债、碳权益、碳收入、碳成本以及碳利润。碳资产确认包括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如碳项目工程建设、低碳专利技术等；碳负债包括为碳交易活动而产生的借款等；碳权益包括企业的碳资本以及损益转入等；碳收入包括碳交易活动中获得的交易所得及政府奖励等；碳成本包括碳交易活动中的费用、折旧等；碳利润包括碳收入扣除碳成本及税金后的碳交易活动收益。而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规定，碳排放权交易的碳会计核算中，根据碳排放权获取方式的不同应采用不同的确认与计量：购买所得，应以购价按历史成本计价，确认为无形资产；政府免费发放所得，则应以公允价值计价为无形资产，另一方同时做递延收入。同时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后要定期进行减值测试，差额记入损益。
碳会计披露，目前碳会计并没有纳入企业的财务报告体系内，需要独立编制碳会计报告，主要反映企业碳排放量、碳交易量、实现减排量、碳交易损益情况等，披露与碳排放权相关的资产收益与或有负债等不确定事项，同时对无法以货币计量的碳会计信息，如企业是否通过减排及碳交易实现对政府的承诺等情况可以附注形式进行说明。
三、我国碳会计发展现状及建议
我国作为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一直积极践行《京都议定书》等国际公约的要求，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实现节能减排指标，但同欧美等国家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相比，我们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碳排量与减排当量的核准、碳会计的确认与计量、碳效益的报告披露等问题的相关法规制度与会计准则等规范性文件还不完善，使得碳会计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标准和依据，而缺乏法规的强制要求，企业在碳会计核算与披露上往往存在自主选择性，降低会计信息的真实有效性，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同时，我国碳会计研究也处于初期，对碳会计理论缺乏统一的认识，实证研究更是难以开展，此方面的研究者与专业人才也极度缺乏，因此本文针对我国当前碳会计理论与实践研究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推进碳会计规范准则
制度与标准是发展碳会计理论与实务的根基，没有统一的会计准则将使得碳会计实践无所适从，我们可以借鉴国际碳会计研究成果，在加强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制订符合我国碳交易及碳会计发展现状的会计法规与会计准则，明确规范碳会计的目标假设、信息质量特征、要素、制度设计和信息披露方式等，使碳会计有法可依、有则可循。在实践中规范企业对碳会计信息的披露，督促企业提供真实可靠的碳会计信息。
2.完善碳交易体系建设，建立碳计量核算账户
碳会计确认与计量是建立在完善的碳交易数据统计与核算基础上的，近年来，我国通过多种方式实现碳减排，这涉及各种碳减排量的核算，如植树造林的碳汇核算、CDM项目的碳减排当量核准、碳排放权交易的配额抵减量等，因此建立统一的核算标准与核算账户，记录、核算并反映碳减排相关数据，从而为会计计量提供公允的数据基础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应在会计处理的前期数据统计方面加强体系建设，将碳金融与碳会计有机结合，合理发展碳减排市场，推进我国碳经济发展。
>>中国碳排放区域划分与减排路径我国煤炭消费碳排放测算及减排对策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因素分解及减排途径分析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异质性及减排对策中国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与减排路径研究印尼承诺2030年前减少29%碳排放中国可能的减排途径及减排潜力基于SDDF的中国省区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及减排潜力测度能源活动碳排放核算与减排政策选择工业碳减排潜力及来源分析2排放变化、驱动因素及其减排对策研究'>低碳经济下中国工业行业CO2排放变化、驱动因素及其减排对策研究中国建筑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及减排策略研究中国2022年碳减排目标下若干关键经济指标研究县域COD排放总量预测及减排潜力与对策研究低碳交通电动汽车碳减排潜力及其影响因素探讨2排放峰值分析：中国的减排目标与对策'>CO2排放峰值分析：中国的减排目标与对策河北省工业碳排放情景预测与节能减排潜力分析出口商品碳排放量计算及减排研究生活垃圾处理的碳排放问题和减排策略特大型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与减排对策研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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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边际减排成本；方向距离函数；影子价格；减排空间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10-0086-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0.011
“十二五”期间，我国已批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深圳市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计划于“十三五”期间实现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已经成为国家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以市场手段配置碳减排配额，能有效减少碳排放总量，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节约规制成本，激励企业参与减排行动，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我国正处在向低碳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然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技术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能源消费结构等不同，决定其碳减排代价或成本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客观合理地评估碳减排的宏观成本与区域差异，有利于协调各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促进区域性环境协同治理体系的发展，也可以为企业参与碳交易提供政策依据。本研究以全国30个省市为例，首先，通过建立方向性距离函数，计算非期望产出与期望产出的边际转化率；其次，根据期望产出的r格，估算碳排放的影子价格；最后，用影子价格来衡量碳边际减排成本，并进一步分析碳减排成本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与其影响因素。
1文献回顾
二氧化碳排放一般是伴随生产或生活过程而产生，如火力发电企业在发电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与氮氧化物等副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通常具有排放跨界性、危害全局性、经济上难以捕获与封存等特点，决定了碳排放的负外部成本很难测算。边际减排成本是指在一定生产技术水平下，减排主体每减少一单位碳排放带来的产出减少量或投入增加量。边际减排成本是企业的内部减排成本，因而边际减排成本及曲线可以帮助企业确定适当的减排技术与策略，也有助于环境管理部门评价区域、行业或企业碳排放的减排潜力、绩效与成本等。
利用经济模型估算非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通常是指污染物或温室气体等副产品的虚拟价格或隐含价格，即边际减排成本。在传统的生产函数下，仅有一种产出（期望产出），因而更多的产出意味着更多的利润或福利。如果生产函数包含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当产出同时增减时，而非期望产出没有市场价格信息，此时社会福利很难测算。在多投入、多产出的生产效率模型下，利用距离函数与收入函数的对偶关系，估算两种产出的边际转换率，推倒出非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
影子价格模型按照污染物作为投入还是产出，可分为投入距离函数与产出距离函数。投入距离函数利用成本最小化推导影子价格，而产出距离函数则利用收益最大化推导影子价格。环境经济理论一般认为，环境污染物是生产过程的副产品，而不应当作为投入要素，因此近年来产出距离函数在实证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产出距离函数按照函数形式不同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谢泼德距离函数（Shephard）、双曲线距离函数、方向距离函数。谢泼德距离函数假定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同时增加或缩减；方向距离函数非对称地处理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在缩减非期望产出的同时，增加期望产出；虽然双曲线距离函数也能非对称地处理期望与非期望产出，但它采用乘法形式，并不能完全分离出两种产出的内在关联性。
在估计方法上，现有的研究可分为三类：非参数数据包络法（DEA）、参数随机前沿法（SFA）与参数线性规划法（IJP）。非参数DEA法利用投入产出组合构建生产前沿并形成分段效率前沿面，其优点是不需要指定距离函数的具体参数形式，但该方法不能确保距离函数处处可微，因而有时难以计算影子价格。另外，利用DEA法估算影子价格受样本的奇异值影响较大，估计结果可能为负值等缺陷。参数SFA法利用计量模型估算距离函数，能够考察随机冲击和技术非效率因素对环境产出前沿的影响，也可以确保距离函数处处可微分，但是计量模型不能事先设定生产技术的约束条件，因此影子价格是否满足相关约束条件需事后评估。参数LP法继承了SFA方法的优点，并且可以更为灵活地设定约束条件求解影子价格，因此得到广泛应用。
在实证研究上，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估算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氮化物或水污染物的影子价格，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关注的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影子价格方法估计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涂正革利用非参数方法估算了省际工业二氧化硫的影子价格，研究发现二氧化硫的影子价格取决于排放水平和生产率水平。袁鹏等利用采用二次型方向性距离函数对地级市工业部门的废水、二氧化硫和烟尘等三种污染物的影子价格进行了估计。刘明磊等采用非参数距离函数方法研究了能源消费结构约束下的我国省级地区碳排放绩效水平和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陈诗一利用参数化和非参数化两种方法对环境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进行估计，并测算了工业分行业的二氧化碳的影子价格。魏楚利用104个地级市的数据测算了城市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
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非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但还存在以下可突破之处。首先，现有的研究多采用非参数方法估算非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没能充分利用参数估计方法的灵活性。本文在方向距离函数的中引入时间虚拟变量，考虑到省际碳排放的中性技术进步影响。技术进步是提升碳排放效率的重要手段，也是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影子价格的影响，会造成影子价格估算偏误；其次，组建区域性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前提是碳边际减排成本存在区域差异，现有的研究没能对碳减排成本的区域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方法，研究了碳减排成本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
2模型与估计方法
2.1方向距离函数与影子价格
方向性距离函数是谢泼德距离函数的一般形式，方向性距离函数具有参数灵活性等特点，近年来，在污染物影子价格估计上得到广泛应用。参照Fare的定义，假定投入x∈RN+，期望产出yx∈RM+，非期望产出b∈RJ+，则生产技术定义为P（x）={（y，b）：x可以产生（y，b）}。产出集P（x）除了具备凸性、紧凑性与投入自由处置性等特点外，还必须满足以下性质：首先，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具备零点关联性。如果（y，b）∈P（x）且y=0，意味着6=0。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是联合生产的，污染物作为期望产出的副产品，如果没有污染物产出，就必须停产；其次，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满足联合弱处置性。如果（y，6）∈P（x）且0≤θ≤1，则（θy，θb）∈P（x）。同比例地减少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是可行的，换句话说，减少非期望产出必须要付出成本，其代价是相同比例地减少期望产出；最后，期望产出的自由处置性。如果（y，b）∈P（x）且y’
在考虑到以上性质的基础上，本文设定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作为生产技术集：
（1）
其中g=（gy，-gb）为方向方量且g≠0。方向产出距离函数表明在给定的生产技术P（x）下，沿着向量g的方向，最大限度地扩张期望产出，同时缩减非期望产出，以达到产出前沿点。
非期望产出（如污染物）通常不能像商品一样进行市场交易，因此它没有价格。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是联合生产的，根据方向距离函数的弱处置特点，缩减非期望产出必须相应地减少期望产出，因此，减少期望产出的价值可以看作非期望产出的机会成本，即影子价格。Fare根据产出距离函数与收益函数的对偶关系，利用x泼德引理，推导出非期望产出与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比例等于其边际转化率，即
（2）式中，g是非期望产出的价格，p期望产出的价格，分式为非期望产出与期望产出的边际转化率。式（2）的含义是，污染物的价格等于减少一个单位的污染物，必须放弃相应期望产出变化的价值，也即污染物治理的影子价格或边际减排成本。如果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D是连续可微的，就可以利用期望产出的市场价格推导出污染物的影子价格。
2.2经验模型与求解
方向距离函数的参数形式通常有两种：超越对数函数与二次函数。超越对数的函数形式经常被用于谢泼德产出距离函数的参数化，正如前面所述，谢泼德产出距离函数通常把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同等、对等，即通过同时扩张或同时缩减来计算产出效率与影子价格，因此不符合环境管制的要求。相比超越对数函数，二次函数的优点在于：二次函数满足方向距离函数的转移属性、二次可微性及灵活性等特性。理论研究也表明二次型函数在各种条件下均优于超越对数函数形式，Fare和Vardanyan等利用蒙特卡罗方法比较两类函数的性能发现，在不同的技术集条件下，无论是对于小样本还是大样本，二次型函数的估计结果要比超越对数函数的结果更为精确与灵活。
设定方向向量g=（1，-1），其含义表示，扩张期望产出的同时，同比例地减少非期望产出。本文在投入产出变量选择上，选择资本（x2）、劳动（x2）和能源（x3）三种投入变量，期望产出为各地区的经济总产出（y），非期望产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b）。因此，第k个生产单元t时期的二次型方向距离函数为：
（3）
考虑到距离函数中各生产单元的个体效益与时间效益的差异，在式（3）中的常数项加入省份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
（4）
其中λk与τt为虚拟变量的系数。当k’=k时，省份虚拟变量Sk'=1，否则Sk'==0。同理，当t’=t时，时间虚拟变量Tt'=1，否则Tt'=0。
为求解方向距离函数的未知参数，我们采用参数线性规划的方法求解，目标函数是最小化各时期所有样本点与前沿点的离差和：
（5）
各约束条件下含义如下：条件①确保各决策单元在生产技术曲线的前沿面或内部，即满足方向距离函数的非负约束；条件②满足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零点关联性，即当非期望产出为零时，方向距离函数为负值，此时方向距离函数不可行。以往多数学者的研究是在估计参数后，对零点关联假设进行验证，本文则作为约束条件来估计参数以满足该特性；条件③与④是单调性约束，确保影子价格具备正确的符号；条件⑤是满足投入变量的自由处置性；条件⑥与⑦分别表示方向距离函数的转换属性和对称性。
3碳边际减排成本估计结果与区域差异分析
3.1数据与变量
本研究使用分省级面板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选择2010-2012年期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台、港、澳）作为样本估计碳排放的边际减排成本，其中由于相关数据缺失，故予以删除。①投入。投入变量包括资本、劳动与能源三种。分省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来估算，参考单豪杰的研究进行拓展，并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劳动投入以各省份的三次产业就业人数的加总来表示；能源投入采用各地区一次能源消耗量，单位是万吨标准煤。②期望产出。采用分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并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③非期望产出。采用分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我国没有官方统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本文估算各省主要化石能源消耗以及水泥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具体方法如下：
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IPCC，2006）推荐的方法估算，选取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7种主要化石能源，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为估算的各类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i表示能源消费种类，Ei为各省份第iN能源的消耗量（实物量）；CFi为各类一次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CCi与COFi分别是单位热值含碳量与碳氧化率COFi；44/12为二氧化碳气化系数。除化石能源燃烧外，水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约占总排量的10%左右，因此，在计算各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过程中如果忽略了水泥工业生产中产生的碳排放（CE），会低估碳排放量。所以本文也利用各省份的水泥生产总量乘以水泥的碳排放系数来正确估计碳排放总量。
3.2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GAMS/MINOS求解器求解线性规划模型（1）的未知参数，并计算方向性距离函数D与边际减排成本q。为了克服线性规划求解中的收敛问题，我们利用样本中投入产出的均值对所有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意味着投入产出集（x，y，6）=（1，1，1），即对一个代表性省份，用平均投入获得平均产出。另外，在求解模型（1）得到参数后，由于数据事先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因此边际减排成本应当乘以投入产出均值以恢复其原有的减排成本规模。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期望产出（y）的一阶系数为负值，负的系数表明地区生产总值越高，区域的环境无效率值越低；非期望产出（b）的一阶系数为正值，说明碳排放越多，环境无效率值越高；资本劳动与能源投入变量的一阶系数估计值均为正，表明投入越多，无效率值越高。投入产出的系数估计值均符合经济意义。时间虚拟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均为负值，系数从2001年的-0.0157减少到2009年的-0.0766，且在2001-2009年期间逐渐下降，仅在近三年有所上升，表明各省份的环境技术随时间在逐步提升，无效率值逐渐减少，但近年来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环境技术进步率在下降。
根据表2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描述性统计，方向距离函数的均值是0.0828，意味着平均而言，生产无效值为8.28%，也即在保持期望产出8.28%的提升空间同时，碳排放可以有8.28%的减排空间。更进一步，在本文的样本中，地区GDP平均值为7790.27亿元，碳排放均值为2.32亿吨，因此，通过提升生产与减排效率，可以平均增加产出645亿元（7790.278.28%），同时减少0.19亿t（2.328.28%）的碳排放量。全国的碳平均边际减排成本为1519.46元/t，从分区域看，东部地区最高，其次是中部，西部地区最低。各省份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标准差较大，表明各省份的减排成本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2003年山西的碳减排成本为274.46元/t，为最低值，而2012年江苏的碳减排成本高达38078.18元/t。地区性的碳减排成本的差异，进一步说明可以通过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实现区域内生态环境治理系统之间良性互动，以达到减排成本最小化的目的，并形成整体的协同治理效应。
图1是各地区的平均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江苏、山东和广东的减排成本均超过3000元/t，中部的山西边际减排成本最低，为484.8元/t。西部地区中贵州、甘肃、宁夏的平均边际减排成本均低于800元/t。平均而言，东部地区的碳边际减排成本最高，其次是中部，西部最低。边际减排成本的地区性差异表明可以用市场化手段如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等控制总量排放，实现减排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以京津冀协同治理为例，京津冀三地均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治理形势，如果执行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则三个地区的总减排成本将下降。北京、天津与河北的碳边际减排成本分别为1461元/t、1343元/I、1042元/t，以三个地区的平均边际减排成本作为碳交易价格，则三地区平均每交易1000t的碳排放权，则北京可以平均节约治理成本17.9万元，天津节约6.1万元，河北则获得24万元的减排收益。
再来分析地区性边际减排成本的时间演化趋势。如图2所示，在2000-2006年期间，东中西部的边际减排成本变化趋势非常一致，均缓慢增长。但2006年之后，各区域的边际减排成本快速增加，特别是东部地区从2006年的1280元/t快速增至2012年的10021元/t，中部地区增速稍低，从2006年的701元/t增至2012年的3103元/t。与东中部相比，西部地区的边际减排成本较低，增速也较慢，2006年为781元/t，到2012年达到1499元/t。这些数据表明国家环境保护的“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十二五”规划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改革方针对不同区域的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较好，落实政策方针较为迅速，因此边际减排成本增长较快。而中西部地区以经济发展为重点，而且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和污染转移，对污染治理重视不够等，因此边际减排成本增速较慢，只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环境污染事件越来越关注，以及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政策的开展，中西部的碳减排成本在逐渐增加。
结合各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煤炭消费比重和第三产业结构比重的时间演化特点，可以分析各区域碳减排空间与减排难度的地区性差异。根据统计数据，东部地区的江苏、广东、上海等地区的煤炭消费比重分别从2000年的34%、23%、19%下降到2012年的19%、19%、9%；而碳边际减排成本最低的贵州、山西煤炭消费强度均超过40%。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结构比重从2000年的42%上升到2012年的47%，中部地区则从39%下降至36%，西部地区则从41%下降至39%。其中北京的第三产业结构比重最高，达到76%，广东、江苏等地区的第三产业结构比重均超过45%。这些数据表明，东部发达地区碳边际减排成本普遍较高，减排空间有限，仅依靠调整化石能源消费结构或压缩高排放高耗能行业等手段进行减排的难度比较大，未来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及增加新能源的消费比重来减少排放；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较低，能源利用效率不高，碳边际减排成本较低，因此可以通过建立跨区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进一步学习先进地区的生产技术和治理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效减少化石能源消费量，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等方式以达到减缓碳排放的目的。
3.3碳边际减排成本区域差异的泰尔指数分解
为了进一步分析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区域性差异与变动幅度，本文选择泰尔指数来衡量边际减排成本的区域差异。泰尔指数可以将区域间的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和^域间差异两部分，因此可以揭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问差异及各自变动的方向与变动幅度，也能解释各自在总差异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泰尔指数数值区间为[0，1]，数值越小，则说明地区差异越小；数值越大，则说明地区差异越大。计算泰尔指数首先要设定一个权重，考虑到碳减排成本的特点，本文选择各地区的碳排放量作为权重。泰尔指数的计算与分解公式如下：
式中，qji和E。分别表示第j区域第i省市的碳边际减排成本和碳排放量；T、Tw与Tb分别是计算出的总体、区域间与区域内泰尔指数；为进一步研究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的大小，分别设定区域间贡献率和区域内贡献率：区域间贡献率为区域间泰尔指数与总体泰尔指数的比值Tb/T；区域内贡献率为区域内泰尔指数与总体泰尔指数的比值Tw/T。另外，定义区域内各子区域的贡献率为加权后各子区域的泰尔指数与总体泰尔的比值（qi/q）・（Twi/T）。泰尔指数计算结果见图3和表3。
图3是三大区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泰尔指数演化趋势，从图中可以发现三个区域的泰尔指数呈现不同特征。总体上看，东部地区的泰尔指数最高，其次是中部，最低为西部。东部地区在2000-2005年间稳步上升，边际减排成本区域内差异呈扩大之势，2005年之后差异保持平稳；中部地区泰尔指数呈先升后降的趋势，特别是至2003年达到峰值之后逐渐收敛，说明中部地区各省份碳边际减排成本差异在不断缩小；西部地区在整个研究时间段泰尔指数保持相对平稳状态，西部各省份的边际减排成本差异较小。
从表3可以看出，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泰尔指数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成本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性。区域内泰尔指数均远大于区域间泰尔指数，区域内贡献率均在70%以上，且变动幅度不大，表明碳减排成本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地区内差异带来的。在地区内差异中，中部和西部地区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率较小，而且东部地区差异的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呈上升态势，中西部的贡献率呈下降态势。
4结论与启示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为了切实实现碳减排目标，“十三五”规划确定，到2022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降低18%。我国政府采用多种手段与措施来实现既定的宏观减排目标，其中，碳排放权交易兼有环境质量保障和成本效率的特征，是近年来环境政策中一项极有特色的改革，成为总量控制下最有潜力的环境政策。我国已正式批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深圳市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然而，二氧化碳排放通常具有排放跨界性、危害全局性、经济上难以捕获与封存等特点，决定了碳排放的负外部成本很难测算。因此，估算碳排放的边际减排成本，可以为环境管理部门与参与企业提供有价值的成本信息，有利于改进碳交易规则，制度适当的碳减排策略。
考虑到碳减排的中性技术进步及区域异质性等因素，本文采用二次型方向距离函数，研究了全国30个省份2000-2012年期间碳边际减排成本及其区域差异性。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在全球变暖和国际碳减排压力的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成为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低碳经济的发展涉及到社会生活的不同产业层面，其中，农业活动在区域碳循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大气中20%的co2、70%的ch4和90%的n2o来源于农业活动及其相关过程[1]，另一方面，农作物生长过程可以吸收大量的碳，其碳储量达170pg，占全球陆地碳储量的10%以上[2]。因此，国内外逐渐开展了关于农业和农田碳汇问题的研究[2-9]，但国内外相关研究对于农业活动是碳源或是碳汇还存在着争议，据cole[3]估计，在未来的50～100年内，全世界农田可固定20～30pg碳，另据lal[4]研究，全球耕地总的固碳潜力为0.75～1.0pg·a-1。刘允芬[6]通过研究发现，农业生态系统是碳汇而非碳源。方静云等[10]则认为，由于作物的收获期较短，作物生物量的碳汇效果并不明显。一些学者近年来开展了对我国不同区域农田生态系统碳源/汇的研究，如韩冰等[9]对我国农田土壤的固碳潜力进行了测算，认为我国农业措施的固碳潜力为182.1tg·a-1，赵荣钦等[11]研究发现，中国沿海地区农田生态系统碳吸收总量为22482.4万t，而且碳吸收明显大于碳排放。另外，罗怀良[12]和鲁春霞等[13]也曾对我国农田生态系统植被碳蓄积量进行了测算，段华平[14]对我国农田生态系统的碳足迹进行了分析。以上研究，对于了解农业生产的碳源/汇特征提供了较好的思路借鉴。
总体而言，以上研究侧重于对中国部分区域农田生态系统碳源/汇的测算，而对全国层面农业生产的碳收支及减排对策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鉴于此，笔者采用1978─2009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农业活动的碳收支状况及其变化特征，并探讨了不同省级区域的碳收支的差异，提出了农业生产的碳减排对策和建议。
1农业生产的碳收支特征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里，源（source）是指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任一活动或机制，汇（sink）是指将温室气体从大气中移除的任一过程、活动或机制。固碳（carbonsequestration）是指固定并确保碳储存以免碳排放到大气中[15]。
农业生产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主要受人为因素控制。人类必须不断地从事各种活动，才能使农田生态系统健康运行。为使系统保持平衡并维持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必须通过多种途径投入人力、水以及用于各种农业机械的化石燃料等物质和能源，以补偿产品输出后所出现的亏损[16]，而这些过程需要有机碳的消耗，因此，从碳循环的角度而言，农业经营活动也是碳的输入输出过程。其中，农作物光合作用固碳和人工有机肥是主要的碳输入，而农田化肥生产，农业机械使用，农村用电和灌溉过程等的碳排放是主要的碳输出过程。因此，笔者就主要对农业生产的重要碳收支环节进行估算，以全面了解中国农业生产的碳源/汇状况。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肥料、农业机械、农药等本身不含能量，但其制造或运作过程消耗了大量间接工业辅助能[19]，而这些物质和能量在农业生产中参与了循环，因此在生产过程或耗能过程中释放的碳也应看作是农田生态系统碳排放的途径之一。t.o.west[17]称之为全碳分析”（fullccycleanalysis），即包括对能源使用、电、肥料、灌溉和农田机械的碳排放的估算。
2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9年全国各种农作物产量、种植面积数据和灌溉、施肥、农业机械、农村用电等农业投入统计数据。
（1）总碳排放（et）估算公式为：
et=ef+em+ep+ei
式中，ef，em，ep，ei分别为农田化肥生产，农业机械使用，农村用电和灌溉过程带来的碳排放。各项碳排放过程计算公式如下（其中a、b、c、d为系数，参照t.o.west[17]的转换系数）：
ef=gf×a
em=（am×b）+（wm×c）
ep=（wp×c）
其中，gf为化肥使用量，am为农作物种植面积，wm为农业机械总动力，wp为农村用电总动力，c=0.18kgc·kw-1，为灌溉面积，a=857.54kgc·mg-1；b=16.47kgc·hm-2，c=0.18kgc·kw-1，d=266.48kgc·hm-2。
（2）总碳吸收（ct）估算公式为：
其中，i表示第i种农作物类型；cd为某种作物全生育期对碳的吸收量；cf为作物合成1g有机质（干质量）所需要吸收的碳，yw为经济产量，dw生物产量，h为经济系数，三者存在数量关系：dw=yw/hi，中国主要农作物经济系数和见文献[11]。
3结果与分析
3.11978─2009年中国农业生产碳排放特征分析
就碳排放总量而言，自1978年以来呈明显增加趋势。由1978年的2661.21万t增加到2009年的19344.31万t（图1），增长了约6.27倍，年均增长率10%。农业生产碳排放的各项构成要素中，灌溉碳排放增长幅度较小，31年间仅增长了30%；农业机械碳排放和化肥使用碳排放呈现稳定的增长势头，而农村用电碳排放增势最为明显。这说明自1978年至2009年，我国农田基础灌溉设施变化不大，农田灌溉碳排放没有显著变化，而其他农业投入如化肥、农机使用等则持续增加，并且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村用电量显著增加，尤其是1997年农村用电碳排放首次超越农业化肥使用碳排放，呈现出剧烈增长之势，这些变化都与我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发展密不可分。
3.21978─2009年中国农作物碳吸收特征分析
与碳排放逐年显著增加的趋势不同，我国农田生态系统碳吸收由1978年的30654.34万t增加到2009年的66151.95万t，增加了115.8%，呈现出总体上升、稳中有变的发展趋势（图2）。碳吸收总量在90年代之前增势明显，此后则呈现上升缓慢、稳中有变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1978年我国农业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随后几年间我国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增势显著，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家政策、农业投入以及农作物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渐趋平稳，碳吸收总量也呈现平稳发展的势头。
1978─2009年，由于碳排放的增长显著，而同期农田生态系统碳吸收增长平稳，因此同期净碳汇呈稳中有降的发展趋势（图3），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下降趋势明显。
3.32009年中国各省区农业生产碳源/汇变化特征分析
利用2009年全国各省、直辖市以及自治区的农业生产相关统计资料，对各省区的碳源/汇变化特征进行横向对比分析，统计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3.3.1各省区碳排放变化特征分析各省碳排放总量相比之下，江苏、广东2009年碳排放总量突破2000万t，居全国之首；而浙江、河北、山东、河南4省碳排放总量突破1000万t，居全国前列。这一方面是因为农作物播种面积较大，如河南省2009年农作物播种面积达1418.1万hm2，居全国之首，因此，相应的农业投入如化肥施用、农田灌溉和农机使用带来的碳排放量较多；另一方面是农村用电量大所致，如江苏省2009年农业系统碳排放高达2868.5万t，主要原因是由于其农村用电量大，因此碳排放总量大，其他如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省也是如此。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农业相对发达，现代化水平较高，因此能源消耗量大（图4）。
转贴于
就各省碳排放总量内部构成要素而言，各构成要素对其碳排放总量的贡献各不相同。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等发达省市，农村用电碳排放占其碳排放总量的比例均在80%以上，其中以上海最为突出，高达94%，而西藏却不足10%。
3.3.2各省区碳汇变化特征分析2009年中国各省农田生态系统净碳汇量及地区差异很大。就净碳汇量而言，我国大部分省市农业生产碳收支基本持平并略有盈余，只有个别省市碳排放量大于碳吸收量，净碳汇出现负值。就净碳汇的地区差异来讲，以农业为主的中西部省市与沿海及经济发达省市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净碳汇量最大的河南省总量达到6150.5万t，而最小的广东省则为负624.7万t，说明河南作为主要的农业大省，农作物播种面积大，农田生态系统碳吸收总量远远超过农业生产碳排放，因此具有很强的固碳能力。与此相反的是以广东、浙江、上海等省市为代表的沿海发达省市，因其农业投入高，和播种面积相近的其他省份比，其农业碳排放远远超过其农田生态系统的碳吸收量，出现了净碳汇及单位面积净碳汇均为负值的情况（图5、图6）。
4中国农业生产的碳减排对策
4.1推广节水农业，提高农田灌溉效率
我国农田水利设施不够完善，农田灌溉方式也依然沿用过去的随地漫灌”方式，造成水资源的极大浪费。对此，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在我国水资源短缺的北方地区大力发展旱作农业、节水农业，另一方面通过采用有效的渠道防渗技术及管道输水等方式，减少灌溉过程的水资源流失，同时积极使用喷灌、滴灌等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注重农业灌溉用水的净化处理和回收再利用，不断提高灌溉效率，促进水资源的合理、有效和节约利用。
4.2科学施肥，提高肥料利用率，增施有机肥
以往的过量粗放的化肥施用方式，一方面削弱了庄稼的生产能力，造成很大程度的资源、能源浪费，加剧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又破坏了土壤自身的物理性状，导致土壤板结，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因此，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科学施肥，增施有机肥、厩肥，发展可持续农业，既满足庄稼生长的肥料需求、改善土壤性状，又能节省能源、保护环境、减少农民负担，因而具有极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4.3改变传统耕作方式，促进秸秆还田，提高土壤固碳效率
我国人多地少，应通过调整耕作制度，采用恰当的耕作方式（如轮作）和保护性耕作措施来提高土壤有机碳稳定性，增加农田碳汇，另外要加强对农民的科学宣传教育，促进农作物秸秆还田。通过秸秆粉碎、沤制还田，推行过腹还田、发展沼气等各种措施，促进秸秆科学还田[18]。既培育土壤肥力，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又减少了秸秆焚烧造成的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促进农业生产活动中的非经济产量的资源化利用。
4.4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作物生育期碳吸收
改良土壤，加强水利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改良作物品种，培育耐高温、抗干旱等极端气候及抗病虫害的优良品种，确保在新的生态环境下农牧产量的不断提高，扩大农作物生育期碳的吸收和存储。
4.5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提高单位面积生产率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用地存在很多利用和管理问题，由于分户经营而带来的户均农用地面积小，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开展规模经营；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私自改变农用地用途或者撂荒、抛荒的问题较为普遍，土地集约化程度低，利用率不高，单位面积生产率较低。因此，要根据各地实情科学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确保实施，推行科学决策加快农用地流转进程，促进农村土地规模化、机械化经营；另外，通过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等多种渠道，促进农业生产科学化、现代化，以提高单位面积生产率。
5结论与讨论
关键词：能源价格；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X24；U1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6-0033-06
我国交通运输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正面临着资源环境困境。一方面，社会经济建设和居民生活改善要求交通运输业增加运量，提升服务；另一方面，交通运输业作为碳排放密集型行业，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和国内政府主管部门的碳减排约束。虽然我国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都在积极推进碳减排工作，但由于我国交通运输业管理分散，铁路、水路、道路和民航等分属不同管理机构，难以制定统一的综合通运输碳减排措施。因此，有研究建议通过征收资源环境税（能源税和碳排放税）、提高能源价格，利用市场经济和税收政策促进多种交通运输模式的融合，协力建设我国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在此背景下，理论界对资源环境税的交通运输碳减排能力展开了大量研究，但相关研究结论存在争议：部分研究认为只须通过增加税负，提高能源价格，便能有效促进整个行业碳减排[1～5]；但另一些研究表明，由于经济系统中各要素相互牵制与影响，能源价格上升不但无法促进交通运输节能减排，反而将损害整个经济系统和社会福利，有利于民航等高碳交通运输模式的发展，使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增加[6～8]。
从已有文献来看，我国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识别的相关研究存在以下问题：①现有相关研究多采用定性推导[5]和建模预测[1，2]等方法，缺乏真实时序数据检验。②大量关于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主要针对制造业等其他行业[3，4]难以代表交通运输行业实际情况；③少量关于能源价格对交通运输碳排放影响的研究在结论上存在矛盾。因此，采用我国时序数据对能源价格和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能够为交通运输碳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具有一定理论与现实必要性。
1理论与研究假设
相关研究认为，一个国家或区域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往往受到经济环境、结构因素、技术进步、运输总量和能源价格等因素的显著影响[4，9，10]。通过征收资源环境税提高能源价格，不仅可能对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下降起到直接影响，还将通过其对交通运输能源结构、周转量结构、技术进步和运输总量的调节效应间接影响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下面就各参数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构建逻辑模型。
1.1经济环境与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
交通运输系统作为经济系统的一部分，其活动与特性同外部经济环境息息相关。根据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EKC）理论：特定区域中，环境污染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随着经济发展，当地环境污染状况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许多相关研究都将经济发展水平视作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Timilsina和Shrestha认为1980～2005年中国人均GDP的提高对年交通运输碳排放增加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现象也在亚洲多个国家反复出现[11]。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左边，经济发展不仅引发了更多的运输需求，更促进了运输需求的升级，由碳强度较低的集约式交通方式（铁路、水运和公交等）转向更加快速、舒适、便捷的高碳交通方式（航空、道路和私家车出行）。因此，经济发展可能对我国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上升起到促进作用。
13技术进步与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
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同时也是能源生产、供给与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9，10]。技术进步对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比较复杂，既能够通过提高效率和减少交通需求促进碳减排，又能够通过升级需求增加碳排放。其中，技术进步能够通过以下几个方面降低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①通过技术进步能够改进燃料和交通工具；②技术进步有利于提高规划管理水平，通过先进物流整合手段提高交通运输工具的实载率，进而降低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③将信息技术应用于高效信息共享平台和无缝运输枢纽的建设，有利于诱导运输需求向碳排放强度更低的模式转移，达到交通运输碳减排的效果；④由于信息、通讯等数字虚拟技术的进步，使得信息流通更加顺畅，有助于减少部分出行需求。同时技术进步也有利于提升交通运输服务产品的舒适、便捷、迅速等特性，使之更加切合用户的需求，而这些交通运输服务产品往往具有很高的碳排放强度。更加人性化的交通运输产品还将引发新的交通运输需求。由于我国仍处于发展阶段，环境管制和整个交通运输行业低效而粗放，企业没有动力进行技术改造降低碳排放强度。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往往倾向于迎合消费者需求，以期获得更多利润。因此推断我国技术进步可能推动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进一步提高。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4：技术进步会促进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提高。
14运输总量与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
运输总量能够体现一个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状况。一般认为，我国运输周转总量上升主要有以下因素：①在货运方面，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货运需求，发生在国内的运输主要采用道路和铁路运输方式，发生在境外的运输大量采用远洋航运；②在客运方面，运输总量的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后产生了更多的出行需求。由于本研究采用周转量计算交通运输量，而远洋航运周转量大、碳排放强度低，故推测我国交通运输周转总量上升将促进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下降。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5：交通运输周转总量上升有利于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降低。
15能源价格与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
交通运输碳排放源属于移动源，其碳排放主要来自燃料消费，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以及能源的含碳量紧密相关，所以能源强度下降将有利于交通运输碳减排。目前我国行业碳排放强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许多研究都将其归因于能源定价体系不合理。并认为中国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之所以难以改变，是因为中国能源产品价格长期受到国家管制，价格扭曲，建议对能源价格政策进行调整[15，16]。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6：能源价格的提高有利于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的降低。
16能源价格对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
能源价格变化不仅可能直接作用于交通运输碳排放，还能够通过对系统内其他因素产生调节效应，间接影响交通运输碳排放[9，17]。
首先，针对高碳燃料征收资源环境税，并对低碳燃料进行补贴，能够通过价格杠杆促使更多货运决策者和出行者选择低碳燃料，通过改变能源结构进一步降低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所以，能源价格可能会对交通运输能源结构起到一定的调节效应。
其次，在交通运输系统中，能源价格增量通过行业或企业的能源强度权重进行放大和转换，最后表现为成本和相应的商品价格的上升。与低碳运输模式（水运、铁路运输和公交出行等）相比，高碳运输模式（航空、道路货运和私家车出行等）具有更高的能源强度，能源价格上涨将进一步传导到交通运输企业的成本和消费者面对的交通运输服务产品的价格，由于能源价格增量将由企业和消费者共同承担，因此顾客将出于成本考虑，将运输需求转向更具能源效率、碳排放更低的运输模式和企业。低碳交通运输模式一方面在成本收益方面提高了相对盈利水平，提升了行业的投资吸引力，有助于整个行业的融资和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客户需求的增加，也给整个行业或企业带来了活力。可见，能源价格上涨能够通过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投资人投资决策和行业利润分布，促进交通运输模式结构向低碳化转变。所以，能源价格的调整可能会对交通运输周转量结构起到一定的调节效应。
第三，由于不同行业和企业碳排放强度与能源效率具有差异，能源价格上升将对其产生不同影响。随着能源价格的上升，行业和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将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诉求，进而促进替代能源、碳减排技术与设备，以及高效率高整合度的物流规划和管理技术的发展。同时，能源价格上升能够激发更多的科学研发需求，不但能够提升高科技研发型企业的投资吸引力，也刺激市场占优的大型企业为了保障自己市场领先的优势，加大研发力度，同时还会促使更多的国家、政府和基金设立节能减排相关研究项目。由于知识具有关联性和外溢性，能源效率领域的知识研发成果也能够促进其他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所以，能源价格的提高可能会对技术进步产生一定的调节效应。
最后，由于交通运输业是能源密集型行业，相关企业成本中，能源消费相关成本占总成本较大比例。通过征收资源环境税提高能源价格，完全有可能对交通运输需求起到抑制作用，进而降低交通运输周转总量。所以，能源价格的提高可能会对交通运输总量产生一定的调节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7：能源价格对于交通运输能源结构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H8：能源价格对于交通运输周转量结构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H9：能源价格对于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H10：能源价格对于交通运输周转总量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17逻辑模型
基于前文分析，将上述假设进行综合，可以得到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与经济环境、结构因素、技术进步、运输总量以及能源价格之间关系的逻辑模型（见图2）。其中括号内的正负号表示各影响因素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方向。H7～H10仅验证影响的显著程度，故不标明方向。
2模型与研究方法
21模型设计
2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层级回归方法进行分析。为了考察能源价格对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在进行层级回归时，首先将经济环境变量（人均GDP）放入模型1进行研究，接下来将经济环境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将其他预测变量放入模型2，然后将调节变量能源价格放入模型3，最后将交互变量放入模型4。综合评价模型中式（1）～式（4）即为本文层级回归分析基础模型。
23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设计需要，选取1988～2010年统计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2）[17]。同时，周转总量数据的获取方式为：采用客/货运周转量转换系数[6]将客运周转量转换为货运周转量，并与原始货运周转量统计数据相加。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算法与参数来自冯泰文等[10]。对于文中个别指标所缺失的数据，查阅相关文献进行修补。
3结果与讨论
31结果分析
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参数后括号内的值为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的t统计量。从各回归模型的R2和F统计值来看，各模型的拟合均较好，其中Model1在10%显著水平下具有显著性，其余模型在1%显著水平下具有显著性。
经过前文分析，可获得以下结论：
（1）能源价格变化对我国交通运输能源碳排放强度没有显著影响。过去20年间，我国能源价格显著上升，但其节能减排效果却并不显著，统计结果也没有支持可以通过提高能源价格促进交通运输碳减排的假设。这说明交通运输业虽然具有能源密集的特征，但交通运输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众多，交通运输服务产品的消费者和出行者并不太在意价格因素，交通运输服务产品的价格弹性较小。
（2）能源价格上涨有利于交通运输能源结构转变，但其并不能对交通运输周转量结构、技术进步和交通运输周转总量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我国交通运输耗煤主要用于铁路运输，煤价上涨加上电价相对低廉能够促进铁路行业转向碳排放强度更低的电能，但由于我国交通运输能源结构变化无法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显著影响，所以能源价格对交通运输能源结构的调节效应并不能对整个行业的碳减排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对于我国交通运输业而言，能源价格上升无法对周转量结构、技术进步和周转总量等影响因素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进而长期有效地促进交通运输行业的节能减排。这是因为交通运输行业的碳排放强度与运输需求（包括运输周转总量需求和需求参数偏好，即对速度、舒适度、便捷度、柔性和服务频率等参数的偏好）密切相关。单纯的能源价格上升无法对交通运输节能减排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
（3）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以及交通运输模式中航空和道路运输的比例增加对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的增加起到了促进作用。由于我国仍处于发展中阶段，经济增长方式低效而粗放，环境管制缺失。在此背景下，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我国客货运周转量迅速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国人倾向于选择更加迅速、便捷、舒适的高碳交通运输方式，并愿意为其支付更高的成本。因此，经济增长促进了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的上升。同时，技术进步在交通运输业的实际应用主要体现为满足用户人性化需求，而非提高行业效率，也对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由于航空和道路运输属于高碳交通模式，两者在运输总量中份额的增长显然会促进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上升。
4政策建议
本研究结果表明，能源价格变化并不能对我国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产生显著影响，也不能对交通运输周转量结构、技术进步、周转总量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虽然能源价格上升有助于交通运输能源结构优化，但该作用难以通过传导作用有效促进交通运输碳减排。我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交通运输周转量结构变化促进了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增加。结合研究结论，可以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制定税收政策时，不可夸大资源环境税在交通运输领域的碳减排作用。通过征收资源环境税提高能源价格既无法直接促进交通运输碳减排，也不能通过对其他影响因素的调节效应而间接促进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降低。因此，仅通过资源环境税难以达到促进交通运输碳减排的效果。同时，由于资源环境税会提高整个交通运输业的成本，将抑制低收入人群的交通需求，并增加我国工业、农业和物流业等行业的成本，对社会福利和社会经济将会产生不利影响。
（2）进行深入调查，根据托运人和出行者的行为偏好，设计基于需求管理的低碳交通系统治理政策。目前我国正处于环境库涅茨曲线的左边，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增长，伴随技术进步和交通运输周转量结构恶化，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可能进一步上升。建议政府和交通运输规划管理部门从托运人和出行者交通需求管理角度出发，对行为人的决策进行引导，设计出符合托运人和出行者交通需求的低碳交通系统治理政策。例如，采用多式联运或者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等策略，在满足托运人和出行者对速度、舒适度和便捷度等因素的需求的基础上，降低整个交通系统的碳排放强度。
（3）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发挥我国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的碳减排潜力。根据其他国家经验，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能够有效促进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降低。可是多年来由于交通运输规划和环境管理的粗放，我国交通运输结构趋于恶化，技术进步对交通运输碳减排的促进作用也没有发挥出来。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国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具有较大的碳减排潜力。建议政策制定者综合应用交通运输规划、法律法规、审批制度、财务制度、税费政策等多种措施，促进我国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的碳减排潜力更好地发挥。
综上所述，过去20年来虽然我国能源价格显著上升，但并未对我国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的上升起到抑制作用。同时能源价格上升对交通运输周转量结构、技术进步和交通运输总量都没有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在交通运输领域，希望通过征收资源环境税来降低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的构想目前是无法实现的。我国现在正处于交通运输能源库兹涅茨曲线的左端，仅依靠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交通运输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无法有效促进交通运输碳减排。建议政府综合运用交通运输规划、法律法规、审批制度、财务制度、税费政策等多种措施，从促进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入手，在满足托运人和出行者交通需求偏好的基础上，引导托运人和出行者作出更加绿色低碳的交通行为决策，达到建设低碳交通运输体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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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会计；碳排放权；碳管理；碳披露
一、京都议定书与碳排放权交易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使得各国政府、公司和个人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92年，联合国制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在1997年12通过《京都议定书》首次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即发达国家具有强制减排义务（所有发达国家的CO2等6中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排5.2%），而发展中国家并不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控义务。为了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低成本减排，京都议定书建立了三种灵活减排机制：排放贸易（EmissionTrade，简称ET）、联合履行（JointImplement，简称JI）和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简称CDM）。其中，CDM项目正是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同一减排量上存在的不同的成本，即价格差而产生的可实现双赢的合作机制。
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每个发达国家缔约方都有一定数量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表现为一种排放权利，就是“碳排放权”。面对碳排放权的排放限额规定，各国可根据自身的减排成本的大小，或者控制自身碳减排量，出售剩余额度；或者超出自身排放限额，购买额外的排放额度，碳排放权交易（简称碳交易）就因此产生了。可见，本来并无价值的碳排放权，在《京都议定书》的约束下变成了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成为了一种可供买卖的商品，会计上就需要对这种商品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需要报告其给企业带来经营风险及不确定性，以及企业的应对措施等。但是，现行的会计准则体系尚无碳排放权及其交易的规范，碳排放权交易面临诸多需要解决的会计问题。
二、碳会计的产生与国外研究现状
“碳会计”一词最早是由斯图尔特·琼斯（StewartJones）教授于2008年提出的。因为最初以碳排放及交易为核心的温室企业排放引发的会计问题，是纳入排污权会计框架内进行探讨的，但随着碳排放、交易及其披露问题的日益突出，有学者发现，传统的排污权框架已经不能满足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所有会计事项，需要单独设置一个碳帐户来对碳排放及其交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行处理，也有学者认为要将碳固（CarbonSequestration）及鉴证（CarbonAssurance）业务纳入其中，即企业的碳账户在排放市场中进行交易前，须由胜任的第三方进行独立鉴证。这样，2008年，斯图尔特·琼斯（StewartJones）教授将碳排放、交易及其鉴证等会计问题综合到一起称之为碳排放与碳固会计（CarbonEmissionandSequestrationAccounting，CESAccounting），简称碳会计（CarbonAccounting）。这是首次在会计研究文献中独立出现“碳会计”一词，从此，“碳会计”作为一类重要而又特殊的会计事项开始受到业界的关注和重视。
从国外文献的研究进程看，Bebbington和Larrinaga（2008）从碳排放配额的会计处理、与碳排放相关的风险核算与报告、与碳排放相关的不确定性核算与报告三个方面阐述了碳会计涉及的内容，指出是否对政府无偿分配的碳排放配额进行入账以及怎么入账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一种支持净入账法（netapproach），即无偿分配得来的碳排放配额不入账，购买的才入账；一种认为总入账法（fullapproach），即无偿分配来的可视为受赠资产，同样需要入账。碳资产和碳负债的计量基础的不一致也是人们关注的问题；碳排放相关的风险来自于管制风险和竞争风险，高碳产品的竞争力会下降，而能源依存度低、应用新技术的企业未来的竞争力会提升。
Ratnatunga和Balachandran（2009）则阐述了京都议定书机制的实施对企业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影响，指出碳会计成本要求以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或为产品终身为碳成本归集期间，它除了要核算产品整个生成过程中的形成碳成本外，还要核算原材料采购的运输途中形成的碳成本，产品报废、产品循环利用形成的碳成本和碳机会成本。碳管理会计即在传统分析标准与方法的基础上，引入碳治理、碳信息管理、碳管理培训和碳政策等要素，对采购、生产、销售、产品回收、循环利用等各环节进行有碳影响的分析，并为企业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而随着能源管制政策的出台，投资者也开始关注企业面临的“碳风险”，即CO2排放措施的不断出台对企业经营产生的影响。为了形成公司应对气候变化行为的信息披露标准，弥补正是财务制度的缺失，2000年由一个专门的机构投资者发起设立了一个国际性合作项目——碳披露项目（CarbonDisclosureProject，CDP），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反映被调查公司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信息，披露内容包括气候变化引致的风险、机遇、战略和减排目标、温室气体减排核算方法、温室气体减排管理、气候变化治理等四个方面。另外，对于具有碳固价值的森林资源，其吸收CO2的能力可以为企业创造额外的碳减排指标，因此在低碳背景下，森林资源的价值不仅仅体现为其传统意义上所界定的生物资产的账面价值，更体现为碳固价值，因此对这类可再生能源信用资产会计处理问题也受到Ratnatunga（2004）等学者的关注。
由国外对碳会计的研究，我们发现，碳会计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四个方面：（1）企业碳排放和交易的会计处理问题；（2）碳排放权受限引发的企业成本管理和战略决策问题；（3）企业碳信息披露内容和框架问题；（4）企业中可再生能源信用资产价值的再评估与计量问题。
三、国内碳会计研究现状
我国虽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并不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碳削减义务，碳排放-配额机制在我国并尚没有开始实施，因此，碳排放权在我国暂时并不是有价值的稀缺资源，并不需要会计予以反映，这造成我国企业的碳风险管理意识淡薄，碳会计相关研究缓慢。
（一）CDM下碳减排量的会计核算
我国作为CDM项目的参与方，可接受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援助，在我国境内实施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的减排项目，由此获得经过核证的减排量（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s，CERs），可以抵消发达国家的部分碳排放量，作为其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定量化限控和减排承诺的一部分贡献。CDM项目一种是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的项目；另一种是投资于提高能效的项目。于是，CDM下经过第三方独立机构审定和核证，并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CDM执行理事会批准的温室气体的减排量，即“碳减排量”是有价值的，具体价值大小分两种情况，一种是CDM项目在申请时已有国外买家合同，已约定好了碳减排量的合同价格，另一种是该项目可能还没有找到国外买家合同，这时，要将碳减排量划入中国国家帐户，等买家确定后，确定了交易价格，再由主管机构核准转出。
因此，对于成功注册了通过审核的CDM项目的企业，就需要对CERs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中国第一个CDM项目—是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项目，于2005年6月27日在CDM执行理事会注册成功，之后许多企业参与注册申请了CDM项目。需要注意的是，CDM项目的完成是一个复杂的程序，从申请到批准最顺利也要3到6个月时间，不论是否注册成功，前期的设计、包装费用至少需要投入10万美元，CDM项目的交易成本较高。
我国碳会计论文比较少，研究范围计较窄，主要是CDM下碳减排量的会计确认和计量问题，其争议主要集中在应将碳减排量确认为何种类别资产的问题上。主要观点有确认为金融资产、确认为存货、确认为无形资产三种：（1）作为存货的赞同理由为：CDM项目下的碳减排量是为了执行销售合同为持有的，最终目的是销售；反对理由为：碳减排量是无形的，高额且有风险的CDM申请费怎么办？（2）作为金融资产的赞同理由为：碳减排量是金融衍生产品，拥有自由交易市场，始终以公允价值计量；（下转封三）（上接第272页）反对理由为：缺乏有效的碳交易市场。（3）作为无形资产的赞同理由为：不具有实物形态，可以单独出售或转让，且由于CDM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风险，未来经济利益不确定，不属于以固定或可确定的金额收取的资产；反对理由为：碳减排量应该属于流动资产。
（二）企业碳资产管理的内容
随着政府排放管制的不断强化，企业应逐渐认识到积极进行碳资产管理的重要性，因为只有积极主动应对，企业才能在低碳经济时代占有主动权。反之，如果只是被动接受，很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丧失竞争优势。
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认为，所谓碳资产管理，是指对《京都议定书》中所涵盖的包涵二氧化碳在内的6种温室气体进行主动管理，如：碳监测、碳披露、碳减排、碳交易，以及在低碳时代规避风险、抓住机遇、提高企业竞争力等其他措施。祝福冬（2011）从低碳背景下的PEST分析、树立低碳经营理念、进行低碳流程再造、低碳供应链管理、低碳营销、低碳公共关系以及二氧化碳信息披露等方面介绍了碳管理涵盖的内容。他们一致认为，碳核算是碳管理的起点。碳核算是一个多层次的碳计算、记录、数据储存和数据管理系统，它能帮助企业进行碳排放的精确测量和分析，摸清碳排放量和排放结构。只有有了可靠的数据，企业才能计算“碳排放成本“，制定有针对性的战略。
（三）企业碳信息披露的现状
由于我国目前尚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会计上主要是对CDM项目产生的碳减排权的确认和计量，对采用不同处理方法对财务报告的影响关注较少，也没有探讨与报表附注相关信息披露的方式和方法。另外目前我国公司的碳管理意识还不够明确，没有建立自身的碳核算信息系统，再加上对于企业温室气体的排放信息，国内没有强制企业披露的要求，这导致我国企业无法或不愿意对外披露其碳信息。在CDP全球世界500强的调查中，13家上榜的中国企业也只有2家回复。2010年，国资委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对于央企编制社会责任报告书作了要求，要求上市公司围绕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方面披露其责任管理和绩效信息。但在环境信息披露上，披露最多的内容是“节能减排”、“绿色办公”和“公益慈善”等有关信息。部分报告对企业可持续发展风险和机遇进行分析和披露。大部分上市公司“碳信息”、“水信息”等方面信息披露不足。
张彩平和肖序（2010）认为，我国的碳信息披露框架应该更侧重于公司具体的碳减排行为，披露内容也应更详细具体，披露信息审计标准也应相对比较简单；在碳信息披露的格式上，张锐认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传统的财务报告中增列碳会计项目或在附注中进行详细说明；另一种则是单独报告，提供与碳会计相关的信息。
通观我国和国外的碳会计研究现状，发现我国碳会计研究进展较慢，原创性研究较少，大都是借鉴国外研究的成果，研究内容比较简单，尚处于简单的碳减排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阶段，虽然学者对碳管理和碳信息披露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但企业整体意识还是比较淡薄，实施效果不明显。
四、碳会计未来研究展望
有人对《京都议定书》2012年后的后京都问题表示担忧，认为一旦后续强制减排约定失效，企业的碳排放权的价值将大大减少，关于碳会计的研究也就没有意义。还有学者认为我国会通过碳税的征收来促使企业减排，碳交易市场短期内在我国市场前景不明朗。
关于这个争议，笔者认为后京都问题一直受到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关注，并于2009年12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峰会，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年至2022年的全球减排协议。其中，我国政府已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到2022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其他国家也纷纷公开了其减排承诺或方案。因此未来的强制减排是趋势，关系到世界各国的未来发展，是不会逆转的。
关于我国减排机制的设计，碳税和碳交易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梅德文从三个方面对碳税和碳交易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可能会先征收碳税，在各方面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碳交易和碳税都会实施。因此，尽管短期我国会征收碳税来控制企业的碳排放，但碳交易一定是一个长远的机制，它的实施是个早晚的问题。由此可见，我国的碳研究虽在理论和实务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还处于规范零散性的起步阶段，理论与实务差距较大。我国碳会计尚待解决的问题有很多：①建立企业的碳核算信息系统，构建企业的碳会计体系；②培育碳会计所需的公允价值准则规范及其市场环境；③研究与碳会计规范相关的配套准则，提高各个准则体系的系统性和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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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碳排放；LMDI；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5-0090-06
收稿日期：2011-06-28
作者简介：王宜虎（1973-），男，山东滕州人，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环境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
一、引言
近200年来，随着人口持续增加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世界能源消费剧增，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特别是气候变暖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温室气体排放则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元凶，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又是最主要的一种，因此实现二氧化碳的减排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虽然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在2012年之前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二氧化碳的指标，但是可以预料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面临的二氧化碳减排义务将是十分艰巨的。山东省作为我国的人口和经济大省，一直是我国的高碳排放区，中国能源报告（2008）的数据显示，2005年山东省二氧化碳排放量居全国第一位。近年来，山东的碳排放量仍在持续增长，持续稳居全国首位。因此如何控制和减少碳排放已成为一项日益紧迫的重大课题。
目前，国内外均有学者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研究。York利用STIRPAT模型研究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口之间的关系［1］；Cole发现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符合库兹涅茨曲线［2］，而Friedl与杜婷婷分别应用奥地利和中国的数据发现二者之间是“N”形曲线关系［3,4］；徐国泉等采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定量分析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5］；张雷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比研究发现，经济结构多元化导致了能源需求降低，从而降低了碳排放［6］。这些研究着重从碳排放与人口及经济发展的关系角度进行分析，探讨的是整个国家的碳排放问题。也有一些研究从区域角度探讨碳排放问题，邹秀萍、王伟林、李国志等分别对我国省级区域碳排放、江苏省的碳排放、我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等进行了研究［7-9］。本文根据山东省1995-2009年的产业发展和碳排放数据，分析山东省产业发展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碳减排措施。
二、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经济数据来源于《山东统计年鉴》，为剔除经济发展中的价格变化因素，所有经济数据均已换算为1995年可比价格。按照山东统计年鉴对GDP的划分原则，将经济系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生活用能源排放除外）分解为：第一产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和其他第三产业。由于生活消费能源没有相对应的GDP值，为了更好地说明GDP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在本文的研究中不涉及生活消费能源，即总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包括生活消费能源排放，仅指生产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
能源数据采用1995-2009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上的数据，在计算碳排放量时，只计算能源的终端消费量，而不计算加工转换过程以及运输和分配、储存过程中的损失量，另外，电力和热力的碳排放按火力发电和供热投入的能源计算，也不再计算能源终端消费部门电力和热力的碳排放。
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使用各种能源的消费量乘以各自的碳排放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Cit=∑(Eijt×ηj)（1）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王宜虎：山东省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实证分析其中，Cit为行业i第t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Eijt为行业i第t年第j种能源的消费量；ηj为第j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由于原始统计时各种能源的消费量均为实物统计量，测算时必须转换为标准统计量，具体的换算方法根据2009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提供的各种能源折合标准煤的参考系数计算（表1）。能源碳排放系数根据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缺省值，并将能量单位由J转化为标准煤，具体转化系数为1×104t标准煤等于2.93×105GJ。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2。
（二）模型选择
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分解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在一定时期内不同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常用的方法有Laspeyres指数分解法、Paasche分解法以及Sun的完全结构分解法，这些方法的主要缺陷是不能同时对多个因素进行分解，或者分解后的残差比较大。由于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法（LMDI）不仅可以对所有因素进行无残差分解，还可以运用到部分残缺数据集的分解上，因此，国际上许多学者广泛采用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法（LMDI）对能源环境进行分解研究。本文也运用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法（LMDI）研究山东省六大分类部门对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生产效应、结构效应以及规模效应，从总体上把握各部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贡献强度。
根据LMDI，从0年到t年的总二氧化碳排放差值称为总效应ΔEtot。ΔEtot由三部分组成：由生产规模扩大或者缩小产生的生产效应（ΔEpdn），由经济结构调整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结构效应（ΔEstr），由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改变而引起的强度效应（ΔEint）。因此：
ΔEtot=Et-E0=ΔEpdn+ΔEstr+ΔEint（2）
根据Ang提出的LMDI分解方法［10］，（2）式右边的每一项可以表示为：
ΔEqdn=∑iEi，t-Ei,0ln(Ei,tEi,0)ln(-YtY0)（3）
ΔEstr=∑i=Ei,t-Ei,0ln(Ei,tEi,0)ln(Si,tSi,0)（4）
ΔEint=∑iEi,t-Ei,0ln(Ei,tEi,0)ln(Ii,tIi,0)（5）
式中，Y代表年度GDP值；Ei,t是第t年行业i的总二氧化碳排放；Si,t是第t年行业i的GDP占总GDP的份额（Yi,t/Yt）；Ii,t是第t年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Ei,t/Yi,t）。
计算某一行业的三种效应按下列三式进行：
ΔEi,pdn=Ei,t-Ei,0ln(Ei,tEi,0)ln(YtY0)（6）
ΔEi,str=Ei,t-Ei,0ln(Ei,tEi,0)ln(Si,tSi,0)（7）
ΔEi,int=Ei,t-Ei,0ln(Ei,tEi,0)ln(Ii,tIi,0)（8）
三、研究结果分析
运用LMDI对山东省1995-2009年六类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和GDP数据进行分解，得到如下结果：
（一）总效应
山东省在1995-2009年间经济飞速发展，按可比价计算，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2.37%。经济的强劲增长带来了能源消耗的快速上升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迅速增加，15年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3.57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净增长8425.75万吨。
图1是山东省总二氧化碳排放分解效应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造成山东省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规模的扩大，2008-2009年为11960.45万吨，是1995-1996年的30.43倍；而GDP的结构调整对碳排放的增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相较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其程度很小。所以从总体上看，山东省经济结构调整并没有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反而由于工业规模的迅速增加，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最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效应一直是负效应，对山东省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起到了较大的节制作用，并且这种节制作用不断增强，2008-2009年的强度效应为-3534.71万吨，是1995-1996年的6倍多。
（二）生产效应
图2是各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效应图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工业部门二氧化碳的生产效应最大，从1995-1996年的326.65万吨增加到2008-2009年的9796.51万吨，这主要是由山东省国民经济中工业所占的比重最大，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结果。在工业部门中高能耗的重化工工业所占比重较大，并且近几年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导致了山东省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迅速增加。
其他行业中，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效应较大的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2008-2009年由其生产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值为950.49万吨。据统计，在很多国家中，交通运输的能源消耗量都约占全部终端能源消费的1/4到1/3，占全部石油制品消耗量的90%左右［11］。因此，交通运输业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须减排行业。而像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第一产业、其他第三产业，它们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效应相对而言较小。
图11996-2009年二氧化碳排放的总效应图21996-2009年各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效应图31996-2009年各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效应图41996-2009年各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强度效应注：图2-4中A-第一产业、B-工业、C-建筑业、D-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E-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F-其他第三产业。
（三）结构效应
图3是各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效应图示。从图中可以看出，1995-2009年山东省工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并没有对工业节能减排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效应仍然持续增加，仍在推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增加。其他行业中，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的结构效应也在持续增加，表明其结构调整对二氧化碳的减排也没有起到积极作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的结构效应也表现为持续小幅增加，但不很明显。第一产业的二氧化碳排放结构效应呈明显下降趋势，表明近年来对于结构调整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最显著的是第一产业，其次是其他第三产业和建筑业。
（四）强度效应
图4是各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强度效应图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效应下降的幅度最为明显，其次为其他第三产业，其他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效应变化不大，有的偶有反复，只有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的强度效应在2005年以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正效应。由此可以推断，强度效应主要是由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引起的，工业部门的强度效应很好地制约了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速度和总量增长。具体来看，从1995-2009年间，工业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整体上保持递减的态势，只在1998年、2003年、2005年有小幅反弹。到2009年，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强度效应达到-3419.43万吨，是1996年-397.68万吨的8.6倍。由此也可以看出，山东省工业部门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以上对山东省产业碳排放总量进行指数分解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山东省碳排放总量的上升主要是由于生产规模扩大造成的结果，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对碳排放总量的上升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2）由于山东省碳排放强度的降低，碳排放的强度效应大大减小，有力地遏制了能源消费总量的上升。
（3）从生产效应、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来分析，工业是碳排放的主体，不论是其生产规模的扩大还是其结构的变化都极大地导致了碳排放量的增加，虽然工业碳排放强度的不断减小也对碳排放量产生较大的遏制作用，但是仍不及生产效应和结构效应对碳排放量的促进作用。
（二）建议
实证分析显示，经济产出的持续增长是山东省碳排放增长的主导因素。然而经济产出的增长是满足人民生存与发展基本需求的必要条件，因此目前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不能寄希望于控制经济产出规模，而应着眼于优化结构与提高效率，具体建议如下：
（1）调整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山东省现阶段碳排放表现出正效应，这与以调整产业结构推动节能减排的初衷有较大差距。其原因与山东省一度强调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不无关系。山东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大力发展石化、钢铁、纺织等高能耗行业，消耗了大量能源，严重减缓了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因此，应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减少对第二产业(工业)的过分依赖。一方面努力在重化工业领域进行资源整合，加快产品升级换代步伐，适当发展低能耗产业，逐步减小高能耗行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出的比例；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尽快使山东经济完成从外延粗放型向内涵集约型的转变。
（2）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尽管山东省碳排放强度总体处于下降趋势，但是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企业生产应加大对先进节能技术的倾斜性投资，推动能源利用环节创新技术的研发与推广，逐步淘汰高能耗的设备，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应尽快促成各行业制定《节能法》实施细则，加大《节能法》贯彻力度，从法律层面保障能源效率的持续提高。
（3）改善能源结构。考虑到山东以煤炭为主的能源资源禀赋的制约，要保持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负效应并加以增强，主要出路应该在于发展非化石能源。应有计划地扶持核电、风电、水电、太阳能及生物质能项目，努力保持非化石能源比重的持续增长态势。在化石能源中，相对低碳的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长期呈现过低比例，应通过调整产业政策及国际贸易政策促进天然气产业的发展。
（4）推进碳减排政策创新。将碳排放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绩效的考核指标，提出单位GDP的碳减排比例，不断推进政府进行碳减排的政策创新，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实施碳减排补贴政策等，从而不断推进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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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mpiricalAnalysisoftheFactorDecompositionofCarbonEmission
inShandongProvince
WANGYihu
（SchoolofEconomy,Shando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Jinan250014,China）
[关键词]低碳技术碳基金节能减排
一、我国低碳技术基金设立的必要性
由于我国发展较晚，近几年经济又迅速腾飞，导致目前对能源消耗的需求迅速增长。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了。《京都议定书》规定工业化国家在2008年~2012年间必须减少至少5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1990年排放水平5．2％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虽然协议书并未规定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的减排量，但是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理应自觉为温室气体减排任务作出贡献。我国近几年经济的发展基本都是依靠高能耗、高排放来实现的，低碳技术方面的研究是十分少的。要实现技术的转型从高能耗、高排放改转到低消耗、低排放，将需要一笔用于技术研发的资金。因此低碳技术投资基金的设立是必要的。
我国的能源安全问题突出。能源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虽然我国面积广阔，资源丰富，能源密集，但是我国人口众多，开采力度大，导致人均能源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我国对能源需求的增加，势必加大对能源进口的依赖，从而导致我国可能会受制于能源出口国，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的危害。资源不可再生，但是我们可以从改良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能源需求量方面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低碳技术的研发是迫在眉睫的。
二、低碳技术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
1.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由政府和企业按比例共同出资。可以先由政府认购一定数量的份额，再由各相关企业认购剩余部分。比如原型碳基金(PCF)伞形碳基金西班牙碳基金意大利碳基金。德国和日本碳基金也采用这个方式。他们的基金用途主要是购买《京都协议书》中规定的减排量，目的是完成本国减排目标。这种方式优点是运用灵活，筹资速度快，筹资量大。
2.由政府通过税收方式承担全部的出资。这种方式成立的碳基金是由政府出资并管理的，比如英国的碳基金，它成立于2001年，是由政府投资、按企业模式运作的独立公司。它的主要资金来源是英国的气候变化税，相当于一种能源使用税，主要向工业、商业和公共部门收取的。它的运作主要用于投资和技术研究两方面。其中用于投资的项目一般额度不超过150万英镑，技术研究项目投资额不超过25万英镑。目标是寻求低碳技术商业机会以及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使英国发展成为低碳经济社会。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资金来源稳定充足，同时通过价格杠杆控制对能源的过度消耗，从根本上促进节能减排。
3.企业自行募集的方式，由企业出资并采取企业方式管理。这些碳基金规模不大，主要从事清洁发展机制所产生的概念产品CERs(CertifiedEmissionsReductions，核证的减排量)的中间交易。这种方式的基金资金量比较小，筹集的难度比较大。
三、碳基金对低碳技术研发的资助方式
1.无偿资助。这个应该是政府政府主要用于技术创新产品在研究、开发和中试阶段的必要补助。这就要求研发申请的项目目前尚未有销售或者仅有少量试销售。无偿资助的时间是有限的，资助的研发项目完成时要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并且在项目完成时实现合理的收入。这个收入可以是销售研发产品的收入，也可以是研发产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收入。
2.贷款贴息。这个基金支持方式是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为准。主要用于在低碳技术研发某项目到一定的程度，需要中试或者扩大规模，形成批量生产，并且已经有一定资金的项目。当申请的技术研发的项目得到担保机构所获得的贷款，项目符合条件时，基金重点进行贴息支持。
3.技术转移项目。这种技术投资主要是针对由企业与技术单位共同实施的项目，从模式上重点支持以企业为核心的技术转移，就是依赖企业原有的技术水平，投入资金，组成科研小组或者邀请科研单位开发研究。这种模式有助于进行低碳技术研究的单位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转移内容以改善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与功能两种方式为主。
4.重大项目。设立对重大项目的基金支持。所谓重大项目应符合一般项目的基本条件，具有较高的创新程度和技术水平、市场前景好、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有较大的影响力和显示度的项目。
5.补贴资金项目。针对一些公益性的技术研究进行补助。2006年已首次支持该项目。
四、设立低碳技术研发基金的企业收益
首先通过低碳技术研发基金的技术资助项目，有助于企业的转型，由能源消耗型企业转化为绿色低碳型企业，紧跟世界经济的脚步，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二，可以提升企业的知名度，树立企业的形象，为企业的壮大发展增添了无形的力量；第三，为减缓气候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贡献，也就是为下一代的生存奠定了基础；第四，企业参与到碳基金中来，可以通过各种项目获得碳汇，而符合清洁发展机制的碳汇项目要求的，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买家，获得商机。
五、关于低碳技术研发基金设立的政策建议
1.要建立低碳技术研发基金，必须要更多的人了解低碳经济。让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或是非政府的组织以及个人，都加入到低碳技术研发基金的设立中来，为低碳技术的发展筹资，为低碳技术的发展提供技术帮助。
2.争取政府的支持。为了扩大低碳技术研发基金的影响力，加快低碳技术的发展，必须争取中国政府的支持。在经济上政府融资更为容易，资金来源更为稳定；在号召力上，政府有着不可替代的权威，可以在广泛的范围内普及低碳知识，这将有助于凝聚更多的力量。
3.依靠相关立法的支撑。制定减排目标，下达具体任务，使碳排放全成为稀缺品，并且制定相关法律来进行约束。限制企业的排放行为，逼迫他们重视低碳技术的研发，这样可以反过来促进低碳研发基金的设立。
参考文献：
[1]李怒云.中国绿色碳基金的创建与运营.林业经济,2008
[2]付允.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
【关键词】低碳经济评价对象评价方法指标体系
过度的资源、能源消耗和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导致人类生活环境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浓度不断增加，使全球变暖的趋势不断加速。为遏制这种势头，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各领域对低碳经济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其中主要集中在低碳经济的发展意义、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低碳能源、低碳技术、低碳产业、低碳金融、碳排放、低碳消费、低碳政策等方面。而关于低碳经济评价及相关理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并且国际上至今尚未出台具有权威性的低碳经济评价体系，国内对低碳经济评价的研究也刚刚起步。做好低碳经济评价，可以让一个区域、一个产业、一个单位了解自己在低碳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不足，促进自己在低碳经济领域的发展壮大。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
英国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关于低碳经济的概念，学术界和决策者尚未有明确的共识。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低碳经济进行了研究。目前被广泛引用的是英国环境专家鲁宾斯德的阐述：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兴起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度和创新，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候减排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朝向高效能、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型。
国内较早研究低碳经济的学者庄贵阳认为低碳经济是指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缓减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结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温室效应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金乐琴、刘瑞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发展模式，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与当前推行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也有密切关系。理解低碳经济需把握其三个重要特性：综合性、战略性、全球性。
冯之峻和金涌认为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其实质在于提升能效技术、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
李胜、陈晓春指出，低碳经济的核心内涵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通过政策创新及制度设计，提高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建立低碳的能源系统和产业结构，它包括生产的低碳化、流通的低碳化、分配的低碳化和消费的低碳化四个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将低碳经济界定为人类社会面临日益加剧的全球变暖压力下提出的一种新发展理念，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来替代化石能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消费方式，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三低”）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高”）为基础，以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为基本要求，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的，其实质在于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
袁优男将低碳经济定义为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点的发展模式，是以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为目的的规制世界发展格局的新规则。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结能源机构，发展低碳技术、产品和服务，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消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其核心是能源的高效率和洁净的能源机构，关键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孙桂娟、殷晓彦等人认为低碳经济是指兼顾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的低增长或负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其内涵包括建立低碳能源体系、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实施刺激低碳发展的国际国内政策、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其实质是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基础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付加锋、庄贵阳等在总结其他学者关于低碳经济定义后，提出低碳经济是指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具有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环境友好的突出特点，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全球共同愿望。
陶良虎认为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可以看出，低碳经济这一理念始于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考虑，随着实践的进展，其概念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来定义低碳经济。尽管他们的研究角度不同，对低碳经济概念的表述方式也存在差异，但其概念的内涵大致相同，即低碳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其实质是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发展清洁能源，其核心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其目标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内低碳经济评价
1、评价对象
国内关于低碳经济的评价对象主要是区域低碳经济综合评价、低碳城市。其中关于区域低碳经济综合评价的学术成果有潘月红对山东省低碳经济发展研究、庆东瑞关于山西省低碳经济分部门脱钩指标建构与评估、牛凤君等关于新疆低碳经济评价等。研究低碳城市评价的学者有王玉芳、李晓燕、邓玲、薛蒙等。
国内学者在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时多依据层次分析法的相关思想来构建。朱有志、周少华、袁优男依据低碳经济的概念内涵，将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为三级。肖翠仙、唐善茂使用德尔菲法来筛选评价指标，并在层次分析法思想指导下将城市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三层。胡大立、丁帅根据产业链从初始到最终消费这一路径，提出低碳经济评价逻辑结构框架，在此基础上将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为三个层次（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
2、评价方法
（1）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低碳经济综合评价。目前国内关于低碳经济评价对象大多是一个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而对一个区域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评价涉及低碳能源、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政策、低碳金融、碳汇、碳足迹等众多方面，同时其评价应多角度选取多个指标综合分析，所以区域性的低碳经济评价是一项繁琐、复杂的研究工作。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来评价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因为层次分析法的特点就是在对复杂的决策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
李晓燕、邓玲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和主成为分析法对我国四个直辖市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提出了直辖市发展低碳经济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对策。刘荣、徐征、李悦在评价河北省某县的低碳经济发展状况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评价体系进行分析，得到各个指标对总目标的影响权重。李晓燕在构建省区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郭红卫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力求通过对低碳经济的定量测度，探寻低碳经济的综合评价体系。牛风君、刘文翠在对新疆低碳经济评价与分析时，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对评价目标所起作用的大小即权重。肖翠仙、唐善茂在城市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中，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数，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广西梧州市的低碳经济，并提出发展建议。
（2）基于物质流分析法（MFA）的低碳经济综合评价。物质流分析遵循质量守恒定律，是描述物质输入、输出相关系统的路径及其输出量、输入量的一种系统工具。通过研究物质在环境—经济系统输入—贮存—输出的实物量变动，提示物质在特定区域内的流动特征和转化效率，从而找出环境压力的直接来源，为区域的低碳经济发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为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当前，我国运用物质流分析方法来评价区域低碳经济的学者有张学毅、毛玉如、万宇艳等。毛玉如、沈鹏等通过对低碳经济活动的物质流分析，提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应从区域、技术、产业、机制四个层面考虑。万宇艳、苏瑜从国家、区域以及企业三个层面探讨国内外运用物质流分析法来研究低碳经济的相关理论，并在研究物质流分析法与低碳经济的关系后，在微观和宏观方面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建议。张学毅、王建敏在探讨国内外低碳经济理论基础上，运用物质分析方法来研究低碳经济，从经济发展、能源消耗、自然环境三个方面来构建低碳经济指标体系。
（3）指标综合合成方法。运用指标综合合成方法来进行低碳经济评价，首先须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指标值的标准化过程；其次是指标权重的确定；再次是指标值的综合集成；最后是结果判断。在指标综合合成方法评价过程中，确定指标权重是其中心环节。国内学者大多采用德尔菲法、标准离差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方法来进行指标赋权。关于指标值的综合合成方法有许多，一般来讲，主要有线性加权和法、乘法合成法、加乘混合合成法等。结果判断一般是参考指标值的综合集成结果及国内外低碳经济评价标准进行综合评价，确定低碳经济发展水平。
（4）其他评价方法。除了上述三种评价方法，国内学者还通过其他方法来评价低碳经济，如因子分析、模糊粗糙集理论、KAYA公式等。王斌斌在评价大庆市低碳经济发展情况时运用因子分析法客观构建了能够系统评价低碳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并对15个资源型城市的低碳经济发展绩效进行了客观评价，结果表明大庆市低碳经济的发展优势在于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及环境改善效果，而在产业结构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谢传胜、徐欣等运用模糊粗糙集理论，建立城市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模型，进而对城市低碳经济发展路径进行分析。黄敏、廖为明等运用日本学者茅阳一提出的KAYA公式建立了三个低碳经济模型，并用来研究江西省各市的碳排放量，结果发现各区市低碳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三、国外低碳经济评价
1、评价对象
国外对低碳经济评价研究的起步较早，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相对于国内侧重于区域性综合低碳经济评价来讲，国外则更注重低碳经济专项评价，集中在低碳能源、低碳技术、低碳政策、碳排放等领域。
在低碳能源领域，StaffanJacobsson和VolkmarLauber探讨了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电池两项技术在德国迅速蔓延的原因，并分析了德国政府政策对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电池两项技术迅速扩散的原因。NickKelly分析了英国的能源需求趋势及可再生能源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降低能源需求，部署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不影响经济增长的策略。如提高现有的建筑物节能水平和建设新的节能建筑物、安装高效节能设备、安装当地的清洁、节能热电力供应等。JohnW.Halloran将化石燃料中的碳基化合物视为氢能源，碳粉作为碳建筑材料。在分析氢能源和碳材料（HECAM）在建筑领域中的应用，氢能源和碳材料（HECAM）的能源平衡、成本、价值，脱碳方法及碳产业后，提出发展碳材料经济的三个战略步骤。DanielSperling和SoniaYeh认为低碳燃料标准（LCFS）新政策工具是降低交通运输燃料碳排放一种很好的途径。从低碳燃料中的温室气体性能标准、容积任务的缺点、征收碳税或限额交易、科学的不确定性和间接影响、能源安全和气候政策等六个方面阐述建立低碳燃料标准（LCFS）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关于低碳技术，早在1997年GernotGessinger就注意到全球碳排放为每年8亿吨，其中2亿吨来自于森林采伐，6亿吨来自化石燃料。其探讨技术创新及技术改进在电力生产、物流、电力消费、最优化系统领域减少碳排放的可行性及可减排空间，提出碳减排的三点措施：防治二氧化碳的过多排放，避免在电力生产、传输、使用中形成高二氧化碳排放的特征；通过捕捉、利用、处理/储存等方式对碳循环利用；使用可再生能源，如水力发电、太阳能、风能、生物量、核能等。AbdeenMustafaOmer认为可再生能源是未来能源政策目标，与之相关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能够保护资源，提供安全、多样的能源供应和服务，对环境的影响较少，因此促进低碳技术创新和完善可再生能源市场体系可以保护生态环境、减少碳排放，并由此分析了在能源利用、能源替代等领域的节能技术及节能建议。
国外对低碳政策的研究理论多数是关于碳税收的，其他的如能源政策、区域性政府的碳减排措施、区域性政府应对低碳革命的挑战等。K.A.Fisher-Vanden、P.R.Shukla、J.A.Edmonds等运用第二代模型（SGM）中的印度板块分析印度在经济、能源领域中的温室气体（GHG）排放状况，提出应通过碳税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TimRoughgarden和StephenH.Schneider运用动态集成的气候经济模型（DICE）对相关政策进行定量评价后，提出碳税是促进碳减排的最理想措施。
在碳排放领域，SvenBode基于排放强度来预算碳减排的短期目标（到2010年）和长期目标（到2050年）。其他研究碳排放的学者有A.Druckman、JyotiParikh、ChengFLee等。
2、评价方法
国外关于低碳经济的评价方法主要有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投入—产出法及其他方法等。
（1）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模型。低碳经济与低碳能源、碳排放等密不可分，因此国外的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模型本质上是一种环境—经济模型。比较典型的综合评价模型有E3MG、ECLIPSE模型等。A.S.Dagoumas、T.S.Barker运用E3MG（Energy—Economy—EnvironmentModelattheGloballevel）分析英国的碳排放情况，提出一些关于英国脱碳路径的建议。HalTurton在分析能源研究和投资战略的基础上，构建ECLIPSE模型（EnergyandClimatePolicyandScenarioEvaluation，ECLIPSE）来评估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
（2）投入—产出法（I—O模型）。投入产出分析，是研究低碳经济系统各个部分间表现为投入与产出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经济数量方法。运用I—O模型来分析低碳经济，尤其是在分析低碳经济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时，须对传统的I—O模型进行相应的改变、扩展，加入相应的环境因素。如A.Druckman、P.Bradley等运用环境型投入—产出模型（EnvironmentalInput—Output，EIO）来分析英国的碳减排情况。JyotiParikh、ManojPanda、A.Ganesh-Kumar和VinaySingh通过投入—产出法（IO）和社会会计矩阵（SAM）来评估印度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现状。ChengFLee等在灰色理论(grewtheory)和投入—产出理论（input—outputtheory）的基础上，运用模糊目标规划（fuzzygoalprogramming）方法构建模型，模拟了三种碳税方案下碳减排的力度和经济影响。预测碳税实施的效果有助于各国碳税方案的选择，也能更好地发挥碳税的效果。
（3）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这类模型基于微观经济学原理构建经济人的行为，能够模拟不同行业或部门之间复杂的、基于市场的相互作用关系，其特点是在模型中引入“均衡”和“市场”，模拟生产要素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等关系。这类模型的优点是对经济系统的描述比较详细，模型的解包括了市场出清价格、部门的产出、投资、就业、外贸、CO2排放等；并且还可以模拟碳税等经济政策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在这方面，MustafaH.Babiker运用跨区域性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来预算碳消费支出额。
（4）其他方法。除上述几种评价方法外，还有宏观经济模型、部门预测模型、成本—效益分析法、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指数等其他方法。
2006年10月30日，英国了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完成的《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又称《斯特恩报告》），对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评估。报告以气候科学为基础，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对欧盟提出的全球2℃升温上限加以论证，呼吁各国迅速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尽早向低碳经济转型。MarcoMazzarino采用比较静态的方法（comparativestaticapproach）和货币估值技术的研究发现，运输业是OECD国家碳排放量最大的行业，约占到总碳排放量的三分之一。
四、结论与展望
关键词：研发投入；低碳效应；企业价值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0-0013-03
1引言
由于经济发展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工业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日益增加，由此导致的温室效应已经严重地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碳减排已经成为引起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面临的压力与挑战与日俱增，深入剖析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积极寻找碳减排的途径与对策，既是中国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需要，又是加速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工业能源碳排放在中国碳排放总量中占据着极大比例，是中国碳减排工作关注的重点。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是不会改变的，面对现有新能源生产技术和成本以及能源结构调整速度的限制，更为可行的减碳方式是将煤炭转化成为较高效和清洁的能源，低碳技术创新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载体，是低碳技术创新研发活动的投入主体、执行主体、技术成果产出和应用主体，企业作为推动低碳经济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其是否具有进行低碳研发投入的主动性对低碳技术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将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探究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在促进碳减排和提升企业价值这两方面是否具有一致的正效果。
2文献回顾
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国内外学者基本取得了一个共识，认为开发和利用低碳技术是减少碳排放的一个关键途径。低碳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
Fisher-Vanden，Jefferson（2006）把研究开发分为内部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两种情况，发现研究开发活动是能源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并且自主研发对能源改进效率的作用更加明显。PatrikSoderholm（2011）探讨了技术创新在不同市场政策下的影响，认为低碳技术创新是一种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孙宁（2010）分析了影响制造业碳排放的因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引起的能源消耗强度降低对于制造业整体及重点减排行业具有明显的碳减排效应，验证说明了技术进步作为碳减排主要手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国内外关于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相关关系的研究较多，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对促进碳减排和提升企业价值是否具有一致的正效果，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以此作为切入点，运用2009-201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能否带来低碳效应，同时能否提升企业的价值，以说明企业是否有动机主动进行低碳研发投入，进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合理建议。
3研究设计与统计分析
3.1企业研发投入的低碳效应
3.1.1研究假设
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然而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是较难改变的。因此，面对能源结构调整速度的限制，更为可行的减碳方式是将储量相对丰富的煤炭转化成为较高效和清洁的能源，运用先进的节能技术替代落后产能，实施清洁生产，实现碳减排，而这恰恰需要仰仗技术进步。
低碳技术创新对低碳经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企业作为创新研发活动的主体，其研发投入是否具有低碳效应，是本部分研究的问题。本部分用研发投入强度衡量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的投入力度，用碳排放强度衡量低碳效应，提出以下假设：
H1：碳排放强度之间与研发投入强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3.1.2相关变量的定义及说明
（1）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强度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科技投入水平的核心指标，高水平的研发投入强度被认为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从企业层次看，研发投入强度是企业研发投入总量与产品销售收入之比，可以反映企业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方面所做的努力，衡量企业潜在的创新能力。
本文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公布的开发支出占同期公司销售额之间的比重，衡量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
（2）碳排放强度。碳排放强度用以衡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相应经济成果之间的比例关系，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碳排放强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工业总产值（1）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碳排量计算指南，公式（1）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C=EiFi*44/12（2）
公式（2）中，C为二氧化碳排放量；Ei为第i类能源的消费量（标准量）；Fi为第i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是基于IPCC（2006）《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通过能源热值乘以碳氧化因子得来的。
3.1.3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通过国泰安数据库，按工业细分的行业分类导出年报中披露开发支出数据的企业，再经过手工筛选，剔除ST企业和数据不全的企业，将2009-2012年连续披露开发支出的企业作为样本。经过筛选，样本企业总共66家，涉及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18个细分行业。
样本企业的相关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由于各类统计年鉴中均未披露企业能源消耗、碳排放的相关数据，只有工业分行业终端能源消费量，所以样本企业的碳排放强度用所属行业的数据代替，各行业的能源消费量、工业总产值分别取自2010-2013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处理采用MicrosoftExcel软件和SPSS16.0软件。
3.1.4相关性分析
由于碳排放强度数据分布呈正偏态，不符合正态分布，对研发投入强度与碳排放强度不宜做Pearson直线相关分析，应做Spearman相关分析，SPSS16.0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Correlationissignificantatthe0.01level（2-tailed）.
由表1可知，研发投入强度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192，在1%的置信水平上是显著的，这意味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能够促进碳减排，研发投入力度越大，碳排放强度越低，即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低碳效果。然而，从弹性值来看，目前研发投入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负向影响较小。
技术创新是促进我国碳减排的有效机制，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促进新技术的发明和创新，能促进碳减排。但是，目前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对碳排放的负向影响较小，可能是由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方向并非针对低碳技术，这就需要政府更好地引导企业将研发投入方向更多的转向低碳技术方面，以便更好地发挥技术进步在改善环境质量中的直接作用。
3.2企业研发投入的价值相关性
3.2.1研究假设
本文主要对正在进行的研究开发项目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研发支出的价值相关性进行检验，验证R&D信息的披露是否有助于投资者了解企业R&D的投入水平及其技术研发的实力，并据此预测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是否有利于投资者判断企业的价值。故提出下列假设：
H2：股价与开发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
3.2.2研究模型
Ohlson（1995）通过严格的数学推导提出了净盈余模型，该模型将会计收益、净资产直接与股票价格联系起来。国内外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净盈余模型对股票价格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同时，该模型是一个开放的模型，除了盈余、净资产等主要因素外，也可以将其他与价值相关的因素引入到模型中。因此，本文以净盈余股价模型为基础，根据研究需要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调整，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P=β0+β1RDPS+β2BEPS+β3RNAVPS+ε
3.2.3变量的定义及说明
P表示股价，为样本公司t+1年5月份第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由于每年的1到4月是上市公司公布财务报告的法定期间，若市场是有效的，我们有理由相信5月初企业的股价已经吸收了会计数据的信息。
RDPS表示样本公司在t年末的每股开发支出。
BEPS表示样本公司在t年的基本每股收益。
RNAVPS表示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为样本公司在t年末扣除开发支出之后的每股净资产，即RNAVPS=（期末净资产-期末开发支出）/期末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ε代表残差。
3.2.4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该研究部分选择的样本公司与企业研发投入的低碳效应研究中选择的样本公司相同，所选取的财务数据来自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开披露的企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以及国泰安数据库。
3.2.5相关性检验及回归结果分析
运用SPSS16.0对股价P与每股开发支出RDPS、基本每股收益BEPS、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RNAVPS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Correlationissignificantatthe0.01level（2-tailed）.
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来看，股票价格与每股开发支出、基本每股收益、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初步证实了每股开发支出与股价之间的关系。
将P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解释变量RDPS、控制变量BEPS、RNAVPS，检验模型的显著性。SPSS16.0部分运行结果如表3、表4所示：
a.DependentVariable：P
表3显示，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R等于0.643，R2等于0.413，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说明设计的模型的回归方程中，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是显著的。
表4中各回归系数的Sig值均小于0.05，通过了显著性检验，RDPS、BEPS、RNAVPS均与股价显著相关。每股开发支出的回归系数为8.176，Sig值为0.009，说明企业的研发投入对股价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研发支出的价值能够被投资者所认可并给予积极的评价。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自创无形资产，加大研究开发费用的投入，企业的研发费用不仅是推动其自身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投资者在选股时衡量企业业绩好坏和成长性高低的重要指标。但是，开发支出的回归系数小于基本每股收益的回归系数10.164，这说明投资者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关注度仍不及盈利能力。
3.3比较分析
由于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低碳效应和企业研发投入的价值相关性分别进行实证研究时，两部分研究选择的样本企业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可以得出企业研发投入对二氧化碳减排和提升企业价值具有一致的正效果，即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力度，既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又能够达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效果。
4结论及建议
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低碳效应及价值相关性进行比较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力度对促进二氧化碳减排和提升企业价值具有一致的正效果。
企业在低碳方面进行创新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这势必会增加企业成本，但这并不会降低企业价值，投资者认可企业所进行的研发投入的价值，并在选股时将其作为衡量企业业绩好坏和成长能力的重要指标，企业在低碳研发方面的投入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提升企业未来的股价。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对碳减排具有正效果，依靠科技进步、发展低碳技术是实现我国节能减排的关键。政府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如增加财政投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定相关的环境政策、借助税收和补贴等手段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为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充分调动企业进行低碳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研发投资的质量和效率，最大限度发挥研发投入在降低能源强度中的作用，更好地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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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天然气；碳税；碳排放量；最优供给量；替代作用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5.006
1引言
我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煤炭约占我国能源供应的70%。但这种以煤为主的消费结构，却是引起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当下中国85%的煤炭是通过直接燃烧使用的，主要包括火力发电、工业锅炉、民用取暖和家庭炉灶等。高耗低效燃烧煤炭向空气中排放出大量SO2、CO2和烟尘，造成中国以煤烟型为主的大气污染。而天然气作为一种优质、高效、清洁的化石能源，与煤相比，可以同时解决碳排放和污染两个问题。我国以天然气为燃料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建设以逐步进入实质性开发实施阶段，“试点先行”将成为推动天然气体制改革的探索方案。
已有的研究较多关注经济体中短期的减排应急之策，聚焦于环境管制政策，例如碳税、资源税、排污费以及生态补偿机制等，研究认为长期内发展低碳经济在于提高能源效率和优化能源结构。但是将长期内低碳经济与短期应急减排策略相结合的研究较少。本文的核心任务就是研究在环境管制政策下天然气和煤炭减排成本的经济可比性，考虑企业利润、社会福利等因素，探讨天然气相对于煤炭能否成为中国清洁可靠能源保障的合理长期选择。
本文以天然夂兔禾康奶寂帕课对象，在传统模型基础上做出一些调整，首先研究不同碳税，控制不同碳排量，天然气和煤炭的环境成本核算，包括碳税和减排成本；再综合企业供应利润，在单位煤炭天然气热值构成的约束条件下得到总利润函数，考虑经济损失，获得社会总福利函数；最后比较分析天然气和基于环境管制政策下的替代作用，从该角度实现能源结构调整、推进节能减排。本文的研究为我能源企业合理控制环境成本、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和政府制定相关减排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2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已有大量文献从宏观层面上研究国家化石能源燃烧后的碳排放对经济影响。碳排放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应该考虑重要问题。
有研究者建立了对碳排放和我国经济发展的计量经济模型，从定量角度分析二者相关性。武红（2013）等通过建立近五十多年我国的碳排放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发现在这期间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从碳排放总量到GDP的单项Granger因果关系，即高碳排放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经济增长并不会明显导致碳排放的增加。另一方面，冷雪（2012）认为如果存在一个经济可以容易地使用低碳排放要素投入去代替高碳排放要素投入，就可以削弱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因果关系的显著性。同样建立近三十年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表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存在明显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即在不采取减排措施的假设下，我国碳排放量不会自然地减少，反而碳排放量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急剧增加，因此采取经济手段和政治措施进行二氧化碳减排是必要的。
GDP碳排放强度也是对碳排放和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的一个方面。张友国（2010）认为，在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各构成因素种，生产部门能源强度的降低是导致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的最主要因素，直接能源消费率的下降也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另外随着电力对原煤的替代，终端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也使碳排放强度略有下降。刘广力（2012）将煤炭消耗引入到了GDP与碳排放的关系之间，他认为从长期来看，煤炭消耗比重的持续增加必然会使碳排放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因此大大提高碳排放强度。因此，我国要降低碳排放需要从分子上的碳排放量入手，不断寻找清洁能源和提高各能源使用力度和效率的方法，降低煤炭消耗比重，从而达到降低排放的目的。
在研究宏观层面的同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各类模型来研究碳排放问题，其中以CGE模型或者基于CGE模型的变形为主。有学者从能源环境经济系统出发，构建我国能源经济动态CEG模型，也有从二氧化碳减排、缓解常规能源供给压力的能源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构建了基于另一种模型假设基础之上的CGE模型。大多研究的是环境管制制度背景下企业的减排行为和碳交易问题。在研究煤电行业实施碳减排的路径选择方面，叶斌等（2013）在参与开发中国能源与环境政策分析模型（CEEPA）基础上进行相关扩展和补充；在探讨影响碳排放减排成本因素方面，姚云飞等（2012）构建了煤电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强度模型和碳排放权资源影子价格模型，研究了煤电企业和煤电行业的碳减排潜力、减排成本及其影响因素。一些学者还考虑了其他因素，胡雅楠等（2014）加入了CO2排放减少的居民支付意愿；杨翱等（2014）还考虑了生产者和使用者角度的能耗责任归属原则，从投入产出模型内外部两个层面界定能耗强度系数，以此提出能源消耗外部性的测定模型。部分文献综合模拟分析不同碳税水平、不同能源使用效率、不同碳税使用方式对二氧化碳减排强度、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边际变化率、部门产出及其价格、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变量的影响，娄峰等（2014）通过构建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DCGE）模型；任志娟等（2012）Sartzetakis的分析框架，用cournot模型将这三种减排手段统一探讨。
已有的与碳排放相关的研究中，大多数文献研究方向在减排方式的选择和影响减排成本因素宏观分析等方面，而少有文献具体针对天然气和煤炭减排时对社会总福利的影响进行探讨，包括比较环境管制政策下煤炭和天然气最优供应量、社会总福利、厂商的利润额等。而这个角度研究对于我国目前亟待解决优化能源结构，推动天热气改革极具实际参考价值。鉴于此，本文将针对该处空白进行研究。
3模型说明
4模型分析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供应商利润Ui与煤炭供应量Ci成负相关关系，同时，社会总福利U也与煤炭供应量Ci成显然的负相关关系。煤炭供应量的上升一方面会使得供应商利润因减排成本的上升和碳税的上升而下降，另一方面，会在供应商利润下降和环境外部性的影响下，使得社会总体福利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在环境管制政策下，煤炭使用成本是高昂的，这恰恰是天然气替代煤炭的意义所在。
从供应约束来看，在一个地区以热值计量的能源总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天然气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对煤炭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作用具体可以体现在如下的三个方面：一是由于燃烧产生相同热量时，天然气比煤炭产生更少的二氧化碳，使用天然气替代煤炭可以减少供应商的碳排放，使得供应商的减排成本下降，提高企业利润；二是使用天然气所带来的较低的碳排放量同样会使得企业面临的碳税下降，从而进一步降低供应商成本；三是温室气体排放会对不同区域造成不同的环境外部性影响，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降低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从而降低了能源使用的外部性，降低了社会总体成本，提高了社会总福利。综上所述，在环境政策管制政策下，具体而言，在政府设置一定碳税的情况下，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效用在企业利润层面和社会福利层面均产生正面的影响，这也从经济效益和福利经济学角度解释了天然气使用的必要性。
基金项目：
河北省廊坊市科学技术局2015年廊坊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自筹经费项目“创新城市建设背景下廊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模式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5023104）。
5结论及政策建议
天然气作为一种单位碳排放量小、产热效率高的煤炭的替代能源，正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地被开发和使用，我国政府须重视天然气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以配合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针对本文提出的问题，结合我国的客观实际，现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一是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能源市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大对重污染企业的惩处力度；二是利用合理的碳税等政策对能源结构进行调整，重视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作用；三是增加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引导企业和居民正确、安全地使用天然气，促使天然气使用向普遍化、高效化、常态化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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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DM简介（CDM，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是在《京都议定书》第12条中所确定，由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一种新的国际合作机制。该机制既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又协助发达国家缔约方实现遵守定量化限控和减排承诺。CDM的核心内容，是发达国家出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在发展中国家境内共同实施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的减排项目，由此获得CERs，作为其遵守《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定量化限控和减排承诺的一部分贡献。
（二）碳排放权简介碳排放权，也称“温室气体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由于这种排放权具有稀缺性，所以像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它能够进行交换，具有市场价值。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先后签署和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并与2005年10月颁布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了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有效管理。2005年6月27日我国第一个CDM项目――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项目在CDM执行理事会注册成功，标志着碳排放权正式在我国诞生。，
二、碳排放权的本质
（一）中国碳排放权与国外“Carbondioxideemissions”的区别在美国及欧洲等发达国家，碳排放权有专门的交易市场，它构成企业的一项资产并且能在交易市场自由交易。我国的碳排放权通过CDM项目产生，它与国外的“Carbondioxideemissions”本质上不同。在刚刚结束的哥本阿根会议上，各国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对全球的二氧化碳减排指标没有达成共同的协议。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虽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其中并没有规定中国在现阶段的减排责任，“碳排放权”只是国家对企业的发展“CDM”下项目的政府补助。因此，中国企业并不承担温室气体的减排义务。同时，中国的法律目前也并未对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作相应的限定，所以碳排放在中国并不构成一种权利。
（二）中国碳排放权的本质所谓“碳排放权”，只是简单借用发达国家的相关名词概念，对CDM项目所产生的“核证的减排量”（CERs，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s）的一个代称。它实质上是CDM项目经过第三方独立机构（DOE），审定（validated）和核证（verified），并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CDM执行理事会批准的温室气体的减排量，简称为“核证的减排量（CERs）”。因此，笔者建议将目前发达国家发明的“碳排放权”改称为“碳减排量”。
（三）中国碳减排量交易的实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是个重大的打击，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寻找拉动经济的新的“引擎”，我国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也明确提出加大发展低碳经济的力度。具体到“碳减排量”交易的微观操作，是国外企业与国内企业之间的合作，但CDM在宏观上体现出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国家是“CDM”的主导者，每一个CDM项目必须通过国家和联合国的双重审批。
我国企业的碳减排量资产属于国有资产。所以，我国碳减排量交易的实质，是企业依照《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的规定，按一定比例向国家归还其碳减排量交易所得（实质就是企业向国家缴纳的碳减排量减排量所得税），而留存部分则作为国家对企业发展清洁能源项目所给予的政府补助。
三、碳减排量的会计确认
（一）碳减排量属于长期资产在CDM下，我国碳减排量交易是通过国外企业提供资金或先进技术与中国企业合作开发CDM项目，并签订协议，规定在项目注册成功后，每年按照一定的价格购买该项目每年所核定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我国企业的“碳减排量”无论是从市场机制还是交易方式来看，都是CDM项目所产生的，可以使企业长期受益的，而且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资产。它完全符合长期资产定义，应当确认为长期资产。
（二）碳减排量不属于金融资产《企业会计准则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章第24条规定，“企业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应当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金融资产的定义应理解为：企业拥有的以金融工具表示结算的合同权利，亦即金融工具投资，包括了债务工具投资和权益工具投资两种”。金融资产实质上就是一种对金融工具的投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碳减排量”完全不符合金融资产的确认条件，不应当确认为金融资产。
（三）碳减排量不应确认为存货《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第二章第三条，“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料等”。虽然对于我国的CDM项目来说，碳减排量是企业为了满足生产需要在当期消耗，或者用于出售，从这个特征上看，碳减排量符合一般意义上的存货。但碳减排量不具备实物形态，而且由于我国企业与国外企业之间的“碳减排量”合作不是短期，他们之间是企业间长期的战略联盟关系。因此碳减排量出售不是为了短期变现，将其确认为存货有些牵强。
（四）碳减排量应确认为无形资产《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第六章第三条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碳排放权能够从企业中分离或者划分出来，并能单独或与相关合同、资产或负债一起出售、转移、授予许可、租赁或者交换，而且碳减排量源自合同权利或其他的法定权利（国家减排量规定）。所以，碳减排量没有实物形态且可以单独确认，可以给企业长期带来经济利益，根据存货与无形资产的定义及碳减排量的产权属性，碳减排量以无形资产核算更符合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及企业实际操作。
（五）碳减排量的确认条件一是与该无形资产的相关预计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CDM项目的产生是以碳减排量长期出售转移为目的的市场行为，碳减排量也具有其自身的市场价值。由于CDM项目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审核程序，且碳减排量还要通过专门机构每年的核证。二是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国务院《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企业CDM项目在报批的内容中应当包括可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的价格，否则，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必须先转入中国国家账户，并经中国清洁发展机制主管机构核准后才能转出”。由此可以看出，碳减排量的成本是能够并且一定要进行可靠计量，否则项目是无法通过国家审批的。笔者认为，碳减排量的计量应当分两种情况：CDM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回购价值在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应当以双方合同中约定的价格作为无形资产――碳减排量的初始成本进行计量；CDM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回购价值没有在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则要将碳减排量划入中国国家帐户，等找到了买家，确定交易价格，再经由中国清洁发展机制主管机构核准后转出。所以，没有确定交易价格的碳减排量即使得到了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核证，企业也不能够确认。
四、碳减排量的会计计量
（一）碳减排量的计量属性在我国，虽然碳减排量交易活动在不断增加，但是目前并不存在一个区域性的或全国性的交易市场。加之交易操作制度、交易价格机制以及交易信息的披露与获得途径的缺乏，使得目前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方便买方和卖方寻求对方，了解价格，达到合理的交易费用和预计市场走向，作出正确的投资决定的大规模的交易市场。所以，鉴于我国目前还处在碳减排量交易的初级阶段，对碳减排量的计量主要采用历史成本计量，适当引用公允价值计量。碳减排量的成本涉及诸多因素，包括国外企业投资、中国企业投资、工程成本、注册费用以及国有资产等等，无法从中分离出一个合理的成本来对碳减排量进行准确的计量。笔者认为，碳减排量对企业的意义并不在于在其历史成本上的价值增值，而是作为企业发展清洁能源的一种政府补助，其可收回金额与其历史成本从本质上来说相等。所以，碳减排量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按实际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在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成本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量。
（二）碳减排量的初始计量一是有买家的碳减排量的初始计量。碳减排量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但由于其成本难以准确判定，故根据其成本与可收回金额的同质性，通过其可收回金额确定其初始成本。所以，当已经在联合国注册且有合同价格的CDM项目，经过联合国专门机构核证了一定数量的CERs之后，就可以对企业的碳减排量进行初始确认：碳减排量初始成本=（合同规定的当年的）购买单价×（当年的）CERs。二是无买家的碳减排量的初始计量。根据《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企业CDM项目如果没有合同价格，则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必须先转入中国国家账户，并经中国清洁发展机制主管机构核准后转出。”所以，没有合同价格的碳减排量，不用进行初始计量。三是政府收取一定名义金额的碳减排量的初始计量。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市场进行碳减排量的交易，碳减排量的价格一般由交易双方参照碳排放量的削减成本和碳减排量的供需情况自行确定，达成交易后还要由政府相关部门审批。
（三）碳减排量的期末计量与出售一是碳减排量的期末计量。在碳减排量的每一核证期间内，从确认CERs，到买家支付货款，再到交付CERs，每一个环节都会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如果这一间隔横跨了企业的两个会计期间，就需要对碳减排量进行期末计量，并反映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量，其期末的账面价值可以用公式：碳减排量账面价值=（合同或协议规定的）购买单价×（当年的）CERs来计算。二是碳减排量的出售。碳减排量属于国有资产，出售后应按一定比例归还国家，留存部分作为国家对企业发展清洁能源项目的政府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