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创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如何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进一步深化拓展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能力，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思想政治工作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思想保证、价值观念、舆论环境和文化条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针对多元化精神需求，要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构筑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根本所在，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使思想政治工作富有创造性，
思想政治工作要从多个方面创新。
认识创新――从“生命线”到生产力的转变。当前，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体公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思想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建和谐社会，实现小康社会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政治工作这条“生命线”也是生产力!
思路创新――由被动向主动转变。思路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冲破思想“”，倡导创造性思维，实现思想再解放，观念再更新，思路再突破，摆脱“唯书、唯上”的思维定势，向“唯实”转变。使思想政治工作不断适应改革、发展、稳定的需要。
内容创新――由单一性的思想教育向提高队伍整体素质转变。要适应中心工作的需要，跟上改革步伐，注入时代内容，增加工作职能，关键要选准“结合点”，把思想政治工作与改革、发展和保持稳定等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综合效益。
形式创新――由集中、统一、大型的活动形式向小型、灵活，多样的方向转变。信息网络技术发展为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现代化手段，拓展了空间与渠道。要通过各种寓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娱乐性为一体的活动，利用多种手段，多种形式，多种场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重视科学，推进思想政治工作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能以科学理论武装群众，使之变成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因此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以科学态度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点规律、内涵要求、方针，举措，以我们党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理论武装人民群众，用真理、真知教育人民群众。
战斗在思想政治工作前线的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理论，掌握理论，创新理论，深入阐述党为构建和谐社会所提出的新理论、新方针、新政策、新主张，把思想认识从不合时宜的观念、体制、做法中解脱出来，以科学理论赢得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同时要善于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服务群众，以鲜明事例感染人民群众，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广泛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优势，就在于始终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思想政治工作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提供思想保证。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立足于人民群众创建新生活的伟大实践，倾听人民群众呼声，努力运用各种形式，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深入人心。
追求实效，保障思想政治工作
经过长期努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凝聚人心，保证各个历史时期任务的完成等方面取得了很好实效，为改革和建设提供了坚强保证。但也必须看到，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径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应在坚持以往好的做法和经验基础上，认真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策略，使其在内容、形式、方法上增强亲和力、渗透力。要紧密结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努力形成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保持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的新机制。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创新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1-0053-1.5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系统工程，是保证事业与时俱进的战略任务。总书记对此提出了“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我们一定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创新工作内容，改进工作方式，整合工作资源，优化政工干部队伍，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建设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与时俱进，更新观念
理念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树立起与时代相适应的工作理念和意识。
(一)树立时代意识
走在时代的前列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力之所在。要跟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跟上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时代，跟上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时代，跟上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的时代，为开展好思想政治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
(二)树立创新意识
只有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保持活力。要积极研究新形势下人们的精神需求和价值取向，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内容、新方法、新机制、新途径。要善于运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为思想政治工作服务。
(三)树立科技意识
在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思想政治工作只有不断运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才能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只有时刻关注世界科技革命浪潮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才能提高形势任务教育的效力。
(四)要树立和谐意识
促进社会和谐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要把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引导到符合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方向上来，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维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使崇尚和谐、维护和谐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尤其要注重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二、创新内容，改善方法
实效性是检验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程度的标准。联系实际，创新内容和方法，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经常思考的问题。
(一)内容创新
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着眼于提高能力、改变观念、开阔视野、贴近实际、指导实践、突出特色，在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下功夫。一是要以工作发展需求为导向设计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形式。根据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特点，因人而异，因岗而异，采取启发式、研究式、体验式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推广个性化、差别化教育，切实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以研究现实问题为重点组织思想教育活动。在常规开展思想教育活动的同时，应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存在的实际问题，研究凸现的热点、难点问题，增强教育的说服力。三是探索建立以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工作质量考评方法。从利益动因上分析干部群众的思想变化，通过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从群众关心的事情人手，将教育内容渗透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之中。
(二)方法创新
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多层次、多元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立足于教育，辅之以管理，运用社会管理手段的规范养成方式，把思想教育与法律约束、行政监督、经济杠杆等多种手段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把所提倡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标准融于各项管理之中，使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机地统一起来，自律和他律有机地统一起来。思想教育可以同行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紧密结合起来，与法规、公约、守则和行业工作制度、规范相辅相成，在各类管理制度和管理工作中有机地体现思想教育的内容和要求，真正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合力。
在教育培训方式方法上，我们在继承传统的有效办法的基础上，要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一是由“声势型”向“实效型”转变。理直气壮地进行正面灌输，大张旗鼓地营造舆论声势，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基本方法。新时期干部群众的思想空前活跃，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样，民主观念、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二是由“执行型”向“自主型”转变。随着群众知识水平和文化层次的提高，民主法律意识和参与意识也进一步增强。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在方法上实现从群众被动接受教育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提高的自主型转变。三是由单纯“灌输型”向寓教于乐、寓教于文的“渗透型”转变。寓思想政治工作于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群众文体娱乐活动之中，是避免枯燥单调、空洞说教的一种有效方法。广泛开展各具特色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不仅可以繁荣城乡文化生活，而且还会使群众在积极参与中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配套制度，完善机制
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机制创新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也是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生机和活力的需要。当前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在坚持好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建设，努力创新制度。重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领导机制
健全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制，应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法规制度，使科学决策、动力激发与计划实施达到规范性、稳定性和制约性，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管理的可操作性。
(二)运作机制
建立健全运作机制应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机制和渗透机制上下功夫。完善教育机制要求在内容上将政治导向、思想教育、道德示范、法纪约束及文化陶冶有机结合起来，推进群众自我教育、相互教育，构建“大教育”工作网络。完善渗透机制要求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具体工作中去，把影响大局的、群众关心的问题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三)评估机制
建立评估机制即建立目标管理系统、健全反馈体系、强化调控权威，把握思想政治工作效益的特殊性原则，坚持考评与指导相结合，坚持精神成果与物质成果、近期效益与长期效益、个体效益与群体效益、静态效益与动态效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
(四)保障机制
“互联网+”是近两年才出现的新概念。今年以来，这一概念开始进入国家和社会的视野，有代表性的标志有两个：一是马化腾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全国两会提出关于“建议从国家层面以‘互联网+’为驱动，鼓励产业创新、促进跨界融合、惠及社会民生”的大会提案；二是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可见，关于“互联网+”的内涵有了变化，范围也得到拓展，“互联网+”不再是一个商业的概念，而是有了更加广阔、更加深刻的视角——互联网时代的国家发展战略。
“互联网+”就是利用互联网对现有行业进行改造，产生新的行业模式。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改造”体现在：压缩社会的连接层次、建立新的、便利的社会连接关系、加强社会的连接效果，以及对传统模式的革命性创新。
应该如何理解“互联网+”时代呢？“互联网+”时代就是在互联网时展到特定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升级、人们思想观念转变、互联网技术成熟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和交互影响，国家利用互联网从战略层面全面深入推进对现有各行各业的升级改造，从而产生新的政务模式、经济模式、社会模式和文化模式。
互联网与相关行业的融合与再造，涉及对现有相关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创新，需要实现社会治理的转型。而治理转型的起点，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现实状态和理想目标的认识和把握。从社会现实角度看，“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面临什么样的发展趋势？从“善治”的角度看，“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的转型方向应是什么？进一步地，社会治理转型的具体路径是什么？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社会治理面临的两个发展趋势
“互联网+”对于社会连接关系的建立、加强或连接层次的压缩，客观上造成了虚拟社会的不断扩张，进而导致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融合。这种融合趋势，既体现为“线下”向“线上”的融合过程，也体现为“线上”向“线下”融合的过程。
由“线下”向“线上”的扩展。可从以下三个层次来分析这个“扩展”的过程：
第一，网络空间在“线上”扩展。一是上网人数逐年增长。截至2014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47.9%，较2013年底提升了2.1个百分点①。二是平均上网时长逐年增加。2010年平均每周上网时长是18.3小时，到2014年则达到26.1小时②。平均上网时长的增加，从总体上印证了社会生活虚拟化和网络化的趋势。
第二，社会服务向“线上”扩展。除了当前已有的电子政务、电子商务领域外，个人理财、旅游预订、医疗健康、劳动就业、法律服务、日常家居等领域都呈现向“线上”网络化发展的态势。例如：2013年互联网理财的统计数据是0，而到了2014年，用户规模跃至7849万；2013年网上旅游预订是28077万，2014年是22173万③。目前，网上缴纳物业费、网上报修、网上物业投诉、网上房屋出租等业务也渐有超过“线下”业务的态势。“互联网+”模式将传统的社会服务领域不断地推向“线上”，实现了社会服务的便捷化、智能化和个性化，“私人定制”的服务模式正在来临，这也契合了“互联网+”时代“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和社会发展的趋势。
第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向“线上”扩展。“互联网经济”时代背景下，传统的由政府包揽公共服务供给的“一元化”模式不得不进行革新，互联网企业在互联网空间服务方面展现出强劲动力和发展态势，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个人，都能成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或中介者。这种变化，有利于降低政府投入和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增加公众自主选择公共服务的机会。近两年来，以腾讯等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陆续加入到公共服务的运营或公共服务的流程改造中来，通过移动互联网将“人”与“公共服务”以数字化的方式全面连接，大幅提升了社会公共服务效率和水平，促进“智慧民生”的转型升级。
由“线上”向“线下”的延伸。“线上”向“线下”的延伸源于社会主体不同的社会动机，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线上”市场主体向“线下”延伸。近年来，“O2O”商业模式(OnlineToOffline的简称，即通过互联网将线上用户连接到线下经济实体，创造新的商务机会)在社会领域迅速扩张。
第二，“线上”社会组织向“线下”延伸。“线上”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是互联网时代虚拟空间发展的一个特定产物和必然产物，具有地理跨度广、参与人数不限、组织协调灵活和活动内容多样的特点。当今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和公益活动，正是在没有正式领导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志愿发起、志愿组织和志愿工作。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出现的微博打拐④、微博解救乞讨儿童事件⑤等。事实证明，一些诸如“微动员”的社会自组织形式，不仅运行成本低廉，而且效率还比较高。
第三，“线上”个体向“线下”延伸。网络空间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网民也必然以公民的身份参与到现实的公共治理之中。现在，网民不仅停留在借助互联网平台对公共社会问题展开讨论，一些网民甚至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和道义感，对公共事件展开独立调查、取证和研究，并将结果通过互联网公之于众，引起社会舆论共鸣，形成“线上”“网下”互动，最后引起更大规模的社会讨论和社会动员。近年来，网民的这种参与模式越来越多，对形成社会治理合力、推动社会的进步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第四，“线上”治理向“线下”治理延伸。尽管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由“线上”向“线下”延伸体现了创新性和正能量，但也存在不少违规、违法的现象，例如：一些互联网业的商家存在商业欺诈的现象。因此，“互联网+”对传统的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政府不仅要治理“线上”的违法乱纪，更要将治理的领域延伸到“线下”的社会主体和社会行业。
互联网促成社会“善治”的两大方向
俞可平提出，社会治理的理想结果是“善治”——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⑥⑦“互联网+”时代，多元社会主体的公共参与性和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有哪些新内涵？
开放性。从世界范围来看，开放性治理是“善治”的一个显著特征。例如：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开放政府”(OpenGovernment)的探索实践，其核心理念就是倡导政府向社会开放透明，向责任型政府转型。尤其在互联网时代，美国通过信息化建设来加强电子政府建设；通过互联网实现“开放政府数据”。在此过程中，社会参与不断增强，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合作取得一定成效。2011年，美国发起“开放政府伙伴计划”(OpenGovernmentPartnership)，致力于与其他国家为实现透明型、参与型政府加强合作⑧，标志“开放政府”改革成为一项重要的世界议题。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技术升级，中国也具备了向开放性治理转型的必要条件和潜在因素：互联网连接的“泛在化”趋势，为“开放性”奠定了基础和前提条件：互联网管理政策中对“匿名性”的尊重和保护，削弱了传统“把关人”对网络传播与表达的审查；互联网空前活跃的舆论“流动性”，让信息在虚、实两个社会空间进行充分的信息交融和舆论互动；互联网信息平台和渠道的“多元性”发展，使公众在公共话语和公共参与方面有了更多主导权；自媒体时代的信息“自主性”，使公众有了平等参与民主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公开平台⑨。
合作创新。一方面，从互联网的发展阶段来看，从固定主机互联时代到移动互联时代，实现了信息单向传播、搜索到个人创造和群体互动的转型——即从Web1.0向Web2.0的转型。而IOT(InternetOfThings的简称，即“万物互联”)则将互联网时代推向Web3.0阶段——万物感知和智慧控制。⑩
另一方面，从创新形态来看，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普及和深入应用，特别是以移动技术为代表的普适计算、泛在网络的发展，由信息技术推动的、面向知识社会的创新形态——“创新2.0”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凸显。“创新2.0”强调知识的积累、传承、获取和创造，强调创新的民主化进程11，其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本质上体现为利用“互联网+”时代社会个体的“认知盈余”，形成具有巨大创新能量的“长尾效应”；另一方面，创新的民主化，体现为社会个体在知识创新过程中的平等参与性。
综上可见，驱动社会变革的不仅有无所不在的网络，无所不在的计算、无所不在的数据，还有新思维、新技术支撑下的创新形态。因此，“互联网+”时代合作的突出表现形式就是信息的“合作”与“创新”。“合作创新”是互联网时代解决社会治理困境、实现社会“善治”的重要路径。以新时期城市管理工作为例，一方面，城市发展规模越来越大，管理越来越复杂，政府面临人手不足、应对不足、资源不够等问题。另一方面，市民参与公共治理的热情高涨，在发现城市问题、提供城市治理策略和建议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因此，有必要吸纳市民的知识分享和智慧创新，在城管决策和执法方面加大合作力度。
下面，进一步讨论“互联网+”时代“合作”与“创新”的新内涵。具体来看，“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的合作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信息贡献。维基、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为群体知识的汇集和积累提供了技术条件；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先进的互联网分析技术，则进一步在信息累积的效能和创新价值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北京城管局搭建的交通服务系统12，整合了城市道路视频监控探头、市民车载GPS和车载视频、工地噪音感知、无线数字集群、执法城管交通信息系统等互联网信息感知资源，从而智能汇聚城市交通信息大数据，为交管决策和任务执行提供分析和参考。
第二，信息共享。201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中对“制定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共享管理办法”“加快启动政务信息共享国家示范省市建设”作出了工作部署，我国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共享步伐正在加快。13以城管治理创新为例，除了需要交通信息的智能采集和智能分析之外，还需要将汇集的数据结果向社会公布，为进一步促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公共决策、公共监督和城管执法提供依据和参考。
第三，互动协商。公民与官员之间就共同相关的政策问题进行对话与讨论，是民主的基本要素之一。互联网平台搭建了一个政府与社会沟通的话语平台，通过实现多元主体间平等的协商与对话，在公共决策和社会立法等方面达成共识，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社会治理“合作”形态。截至2014年10月底，全国政务微博数量超过25万个，政务微信数量突破1万3千个。14当前，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作为一种更加全面综合的政务互动平台，对于增进社会多元对话、重塑社会互动模式、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等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互联网+”时代通过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以及对大数据的全面感知、收集、分析、共享，正在全方位地变革社会治理的思维方式和治理方式：
第一，大数据创新。大数据正快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大数据挖掘、分析和管理的能力，成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因素。从对局部“现实”、小样本的需求研究，转向覆盖更广泛、涉及更多人的大数据分析，可以更加精确而有针对性地预测社会需求，预判社会问题和社会安全。16
第二，治理模式创新。一是决策模式创新。社会公共决策不再是精英政治的封闭行为，而是走向社会多元合作的开放行为，公民等其他主体都能参与到开放的公共决策中，不仅有民主表达权，还有贡献专业才干或智慧学识的行动权。例如：清华大学做的CityCare项目，通过市民移动端收集对社区的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推动社区管理部门改善政策决策。二是监督方式创新。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信息公开，日益成为解决某些社会顽疾的“良药”。三是公共服务提供形式创新。近年来，除了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带来大量的便民服务之外，移动APP正在成为政府新的重要公共服务平台，像商业APP应用一样，政务移动APP也开始更加强调民生服务的用户体验。四是动员和组织形式创新。众包、众筹等新型动员模式和组织形式，除在商务上的成功运用外，在社会力量的汇聚和社会个体的积极性调动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正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城市治理创新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创新实践之中。
社会治理转型的路径
变革治理理念。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对“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还缺乏正确的认知，主要表现为：一是消极对待，仍然沉浸在既有的治理模式中，不愿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没有动力或不愿尝试互联网治理创新；二是简单盲目，认为只要将传统的社会公共服务和管理与互联网结合就能带来创新，视“互联网+”为“万能钥匙”；三是缺乏规划，对“互联网+”的规律认识不足，存在“一刀切”“一把抓”“打乱仗”的倾向。因此，理念转型需要做到如下三个转型：
第一，积极地“转型”。一方面，要不断增进对治理创新的认识和意识。另一方面，还要积极主动地打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剩下的“都是硬骨头”。不少情况下，一些政府部门不是缺乏对互联网变革旧有行业的创新认识和意识，而是对变革怀有本能的排斥甚至恐惧。根本上，还是在于担心互联网会损害部门和个人的利益。因此，要形成权力监督和制衡的机制，从更高层面协调和推动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整合，这是实现积极转型的关键。
第二，科学地“转型”。在将创新要素应用到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时，应把握几个原则：一是开放性，即应考虑是否有利于“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民主和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参与；二是创新性，即应考虑是否有利于治理效果的改善和治理效率的提高，要更加注重向基于信息“合作创新”协同模式的转型；三是系统性，即除了科学应用互联网工具平台、“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创新模式之外，还应该更加注重建设一套适应“互联网+”的社会治理机制和法治体系，要全面科学地转型。
第三，稳妥地“转型”。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推进互联网时代的治理改革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美国自2009年推进“开放政府”改革以来，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存在不少改革不彻底、改革效果不明显的问题。从国家层面全面推进改革，难度不小，任务不轻。对于中国而言，新时期社会治理转型面临思维上、方法上、技术上和体制上等多方面的挑战。改革“等不得”，但也“急不得”；要注重“顶层设计”，但也不能搞“一刀切”。要切实稳步地推进，做到分步实施和因地制宜。
政府职能转变。近些年来，政府的职能转变一直是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热点和焦点话题。“互联网+”对现有的社会治理结构和社会秩序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
第一，进一步明确权力边界。政府权力边界的界定，应基于“互联网+”时代出现的几个变化：一是互联网助力“市场的手”，“互联网+”对现有相当一部分由政府行政主导或“单中心”治理模式下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形成了冲击，而这种冲击从时代的发展来看是积极的，是符合“善治”发展规律的。互联网正在将社会资源更加合理地配置到“市场的手”中，形成更有效率、更加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结构。二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包括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个体等多元的社会主体，在更加多样、更加前沿的线上和线下空间发展壮大，它们是政府有力的分担者和合作者。三是“线上”和“线下”治理面临诸多制度“真空”和治理“盲点”，需要“政府的手”的力量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公平正义。
第二，适度合理地向多元主体放权。社会服务向“线上”转移是大势所趋。政府要将“不该管”“管不好”的社会事务交给市场，交给具有自主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的社会主体，尽可能向多元主体放权，通过制定相关的规则和政策，引导和规范多元主体市场化或公益化的治理行动。
第三，不断加强监管。政府要在“没有管”和“没管好”的“线上”和“线下”领域严格加强监管职能。一是拓展监管领域。“互联网+”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服务领域，既有“线上”的，也有“线下”的；既有值得鼓励的，也有需要治理的。尤其对于一些新兴领域，监管应有预见性和针对性，既要注重监管覆盖的广度，也要注重监管的实际效果。二是明确监管对象。“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主体在虚、实两个空间切换，社会服务模式各个环节所涉及的社会主体也更加多元，在客观上造成了监管的对象不明确，对象的责任不易定位清楚。例如：O2O模式在“线上”依托互联网“中介平台”，在“线下”依托提供服务的实体商家，消费者信任“线上”的服务运营商，但可能在“线下”被另外的实体商家欺诈。因此，需要政府根据“线上”“线下”社会服务或治理行动的各个环节链条，建立一套完整的准入、许可、评估、惩治制度体系，包括对活跃在“线上”和“线下”不同社会主体的监管，以及对同一个社会主体活跃在“线上”或“线下”状态的监管。三是整合监管力量。监管执法效果不佳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没有形成监管合力，相关的政府部门权责不清，也没有充分地“发动群众”。因此，要加强政府部门监管的联动机制和创新社会主体参与监督的机制，构建有效的监管网络。
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安全防护。“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17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互联网+’行动计划”，就是要“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可见，实现“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途径是全面推进社会的信息化。
其一，推动平台建设与应用。要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平台的建设。一是要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到更多人群。“互联网+”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社会服务和管理的“互联网化”，治理转型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从根本上解决总体人群“触网”机会的问题。因此，要搭建和扩大覆盖城乡的网络化信息平台，创造条件向社会普及网络设施和网络终端，缩小区域间和阶层间的“数字鸿沟”，促进“数字公平”；加快实施“宽带中国”战略，降低网络资费，减少上网成本。二是加快建立社会治理信息系统。要实现虚、实社会空间全面覆盖、联通共享、动态跟踪、功能齐全的信息网络，提高社会治理系统监测、评估、分析、预警的效能；健全和完善基层社区综合服务信息化管理平台，激发基层社会自治的能力与活力；搭建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平台，促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合作创新”。
要扩大互联网设施和平台在社会“善治”中的应用。一是利用“互联网+”促进社会的开放性。积极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介，进一步发展和升级现有的电子政务运行模式，不断完善公共参与的渠道和平台，包容性接纳进步的声音和意见，加强舆情引导和社会互动；加强“互联网+”新兴行业生产服务标准和相关接口的统一，避免新兴行业的重复开发和低效运作。二是利用“互联网+”促进社会的创新性。充分发挥大数据、云分析计算、物联网等新兴前沿技术的作用，改进基层需求与问题调查、电子政务、决策评估、风险预警等方面工作的能力和实效。
其二，维护网络安全。网络安全问题制约着社会安全，关系到社会治理顺利转型的保障问题。大力维护网络安全，应从几个层面来应对。
第一，从技术层面看，加强网络安全防护技术是基本前提。“互联网+”时代，由于线上社会服务增多，国家的机要性数据信息、公民的财务和个人隐私信息都面临着不确定的安全风险，技术防范要不断升级。政府应在防护技术的标准制定和强制社会领域加强网络安全防护方面加强督促和监督。
第二，从战略层面看，构建网络安全防护的机制和制度体系是根本。一是要加强网络监测。综合运用大数据挖掘和分析、云平台试验仿真等互联网先进前沿技术，及时精确地发现定位网络中的异常节点，提高网络防控的效率和准确性。二是要加快构建网络社会风险预警体系。科学建立网络社会风险评估指标，加大网络风险管理工具和技术平台在社会风险的监测、分析、预判和决策中的应用，坚持网络风险源头性治理的原则。三是推进网络安全的法制体系。坚持与时俱进地推进网络安全立法，加强网络执法，严厉打击网络违法。
大数据驱动治理创新。目前，我国在基于大数据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政府向社会开放公共数据不足18，大量的公共数据资源处于封闭状态；另一方面，虚拟空间中不断产生的社会数据处于孤立状态，缺乏从战略层面进行有效整合和利用。这两方面问题，制约了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参与性、合作性和创新性。因此，政府应从两个方面实行改革：
一方面是“开放政府数据”。
第一，加强“开放政府数据”顶层设计。据统计，政府拥有全社会信息资源总量的80%。19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府开放公共数据是“互联网+”时展的必要之举。目前，仅有北京、上海、青岛等少数几个地方开始试运行政府数据开放平台20，需要从国家层面进一步推动“开放政府数据”的改革：一是要应尽快研究开放公共数据发展战略；二是要科学设计国家顶层改革框架；三是要详细出台中央和地方政府“开放政府数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四是扩大向社会多元主体供给公共数据资源。
第二，合理划分数据公开权限。一是明确界定“不可公开”和“可公开”的范围。应严格遵循国家《保密法》和个人隐私保护的法律框架，禁止公开涉及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的信息数据，除去“不可公开”的信息数据外，其余公共数据均应公开。二是合理划分“可公开”数据的优先等级。政府掌控的公共数据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开放政府数据”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分阶段地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发展状况，有计划、有步骤、有层次地实现政府开放数据。
第三，清晰界定数据公开标准。合理划分数据公开的权限和优先等级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数据公开的形式，包括：公开渠道、公开数量、数据格式，并制定科学的公开标准。近年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社会建设、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积累了海量数据，但大多是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数据格式。由于公共数据格式不一，难以对其进行利用和管理。因此，概括而言，“公开”的标准应是：无限制条件、有利用价值和能便利获取，即“易找、易用和易分享”21。数据公开应具备完备性、原始性、及时性、可获得性、非偏见性、非产权性、免费许可性、机器可读和可处理。22
另一方面是管理社会大数据。
政府不仅需要开放已掌控的公共数据，还需要着手管理处于零散、孤立状态的社会大数据，将有价值的公共数据挖掘出来，分享出来，利用起来。
第一，“汇聚”社会大数据。首先，在数据资源战略上，要不断完善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大数据资源储备。例如，目前正在推进的不动产登记全国联网，还应在更多层面、更多领域实施社会大数据的收集和储备。其次，在技术上，要善于利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移动APP、维基技术等新兴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平台，智能地、高效地、实时地“汇聚”社会大数据。最后，在机制设计和构建上，应鼓励和促进多元治理主体在信息贡献方面的积极性和效率性。以百度知道、大众点评为代表的互联网虚拟社区平台，在汇集公众的知识和智慧方面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包括虚拟积分累计、虚拟荣誉授予等，这些机制可以引入到社会各行各业重要的公共数据“汇聚”中来。
第二，“共享”社会大数据。信息的“共享”是“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协同的基础。政府要在大数据资源整合中发挥主导作用，除了完成社会大数据的“汇聚”之外，还需要实现让社会大数据向社会充分地“共享”。“共享”社会大数据，是开放政府数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实现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创新”的关键之举。因此，政府应大力加强“共享”的信息化平台建设，不断改进和完善“共享”的机制构建，优化配置公共数据资源到协同网络中的相应主体，实现“共享”机制的常态化和长效化。
第三，利用社会大数据。“互联网+”时代，以阿里巴巴、百度等为代表的市场主体，日益善于利用大数据资源来酿造“创新红利”。政府也应加强对社会大数据的利用，包括在社会问题分析、政策制定、决策评估等方面利用大数据增强科学性和针对性。例如：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来识别网络空间中的关键节点，准确判断和定位“意见领袖”“黑客”等，将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效率性，是社会治理模式的一种有利创新。
推进“互联网+”的法治新常态。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改革背景下，面对发展迅速、风云多变的“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的转型和运行保障应基于严明的法律体系，以法治思维和手段来促进和保障治理转型。推进“互联网+”的法治新常态，具体应遵循以下原则：
[论文关键词]创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优化价值分析对策建议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内外部发挥特定功能的各要素及其结构的总和，它由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境等要素组成，这一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影响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及其最终效果。高职院校创业教育是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创业素质和创业技能，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教育活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创业教育日趋成为拓展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重要新途径。
一、高职院校创业教育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价值分析
(一)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施教者的主导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的施教者是教育过程的主导，在教育活动中起着调节和控制作用，通过组织教育对象、创设教育情境、规制教育过程，引导教育对象向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关键就要发挥施教者的主导作用，调动施教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创业教育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带动作用。一是创业教育扩充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施教者的力量。高职院校根据实际需要，推进创业教育，调整增加教育教学内容，提高大学生的创业基本素质，这势必要加强教育队伍建设，优化创业师资队伍结构。二是创业教育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施教者的能力和素质。在创业教育实践中，施教者着力建构向社会和生活开放的知识体系，根据社会需要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挖掘教师个性特长、教育教学智慧等潜力，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提高激发学生理想信念、集体主义、创新创业等精神的技能技巧。
(二)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
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也日益变得突出。而现今过于强调整体利益，缺乏对学生个性尊重的现状仍然存在。创业教育作为新的教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一局面：就指导思想而言，创业教育进一步确认了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从生态学角度看，创业教育强调自我教育、自我超越的教育思想，遵循“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强调尊重人的主体性，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受教育者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强调知识运用、生活体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从“物化”到“人化”的转化。就教育实践而言，创业教育在实践中培育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创业教育创设民主平等的教育环境，调动主体的积极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个性，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的能力，培养高职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引导学生对时代性、社会性、现实性的问题进行思考，反思合作竞争、职业生涯定向、人生价值取向等问题，确立学生的主体人格，使其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中发挥核心作用。
(三)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时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增添新的教育内容。创业教育“是一种高层次的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和健全人格的教育，它内含着思想政治教育多方面的内容”。它拓宽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创业精神和创业意识的教育，通过理想信念、择业就业、创业品质等教育，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和针对性。第一，创业教育丰富了理想信念教育，使之更加具体化。教育学生以科学的态度明确职业方向，将树立理想与大学生自身对所学专业、就业前景的实际结合起来，将创业理想作为大学生前进的动力，坚定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和信心。用典型事例教育、引导学生将理想信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把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国家、社会有机结合，激发学生为国创新创业。第二，创业教育丰富了创新精神教育，使之更加实践化。创业教育“以科技创新教育为契机，把丰富学识、陶冶情操、培养创新能力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以现代知识技术、科学精神开启青年大学生的心容，多方面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精神、探索进取精神，养成开拓创新的个性品质。第三，创业教育丰富了现代精神教育，使之更加时代化。创业教育以内隐的方式培养学生独立性、合作性等良好的心理品质，把协作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集体主义精神有机统一，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完善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四)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手段
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脱离社会实际、“灌输式”现象还较普遍。部分高职院校由于对实践作用认识不够，经费和师资力量紧张，忽视实践教育内容，学生难以借助实践把对理论和知识的认识转化为解决问题的理解、观点和方法。创业教育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更符合新理念、体现新特点。首先，创业教育更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创业教育引入先进教育理论，赋予教育活动基本属性，遵循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由注重理论知识传授向注重创新能力培养转变，由单一培养模式向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发展转变，由注重书本知识向注重实践能力转变。引导高职学生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鼓励师生积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在与社会的广泛交往中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其次，创业教育运用参与式、体验式等方法以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点。创业教育开拓创新精神教育和创业实践环节，依托各种思想政治教育基地建设、创业扶持项目、创新创业园地、社团协会等，引导学生凭借专业特色和优势，培育创业意识，鼓励学生自主创业，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创业教育通过新的思想方法吸引广大学生参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良性互动。
(五)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内外部环境的互动
高职院校创业教育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促进内部与外界环境平衡以及思想政治生态系统协调和谐。从高职院校内部看，创业教育开展创新创业活动，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所内含的文化精神，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创业意识和创业品质。校园文化突出创业教育的主题，通过有效形式对学生的创业思想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使创业文化成为学校一种主流的文化，形成内生的创业氛围，使创业教育成为高职院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高职学生、高职院校和社会的发展。从高职院校外部环境看，创业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与社会沟通和接轨的渠道。创业教育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目前正逐步构建以政府为核心、高职院校为主体、社会和家庭广泛支持的创业教育系统机制，通过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吸收优秀企业文化等途径，实现学生思想引导与社会实践的对接，增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环境与内部要素之间的能量和信息交换，将社会有利因素作为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和养料。通过教育变革，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这无疑将有助于改变学校与家庭、社会相脱节以及外部环境作用发挥路径不畅的不良状况，在良好环境中推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高职院校创业教育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对策
(一)树立科学教育理念，明确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根本方向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经济和科技的竞争不仅是人才数量和人才结构的竞争，更是人才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竞争，这对高职院校的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更高要求。先进的理念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思想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构筑首先要教育人们树立科学发展的全新发展理念，从生态理念的培植与内化，从整体论与系统观的视角对教育生态的各种因素进行全面思考，调控教育内外部的生态，使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体运行良好。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塑造人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实现人的社会化的过程，把人培养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思维要坚持整体论，在价值向度上从物本向人本的思维意识方式转变，以人为本，从现实的、具体的和社会的人出发来思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根本所在。
创业教育从本质上说是教育观念和理想的创新，是贯穿高等教育始终的教育理念。高职院校既担负着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责任，同时也肩负着系统地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使命。创业教育要坚持全面发展、整体进步的生态意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合创业教育，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调整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在创业教育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两者的积极性，建立民主平等、互相促进的关系，增强受教育者的主动性。指导高职学生在观念、知识、能力、心理素质方面尽快适应新时期的要求，这是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教育者自身也要树立竞争意识、平等意识、创新意识等创业理念，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创业教育有机融合，这是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重要方向。
(二)建立健全各项体制机制，完善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制度保障
制度建设更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建立健全各项体制机制能够保证创业教育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规范化。一是要健全责任落实机制。高职院校要从制度上将创业教育规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确认创业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分解为各项任务，将创业实践纳入教学体系，并安排专门机构、专门人员对各项规章制度进行贯彻落实，使创业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二是要健全投入保障机制。加大对创业教育的投入，在基地建设、师资培养、文化活动等方面投入足够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制定一套相对完善的学生创业服务体系，在物质上提供方便，如建立创业教育专项基金、创业专项奖励基金，争取更多校外各类企业设立创业奖学金和基金奖，用于扶持大学生科技创新、创新项目、创业实践活动等。加强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坚持专兼结合、校内与校外结合的原则，通过培训、实践等途径提高创业师资队伍水平，建设完备的“双师型”教师团队，聘请专职心理教师、企业家、投资家、成功创业人士、有创业经验的毕业生等对学生进行培训、指导、咨询和辅导，聘请他们担任创业教育兼职教师，走创业教育师资多元化之路，发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作用。通过大众传媒、校企合作平台等多种渠道整合社会资源，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舆论、资讯、市场、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三是要健全评价激励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创业教育机制，引导大学生的个性和潜能的提高，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构建符合生态发展、高职院校素质教育以及学生个性化发展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体系，完善激励机制，从德育测评、综合素质测评、学分制管理上对创新创业活动给予全面的重视，奖优罚劣。
(三)营造良好文化氛围，培植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深厚土壤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素质教育；高职学生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8-0137-01
高职院校承担着把高职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是历史和时代的要求。实践表明，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素质教育体系中举足轻重，它有利于将高职学生培养成优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1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提升高职学生道德素质的主渠道
思想道德素质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它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社会环境的变化深刻影响着高校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注重专业知识学习，忽视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形势日趋严峻，高职学生只关注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提高上，不注重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缺乏理想，过于现实，急功近利，缺乏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一些高职学生奉行实用主义，带有极强的功利色彩，处在一种茫然混沌状态之中。他们不注重人格的养成，奉行享乐主义人生观，缺乏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具有较好的意志品质。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应该德才兼备，全面发展，具有顽强的意志和毅力，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和企业需求。
2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培养高职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
高职学生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必须依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因材施教。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高尚的审美活动，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来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通过系列社会实践活动舒缓神经，释放压力从而减少心理障碍的产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可以讲授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正确对待成功与挫折，培养自信乐观的心态，缓解心理压力。
3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提高高职学生的创新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它能培养高职学生创新的觉悟、创新的责任感、使命感，培养其创新的欲望、兴趣，培养其创新的理念、思维、灵感，创新的智慧、方法。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激发高职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有利于高职学生了解和全面把握国情和时展的特点和要求，认识到创新创造意识和创新精神的重要性，为建立创新型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培养高职学生的创新思维。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认识世界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强调创造思维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更新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把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有机结合起来，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利于塑造高职学生的创新人格。创新人格集中体现为强烈的创新动机、顽强的创造意志和健康的创造情感。倡导学生积极进取、乐于奉献、宽以待人、自信开朗，有利于创新个性的形成。思想政治课可以激发青年学生创新的热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是要建立引导、鼓舞、激励青年学生不断创新的动力机制。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高职学生能认清形势，把握机遇。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还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和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课为创新实践提供精神支持，思想政治理论课倡导团结协作、互帮互助的友爱精神，使大学生在今后工作中克服无序竞争，更好地完成协作任务，在创新中占据主动。另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正是创新精神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健康向上的创新追求，思想政治教育所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人生理想教育等，在激发人们的创造意向和创造愿望的基础上，能进一步激励人们更高层次的创新追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高职学生头脑，引导他们自觉地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转化为激发创新潜能的精神动力，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培养高职学生创新能力方面的独特优势。
4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丰富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
思想政治论述课教学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更好地推进特点社会主义论述系统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使高职学生始终自觉做到高举特点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特点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特点社会主义论述系统不动摇。思想政治论述课教学提高学生政治觉悟，正确应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思想政治论述课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思想政治理论课更好地提高职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与社会和谐相处的能力等；更好地高职学生牢牢把握人生的正确航向，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进展的特点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5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高职学生的成功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职学生成功素质的形成、发展和成长过程中，使学生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使他们朝着社会主义人才培养的目标发展，亦即培养我们自己合格的、可靠的接班人。使大学生树立科学的远大的理想，具有奉献精神、敬业精神、诚信意识、集体主义意识、道德法律意识，具有顽强的毅力意志。
参考文献
[1]王圣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创新精神的培养[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5）：48.
[2]曲士英.完善“两课”教学评价机制，提高高职学生的创新素质[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121.
论文摘要:文章论述了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的特性,即社会性、创造性、审美性、二重性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性;论述了治理道德价值的导向作用。
图书馆治理道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但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回结为两大部分:一是治理道德的价值理论;二是治理道德的实践结果。前者是图书馆治理活动中的思维准则,它指导治理活动的实践;后者是治理活动的行为结果。治理道德的价值蕴躲在治理活动的过程中,并通过治理活动表现出来。图书馆治理道德的价值,从作为价值学和哲学的一般范畴来看,是人们在图书馆的治理活动中,将各种普遍现象和内容进行了本质的概括,将各种具体的、特殊的价值形态进行了全面的抽象和总结。说到底,图书馆治理道德的价值在于满足读者对知识、信息无穷追求的需要,满足馆员自我存在和治理活动的需要。当然,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有其自身的特点,并有巨大的导向作用。
1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的特点
1.1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治理道德的价值和特定的文化氛围相联系,任何一个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因此,他们的活动行为总是带有时代文化的烙印。每一个治理者的思想理念都深深受到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影响。治理作为人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整个治理过程,从决策到组织职员配备、计划、控制、信息沟通直至各个具体的治理环节,每一项职能无不受到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社会意识形态,直接影响和制约图书馆治理道德的价值和实践。我们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不仅指一般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更主要的是指民族、阶级、专业、职业、教派、政治团体等群体的观念、信仰、思维方式等。这些意识形态是受其各自群体的地理环境、天气、生活习俗、文化活动等环境所制约和决定的。因此,图书馆的治理者有必要了解价值观的演变,以便理解治理道德价值发展的基本气力,从而有效地控制治理道德的实践活动。而我们治理者的动机和行为都受到自己所处的社会价值系统的影响。所以,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服务于不同的社会阶层。
1.2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具有社会性
在现代社会中,人总是属于一定的治理系统。现代化治理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在一个确定的治理系统中,都具有交互主体性。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它既是治理者,又是被治理者。在图书馆,馆长、馆员、读者这三者之间是交互主体。治理道德的交互主体性要求把对方看作与自己同等地位,有着相同作用的主体或客体。尊重对方、尊重他人,从而互相承认,互相协作,形成一个理性的、***的公共生活秩序。图书馆治理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是:馆员治理读者,读者以馆员工作条例或职业道德规范来监视馆员;馆长治理馆员,馆员以行政治理规范监视馆长;馆长同样也要抽时间治理读者,读者以人性化治理和治理条例不完善、不公道为由,要求修改治理条例,改善服务环境等,同样也督促着馆长改变工作作风,改善服务环境。图书馆的这种主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群体的活动。可见,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尽非某一主体或个人所能创造的,而需要馆长、馆员、读者乃至社会的共同努力、参与。这就是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的社会性。
1.3治理道德价值的二重性
现代社会的治理活动要求将伦理道德作为一种扩展意义上的治理秩序,并形成为调整治理行为规范体系。治理道德价值是治理实践活动指导思想的准则,而治理活动作为社会实践是治理主体,即图书馆治理者的工作内容。治理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为读者服务。也就是说,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读者的需要而获得社会效益。否则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这种为满足社会客体的需要,也就是对社会、对读者具有价值性。可见,治理道德的价值是以对社会、对他人有价值的价值。只有实现了价值的社会性,进而才能实现馆员的自身价值。这就是图书馆治理道德的二重性。没有第一个对他人(读者)、对社会有价值,也就没有第二个对自身有价值。实在,在图书馆的治理活动中,治理道德价值的社会性与馆员的自身价值是同时实现的,二者不分先后,不能分离。
1.4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的创造性
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是一种创新活动,它既不是现成的东西,也不能立即见效,而是通过治理活动过程中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馆内各种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条件进行变革、调整、重新组合,获得新的治理绩效,实践治理道德的新价值。可见,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过程,治理活动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满足读者和社会的需求,达到社会效益。所谓创造性,是对过往的改变和超越,即改变过往的原貌原样,使治理活动出现新的气象、新的局面,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在治理活动中,馆员的个人奋斗目标和爱好,决定了治理道德发展的内容和方向。假如馆员对电脑及其自动化等方面很感爱好,那么,他在工作中就会自觉地利用网络、多媒体等工具进行治理活动的改革与创新,为读者服务。从而实现了治理活动的目标:在服务治理中创造了治理道德的价值。也就是说,在治理活动中实现了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的创造。
1.5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的审美性
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治理活动,无非是管人、管物这两大类。图书馆的治理活动包含着这两大类,既管人,又管物。所以,就需要有高超的治理艺术。既然是艺术,就存在着“美”的治理道德价值。“美”作为一种道德价值的评判标准,是指主体运用内在标准在观念上往评判客体,它既有物质的价值,也有精神的价值,是物质和精神的综合境界。“美”的对立面是“丑”,而美的东西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美好的,为人们共同欣赏和赞美。
图书馆的治理活动与一般的治理活动一样,它不仅是一种单纯地追求绩效的活动,而且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个层面的意义。无论是治理的主体——馆员,还是被治理的客体——读者,都受到特定社会的浸染和熏陶。图书馆的治理活动是一种社会的集体行为,这种行为是要用审美的道德价值观来衡量的。馆员在治理活动中,既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财富。更重要的是,治理活动本身也有助于进步馆员和读者的思想文化修养,陶冶着人们的情操。我们以为,文化心理是治理活动的灵魂,人才是治理活动的主体,因此,决定图书馆治理效率和发展趋向的是具有各种各样的感情、欲看、思想所支配的无数个馆员的协力,只有激发和调动他们的各种潜能才是发挥了图书馆治理活动的艺术精华。这也是图书馆治理道德美的所在之处。
2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的导向作用
图书馆治理道德的价值观要求馆员在日常治理活动中,树立起服务观念,做好本职工作,改进和创新工作方法,进步工作效率,使馆员的服务得到读者的认可,从而在服务中实现馆员的自身价值。可见,治理道德的价值观具有导向作用,它可以引导馆员不断地努力工作,在治理中实现其自身价值,从而得到社会的认可。
治理道德价值的导向作用不是用行政手段强制实行的,而是靠社会***和传统习惯的作用,通过内心信念的转变、调整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要加强宣传引导,借助于社会***的气力,在读者和馆员中形成强大的***压力,用良好的道德习惯来约束、调整、引导每一位馆员的职业治理行为,在服务中实现其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
2.1引导馆员成为知识信息的导航员
馆员不仅要充分了解馆躲,还要充分了解读者的心理、思维、阅读需求与倾向,并针对读者的实际需求进行知识、信息、情报资源的收集和整理,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相对应的服务。馆员要对馆躲、信息资源进行搜集、加工、整理、排序,使杂乱无章的信息变成有序的知识体系,并使信息资源在馆员的加工、整理下不断地增值。馆员要方便读者,并引导读者进进知识的殿堂,利用各种形式为读者咨询,宣传网络资源及各种类型数据库的检索,开展课题查全、查新业务,编制二、三次文献等,以此来引导并服务于读者。
2.2引导馆员进行创新服务
2.2.1服务技术及其设备的创造与更新
服务技术与设备的创新是其他方面创新的条件与基础。治理道德的价值导向性引导馆员利用图书馆的上风及资源进行设备的开发研究与技术的创新。充分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网络等技术手段对信息资料、馆躲载体、借阅设备、场所设施等进行优化、更新、改造。
2.2.2服务观念的创造与更新
服务要创新,观念必须先行。现代社会人们对知识、信息质量本身和与此相对应的服务要求越来越高。现代图书馆治理道德的价值导向作用使得馆员必须改变传统办馆观念和服务观念,改变传统的“借借还还”、“重躲轻用”的老观念、老意识。树立起“开放办馆”的新意识,以及“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新观念。
2.2.3服务方式及其手段的创新与更新
服务方式及其服务手段的创新是进步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志。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的导向作用要求馆员的服务方式必须多样性,服务手段必须现代化。除了传统的借还、复印方式之外,还要利用数字、网络技术为读者服务,实现服务手段、方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2.2.4服务内容的创造与更新
现代社会是知识、信息爆炸式时代。知识更新飞快,信息瞬息万变。这样,治理道德的价值就要求馆员进行“快”、“新”、“准”的服务。于是,馆员必须深化服务内容,充分挖掘馆躲资源和虚拟网络资源的内在价值,充分实现服务内容的创新。
2.3引导馆员作为教育者
图书馆是没有围墙的大学,是读者终身学习的场所。无论什么样的图书馆,其教育功能都非常突出。因此,馆员不仅仅是服务者,而且是一个教育者。在解答读者的提问过程中;在服务读者、引导读者阅读过程中,都默默地体现了服务育人、治理育人这一社会理念。馆员对知识信息具有批评、审美、净化、整理的责任。在有声有色的导读活动中,能够促进读者文化素养的进步,接受健康思想的熏陶。馆员良好的治理道德形象、丰富的治理知识、有效的治理手段,都在潜移默化地引导读者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不断探索、进步。因此,馆员在读者中的教育作用是图书馆道德的价值观所决定的。
图书馆治理道德的价值指导图书馆各种具体的治理活动,使图书馆的治理活动具有公道性、科学性和人本性。图书馆治理道德价值指导读者的治理思维是一种看不见的隐性网络,它把读者联系起来,把馆员同一起来,以一种共性的思维指导图书馆的治理活动。现代社会中的伦理观念是多元化的。因此,作为现代化图书馆的治理者尽对不能用一元化的治理道德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治理活动,而应该自觉主动地应用多元化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来指导图书馆的治理活动,并把这种多元化的治理道德价值作为图书馆治理活动的总指导原则。
参考文献:
万君宝等.治理伦理.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以法律为指南针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本质上是在法律框架内的社会自我完善。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治”才是千头万绪的社会管理工作的“纲”，纲举目张，牵一发而动全身。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各种具体举措都应当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要防止地方政府及有关社会组织以“创新”的名义跨越法律的界限。当然，立法部门也应该克服立法不作为问题，及时修正和废除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为社会管理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和保障。法治对社会管理创新有着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社会管理创新离不开法治。社会管理一旦脱离法治的轨道，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的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基层社会管理能力不强的状况就得不到彻底扭转，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也就无法有效提升。
社会管理创新必然要求政府依法行政，要改变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手段管理社会的方式方法，更加注重运用柔性的合作式管理手段管理社会。
社会管理创新必然要求摒弃运动式的治理模式，弘扬法治的制度化常态治理模式，变运动式管理为长效化管理和常态化管理。不求立竿见影，但求长治久安。
社会管理的核心是要在法治的框架内妥善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治理的生动局面，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之纲，在法治的框架内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更需要注入法治的思维和强化法治的观念。
加快社会管理立法进程
当前，社会领域的立法滞后，已经严重制约了创新社会管理的步伐；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的维权意识和参与意识日益增强，这种热情需要以法律加以维护和引导；同时，在大力推进依法行政打造法治政府的进程中，随着“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需要推向市场，需要政府向社会组织放权，这就需要以法律来为社会组织撑腰，需要得到法律的支持和规范。因此，加强社会管理方面的立法，尤为必要和紧迫。
敢为天下先的深圳率先制定了实施社会建设促进法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已于2012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深圳社会建设的“基本法”，亦是全国首个社会建设法规。
该条例将起到指导深圳市社会建设领域立法的“基本法”作用,将多年来探索和创新出的相对成熟的工作制度、工作方法和改革的方向、思路反映在其中,如出租屋管理、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政府部分管理职能下移和推进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交通等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并对社会建设领域中国家尚无法律、法规专门规定的方面进行了研究,结合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如住房保障、社会救助、特殊人群管理与服务、志愿者服务、慈善事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体现了地方立法对国家立法的有益补充和特区立法先行先试的作用。
据《贵阳都市报》7月25日报道，《贵阳市城市社区工作条例》立法调研工作启动，旨在将城市管理的“贵阳经验”固化为地方性法规。贵阳社区立法的先行先试，有望为全国城市社区立法积累宝贵的地方经验。
社区工作立法的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社区的关系，科学界定社区的责、权、利，将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从基层政府职能中剥离出来交给社区，由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相互配合、相互协助进行社区治理。社区立法要明确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明确界定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责和功能，政府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活动进行支持、指导和帮助。同时，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居民自治组织要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协调发展，共同促进社区居民自治。
社区工作立法要加强对社区居民自治权利的保障，扩大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民主参与，明确社区居民参与的方式、内容和程序等，并建立健全各种参与机制，保障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和对社区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社区工作立法一定要开门立法，充分征求和吸纳社区、居委会一线工作人员的意见和建议，要把社区居民“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社区立法质量的标准。要发动社区居民有序参与立法，让社区居民真正有发言权。社区工作立法要接地气，要深入社区进行立法调研，从社区中来，到社区中去，密切联系社区工作的实际。
社区工作立法一定要合理吸收国内外社区立法经验。不少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社区建设都依法开展，社区工作井然有序。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城市社区自治的法律法规，在经历过一定时期的社区治理后，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居民主导型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的行政主导型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型模式和以我国香港地区为代表的服务导向型模式。我们要在充分吸纳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立足具体国情和市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的社区建设模式并使之法律化。
在全国性的社区工作法律法规出台之前，各地不妨多向深圳、贵阳取经，因地制宜，加快本地社区工作的立法进程，依法推进社区建设。当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也要将全国性的社区工作立法作为社会立法的中心，抓紧研究制定全国性的社区工作法律和行政法规，为社区工作撑开法律的保护伞。
两个值得期待的突破点
一、犯罪记录制度：司法与社会管理的链接点
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犯罪记录制度。犯罪记录制度是司法与社会管理的链接点，应该在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正面积极的“标签效应”，也要尽量避免负面消极的“标签效应”。
据《中国青年报》7月6日报道，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健全犯罪记录制度。建立犯罪记录制度，对犯罪人员信息进行合理登记和有效管理，既有助于国家充分掌握与运用犯罪人员信息，适时制定和调整公共政策，改进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和加强社会管理，也有助于维护有犯罪记录的人的合法权益。
二、婚姻登记全国联网助推社会管理创新
据报道，自7月24日起，除港澳台地区之外，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信息实现联网。婚姻登记信息全国联网，极大地便利了当事人办理和查询婚姻登记事宜，并将有效地预防重婚和骗婚等违法现象，有力打击愈演愈烈的重婚、骗婚乱象，还将有效地预防房产骗购现象，确保住房限购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总之，婚姻登记信息联网为社会管理创新，为有效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政策,提供了有利的技术平台和基础性信息资源，其在社会管理上的积极效应值得期待。
近年来，全省各级政法综治部门在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创新社会治理引领平安建设，以平安建设承载社会治理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效，我省综治工作绩效和公众安全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治理面临着许多新课题、新挑战。作为东部沿海发展较快的地区，我省社会治理领域遇到的问题比较早、比较多。近年来，受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我省维护政治安全压力不断加大，反恐怖斗争形势严峻复杂，社会矛盾纠纷持续易发多发，治安要素管控难度明显上升，网络空间安全隐患更加凸显。必须着力创新，切实解决上述诸多难题，深化平安江苏建设。
党的十以来，对创新社会治理、深化平安中国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央和省委作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归纳起来说，根本目标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防范各类社会风险，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重点工作包括健全社会治理格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完善社会矛盾多元化解机制、构建立体化信息化治安防控体系、加强安全生产体系建设、加强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管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完善信息网络管理等。把中央和省委的上述部署要求落到实处，必须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做到“七个更加注重”，即：更加注重创新引领，把创新作为推动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工作的第一动力，大力推进工作理念提升和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创新，用创新的思路、改革的办法解决问题、化解风险、应对挑战。更加注重主动防范，增强工作预见性、前瞻性，从末端处理中发现前端治理中的普遍性、趋势性问题，由侧重解决显性问题向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转变，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预测预警预防转变。更加注重开放共治，有效动员社会各方积极投身社会治理实践，激发起社会自治、自主、能动力量，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向党政主导、社会共治的社会治理体制转变。更加注重资源整合，进一步整合社会治理力量资源、服务资源、政策资源、信息资源，提高工作要素集成度和综合利用率，推进社会治理由单项突破走向整体推进、由分散建设走向融合发展、由局部见效走向全面提升。更加注重科技支撑，主动适应“大数据”、云计算时代的新形势，加强整体规划，推动社会治理信息系统建设和实战应用，努力把信息化建设成果转化为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的核心战斗力。更加注重法治保障，善于从法治层面谋划工作思路，善于通过法治方式预防化解矛盾，善于运用法律手段防范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善于建立健全法规制度规范社会治理各项工作。更加注重基层基础，强化基础性设施、基础性平台、基础性机制建设，使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有足够的力量、有实体的平台、有管用的机制，筑牢平安建设的根基。在具体措施上应着力推进五个方面工作创新：
创新升级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高起点谋划推进，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纳入党委政府的民生工程、实事工程，逐级认真研究制定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方案和年度实施计划，特别是高标准研究制定技防城建设、技防小区建设、重点部位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等专项建设规划。推动科技应用创新，以技防城建设为抓手，加快提档升级步伐，着力推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大力推进大数据指挥服务中心建设，完善“视频+N”实战应用机制。强化网络社会服务管理，强化网上网下一体化防管措施，完善依法处理、舆论引导、社会面管控“三同步”机制。深化重点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整治，坚持层层挂牌督办制度，坚决扭转少数地区治安混乱现象，努力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创新发展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有关部门负责、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的工作格局。促进多元化解方式健康发展，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工作，拓展司法调解范围，促进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探索协商、中立评估、第三方调处等矛盾化解方式的运用，确保各类矛盾纠纷有适合的途径得到及时有效预防和化解。搭建多元化解方式对接平台，进一步推进县乡两级调处中心规范化建设，加强诉调、检调、公调、访调对接以及专业性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建设，不断增强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整体合力。完善多元化解工作制度，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分析研判机制，提升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分析研判的水平，真正做到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及时发现、有效处置。
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管理措施。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完善流动人口居住证管理办法，健全流动人口信息社会化采集机制，全面落实“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等措施。创新特殊人群服务管理，认真抓好近年来中央和我省出台的特殊人群服务管理政策措施的落实，切实发挥政策的引导效应；完善特殊人群分类服务管理措施，以分级分类管控为基础，区分不同类别、根据各自特点，分类施策、分级管控，促进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工作更加精细化、科学化；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队伍建设，以专业化服务、社会化帮扶为支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途径，培育、引导社会组织为特殊人群提供针对性、综合。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系。进一步提升综治中心规范化水平，认真落实中央综治办等部门下发的《综治中心建设与管理规范》，坚持硬件建设标准化、组织机构实战化、运行机制高效化、服务管理精细化、保障措施长效化，充分发挥综治中心统筹力量、整合资源、协调指挥的作用。不断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水平，充分整合网格内村（社区）干部、大学生村官等各类服务管理力量，明确网格员服务管理职责，切实提高服务管理效能。着力提升平安志愿服务社会化水平，通过建立平安志愿者联合会、协会和分会等组织网络，构建纵向覆盖市县镇村四级，横向拓展到城管、环保、教育、交通、住建、物业等行业的平安志愿者队伍，最广泛地动员组织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平安建设。
一、总体要求
（一）基本原则
——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合力。加强党对农村治理创新试点工作的领导，增强村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强化统筹协调、整合力量资源，确保农村治理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并取得明显成效。
——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居民。把服务村民、造福村民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村民参与农村治理的意识和能力，着力解决村民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民生突出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
——坚持依法治理，务实创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农村治理，建立惩恶扬善长效机制，抓住农村治理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破解农村治理难题。
——坚持多方参与，共治共享。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积极引导社会组织、群团组织、新经济组织、志愿服务组织以及党员干部、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农村治理，注重区域与领域互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立足农村资源禀赋、基层条件和人文特色等实际，明确农村治理的主攻方向，聚焦短板、重点突破，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形成既有共性又有特色的农村治理模式。
（二）创建主体。
（三）目标任务。2022年力争成功创建两个农村治理创新试点村，为全镇农村治理探索，具有九龙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村民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治理机制，有效提升村民自我治理能力，基本形成村民依法有序参与村庄治理的良好格局。
工作步骤
（一）周密安排、精心组织（2022年1—2月）。研究制定细化工作方案，镇党委对2022年村级治理创新试点创建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同时明确班子、部门责任分工、工作措施和努力方向。
【关键词】创新政策框架创新治理政策设计政策工具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19.010
新时期，国家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突出强调了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位置以及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撑与引领作用。同时，政府出台一系列支持和激励科技创新活动的政策，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在科技创新事业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政策体系滞后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在系统性、协调性、整合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弱化了政策合力和效应。在新常态下，如何优化科技创新政策框架、提高创新绩效，解决中国发展瓶颈问题？本文从宏观―中观―微观的视角，总结和分析创新政策框架、创新治理、政策设计与政策工具的关注点与新变化，为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框架的优化与设计提供借鉴。
政策框架从注重科技创新本身向引领社会发展转变
随着创新活动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角色功能的变化，创新政策的内涵、政策着力点、工具选择等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相应形成了研发与规制政策（R&DandRegulation）、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SystemsofInnovation）、转型性变革（TransformativeChange）三种政策框架，①从注重科技创新本身向引领社会发展转变。
研发与规制政策框架主要形成于20世纪60至80年代，是“创新政策1.0”，注重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关注知识生产、研发、突破、高新技术、新颖性，主要依靠补贴资金、税收优惠、知识产权等措施。该框架将知识发现与发明专利环节视为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元素，是创新线性模型的延续和引申。
国家创新系统框架主要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到至今，是“创新政策2.0”，注重解决系统结构性失灵问题，关注产品与过程创新、知识生产、研发、增量创新等。这一框架拓展了创新主体类型，强调知识成果的应用与商业化，建立知识创造和成果运用之间的桥梁，促进系统内创新主体的互动与学习。
转型性变革框架是在全球创新治理、社会转型变革背景下形成的最新框架，是“创新政策3.0”，关注在社会变革和转型中创新的融入与引领功能。转型性变革框架主要解决社会与环境治理失灵问题，如贫困现象、气候变化以及不平等问题等，强调尽可能发挥创新的作用。这一框架中，创新主体更为多元，创新政策作用于整个创新链条来刺激投资，并从前瞻性的预见、创新实验、培育新制度、融合多种专长和技能等方面为创新提供方向。②
创新政策三重框架的演变体现了从注重科技创新本身向引领社会发展转变，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发生政策框架的替代。
创新治理关注治理体系优化与治理能力提升
创新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创新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用“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对科技创新活动进行管理，强调多元参与、民主协商和依法治理。治理包括政治制度、公共价值、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四个维度。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工具理性特征，是创新治理的核心要素。创新治理体系反映治理结构的静态属性，是创新治理参与主体及其角色、功能、相互关系、运行机制的综合图景；治理能力体现国家对创新活动的资源配制方式和有效使用的能力。
重构治理结构可为创新绩效提供制度支撑。主要发达国家都加强了国家创新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明确建设思路、重点目标和政策措施，形成具有多主体、多层次、分工协同等特征的治理结构。创新活动具有复杂、动态、高风险等特征，创新政策制定需要政策专家与智库的知识支撑。主要发达国家在创新治理过程中，重视科技领域的智库建设，畅通决策参与渠道，强调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科技创新过程呈现出复杂、动态、相互依赖的特征，在治理工具选择与应用上应更加注重系统性。
政策设计强调着力点的多维度与有效性
首先，转变政策理念，促进政策设计从综合式转向专业式。在发展初期，创新活动面临着多种障碍和不足，各国政府往往通过综合性政策试图为创新发展提供一个问题解决的框架。但由于政策工具的作用维度和功能不同，政策效果并没有实现政府预期，甚至加剧了创新活动的困境。这就需要转变政策设计理念，从不区分政策目标或者政策对象、混在一起（“鸡尾酒疗法”）的理念转向更有针对性、目标更明确的政策（“点菜式”的政策），④即从综合式政策向专业式政策转变。
其次，掌握创新政策着力点的共性特征。Atkinson和Ezell总结了国家创新成功的政策着力点的共性特征。⑤第一，创新政策应关注各个行业的创新最大化。传统观点认为，国家可以通过转变产业结构来实现经济增长，这使决策者往往将政策着力点集中于高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高科技产业转型与发展对提升生产力和创新能力的作用有限，而农业、物流和商业服务等各个行业的创新是主要推动力，即生产力的全面提升和整体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创新的最大化需要各个行业的整体发展。第二，创新政策应该支持创新的各个类型和不同阶段。创新包括多个环节，高效的创新体系需要创新领域在创新价值链上的各个节点都进行创新。创新政策应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运转，覆盖创新活动各个方面的政策。第三，允许颠覆式创新出现。创新政策要允许“破坏式创新”的产生，尤其是在新领域的创新。创新政策要兼顾传统优势企业、特定行业与新兴企业的并重发展，通过政策引导与支持，让新兴行业通过颠覆式创新获取市场份额，不断创新并提高生产力。
再次，理解创新主体的需求，注重政策设计的实效性。制定创新政策要明确政策对象的需求，使激励与规制发挥最大作用。Engel和Shepherd对不同国家的400名商业领导者进行调查，了解商业视角对创新政策的需求与评价。调查发现，业界认为原始创新以及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协同创新是急需改善的两个重点领域；支持未来市场的前瞻性立法、可预测的管理规范以及国际监管的协调等政策是业界关注的重点；同时，业界建议制定优化创新的政策、提供创业相关的技能培训、提供更大的研发基础设施支持以及提供直接的财务支持。⑥对创新发展的前瞻性预测与引导是目前创新政策的薄弱环节。创新政策不仅仅是资源分配的问题，更应该建立创新所需的框架条件，让企业能够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优势。
最后，注重科技创新体系的多层次性设计与发展。创新政策是多维度、成体系发展的，即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征。创新政策体系要注重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明确政府、大学与研究机构、产业界、公众等参与者的角色、功能，以及在体系中所处的阶段或者位置，建立统一的话语体系。同时，健康的政策体系应着眼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纵向维度，使政策体系有结构、有深度。宏观层面关注战略制定与发展，既要走向科技前沿，也要面向民众发展，强调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中观层面要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路径，允许创新体系的多元化；微观层面要从创新主体的视角制定政策，即政策究竟集中在什么方向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益，怎么样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⑦
政策工具注重多样性和组合效应
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创新治理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治理工具的选择。为了深入推进创新活动的开展，各国政府在不断丰富、完善政策工具的种类的同时，更加注重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应。实践证明，协调得当、目标明确且有配套制度的创新政策组合已被证实是有效工具。
创新领域的治理工具往往可以从功能和作用层面两个维度来理解。在功能维度，可以分为规制类、经济类、“软”型等治理工具。⑧规制类工具用于界定创新产品和创新过程的约束条件；经济类工具为创新产品和创新过程提供激励；“软”型工具是其他两类的补充，是一种自愿型工具，如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利息共享、风险分担。在作用层面维度，可以分为供给―环境―需求等治理工具。⑨供给面、需求面工具分别直接对创新活动起到推动、拉动作用，环境面工具间接对创新活动起到影响作用。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创新治理的背景下，创新治理工具应当体现出创新政策关注系统变革，兼顾鼓励投资、提供方向的特征，即治理工具应当包括激励型、规制型、引导型等。其中，激励型工具强调对创新行为的直接驱动；规制型工具强调对创新行为的干预和影响，如行为准则制定、制度环境建设等；引导型工具强调对创新行为的导向功能，如战略方向引导、需求偏好塑造（绿色、低碳）等。在治理工具的选择上，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直接目标）和注重组合效应的原则，最大限度的激励、引导创新活动，规范创新行为，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公共政策执行多样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制度激励―网络结构的分析框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政策执行多样性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以退耕还林政策为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71303020、13YJC630006）
注释
①DesigningInnovationPolicyforTransformativeChange，sussex.ac.uk/spru.
②J.Schot，MovingInnovationPolicyfromaCompetitiontoaTransformativeChangeAgenda，2015-4-23.
③薛澜：《顶层设计与泥泞前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4期。
④薛澜：《科学政策、技术政策、创新政策的联系及演变》，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建设专题研讨会，2013年10月29日。
⑤⑥TheGlobalInnovationIndex2015：EffectiveInnovationPoliciesforDevelopment.http：//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3978&plang=EN.
⑦顾淑林：《科技与创新政策体系：理论认识与分析框架》，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建设专题研讨会，2013年10月29日。
⑧S.Borrás，C.Edquist，"TheChoiceofInnovationPolicyInstruments，"TechnologicalForecasting&SocialChange，2013（8），pp.1513-1522.
中共十后产生的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便正式提出了建设“创新型政府”的目标。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发展.政府创新.就是公共权力部门为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政府创新首先是一种行政改革，包括行政管理体制、行政机构和行政程序的改革，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政府创新不是一般的改革，它是为了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没有创造性，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那些政府改革。不属于政府创新的范畴。
创新型政府的主要特征.就是政府部门将创造性的改革作为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服务质量、增进公共利益的基本手段。一个创新型政府必须及时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人民群众的新需求。因此它必须是一个适应型政府：一个创新型政府必须在体制和机制方面，对公共服务部门进行持续不断的改革和完善。因此它必然是一个改革型的政府：一个创新型的政府，必须随时破除那些僵化的和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制度，因此它必然是一个开放型的政府：一个创新型的政府，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更新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因此它必然是一个学习型的政府。政府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动民主法治，改善公共服务，提高行政效率。因此，一个创新型的政府，不仅应当是民主的、法治的和文明的政府，而且应当是变革的、进取的和高效的政府。
政府创新不仅直接关系到行政效率和执政能力，也从根本上关系到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稳定。政府创新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事关价值理性。但政府创新的直接目标是改善国家的治理，更是一种工具理性。无论在哪一种社会政治体制下，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民众支持。因此，政府创新为各国政府所重视，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例如，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办了一项“美国政府创新奖”，旨在鼓励从联邦到州县各级政府的创新实践。在过去22年中.“美国政府创新奖”共有27000个申报项目，年均在1500个左右。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从2000年开始也发起举办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在过去12年
中总共举办6届，有1753个地方政府创新项目参与申报，年均申报约146个，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
从我国以及世界各国的政府创新实践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九个主要目标：（1）民主，即提高决策和管理过程的民主性；（2）法治，即提高政府立法质量，推进依法行政；（3）责任，即主动尽责，积极回应公民诉求；（4）服务，即强调服务意识，突出公共服务职能；（5）优质，即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共管理；（6）效益，即提高行政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建设低成本政府；（7）专业，即政府管理职业化，技术官员和职业政治家队伍开始形成；（8）透明，即政务信息公开性，保证公民的知情权；（9）廉洁，即官员奉公守法，清正廉洁。在上述九个目标中，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益政府、廉洁政府、透明政府，已经明确地写进了党和政府的文件，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的施政要求。
从更加长远的角度看，所有这些目标.都体现了政府改革创新的以下五个必然趋势：
第一，从管制政府走向服务政府。服务政府的基本意义是.增进和维护公民的公共利益成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职能，政府主要通过对公民的服务而不是管制来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执政水平的提高，政府管理中管制的成分正在日益减少，而服务的比重则日益增多，建立服务政府已经成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重要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管制政府不断走向服务政府的过程。
第二，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渐壮大，它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界限就会日益明显，这就政府权力设定了一个基本的边界和范围。政府将日益被严格要求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边界内行动。而不能越过这一边界。政府如果管了不应该管的事，是对公民权利的侵夺，是严重失职：如果政府没有管应该管的事，造成公民利益的损失，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也是一种严重失职。
第三，从人治走向法治。摆脱人治，建设法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府的基本要求。法治的基本意义是，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的直接目标是规范公民的行为，管理社会事务，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但其最终目标在于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及其他基本政治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与人治相对立.它既规范公民的行为，但更制约政府的行为。
第四，从集权走向分权。不断地还政与民，让公民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力，更多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是政府改革的正确方向。从集权走向分权，是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国家权力还给社会的基本途径。从集权走向分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从政府向民间分流：二是从中央向地方分流；三是从政府向市场分流.即政府向企业放权。
第五，从统治走向治理。治理的实质.是政府与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合作管理。政府管理活动中统治的成分日益减少，而治理的成分日益增多，这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也是执政水平提高的反映。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多一些治理的成分，少一些统治的成分，意味着公民与政府有更多的合作，意味着有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管理活动中来，从而也就意味着民主程度的提高。不仅如此，政府从更多的管理领域中撤出来，让社会组织或公民自己去管理，这也会减少许多行政管理的环节，实质性地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从根本上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益。因此，不断地从统治走向治理，努力促使政府从统治型向治理型转变，这是政府创新的根本方向。我国政府创新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社会政治进步。但是，坦率地说，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选案例来看，我国的政府创新依然存在着重重阻力和障碍，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政府创新的动力不足，我国的政府创新许多是“第一把手”工程，由政府主要领导推动.如果主要领导对创新不感兴趣，各个政府部门就难以进行重要的政府创新。还有许多是迫于现实的压力，缺乏主动的创新一。
其二，创新主体的可持续性不足。如果从创新项目的要素来衡量，大多数获奖项目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推广，但从项目主体的角度看，许多创新实践没有在当地继续存在，可持续程度很低。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官员选拔体制，地方主要官员的任期普遍较短。由于创新多是“一把手”工程，主要官员离任往往会出现“人走政息”的后果。这是许多优秀的创新项目在原发地不复存在，却在全国各地得以推广的主要原因。
其三，许多优秀的创新实践没有及时上升为正式的制度和政策，从而得不到巩固和推广，我国的决策机制至今仍是以部门决策为主，从中央到地方均缺乏综合性的决策机构，某个部门或行业的创新难以引起决策层的关注。
其四，政府创新中还存在着明显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色彩，不少创新带有“政治秀”的意味，虽然某些创新行为取得了明显效益，但行政成本畸高。
其五，政府创新风险大。虽然政府创新更多带有工具理性，但毕竟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依然相当敏感。稍有疏忽，便可能犯“政治错误”，给主要领导带来风险。因此，不少政府官员对政府创新还有一种惧怕的感觉。
其六，对政府创新缺乏系统研究和长远规划。一些不合时宜的旧观念依然严重束缚着各级党政官员的改革创新。
针对这些问题，在建设创新型政府方面，我们应当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努力倡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真正做到科学无、研究无、探索无。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其前提都是新的观念、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的产生。要突破旧观念、旧思想和旧理论的束缚，就必须真正做到解放思想，敢于思考、勇于思考、解放思想，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理论思维的先进性和激发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冲破传统的束缚和教条的束缚，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不应当问是“马”还是“非马”，“姓社”还是“姓资”，“属中”还是“属西”，而应当看它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凡是束缚社会政治进步的体制机制都应当破除，凡是符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个统一的做法都应当大胆地去尝试。
第二，充分发扬民主，营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培育浓厚的政府创新氛围，创新意味着以新的制度、新的秩序、新的技术、新的学说、新的方法替代旧的东西.有可能与现存的秩序和制度相冲突，有可能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有可能使一些人不适应；创新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有可能最终失败，有可能得不偿失，有可能效益不大。创新的过程中一旦出现上述负面的影响.就必须有一套民主的政治和法律机制，遏制与社会进步方向背道而驰的保守势力对改革与创新的破坏和抵抗.宽容创新者的失误，保护创新者的积极性，使创新成为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第三，政府的改革要有整体战略和长远战略，使之具有可持续性。政府的改革创新，牵一发动全身，影响深远。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行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避免短期行为。政府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成功和效益取决于许多因素。从大的方面来说，它要努力做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具体地说.就是既要考虑到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系，又要考虑提高行政效率与降低行政成本的关系.改革的力度与干部群众的接受度的关系：还要考虑党政关系、上下级关系、管理与服务的关系等等。
第四，制定有效的考核奖励政策，积极鼓励创新行为。一方面，创新具有很大的风险，创新往往需要付出代价：另一方面，成功的创新又能为社会带来极大的效益。创新活动的这种双重性，要求政府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给创新者以人力、物力、财力、信息和政策的保证，形成足够强大的激励力量，激发人们的创新积极性：同时也尽可能补偿人们为创新所付出的代价，降低人们为创新所承担的风险，支持敢冒风险的创新者，奖励为社
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创新者。
第五，要善于总结各级政府的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创新的动力问题。任何政府的改革创新，都必须有一个动力问题。从根本上说，政府创新的动力源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冲击，但其直接动力则是压力、激励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长久性的动力所在。制度是激发和保持政府创新持续动力的最可靠保障。无论是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还是来自官方或民间的激励.从总
体上说，都不是维持地方党政官员创新的持久动力。这种持久的动力来自制度。一种政府创新，无论其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用制度的形式得到肯定和推广，那么，这种创新最后都难以为继，就难免“人走政息”，成为短期行为。
第六，政府创新必须注重实际，不能搞政绩工程，切忌搞“政治秀”。喜欢做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喜欢“作秀”，几乎成了一些地方党政干部的顽疾。政府创新如果也搞成形象工程，那就不是简单地劳民伤财，而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一方面，政府的创新必须脚踏实地，少说多做，重在实际效果，重在落到实处，重在人民群众的满意。另一方面，社会舆论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各级政府的改革创新，充分肯定其成绩，不要以偏概全，否定改革
者的业绩，打击改革创新者的热情与勇气。
【关键词】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创新机制/互动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创新这一治党治国之道，通过建构理论创新机制，以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从而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方面的不对称性及原因分析
制度创新与理论创新实质上是实践变革与认识升华的关系。制度创新是一种实践活动，是理论创新的开端，也是理论创新的归宿。理论创新则是制度实践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而且应该并可以走在实践的前面，指导实践活动的进程，是制度创新的先导。政治理论是人们围绕民主政治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形成的知识体系，是政治制度实践经验的理性概括、总结和提升，直接影响着社会政治态度和价值共识的形成。
理论创新需要有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由于传统观念或“时尚”理念的影响，政治理论研究往往与现实的变革要求偏离，或滞后于制度创新，或在指向上与现实要求相悖，二者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对称。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适应性的理解。理论的形成来源于实践的需要，实践的发展又需要理论的指导。在某种程度上，理论总是基于一个具体的社会和历史语境。社会的需要，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是理论创新的基本推动力。中国作为现存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社会基础上起步的，是典型的后生型发展中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这是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世界经济迅速发展，高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流，尽快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的正确决策。中国政府的政策价值选择始终保持发展特别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优先性。这使得全国人民包括政治家以及政治理论研究工作者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从而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
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因此我国政治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充分考虑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面之广、涉及度之深、牵涉利益之多，所以在政治发展理论方面的突破、创新由于稳定的需要显得十分谨慎，相对经济领域来说比较滞后。
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传统政治文化和思维方式留下了难以消逝的深刻影响。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为政治权力过分集中乃至专制、人治提供了思想基础，与现代政治要求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取向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西方政治文化不断涌入并以各种方式解构着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但是纵观近几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洞察中国人的内心，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变迁程度有限，官本位、权力本位、清官意识等思想影响广泛存在，这在客观上也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
2、理论对现行体制变革前瞻性的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步骤地改革之后，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现行的政治体制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承受力。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是建筑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是以共产党领导国家生活为重要特征的，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的取向，这符合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对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要求，因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一定的权威和社会政治控制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现行的政治体制在体现民主化取向的前提下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和支持，因而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政治权威的特定要求，同时也保证了中央权威具有较强的社会整合能力。这就使我国政治发展理论创新的基本推动力不是十分强大。
3、理论对制度创新的指导思想和途径的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制度创新应当是在被科学态度认识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借鉴西方政治文明，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之路。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许多研究人员仍然以教条主义的错误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观点，凡事从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结论，把前人的论断当成不可改变的真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做出的具体结论上，用抽象的理论硬套活生生的现实，这使理论创新裹步不前。中国作为后生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迟发展效果”，在政治发展领域也不例外。改革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必然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建设的先进理论和先进经验。然而中西方政治具体制度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以及西方政治文明的示范效应引起人们简单的仿效思维，有些人不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实际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否定现行政治制度，把西方的政治理论当作经典，照抄照搬到中国，以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甚至主张搬用西方现成的民主制度模式，毕其功于一役，以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条主义的理解和对西方政治理论的过度信任，严重阻碍了政治理论研究者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进程以及现阶段具体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理论创新的思维。
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创新的基本问题
1、对待传统政治文化问题。在美国的历史发展和经验中，“从来就不必去创造什么政治秩序”，“美国人生而平等，因而从未为创造平等而操心，他们没有经历过民主革命的苦难而坐享了民主革命的果实。”(注：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中国则不同，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政治文化在人民的脑海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子民文化”和“专制主义”。它的价值选择是“忠孝节义”，整个社会的主导心理就是绝对服从政府的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人们将权力与利益和身份等级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官本位思想”。社会主体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将官场当作努力跻身于其中从而获取名利的围城。跑官、要官、卖官、买官是这种思想的极端反映。城中人固守，城外人则羡慕不已、奋力钻营，这使制度创新给人一种“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觉。当然，这并不说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没有优秀的文明成果，只是要强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非现代性，强调应该以理性的、批判的态度扬弃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
2、对待西方政治理论问题。我们也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的政治理论，反对简单否定，反对照抄照搬。政治问题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是不能得到科学说明的。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有中国历史发展所决定的现实实际。中国又是世界的中国，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相联系。当代西方政治理论是某种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当代世界政治现代化的理性认识，具有借鉴意义，但不是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不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问题的现成结论。因此，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全面、深刻地剖析西方政治理论，大胆吸收其对我国政治理论发展有用的积极成果，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建构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理论体系。
3、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问题。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科学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但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政治理论研究人员应系统完整地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面对生动活泼的现实，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尤其要深入研究现实政治问题并从中把握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不断抽象提炼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促进政治理论创新，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制度创新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同时要变革政治理论研究的传统思维方式和方法、手段，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现实政治问题，建立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方法论体系。
三、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创新机制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创新的关键是根据理论发展规律，建立理论创新机制，实现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良性互动。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1、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科学态度。以科学的态度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认识中西方政治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创新的根本要求。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则是树立科学态度的前提。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才能够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客观规律出发，从而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政治理论创新。不论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具体结论，构筑某种制度理想，用以剪裁现实实践，还是把西方理论当作认识中国问题的理性标准，都是一种简单化、教条化、非现实的态度。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从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中解放出来，立足实践，立足现实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实际、价值取向和现实要求。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问题，促进理论创新。
2、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调查研究体系。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总是与实践相联系。从技术层面来说，政治理论的创新，需要有政治信息的有效获得与收集、正确分析与综合、积极表达与反馈。而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调查体系则是政治信息的有效获得与收集、正确分析与综合、积极表达与反馈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要用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来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他由此出发，大力提倡调查研究，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形成尤其如此。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需要借鉴西方政治理论，但更缺乏和更需要的是对中国政治的了解和研究，因此，一定要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中抽象出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内部联系即内在的规律。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调查研究体系必须具有完善和健全的调查研究机制，要求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信息情报系统，从社会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大众传媒以至个人，广泛获取政治信息；建立一个高效率的能够运用定量分析、因果分析、模型分析、定性分析、系统分析、直观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的政治信息分析与综合系统，及时跟踪政治理论的实践、衡量实施效果，进行科学的理论评估。
3、建立意识形态宣传体系和社会评价体系。创新是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为先导的。所谓社会意识形态是指一种特殊的有组织的理论信念体系。它以特定的宣传和灌输方式通过一系列价值符号的特定结合，说明现存制度和秩序的合理性或其变革的必要性以及某种理论的合理性及其创新、发展的必要性，同时对国家、社会及公民提出相应的要求，从而达到广大民众的政治共识。社会意识形态不同于政治理论研究，政治理论研究取得的创新成果需要经过某种环节使其能经过实践转化在对象世界(制度化的新关系、主体化的新行为)中。这个环节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宣传体系。建立社会意识形态宣传体系的目标就是形成公众舆论，使社会意识形态宣传体系传播的内容包括对政治问题的理论认识获得公众的认同，从而获得实践的价值。要建立社会意识形态宣传体系，就要重视学校、工会、大众传媒以至宗教组织等媒介的意识形态传播作用。因为在今天的民主制度中，正是大众传播媒介在形成公众舆论方面起着最大的作用。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体系，要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多中心的传媒”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众舆论的独立性，但关键的是我们要有对真理的价值信仰。否则在实践中必将走向歧途，在理论上必将走向空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一种科学的、能够与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真理追求和价值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