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业发展；对策分析
一、人口老龄化概述
（一）人口老龄化
随着生产生活水平的不断提交，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物质资源的日益丰富，社会成员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增加，人们逐步走向长寿时代，人类社会也开始出现老龄化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口老龄化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国际上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占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数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数的比例达到7%，那么就表明该国家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
（二）人口老龄化指标
人口老龄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衡量。第一，从老年人口比重来看，一般来说，65岁对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是老年系数，这个系数是直接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程度。第二，从老化系数来看，这个系数是衡量人口老龄化所用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数，主要是指老年人和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是反映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重要指标。第三，从抚养人口和被抚养人口的比例来看，如果被抚养人口占抚养人口的比例重，也是直接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程度，这里的被抚养人口主要是指老年人和少年儿童，抚养人主要是指适龄的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
二、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一）导致农村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也可以用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人口老龄化发展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使得农村就业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资源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的浪费，影响农村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和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
（二）影响新农村建设步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设新农村，需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紧密联系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步伐来进行建设。但是，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年龄结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村留守老人和贫困老人增多，给新农村建设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
（三）阻碍现代农业发展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适龄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由老年人构成，加上农村留守儿童居多，农村的劳动力出现严重匮乏的局面，大量的土地也因此荒废下来，或者承包作为经济作物更种地。这种格局导致农业生产水平却没有得到实质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老化也直接造成农业劳动力资源不足，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农业发展对策
（一）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农村人口老龄化显而易见，政府应当从制度上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进行保障，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非常必要的，首先要做好农村养老保险的宣传工作，要从思想上改变以前农村人认为保险是白花钱这样的观念，认真做好扎实细致的宣传普及工作，广泛运用电视、广播和报刊等各种新闻媒介和舆论工具，采取板报、标语等形式，向广大农民宣传新农保制度的方针政策，使农村老年人自愿参保，积极参保。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要加强对农村养老的投入，总理指出：政府少上项目也要确保对养老保险的投入。所以，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财政实力增强，各地区要增加对农村养老保障建设的投资额度。政府要制定出符合新农村实际情况的养老保险制度，让农村老年人养老做到有保障，有依靠。
（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关键词：老龄化；旅游市场；影响
一、前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并且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据统计学家研究发现：在世界范围来看，有60个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结构或者说步入了“老年”。可见，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探讨。有些步入老年的国家也基本都将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而在中国，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所以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形势更加严峻，解决起来的难度更多。人口老龄化问题给社会的很多方面产生了影响，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其市场也受到了人口老龄化的冲击。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所以在人口老龄化方面的问题也比其他国家显得棘手。那么，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据笔者目前搜集的资料和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公报显示：中国当前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3.26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是与社会的文化语境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是与国情、人口发展计划（主要是计划生育）分不开的。未富先老及老龄化速度快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在这样的一种现实环境下，怎样面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老年市场如何开发呢？这些问题都是在经济发展浪潮下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所以全面把握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的影响，以及正确的开发老年市场是当下社会持续发展及推进经济不断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三、老年旅游市场解析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不同的人群类别形成不同的消费群体。老年作为一个群体，有着一定的市场消费力，并且在旅游市场和旅游消费中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老年旅游呈现上升趋势。据资料显示及相关专家的预测：到了2050年，中国将进入高度老龄化的社会。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这将占中国人口总数的25.2个百分点，这个庞大的数字必将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据统计：中国在目前的旅游业已经表现出老年人的潜力，中国先后出游的老年人已经占到总出游人数的30%多。以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老年人出游仍呈现上升态势。
其次，是舒适、休闲的旅游项目受到老年人的喜爱。虽然老年人对旅游的热情很高，但由于身体素质的原因，他们一般较少选择长途旅游，特别是年龄较大的老年人，更热衷于路途短且时间也较短的旅游项目。所以相比较年轻人喜欢的刺激性、高强度的旅游项目，老年人更喜欢节奏慢的休闲舒适的项目。
再次，旅游消费能力强。老年人经历了一生的辛苦工作，基本上都有一定的积蓄。并且社会上的政策，包括退休金以及养老金等方面的补助，使老年人的生活相对舒适。所以她们有更多的资金来完成旅游的愿望。并且在旅游过程中比年轻人有更多的购物的需要。此外老年人由于从工作岗位上刚退下来，所以身体素质还比较好，退休的老年人更希望到处转转，有更高的旅游的需求，并且她们比年轻人的压力要小，因为工作退休，家庭稳定，儿女长大成人，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和资金去消费。老年人都有怀旧的心理，并且在旅游的过程中的消费多是一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所以老年人会比较的买账，这也是一种追忆过去和怀恋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所以她们的心理也是左右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最后，是老年人出游一般避开节假日和高峰期。由于老年人的心态和身体素质的缘故，退休老年人出游一般喜欢避开节假日的高峰期，这样便于她们细细观看，慢慢体会出游的乐趣。
四、人口老龄化对未来旅游市场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不是单面性的，所以人口老龄化也不例外，社会呈现这样的一个人口结构模式，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对未来旅游市场的积极影响
1.人口老龄化增强中国旅游市场的活力。由于具有时间充足，有一定的经济储蓄并且面临的生活压力要比年轻人小等诸多优势，所以老年人会成为未来旅游的一支重要力量，从目前的旅游发展态势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人口老龄化能为目前的旅游市场带来新的活力，并成为影响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怎样利用老年人的整个旅游市场变得非常重要。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积极的去适应去探索，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就需要不断的开发老年市场，把老年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更好地解决老年问题。对旅游业来说，需要丰富旅游项目，针对老年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挖掘更加新颖和切合实际的项目才是应对老年化的重中之重。
2.人口老龄化将影响旅游市场的整体发展。老年人有自己不同的消费原则和消费心态，因为她们经历过峥嵘的岁月，更明白生活的艰辛，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们的旅游消费观念。他们比较讲究经济实惠，并且喜欢性价比高的住所和旅游景区。此外，人口老龄化不仅影响了旅游项目的整合，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旅游酒店业的发展模式。因为老年人由于身体素质的原因，会喜欢舒适的住所，并且在饮食方面也会有另外的注意事项和要求。所以，酒店业也应该积极调整策略，制定专门的适用于老年人的计划，以促进老年旅游业的更好发展。这就需要旅游从业者认真研究，制定旅游业发展的新方向。
（二）人口老龄化对未来旅游市场的消极影响
1.老年旅游的发展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随着每年出游人数的增加，年轻人方面的人数本来没有减少，又增加了老年人这一部分和数量，势必给旅游区的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所以保护旅游区的环境仍是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2.服务人员接待压力上升。由于目前中国旅游业发展还没有形成十分完善的体系，所以本身在旅游业方面就存在一些问题。而老年人数量的增多，也对现有存在一定缺陷的旅游业造成更多的压力。比如接待和住宿的压力。由于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限制，旅游业还不能充分满足老年人的要求，在适合的旅游项目的开发以及吃、行、住等方面很难为老年旅游者提供满意的休闲与休息环境，而且老年旅游者对出游的条件要求又较高。所以接待、住宿等系列问题摆上议事日程，给旅游业带来压力。
3.老年人旅游给旅游产品市场带来挑战。目前的旅游产品市场主要是针对年轻人的，并且变化少，不能适应老年人的审美心理和消费多样化的需求，所以常常导致老年人不满意。面对这一问题就需要旅游管理者和企业转变发展思路，积极开发适合老年人审美心理和消费需求的产品，以争取抓住老年人市场，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4.老年人对旅游服务质量挑剔。由于老年人阅历丰富，对旅游各种服务项目要求比较高，这就常常会给老年人带来不满情绪，必将影响旅游业的经济效益。
5.老年旅游经验不足，影响旅游业的整体发展。在新的社会语境下，旅游业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与国外先进的、针对人群类别的旅游业发展模式而言，中国的旅游业还有一定的欠缺，尤其是在老年旅游这方面。如果在面临巨大的老年旅游资源转换不好的话，势必影响旅游业的整体发展。
五、结语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发展结构中共识问题，必将对中国的旅游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怎样充分利用老年资源，又应该怎样面对挑战，这是旅游业所有工作人员应该关心的议题。各旅游企业应该认清当前形势，从实际出发，做好老年旅游市场的调研，摸清老年人的审美和消费心理，积极开发老年旅游资源，这应该是旅游业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邬沧萍，徐勤.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点的新认识及对战略对策的新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1990（2）.
2.丁葵桃.浅谈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4）.
3.李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状况的分析与对策[J].行政与法，1998（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养老产业；养老模式
总书记在党的十报告中提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老龄化的问题早已引起了我国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老龄化是我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根据美国普查的研究，世界性的人口老龄化是"历史上未曾出现的社会现象"。那么，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的发展有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印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规划指出，人口老龄化是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自1999年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并日益呈现高龄化、空巢化趋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健康水平堪忧，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造成人口“未富先老”。另外，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老年人“返贫”较为常见，城镇老年人的居住环境问题十分突出，涉老侵权案件、老年人受害受骗事件、老年人自杀现象时有发生，老年群体社会管理存在真空等等。可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还是十分严峻的。
从以上叙述的内容来看，我国老龄化形势严峻，对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影响，对社会养老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造成巨大压力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计算，在近十几年，我国老年人口以年均3%左右的速度增长，离退休人口则以年均7%左右的速度增长。由于我国养老金给付方式是以现收现付为主，缺乏足够的历史积累，因此退休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养老保险金的供给产生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出现了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和拖欠的现象，并有逐渐蔓延和加重的趋势。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形势将更加严峻。
二、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赡养系数加重了赡养负担
老年人口负担系数（又称赡养系数，指赡养人口占劳动人口的百分比，即60岁以上人口与15～59岁人口的比例）逐年增长，也就是说劳动人口供养老年人口的负担将越来越重。预计到2050年我国劳动人口供养老年人口的负担等于2000年的3—4倍。不仅如此，劳动人口除了供养老年人口外，还要抚养未成年孩童。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的养老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社会的。可以说，未来几十年我国劳动人口负担之重是可以预计的，这就极易打击我国劳动人口的工作动力和热情，也提高了社会不稳定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三、人口老龄化对现行的家庭养老方式提出了挑战，也影响了养老产业的发展
我国现行的养老方式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家庭养老方式。但是，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比上升将使得现行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困难。在人口流动频繁的今天。这两种情况必然导致家庭物质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安慰等方面严重缺乏，依靠现有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实现养老目标。这种情况下，一些独居老人选择了雇请保姆。近年来保姆工资不断上涨，除了有经济条件的老人还能勉强承担，其他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大多只能望洋兴叹；加上老人与保姆相处未必融洽，许多老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独自生活。
我国现有的家庭养老模式很大程度上已经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也给养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预计到2013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2亿，到2025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3亿，2033年超过4亿，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老年人口。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消费人群和消费需求，孕育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老年产品市场，也将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日本自1970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把第三产业视为老龄化社会的“救世主”。可以说，养老产业发展的好的话，完全可以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论
总的来说，我国的老龄化现象不可避免。虽然，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然而，其他国家都是在经济充分发展、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老龄化对他们经济社会发展不会造成根本性的影响，较高的收入水平也大大降低了社会的赡养负担。我们制定合理灵活而又不乏活力的人口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多元化养老模式，在全社会加强敬老爱老的教育宣传，完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发展壮大老年产业等等。
可以说，老龄化问题的解决是势在必行的。然而，从我国老龄化的特征来看，我国老龄化不仅形势严峻，而且问题复杂，对此我们要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对待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而减缓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上成为世界的榜样！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持续的人口老龄化挑战与战略应对——第五届中国老年学家前沿论坛综述》，《人口与发展》2009年第15卷第6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老龄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
养老模式与养老资源存在着对应关系。从理论上讲不同养老模式下，养老需求的负担形式也不相同。人口的流动因素影响着养老资源的供给，因而影响养老模式的选择。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微观的个人、家庭，和宏观的社会。在不同养老模式框架下，养老资源有着不同的特点。人口流动带来最明显影响的是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意味着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最终趋于缩小，也就是创造财富的人口减少，享受财富的人口增加。在一贯的中国家庭养老模式下，个人和家庭主要承担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养老资源的提供；二是养老功能的实现。但是，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体系中并没有把这两方面的费用进行直接参与。因此，这种增加的农村养老负担由家庭劳动力所承担。这就要求扩大养老资源获取范围，分散养老风险，养老模式必然由家庭向社会转变。在社会养老模式下，养老费用直接参与国民收入分配，老龄化必然导致养老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扩大。老龄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加之福利刚性，必然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二、中国农村养老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养老资源供给与需求产生矛盾由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增加导致了农村劳动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增加。而在农村劳动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增加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进一步对农村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究其原因在于第一，在农村劳动者年龄结构高低影响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由于农村的生产和经营多数是与体力相关，所以，在劳动以及生产经营这些方面，农村的老年人和青壮年人相比要相差很多。第二点，由于出现了在农村老龄化的问题，从而减低了农村在生产基金的运用率。我们知道积累和消费基金是呈反向关系的，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是一定的时期内某地区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发生的。基于这种观点，农村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势必导致农村老年人口消费量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消费量增加的直接结果是降低了生产基金的积累。农村生产基金的下降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而这些又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进而减弱了农村养老的经济基础。第三点是老龄人口比例上升，老年被抚养比率也逐渐变大。这说明劳动年龄人口不仅要承担自身的生活成本的费用，还要承担由于老龄化增加造成过多的老年人口生活成本的费用。因此，加重了农村很多青壮年的生活成本负担。而这些问题又对社会增加负担，进一步增加了农村老龄化问题的解决。由于农村很多劳动力涌向城镇，使得农村的青壮年减少孤老家庭增多。而这些老人的养老状况相对较差。
2、人口流动对中国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多数人们认为“家庭养老”、“养儿防老”是养老的一种理性选择，特别是中国农村把这种选择作为自己养老状态的一种稳定预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不断的进步，城市的现代家庭观念和养老观念影响了农村的打工者，这些在城市中的农村流动人口从对新型养老保障观念的认识、了解到接受，逐渐替代传统的养老观念。促使很多的农村人加入到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这种思想的产生打破了原有的家庭的养老模式，使中国的老年人养老面临严峻的考验。人们不得不需求符合新形势下的老年人养老模式。但这种模式的选择必须建立在符合现有人口流动大环境的前提。
三、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对策
人口流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种方面，而最主要的影响是家庭的流动。这种流动主要是降低了家庭养老功能，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使原有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相适应。这正是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所面临的严重考验。因此，中国农村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人口分化等因素对养老保障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现有的情况来说，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更加适合选择社会养老模式，建立一套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关键词：人口减少老龄化人口结构综合国力人口策略
作者简介：田香兰，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31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5－0107－15
基金项目：2011年度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编号：TJZZ10－098)。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已进入人口减少及超老龄社会。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这种情况将长期持续下去。没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再生产，就谈不上综合国力。现行的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是以人口增加为前提的，而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必然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矛盾，从而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削弱综合国力。
一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现状及趋势
人口减少及老龄化是日本人口变化的主要特点。考察人口减少现状及趋势时，可以运用人口规模、出生人数及总和生育率等指标，而考察人口老龄化现象及趋势时，可以运用老龄化率、老龄化速度、平均寿命等指标。
(一)日本人口减少现状及趋势分析
从人口规模来看，2004年日本总人口为1亿2779万，达到高峰，2005年减少到1亿2777万，比上年减少2万人，二战后第一次出现人口减少现象，日本开始进入人口减少阶段。今后，人口将持续减少，到2055年将减少到8993万，到2105年减少到4459万(参见图1)。由于人口规模的变动具有再生产惯性，即使大幅度提高出生率，到2055年为止，也很难改变人口减少趋势。在总人口减少的同时，劳动力人口也明显减少。2008年，劳动力人口为6650万人，但到2050年，将减少到4228万人(预测数据)，相当于2008年的三分之二。图2显示了日本总和生育率变化情况。总和生育率在2.1～2.2左右称为人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表明人口数量会维持现状。1950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3.65，而到了1960年下降到2.0，总和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以下。1989年总和生育率为1.57，由于创历史最低(低于1966年的1.58)，称作“1.57冲击”。日本政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然而，低生育率一直持续，2005年再次创造历史最低水平，降到1.26。此后，2007年虽增加到1.34，但仍然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从出生人数(参见图2)来看，第一次婴儿潮时期(1947～1949年)最高年份的1949年出生人数为270万人，而第二次婴儿潮时期(1971～1974年)最高年份的1973年为210万人，但到了1975年减少到190万人。此后，出生人数持续减少，1985年为143万人，2005年为106万人。2006年，虽有所增加(109.2674万人)，但到2007年(108.9818万人)，又减少了2856人。日本已进人人口减少的循环当中。
(二)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现状及趋势
1965年，在总人口中0～14岁少儿人口所占比例为25.6％，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为68.1％，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为6.3％。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比例为1:11.2，人口年龄结构属于成年型。而到了2005年，在总人口中0～14岁所占的比例下降到13.8％，15～64岁所占的比例为66.1％，65岁以上所占的比例增加到20.5％。由于老年人口增加，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到1:3.3。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老年型。
人口老龄化率(总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是衡量老龄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该指标值越大，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深。日本于1970年老龄化率达到7.1％，进入老龄化社会；1994年达到14％，进入老龄社会；2005年达到20.5％，进入超老龄社会。日本人口老龄化率从7％增加到14％，仅用了24年，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日本总务省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8月1日，日本总人口约1亿2743万人。在总人口中，0～14岁的少儿人口占13.3％，创历史新低，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23％，创历史新高。在总人口减少的同时，老年人口持续增加。据日本《2009年版老龄社会白皮书》预测，到2055年，老龄化率将达到40.5％，每2.5人中就有1位老人(参见图1)。从厚生劳动省公布的平均寿命来看，1955年，男性平均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7.7岁，而到了2008年，男性平均寿命达到79.6岁、女性达到86.05岁，日本成为世界上人口长寿国之一。
二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对其综合国力的影响
人口变化是影响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是一场国家危机，将严重削弱其综合国力。为了便于考察日本人口结构变化对其综合国力的影响，笔者主要从有关研究机构的综合国力指标中选取了几个影响因素。
(一)人口与综合国力的关系
1、综合国力概念及指标体系
衡量一国实力最常用的指标是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力量，主要包括经济、军事、科技、政治、文化、外交、自然条件和人口等。经济、军事、科技、自然条件、人口等是物质形态的，可称为硬国力；政治、文化、外交等是精神形态的，可称为软国力。硬国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汉斯・摩根索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充足的人口来创造和供应综合国力的物质工具，它显然不能成为一流国家。”丰富的人口资源是提高综合国力的最具活力的因素。雷・克莱因(RayCline，1975)曾提出如下国力方程：
P=(C+E+M)×(S+W)
式中C为土地和人口，E为经济实力，M为军事能力，S为国家战略系数，W为国家意愿。综合国力是前三者相加与后二者相加的乘积。
从国力方程中可以看出，人口显著减少意味着综合国力的下降。而且人口减少，经济实力也会随之下降。1987年，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委托日本综合研究所进行了综合国力基础调查。在其出版的《日本的综合国力》一书中，提出了由国际贡献力、生存能力和强制能力三个层次立体构建的综合国力评估体系。2004年，日本内阁府报告指出：“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直接影响综合国力及社会活力。”同年7月，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发表了《关于人口减少与综合国力的最终报告概要》，其中提出了NIRA型综合国力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市民生活能力、经济价值创造力、国际社会应对力等三个部分组
成。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口结构变化直接影响日本综合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0年《国际形势黄皮书》，对11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评估，评估的评价体系包括领土与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军事、科技五个直接构成要素以及社会发展、可持续性、安全与国内政治、国际贡献四个影响要素。国情决定其综合国力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中国面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其综合国力研究更加关注社会发展、可持续性，而日本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是其最大的国情，因此其综合国力研究考虑人口因素较多。
2、人口与综合国力的关系
人口与综合国力密切相关。人口作为硬国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考察人口问题，不仅要考虑人口数量，还要考虑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等因素。人口并非越多越好，但需要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在人口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人口质量尤为重要。人口结构中，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越大，就能为经济发展和国防提供更为雄厚的人力基础。相反，如果未成年人、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过大，就可能会出现社会生产劳动力不足甚至兵源缺乏的情况，从而对经济建设和战争进程产生不利影响。任何国家，只要人口减少，人力资本总量也会减少。一旦人口减少，从宏观上看综合国力会缩小。科技的进步只能部分替代人口再生产。人口状况最终决定国家的竞争力。因此，在人口减少及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双重压力下，日本面临综合国力日趋衰弱的局面。1950年，日本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3.3％，排在第五位。而到了2005年，所占比重缩小到2％，排名也下降到第十位，预计到2050年所占比重将下降到1.0％(第18位)。日本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的减少，意味着消费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力削弱。中国与日本比较，1950年，中国人口为日本的6.6倍，1995年为9.7倍，2050年将增加到15.1倍。从长远看，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变化。
(二)人口减少及老龄化与综合国力
根据上述有关研究机构的综合国力指标体系，从人口角度，笔者选取了其中六个对日本综合国力影响较大的因素进行分析。
1、经济价值方面
短期经济预测关注的是需求层面的变化，而长期经济预测需要关注供给主体。一般预测长期经济活动需要以20～50年或更长时间为对象，因此劳动力和资本作为供给主体受到关注。人口减少及老龄化，使劳动力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劳动力人口减少，竞争力削弱，抑制经济发展。缺乏充足的劳动力及优良的人力资本，科技创新能力及创造经济价值能力受很大影响。虽然可以利用老年劳动力，但劳动生产率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因此直接影响产业升级及技术创新。而且，老年人的流动偏好低，直接影响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阻碍经济发展。日本劳动力人口正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减少。根据推算，到2015年，日本劳动力人口比2005年将减少400万，GDP增长率被拉低0.4个百分点。有预测说，到2030年，日本实际国民收入将比2000年缩小15％。GDP减少，内需也随之缩小，内需规模缩小，导致各种产业基础削弱，储蓄率下降，影响投资所需资金。财政状况恶化，政府的长期投资减少。而企业投资又主要依赖国内储蓄，因此假如中长期国民储蓄率下降，企业将很难维持较高的投资率。劳动力供给不足或劳动力质量下降，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及产业竞争力下降，从而影响其创造经济价值能力，进而削弱综合国力。
2、国际影响力方面
国际影响力与人口及GDP规模密切相关。日本人均GDP从1991年的第9位，下降到2009年的第24位。20年来，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明显下降。1990年，日本在东亚拥有7.9％的人口和72％的GDP以及67％的制造业GDP，而到2001年，日本在东亚所占比重下降为人口6.7％、GDP52.6％、制造业GDP55.3％。日本GDP缩小，政府开发援助规模随之减少，很难维持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70～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以后，ODA的规模大幅度扩大。但进入90年代，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经济长期低迷，财政困难，日本政府不仅改变了ODA的政策方针，也修改了援助条件。曾位居全球榜首的援助规模近年降至第五位。2010年4月12日，日本外务省向国际合作局及其他四个与对外援助有关的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冻结日本对外经济援助项目。外务副大臣福山哲郎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由于政府公共债务负担沉重，今后日本可能不再增加ODA贷款规模。ODA规模的缩小再次印证了日本综合国力削弱，也说明日本国际影响力正在下降。
3、可持续发展方面
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人口变化影响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维持适度的人口规模，不仅是民族及文化得以延续的需要，也是保持综合国力的基本条件。人口的过度老龄化及急剧减少将削弱综合国力。2005年，日本国情调查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32个道县人口都在减少，市町村中有三分之二人口减少。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调查显示，全国62271个人口过疏村落中有2643个村落正面临消失的危险。由于税收减少，公共汽车、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很难运行，基础设施投资受阻。由于耕地荒废，交通通讯落后，过疏地区的农地和森林很难维护，粮食生产、防止灾害等问题颇多。市町村负责的护理保险、国民健康保险等难以维持。而上述地区的风俗文化、自然遗产也面临无法传承的局面。
4、国家安全与国内政局稳定方面
日本人口结构变化使其国家安全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和防御，公众对于良好社会保障的诉求会使国家不可能将更多财富用于国防建设。联合政权的上台，表明了“民生优先”的执政理念。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是刚性需求，因此日益增加的福利财政侵蚀防务支出。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支撑军事开支，这不仅影响军事安全，也影响其战争能力。在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中位年龄投票人也趋于老龄化。1970～1990年，投票人的中位年龄为40～49岁年龄层，而到2000年后，推到50～59岁年龄层，到2040年后，将增加60～69岁年龄层。由于老年人的发言权增加，日本政治将更加趋于保守，政策焦点也将集中在与民生有关的问题上。此外，从民族结构的变化上看，虽然目前日本民族仍占主体地位，但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加。上世纪80年代为止，移民不过60万～70万人，但到90年代，超过100万人，到2005年超过200万人。1990-2005年的15年间，增加了1倍。移民在日本总人口中所占比重1985年为0.6％，到2005年，增加到1.2％。日本政府担心这将会影响到日本人作为主体民族的地位。但为了维持现有的经济规模，又不得不增加移民，这使政府在移民政策上陷入两难境地。政府既希望用引进外来劳动力来解决日本国内劳动力短缺问题，又担心移民增加引发其他社会问题，从而影响国家稳定。
5、国民生活水平方面
随着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的加剧，社会保障费用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儿童补贴及老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对提高整体国民生活水平带来极大影响。尽管突出民生主义，强调收入再分配，但在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对抚养人口的分配，意味着对劳动力人口的分配减少。尤其是抚养人口分配升高，不仅加重劳动力人口的负担，对财政也带来巨大挑战。如果养老金及医疗费用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国民对社会保障的负担有可能超过其负担能力。2008年，日本的国民负担率为40.6％，潜在的国民负担率为47.5％。这说明国民负担率已超出其承受范围，严重影响国民生活水平。另外，2008年，国民养老金保险实际缴纳率低于50％，而国民健康保险未缴纳率超过10％。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国民可支配收入减少，影响其缴纳各种保险费用的能力。
6、国家发展方向选择方面
日本国家发展正处在历史性转折时期。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的140年里，日本经历了四次国家发展方向的选择：第一次是军国主义武力扩张(1868～1945年)，第二次是依靠美国优先发展经济(1945～1983年)，第三次是靠美谋求政治大国(1983～2009年)。
在第三次国家发展方向选择上，日本全然不顾人口结构变化及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大环境，选择了走政治大国道路。事实上，人口增长为前提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已被人口减少的低速甚至负经济增长模式代替。因此，综合国力逐渐衰弱的局面已形成，不适合走政治大国道路。第四次日本国家发展方向转型从2009年执政开始。政权已提出“民生优先”的发展模式下的“新增长战略”。“新增长战略”需要以人力资源为依托，因此在人口减少及老龄化背景下，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是国家发展模式成功转型的有力保障。保持综合国力，并非只有政治大国一条路，只要符合国情，民生优先，将人口制约条件转变为发展杠杆，仍然可以保持综合国力。通过采用适合于少子老龄社会的制度、技术、服务，照样可以为世界提供新的国家发展模式。
三阻止综合国力衰退的三种人口政策及效果
对于已进入人口减少及超老龄社会的日本来说，如何保持综合国力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为了消除人口问题对综合国力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不得不同时推进三种不同政策，即：“防止人口减少政策”、“适应老龄社会政策”，以及“适应人口减少社会政策”。
(一)防止人口减少的政策
1、提高出生率的政策措施
实施“防止人口减少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出生率，改革社会经济体系。为了防止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199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育儿休假法》，1996年规定育儿期间可以得到25％收入补偿以及免缴社会保险费。1994年，由文部省、厚生省、劳动省、建设省等四个部门共同制定了“天使计划”。1997年，人口问题审议会发表了《少子化报告书》，开始认真考虑少子化问题。1999年，设立了“少子化对策促进阁僚会议”，制定了《少子化对策促进基本方针》，并根据此方针制定了新的“天使计划”(2000～2004年)。此后，为了进一步促进少子化政策，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以及《培养下一代支援对策促进法》。2004年根据《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
2、减轻养育孩子的负担
2009年，上台后，非常重视养育及教育问题，制定了多项措施。具体政策为：(1)增加各项补助。增加生育一次性补贴(55万日元)；到中学毕业为止，每年给每个儿童补贴31.2万日元(平均每月2.6万日元)。为减轻家庭的教育费负担，实施高中生学费减免制度，在大学设立奖学金。(2)放宽对幼儿园、保育园的各种限制，鼓励民间企业投资幼儿托保设施，实行弹性产假，营造良好的生育和育儿环境。(3)扩大教育需求，发展教育产业，广泛接受外国留学生，推动民营教育的健康发展。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及职业培训、加强理工科教育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
日本政府2003年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以来，虽然针对出生率下降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出生率依然很低。上台后，把政策重点放在支援家庭育儿上，动用巨额财政资金，实施了儿童补贴政策。但由于财政状况恶化，儿童补贴的可持续性遇到挑战。增加儿童补贴，只能适当减轻家庭养育子女负担，不可能根本上解决家庭收入减少的问题。养育成本上涨、家庭收入减少是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在经济不景气、男性无法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为提高家庭收入，女性参加工作是必然趋势。因此，为了提高出生率，需要把政策重点转移到为女性创造工作家庭兼顾的社会环境上。但日本现有的社会经济体系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因此，改革现有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经济体系是有效实施“防止人口减少策略”的体制保障。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日本人口结构(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加剧、劳动人口减少)、产业结构(服务业的扩大及雇佣的不稳定)及家庭结构(女性就业、家庭不稳定)的变化，福利供给的三极结构(国家、家庭、市场)发生了动摇，国家的福利供给功能下降，家庭负担增加。在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已不适应新的环境。因此，需要改革现有的就业、养老、医疗、福利、企业经营体系，适应女性平等参加工作的社会。同时，还需要增加多元化的保育服务设施，实现保育服务社会化，让更多的民间企业及非营利团体参与这项事业。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兼顾工作及家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出生率低的问题。
(二)适应老龄社会的政策
1、制定实施《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日本政府制定实施《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1995年法律第129号)，并根据该法第9条至第13条，就“就业与收入”、“健康与福利”、“学习和社会参与”、“生活环境”、“调查研究”等五个方面制定了具体方针。内阁府、总务省、法务省、厚生劳动省具体负责制定相关政策。内阁府下设老龄社会对策会议，协调各省厅的具体计划，从宏观上综合促进老龄社会政策。总务省下设老年人对策室和老龄化综合研究中心。老年人对策室主管老龄问题，主要调查全国各地人口老龄化的动态，并综合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提出老龄问题的对策建议。老龄化综合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人口问题。通过制定和实施护理保险制度，该制度的实施，实现了向契约制度的转变，消费者可以根据“契约”自己选择服务方式。
2、加快发展老年人福利事业
日本实施以全体老年人为对象的普惠型社会福利模式。厚生劳动省作为社会福利的责任主体，组织实施老年人福利发展规划。1986年制定了《长寿社会对策大纲》，1989年制定了《老年人保健福利推进十年计划》(黄金计划)，1994年制定了《新黄金计划》等。为发展老年人福利，积极增加各项资金投入。在各都道府县及市町村成立了社会福利协会、非营利性组织中心等，利用多方面力量为老年人提供福利服务。在福利供给上，扩大民间企业的参与，促进非营利部门的多样化。民主
党政权确定的“新增长战略”中提到发展医疗护理和健康相关产业。主要措施有积极鼓励民营资本参与，扶持新药品和医疗护理技术研发，开发和建设无障碍住宅，开展新型居家服务，填补护理保险制度的空缺等。
日本政府于1995年制定《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以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及加强老年人福利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收入、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护理保险制度实施十年来，实现了“行政措施”向“契约制度”的转变，基本满足了老年人的多样化护理需求，在适应人口老龄社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老年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巨额财政支出。2007年，日本社会保障支付总额为91.4305万亿日元，占GDP(374万亿日元)的24.4％。而GDP增长率仅为0.3％。社会保障支付额中与老年人有关的支付为63.5654万亿日元，占总费用的69.5％。按具体领域来看，养老金支付为48.2735万亿日元(占总费用的52.8％)、医疗支付为28.9462万亿日元(31.7％)。日本财政已不堪重负。因此，财政重建及增加GDP是有效实施“适应人口老龄社会策略”的资金保障。在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长期停滞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财政赤字及公共债务的增加。为了阻止债务的持续增加，必须增加分母即GDP。通过经济增长，增加税收，缩小财政赤字，实现财政重建。除了做大分母之外，还需要缩小分子，但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很难缩小财政赤字规模。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推测，假如落实的竞选公约，国债总额将从2009年的165％增加到2022年的243％。因此，只要不缩减社会保障支出，很难缩小财政赤字规模。财政重建的关键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但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实现财政重建的途径并不是缩小社会保障支出规模，而是提高消费税。但是，为了得到国民的理解，政府需要把新增消费税的名称改为社会保障目的税。此外，并非所有老年人都是社会弱者，不应把全体老年人当做社会弱者，用巨额的社会保障财政供起来，过度保护老年人。应为老年人营造创业及再就业的环境，使其发挥潜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三)适应人口减少社会的政策
1、制定男女就业平等政策，促进女性就业
1985年，日本政府制定《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法》，第一次把女性看成与男性平等的劳动力，禁止就业上的歧视，此法成为女性劳动力政策的历史性转折点。很多女性倾向于育儿任务完成后再就业。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女性再就业制度》和《劳动省关于确保男女雇佣机会和待遇平等的法律》。具体内容为包括确保在就业方面男女机会和待遇平等、支援女性兼顾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制定时间制工作、提高女性地位、开发女性能力等。具体措施：(1)通过女性重返工作岗位计划，对女性进行普遍的技能训练，使女性可以寻找离家近的企业上班，让女性可以灵活地在企业之间流动，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机会成本；(2)改变工资体系，采取同工同待遇，减少女性的收入损失；(3)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方便出入。另外，通过制定《劳动者派遣法》、《短时间劳动法》、《最低工资法》等，为女性再就业提供方便。
2、修改移民政策，吸收外国劳动力
2005年6月，法务省设立了“促进多文化共生社会研究会”，2006年3月总务省也召开了“多文化共生研究会”，提出不同国籍和民族的人在互相尊重对方文化的基础上，平等生活。过去，日本移民政策强调“同化”，而现在强调“共生”，并采取提供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措施保证外国人在日本就业及生活。“外国人才交流推进议员联盟”提议，今后50年内，日本应该向“多民族共存的国家”过渡，使移民人数达到日本总人口的10％，即1000万人左右。该机构还建议制定专门的移民法，以明确移民国家的理念，并设置移民厅负责相关事务。
3、实施《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促进老年人就业
2004年6月，日本政府重新修改《老年人就业稳定法》，实施继续雇用制度。《老年人就业稳定法》是日本应对老龄社会所制定的法律。《老年人就业稳定法》规定，所有企业都有义务雇用老年人。从2006年开始，企业要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到2013年，提高到65岁。企业可以从以下三种形式中任意选择一种：(1)废除退休制度，不以年龄为理由终止劳动合同；(2)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到2013年采用65岁退休制度；(3)采取“延长工作年限制度”以及“再就业制度”，确保65岁为止的雇用。实施《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之后，到退休年龄后仍被继续雇用的人数，从2005年的12万人(48.4％)增加到2008年的31.6万人(73.3％)。《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不仅有效保护了老年人的权益，也促进了老年人就业。
“适应人口减少社会政策”的关键在于充分利用老年人、女性及外国劳动力。日本政府为促进老年人及女性就业，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社会及企业雇佣意识尚未发生变化，老年人及女性只能从事短期劳动及临时劳动，无法获得长期稳定收入。特别是老年劳动力创新精神减弱，劳动生产效率不高，也影响再就业。而女性由于习惯在结婚后辞掉工作，很难对其实施有效的职业培训，无法挖掘女性劳动力的潜力。因此，日本单依靠自身的人力资源难以满足国内对劳动力的各种需求。
［关键词］老龄化;消费函数;人口年龄结构;老龄人口抚养比
［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7-0098-03
1引言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各地区相继由成年型迈入老年型社会,人口年龄结构的地区差异在逐渐扩大。张晓青(2009)测算得出1990年全国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所占比重的变异系数为0.17,而在2000年及2007年已经分别扩大到了0.20和0.22。据甘肃省统计资料,甘肃省在1982年的人口结构属于典型的年轻型结构,到1987年,人口结构就进入了成年型,2000年就进入了老年型结构。甘肃省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实力不足,社会保障相对滞后,社会承受力还很弱的条件下出现的,人口老龄化超前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2009年的甘肃省人均生产总值为14451.4元,而全国人均生产总值为25575.5元,低于全国水平,但65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8.34%,人口老龄化物质基础相当薄弱。所以,甘肃省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水平极不适应。同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明显,省内各市州之间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显著,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是嘉峪关市,65岁及以上人口达9.25%,而最低的张掖市也有4.05%。
老龄化问题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会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相比众多分析关于老龄化对整个国家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影响变动的研究,考虑地域差异性的研究也非常有意义。本文试图从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入手,通过计量分析方法来研究甘肃省人口老龄化问题。
2文献综述
凯恩斯(1936)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1949)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1954)提出来生命周期假说,货币学派代表人弗里德曼(1957)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霍尔(1978)提出了理想预期生命周期假说。这些学说奠定了经济学中有关消费函数理论的基础,使得消费领域成为了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关注研究的热点领域。
在国内,学者们自1990年起就开始研究揭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需求影响。李子奈(1992)、厉以宁(1992)、臧旭恒(1994)等国内学者用最小二乘回归、序列相关分析、自回归移动平均误差处理和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等方法来研究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李建民(2001)认为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年人口快速增长期,并由此推动了老年人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收入来源稳定性、消费倾向、消费行为等方面都具有与其他年龄人口不同的特点,并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的消费需求。王金营(2006)通过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和变量,在消费函数中增加了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因素,可以分析预测未来的总体消费规律。
3构建模型
3.1模型建立及相关指标解释
本文在绝对收入假说的基础上构造消费函数模型。若已给定消费水平,那么消费函数可表示为：
AC=ct×P(1)
其中,ct表示人均消费额,P表示人口总数,AC表示消费总额。但在现实生活中,平均每人享受的物质生活资料和服务的数量ct并不是个常量,它受到人均收入水平、人均GDP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一般而言,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较低于中年人。老年人更倾向于医疗保健产品服务的消费。随着年龄构成的变化,人们对一定种类或服务的需求会发生变化。在一定的收入及价格水平下,人口年龄组成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总需求及总消费水平的变动。因此,在研究消费及消费结构变动时,人口年龄结构可以作为一个影响因素加以分析。同时,在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设作为理论基础前提下,本文以描述消费性指标作为因变量,描述收入以及人口老龄化结构指标作为自变量构建模型,相关指标解释如下：
（1）使用人均消费(Cons)作为因变量。在前人的相关研究中,通常会使用总消费额或消费所占GDP比重作为因变量。本文考虑到甘肃省地域狭长、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较大,故选取人均消费额作为变量以期消除收入差距带来的模型偏误。
（2）使用人均GDP(agdp)作为收入的描述变量。这里没有选取GDP总量,是考虑到GDP总量取决于人口总量与人均GDP,而人均GDP更能较好的反映个体的绝对收入水平。
（3）使用老龄人口抚养比(R＝老龄人口数/劳动力人口数)作为人口老龄化结构描述变量,采用这一比值可以更加客观的体现社会上所需负担老龄人口消费的比例。
（4）从经济理论上讲,影响人均消费的因素很多,为简单并且使模型又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本文只将选取以上3个主要指标作为研究对象,而摒弃人口总量、城乡收入结构等显著性不高的指标。
基于以上分析,构造人均消费函数为：
Const=β0+β1×agdpt+β2Rt+εt(2)
3.2数据来源与选取
（1）年龄结构数据。联合国进行人口统计时,常以65岁为老年的起点。R表示甘肃省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即65岁及以上人口数除以15~65岁人口数量,以此作为反映人口老龄化的指标（见表1）。
（2）人均消费(Cons)和人均GDP(agdp)均采用1978年的不变价格来计算,这样就剔除了物价因素对人均消费和人均收入的影响,能比较准确地衡量人们实际的消费和收入水平（见表2）。
4计量分析
“在宏观经济中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包括总消费和可支配收入……在内的许多变量都遵循随机游走……突发性的振荡是……永久性的”(平狄克,1999)。因此,对于本文变量的设定,如果在模型中直接做回归很可能出现“虚假回归”结果,导致模型分析的无效,所以对于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是必要的。本文通过Eview5.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4.1序列平稳性检验――ADF单位根检验
本文使用扩充的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法,基本回归形式如下：
从表3中可以看出,变量cons、agdp和R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而三个变量经过一阶差分以后都是平稳时间序列。即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即I(1)。
4.2模型的协整分析
由以上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其协整性进行检验,其Johansen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其中,人均GDP和老龄人口抚养比对人均消费的影响显著性较高,其t检验值分别为17.94和9.75。从协整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人均GDP的增长对人均消费的贡献显著为正,其系数与其他研究所测算的消费倾向数值接近；同时,老龄化人口抚养比对人均消费的贡献显著为负,但需要关注的是这一结论只是表明三者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在短期波动中互相扰动的关系是复杂的。为进一步揭示人均消费、人均GDP和老龄人口抚养比之间的短期扰动关系,VAR的脉冲响应分析是必要的。
4.3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具体地说,它刻画的是在扰动项加上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产生的影响。由于Cholesky分解带来的方程顺序改变会剧烈的影响到脉冲响应,参考协整检验带来的灵敏性信息,本文选取的变量顺序是人均消费、人均GDP、老龄化人口抚养比，如下图所示。
老龄化人口抚养比与人均消费间扰动响应关系图
可见,当第一期和第二期老龄抚养比产生连续两期正的冲击后,人均消费呈上升趋势并逐渐成为正的响应,但是这些正的响应的边际趋势是减少的,并于第三期达到响应的最大正值。从第三期后,老龄人口抚养比对人均消费持续呈现负的响应趋势,并逐步趋于收敛。
4.4计量结果的对比分析
（1）从短期来看,甘肃省人均消费水平至少在5年内将会持续增长。根据申社芳(2010)研究认为,甘肃省人口老龄化速度慢于全国近5年,预计2016年,甘肃省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0.12%,成为典型的老年型社会。因此笔者认为,甘肃省在未来的这5年中,老龄人口比重会持续增长。通过老龄抚养比对人均消费的冲击可以看出,甘肃省至少在这5年中人均消费会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增加。究其消费水平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收入水平在不断上升。随着“十二五”规划明确居民收入增幅将会超过GDP,那么人均收入水平必然会持续上涨,人均消费水平也会随之增加。二是,短期内甘肃省仍处在人口红利的末期,劳动力资源依然充分,可以通过充分打开“人口机会视窗”来增加物质生产,刺激人们消费。三是,人口老龄化能够带来老年人口这么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老年人消费需求的扩大会极大地促使老龄产业的兴起。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多,会使得市场机制引导社会资源转向老年人需求的产业,比如服务业、医药业、保健业等,因此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加大对第三产业资金和人员的投入,积极开发老年市场,大力发展银色产业。
（2）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甘肃省消费水平的变动不同于全国的情况。笔者对甘肃省的研究结论是,老龄化对人均消费的影响先是边际趋势递减的正影响效应,三期之后老龄人口抚养比对人均消费持续呈现负的响应趋势,并逐步趋于收敛。而王森(2010)对全国的研究得出,我国老龄化因素对人均消费的影响不是固定不变的正效应或者负效应,而是正负效应的交错影响。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尽管短期的老龄化会给甘肃省的消费水平带来增长,但是长期来看,甘肃省的物质基础薄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排名靠后,属于欠发达地区。而人口老龄化必然会使得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力供给不足。同时,因为高龄劳动力的体力、智力衰退,会削弱开拓创新精神,进而也使得劳动力生产率下降。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也会随之减少,从而影响消费水平。而对于全国来说,人口年龄结构的地区差异在逐渐扩大,既有高老龄化水平且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有低老龄化程度的地区。所以不同地区老龄化程度对消费的影响将会相互作用,呈现出正负交错的状况。二是,本文选用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作为老龄化的指标,王森(2010)选用的则是老少比。测算指标的不同也会带来以上结果的差异。
（3）鉴于甘肃省存在“未富先老”及各市州老龄化水平有差异化的特点,结合在未来发展中人均消费水平会先出现增长后降低的趋势,为了减小消费能力的降低对甘肃省的生产能力的影响,我们应在未来发展中充分打开甘肃省的“人口机会视窗”,尽可能的采取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以延长老龄化对人均消费的正效应时期。
5结论
本文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得出人均消费、人均GDP与老龄人口抚养比例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三个变量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VAR模型的结果可看出,老龄人口抚养比对人均消费的影响先是边际趋势递减的正影响效应,之后出现负影响效应并趋于收敛。研究表明,伴随着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即老龄人口抚养比例的提高,老龄化程度加深,使得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逐渐减小,最终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希望本文能为我们正确认识甘肃省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找到积极的应对措施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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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社芳.甘肃省人口老龄化实证分析［J］.西北人口，2010(2)：119-122.
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模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制造业进口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确实促进了省级制造业进口,而且,人口老龄化越严重,制造业进口的增长幅度越大。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制造业;进口
一、引言
当前人口老龄化在我国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2.12亿,而且我国是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地区,据估计,到205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5亿。人口老龄化导致就业工人数量减少,这对我国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是一个巨大冲击。工人有效劳动减少将推动工资上升,使得国产中间品价格上升,进而促进作为替代品的外国中间品进口增加,这种渠道一旦成真,将对制造业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本文选取2009-2014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进口数据进行验证。关于中间品进口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关税降低可提高进口企业的生产率。Bernardetal.(2007)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证实了这一点。田巍和余淼杰(2014)以中国加入WTO作为政策冲击,发现中间品关税下降提高了中国企业的研发水平。而人口老龄化引致的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加,目前尚缺乏研究。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为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制造业进口的影响,本文构建的模型。表示i省份t年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就业人数对数的乘积,其中人口老龄化以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占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即老年抚养比来衡量,人口老龄化越严重,有效劳动越少,工资上升,本国中间品价格提高,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进口的国外替代品越多,故预期此项系数为正。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包括:为i省份t年制造业人均资本存量的对数,衡量本国中间品制造商的资本密集度,资本密集度提高,有利于本国中间品制造商降低商品价格,从而进口的国外替代品减少,故预期的系数为负;为i省份t年投资的对数,以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扣除了制造业当年的投资额)衡量,投资越多,外部需求越大,进口越多,故的系数预期为正;为i省份t年政府支出的对数,政府支出越多,外部需求越大,进口越多,故的系数预期亦为正;为i省份t年出口的对数,同样,出口越多,外部需求越大,进口越多,故的系数预期也为正;为i省份t年的通货膨胀率,通胀率越高,外国商品价格相对越低,进口越多,故预期此项系数为负。
(二)变量测度:资本存量模型中有人均资本存量的对数,关于省级资本存量的测度,本文的数据来自国研网工业统计数据库,方法采用了陈诗一(2011)的永续盘存法,先计算出各省各行业的资本存量,再将其按省加总。具体计算公式为(以2009年为基期,用其固定资产净值代表基期的资本存量):累计折旧t=固定资产原值t-固定资产净值t;t年折旧=累计折旧t-累计折旧t-1;折旧率t=t年折旧/固定资产原值t-1;可比价投资额t=(固定资产原值t-固定资产原值t-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t;资本存量t=(1-折旧率t)*资本存量t-1+可比价投资额t;省级资本存量t=∑各行业资本存量t。
(三)变量选取本文采用我国30个省级区域(由于个别数据缺失,未包括)主要经济指标为样本建模,样本区间为2009-2014年,数据来自EPS、中经网的分省宏观年度库和国研网工业统计数据库,其中制造业包括21个细分行业。变量选取为:被解释变量,以2009年为基期,各省名义进口值(单位:十亿)乘以当年汇率,再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数进行平减,得到实际值后取对数。解释变量,人口老龄化程度以老年抚养比衡量,labor是21个细分行业的年平均就业人数(单位:十万)。控制变量:中,按上文中方法求得各省每年制造业资本存量(单位:十亿)后,除以21个细分行业的年平均就业人数(单位:十万),再取对数。都是以2009年为基期,将各省的名义值(单位:十亿)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数进行平减,得到实际值后取对数。以同比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涨幅衡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本文实证采用了固定效应面板模型(Hausman检验支持FE),回归结果见下表1。表1中模型(1)为30个省总体样本的基准回归。该模型表明,进口对数与老年抚养比*劳动数量对数的交叉项、政府支出对数和出口对数正相关,与人均资本对数、投资对数及通货膨胀率负相关,这与预期符号一致。除人均资本对数10%水平显著外,其他变量都达到5%水平显著。根据该模型,保持其他因素不变,老年抚养比每增加1%,每个省的实际进口将增加0.41%;人均资本每增加1%,每个省的实际进口减少越0.5%;实际投资每增加1%,每个省的实际进口将减少8.83%;实际政府支出每增加1%或实际出口每增加1%,将分别拉动实际进口0.719%和0.596%。通货膨胀虽与实际进口呈负相关,但是其影响系数最小,通货膨胀每增加1%,实际进口将减少约0.05%。(见表1)为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计算了2014年老年抚养比的均值,并据此将总样本进行分类。老年抚养比大于均值的,为老龄化严重的样本,回归结果见模型(2);小于均值的,为老龄化较轻的样本,回归结果见模型(3)。比较(2)和(3)可发现,人口老龄化影响制造业进口的系数,在老龄化严重样本中更大(甚至大于总体样本),且在5%水平显著;在老龄化较轻的样本中,系数为负,和预期不符,且不显著。除解释变量外,其他控制变量系数正负在(2)和(3)中皆相同,但显著性有差别。
三、结论
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模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制造业进口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确实促进了省级制造业进口,这是在保持人均资本对数不变下得到的稳健结果,而且,人口老龄化越严重,制造业进口的增长幅度越大。为保证中国贸易收支平衡增长,需要充分考虑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特别是进口供给侧的影响。中国虽然过去保持贸易顺差,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必然对进口和出口带来冲击,这在制定省级贸易促进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到,从而避免贸易大起大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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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丽琴.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研究[J].经济问题,2015,(10):40-44.
焦点
人口老龄化加剧收入不平等
华南师范大学蓝嘉俊等
“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拉大还是缩小？”
《人口研究》2014年第5期
人口结构变化会对与年龄相关的收入和消费等经济变量造成影响，进而影响社会的不平等。而全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都在加剧，这对收入不平等又有什么影响？
通过考察1970年到2011年76个国家（地区）的数据，发现人口老龄化会显著地拉大收入不平等，并且这种影响主要来自顶部老龄化而非底部老龄化。也就是说，收入高的那部分老年人恶化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老龄化系数和老年抚养比对收入不平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总体来说，老龄化系数每上升1%，会使收入不平等上升0.118%;老年抚养比每上升1%，会使收入不平等上升0.131%。
对经济发展水平变量进行考察，证实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倒U型规律特征;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人力资本的提高和技术差距的扩大，都会缩小收入不平等;反之，贸易开放度、通胀率的提高会拉大收入不平等。
那么老龄化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是不是也不同？分析发现，对于收入水平较高或者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老龄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而逐渐释放的。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老龄化与收入不平等关系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会引发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同时，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老龄化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而跨国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会拉大收入不平等。
因此，政府除利用其他方式改善收入不平等，更应关注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启动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之时，应抓紧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行，逐步使人口结构年轻化。同时，可以适当地主张推迟退休年龄，以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
制度
行政力量推不动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复旦大学陈硕
“实现‘以人为本’城市化目标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地级官员换届的自然实验证据”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第786号
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是市场化因素之外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造成城市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成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由上任官员主政地区的建成区面积快速增长速度比由下任官员主政的地区快11.6%、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高7.8%，但耕地面积降速快13.4%。
地方官员晋升因素可以解释2000年以来中国土地城市化增长的31%。但这种激励没有提高人口城市化进度，也未提高居民收入、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及环境等社会福利支出。而市场化因素可以解释2000年来中国城市扩张的16%。
在维持现有城市扩张速度的前提下，经济增长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以提高人口城市化。因此，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促使地方政府从追求GDP的“经营性政府”转变为注重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
观点
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带来的影响
新加坡国立大学易君健等
“早期健康冲击、家庭内部资源分配
以及对儿童的影响”
NBER工作论文第20757号
儿童早期健康冲击会如何影响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以及儿童本身的人力资本构成呢？利用中国平均年龄为11岁的双胞胎儿童调查数据发现：截至调查前12个月内，对比其双胞胎兄弟或姊妹，遭受负面健康冲击的双胞胎之一在健康投资方面多了305元，但是在教育投资方面则少了182元人民币。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预测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理论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因为其执行强度之大，已在21世纪对人口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人口数量决定了劳动力资本的数量，这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由于20世纪80、9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其后续影响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逐渐显现，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上开始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老年人口的比重逐渐上升，同时少儿人口的比重还在不断下降，这就使得许多由两个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承受空前巨大的压力：当他们步入中年之际，将面临两人赡养双方父母（四位老人）以及抚养一个到两个子女的状况。
本文研究就人口政策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否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造成何种类的影响，可验证现行的人口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对政策调整提出建议，以期保证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一、老年社会渐渐形成，中国经济将因此遭受未知创伤
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进入21世纪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下降，由2000年的7.58%逐年降至2012年的4.95%，这一方面说明，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下，人口增长得到控制，但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将有巨大变动。老年人口将在“十二五”（2011—2015）期间迎来第一次高峰增长，老龄化加剧。
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中国凭借数量庞大的人口，成为“世界工厂”，通过密集型出口加工业赢得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坐拥人口红利（DemographicDividend）。然而，在经历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加工业遭遇重创，GDP增长率及人均GDP增长率在2007年后皆增速下降。再加上人口结构的转变——老年型社会渐渐形成，抚养比上升——人口红利可能转变为人口负债，中国经济将可能遭受未知的创伤。
因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研究：
（1）验证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否对其经济增长造成影响。
（2）量化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3）预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人口福利的影响比重。
（4）验证现行人口政策必要性和可行性，且对未来有可能实施的新人口政策进行评价，并提出政策建议。
从数据上直观地看，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似乎存在正相关关系。作者将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验证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关系，以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存在“人口红利”。主要是验证老龄化社会（老年型社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负面作用。
二、通过模型预估未来人口和经济数据
在验证历史数据的相关性后，通过构建的分析模型，预估未来的人口数据和经济数据，从而将年龄结构变化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量化，并分析经济走势。
另外，由于近十年来的政策激励及宏观引导，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巨大转变。从珠三角、长三角的经济结构变化不难看出，人口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比重渐渐下降。由此可大胆做出假设，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中，人口福利的影响力将减小——本文将验证此猜想，试图构建人口结构的影响因子，并将影响因子加入模型，重新评估中国经济增长未来趋势。
三、结合过往研究和生育政策提出建议
本文将结合过往研究对中国现行人口政策进行评价，并对可能实行的“单独二胎”（一对夫妻中只要有一个是独生子女，即可生育两个子女）政策进行分析，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以下是我们行动的计划：
1.查阅关于人口福利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相关文献，厘清各自的具体定义（约2周）。
2.结合人口转变理论（Landry，1909；Notesstein，1945）并引入“抚养比（DependencyRatio）”概念，对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和趋势做出说明分析。从抚养比着手，以Solow模型为基础构建能够说明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模型。
查找并代入中国的历史数据，用数据分析工具（Eviews）验证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抚养比）与中国经济增长（人均实际GDP）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
验证无误后，得出模型中相应参数数值。由历史数据推出未来发展趋势，代入抚养比的未来数据，以预测中国未来经济的走向（约3周）。
3.将人口福利作为参数，加入上述模型，重新进行历史数据分析。并考虑未来该参数数值可能出现的变化（人口福利影响减弱），重新评估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约2周）。
4.了解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研究其历史作用；对“单独二胎”进行深入探索，并做出可能的数据分析，以数据分析结果，对人口政策提出建议（约2周）。
本文并不需要过多的资金支持，主要依赖于对中国经济数据库的检索，作为在校学生可以通过校园网进入包括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在内的各大学术资料库进行信息检索。模型分析方面主要依赖于Eviews以及WindowsExcel。全文的计划完成时间约为两个月至三个月。
参考文献
[1]李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兼论中国人口红利[D].武汉：武汉大学，2010.
[2]戴心悦.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研究[D].天津：天津财经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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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本身并非是问题，这只是一种社会人口比例的动态变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经的状况，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然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将会给社会带来相应的问题，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源是老龄人口数量的庞大及所占比例较高，这给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稳定及文化带来很大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在社会中，主要劳动力无疑是青壮年群体，老年人是社会的一个帮助对象，由于身体条件的约束，老年人对于社会经济的创造较为微弱，主要依靠家庭和社会供养。由于中国老龄化趋势发展迅速，社会财富的创造不能满足对老年人的供给，对老年人抚养金的巨大额度的支付给所占较小比例的年轻人带来巨大压力，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跟不上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形成了巨大矛盾，尤其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不能够满足对老年人的抚养需求，造成地方财政赤字，导致经济危机。实际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高低并非直接决定老龄化压力对于社会的影响，必须结合经济基础相考虑，社会经济资源充裕，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社会可相对轻松。然而我国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条件，因此即使老龄化程度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要面临远远大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
2.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由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全球资源紧张和社会经济的震荡恶化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影响，导致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断被放大。城市化的进程使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不断聚集到城市以谋求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这对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城市青壮年劳动力的缺乏带来了一定的弥补，然而这对于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农村生产力极度匮乏，呈现的是极其低下的经济收入状况，农村老年人由于生产能力和生产技能的缺乏，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收入极其微薄，并且农村中社会保障金的发放也有一定的难度，由于老年人口基数过大，老年人抚养金常得不到足够保障，且农村人口社保额较少，在面对如今严重的“空巢”状况，对农村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3.人口老龄化对文化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人传统是以孝为先，重孝道，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浓重的尊老成分。在传统社会中，“孝”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家庭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核心部分，赡养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对父母多年来的养育之恩的报答。然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导致我国在养老方面上从“用心”的重视文化和情感的模式逐步走向“用钱”的行为模式，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往往不住在一起，由于家庭观念中赡养父母的思想，子女们将金钱上的供养和帮助作为了赡养老年人的方式，和老年人情感之间的交流少之又少，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联系仅在于金钱供养或是帮助照看孩子，导致我国数千年来的“孝道”的意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家庭的经济资源相挂钩。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视角
人口老龄化状况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发展现象，当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展到达一定阶段，便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需要对于这种变化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方法来适应这种变化。然而我国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体系不能适应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所需，导致一系列老龄化问题发生。因此必须对公共政策进行相应的调节，来有效地应对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问题。
1.不只停留在人口政策的调整。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等人口政策对于我国人口的调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特定时期的中国国情，面对新的人口年龄层次分配情况，人们习惯性地认为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人口政策的进一步调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行带来的人口发展状况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采取相应的调整来面对老龄化的问题，然而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生育政策的影响，还有人类寿命自身的延长方面的因素，仅仅依靠政策不足以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该调整或重构制度安排，并且整合公共政策来进行当前社会年龄结构和现有政策制度之间的协调工作。
2.不只调整对于老年人的政策。人口老龄化并非只是老年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在经济、文化、政策等各方面需要协调的问题，并非仅仅通过对老年人的政策的调整就可以解决的。人生在各个年龄段的状态都是相互联系的，必须从各个阶段着手，对人口年龄结构进行调整，才能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影响。人晚年的生活能力和早年状态息息相关，必须让青年一代重视健康，改变生活作息，有所积蓄，为老年时期做好储备。
三、结语
由于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经历了人口变革和人口老龄化，故对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或者储蓄关系的研究较早。Nathaniel(1969)最早使用实证的方法研究抚养比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的结论。Thornton(2001)采用1956—199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美国人口抚养比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均对美国的个人储蓄有显著的负影响。Loayza等(2000)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都将使得储蓄率降低。近年来，国内学者也逐渐开始对我国的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的关系进行研究。王德文等(2004)将中国的数据运用于Leff模型后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储蓄率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即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升高均会造成储蓄率的降低。袁志刚等(2000)通过数值模拟研究，发现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对储蓄率是有影响的。唐东波(2007)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对中国居民储蓄的影响，研究得出不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人口年龄结构均会对中国的居民储蓄起到显著的扩张性作用，并且人口老龄化会促进居民储蓄增加。从以上研究可知，关于人口抚养比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但综合国内外绝大多数的研究可以发现，人口抚养比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确实是有一定影响的。
二、人口抚养比变化对居民储蓄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在很多以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或储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一般均是以生命周期理论(LCH)和家庭储蓄需求模型(HSDM)作为该项研究的理论出发点，这些理论为研究人口抚养比变化和储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由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理性的消费者总是根据其预期寿命和一生的收入水平合理安排消费和储蓄的比例，以便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的最佳配置。在工作阶段，收入逐步增加并且会大于消费，消费者此时会为今后的老年时代进行储蓄积累;在退休阶段，收入减少，消费会超过收入，人们又会用储蓄支付消费，从而形成负储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也分析了其他一些影响消费与储蓄的因素，比如高的遗产税率会促使人们减少欲留给后代的遗产从而增加消费，而低的遗产税率则会对人们的储蓄产生激励，对消费产生抑制，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会使储蓄减少等。由萨缪尔森提出的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则认为，少儿人口的数量和储蓄数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孩子可以被看作是储蓄的替代物。当孩子数量较多时，用于子女的费用就会增加，人们会认为对于自己未来的养老会得到保障，从而作为养老保证的储蓄就会相应减少;而当孩子数量较少时，则要增加储蓄以防老。与我国的实际状况相结合进行分析可以知道，在我国，由于当前人们的子女数量减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以及又没有遗产税方面的限制，这些原因均会使得人们倾向于增加储蓄而抑制消费。
三、基于时间序列的实证研究
(一)变量的定义和数据来源本文实证分析人口抚养比变化和居民储蓄率的关系，所涉及的变量包括:居民储蓄率(s)，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居民储蓄+居民消费);少儿抚养比(x1)，等于0～14岁人口数与15～64岁人口数之比;老年抚养比(x2)，等于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15～64岁人口数之比。为了消除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我们先对变量取对数。选取的样本数据为1990—2009年的我国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居民储蓄率。经济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数据来自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为了避免虚假回归，在进行数据协整分析之前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的方法有多种，本文采用最常用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所有变量均不平稳，但是一阶差分均平稳，因此时间序列数据均是一阶单整的。
(三)VAR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VAR模型不以严格的经济理论为依据，它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对每个方程中的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间的动态关系。VAR模型除了要满足平稳性条件外，还要确定滞后期［10］。本文对最优滞后期的选择根据AIC和SC信息准则来确定，当二者达到最小时，此时的阶数为最优阶数。由lns、lnx1和lnx2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AIC统计量在K=1时最小(－13．85298)，SC统计量在K=1时最小(－13．77114)，所以滞后期为1。
(四)协整检验在确定了最优滞后期的基础上，为了探索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关系，需要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和图1。表3中，r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在5%的临界水平下，迹统计量表明(32．64207＞29．79707)应该拒绝没有协整关系(r=0)的原假设，对应的接受存在一阶协整关系，最大特征值统计量也是拒绝r=0，接受r≤1，即最多存在一阶协整关系。结论是:在5%显著水平下，lns，lnx1和lnx2之间存在一阶协整关系。通过对AR根图形(图2)的验证可知，VAR模型是稳定的。这说明lns，lnx1和lnx2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上述的johansen协整检验得出了lns，lnx1以及lnx2三个变量间是存在协整关系的，但由于协整关系只能说明变量之间有因果关系，并不能具体指出因果关系的方向。为了进一步验证变量lns，lnx1和lnx2之间的因果方向，我们对这3个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滞后期为2时，从格兰杰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1)lnx1是lns的格兰杰原因，而lns不是lnx1的格兰杰原因，即少儿抚养比是居民储蓄率的格兰杰原因，而居民储蓄率不是少儿抚养比的格兰杰原因;(2)lnx2是lns的格兰杰原因，而lns不是lnx2的格兰杰原因，即老年抚养比是居民储蓄率的格兰杰原因，而居民储蓄率不是老年抚养比的格兰杰原因。图2AR根图形稳定性检验
(六)脉冲响应分析由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存在关系只是说明和验证了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的影响过程和方向还可以借助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可以考察系统的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Re-sponseFunctions)，对分析结果进行相互补充。在图3和图4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居民储蓄率受到各变量冲击的响应程度，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图3居民储蓄率在面对少儿抚养比冲击时的脉冲响应函数由图3可以看出居民储蓄率对来自少儿抚养比的脉冲冲击一直呈现负向效应，到第3年时达到最低值，之后负向效应逐渐减弱。这说明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对居民储蓄率的增长呈负向作用，并且在短期内，少儿抚养比变化带来的作用大于老年抚养比变化所带来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少儿抚养比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逐渐微弱。由图4可以看出居民储蓄率对来自老年抚养比的脉冲冲击在开始时呈现负向效应，但在第5年时又开始呈现正向效应，之后便一直呈现正向效应。并且从长期来看，老年抚养比变化带来的作用大于少儿抚养比变化所带来的作用。
(七)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解分析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来评估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下面利用已建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如表4。从表4可以看出，在前两期，居民储蓄变化率是最主要的贡献因素，但是它对自身的贡献率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在第2期贡献率为65.86%，而第3期下降为44．74%，此时已经不起主要作用。少儿抚养比的贡献虽然在前2期很低，但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在第7期的贡献率达到66.66%，但之后几期开始缓慢下降。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变化的贡献在第4期开始逐年上升，这说明老年抚养比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一种长期效应。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通过对中国1990—2009年的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居民储蓄率三个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中国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对居民储蓄具有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长期逐渐变弱;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在前期有负的影响，而在中长期，则是一种正的影响。由实证研究的结果可知，从长期来看，由于中国人口政策导致的少儿抚养比在未来上升或者下降只会对中国居民储蓄产生有限影响，少儿抚养比的变动不能解释为中国居民储蓄变动的原因。这可能是由于当前我国养育子女的成本较高，对子女的教育投入、生活投入等都需要大量的费用支出，故没有多少剩余资金可用来储蓄，甚至会产生负储蓄的现象。而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则对中国居民储蓄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并且存在正的影响，但是在当前影响不大，这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国的老龄化现象并不是太严重。从1990—2009年的统计数据来看，老年抚养比有随时间增长而逐渐增加的趋势。随着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以及预期寿命的延长，我国的老年抚养系数会进一步上升。在当前人们预期未来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前提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会进一步强化居民的储蓄动机，从而增加居民储蓄，居民储蓄的增加必然会使得居民当期消费的减少。目前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均呈现下降的趋势。长期由投资、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容易造成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热和经济结构失衡，这种状况的长期保持显然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性的热点问题。据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呈现老龄化逐年加速的趋势，“未富先老”的特征显著。与全国一样，宁夏也是在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的老龄化。宁夏于2009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是我国最晚进入老龄化的地区。本文将通过分析宁夏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点及宁夏人口老龄化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应对宁夏人口老龄化问题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来应对宁夏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抓住发展机遇，实现地区经济可持续性的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宁夏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
（一）宁夏人口老龄化现状
据统计资料显示，宁夏于2009年由于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而进入老龄化社会，是全国最晚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地区。尽管如此，宁夏的老龄化情况仍不容乐观：其老龄人口增长速度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加之少年人口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导致老少比急剧上升。据如下统计数据图4.1可以看出，1994―2014年宁夏老年人口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而少年人口比重却不断下降，老少比也随之呈急剧上升的态势。宁夏少年人口比重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低于30%，且其下降速度逐年加快，2013年已经接近20%；而老年人口的比重却不持续增长，2010以后老年人口比重迅速增长远超2000年以前的增长速度，老少比重也越来越大。
（二）宁夏人口老龄化特点
1、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据相关部门预算结果显示，2025年以后宁夏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120万，到2030年宁夏老年人口将接近142.5万人，较2014年增加约60万人，年均增长4.58%。据此宁夏未来老龄化程度将会进一步加深，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2、未富先老。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人均GDP远远低于老龄化程度同水平的发达国家。而宁夏自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老龄化速度逐年加快，远超全国平均老龄化速度，但是宁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收入和人均GDP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明显。据《宁夏回族自治区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宁夏惠农区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已达到13.0%，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9.5%，成为宁夏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县（区）。宁夏红寺堡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低，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仅占5.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仅为3.8%，还未进入老龄化社会。宁夏老龄化程度最高与最低地区之间相差7.1%，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明显。
三、宁夏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一）宁夏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
宁夏少年儿童比重不断下降，老龄人口比重上升，老少比急剧上升，且宁夏人均寿命不断增加，高老龄人口多。宁夏人口老龄化受出生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增加的双面影响，从而导致宁夏人口结构向老年型发展。
（二）宁夏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可知，老年人口仅仅消费年轻时的储蓄，没有劳动收入，所以就老年人口而言会出现其储蓄率为负的现象，社会储蓄率将会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降低。根据经济投资量：
可知u若减少，则经济投资量也将会减少。根据宁夏老龄化人数增长快、高龄人口数量多的特点导致宁夏在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增加，居民总体储蓄水平u降低，从而影响宁夏的资本积累。且未来宁夏老龄化程度a的增加，意味着宁夏家庭收入用于医疗保健等养老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大，储蓄率将进一步降低。那么宁夏经济的投资量也将会进一步将减少。
（三）宁夏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总产出的影响
一方面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政府需要加大老年人口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家庭承担的养老支出也越来越大，因此社会养老支出部分支出bY也将逐渐增大，而这些问题都将使经济生产中的在投入资金减少。
另一方面有效劳动平均资本量：
表明在劳动力技术水平和资本不变的情况下有效劳动平均资本量会随着的增加而增加。
四、对策建议
（一）引进人才，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促进经济发展。高素质人才数量少、待遇差，生产技术水平低且进步慢，导致单位劳动力产出低，导致宁夏经济发展落后，对老龄化的承受力能力差。因而提高待遇，吸引高层次人才，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人才、技术与宁夏社会经济发展相融合，带动经济增长，增加社会对老龄化的承受能力，使人口老龄化给宁夏带来的不利影响最小化，是宁夏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
（二）大力发展老龄产业。虽然宁夏是在生产力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也相对较弱。然而由于宁夏进入老龄化时间段，老龄化程度尚未很深，使宁夏经济平稳增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一个机遇，因而大力发展宁夏老龄化产业，完善老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宁夏老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市场上对老年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增大，然而宁夏传统老年产业产品的层次低且种类少，现代老年产业方面，老年人文化和娱乐等相关的精神享受方面的产品和服务也没有很好的发展。因此解决目前宁夏老龄化产业面临的问题，是大力发展宁夏老龄产业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