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经济人修修补补,使经济学贴近现实
到目前为止,对经济人进行修修补补,使经济人更加贴近现实仍是重新解释经济人的主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一方向上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多。
1罗纳德·H·科斯的解释
科斯看来,经典经济人暗含着这样的假定,即每个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的制度知识,他们完全了解在资源稀缺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约束下的相互竞争的自利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则,由于人具有完全理性,制度在传统经济学中也就不重要了。科斯指出“应当从人的实际出发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2]科斯认为实际生活中的人是受制度约束的,是有限理性的,人的交易活动是有交易成本的。科斯在对经济人重新解释的基础上,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并把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有机结合起来,说明产权不同的人会导致不同的效率,而产权的明晰会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
科斯因为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对经济的体制结构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而获得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加里·贝克尔的解释
表面上看来,贝克尔是利他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代表。他认为人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而且还有利他动机,他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建立了利他主义的模型。在模型中,贝克尔实际上是将利他主义的行为动机解释为行为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将自利原则用之于利他主义现象。这表明贝克尔并没有超越亚当·斯密所讲述的关于面包师和酿酒师的故事。[3]
在对经济人进行新解释的基础上,贝克尔将经济学作为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的分析工具,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在于是否具有物质性或商业性,而在于是否具有稀缺性。所有与稀缺和选择有关的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在贝克尔看来,“经济人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或零星的决策,重大或次要的决策,感情或机械似的目的,富人和穷人,男子和女子,成人与儿童,智者与笨伯,医生与病人,商人与政客,教师与学生等等。经济分析能够预见的应用范围如同强调稀缺手段与各种目的的经济学定义一样宽泛。”[4]因而,他勇敢地将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广泛地分析了种族歧视、犯罪与惩罚、家庭与婚姻等包括利他主义与道德在内的人类行为,开创了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研究,从更广的维度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
贝克尔由于“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3道格拉斯·诺斯的解释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人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诺斯考察了人的认知过程,对经典经济人的理性进行批判,认为人的学习对人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经验产品,而且还包括那些沉淀于文化中的经验积累,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存量又被置入人的学习,并成为路径依赖,即过去对现在和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学习变成一种经过特定社会文化过滤的累加过程,而文化则决定着人们对损益的判断。也就是说,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总是受到所在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的影响,而人在决策中会不知不觉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偏见。比如一个中国人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在接受同一事物后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各自的社会里接受的文化不同。这些文化在他们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左右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看问题有失客观、公正。在这种情况下,人很难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意义的“理性”人。似乎在诺斯的论证中,把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等因素包括进去以后,人的行为就变得非理性了。但是,诺斯仍然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他关于经济人的认识可以说没有超出经典经济人的巢臼。
诺斯在重新解释经济人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与罗伯特·福格尔同获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4经济对策论中的经济人
博奕论(策略对策论)由20世纪初的一些数学家提出,设计用数学公式表达棋、牌类选手下棋和出牌的技巧。约翰·豪尔绍尼、约翰·纳什、赖恩哈德·泽尔滕等人将博奕论研究领域的策略对策论运用于经济方面的分析,形成经济对策论。无论是完全信息或不完全信息博奕,策略对策论都刻画了竞争中的经济人的互动关系,从而使理性经济人从静止的状态活跃起来,从多个方面加深了人们对经济人的认识。在豪尔绍尼所建立的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合作博奕和不合作博奕中,局中人都是有限认知能力的人,从而使其成为现实中的人;在“囚徒困境”例子中的纳什均衡局中人通过理性思考得出的决策是不合乎理性的结果,即人人都具有理性,都具有理性的人在相互交往的经济活动中,理性与博奕的结果,就有可能得出对经济活动所有当事人来说都是非理性的决策,个体的理性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他们三人把博奕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在非合作博奕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奕论和经济学产生重大的影响,改造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从而获得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5信息经济学的解释
信息经济学在继承传统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承袭了有限理性理论。根据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一个有限理性的人总是试图最大化其效用,但它只具备有限地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种有限的能力导致私人信息的存在不可避免。当一方试图获取另一方已经拥有的信息,其成本可能超过收益;或即使一方主动地向另一方披露这些信息,但对于接受方而言,这些信息可能是不可证实的,这意味着信息注定是不对称的。不对称信息的引入产生了全新的微观经济学分支,这些分支的理论成果被称为激励理论、契约理论或理论等等。
信息不对称按时间分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事前的非对称可能使契约当事人隐瞒关于自己的私人信息,并可能提供不真实的信息来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逆向选择。事后的非对称则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在委托—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不能把人的行为后果与他不能控制的因素分离开来,人就有可能把自己的行为后果的责任推到委托人的身上而回避了风险。价格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便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要寻求一种与特定的交易信息结构相兼容的契约安排,这构成了委托—理论研究的主题。
以上的信息经济学各研究主题其实也包含了经济行为主体的博奕行为,也描述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在竞争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过程,使静止的经济分析动态化,使处于静止状态的人进一步成为生动而又现实的人。
在对经济人重新解释的基础上,詹姆斯·米利斯和威廉·维克里由于他们“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激励经济理论做出基础性和开拓性的贡献”而获得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乔治·阿克劳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三人“在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尤其是对不对称信息市场的研究”而获得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关键词：创新理论；发展；竞争力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912年在其专著《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并把创新与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周期紧密相连，由此轰动了西方经济学界，并且至今享有盛誉。他把创新定义为“生产函数的变动”，具体包括以下五种情况：采用一种新的产品，即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创造部门中尚未通过检验鉴定的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掠夺或控制原材料或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否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创造出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产业竞争力、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出路在于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十以来，多次强调“创新”的重要性，他提到，创新是推动国家、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会导致国家、民族的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
中国是经济大国，但并不是经济强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正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这需要一个过程，而落实创新驱动能加快这一进程，通过创新发展有助于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助推经济迈上新台阶，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早日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讲话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我们的经济总体上是“形有波动，势仍向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找到了动力源。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来驱动，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并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也带来了经济发展上的三次跨越式进步。尤其方兴未艾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至今仍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进程。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工业革命更多体现的是技术上的创新，我们要想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中的第一个百年目标，除了技术上的创新，还离不开制度上的创新。对于濮阳而言，想要在当前所处的经济大环境里突围而出，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实施创新发展势在必行。
一、技术创新
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主要体现为：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存在一定的难度。要破解这一局面，需借助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的不断升级，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为了“让人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可以说，技术进步已经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核心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部途径。要想提高濮阳人民的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首先要从技术层面迈出创新驱动的步伐。
1.创新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由于各高校课程设置不合理、内容滞后，毕业的应届生往往不能满足社会实际需要，脱轨严重，这一现状急需改变。濮阳市要依托于河南大学濮阳工学院、濮阳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走产学研衔接的道路，同企业进行及时、有效沟通，培养人才时有所侧重。通过协调发展，即满足了企业的需要，也保障了就业。
除了同高校合作，还要鼓励和发展新型的研发组织，以市场为导向，自负盈亏，遵循市场规律。新型的研发组织，在自负盈亏的同时追求经济效益，其创新会着重考虑社会需求，有需求才会去做，不会盲目发展，高投入、低产出。对于新型研发组织，只有依托创新才有出路，只有面向社会才有前景。
2.深化外向开放式创新。濮阳市现在有濮耐、大化等大型企业，要依托龙头企业打造产业共性技术平台，通过技术外溢、转移等方式提升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会带动各企业新一轮的强劲发展，形成良性的循环。
地方政府要实现走出去战略。濮阳县灯饰行业在全球市场占重要地位，家雄灯饰有限公司产品80%销往欧美市场，目前是全球圣诞装饰灯泡产销量最大的制造企业。但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低，竞争优势不明显，面临的外部挑战大。我们既要引进来，也要积极主动的走出去，力求参与或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二、制度创新
对于创新，有效的制度安排比人才更重要。可以说，中国30多年的渐进式改革实质就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一系列的旧制度在改革过程中消亡，一系列的新制度在改革生长。濮阳市要想实现创新发展，必须破除制约创新的思想和制度藩篱，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加快落实“要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切实把创新抓出成效，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形成有利于出创新成果、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新机制”的指示，切实从政策、资金等多方面来开展创新活动。
1.机制关系。为了把中国从经济大国逐步转变为经济强国，需要依靠创新来驱动，走创新型经济道路。而这条道路依靠的是创新型企业以及企业家。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中国需要拥有允许、鼓励、支持创新型企业家涌现并发展壮大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建立和健全保护市场竞争和创新的社会经济金融制度安排，如允许、鼓励、支持技术创新型企业家的涌现发展壮大，也允许大量的风险投资银行家在寻找有利可图的创新型投资项目。濮阳市正在打造创业型城市，力争到2016年底，开展创业培训1万人，发放小额担保贷款6亿元。创业型城市的打造，体现了我市在制度上的创新，有助于通过这一新战略，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机制关系的创新还包括一系列审批制度的简化。从2013年3月到2015年7月，新一届政府一共召开了100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这100次会议中，40多项议题与简政放权直接相关。如将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
2.促进内向开放式创新。通过制度建设，有助于建设一个规范的新秩序，同时，也有助于优化协同创新环境，排除知识流动障碍，优化社会创新网络结构，有效保护各创新主体的权利，不断促进产学研多个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断强化自主创新能力。
濮阳作为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省际交会区域性中心城市，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我们正处在“保持态势、创新优势、转型升级、赶超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坚持“四个全面”，推进“六大发展”，走创新发展的战略，做到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助推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唐未兵，傅元海，王展祥.技术创新、技术引进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经济研究，2014（07）.
关键词：新常态；绿色经济；创新驱动
一、贵州经济发展现状
（一）经济增速下行，但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新常态下转型调整带来的经济阵痛导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整体经济不景气，这也使贵州经济受到影响，经济总体回落，但平稳增长。“贵州速度”近年来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大亮点，在全国平均增速不到7%的宏观经济形势下，贵州增速仍保持在两位数以上。2011年到2014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随不断下降，但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年平均增速为12.98%，一直保持在两位数。
（二）工业转型升级成效已经显现。为加快工业转型升级，解决过剩产能，形成一条完整高效的工业产业链条，贵州省循序渐进积极淘汰落后产业，鼓励收购落后企业部门，注重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将“生态”与“发展”并重，加快对高碳排放、高污染企业的兼并重组，控制并减少对高耗能产业如钢铁、煤炭、冶金、水泥等行业的投资增加额[1]。通过鼓励自主创新，推进创客基地建设，加快转型升级，增加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通过加强技术改造投资力度进一步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
（三）服务业稳步发展，新兴产业发展强劲。旅游业作为贵州一大吸金产业增长平稳，据统计，单是今年上半年，贵州省旅游业总收入就以达到1588.24亿元，同比增长21.5%。近几年日渐崛起的金融业发展势头依旧良好，同样比上年同期增加了将近16个百分点，增加值高达248.87亿元，其增速之快无疑是贵州经济增速对金融服务需求增加的表现。房地产发展也以
7.2%的增速稳步提升，可以说服务业实现了稳步增长。此外，新兴产业发展十分乐观，电子信息、医药制造、新型建筑建材业都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四）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已初具规模。首先，对外贸易持续发展。贵州省对外贸易加速增长趋势明显，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到2014年已经突破108.14亿美元，是2010年的三倍之多，四年内年均增速高达36.6%，发展迅猛，高于西部和全国。其次，招商引资步伐加快。2014年贵州省全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172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20.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5.4%。最后，对外经济合作长足发展。2014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5.0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1%。引进省外项目2341个，引进省外到位资金6271亿元，比上年增长25.0%。
（五）交通条件正在逐步改善。交通是制约贵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贵州省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周边及省内以山地为主，加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导致贵州省交通条件相对较差。目前，贵州省的对外交通条件正在逐步改善。公路、水路、铁路等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不断增加，已经基本形成了全方位的交通网络，快速铁路、高速公路、航空、口岸等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变化为贵州省加速经济发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有利条件[2]。
（六）推动贵州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增强。为促进西部大开发，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支持贵州加快发展的政策，这给贵州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带来了十分有利的政策环境。2012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为贵州省经济发展指明方向。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贵州开放纳入到国家战略层面。同年，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贵阳综合保税区。2014年，国家正式批准设立贵安新区，同时还把贵州纳入长江经济带，将贵州列为全国美丽乡村建设重点推进试点省份等。
二、贵州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世界经济低迷，国内经济调整阵痛期。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新调整期，经济增长乏力，世界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低水平徘徊和缓慢增长时期，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外需严重不足，制约开放型经济发展[3]。而国内经济进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阶段，经济增速回落趋势较为明显，整体经济形势严峻，内需不足。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对贵州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不利影响。
（二）经济基础不牢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首先，贵州省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较快，但从全国来看经济总量仍然较小。2014年，贵州省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仅占全国的为1.45%和1.76%。其次，贵州经济基础一直较为薄弱。在农业方面，受喀斯特地貌、农业技术水平落后等因素的影响，农业向现代转型受限。工业方面，贵州省工业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产品高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第三产业方面，作为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产业发展较慢，服务业种类少，不利于促进就业和开发扶贫。
（三）教育和人才力量薄弱。教育是制约贵州省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近年来，贵州省虽努力坚持“穷省办好大教育”，却仍计划到2022年赶上全国教育发展平均水平，可见贵州的教育发展与全国发达地区教育有较大差距。据《贵州省民族教育发展调研报告》统计，2013年贵州省人才总量仅为全国总量的2%左右，贵州发展急需的专业人才缺口高达150万以上，人才资源不能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四）政府职能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方面，新常态背景下，经济转型、结构优化，社会需求与以往有所不同，这必然需要政府职能做出相应调整和转变，以提高办事效率。另一方面，现有的职能也存在着缺位、错位、服务不到位等问题。更甚存在着、、等违法违纪行为。
三、对策措施
（一）扶贫与可持续发展并重，走绿色经济发道路[4][5]。贵州省作为西部落后地区，贫困问题突出，其减贫与发展要同步，但绝不能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绿色济经济是贵州省平衡发展与生态，实现经济长足可持续增长和消除贫困的必然选择，它为贵州省减贫开发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契机。贵州省发展绿色经济首先应当立足省情，从贵州省产业尚不完善、工业技术装备水平还比较低、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实际省情出发。把促进发展、消除贫困放在首位，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出发点和目标，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发展绿色经济要做到有重点、有层次，在发展贵州生态、文化、旅游等优势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引导绿色消费、绿色营销，推动绿色金融，创客经济等新兴经济的发展。
（二）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贵州省经济发展不能过度依赖政策支持，要充分挖掘自身发展能力，建立符合自身资源禀赋、满足市场需求的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贵州最具吸引力、最具发展潜力、最大有可为的就是其特色优势产业。贵州省要充分利用其优势资源，在发展好、巩固好电子信息、大健康医药、山地经济、文化旅游业和新型建筑建材业这五大新兴产业的同时，挖掘更多潜在优势，寻找更多经济增长点，做大做强“多彩贵州”。
（三）加强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平台建设。建立开放型经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定期企业急需的国内外经济合作机会、跨国经营风险评估等方面的信息，提高信息的更新频率，缩短更新周期，增强公共信息服务的国际影响力。大力发展会展经济，向国际化高标准看齐，将会展经济打响国内外。要坚持办好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筹办好中国（贵州）国际民间工艺品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交易博览会，在全省打造5-8个知名展会平台和开放展示平台。。整合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外事、侨务、对台、外宣、贸促等部门资源，进一步完善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平台体系。此外，可以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实现开放带动、创新驱动。通过发展内陆开放经济，缩小与全国发展差距，争取实现后发赶超，将贵州打造为西部重要增长极。通过试行摸索发展道路和模式，通过开放深化改革，还可以为其他相似省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成果。
（四）抓好投资驱动，提高创新驱动。贵州省经济发展阶段滞后，其经济增长还主要停留在以投资驱动为主的水平上，所以我们仍要抓牢抓紧“投资驱动”榨干投资拉动经济的最后一滴油。此外，适应新常态，核心要靠创新驱动，加快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只有创新才能源源不断的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业转型升级调整期的阵痛，逆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实现地区全面发展。贵州经济需要转向创新驱动的新轨道，培育创新人才、挖掘创新产业，加快推进贵州创客经济发展，培育市场主体，激发全民创新，实现全民创业。
（五）重教育，抓人才。经济转型本质上是“人的转型”，实现转型发展，人才是第一主力军。首先，加大人才引进扶持政策力度，实施人才培训。给予外来人员更多实际优惠，妥善安置其家属，解决生活困难。支持企业和高效联合建立人才培训基地，建立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的国内外交流、培训资助制度。其次，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调整高校学生人才培养方案，培育出一批批基础知识过硬，科研能力、实践能力突出，专业素养极高的新型人才。最后，合理规划教育布局，加大教育扶贫力度，提高毛入学率。
（六）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首先，要继续放权，精简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使审批过程更加突显人性化。完善政府电子政务平台的建设，提高市民参与度，加大政务公开力度，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采纳群众意见，提高政务服务总体水平。其次适应时代需要，加强管理创新，提高公务服务质量，不断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诉求。最后，从“严”治理，严明纪律、严肃处理违法违纪行为，打造廉洁高效、纪律严明的服务机构。
参考文献：
[1]曾祥坤.新常态视角下贵州工业化发展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5（03）.
[2]鲍光翔.水运发展“贵州之声”：以水运通道建设“破题”[J].珠江水运，2016（06）.
[3]何灏.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努力实现贵州经济发展新跨越[J].理论与当代，2015（06）.
[4]朱婧孙新章刘学敏宋敏.中国绿色经济战略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04）.
[5]唐华娇徐平.政府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策略研究――以贵州省为个案[J].理论与当代，2015（9）.